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員會全體會議 （決策機關）
黨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
（執行機關） （監督機 關）
執行委員會 紀律委員會
（圖例）
選舉 代行職權
監督
肆、變遷的挑戰
在「第三波」的民主轉型經驗中，許多轉型後的政權都顯現高度的不穩定性。
如何在「調整」與「傳統」之間尋求平衡，包括增加經濟自由化同時維持政治體 系的穩定，擴大黨的包容性以完成新時期的任務等，都不是容易解決的問題。研 究發現，新政權制定政策時，必須考量政黨和政治的特質，如舊時期的遺產、領
的實質」，中國黨政幹部論壇（北京），1995 年 6 月，頁 26-28；「中共中央黨校老幹部杜光上書建 議撤消中央軍委」，多維新聞網，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李永忠，「關於改革黨委『議行 合一』領導體制的思考」，中國黨政幹部論壇（北京），2002 年 1 月，頁 22-24；李文全，「加強民 主集中制的制度建設」，中國黨政幹部論壇（北京），1994 年 12 月，頁 4-6；張明楚，「加強黨代 表大會的權力監督作用」，黨政論壇（北京），1996 年 4 月，頁 17-18；胡土貴，「改革和完善黨的 全國代表大會制度」，華東政法學院學報（上海），1999 年第 2 期，頁 55-58；應克復，「黨內民主 的關鍵是健全黨的代表大會制度」，唯實（北京），2001 年 8 月，頁 123-128；林尚立，黨內民主—
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頁 221-226；郭道暉，「改善 黨在法治國家中的領導方略與執政方式」，法學（北京），1999 年第 4 期，頁 9-14；「曹思源：共 產黨應改名社會民主黨」，中國時報，民國 91 年 8 月 11 日，版 11。
導人的決策模式、老左派（強硬派）的影響力，以及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演化等。
這些不同變數交互影響的結果，是不確定性和黨內精英衝突的上升，無論反對力 量的強弱與否，都將抑制變遷的進程。
一、包容性與黨的定位
正如學者吳國光的觀點：「中國的改革始於『思想解放』，在原有意識形態框架 下改造並利用這種意識形態，為社會變革提供了包括政治合法性、思想資源和政策 原則等一系列要素。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們不但看到所謂『改革派』與『保守派』
的鬥爭，而且看到保守派的中堅正是傳統意識形態的發言人。」由於國內政治所存 在的慣性，現有結構的改變將打亂政治均衡，造成不同部門間資源的重新配置，也 因此導致部份部門抗拒變革，甚至藉用黨的傳統歷史與規範，為反對提供合法的辯 護。69
「私營企業主入黨」象徵中共包容性的擴大與實用主義傾向的增加，使黨的 政策更趨近務實，但這也是在堅持一黨專政下不得不作的抉擇。尤其在意識形態 層面，保守派引用黨的傳統與禁令，質疑黨的決策過程與私營企業主對黨的忠誠 度，擔心資產階級的影響會擴及全黨。70吉林省委副書記林炎志提出：「駕馭資 產階級的關鍵，是黨內沒有資產階級和他們的代理人…這些人如果真的入了黨，
其能量首先會用於在黨內爭奪領導權，改變黨的性質。並且，這種改變會具有不 可逆性。」71迪克森認為，甄補企業主以及發展與非黨組織關係的風險，在於這 些措施和黨組織先前所享有的自主性與規範無法相容，資產階級在認同問題上將 代表其成員的特殊利益，不願成為黨的「代理人」(agents)，反而侵蝕黨的根基，
改變黨的原始目標。72
另一方面，禁止私營企業主入黨的政策事實上無法有效貫徹，地方政權有意 規避這些限制，因為吸收私營企業主入黨，不論對地方黨部或企業主，都是一種
69吳國光，「改革的終結與歷史的接續」，二十一世紀（香港），第 71 期（2002 年 6 月），頁 5; Michael T. Hannan and John Freeman, Organizational Ec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67-68.
70 Patrick H. O’Neil, “Revolution from Withi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Case of Hungary, “ World Politics, Vol. 48, No. 4 (July 1996), p. 585; 在中共黨內，包括以鄧
力群為首的「老左派」所發表的「萬言書」，以及左派刊物《真理的追求》，對於容許資本家入
黨皆提出尖銳質疑。請參考「左派第六份萬言書—“七一講話”是極其重大的政治錯誤事件」，發 表於左派論壇，http://61.155.181.194，2001 年 7 月 24 日；喻權域，「開國際玩笑—資本家加入共 產黨」，真理的追求(北京)，2001 年第 5 期，頁 32-34；項啟源，「工人階級的政黨豈能吸收資本 家」，真理的追求(北京)，2001 年第 1 期，頁 21-34。
71 林炎志，「共產黨要領導和駕馭新資產階級」，真理的追求(北京)，2001 年第 5 期，頁 2-11。
72 Dickson, “Cooptation and Corporatism in China, ” pp. 519-521; Jeffrey Pfeffer and Gerald B.
Salancik,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8), pp. 164-165.
