有所謂「慶歷變政」的政治革新，仁宗任用范仲淹、韓琦、富弼共同執政，提出 澄清吏治、強兵富民、厲行法治等政治主張。雖然受制於士大夫階級反對，沒有 成功，但仁宗可說是一個認真的君主。也為《三俠五義》提供了一個聖君賢臣社 會背景。
皇帝的政績和功勳，提供人民百姓一個崇拜和嚮往的世界，也為小說家提供 一個創作背景與環境。而清官得到皇帝重用與不疑的期待，則是小市民的另一願 望。《三俠五義》第九回包公上奏仁宗的摺子中夾片「是為陳州放糧，不該信用 椒房寵信之人，直說聖上用人不當，一味頂撞言語」。「聖上見了包公摺子，初時 龍心甚為不悅，後來轉又一想，此乃直言敢諫，正是忠心為國，故轉怒為喜」。
仁宗得知包公將御札三道改為三口鍘刀，不但沒有怪罪，且「不覺龍顏大喜，稱 羨包公奇才巧思」，准其所奏。完全呈現皇帝對忠臣愛才充分信任不疑的一面。
施公到任順天府，在康熙面前，參倒揚州知府劉元，奏趕秧歌腳，讓索國舅罰俸 一年，卻得到康熙分封升官，完全得到皇帝的信任。《彭公案》中彭公出知三河 縣、昇紹興知府、擢河南巡撫、授兵部尚書，均得到康熙的信任。在任河南巡撫 期間，被福建道監察御史胡光以結交響馬與凌辱紳士兩罪參奏，康熙即調彭公入 京，訊問清楚，賜宴光祿寺，復任河南巡撫，親賜「如朕親臨」金牌一面。小說 歌頌統治者的功勳與對清官的重用，使清官與皇帝對俠客的重用、提拔、賞賜有 正面性的意義，提供綠林與朝廷合流的基本條件，也以皇權做為人間正義的最終 裁判。
王德威對於晚清俠義小說與公案小說的合流，認為不僅是滿足當時讀者或聽 眾幻想的逃避文學；也「重組了反叛與革命、個人主義與保皇主義、果報與公正、
道德義氣與司法公正的關係。」更認為：「晚清的俠義小說與公案小說玩弄法律 與暴力、正義與恐怖之間的共謀關係，反思了皇權意識型態的合法性問題。」同 時，「當晚清讀者欣欣然消費著俠義公案小說這樣的文類時，他們未必就對舊的 合法性秩序表示心悅誠服。恰恰相反，他們正在僭越固有律法所代表的合法與非 法的最後一道防線。晚清小說對自信自持的清官和我行我素的好漢兩者所代表的 合法性，都暗暗質疑。」因為「俠義公案小說既不全心全意的擁護舊制度，也不 承諾法外英雄必然帶來新制度，它以形形色色的方式置換並代替了權力的話語，
從而提供了有關世變及維新的舞台。」因此「俠義公案小說的出現，公然表達了 現實社會要求政治與司法變革的迫切。」173王德威從晚清民眾與小說創作者嚮往 政治與司法時代性變革，去解讀俠義小說與公案小說的合流，讓人耳目一新；而 這種想法，正是根基於理想小說人物期待的幻滅。
肆、讀者的欣賞需求
173 同註 129，頁 166、167。
尉天驄師認為：「鴉片戰爭以後，西方資本主義有力入侵後，廣大的中國農 村已一片蕭條，大批農民湧向上海等沿海都市，加上工人階級的成長，這些都要 求娛樂事業的出現，於是俗文學便有著顯著的發達」。174俗文學之一的通俗小說，
強調以聽眾為主的情節設計和氣氛渲染，圍繞人物命運的環境描寫和性格刻畫，
吸取日常生活場景，營造豐富細節的表現技巧。這些傳統小說內部因素，隨著俠 義公案題材的加入，注入了新的生機，開拓了一條適應時代的新途徑。而小說盛 行的外部原因，一方面是因應商業性的需求，一方面為滿足社會民眾娛樂意識。
市場的需求，迫使小說創作家努力創作出符合商業城市市民的心理、趣味、習慣 和價值標準的小說作品。
以前公案小說，當清官的本領、能耐無法應付罪犯或對手的手段時，小說作 者只好藉助超現實的特異本領和鬼神的力量來破案並使罪犯俯首認罪。入清以 後，人們已厭倦故事情節的奇與怪，而傾向從驚險的情節和場景中求得樂趣。敏 感的說話藝人把握了聽眾讀者審美心理轉變，吸收俠義小說的長處，在公案小說 中創新加入了俠客的超凡武功與驚險打鬥的場面，推進公案與俠義的合流，「這 種合流是說書藝人在藝術上大膽的創新和嘗試」。175俠義小說中的強盜，活的自 由，死的像樣；正是依附社會餬口小市民靈魂深處的渴望。「明鏡高懸」的清官 將綠林大盜變為「替天行道」的俠客，借助俠客的絕技，掃除現實社會的黑暗勢 力；俠客的除奸鋤惡，也因加入朝廷得到了正當性。公平正義的理想，在維護朝 廷秩序的煙霧中，暫時得到彌補與麻醉。兩類小說主人在傳統觀念中均是正義的 化身，但在現實世界中的關係卻是對立與衝突的；在反映下層百姓「壯大正義力 量」心願下，題材結合的創作，塑造了一個現實存在的朝廷，和與朝廷對立秘密 社會，呈現兩個世界彼此對立又相互依存的歷史背景與社會意義，轉化「官民對 立」模式，創作出新娛樂價值的小說類型。
張恨水在〈武俠小說在下層社會〉一文中說：「人民的不平之氣，究竟是要 喊出來的。於是北方的說書人，就憑空捏造許多俠客鋤強扶弱，除暴安良。可是 他們不知道什麼叫革命，這八個字的考語，不敢完全加在俠客身上。因之在俠客 之外，得另行擁出一個清官來當領袖。換一句話說，安定社會的人，還是吾皇萬 歲的奴才。因為如此，所以他們寫出來的黃天霸、白玉堂之流，儘管是如何生龍 活虎的英雄，見了施大人、包大人，就變成了一條馴服的狗……以俠客而當捕快，
