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數受訪漁工的故鄉，來來去去在海外工作地與印尼之間移動，是當 地人習慣的日常景象。看著到外國打工的鄰人、親戚朋友，有的人家買地、
蓋房；有的人回國之後，開起小店做生意，這些返國移工的成功經驗，或是 口耳相傳的外國錢比較好賺，成為每年數十萬印尼移工到外國工作的動力。
根據印尼人力資源部（Ministry of Manpower）統計，2009 年持有正式文件的
低技術性印尼移工約有52 萬人，還不包括檯面下、未循合法管道出國工作的 人數（Kuncoro and Pambudi, 2014）。既有的遷移研究理論指出，在全球化脈 絡下，移工的跨國流動看似是自由的選擇，但其實是諸多結構與個人因素交 互作用的結果，本節從訪談資料中，整理出母國家庭的經濟支柱、美好未來 的想像與移工仲介體系等因素，討論印尼漁工在「自由遷移中的不自由」。
㈠ 母國家庭的經濟支柱
爪哇的鄉村工作機會少、薪資待遇欠佳，Surip 說：「在印尼，工作的收 入只能剛好和支出打平，沒有辦法存錢，在國外工作薪水比較高，還可以存 錢。」Tohari 也說：「在印尼工作不但薪水比較少，每個星期領一次薪水，領 到薪水時，常常就被朋友一起用掉，存不到什麼錢。在臺灣工作比較能存 錢。」已婚的漁工通常是家中的主要養家者，少數如Wanto，太太和他都在 臺灣工作，得依靠雙份薪水，才能負擔大家族的日常支出。相較下，未婚的 漁工，他們的薪水多半是貼補家用，例如Winarto 的母親已經過世，59 歲的 父親一個人在老家種田，他每個月都會將錢匯回印尼的銀行，他說：「如果爸 爸有需要，就可以拿去用。」Ah-No 有四個兄弟姊妹，母親和父親離婚後，
現與兩個弟妹同住，哥哥已經結婚，有自己的家庭，儘管弟妹有工作，他每 個月還是會寄錢回家給媽媽，其餘的就存下來，當作結婚基金，他笑得靦腆 地說著：「希望這些存下來的錢，可以當作之後的結婚基金，等到我真正想 要結婚的對象出現時……。」
爪哇族是母系社會，婚後的居住安排以靠近妻子的原生家庭為主，在沒 有獨立房屋住所的情況下，則會與妻子的父母同住。在臺灣工作的漁工，他 們的薪水除了妻子、小孩的家用外，由於岳父母長期協助照顧妻小，很多時 候，他們也得負責岳父母家的基本開銷。像是Wanto 和妻子長期在海外工 作，寡居的岳母協助照顧兩個年幼的子女，現在岳母中風、癱瘓在床，太太 最小的弟弟因為照顧責任，無法繼續學業、外出工作，Wanto 和妻子要負擔 兩個家庭的基本開支。Ramniat 有兩個孩子，分別是 13 歲和 15 歲，在老家的 妻子經營小雜貨店，生意並不好，一家的支出還是得依靠他的薪水，同時，
他也得和妻子的兄弟共同分擔岳父母的日常所需，Ramniat 說：「太太的爸媽
身體都不好，已經沒法下田工作，太太的兩個弟弟也在外國工作，每個月她 都會拿錢回家。我在臺灣工作11 年，之前都是住在附近的岳父母幫忙太太、
照顧孩子，現在他們需要我們的幫助。」此外，Ramniat 居住的小村莊有個 習俗，如果有人因病無法工作，村子裡其他人要一起分擔其醫藥支出、家中 的基本開銷、小孩的照顧和教育費用等等，他說，這是從很久以前就保留下 來的習慣，雖然不是經常發生，但太太那邊還是規劃這樣的一筆錢，協助村 莊裡需要的人應急用。
對於已婚、有家庭、小孩的漁工而言，他們身上大多背負著龐大的經濟 壓力，留下在臺灣生活的基本支出後，他們將其餘的薪水匯回印尼家中，以 因應家庭的日常開銷、小孩的教育，以及年長父母的照顧費用。對他們而 言，生病請假，也意味著薪水的減少，同時，他們更難以承擔失去工作帶來 的經濟風險。
㈡ 美好未來的想像
Surip 來自中爪哇的 Tegal，是許多印尼漁工的故鄉，也是印尼最貧窮的 區域之一，失業率高，多數人生活在每月75 元美金的貧窮線下（Simmons and Stringer, 2014）。Surip 的手機桌面，是他和八歲女兒相擁的照片，孩子清 秀可愛。問他：想家嗎？他靦腆的點頭，無奈的苦笑著說：「沒辦法啊！印尼 工作薪水少。」Surip 和許多移工一樣，對不確定的未來懷抱夢想，他想給女 兒過更好的生活，接受更好的教育。高職畢業後，Surip 曾應徵日本漁船的 工作，但沒有被錄取，之後他去新加坡的漁船工作，他視來臺灣工作為累積 經驗，希望之後有助於再申請日本的聘僱機會。Durali 在印尼時也從事漁撈 工作，他觀察到臺灣的漁船、機器和印尼的大不相同，對他而言，臺灣工作 是過渡性質的跳板：「我想要在這裡累積經驗、熟悉更多漁船上的機器，希 望之後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Winarto 今年 26 歲，這是他第二次來臺灣工作，故鄉在中爪哇的 Bema-lang，是靠海的小村莊，不過，他之前並沒有從事過漁撈相關的工作。國中 畢業15 歲，Winarto 就開始工作賺錢，分擔家裡的日常支出，家裡務農的 他，曾經種過田，也曾在建築工地打工。17 歲那年，媽媽過世，家裡除爸爸
外，還有兩個哥哥、一個姊姊和一個弟弟，兄姊都結婚成家，搬出去住，家 裡的開銷和弟弟的學費，就靠他來臺灣工作，以及爸爸在老家務農的微薄收 入。他第一次來臺灣時，弟弟還在讀高中，印尼高中所需要的學費不貲，他 希望能多賺點錢，協助弟弟完成高中學業。弟弟高中畢業後，也想來臺灣工 作，但他知道漁船工作辛苦，心疼弟弟，他說：
他跟我說，想跟我一起來臺灣工作，兩個人可以賺更多的錢，幫 忙爸爸改善家裡，但我一直勸他不要來，這麼辛苦的工作，我一 個人做就可以了。現在弟弟在雅加達的小店賣麵包，雖然賺的錢 沒有在臺灣多，但也可以了，還有我……。
透過朋友介紹，Winardo 認識了一樣也在臺灣工作的女朋友，女朋友擔任家 庭看護工。我問他，這次合約期滿後，還要再來臺灣工作嗎？他說：
護照到期後，我就要準備回印尼結婚了，也不想要再出國工作，
回家鄉種田就好，雖然賺得不多，但可以不用跟家人分開。我要 利用這段時間好好努力工作，準備結婚、蓋房子的錢。我跟她
（女朋友）說好，等我這次工作約滿，我們就回印尼結婚。
微觀層次的遷移理論，常將個人的經濟動機當作遷移過程中的拉力（e.g.
