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性脆弱的悲歌：外籍漁工的日常工作與健康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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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脆弱的悲歌：

外籍漁工的日常工作與健康經驗 ^＊

梁莉芳**

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與移工健康相關的研究，多從防疫與管理的觀點切入，視移工為治理的對象，較少從社會結構的角度，理解其處境。透過質性深度訪談，本研究採取結構性脆弱的分析取徑，檢視政治經濟、文化與身心動態等交互作用，如何形塑外籍漁工日常的工作與健康經驗。研究發現，在跨國脈絡下，鑲嵌於遷移體制與勞動體制的制度性安排，影響漁工的勞動條件、工作環境、職業傷病與健康。本研究希望豐富移工健康研究的分析取徑，與目前主流的研究對話；其次，國內外相關研究仍在萌芽階段，本文希望在既有的基礎上，增進學術社群與社會大眾對外籍漁工處境的理解。

關鍵字：外籍漁工、健康、工作經驗、結構限制、結構性脆弱

壹、前言

來自印尼西爪哇的W，41 歲，在宜蘭南方澳的漁船工作長達八年的時間。

2016 年 4 月，他開始出現流鼻血的症狀，在地區醫院就醫後，並未立即診斷出任何的異常，雖然醫師叮嚀他後續要回診，但仲介沒有確實傳達醫囑，他

✽ 謝謝受訪的印尼漁工，與我分享跨國遷移下的生命與勞動經驗。謝謝黃燕妮協助訪談翻

譯工作、王筱珺、邱泰嘉協助校稿，以及兩位審查委員提供的寶貴建議，讓本文的分析論證能更往前推進。本文所用的訪談與田野資料，部分來自「天主教新事社會服務中心」

所支持的研究合作案，特別謝謝韋薇修女的信任和鼓勵。

✽✽email: [email protected]

收稿日期：107 年 2 月 20 日；接受刊登日期：107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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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道流鼻血很可能是生病的徵兆。爾後，身體斷斷續續出現不適的症狀，包括持續流鼻血、聽力受影響，以及淋巴腫大等，受限於工作時間、形態和就醫的不便，他只在港區內的藥局拿藥或是就近在小診所看醫師，健保卡上的就醫記錄註記的都是呼吸道感染。一直到2017 年 5 月底，W 的臉頰與下巴交接處的淋巴結越來越大，又遇上6 月的休漁月，他才跟雇主反應，由仲介帶他到區域醫院做進一步的檢查，醫師診斷為鼻咽癌第三期。¹ W 的經驗不是特例，我接觸的仲介說，平均來說，他們半年大概會送10 個罹患癌症或是重病的移工回國，雇主因病片面解除他們的勞動契約時，這些移工往往只能被動地接受被遣返的安排，沒有協商或爭取他們權益的機會。本研究以W 以及與他同處結構邊緣位置的外籍漁工經驗為探究的起點，採取結構性脆弱（structural vulnerability）的分析取徑，從移工政策、勞動條件與過程、工作環境、職業傷病、聘雇權力、仲介制度以及漁工生命傳記等面向，

闡述多重的結構性因素如何形塑與影響他們的工作與健康經驗，並勾勒兩者間的交互關係。

臺灣的外籍漁工區分為境外與境內聘雇兩類，分屬漁業署與勞動部管轄，各自有不同的聘雇條件、程序以及適用的法規，本文的研究參與對象為受《就業服務法》規範的境內漁工，他們同時適用《勞動基準法》。境內漁工的聘雇，開始於1992 年，二十多年間，人數從 70 人，快速成長為 2017 年底的12,300 人。

自1989 年，政府以重大工程與建設的專案方式開放移工聘雇，截至 2017 年底，臺灣的移工總數達到676,142 人。本土對這些跨國勞動者的研究，已漸從早期的「問題化」取徑，轉向探究移工政策、勞動市場的區隔以及國族╱

種族意識形態等社會結構性因素，如何造成他們在臺灣社會的邊緣處境（劉梅君，2000；曾嬿芬，2004；藍佩嘉，2006；王宏仁、白朗潔，2007；Tseng and Wang, 2013），但從結構性取徑理解移工健康的研究仍較為缺乏。尤素芬、鄭惠珠與劉浩熏（2012）的文章，是少數採取社會脈絡觀點理解藍領移

1 我協助宜蘭縣漁業職業工會，處理 W 在臺灣就醫與治療。過程中，我們（包括協助訪談翻

譯的新住民姐妹以及研究助理）除陪同W 接受後續的放射性治療與化療外，亦參與勞資協

調會議，以及與宜蘭縣勞工處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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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健康的研究，亦挑戰普遍盛行的管控思維。以移工健康為主題的研究，屬公共衛生領域為大宗，主要採取疾病管理與防疫的分析角度，將移工視為疾病的載體，存在對大眾健康危害的高度風險（Gellert, 1993; Gushulak and MacPherson, 2004; 2006; Sergeyev et al., 2015），例如：以流行病學的方法，探究外籍漁工的HIV 高盛行率，以及相關的風險行為，研究結果指向移工健康行為改變的重要（Htoo and Panza, 2009; Manoyos et al., 2016），強化健康為個人的道德責任。國內常見的另一類研究，透過檢視健康檢查不合格的結果，

將移工再現為不文明或是落後的他者，主張加強對移工健康管理與篩檢的重要性（葉慶輝等，2002；蔡偉民等，2004；章門煌等，2007；蔡亮如等，

2016）。以上研究取徑不僅未關心移工的主體經驗，簡化健康為個人的責任，

同時忽略移工邊緣的社會位置，以及影響他們健康的社會結構性因素。

不論是國外或國內文獻，漁業研究關心的議題涵蓋廣泛，從技術演進、

經濟發展、海洋資源與生態永續等等，但少見以海上勞動者為對象的相關研究（Marschke and Vandergeest, 2016），特別是跨國遷移脈絡下的漁工。回顧國內漁船從業人員研究，多數以本籍船員與中國船員為研究對象，且聚焦於缺工與管理等議題的討論（楊甲全，2000；周成瑜，2002；楊慶堂，2002；

顏厚廣，2004；戴嘉儀，2010），缺乏對勞動體制與條件的關心。少數針對外籍漁工的研究，仍從管理角度出發，探究聘雇外籍漁工帶來的影響與問題

（田淑君，2010；林泰誠等，2011），而非以外籍移工的主體經驗出發，了解結構限制如何形塑他們日常的真實經驗。

本研究檢視結構性的限制對移工健康的影響，首先，以外籍漁工的日常經驗為探究的起點，本文希望豐富移工健康研究的分析取徑，與目前主流的防疫與管理觀點對話；其次，國內外針對外籍漁工的研究仍在剛萌芽的階段，本文希望能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增進學術社群與社會大眾對外籍漁工處境的理解。

貳、外籍漁工政策與現況

歷經日本殖民政府的鼓勵、二次戰後的美援、世界銀行的貸款支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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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民政府積極的措施，臺灣的漁業在1950 年代快速發展（Chang et al., 2010），並在 1970 年到 1990 年期間，達到高峰（Kuo and Booth, 2011）。但同時，臺灣社會經濟結構變遷，服務業的擴張，吸引大量勞動力投入，加上，

海上漁業本身勞動條件與工作環境不佳、高風險性、缺乏升遷管道等結構性因素，造成人力嚴重短缺（成之約，1994；林泰誠等，2011）。早在1976 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便准許在國外基地作業之漁船雇用境外漁工，補充遠洋漁業所需要之勞動人力（王守華、黃亭雅，2016），以維持漁船正常作業。

除上述本土人力缺乏的因素外，加上過度捕撈、整體漁量下降，漁船主必須壓低人力成本，維持他們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外籍漁工所提供的便宜勞動力，便成為最佳的選擇。1992 年，政府正式受理漁船噸位 20 噸以上之船主申請聘僱境內外籍漁工，外籍漁工的雇用採取配額制度，開放之初規定，

外籍漁工雇用人數不得超過漁業執照登記船員人數的三分之一，隔年放寬為不得超過本國船員雇用人數。2002 年，當時的勞工委員會發布「20 噸以下動力漁船船主申請聘僱外籍船員審查規定」，2004 年，將此納入《就業服務法》中外國人工作資格與審查標準，政府正式開放20 噸以下動力漁船船主得申請外籍漁工。

臺灣的移工政策，將白領外國人與藍領移工區分為兩類，他們適用與遵循的法律規範不同，政府採取「白領從寬、藍領從嚴」的原則，對於後者的管理與控制較為嚴峻。不同於白領外國人，藍領移工在臺灣最長的工作年限為12 年，²他們無法自由轉換雇主和行業別，³同時，必須具備有效的聘僱許可，才能取得在臺灣合法的居留身分。此外，移工來臺灣後，15 日內須申辦居留證，且須居住在申請核准的住宿地址。他們在臺工作期間，不得攜帶家眷，也不得與臺灣人結婚，必須先中止工作合約，或合約到期回母國後，

