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共軍對內外社會環境變遷的因應

中國大陸互動下維持現狀。也就是說，美國最願意看到的是一個「不統、不獨、

不戰」的兩岸關係，期在兩岸長期分離中，謀取最大的利益。此與國軍政治教育的宗旨是極其相似，我們的希望是在「對等、互惠」的原則下，和平統一中國。惟自二０００年五月以來，新政府一再強調「一邊一國」，更冀望藉著「公投制憲」，改變現實，改變國號，以實現其建立「台灣共和國」的美夢。而在此次總統就職演說中，陳水扁則聲言：憲改不涉主權領土及統獨問題，而澄清了美、中、台三邊關係的誤解。

一、共軍對內社會環境變遷的因應

共軍自建立之日起，就十分重視政治教育，政治教育可以說是共軍幾十年來的優良傳統。一九二九年底，中共在福建上杭的古田，召開了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制定了「古田會議決議」，不僅強調要加強「士兵政治訓練」，而且對教育的內容、方法做了具體規定。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又多次強調政治教育的重要意義，並指出：「軍隊的基礎在士兵，沒有進步的政治精神貫注於軍隊之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行這種貫注，就不能達到真正的官長和士兵的一致，就不能激發官兵最大限度的抗戰熱忱。」¹⁴解放戰爭時期，共軍普遍開展了以「訴苦」（訴舊社會和反動派給予勞動人民之苦）、「三查」（查階級、查工作、

查鬥志）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教育，透過教育「提高了全軍指戰員為解放被剝削的勞苦大眾，為全國的土地改革，為消滅人民公敵蔣幫而戰的覺悟性。」¹⁵建國以後，共軍深入持久地開展了以馬列主義、毛澤東思想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教育，

提高了廣大官兵的思想政治覺悟和革命積極性，鞏固和提高了廣大部隊戰鬥力。凡此，在在證明，政治教育是共軍保持人民軍隊性質，從勝利走向勝利的重要因素。由此可見，共軍在每一個時期，均採取不同的政治教育的內容、方法；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軍隊政治教育遭受到嚴重的破壞。因此，鄧小平在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就強調要加強政治工作。「要研究和解決在新的

14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1 年，頁 511。

15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1 年，頁 1294。

歷史條件下，怎樣恢復發揚政治工作的優良傳統，提高我軍戰鬥力。」¹⁶也就是說，思想政治工作雖然是有方法，但卻無定法。由於形勢任務的不斷變化，部隊執行的任務各不相同，官兵思想情況各有差別，因此，思想政治工作不能拘泥於某種具體方式和方法，而須創新、變革，且應結合民主化、社會化、務實化的趨勢，並兼顧優良傳統與改革創新。¹⁷

廿一世紀是知識經濟時代、信息時代的事實，已被社會各界人士所認同，

隨著知識經濟時代、信息時代的到來，也必將給共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帶來深刻影響和巨大的挑戰，尤其是中共加入ＷＴＯ後，全方位開放格局的逐步形成。

中西文化的相互滲透與融合，使官兵的視野更開闊，觀念更新穎，思想更活躍，

將對思想政治工作的先進性提出更高的要求。另隨著經濟的增長，人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極大改善，官兵文化素質的整體提高，必將對思想政治工作的針對性提出更高的要求；同時，隨著共軍數位化、網絡化、信息化的發展，官兵的交流、留習、娛樂以及工作的基本方式等將得到極大的改變，必將對思想政治工作的實效性提出更高的要求等，這一切都要求共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須適應時代發展的趨勢，要求共軍對「知識政工」有一個清醒的認知，要求共軍必須不斷更新觀念，不斷改進方式，不斷拓寬渠道，不斷完善機制，不斷增強功效，充分地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因此，江澤民在「十六大」報告中指出：

「一切妨礙發展的思想觀念都要堅決衝破，一切束縛發展的做法和規定都要堅決改變，一切影響發展的體制都要堅決革除。」¹⁸

胡錦濤在最近中共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中提出了「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是理想信念教育，基礎是思想道德建設。」的新論斷。也就是說理想信念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思想道德建設是開展理想信念教育的基礎。因此，在開展理想信念教育的同時，必須加強思想道德建設；而加強思想道德建設的同時，理想信念教育必須領先。二者是相互促進，相互制約，辯證統一的關係，缺一不可。沒有好的思想道德基礎，社會風氣不正，誠信缺失，抓理想

