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兩岸軍隊政治教育在內外社會環境變遷的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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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兩岸軍隊政治教育在內外社會環境變遷的因應第一節國軍所面臨的內外社會環境變遷

壹、內社會環境的變遷

一九四五年八月十日，日本投降，中共乘機坐大，竊取戰果，擴張地盤，

襲擊國軍，並阻擾國軍受降。其後復利用「重慶會談」、「軍事調處」、「政治協商」，遂行其「談談打打」策略，終使國軍情勢逆轉，以致大陸淪陷。蔣中正洞察共黨陰謀，在軍事調處期間曾嚴拒撤銷國軍政戰制度，惟共黨以談判決裂相要脅，美方亦以仿美制為折衝，不得已改採美軍新聞制度，於一九四六年六月一日裁「軍委會」；在行政院下設國防部，其原隸屬之政治部改為新聞局，另設監察局、民事局。改制後的新聞局，其職掌限於發佈新聞與報導新聞，使政治教育缺乏有效推行的管道，同時也失去了國軍設置政工的本旨精神。一九四八年二月復改組新聞局為政工局，國防部政工局為政治工作最高指揮機構，各總司令部及各綏靖公署政工處為中間機構，下為綏靖區，整編師政工處、團政治指導員、連指導員等六級。三月，行政院頒佈「綏靖區總體戰實施綱要」，以建立綏靖區黨、政、軍一元化制度，制度雖好，惟以大局已逆轉，人心動搖，軍心瓦解，終致戰敗。

此期間，由於受八年抗戰兵憊民困之餘，內則共黨統戰叫囂民主，外則盟邦壓力強促和談，加諸一般人對共黨陰謀伎倆以及戡亂戰爭的特質，大都缺乏認識，而迫使國民黨撤離軍隊、政工全面改組，以致國軍失去領導中心與安全保障，共產思想與組織滲透得逞，加以國軍各級幹部只注意到軍事作戰而忽略了政治作戰，結果才導致國軍失敗。一九四九年戡亂頓挫，蔣中正被迫於一月廿一日引退，代理總統李宗仁與中共和談失敗，於十二月棄職飛美，中樞失主，

政府由南京而廣州至重慶，最後轉至台北。翌年三月一日，蔣中正在台復職，

隨即以黨的改造為動力，推動全面改革。茲就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環境等方面的變遷分述如后：

一、經濟環境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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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年國民政府遷台之初，台灣經濟正陷於生產停頓且通貨澎脹極為嚴重的窘境，主要原因乃是由於經過了二次大戰及國共內戰的影響，經濟命脈如米、糖大量輸往外地；加之，政府自大陸撤退，台灣經濟負擔驟然增加所致。

當時的政府施政目標，即以恢復生產與穩定經濟為主。到了一九五二年，復舊工作大致完成，同時也開始五０年代的兩個四年經濟計劃（一九五三年至五六年，一九五七至六０年）。綜觀五０年代的台灣經濟，首先是藉著農產品的出口，

換取工業原料與資本設備，以奠定發展工業的基礎。當時政府的工業發展策略，

主要先是保護國內市場，獎勵企業投資，達到國內市場自給自足。在滿足國內需要後，進一步促進出口，儲蓄外匯，達到富國目標，惟由於資源不足，均賴政府補助。

一九五０年代末期，台灣開始進行一連串的經濟改革計畫，例如：一九五九年制訂「華僑歸國投資條例」，一九六０年的「獎勵投資條例」以及一九六二年的「技術合作條例」，從此，撤消外資持股的限制，使台灣導入外資達成自主經濟的工業時代。一九六五年台灣又模仿香港的自由貿易港制，在高雄設置加工出口區，以全面出口為目標，提供區內工廠，種種優惠措施。而一九六六年以後，香港受到大陸文革的影響，大量港資也以僑資方式流入台灣。一九六三年起台灣工業產值比例超過農業產值比例。一九六五年美援停止，一九六六年重工業產值超過輕工業，一九六七年美國成為台灣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一九六八年製造業產值比例也超過農業產值比例，台灣逐漸走上美經濟學者羅斯托（W.