Lee, 1966），對受訪的外籍漁工而言，賺取較為優渥的薪水雖部分解釋他們 到海外工作的原因，但卻未能呈現被包裹在經濟因素大傘底下，對階級向上 流動的渴求，不管是提升自己的人力資本、改善家庭現有的生活，或是透過 投資年輕手足或子女的教育機會，他們想像更美好、充滿希望的未來。
45 歲的 Tulisin 有兩個孩子，老大正就讀大學護理系，印尼大學的學費 昂貴，加上課程需要的教科書、學習材料，他的薪水幾乎都花在孩子的學校 支出。
她唸書的學校，離我們家，要坐好幾個小時的車，除了她在學校
附近租房子需要錢，學費更貴，還要買不少學校交代的書，上課 需要用的東西，我寄回家的錢，扣掉老大唸大學的花費後，剩下 的應該不多。我如果不能工作了，孩子唸書怎麼辦？
Tulisin 只有國中畢業，提起已是大學生的女兒，除了眼底的笑意，他的臉 上還有難掩的驕傲，談到孩子的未來，他說：
現在（讀書）花錢也沒辦法啊！我希望她畢業之後，可以找到一 份好工作，不要常常失業，當護士，應該不會不好找工作……。
漁船工作的辛苦，是外人難以體會的，除了海上看天吃飯的風險，還要忍受 工時長、勞動強度大、苛刻的膳宿、與家人長時間分隔的思念，以及來自船 長和輪機長的責罵。對更好未來的期待和對家人的牽掛，一方面，是支持這 些漁工在海外工作的最大動力；另一方面，卻也讓他們「選擇」繼續忍受惡 劣的勞動條件與工作環境。
㈢ 盤根錯節的仲介體系
在藍領移工跨國遷移的過程中，仲介扮演極為重要的中介角色。Xiang 和Lindquist（2014）以基礎結構（infrastructure）的概念，指出跨國遷移不單 涉及國家的政策、勞動力市場與遷移者的社會網絡，而是多重技術、體系與 行動者之間的協作。其中，層層的仲介體系，不只負責移工的招募與媒合，
他們深入移工原本的日常生活網絡，取得信任，同時，他們也協助移工通過 繁複的行政程序與移動環節，包括處理各種文件、參加訓練課程、取得官方 同意、進行旅行安排等等。
印尼的仲介又區分為非正式仲介與立案、領有執照的正式仲介，後者依 賴前者代為在當地的村莊尋找和招募有意願、潛力到海外工作的村民，也就 是早期的「牛頭」（Spaan, 1994），7或是晚期稱之為petugas lapangan（Xiang
7 即為印尼語的 calo 或是英文的 sponsor。
and Lindquist, 2014）。8牛頭或是PL，通常是在地有聲望的頭人，或是大家 族中受尊敬的長輩，例如Lindquist（2012）研究裡的小學宗教教師，以及漁 工Wanto 的五阿姨。過去十年，Wanto 的五姨在村莊中，為仲介招募了上百 人到臺灣擔任漁工和家庭看護工，包括Wanto 和他的三個兄弟、自己和另外 兩位兄弟的太太，以及家族裡的其他親戚。Wanto 說，五阿姨自己的先生，
也和他隸屬同家印尼與臺灣仲介公司。
Winardo 的弟弟讀高中時，牛頭在村子裡找人來臺灣工作，他說，牛頭 把話說得很好聽：「他說，工作很輕鬆、吃飯不用錢，每天都有便當吃，還有 休假，來到這裡之後，我才發現和calo 說的不一樣。」多數移工和 Winardo 一樣，他們很少懷疑牛頭和PL 說的話。對於這些非正式仲介與正式仲介之
Winardo 的弟弟讀高中時，牛頭在村子裡找人來臺灣工作，他說，牛頭 把話說得很好聽：「他說，工作很輕鬆、吃飯不用錢，每天都有便當吃，還有 休假，來到這裡之後，我才發現和calo 說的不一樣。」多數移工和 Winardo 一樣，他們很少懷疑牛頭和PL 說的話。對於這些非正式仲介與正式仲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