才能辦理結婚流程。

白領外國人，除專任外國語文教師外，並無健康檢查要求，藍領移工則要求入境前後的健檢。移工在臺灣工作期間滿第六、十八與三十個月，必須

2 家庭看護工最長之工作年限為 14 年。

3 例如：原工作簽證為漁工，不得轉換為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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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政府指定醫院接受健康檢查，⁴不合格的項目需進一步複檢或接受後續治療。罹患多重抗藥性結核病者，會廢止其聘僱許可，其餘可申請在臺治療，

且配合衛生機關防疫措施者，可在臺工作；若未配合防疫措施者，將廢止其聘僱許可（疾病管制署，2017）。

受到全球經濟重構的影響，臺灣漁業的發展先經歷工業化的轉型過程，

後面臨本土人力短缺，以及整體海洋漁量減少所帶來的成本控制壓力。在上述的脈絡下，臺灣政府於1992 年，正式開放境內外籍漁工的聘僱。雖然政府政策將移工定位為暫時性、補充性人力，而非取代性，但逐年上漲的移工人數，包括漁工，迫使臺灣社會必須重新思考移工政策、移工的定位，以及如何在缺乏公民身分下，保障這群外籍勞動者的權利。

參、探究移工健康的取徑：

從個人觀點到結構性因素

文獻回顧檢視兩大探究移工健康的分析取徑：個人行為與結構因素，並指出不同的取徑如何理解移工的健康經驗，以及影響因素。

一、個人行為取徑

從個人觀點探究移工健康的研究，多採取健康行為的分析取徑，這類的研究將個人視為行動與分析的單位，認為個人能透過理性選擇，規避相關的健康風險，強調個人對健康的道德責任。雖然這類的研究偶爾會納入社會結構因素的討論，但仍視個人行為和選擇，作為健康經驗與經驗間變異的主要解釋。

以行為取徑探究移工健康的研究，著重於討論他們的健康風險行為，如缺乏的健康知能，或是偏低的健康服務利用率所造成的影響。既有的研究常將移工的性行為與高比例的愛滋感染連結，例如：Wolffers 等人（2002）的

4 移工來臺後，健康檢查項目包括：（1）胸部 X 光肺結核檢查（2）梅毒血清檢查（3）腸內寄生蟲糞

便檢查（4）漢生病檢查（5）印尼籍勞工入國三日健檢增列傷寒、副傷寒及桿菌性痢疾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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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張，相較於母國，移民社群在勞動力輸入國的社會控制力較低，他們作為移民的新身分認同，影響他們發展特定的性關係模式，也是造成他們成為愛滋高風險群體的重要因素。Parrado 與同事們（2004）的研究，也將移工的愛滋感染因素歸因於他們參與商業性交易行為，類似的歸因解釋，常被其他移工與愛滋研究採用。這些研究也談到移工普遍缺乏愛滋相關資訊以及醫療服務的可近性低，像是Bandyopadhyay 和 Thomas（2002）的研究發現，在香港的女性移工缺乏愛滋傳染途徑的知識，強調提升移工健康知能的重要性。

Castañeda 等人（2015）指出行為取徑研究的限制：首先，行為取徑將健康行為視為是教育、動機、知能與個人效能的缺乏；其次，行為取徑將行為的改變視為個人的責任，而不是社會結構與制度的作用。因此，從行為取徑觀點發展的改變策略，多半會強調個人行為介入的重要性，包括提供相關資訊、發展教育方案、提供篩檢服務等等，而不是肯認健康行為是特定歷史、

政治、經濟與社會過程的結果。例如：透過系統性的文獻回顧，Klinkenberg 等人（2009）比較三種不同針對遷移人口的肺結核篩檢機制與成本效益，篩檢機制在他們的研究中被認為是有效的介入策略，能達到疾病防疫的目的。

國外以遷移漁工為研究對象的健康研究，主要聚焦於愛滋與性傳染病，

從個人分析取徑探究他們與疾病間的關聯性，包括探討健康行為（Bailey, 2011; Smolak, 2014）、健康照護（Entz et al., 2001）、相關知能（Bailey, 2011;

Laraqui et al., 2017），同時將他們歸為罹病的高風險群。臺灣少有以遷移漁工為單一對象的研究，針對移工健康的一般性研究，仍以醫學與公共衛生領域為大宗，其中，多數的研究採取個人行為取徑的分析觀點，研究主題以肺結核與寄生蟲等傳染病為主，又以後者佔多數（葉慶輝等，2002；章門煌等，

2007；2011；羅貽豪，2014）。探究移工健康的研究，多半將他們視為臺灣公共衛生的威脅，這類的研究所關注的並非是移工的主體經驗，而是他們的身體作為細菌、病毒或是寄生蟲的載體，該透過何種策略介入、因應和防堵。這些研究強調移工生活習慣、健康行為與疾病之間的關聯性，而沒有看到在勞動遷移過程中，移工邊緣化的處境與經驗的脆弱性。當中，黃郁惠

（2013）的研究是少數例外。她的研究檢視臺灣遣返感染肺結核移工的政策，

如何造成移工遭遇不當的對待，以及鑲嵌於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的歧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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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需要更多的研究從結構因素與不平等的視角，理解移工在臺灣的健康經驗與處境。

二、結構分析取徑

晚近，關注移工健康經驗的研究，開始將分析的視角從個人行為轉為檢視社會結構如何形塑不同社會群體與個人的特定經驗，這類研究跳脫個人層次的分析，探究較大的社會力對移民健康的影響。不過，Castañeda 和同事們

（2015）指出，在這個取徑下，多數的研究聚焦於和移民身分、生活與勞動條件直接相關的健康結果或是醫療可近性。例如：西方的公共衛生研究以職業健康風險觀點，探究移工健康處境，這些研究指出移工多從事骯髒、危險和嚴苛的3D（dirty, dangerous, demanding）工作，相較於本地勞動者，普遍工時較長、薪資偏低，以及工作勞動條件較差（Quandt et al., 2013a; 2013b;

ILO, 2015）。此外，由於缺少適當的工作防護、充足的職業安全訓練和缺乏相關申訴管道與資訊，移工的職業災害發生率和死亡率皆高於本地勞工

（Flynn, 2014; Takala et al., 2014; Byler and Robinson, 2018）。這些研究指出工作環境的有害物質暴露與工作條件是影響移工健康的重要因子，前者包括溫度（Garcia and De Castro, 2017）、農藥、化學物質與噪音等（Hansen and Donohoe, 2003），後者涵蓋身體危害（Quandt et al., 2013b; Marsh and Fosbroke, 2015）、工作要求嚴苛（Landsbergis et al., 2014）、缺乏安全標準（Fernández- Esquer et al., 2015）、職場不當對待（Preibisch and Otero, 2014; Hsieh et al., 2017）、人口販運與強迫勞動等（Hodge, 2014）。

臺灣針對移工健康的研究，也有一類從職業安全的角度，解釋移工職業災害發生的成因，以及和本國勞工職災發生率的差距，⁵雖然提到語言不通與文化習慣的隔閡（李聯雄等，2009），但仍強調與工作環境、勞動條件等因素息息相關。Castañeda 等人（2015）認為健康結果的差異或醫療可近性所產生的障礙，不是僅上述直接因素的影響，而是更大的社會結構因素作用

5 根據勞動部 2017 年的「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給付千人率」統計顯示，移工的職災千人率為3.267，相較於本國勞工的 2.773 高出將近千分之零點五。You 與 Wong（2015）的研究回顧1998 年至 2011 年的資料，同樣發現移工的職災率高於本地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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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因此，採取結構分析取徑的研究，應該進一步分析歷史政治、經濟與勞動的過程，在遷移脈絡下對移民所造成的影響，揭示鑲嵌於日常生活編派與制度安排的結構性暴力（Galtung, 1969）。

根植於拉丁美洲解放神學的傳統，Galtung（1969）提出結構性暴力

（structural violence）的概念，他將其定義為「存在於社會秩序內的間接暴力，

造成不同個人在自我實踐上的巨大落差。」後續許多社會科學研究，延伸 Galtung 的概念，將結構性暴力運用於分析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對個人日常親密經驗的影響，也應用於討論醫療與健康議題。例如：透過民族誌研究，醫療人類學家Paul Farmer（1997; 2004）闡述結構性的力量如何造成愛滋病在海地的傳播。集體社會受苦的經驗，反映存在於政治經濟過程、社會結構和文化意識形態的系統性不平等（Benson, 2008）。結構性暴力的概念，也被運用於探究移民的健康與就醫經驗，例如，Holmes（2007; 2013）和 Benson（2008）