W . Rostow）所謂的「起飛」（take-off），根據海關統計，一九六０年台灣總出口額是一億六千四百萬美元，而到一九七０年，出口金額已達十四億美元；一九六０年台灣貿易入超金額為一億三千二百萬美元；一九七一年到轉變為出超二億一千六百萬美元，對外貿易結構完全逆轉。

一九七一年六月，經合會副主委費驊在中國國民黨中央紀念週會上報告，

一九七０年代我國的經濟發展趨勢與經濟問題，提出了台灣在七０年代的發展策略為重化學工業化－開發重工業及加強與重工業發展有關之基本設施的投資，宣示台灣將是依賴民生用品的輕工業出口，轉向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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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工業產品的進口替代與出口，建立自主經濟體系。¹。由於一九六八年中油第一座輕油煉解廠的生產，無法滿足下游加工業者的需求，乃先後籌建二輕、

三輕及四輕。加之，從一九七三年七月一日開始，由於蔣經國院長推動十大建設，使台灣締造了傲世的「經濟奇蹟」。一九八四年俞國華在「自由化、國際化、

制度化的經濟發展方針」的報告中指出：「現階段我國經濟建設的重點在調整經濟結構與加速工業升級。為此，政府將尊重市場機能，不做不必要的干預，並力求減少與國際經濟交流的障礙，促使經濟走向自由化與國際化。」一九八七年七月十五日，台澎地區解除戒嚴，及緩和外匯管制，十一月一日開放大陸探親、旅遊後，兩岸開始有了經濟、文化、社會、學術的交流。一九九六年九月李登輝提出「戒急用忍」之大陸投資政策，以防止企業在大陸過度擴張投資。

一九九七年在政府有效經濟應變措施下，安然度過了亞洲金融風暴。二０００年五月二十日，陳水扁就職總統以來，政府積極推動許多善意的大陸政策，並根據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的共識，全面調整兩岸經貿關係，且於二００一年十一月七日行政院院會通過「發展大陸投資『積極開放、有效管理』執行計畫」

工程，以取代「戒急用忍」之大陸投資政策，嗣後，由於中國大陸於二００一年十二月十一日，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我國亦於二００二年一月一日正式加入WTO的會員，促使兩岸經貿邁入新里程。

二、政治環境的變遷

一九四五年八月，日本投降，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總督安藤利吉發表日皇「終戰之詔」，宣示日本終結戰爭而不明示戰敗，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亦於當日電日軍在華最高指揮官岡村寧次，指示六項投降原則，同時向全國軍民廣播「以德報怨」，不要對日本軍民施行報復。九月九日中國戰區受降典禮在南京舉行，十月廿五日台灣地區受降典禮在台北舉行。翌年一月卅一日，台灣省接收全部完畢。一九四七年二月廿七日，台灣省行政長官公署專賣局查緝隊員六人及警官四人於台北大稻埕將販煙寡婦林江邁打得顏面流血，又開槍打死一名圍觀群眾，引起民眾包圍警察局及憲兵隊抗議。翌日，行政長官陳儀召集警備總部參謀長柯遠芬、台北市長游彌堅、警務處長胡福相等人會商對策，當時大

1 費驊，一九七０年代我國，自由中國工業，第卅六卷第一期，民國 60 年 7 月 25 日，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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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認為是流氓所鼓動，但柯遠芬認定此事有「奸人從中煽動」。三月三日「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在台北中山堂召開第一次會議，九日清晨，警總宣佈台北戒嚴，並派兵鎮壓變亂、搜捕奸黨，上午，增援部隊陸軍廿一師由上海開抵基隆，藉口「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陰謀叛亂，展開一場大屠殺。因而種下了本省人與外省人之間摩擦的根苗，同時也是日後「台灣獨立」運動的肇因，更是造成今日台灣「省籍情結」、「族群對立」的源頭。

一九四八年四月廿三日，蔣中正、李宗仁當選第一屆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一九四九年一月五日，陳誠就任台灣省省主席，十八日兼任警備總司令，