互利關係。73就黨而言，除了可以吸納潛在的政治勢力，和私有部門建立連繫並 促進經濟發展外，還可以和成功的企業主發展私人關係；對企業主而言，黨員身 份提供他們更方便的貸款及公務管道，使自己的利益得以在不公平的政策下獲得 更多的保護，雙方的共生關係於焉成形。74在此情況下，黨意逐漸在政策上體現，
如在一九九九年的憲法修正案中，國家承認並保護個體經濟與私營經濟的合法權 利與利益，黨的十六大對私營企業主的重新定位，以及十六屆三中全會強調依法 保護各類產權，都反映了黨中央在路線上對私營企業地位的認可，促使此一態勢 的持續明朗化。
對以包容作為主要政治改革手段的中國共產黨而言，黨員的甄補是典型的調 適策略，不再過度強調階級鬥爭與階級敵人，而是對社會採取一種模糊但具有實 質意義的政治調和，除了增加對民情的回應外，也表達了黨組織與成員對政治資 源享有獨佔地位的政治生態。這些整合的手段其實並未脫離列寧式黨國體制的核 心思維，目的在於提供執政的共產黨對合法政治組織的獨佔權。藉由建立群眾組 織，達到連繫國家與社會的目的，而共黨也因以預防具有自主性結構的新組織，
特別是與官方系統性質重疊者，以及在黨的掌控外可能對權威構成挑戰的勢力出 現，使國家成為一種政治代表與制度化干預形式的複合體。無論是政治中的權力 分配，或是經濟的發展方向，黨國仍扮演支配與主導的角色。75
「包容」看似共黨組織演化的自然階段，但其中最大的挑戰在於共黨本身的 定位。雖然江澤民以「三個代表」為主題，並透過十六大黨章的修正，將黨的性 質調整為「兩個先鋒隊」（始終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成為中國人民 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有別於過去黨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角色定位。76問題 在於，在政治精英壟斷公共權力的情況下，市場經濟又促使知識和經濟精英的崛 起，造成工人和農民地位下降，形構新的精英／大眾二元社會結構，政治、經濟 與知識精英結成聯盟，而一般大眾則處於被動的弱勢地位。在無法釐清「是資本 家入黨？抑或共產黨人變成資本家？」的情形下，黨如何調和甄補的新富階級和 原無產階級政黨的傳統價值之間的矛盾，並以既有的政治與社會目標進行動員？
隨著社會異質性(heterogeneity)與職業流動的增加，黨監控社會之能力面臨挑戰；
73 舉例而言，前述第五次私營企業調查報告中，在創辦企業後入黨者，僅佔總數的 5.9%，表明 在江澤民“七·一”講話前就有一些地方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了。
74 Dickson, “Cooptation and Corporatism in China,” pp. 526-527; Dorothy J. Solinger, 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Statist Legacies and Market Reform, 1989-1990 (Armonk, N. Y. : M. E.
Sharp, 1993), p. 256.
75 Bob Jessop, State Theory: Putting States in Their Pla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p.
118-119; Philippe C.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 Review of Politics, Vol. 36, No.
1(1974), pp. 93-111.
76 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 年 7 月 2 日，版 3；「中國共產黨章程」，人民日報，2002 年 9 月 19 日，版 1。
黨的包容性與動員需求之間的緊張，也伴隨包容所產生的自由化，削弱黨的統治 基礎，是以，此一政策的最終影響仍不確定。77未來政治穩定將取決於中共與精 英和群眾之間的關係，以及黨在利益相衝突的群體間是否具有平衡能力而定。
二、黨內民主與黨員自主性
密契爾斯(Robert Michels)「寡頭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的論點，一直是 研究黨內運作的關注重心。在結論中，密氏認定領導或統治系統與最基本的的民 主要求無法調和的事實，78 多數政黨的黨員參與感普遍不足，基層黨員與黨的官 僚體系的疏離感高，專職制度造成少數黨職官僚壟斷決策，黨的官僚未經民主程 序進退，這些問題係建構黨內民主運作的最大障礙，這種「寡頭現象」的強弱，
相當程度還得靠政黨自身的規範加以限制。
對中共而言，從八大、十三大至十六大，所面臨的的問題始終如一，即對黨 內權力運作失衡的反省與因應。也因此在「八大」黨章中改採代表大會年會制與 常任制，以彌補黨內不經常召集代表大會，而以幹部會議取代的缺憾。79不過，
受到文革的影響，「九大」推翻了前項制度，新的措施沿用至今：每屆黨的代表大 會僅開一次會，代表大會在選舉產生新一屆中央委員會之後，它的使命便已完 成。因此，黨代會不可能聽取和審查由它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並 對其進行監督，最終只能由別的機構超越代表大會的權限，替代代表大會行使權 力，造成權力從屬關係的顛倒現象。問題是，無論是十三大召開前對政治體制改 革的研議，或是江澤民在十六大政治報告中有關黨內民主的倡議，一直沒有具體 地在制度上反映對黨員權利的保障，反而回歸傳統，重複地考量回復八大黨章的 規範，希望透過代表大會的常任制，增加黨的領導層與基層接觸的機會，使黨的 政策方針更能反映群眾的需求，並落實代表大會的監督功能，增加政策制定過程 的透明度。80
另一方面，雖然制度上的設計造成代表大會功能的缺陷，但代表大會的結 構，尤其是代表數額龐大，進一步限制了它的效能。如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人數多
另一方面，雖然制度上的設計造成代表大會功能的缺陷，但代表大會的結 構，尤其是代表數額龐大，進一步限制了它的效能。如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人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