以美國農場的移工為研究參與對象，呈現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對他們身體與心理的傷害，闡述結構性暴力如何滲透日常生活的安排與實作，藉由種族歧視、法律實施以及自由市場導向的生產體制，層層形塑農場移工的經驗。

晚近，延伸結構性暴力的概念，有學者提出結構性脆弱（structural vulnerability），在政治與經濟的結構暴力外，納入文化與身心動力的面向，除了探討性別、種族歧視的影響外，結構性脆弱的概念強調，處於經濟剝削與政治從屬位置的個人和群體，往往容易內化主流社會加諸在他們身上的控制意象

（controlling image），不僅視日常的各種暴力形式為自然、理所當然的，也會影響個人的行為、實作及自我認知（Nguyen and Peschard, 2003; Bourgois et al., 2004）。Quesada 等人（2011）指出結構性脆弱的概念具備位置性（position- ality），個人在社會秩序中的階層位置以及延伸的權力關係與影響，會造成她╱他的結構性脆弱。相關的研究採用結構性脆弱的概念，研究美國的拉丁裔移工與移民，分析他們在美國社會的過渡身分（liminal status），如何影響他們接受醫療照護，特別是臨床互動的經驗（Holmes, 2012; 2013）。因此，

以結構性脆弱概念作為探究取徑，需要同時理解個人層次的生命傳記，及較大的社會結構、脈絡。

以結構取徑分析移工健康，可以呈現出非醫療因素以外的結構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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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形塑移工的健康，包括從歷史的脈絡納入移工遷移動機與母國家庭政治經濟條件的探究。傳統的移民研究將移民區分為志願性與非志願性兩類，指出前者往往是受到經濟驅力影響，後者則是受到外在環境所迫，向外遷移尋求安全的生活。Holmes（2013）的研究，挑戰志願性與非志願性的二元區分，並進一步指出志願性移民的概念，忽略存在於政治經濟結構中的限制與不利因素，這些往往是驅使移民跨國遷移的根本原因。其他的學者，也指出二元框架簡化了勞動力遷移的複雜性，Derks（2010）以在泰國的緬甸漁工為研究對象，他指出人口販運或是奴工的論述與分類方式，將移工區分為志願性與非志願性，二元的分類忽略存在於遷移與勞動過程中的矛盾，以及看似「自由」的遷移勞動者，他們的行動其實受到多重結構的限制。延續既有研究對於二元分類的反思，本研究呈現跨國勞動遷移，並非全然是個人決定的結果，移工在全球經濟重構脈絡下的特殊位置，不僅造成他們自由遷移中的不自由，也影響他們在勞動力輸入國的工作與健康經驗。

肆、研究方法

我以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作為本研究主要的資料蒐集方法。自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8 月，透過具備通譯與教學經驗的印尼新住民姐妹的翻譯協助，在宜蘭縣的大溪與南方澳漁港招募研究參與對象，共訪談12 名印尼漁工，平均訪談時間為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半小時不等。招募時，我們向漁工解釋本研究的目的和訪談資料後續的應用，徵求他們同意後，開始進行訪談。

因訪談以中文和印尼語雙語進行，不易錄音，因此，訪談內容先以速記方式記錄，關鍵的字句段落儘量逐字逐句寫下，訪談結束後，我再將速記發展成完整的訪談筆記。

受訪漁工的年齡在26 歲到 45 歲之間，教育程度以高中和國中為多數，

國小與未受正式教育各有一人，已婚有小孩的居多，共九人，未婚者三人。

他們全數來自爪哇島的鄉村，包括農村和漁村，來臺灣前，因為爪哇鄉村的高失業率與工作機會缺乏，除了漁撈相關工作，他們當中不少人從事過其他行業，包括務農、小販、司機、養蝦場、建築工地等，以及間斷性的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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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臺灣工作前，在印尼有漁船工作經驗佔訪談人數的三分之二，但漁船的作業形態和臺灣漁船不盡然相同，除臺灣漁船外，僅有一人有曾在海外新加坡漁船的工作經驗，另有二人曾在臺灣的境外漁船從事遠洋漁撈作業。受訪漁工中，若包含境外漁船的聘僱，沒有人是第一次來臺灣工作，他們多數在印尼與臺灣之間斷續遷移，有三人共累積10 年以上臺灣漁船的受僱經驗。

訪談包括以下面向：一、母國的工作經驗與遷移過程，二、在臺灣的工作內容、勞動條件與聘雇關係，三、健康與就醫相關經驗，以及四、社會與家庭支持。本文分析與寫作材料來自部分的訪談資料，主要為呈現勞動經驗如何影響外籍漁工的日常健康。除了外籍漁工外，我們也訪談宜蘭職業漁業工會的工作人員，以及在漁港周邊診所服務的醫師，他們的訪談協助本文分析能連結移工政策、勞動條件和工作環境等結構性因素，與特定時空下個人經驗間的關係。

田野期間我們也跟著受訪的漁工，參觀他們工作的漁船、平常同鄉會聚會與進行朝拜的清真寺，以及陪同他們就醫。此外，我也參與某醫院在南方澳漁港內的義診服務，觀察漁工的醫療與健康需求，以及宜蘭漁業職業工會舉辦的活動。參與觀察的內容，在每次觀察結束後，便記錄成田野筆記，成為後續分析的材料。透過參與觀察，我對於他們日常工作與生活的場域，有更具象且脈絡性的了解，也有助於進一步發展資料的分析與詮釋。

伍、研究發現

研究發現，外籍漁工的勞動與工作經驗影響並形塑他們的日常健康，本節先呈現漁船的勞動條件和工作環境，以及漁工面臨的困境；接著，闡述漁船工作常見的職業傷病、漁工日常的健康議題和他們的（不）因應策略；最後，指出在跨國勞動脈絡下，他們在自由遷移中的不自由。

一、血汗漁船：工作環境與勞動條件

㈠休假少、工時長

訪談時，被問起休假相關的問題，外籍漁工們最常給的反應是一抹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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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他們沒有固定的休假日，何時要出海的決定權，掌握在雇主跟船長的手裡，臨時接到通知，馬上就要出海。像是一次在漁工工會辦公室的座談，與會漁工表示，當天早上船長告知下午要出海，他們無法全程參與座談，必須提早離開。又有一次，我們與一位漁工相約，陪同他到車程約四十分鐘的區域醫院就診，在約定好時間前的一個小時，他臨時告知我們，他馬上要出海了，沒辦法赴約，也不知道哪一天會回到漁港。

颱風天，是漁工們唯一確定可以放假的日子。Toto 工作的漁船，是每日出海的三角虎圍網漁船，一起作業的三艘漁船共有九個人，只有他是移工，

其他都是本地人。他清晨四點就會起來準備，五點出海，通常兩點入港，遇到漁況好時，會延到傍晚五點才會回到南方澳。他說：「每天都要工作，除非有颱風。遇到大雨時，只要沒有大風還是得出海，會穿雨衣，但還是會淋濕，海上很冷，雨衣沒有什麼作用。」這是Surip 第二次來臺灣工作，他作業的延繩釣船每次出海七到十天不等，問到什麼時候放假，他說：「遇到印尼新年時，要跟印尼辦事處申請函示，給老闆看，才可以放假，不然平時就得等到颱風天才放假。」遇到颱風時，多數的漁船會在港內避風，但也有雇主堅持颱風天出海，像是Winarto 的老闆，也是船長，就要大家颱風天出海工作。Winarto 在單日往返作業的延繩釣船工作，除了船長之外，連同他，共有三個印尼漁工。他回憶起最後一次的颱風天作業，心有餘悸地說道：「像7 月底連著有兩個颱風，第一個颱風我們沒有出海，但第二個颱風還是一樣出海。那次出海時，船搖得很厲害。」說到這裡，Winarto 比劃著上上下下起伏的手勢，表現出船上的巨大搖晃。他接著說：

我覺得很心酸，颱風或是風很大的時候，大家都沒有出港，為什麼只有我們要出港。我有問老闆，老闆說，沒有出港沒有錢。像這次颱風，我心裡其實很害怕，一直想著不要出港、不要出港，

但老闆還是堅持要出港。

漁獲量好的季節，漁工更是難得放假，漁船進港經常只是為了卸貨和加油的短暫停留，在珊瑚船工作的Ah-No 描述旺季時的忙碌程度：「夏天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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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珊瑚量大，一出海就是十多天，經常回港加油，也不休息，就再出發了。」Surip 也談到鮪魚季時，不堪負荷的工作量，他說：「漁船出海後，幾乎沒得休息，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回來後，還要忙著搬魚、卸魚貨，稍微在岸上停留幾個小時，馬上又要出發了，真的好累。」