廿二日，蔣中正先生開始檢討國民黨改造方案，五月二十日，台灣實施戒嚴，

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廿五日，古寧頭大捷。一九五八年八月廿三日，共軍對我金門發動砲戰，十月廿一日，美國務卿杜勒斯訪台，廿三日發表華美聯合公報，放棄以武力反攻大陸，蔣中正乃改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做為反攻大陸之戰略原則。一九六五年美國宣布中止對台為期十五年的援助，

中華民國接受經濟援助計達十四億八千多萬美元，平均每年均達一億美元。²而美援之目的並非以經濟開發為重點，乃是以防衛台灣不受中共滲透為主。另美國也提供了二十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因此，使台灣的政治得以安定。

一九五０年，蔣中正堅持實施地方自治，開始選舉縣市長，次年選舉市議員，其意義有二：第一，選舉是民主制度的象徵，可具體的區分「自由中國」

與「共產中國」，因此，選舉基本上具有政治號召的作用。第二，台灣的地方選舉不會影響國民黨政權的正統。一九六九、一九七二年第一屆國代、立委先後增補選。一九七八年三月廿一日蔣經國當選中華民國第六任總統，十二月十六日，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一九七九年十二月十日美麗島事件爆發。一九八六年九月廿八日，民主進步黨成立。一九八七年七月十五日，台澎地區解除戒嚴，

開放大陸探親。一九八八年一月一日解除報禁，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去世，李登輝繼任總統。一九九一年五月一日，動員戡亂時期終止，臨時條款廢止，十二月卅一日，第一屆國大代表、立法委員、監察委員全數退職。一九九二年十二月十九日，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一九九四年七月七日，立法院通過「省縣自

2 王作榮口述，工商時報研究紀錄「王作榮看台灣經濟」，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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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法」，八日通過「直轄市自治法」，十二月三日宋楚瑜、陳水扁、吳敦義分別當選第一屆民選台灣省省長、台北市市長、高雄市市長。

一九九六年三月廿三日，台灣地區舉行首次總統直選，李登輝、連戰以百分之五十四的得票率當選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副總統，使中華民國民主政治邁入新的里程碑。二０００年三月十八日，民主進步黨候選人陳水扁、呂秀蓮以百分之卅九的得票率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副總統，結束了國民黨五十年的長期執政，實現了第一次「政黨輪替」的民主政治，並要求軍隊國家化。

五月二十日，陳水扁的就職演說，可以說是鏗鏘有力、擲地有聲，深獲全民的回應，國際的認同，也使其民調曾高達百分之七十九的支持率，然由於陳水扁及其執政團隊，以「意識形態」來治國，以「爭取連任」為目的，加以民進黨素以社會運動起家，且長於選舉，此次總統選舉，將公民投票與總統選舉同時舉辦，且因受三月十九日「槍擊事件」的影響，終以不到三萬票之些微差距，

贏得了選舉。

三、思想文化環境的變遷

前總政戰部主任王昇曾說：「思想雖是抽象的看不見也摸不著，但世界上最偉大的力量是思想，而不是原子彈。一個人為什麼忠貞不二，犧牲奮鬥？是思想，一個人為什麼誤入歧途，背叛國家？是思想。」³由此可見，思想對軍隊的重要性。數十年來，政府整軍經武，可以說是投入了許多人力、物力、財力和心力，其中投入最大心力者就是政治教育。

一九五０年，蔣中正復行視事後，即著手黨的全面改造，在軍事方面，乃為強化國軍政工（政戰）制度，四月一日，國防部訂頒政工改制令，改政工局為政治部，任蔣經國為主任，五月一日改稱國防部總政治部，一九五一年十一月一日，創辦政工幹部學校，做為培養國軍政工幹部的搖籃。復基於軍以戰鬥為主與政工的戰鬥特性，一九六三年七月十二日，國軍政治工作易名為政治作戰，八月一日，國防部通令各政工機構改稱為政戰部門，政工人員易名為政戰幹部。國軍和機關、學校、部隊均設立政治作戰單位，職司政戰工作，置重點

3 國軍政戰史稿（上），總政戰部，1983 年 5 月，頁 30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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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政治教育，並以三民主義與倫理道德教育為主軸，期堅定軍人意志，維護官兵紀律，確保單位安全，提高部隊戰力。

