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民主國家的議會本是鼓勵諤諤多士的地方，但在政治體制設計及議會內部制 度化等不同情況下(Agh 1999, 303-321)，「諤諤多士」不常見，「諤諤一士」也要視當時的環 境條件及議員個人特質等。至於威權體制下，在「眾人諾諾」中，反而似並不乏諤諤一士之 出現機會。前面也提到，諤諤一士效應，通常不是及身的立即利益，但就議會基本功能的強 化，或威權到民主的轉化而言，諤諤一士不可缺，也擁有其歷史的地位，但關鍵是什麼樣的 制度條件，讓諤諤一士在立法權不振或社會某種價值過度霸權中，能夠出現。
綜合而言，影響個別議員能單獨卓越演出的制度環境條件約分三層，一層是體制層次，
如總統制、內閣制，或單議院、雙議院制；一層是社會內制度因素，如質詢制的有無及設計、
黨團的地位、委員會的結構功能，及議會內資訊提供的機制等；第三層則是議會外制度因素，
如選舉系統、政黨的組織紀律等(Agh 1999, 303-321)。
就第一層的體制而言，前面提供的六個範例多少顯示，體制不是太關鍵的因素，不僅是 民主體制下的內閣制、總統制，或英國的單院、美國的雙院，和諤諤一士的能否出現關係似 不明顯，頂多是出現的形式會有差異；尤其是威權體制下，與民主政體相較，也不見得就完 全成為「諾諾眾士」，還是有零星的諤諤一士出現（廖達琪 2004）。所以體制因素似不必太 考量。
就第二層面議會內的制度因素而言，又細分成四個項目，需要個別討論。第一項是質詢 制的有無及設計，通常質詢是內閣制國家所使用，也就是專指議員與內閣官員固定時間的直 接對話，英國在設計上，可以有針對一般施政，對相關閣員進行的提問(Oral question)，16 也 可以針對某一選區關心事務，允許新進議員在正式會議議程結束時和閣員辯論(adjournment debate)。美國的總統制就無此設計，但許多非典型內閣制國家（如台灣、法國），也沿用此 一制度。17 這樣的制度及設計，學理上認為比較能提供議員個人表現的機會(Agh 1999, 305)。從前面六個範例看來，台灣的兩位，是利用施政總質詢制度，來表達異聲，英國的兩 位因受黨紀規範，18 不是在一般施政質詢時期提出，但在美國的兩位則和質詢制度無關，
本文也是放寬「諤諤」之定義從言詞到行動，他們才納入。整體看起來，有質詢制度應該還 是較有助於諤諤之士的產生，尤其威權體制中，畢竟議員有憲法上的言論免責權，即使在威 權過渡到民主時期，「質詢制」對議員應仍是表達異音最方便，又最不具危險性來對抗仍過 大的行政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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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參見註 1。
17 台灣的憲政體制，雖經過六次修訂，還是保持立法院的質詢權，也就是憲法五十七條第一款所訂「行政院…。
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18 英國的政黨黨紀較強，在口頭提問(Oral question)時段，通常限於資深議員或影子內閣成員。新進議員只能等
待黨團安排在會議近結束時的 adjournment debate 時段，表達意見，參見鄒文海，1961，《各國政府及政治》，
台北：正中，88-118。
第二項是黨團的地位，黨團如果是較強勢的主導議員的委員會安排及發言，則諤諤一士 不容易產生；黨團如果較鬆散，較無約束力，個別議員表現的機會自然較多。以前面六例看 來，英國的兩位都屬當時的自由黨，因為是反對黨，且黨的精神就是鼓勵多元先進的主張，
但調和這些主張，並能集體一致行動，並不容易，所以黨紀似較執政的保守黨弱一些（鄒文 海 1961，27-56），但兩位還是利用給新進議員的 adjournment debate 來發表演說。美國的黨 團在國會中約束力不似英國強，個別議員較偏向獨立行事，介紹法案，而範例中的兩位參議 員也剛好都是民主黨，但卻是與當時威爾遜總統(Thomas Woodrow Wilson, 1913-1921)屬同一 個政黨，並沒有因為總統未主張而卻步。台灣的兩位範例，則原都屬國民黨，雖然黨紀以嚴 明著稱，19 但仍未能阻住他們的諤諤發言，費希平因此退黨，梁許則可能因環境背景已有 些變化，所以沒有遭黨紀處分，但其後她相關的發言也不再多見。綜合起來，議會黨團約束 力強還是小有影響，如果在黨紀較鬆散，或是居於反對黨的地位，諤諤一士還是較易產生。
第三項是委員會的結構功能，如果委員會的結構性質是常設的，且法案審查功能甚強，
如美國國會就具備這樣的條件(Weingast & Marshall 1988, 132-63)，個別委員較不需要以特別 表現方式來彰顯其存在，通常會以在法案上的提出及推動，來展其立法權，本文也特別放寬 定義，視其特別突出的立法推薦或行動為一種「諤諤」之舉。但就諤諤之言方面，反而是委 員會比較不是常設性，結構上較鬆散，法案審查的功能也不彰，議員會以議場上的辯論或質 詢來求表現，以展現現代憲法所賦予議會對行政監督的「天職」。所以古典定義的諤諤一士 比較容易出現在委員會功能較不彰的議會裡。英國和台灣的國會應較屬於這一類，所以四個 範例也都是在議場（院會）中提出質疑及論說，而美國情境中就難找出這樣的案例。