外籍漁工的工作，並不是只限於海上的作業，以及進港後的卸貨和清理，在岸上待命的時候，得負責打掃漁船、維修機械器具，和整理延繩、魚鉤以及掛魚餌等準備工作。Tohari 說得直白：「船長看我們沒有工作做，會很不舒服，在岸上時，他會要我們整理漁網或是打掃船艙。」其中，不乏應老闆要求從事聘雇許可外的工作，Toto 就說：「有時候還得打掃老闆家裡。」

根據宜蘭漁工職業工會工作人員與漁工接觸的經驗，農曆過年前開始，漁船會陸續進港，這時候外籍漁工常被要求要從事年節大掃除的工作，甚至是油漆粉刷老舊的牆壁。

漁船工作時間長，單日作業的近海延繩釣船，多半清晨三、四點就開始準備工作，直到下午一、兩點才會進港，之後又是一連串的卸貨、整理等後續作業，不少漁工還得在船主自家的魚攤幫忙，像是在大溪漁港工作的Ah- Li，我們遇到他的這天已經是傍晚五點，他還在攤子上協助船主太太賣魚，

要等收攤後，才算是結束一天的工作。他說：「收攤後，我會回到船上洗澡、

換衣服、吃飯、休息、睡覺…，等待另一個工作天的開始。」連續工作超過十個小時，對於漁工而言，是家常便飯，Ramniat 在現在工作的漁船，已經八年了，船上作業的時間很不一定，看魚獲狀況，如果晚上沒辦法睡，就利用白天補眠。他描繪日常工作的景象：

船上的漁網很大，一共有一千六百多個魚鉤，全部放完大概要六個小時，我們接著可以睡五至六小時，等鬧鐘響後再開始拉網的工作。在魚鉤沒有斷掉的情況下，拉網收網的工作至少要11 個小時，魚鉤斷的話就不用睡覺了，要花上很多時間把魚鉤找回來。

他說，他們常一到兩天沒睡覺，已經習慣了，如果遇上引擎有問題，還得再花時間處理機械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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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外籍漁工適用《勞動基準法》，但因漁船作業形態的特殊性，難以規範他們的工作時間與休假，他們普遍工作時間過長、休假少，工作範圍不只限於漁船海上作業，還包括岸上工作以及其他雇主或船長指派的任務。成之約（1994: 137–138）指出海上勞動具備持續工時的特質，漁船不僅是交通工具更是生產工具，勞動者只要在船上，就得接受漁船所有者或是代理人的支配和管理，工作和休息時間的劃分，難以透過物理空間的轉換有所區隔。

對於本地漁業勞動者而言，一旦漁船入港，他們才可以完全離開勞動的狀態，但漁船除了是外籍漁工的工作場域，也是他們休息、住宿的地方，漁船所有者或是代理人對他們勞動力的支配，延伸到漁船靠岸後的空間與時間。

㈡苛刻的膳宿

研究受訪的漁工，全數住在他們工作的漁船，這也是多數在臺灣工作的外籍漁工的處境。即便是颱風來襲，雇主也以漁船安全為由，要求他們住在船上擔任看守的工作。⁶漁船上的住宿環境狹小，夏天過於悶熱，有些船甚至連電風扇也沒有，冬天則寒冷潮濕，衛生條件不好，不少印尼漁工來臺灣工作後，罹患過敏鼻炎，我們遇到Durali 的這天，他因鼻子已經好幾個月無法順暢呼吸，正在印尼小吃店等待仲介來接他去看醫生。

訪談時，Tohari 比畫著船上睡覺空間的大小，和隔壁之間只有很矮的隔板，可以看到彼此，冬天時，要把船艙整個關起來，才不至於太冷，他開玩笑的說：「要抱著隔壁睡覺也可以。」問起在船上睡得好嗎？他無奈的笑道：

「不習慣也要習慣，因為很累，就睡著了！」夏天的炎熱天氣，是另一種考驗，很多漁工選擇先睡在甲板上，等到夜裡氣溫轉涼，才回到船艙睡覺。Toto 工作的漁船，只有他一個印尼人，晚上，他睡在船上，靠近廚房的地方，船上環境很髒亂，有蚊子、蟑螂和跳蚤，他自嘲：「我不要把血捐給這些昆蟲，

可以的時候，我就會到印尼店休息。」外宿，成為他在重重結構限制下，抵

6 漁業署於 2017 年 5 月訂定《颱風期間漁船進港及船員避風處理原則》，規定未滿 100 噸的中小型漁船，當縣市政府發布停止上班上課時，船員應全數上岸避風，但實施成效不彰。

以宜蘭縣為例，當2017 年 7 月尼莎颱風侵臺時，仍有 1,731 人留置船上，且多屬 100 噸以下的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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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不對等的聘僱關係的策略。

新住民姐妹Lily，在狹長的三層樓房裡經營的印尼小吃店，是漁工們上岸時，吃飯、休息和拜拜的地方，Toto 和其他漁工告訴我們，Lily 的店從來不鎖門，夏天氣候悶熱，夜裡他們在船上睡不著，白天就會到這裡補眠，二樓的通鋪，不時有漁工躺在地板上小憩。透天厝的三樓則是他們拜拜的地方，樓梯旁的牆上，掛著五個紙做的時鐘，上頭是穆斯林每日五次禮拜、禱告的時間。對多數的漁工而言，虔敬的信仰支持他們度過艱辛的異地生活，

他們睡覺的床頭，掛著念珠、張貼著可蘭經文。但因為漁撈工作的連續性，

雇主不允許他們中斷手邊的作業，進行朝拜的宗教儀式，他們只能利用工作外的休息時間，換上傳統服飾，在印尼同鄉會的聚會所，或是Lily 店裡的三樓，面向聖地、敬拜真主。Tohari 說，他的老闆嚴格禁止船上有任何的宗教儀式，他只能利用休息的時間，抓緊時間，偷偷禮拜，我們在印尼小吃店訪談他的這天，他剛結束中午的敬拜（晡禮）下樓，訪談結束後，又到了下午的朝拜（昏禮），Tohari 回到小吃店的二樓。

因為缺乏岸上住宿，洗澡是另一件漁工得面臨的日常問題。船上沒有自來水（淡水），得自行搬運飲用與洗澡用水，多數漁工會在採買冷凍庫需要的冰塊時，順道拿大桶子裝水，或是到港區的加油站取水。夏天時，碼頭上卸魚貨的地方，常見漁工拿著水瓢，就著水龍頭沖澡，冬天沒有熱水時，有些人選擇擦澡，Toto 就說，在印尼時，因為天氣熱，他一天要洗兩次澡，臺灣的冬天很冷，他兩天才擦澡一次。

船上的廚房，嚴格說來只是煮飯的地方，一個單口瓦斯爐和一個大鍋，

漁工們通常吃的簡單，白飯配魚是最常見的餐食內容，早餐則是船主提供的麵包或是泡麵解決。南方澳港區內，有好幾家印尼小吃店，在岸上的時候，

那裡的漁工，會去印尼小吃店買便當，有些人的老闆會幫他們結帳。在大溪的漁工，因為沒有小吃店提供的便利性，多半自行利用船上簡便的爐具烹煮。自1999 年開始，這是 Safrudin 第四次來臺灣工作，之前曾在野柳的小型漁船工作，相較於大溪和南方澳，野柳的環境較為孤立，他說，雖然有提供岸上宿舍，但雇主並未提供膳食費用，當地採買不易，他常要跟別人討飯吃，感覺很不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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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外籍漁工的住宿環境與膳食條件欠佳，絕大多數的雇主並未提供岸上宿舍，漁船同時是他們工作與生活的主要場域，但漁船不僅空間狹隘，影響睡眠品質，難在一天疲累的工作後，得到充分的休息與體力的恢復。此外，環境衛生、洗澡用水與飲用水等，也亟待改善。

㈢階層化的分工、高壓的工作環境和語言障礙

漁船作業雖然採取團隊工作的方式，但不少受訪的印尼漁工指出他們和臺灣本地勞動者、中國籍漁工之間的分工差異。Tohari 工作的漁船，一共有八個人，五個印尼人，三個臺灣人，包括船長在內。他無奈地告訴我們，漁船的分工極為不平均：

實際捕魚的工作都是我們（印尼漁工）在做，船長負責分配工作給大家，以及監督我們工作做的好不好。船長不在的時候，那兩個臺灣人就會在一旁下命令，要我們動手，他們什麼都不做，船長出現時，他們才會假裝動手，但船長一不在，他們又回到只有