另於一九五二年十月卅一日，成立「中國青年反共救國團」，由蔣經國擔任首任主任，該團目的在加強青年的團結，並且以三民主義的基本思想來教育和領導全國青年。規定所有高中以上學生為當然團員，年滿十六歲至廿五歲，符合條件之社會青年亦可加入。另派教官至各中學及大學開設軍訓課程後，將其納入教育部軍訓處。復於陸軍成功嶺基地成立「大專學生寒暑期集訓班」，由教育部協調國防部代訓大專學生，實施政治教育和軍事教育，對導正青年學子的思想、觀念，確有助益，惟異議人士亦多有微詞，認此乃國民黨的黨化教育。

如前所述，「二二八事件」對本省人與外省人之間所劃破的傷口非常之大，

所分割的裂痕非常之深。甚至形成現今「急統」、「急獨」兩派壁壘分明，針鋒相對的狀態。本省人與所謂的外省人，事實上同為炎黃子孫，都來自中國大陸，

都是「中華民國」國籍，只是來台時間的先後不同而已，為什麼會造成如此大的對立、分裂呢？最主要的乃在於意識形態的作祟，思想觀念的迥異；尤其在民主進步黨成立之後，省籍情結，更被其操弄到極點，在民進黨的黨綱中即明示：「建立主權獨立自主的台灣共和國」，復於一九九九年五月八日「台灣前途決議文」中指出：「台灣，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不隸屬，任何有關獨立現狀的更動，都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二０００年五月二十日，陳水扁在其就職演說中指出：將做好「全民總統」的角色，用人唯才，不分族群，不分黨派。然事實上四年來，「省籍情結」、「族群對立」的傷口，不但未能癒合，相反的，由於執政黨的意識形態治國，使本省人與外省人的距離越拉越遠，族群對立的情況愈演愈烈。尤以「三二０公投」更是將「統獨意識」深化，將人民推向「戰爭邊緣」，讓執政黨與在野黨的意見漸行漸遠，讓政府與百姓的距離，越來越大。所幸，陳水扁在中華民國第十一任總統就職演說中強調：「族群多元，國家一體」及兩岸「和平發展，

自由選擇」的原則，暫時緩和了兩岸緊張的關係，化解了「族群衝突」的誤會。

其次，談思想文化，同樣也是要從教育著手，自從「二二八事件」所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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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的潛藏因素，使部分國人仍沈緬於日據時代的統治，而將國民政府的領導，

視為外來政權，甚至有人認為國民政府的統治，是台灣人的悲哀，因此，民進黨執政後，大事更改教科書內容，且教科書明白趨向「去中國化」，強調本土文化，倡導母語教學，民進黨認為唯有台灣文化才是真正的本土化，似乎忘了他們的祖先也都是從中國大陸遷徙而來，最主要的就是國人由上而下，沒有共識型的思想教育，導致「族群對立」的現象，產生「國家認同」的問題，亟待當今政治人物深思。

貳、外社會環境的變遷

一九四三年十一月，開羅會議決議：「日本在中國所竊取之領土，如東北四省、台灣、澎湖列島歸還中華民國。」一九四五年十月廿五日台灣光復，一九四九年大陸失據，政府播遷來台，面對當時國家風雨飄搖之際，外交上更顯孤立。十月十二日，美政府亦對外宣稱，台灣不在美軍西太平洋圍堵防線之內，

十二月廿三日，美國務院發表第二十八號密令，告知駐遠東外交人員對台灣採取放手不管政策。一九五０年一月五日，美總統杜魯門聲明不介入台灣海峽事務。六日，英國承認中共，二月十四日中共與蘇聯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六月廿七日杜魯門發表台灣地位未定論，台灣海峽中立化聲明，對我外社會環境極其不利，一直到一九五三年二月二日，艾森豪總統才解除台灣海峽中立化。