第四項是議會內資訊提供的機制，原則上資訊提供的機制愈系統化及愈豐富，任何個別 議員就很快可以裝備上足夠的知識及訊息；而要成為見解卓越，言之有物的諤諤一士自然也 較容易。反之，則較難。不過，從前面的六個範例中，應可看出議會內資訊提供機制似不是 最關鍵的因素在影響議員的個別表現。美國的國會素以資訊提供的輔助機制強著稱，20 但 因總統制的設計，國會議員長於用這些資訊資源從事立法，形成交換利益，互相回饋的合作 風範，諤諤之舉也是以立法行動展現。相對的，英國及台灣的國會內部，資訊提供機制遠不 如美國健全（廖達琪 1997，79-119），常常是依個別委員的學養及信念，來展現諤諤之風。
而這些有理念的委員能不能從選舉過程中產生，就不是議會內部制度問題可以解決的。不過，
現代任何議會的發展趨勢，都是重視其資訊提供的能力（廖達琪 1997，79-119；黃秀端 2004，
383-405）。不論體制為何，議員本身的素養為何，要讓議會能養「士」，讓有理念的新進議 員，能快速進入狀況，發言有力，展現諤諤之風，提振議會士氣及監督力量，議會的資訊提 供機制還是要努力發展的一塊，才不會有「百世以待聖人出」的空幻。
最後，第三層次是議會外制度因素，包括選舉系統及政黨組織紀律等，其實也關係到前 面所提有素養及信念的人士，能不能成為政黨候選人，及接著通過選舉考驗成為議員，而終 能在議會中發諤諤之聲。這裡面牽涉相當複雜，以本文的篇幅，難以完整詳盡說明其間的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國民黨係列寧式政黨，原具有革命性質，講求紀律嚴明，服從黨的領袖，尤其在 1950 年代初期到台灣之時，
參見 Moody, Peter R.. 1992.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New York: Praeger, 13-34.
20 美國國會的資訊輔助機制有：國會圖書館、國會研究處、立法顧問局、國會預算局、審計總署，及科技評鑑
處，為各國國會所罕見之齊全。參見廖達琪，1997，《立法院衝突現象論衡》，高雄：復文，79-119。
果關係。只能簡略的提出方向概念。以選舉系統而言，比例代表制比單一選區較易產生多元 政黨及觀點，有特別信念要抗拒主流思潮霸權的人，在比例代表選舉體系中較有機會(Lijphart 1999, 143-170)。再就政黨組織紀律而論，比較講求黨內競爭，以民主程序來產生候選人的政 黨，也較能提名出有觀點、能辯論的人士（何思因 1993）。反之，則較難。不過，前面六個 案例，不盡符合這裡所提議會外不同制度設計的影響趨勢。英國是單一選區，政黨體制較講 紀律，但 Mill 的當選議員，看起來是由下而上，他對找他出來選的人，明確表示要支持女人 有參政權，且他不拉票，也不花錢來競選(Mill 2001, 224-226)，結果他當選倫敦西敏寺區的代 表。
Mill 也許是個特例，他原已就是知名的思想家，自由黨也順勢提名了他，但他沒能再連 任(Mill 2001, 227)。而 Mill 終其一生，則努力闡揚個人代表制（近似比例代表制），認為如 此才能保障各種多元言論思想的交流。Mill 的國會同僚 Fawcett 一樣身為自由黨員，觀念也 先進，也非常尊敬 Mill 的主張(Mill 2001, 236-238)，但比較會經營組織來競選，得以連任國 會議員。似乎是政黨本身的特質信念，可以篩選出一些諤諤之士，在單一選區中也能獲勝。
美國也是單一選區，但政黨提名甄補候選人的機制算相當民主，21 這樣的系統下，似 乎選出諤諤之士進國會的機率也應高些。不過，如前所述，美國的總統制下，議員多投入立 法行動，本文提的兩個案例也是這方面的，是不是在美國國會中應該有更多的「諤諤」立法 行動，這是本文目前所無法回答的。22
至於台灣的情形，乍看之下，雖與這兩項議會外制度條件似不相干，因為係威權體制，
兩位諤諤發言的立委都是不必改選的資深立委，應沒有所謂單一選區等的條件問題。不過，
細究起來，費希平係 1948 年自大陸東北地區選出，當時就是複數選區，是被認為較接近比例 代表的一種選制(Lijphart 1999, 143-170)，而費希平當時是以國民黨員身分參選，以國民黨員 當時列寧式政黨的性格，應是挑菁英參選，這些菁英中難免有不受駕馭的諤諤之士。23 也 可以說民主時代的民主政黨要靠開放競爭來篩選候選人，而有多元的效果，威權體制中的威 權政黨，則可能刻意拔擢一些秀異份子；而前者較後者可能有較高的機率，及較長期的機會
細究起來，費希平係 1948 年自大陸東北地區選出，當時就是複數選區，是被認為較接近比例 代表的一種選制(Lijphart 1999, 143-170)，而費希平當時是以國民黨員身分參選，以國民黨員 當時列寧式政黨的性格，應是挑菁英參選，這些菁英中難免有不受駕馭的諤諤之士。23 也 可以說民主時代的民主政黨要靠開放競爭來篩選候選人，而有多元的效果，威權體制中的威 權政黨，則可能刻意拔擢一些秀異份子；而前者較後者可能有較高的機率，及較長期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