「動口」的狀態。

Safrudin 第三次來臺灣時，在五人的小型漁船工作，除了船長兄弟外，包括他在內有三個印尼漁工，船長負責開船、尋找魚量豐富的地點以及分配工作，船長弟弟負責管理拉網的機器，Safrudin 和其他兩位印尼漁工負責撒網、拉網、搬運漁獲等粗重的工作。漁船上的階層分明，船長、管理階層與漁工間的界限明確，不僅具備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也反映在工作的分配與內涵，高密度的勞力工作，往往由外籍漁工擔任。而中國籍的漁工，海上作業經驗豐富，能觀察外在環境的變化，找出魚群密集的地方，他們常被賦予管理任務，船長也得仰賴他們專業的判斷。因此，外籍漁工處在漁船階層的底端，缺乏工作的自主性，也最沒有協商勞動條件的權力。

海上漁撈作業仰賴高度的溝通和長期合作的默契，對外籍漁工而言，不諳中文不僅造成日常工作的障礙，也是他們壓力的來源。即便高中念的是海事相關科系，工作經驗豐富的Surip，仍然感受到語言不通帶來的影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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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之前，Surip 曾在新加坡的漁船工作，他說：

我覺得語言是個障礙，我只會一點點的中文，工作上很需要語言溝通，如果我會講臺灣話，工作上應該比較不會這麼疲累。像是，有時候老闆請我拿A，結果拿成 B，就會被老闆罵。像這樣的情形，我已經比剛來的時候好很多了，但看到那些剛來的朋友，還是常常被老闆罵，我會提醒自己要更積極的學習。

當語言障礙影響工作的流程或是速度時，船上的臺灣籍幹部常會因此感到不耐，甚至暴怒，多數的外籍漁工都有挨罵的經驗，他們學習最快的中文經常是臺灣「國罵」。Ah-No 就說，船長和輪機長講話速度太快，他聽不懂，往往只聽得到罵人的髒話。Tohari 也有相似的經驗：「我希望老闆和船長可以善待我們，和我們說話時，可以講慢一點，不要講髒話，太粗魯。」

受訪的漁工，多半表示在漁船上工作壓力很大，常擔心自己動作太慢或是犯錯，會惹船長或其他臺籍幹部生氣。Winarto 說，船長偶爾會參與他們的工作，但更多的時候，是在監督他們，只要動作一慢下來，船長就會罵人，

他講述：

我們掛魚餌時，通常一次會抓一個魚鉤，講求速度時，會一把抓五個，動作不能太慢，不然船長會罵人，會催我們『快點！快點！』有時候，他生氣時會用三字經罵我們，或是罵我們是畜生。

船長因為承擔每次出海一趟的收益盈虧，經常將壓力轉嫁到外籍漁工身上。

Tohari 說，船長脾氣不好，平時就經常罵人，語出三字經，遇到漁獲狀況欠佳時，脾氣就會特別暴躁，罵人的語氣也更加重，他覺得壓力很大，也很害怕，只能默默忍受，不敢回嘴。Ah-No 在珊瑚船工作，他強調了好幾次，在船上的工作壓力很大。他們經常得與其他漁船競爭收獲量，船長會透過增加他們工作的強度來提高收獲，他生動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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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負責兩條線，每條線上各有三顆捕珊瑚的石頭。船長會用喇叭聲響控制收網的時間，平均每五分鐘，就會催促我們要拉網。往往隔壁的同事還沒抽完一根菸，就要開始拉網了，這樣重複的工作，經常得持續到晚上11、12 點。

經常，在同一臨近海域，會有多艘珊瑚船同時作業，船長們會互通電話，有時候船長知道別的船收獲很多，自己的船如果狀況不佳時，船長往往會要求漁工縮短丟網和拉網的時間。Ah-No 說，如果珊瑚的收穫量少時，壓力真的很大，船長會不高興，一直罵髒話。

漁船的工作形態，一方面仰賴團體協作；另一方面，漁工又處於封閉孤立、高壓的作業環境。受訪的漁工幾乎都有抽菸的習慣，對他們而言，香菸不只有提神的作用，也能稍微緩解他們承受的壓力。Tohari 每月的薪水幾乎都會匯回印尼的銀行，留下的小部分生活費，多半是用來買菸，一星期要抽一條香菸（10 包），講起抽菸的習慣，他說：

以前在印尼的時候，我很少抽菸，只有跟朋友在一起時才會抽，

現在抽得很多，工作很累，不抽菸會想睡覺，特別是晚上工作時，我怕想睡覺，只好抽菸，如果想睡覺的話，船長會罵人。

Tohari 嘗試過要戒菸，但勞動的疲累與高壓的工作環境，讓他更加依賴香菸，他說：「越想要戒菸，就會越想要抽。」

出港後，汪洋大海不僅暫時切斷了海上勞動者在陸地上的人際社會網絡，物理空間的隔絕，也加劇船上人際之間的互動密度，以及漁工與臺灣籍幹部的權力關係。語言作為工作過程中互動的媒介，語言障礙不只影響溝通，

也造成工作者潛在的心理壓力（Kartam et al., 2000; Pransky et al., 2002）。

二、沒有生病的權利：習以為常的病痛與就醫障礙

根據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領有居留證明者，居留滿四個月開始，即應參加健保，但有固定雇主者，不受四個月限制。」（中央健保局，2011）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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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領移工為例，雇主在移工居留證核發後三天內，須替移工投保全民健保，

包括本研究關注的對象：境內聘僱的漁工。全民健保實施後，改善了本地民眾的就醫可近性，但對藍領移工而言，享有全民健保並未全面性解決他們面臨的就醫障礙與困境。國外研究發現，是否有健康保險只是影響移工就醫的因素之一，其他還涵蓋：整合入當地社會的程度、語言能力、教育（Pylypa, 2001）、擔心失去工作，及對醫療體系的不信任等等（Horton and Stewart, 2012）。

K 醫師長期在臨近大溪漁港的診所工作，他觀察到，漁工常見的疾病與職業、工作環境息息相關，像是常見的皮膚病，可能就與洗澡用水和船上住宿環境有關，另外，使用器具不當造成的撕裂傷，以及搬運重物造成的扭傷或拉傷，都是他常處理的狀況。參與醫院義診活動時，我也觀察到漁工普遍的血壓數值偏高，可能是工作壓力與飲食習慣的影響。漁工工會的工作人員在受訪時指出，漁工常有泌尿道和腸胃問題，可能是水喝太少以及吃飯不定時或是太匆促造成的。Ah-No 就告訴我們，工作忙時，吃飯時間很短，一切都只能趕趕趕。Tohari 也指出吃飯不規律的情況：

在船上，我們經常不按照時間吃飯，廚師要接到船長的指令才能開始煮飯，通常從船長下指令到煮好，又要好一段時間。漁獲量少的時候，船長常心情不好，也不下指令煮飯，通常會很晚才能吃飯。

此外，割傷或是刺傷等外傷，也是漁工常見的職業傷害。受訪的漁工多指出，在漁船上工作，難免會受傷，Ramniat 甚至豪邁的講道：「做海的人，小傷口，不用管它。」但選擇忽略的背後，指向的是結構性的限制，以及在不對等的聘雇關係下，雇主對漁工的忽視。訪談時，Ramniat 給我們看他的左手無名指，已經無法伸直。他回憶：

那是我第一次來臺灣工作，還不是很熟悉船上的作業，手指被機器捲進去。當時，在船上只能做簡單的處理，擦碘酒、吃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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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那時候其他人都在忙著，我也不想去打擾他們，只希望工作趕快完成，就可以休息了。

Ramniat 工作的漁船一出海好幾天，每一次出航作業都需要支出昂貴的成本，主要是燃料費，雇主不會為了這樣常見的「小傷」，特地提早回港。

在契約聘僱的脈絡下，漁工常擔心若因為受傷影響工作表現，是不是會遭到解僱、失去工作，他們多半選擇忍耐。Ah-No 不是第一次出國工作，但是第一次來臺灣，我們在印尼小吃店遇見時，他因被雇主辭退，正在等待仲介協助他轉換雇主。Ah-No 說，來臺灣工作這十五個月，他經常生病，在船上吐、上岸也吐，但他都咬牙忍了下來，但最後還是難逃被解僱的命運，他無奈地說：

每次遇到大浪時，我就會暈船，一暈就好幾天，會一直吐，吃東西就吐，但我還是忍著繼續工作，不過，負責分配大家工作的輪機長，覺得我一直暈船、又嘔吐，會影響大家的工作效率，我就被踢出去了。