可謂侮辱英雄已極，作者自己，大概也難於自圓其說，只有他們是擁護清官，便 又寫了一批反貪污的強盜，也來投降作走狗。因之，它們的邏輯，是由反貪污當
174 尉天驄師，〈鴉片戰爭前後中國社會與小說的轉變〉，《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台北：中華文化 復興月刊社，1977），頁 394
175 苗懷明，〈清代公案俠義小說與清代中後期大眾文化心理〉，《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第 4 期（1999），頁 132。
強盜，再由反強盜而當走狗，這才算是英雄。」176由於這樣的邏輯，大膽創新和 嘗試的俠義公案小說得到市民階層的欣賞，形成形成一股流行風潮。
不只小說內容與人物得到讀者的青睞，俠義公案小說的結構技巧也讓說書藝 人與通俗小說作家樂於加工改造。陳平原認為：
公案小說專集的大量印行，很可能啟發了俠義小說家的結構意識：用同一 位清官串起所有斷獄故事以獲得小說的整體感，與「以名臣大官，總領一 切」，使得八方漫游四處出擊的俠客，不至於如一盤散沙，兩者在結構意 識上的確頗為相似。而這種「雖云長篇頗同短製」的「集錦式」結構技巧，
既符合說書藝術的特點(《三俠五義》、《小五義》、《永慶昇平》等都是據 說書藝人底本改編的)，又很容易為文化水平不高的作家所掌握，難怪其 風靡一時。177
「以名臣大官，總領一切」與「雖云長篇頗同短製」的結構技巧，將公案與俠義 做長篇連貫的結合，符合市井小民習慣說書藝術的審美需求。俠客們行走江湖的 冒險生涯與傳奇般的經歷，對俠客本身來說是災難或痛苦，但對聽眾或讀者而 言，卻是引人入勝的幻想與寄託。透過說書藝人或下階層通俗小說作家有意識的 寄託，也廣泛地影響社會各個階層。
市民的欣賞需求促成公案與俠義的合流，合流後的俠義公案小說，也對下層 市民意識傳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成為下層社會人們認識生活、學習歷史的教 科書，也是他們獲取政治知識和接觸政治的管道。劉治襄《庚子西狩叢談》一書 提到清代義和團的信仰說：「該教中每糾合若干人為一團，多者或至愈萬人，少 亦以千百計。每團各設有壇宇，所奉之神，任意妄造，殊不一律，率已出於《西 遊》《封神》《三國》《水滸》諸小說者為多數。」178並解釋義和拳亂的原因說：「義 和拳之亂，所以釀成此大戾者，原因固然複雜，而根本癥結，實不外於二端：一 則民智之過陋也，北方人民簡單樸質，向乏普通教育，耳目濡染，只有小說與戲 劇之兩種觀感。戲劇仍本於小說，括而言之，即謂之小說教育可也。小說中之有 勢力者，無過於兩大派，一為《封神》《西遊》，侈仙道鬼神之魔法。一為《水滸》
《俠義》，狀英雄草澤之強梁。」179由於北方人民著迷於《水滸傳》、《忠烈俠義 傳》殺人尋仇的草澤英雄，《三國演義》歃血拜盟之兄弟結義，由欣賞而模仿，
進而崇拜，終將小說人物神格化，不僅影響下層社會的游民，更變成中國人思想
176 錢理群等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 350。原載 於 1945 年 7 月 11 日《新華日報》。
177 同註 5，頁 77。
178 劉治襄，《庚子西狩叢談》（香港：靈文書局，1969），頁 8。
179 同前註，頁 180。
的一部份。梁任公稱這種思想是「中國人的江湖盜賊思想」，並感嘆說：「今我國 民綠林豪傑，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為梁山之盟，所謂『大碗酒、大 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於下層社會之腦中，遂成為哥老、
大刀等會，卒至有如義拳者起，淪陷京國，啟招外戎，曰惟小說之故。」180而興 起「欲改良群治，避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的想法。
180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原載《新小說》第 1 卷，第 1 期。現收入《晚清文學叢鈔》
（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頁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