七月韓戰結束，次年一月廿三日，中共「抗美援朝軍」一萬四千人志願選擇來台，國防部派員前往韓國迎接。十二月三日，美國與我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一九五八年八月廿三日，中共對我金門發起猛烈砲擊，由於金門軍民的團結一心，堅忍奮戰，終能反制中共，贏得最後勝利，使復興基地－台、澎、金、馬揚名於世界。一九六二年四、五月份，大陸難民潮逃至香港，再次暴露鐵幕真相。一九六四年一月廿七日，法國承認中共。一九七一年十月廿五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聯合國，翌日，我以「漢賊不兩立」，憤而退出聯合國，蔣中正則以「莊敬自強、處變不驚」勉勵全國同胞，以安定民心。一九七三年九月廿八日，我與日本斷交。一九七八年十二月十六日，美國宣佈與我斷交，並與中共建交。使我在外在社會環境中遭致空前未有的打擊，幸賴蔣經國沈穩、卓越的領導，全國同胞的齊心協力，經濟自力更生，國防自立自強，終能渡過橫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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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破難關。

另於一九七三年越戰結束，越南以北緯十七度線為界，以北為北越，以南為南越。三月廿九日，美軍及各國駐越軍事顧問團，均自越南撤出。惟由於南越政府，認為我政戰制度對其甚有助益，乃請求我國繼續派顧問，協助其推動軍隊政戰工作，以穩定軍心士氣。國防部乃於當年五月一日，派駐越顧問團一行卅一員前往南越，筆者即為其中之一員。我顧問團在越工作期間，大家皆能秉持協助南越「重整軍隊，重建家園」的精神，戮力從公，直到一九七五年初北越正規、非正規部隊大舉南侵，越軍節節失利，三月美國宣佈撤僑，最後，

由於軍人沒有中心思想信仰，百姓缺乏同仇敵愾心理，終於四月三十日淪亡。

由此，足以證明「自助人助，自立自強」乃是國家求安全、社會求安定，百姓求安康的不二法門。近百年來，越南人均仰賴外國人的鼻息生存，法國人統治七十年，美國人幫他打越戰二十年，縱使美國人給他再好的裝備、最精良的武器，但官兵本身沒有中心的思想，忠貞的信仰，也就是說，南越的軍隊沒有主義、沒有領袖的信念，形成一盤散沙，這種軍隊是經不起考驗的。反觀我國雖經過退出聯合國、中美斷交的艱辛歷程，但由於我全國軍民數十年來的生聚教訓，整軍經武，才創造出「經濟奇蹟」和「政治奇蹟」的傲人成績。

一九八八年一月十三日，蔣經國逝世，李登輝繼任總統為了推動「國家統一綱領」的進程，以及改善兩岸的對等互惠關係，遂於一九九二年由辜振甫與汪道涵的「辜汪會談」達成了兩岸的初步共識，即所謂的「九二共識」。李登輝在國際上則大力推展「務實外交」，即以所謂「階段性的兩個中國」為指標，認為現階段世界上並不存在一個中國，現階段事實上存在「兩個中國」，即「中華民國」在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陸。而自一九九三年後，在「務實外交」的指導思想和民進黨的推動下，台灣展開了重新參加聯合國的活動，企圖重返聯合國。一九九五年三月李登輝訪問美國，並在康乃爾大學演說。由於國外反對中共勢力與台灣當局「務實外交」活動的密切配合下，國家分裂的危險急遽滋長，「台獨」勢力明顯抬頭；尤其二０００年五月，陳水扁任總統後，「台灣獨立」的意念、行動更是浮上檯面。陳水扁甚至提出「一邊一國」論，最近，

由於陳水扁主張「三二０公投」，一再觸動中國大陸、美國、日本及法國的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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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得美國不能不一再表態、反對一切片面改變現狀的行徑。因此，布希指出：

我們反對中國或台灣片面改變現狀。

綜合上述，中華民國自一九四九年至一九九九年間，由於全國軍民的胼手胝足，篳路藍縷，終能在國際上創下一片天地，惟由於四年來，兩岸關係的停滯不前，外交關係的每下愈況，使得我國自外於國際社會，使國人自絕於中華正統，形成了國際的孤立，如不速謀因應，恐將走向國家敗亡之路。