16 鄧小平選集，第二卷，頁 119。

17 曹陽，新軍事變革與軍隊政治工作創新，政工導刊，2003 年 7 月號。

18 張選忠，時代呼喚「知識政工」，政工導刊，2003 年 10 月號。

信念教育就會事倍功半；反之，社會風氣良好，公民思想道德水準高，進行理想信念就會收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儘管內社會環境如何變化，共軍皆堅持用馬克思、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理論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等重要思想武裝全黨，教育人民。而在加強思想、道德建設中，則強調應順應時代要求，反映人民願望，且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律規範相協調，並弘揚和培育民族精神及堅持以人為本，把群眾性的精神文明創建活動作為重要載體。¹⁹

二、共軍對外社會環境變遷的因應

中共自建國翌日，蘇聯即率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五０年二月即簽訂了為期三十年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嗣後，因發生邊界糾紛等，兩國關係一度嚴重惡化。迄至一九七八年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中共外交的根本任務是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並決定不延長一九七九年期滿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一九八九年改簽「中蘇聯合公報」，一九九一年蘇聯解體，一九九六年四月，美與俄羅斯總統葉爾欽簽訂「中俄聯合聲明」，彼此成為戰略協作夥伴關係。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之後，可謂處於長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包圍和孤立之中，兩國曾在朝鮮戰場上兵戎相見，在越南和印度支那戰場上間接交戰。另讓中共最不能接受的是，美國一直適時適度的支持中華民國，直到一九七九年一月一日，中共與美國建交，與我斷交、撤軍、廢約，然美國仍以「美國與台灣關係法」把我國當成一個獨立的政治實體，並維持帶有官方性質的關係，惟中共對美國軍售台灣武器，頗不以為然，此亦為美國對我軍售的最大顧慮，亦為美國維繫中共與我之間的戰略平衡關係。迄至二００一年十二月中共加入ＷＴＯ，我國亦於二００二年一月成為ＷＴＯ會員國，對兩岸的經貿發展確有正面的功效，惟中共認為其入世後，官兵的思想觀念會受到影響，所以，中共要求從事政治教育的幹部，必須：第一，要學習ＷＴＯ有關知識和規則；第二，要宣傳ＷＴＯ的基本知識；第三，要加強愛國、

愛軍、習武的教育。如此，才能使官兵思想認識得到統一，精神、心理得以調整。另外，還要防範利用ＷＴＯ對中共進行顛覆、滲透、「分化」和「西化」。

19 陳寶忠，抓住核心打牢基礎－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路，政工導刊，2004 年 2 月號。

因此，中共在思想政治教育上採取了下列措施：第一、是講清經濟全球化的意義，使官兵認識加入ＷＴＯ是中共經濟發展，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可提升中共的國際競爭力，從而使官兵樹立大局觀念，自覺服從國家的改革，支持國家的改革。第二、是進行利弊得失教育，從長遠看，加入ＷＴＯ是利大於弊，據資料顯示，中共加入ＷＴＯ，國民生產總值將增加 2.94%，每年可增加三百萬人的就業機會。²⁰由此證明，中共在面對國際社會環境變遷時，均有其各個階段不同的因應作為，尤其是在政治教育的方向、方法上，有其獨到之處，期以達到官兵思想一致、觀念一致的要求。

一九九０年，波灣戰爭爆發，聯軍攻打伊拉克，使戰爭型態發展到了高技術戰爭階段。一九九三年初，中共中央軍委會召開擴大會議，制定了中共新時期軍事戰略方針，提出要把軍事鬥爭準備的重點放到打贏現代化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把軍隊建設的重點放到注重質量效能，向科學技術要戰鬥力上。同時，江澤民也提出了「兩個根本性轉變」的戰略思想，即：在軍事鬥爭的準備上，由應付一般條件下局部戰爭向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轉變；在軍隊建設上，由數量規模型向質量效能型、人力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²¹由於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接受信息渠道的拓寬，對社會觀察力和理解力的增強等，迫使共軍只有對傳統的思想政治工作內容、形成、方法、手段等進行深刻的改革，把現代手段的科學知識用於思想政治工作中，才能適應現代市場和未來戰爭的需要。同時，由於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和普及應用，改變著人們的思想道德觀念和生產生活方式，也給部隊思想政治工作帶來巨大而深刻的影響。因此，只有不斷加大思想政治工作的科技質量，才能使之更有時代感、吸引力和說明力。如此，才能適應複雜輿論鬥爭需要及適應戰爭型態和作戰方式的變化需要。²²同時，高技術戰爭中，信息戰是最重要的作戰行動。因此，在戰爭爆發之前，就要使官兵認清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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