Rega 住院時，我們在醫院訪談他。原本只是碎玻璃扎到的小傷口，因為感染、

延誤就醫，釀成可能會致命的蜂窩性組織炎。訪談結束後，他一直要我們跟醫生確認他可以出院的時間，他擔心住院太多天、沒有工作，會被雇主開除。

漁工與臺灣雇主簽訂的通常是兩年的契約，可以展延為三年，契約未期滿時，

他們因擔心違約金，即便勞動條件再差，也不敢輕言提早解約，但在不對等的聘僱關係下，雇主卻往往可以片面解除勞動契約，Ah-No 就是鮮活的例子。

因為久站或是姿勢不良，腰背痠痛，是另一個漁船工作常見的職業傷害，某醫院在港區舉辦的義診活動，針灸與推拿服務的診區，總是大排長龍。我們協助前來就醫的漁工填寫基本資料與看診科別時，不少人反應他們的腰背不舒服。Safrudin 長期有腰痛的問題，訪談時，他示範經常因為腰痛不能走路的姿勢。他說：「即使腰很痛的時候，還是得工作。」有一回，Saf- rudin 跟船長的弟弟反應身體不適，但對方一句話也沒說，他便知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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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生病的權利。又有一次，半夜十二點要出海，Safrudin 工作的船沒有停在岸邊，得先跨越好幾艘鄰船，才能上船。因為天黑視線不清楚，加上甲板溼滑，他在跨越船時滑倒，胸部撞到船沿，當下咳血，但還是得出海工作，

直到船入港後，他才去看醫生。許多外籍漁工和Safrudin 有著相似的經驗，

受限於漁船的工作形態、客工身分以及他們與僱主或船長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他們難以享有《勞基法》給予的病假權利。Winarto 有次發高燒，去診所打了點滴，隔天還是在老闆的堅持下繼續工作，他說，那次生病真的很不舒服，他想請假，但老闆不肯，訪談時，Winarto 重複著老闆當時的回應：

「老闆說，出港沒關係，一直叫我出港、出港、出港。」

因為請假不易或是擔心自己的缺席，會造成同船其他人的不便，訪談時，我問Tohari 不舒服時，怎麼不去看醫師：他先說：「那些都是小病，不用看醫生，休息就好了。」沈默一會，他接著解釋：「我沒有想過生病時要休息，船上的工作都已經分配好，如果我休息的話，沒有人可以做我的工作。」

Rammiat 是忠誠的穆斯林，他以虔敬的口吻說道：「我要感謝我的神，我很健康，如果我生病的話，其他人會很麻煩，我是工頭，要負責分派大家的工作。」漁工受傷或是生病時，總會想著最快、最簡便的處理方式。K 醫師說，漁工來就診時，多半會希望醫師能緩解急性症狀，好讓他們可以繼續工作，打針成了常見的處癒方式，包括止痛、退燒等等。為了配合漁船的作業時間，漁工即便生病也不能好好休息。如果不是太嚴重的不適，他們最常就近在藥局買成藥吃，Durali 說：「我經常覺得全身痠痛、很疲累，我會到（港口）附近的藥局買成藥。」但他不諳中文，不知道該買什麼，往往需要懂得中文的印尼朋友陪同、協助他買藥。另外，就醫不易、環境不熟悉、語言不通的限制下，有些人則會服用從家鄉帶來或在印尼店取得的印尼成藥，Tohari 講述他的選擇：「腰酸背痛常常發生，如果在船上腰酸背痛到受不了時，我會服用在印尼店買的草藥，還在工作時先吃，再去休息，通常睡一覺起來就好了。感冒時，我也是會吃印尼店賣的印尼成藥，這些都是我以前在印尼就會用的藥。」上述的種種結構性因素，造成漁工遇到身體不適時，經常選擇快速、便利的成藥作為因應，包括臺灣藥局購買的成藥，及印尼店取得的印尼草藥或成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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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我用藥外，需要時，南方澳的漁工，會先就近在港內的小診所就醫，Surip 說，他們（漁工）都到同一家診所，醫師會說簡單的印尼文單字，

在同鄉的口耳相傳下，許多人都在那看病。就醫過程中，他們跟醫師比手畫腳，或是透過電話，情商中文能力較好的印尼看護工協助翻譯，Ah-No 描述看病時如何和醫師溝通：「醫生雖然會講一點點印尼文，但我還是得透過會懂中文的朋友，我會先打電話跟朋友講述我的情況，再請她在電話中轉述給醫生。」不過，語言問題仍是重要的就醫障礙，即便在仲介公司翻譯的協助下，

Winarto 還是弄不清楚下腹疼痛的原因，訪談時，他焦慮地描述就醫經驗：

上個星期，我因為肚子下面好痛，上岸後，船長跟仲介公司的翻譯帶我去羅東看醫師，有在一個小房間裡，用機器檢查（據描述，

應是X 光），醫生說沒問題，翻譯跟我說是血液循環不順暢，所以會痛。但我還是很擔心，真的沒關係嗎？醫生有給我藥，但不知道是什麼藥。（我問：你知道在哪家醫院看的嗎？）我不清楚，

是在羅東，不知道（醫院）名字。

訪談後，Winarto 回船上拿藥袋，我們才確定他就醫的醫院，並查詢出服用的藥物是止痛藥和肌肉鬆弛。後續，我們陪他回診，才弄清楚診斷為「精索靜脈曲張」，並向醫師詢問後續的處遇和改善之道。受訪的漁工們多半認為臺灣的醫療環境較印尼進步，但語言障礙仍令他們對就醫卻步，或是在就醫過程中的溝通困難，造成他們在就醫後，依然不清楚自己的身體狀況，種種的不確定性帶來更多的焦慮和不安。

多數的漁工表示，告知仲介他們的就醫需求，通常對方的回應很慢，不是拖延就是置之不理，少數如Winarto 的仲介，算是態度比較積極的，因此，

除非是比較嚴重或是迫切的疾病，他們不會聯絡仲介。大多的雇主也認為帶漁工看病是仲介的工作或是漁工自己的事。我們在印尼小吃店遇到Toto 時，他的下體已經斷斷續續疼痛了一年多，在同船的臺灣同事陪同下，他在鎮上的小診所就醫，不僅效果不彰，他也不知道疼痛的原因以及醫師的處遇，他說：「醫生沒有做任何檢查，我每次去都會打點滴，但不知道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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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不是很有用，有時候痛、有時候不痛，最近又痛得比較嚴重。」Toto 提到，就診時，醫師和同事還問他，是不是去找女人，他語帶無奈說道：「我真的沒有，我也跟他們說沒有，但他們好像不是很相信我……。」我問為什麼不跟老闆反應，他說，每次看病都要跟老闆講上好幾次，老闆不相信他，

認為他說謊，他覺得自己像乞丐一樣，後來就不再跟老闆說了。Toto 講起之前的經驗，仍然氣憤難平：

之前，我的手在船上勾到尖物受傷，打電話給仲介，他沒有馬上帶我去看醫生，後來傷口感染，我反覆發高燒好幾天。那時，老闆也沒有帶我去看醫生的意思，他只是給我計程車錢，要我自己去搭車。老闆的態度，讓我覺得很受傷，我好像只是東西，一點也不重要。

因成本的考量，雇主對船上人力的運用採取緊縮的策略，加上漁船的作業方式分工清楚，一旦有人請假，對雇主而言，意味著工作效率的下降以及漁獲量的減少。從漁工的角度，他們不僅清楚雇主在經濟利益優先考量的脈絡下，生病請假的不容易，他們擔心會失去工作機會，也憂慮自己的缺席會將責任與工作轉嫁到同船其他人的身上。因此，在重重的結構限制下，他們選擇忍耐，或自我用藥（self-medication）作為因應病痛的策略，不得不就醫時，得透過中文較好的印尼同鄉朋友、臺灣同事協助與醫師溝通，但語言的隔閡仍造成就醫過程中的障礙，影響他們對自身健康狀況的理解。

三、自由遷移中的不自由：母國家庭的經濟支柱、美好未來的想像與仲介體系

在多數受訪漁工的故鄉，來來去去在海外工作地與印尼之間移動，是當地人習慣的日常景象。看著到外國打工的鄰人、親戚朋友，有的人家買地、

蓋房；有的人回國之後，開起小店做生意，這些返國移工的成功經驗，或是口耳相傳的外國錢比較好賺，成為每年數十萬印尼移工到外國工作的動力。

根據印尼人力資源部（Ministry of Manpower）統計，2009 年持有正式文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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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技術性印尼移工約有52 萬人，還不包括檯面下、未循合法管道出國工作的人數（Kuncoro and Pambudi, 2014）。既有的遷移研究理論指出，在全球化脈絡下，移工的跨國流動看似是自由的選擇，但其實是諸多結構與個人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本節從訪談資料中，整理出母國家庭的經濟支柱、美好未來的想像與移工仲介體系等因素，討論印尼漁工在「自由遷移中的不自由」。

㈠母國家庭的經濟支柱

爪哇的鄉村工作機會少、薪資待遇欠佳，Surip 說：「在印尼，工作的收入只能剛好和支出打平，沒有辦法存錢，在國外工作薪水比較高，還可以存錢。」Tohari 也說：「在印尼工作不但薪水比較少，每個星期領一次薪水，領到薪水時，常常就被朋友一起用掉，存不到什麼錢。在臺灣工作比較能存錢。」已婚的漁工通常是家中的主要養家者，少數如Wanto，太太和他都在臺灣工作，得依靠雙份薪水，才能負擔大家族的日常支出。相較下，未婚的漁工，他們的薪水多半是貼補家用，例如Winarto 的母親已經過世，59 歲的父親一個人在老家種田，他每個月都會將錢匯回印尼的銀行，他說：「如果爸爸有需要，就可以拿去用。」Ah-No 有四個兄弟姊妹，母親和父親離婚後，

現與兩個弟妹同住，哥哥已經結婚，有自己的家庭，儘管弟妹有工作，他每個月還是會寄錢回家給媽媽，其餘的就存下來，當作結婚基金，他笑得靦腆地說著：「希望這些存下來的錢，可以當作之後的結婚基金，等到我真正想要結婚的對象出現時……。」

爪哇族是母系社會，婚後的居住安排以靠近妻子的原生家庭為主，在沒有獨立房屋住所的情況下，則會與妻子的父母同住。在臺灣工作的漁工，他們的薪水除了妻子、小孩的家用外，由於岳父母長期協助照顧妻小，很多時候，他們也得負責岳父母家的基本開銷。像是Wanto 和妻子長期在海外工作，寡居的岳母協助照顧兩個年幼的子女，現在岳母中風、癱瘓在床，太太最小的弟弟因為照顧責任，無法繼續學業、外出工作，Wanto 和妻子要負擔兩個家庭的基本開支。Ramniat 有兩個孩子，分別是 13 歲和 15 歲，在老家的妻子經營小雜貨店，生意並不好，一家的支出還是得依靠他的薪水，同時，

他也得和妻子的兄弟共同分擔岳父母的日常所需，Ramniat 說：「太太的爸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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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都不好，已經沒法下田工作，太太的兩個弟弟也在外國工作，每個月她都會拿錢回家。我在臺灣工作11 年，之前都是住在附近的岳父母幫忙太太、

照顧孩子，現在他們需要我們的幫助。」此外，Ramniat 居住的小村莊有個習俗，如果有人因病無法工作，村子裡其他人要一起分擔其醫藥支出、家中的基本開銷、小孩的照顧和教育費用等等，他說，這是從很久以前就保留下來的習慣，雖然不是經常發生，但太太那邊還是規劃這樣的一筆錢，協助村莊裡需要的人應急用。

對於已婚、有家庭、小孩的漁工而言，他們身上大多背負著龐大的經濟壓力，留下在臺灣生活的基本支出後，他們將其餘的薪水匯回印尼家中，以因應家庭的日常開銷、小孩的教育，以及年長父母的照顧費用。對他們而言，生病請假，也意味著薪水的減少，同時，他們更難以承擔失去工作帶來的經濟風險。

㈡美好未來的想像

Surip 來自中爪哇的 Tegal，是許多印尼漁工的故鄉，也是印尼最貧窮的區域之一，失業率高，多數人生活在每月75 元美金的貧窮線下（Simmons and Stringer, 2014）。Surip 的手機桌面，是他和八歲女兒相擁的照片，孩子清秀可愛。問他：想家嗎？他靦腆的點頭，無奈的苦笑著說：「沒辦法啊！印尼工作薪水少。」Surip 和許多移工一樣，對不確定的未來懷抱夢想，他想給女兒過更好的生活，接受更好的教育。高職畢業後，Surip 曾應徵日本漁船的工作，但沒有被錄取，之後他去新加坡的漁船工作，他視來臺灣工作為累積經驗，希望之後有助於再申請日本的聘僱機會。Durali 在印尼時也從事漁撈工作，他觀察到臺灣的漁船、機器和印尼的大不相同，對他而言，臺灣工作是過渡性質的跳板：「我想要在這裡累積經驗、熟悉更多漁船上的機器，希望之後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Winarto 今年 26 歲，這是他第二次來臺灣工作，故鄉在中爪哇的 Bema- lang，是靠海的小村莊，不過，他之前並沒有從事過漁撈相關的工作。國中畢業15 歲，Winarto 就開始工作賺錢，分擔家裡的日常支出，家裡務農的他，曾經種過田，也曾在建築工地打工。17 歲那年，媽媽過世，家裡除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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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有兩個哥哥、一個姊姊和一個弟弟，兄姊都結婚成家，搬出去住，家裡的開銷和弟弟的學費，就靠他來臺灣工作，以及爸爸在老家務農的微薄收入。他第一次來臺灣時，弟弟還在讀高中，印尼高中所需要的學費不貲，他希望能多賺點錢，協助弟弟完成高中學業。弟弟高中畢業後，也想來臺灣工作，但他知道漁船工作辛苦，心疼弟弟，他說：

他跟我說，想跟我一起來臺灣工作，兩個人可以賺更多的錢，幫忙爸爸改善家裡，但我一直勸他不要來，這麼辛苦的工作，我一個人做就可以了。現在弟弟在雅加達的小店賣麵包，雖然賺的錢沒有在臺灣多，但也可以了，還有我……。

透過朋友介紹，Winardo 認識了一樣也在臺灣工作的女朋友，女朋友擔任家庭看護工。我問他，這次合約期滿後，還要再來臺灣工作嗎？他說：

護照到期後，我就要準備回印尼結婚了，也不想要再出國工作，

回家鄉種田就好，雖然賺得不多，但可以不用跟家人分開。我要利用這段時間好好努力工作，準備結婚、蓋房子的錢。我跟她

（女朋友）說好，等我這次工作約滿，我們就回印尼結婚。

微觀層次的遷移理論，常將個人的經濟動機當作遷移過程中的拉力（e.g.

Lee, 1966），對受訪的外籍漁工而言，賺取較為優渥的薪水雖部分解釋他們到海外工作的原因，但卻未能呈現被包裹在經濟因素大傘底下，對階級向上流動的渴求，不管是提升自己的人力資本、改善家庭現有的生活，或是透過投資年輕手足或子女的教育機會，他們想像更美好、充滿希望的未來。

45 歲的 Tulisin 有兩個孩子，老大正就讀大學護理系，印尼大學的學費昂貴，加上課程需要的教科書、學習材料，他的薪水幾乎都花在孩子的學校支出。

她唸書的學校，離我們家，要坐好幾個小時的車，除了她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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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租房子需要錢，學費更貴，還要買不少學校交代的書，上課需要用的東西，我寄回家的錢，扣掉老大唸大學的花費後，剩下的應該不多。我如果不能工作了，孩子唸書怎麼辦？

Tulisin 只有國中畢業，提起已是大學生的女兒，除了眼底的笑意，他的臉上還有難掩的驕傲，談到孩子的未來，他說：

現在（讀書）花錢也沒辦法啊！我希望她畢業之後，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不要常常失業，當護士，應該不會不好找工作……。

漁船工作的辛苦，是外人難以體會的，除了海上看天吃飯的風險，還要忍受工時長、勞動強度大、苛刻的膳宿、與家人長時間分隔的思念，以及來自船長和輪機長的責罵。對更好未來的期待和對家人的牽掛，一方面，是支持這些漁工在海外工作的最大動力；另一方面，卻也讓他們「選擇」繼續忍受惡劣的勞動條件與工作環境。

㈢盤根錯節的仲介體系

在藍領移工跨國遷移的過程中，仲介扮演極為重要的中介角色。Xiang 和Lindquist（2014）以基礎結構（infrastructure）的概念，指出跨國遷移不單涉及國家的政策、勞動力市場與遷移者的社會網絡，而是多重技術、體系與行動者之間的協作。其中，層層的仲介體系，不只負責移工的招募與媒合，

他們深入移工原本的日常生活網絡，取得信任，同時，他們也協助移工通過繁複的行政程序與移動環節，包括處理各種文件、參加訓練課程、取得官方同意、進行旅行安排等等。

印尼的仲介又區分為非正式仲介與立案、領有執照的正式仲介，後者依賴前者代為在當地的村莊尋找和招募有意願、潛力到海外工作的村民，也就是早期的「牛頭」（Spaan, 1994），⁷或是晚期稱之為petugas lapangan（Xiang

7 即為印尼語的 calo 或是英文的 spo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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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indquist, 2014）。⁸牛頭或是PL，通常是在地有聲望的頭人，或是大家族中受尊敬的長輩，例如Lindquist（2012）研究裡的小學宗教教師，以及漁工Wanto 的五阿姨。過去十年，Wanto 的五姨在村莊中，為仲介招募了上百人到臺灣擔任漁工和家庭看護工，包括Wanto 和他的三個兄弟、自己和另外兩位兄弟的太太，以及家族裡的其他親戚。Wanto 說，五阿姨自己的先生，

也和他隸屬同家印尼與臺灣仲介公司。

Winardo 的弟弟讀高中時，牛頭在村子裡找人來臺灣工作，他說，牛頭把話說得很好聽：「他說，工作很輕鬆、吃飯不用錢，每天都有便當吃，還有休假，來到這裡之後，我才發現和calo 說的不一樣。」多數移工和 Winardo 一樣，他們很少懷疑牛頭和PL 說的話。對於這些非正式仲介與正式仲介之間的關係，以及層層的分紅與獲利，他們通常不清楚，但就像Wanto 基於對五阿姨，或是其他漁工對於當地「牛頭」和PL 的信任和尊重，他們多半對臺灣仲介心存畏懼，也謹守仲介交代，對雇主言聽計從。多數的移工無法理解，在《就業服務法》的規範下，他們和仲介之間是服務關係，他們是仲介服務的對象，而非下對上的從屬關係。

為了來臺灣工作，印尼漁工得付出一筆為數不小的費用，他們工作的前八到十個月不等，每個月得從薪水裡扣除一萬到一萬一千元不等的私人仲介費用，包括機票、出國文件、體檢、然後在印尼訓練中心待工和訓練，等待工作的媒合等。多數的移工繳交不起印尼仲介收取的一次性仲介費用，他們往往先跟當地銀行借貸，來臺灣工作後分月償還。Tohari 在臺灣工作的前十個月，每個月只領到8,000 元薪水，超過一半的薪資必須用來清償仲介費用。印尼仲介、當地銀行與臺灣仲介之間的利益糾葛和複雜，從未被透明化，漁工們更是不清楚這三方的關係，他們只記得在仲介的催促下，簽下無數的文件，除了勞動契約外，還包括借款和還款單。高額的借貸間接成為漁工們在聘雇關係中的緊箍咒，他們多半擔心失去工作後會無法清償借貸，經濟的壓力使得他們更加失去與雇主協商勞動條件的立基和空間。

8 以下簡稱為 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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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與結論

在跨國勞動遷移的脈絡下，本研究討論印尼漁工的工作與健康經驗，並嘗試指出他們的健康不僅受到勞動條件與工作環境所影響，還必須納入鑲嵌於遷移與勞動體制的制度性安排與結構限制。受訪漁工的經驗，揭露臺灣的移工政策如何影響他們日常的勞動與生活。無法自由轉換雇主的限制，強化勞雇雙方不對等的權力關係，造成移工對雇主的高度依賴，臺灣的移工政策以及仲介制度等層層編派，將這些來臺灣的印尼移工規訓為順從、聽話的工人，也形塑在看似自由的跨國遷移過程中，他們的「不自由」經驗。嚴格的客工制度下所形成的結構性暴力（Galtung, 1969; 1975），形塑他們在勞動市場以及臺灣社會的多重邊緣處境，從客工身分、勞動條件、膳宿環境到就醫經驗，皆體現不平等的建制與安排，包括政治經濟過程、社會結構與文化意識形態等，對特定社會群體日常經驗的影響（Benson, 2008）。

受到資本主義追求最大利潤的運作邏輯影響，雇主往往看待勞工是可替代、可拋棄的勞動力。在全球資本主義擴張下，臺灣政府將移工定位為短暫性與補充性的政策方向，不僅意在利用移工勞動力的彈性，將他們視為勞動市場的後備軍，可以免除負擔提供相關社會福利支持的責任與成本。這樣的政策預設勞工是去肉身化的客體，而不是在特定歷史與社會脈絡中，有再生產與情感需求的個人（Acker, 1990），並進一步支持臺灣政府與雇主對移工勞動力的最大剝削。移工的價值，被簡化等同於他們的市場價值，也就是他們的勞動生產力和轉換後的產值。因此，一旦移工失去健康的身體，無法繼續提供具有生產力的勞動力，對臺灣政府與雇主而言，他們也喪失了聘雇價值。

本研究受訪漁工的經驗指出，他們的雇主經常因漁船獲益與成本的考量，忽略他們的健康以及其他的再生產需求。外籍漁工住宿在漁船的安排，

雇主不只節省另謀岸上住所的費用，同時也讓漁工承擔看守漁船安全的工作與責任，再為雇主省去額外的支出，甚至是颱風天，因雇主以漁船財產安全為由，外籍漁工無法上岸避風。對雇主而言，漁工所提供的勞動力是聘雇關係維繫的基礎，他們透過日常勞動過程的安排與實作，精算、管理漁船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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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和增加漁獲量，從工作時間、休╱請假、岸上工作、以及控制船上的勞動密度等，皆展現雇主盡可能的極大化漁工勞動力的運用。因此，當漁工有健康需求時，雇主優先考量的是如何不影響漁船作業，而不是漁工作為有血肉之人的真實需求。透過與雇主互動的經驗，漁工亦習得在漁船的工作環境下，他們的健康往往在成本的計算與利益的追求下，被忽略犧牲。此外，跨國遷移過程中，盤根錯節的仲介體系，以及漁工作為主要養家者、與家人間的羈絆、對美好未來的想望，形塑他們在自由遷移中，不得不勞動的不自由。在重重結構限制下，這群外籍漁工抑或尋找最有效率的恢復可勞動身體之策略，抑或遵循利益優先的法則，無法將自身的健康納入日常考量。結構性脆弱的概念挑戰結構與能動性的二元區分，主張勾勒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如何形塑個人的決定和有限的生命選擇（Leatherman, 2005）。

臺灣開放移工聘僱二十多年來，移工研究以外籍看護工為大宗，次為廠工，或因接觸不易以及語言的限制，較少研究以外籍漁工作為研究參與對象。⁹在相關研究缺乏的脈絡下，本研究指出外籍漁工在臺灣的處境受到遷移體制與勞動體制的影響，因漁船工作環境與作業形態，外籍漁工的工作與健康經驗，與其他職業類別的移工相較，有其獨特性。藉由描繪漁工的勞動條件、工作環境、職業傷病以及健康處境，本文闡述不平等的勞雇權力關係以及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如何形塑特定時空下漁工的日常真實經驗。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過往研究（Foster et al., 2011）已指出跨國遷移的藍領移工提供資本快速累積所需要的勞動力後備軍，以外籍漁工為研究參與對象，本文除勾勒漁工作為特定社會群體的圖像外，也希望以漁船作業為例，

探討個人的生命傳記與勞動經驗如何鑲嵌在全球化與跨國遷移的過程中。

9 根據研究觀察，相較於外籍看護工和廠工，漁工因為工作以及生活環境較為孤立封閉，缺乏與本地臺灣上接觸和溝通的機會，普遍只具備簡單字彙的中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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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A. 中文部分 中央健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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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ID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1,

“How Do Migrant Live-in Care Workers Join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trieved January 21, 2019, from http://www.nhi.gov.tw/epaper/ItemDetail.aspx?DataID=2630&Is WebData=0&ItemTypeID=7&PapersID=221&PicID)

尤素芬、鄭惠珠、劉浩熏

2012　〈藍領移工健康問題之初探性研究：以南部某健康服務站的諮詢移工為例〉，《台灣公共衛生雜誌》31(1): 43–57。(You, Su-fen, Huei-chu Cheng, and Hao-hsung Liao, 2012, “Migrant Worker’s Health in Southern Taiwan: An Exploratory Study Based on the iACT Health Service Project,” Taiw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31(1): 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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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移工、跨國仲介與制度設計：誰從台越國際勞動力流動獲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5: 35–66。(Wang, Hong-zen and Daniele Belanger, 2007, “Trans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System between Vietnam and Taiwan: In Whose Interests?”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65: 3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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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漁業勞動政策立法發展方向之初論〉，《勞資關係論叢》2: 123–165。(Cheng, Chih- yu, 1994, “Primary Study on Fishery Labor Policy and Legisla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Labor Studies 2: 12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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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外籍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制度與規範研究〉，《勞工安全衛生研究季刊》17(3): 283–

299。(Lee, Lian-xiong, Pei-ling Lu, and Shu-fang Cheng, 2009, “Research on the Man- agement and Regul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Safety and Health,” Journal of Occupa- 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17(3): 283–299.)

周成瑜

2002　〈大陸漁船船員路上安置規定（草案）之檢討與評估〉，《臺灣海洋法學報》1(1):

結構性脆弱的悲歌： 外籍漁工的日常工作與健康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