第二節共軍所面臨的內外社會環境變遷

壹、內社會環境的變遷

環境是指軍隊所處的客觀條件，是進行軍隊政治工作的重要依據。馬克思主義歷來重視環境的研究，依據對客觀環境的正確分析，確定任務，提出實現任務的途徑和方法。列寧說：「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理論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歷史範圍之內。」⁴軍隊政治教育的環境條件是隨著時代的變化、社會的變遷而發展的。共軍政治教育的社會環境有過兩次巨變。第一次是一九四九年的中國解放，此乃改天換地的巨大政變，推翻了其所謂的舊中國，建立了社會主義新中國。人民翻身做了主人，共產黨成了執政黨，軍隊成了國防軍，軍隊政治教育的任務由教育官兵為推翻舊中國而進軍，

變成教育官兵為保衛新中國而奮鬥。第二次是一九七八年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來的改革開放，此為舖天蓋地的巨變，使中國大陸由一個長期停滯、

閉關鎖國的社會成為一個對內搞活、對外開放，勇於迎接世界挑戰的社會。⁵此一巨大變化對政治教育環境的其他各層次都產生了重大的影響。由於商品經濟和改革開放的大背景、大趨勢，使軍隊政治教育開闢了廣濶的天地，注入了新的生機和活力。同時，也使軍隊政治教育面臨新的衝擊和挑戰，對軍隊政治教育提出一系列高難度課題和新的要求。軍隊政治教育要接受嚴峻的考驗，就必須緊緊追隨改革開放和商品經濟的潮流，來改革和創新。現僅就中共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環境等方面的變化及趨勢分述如次：

4 國防大學，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學，北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8，頁 5。

5 殷敦平，軍隊政治教育新趨向，北京市海潮出版社，1990 年 12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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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環境的新變化

在社會經濟環境方面，中國大陸由長期停滯的產品經濟開始轉向充滿活力的商品經濟。七０年代和八０年代之後，改革開放的大潮流從產品經濟社會沖開，它首先流向廣大的鄉村，開始是家庭聯產承包責任制的浪潮，接著形成了專業戶農業村等多種形式經濟聯合體之洪流。於是，人民公社三級關係和「政社合一」的體制得到改革，實現了政社分開。爾後改革開放的浪潮又以「農村包圍城市」之勢，向大、中、小的經濟中心發起衝擊，並以城市為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企業活力之中心，由點而線到面，形成由東而中到西的大陸區域經濟的格局。自一九八四年起，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在國內展開，此一改革係以增強企業活力為中心，擴大企業自主權經營權，實行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離，改革企業分配制度，推行廠長責任制，改革物價體系，工資制度、

金融、物質、計劃體制，使中國大陸的經濟體系進行大換血，出現了一個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在以按務分配為主體的前提下，實行多種分配形式的全新的經濟格局。同時，在改革開放中，中國大陸增進了和世界各國經濟技術交流，從珠江三角洲到長江三角洲，膠東半島、遼東半島等開發區，甚至到海南島特區及大西北，同時也拓展到國外開辦企業和設置工廠。

也就是說，半世紀以來，從毛澤東時期的對內強調「階級鬥爭」與「政治掛帥」，

對外採取「關閉鎖國」政策，到鄧小平的「對內經濟搞活」、「對外經濟開放」；

從「獨立自主、自力更生」走社會主義道路，到「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地與世界體系接軌。而隨著中國大陸改革開放的情勢發展，二００一年十二月十一日，中國大陸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之後，更顯示其已與世界體制接軌，且已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因此，全球經濟體系對中國大陸經濟發展乃是刀之兩刃，一方面全球化是中共官方邁向強國之路的絕佳機會，另一方面亦為維繫內部穩定發展的最大挑戰。⁶

由於中共社會經濟環境的巨大變化，使得世界各國更注視中國大陸的經濟。

第一，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國家經濟實力明顯增長。根據中共國家統計：

6 江雪秋，全球化與中國大陸經濟發展，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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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００三年全年國內生產總值十一兆六千六百九十四億元人民幣，比上年增長 9.1%。外匯儲備大幅增長，達四千零三十三億美元，人民幣匯率保持基本穩定。

進出口總額達八千五百一十二億美元，比上年增長 37.1%。其中出口額四千三百八十四億美元，增長 34.6%；進口額四千一百二十八億美元，增長 39.9%。⁷

第二，長期困擾中國大陸的一些社會問題開始得到解決或覓得了解決途徑。絕大多數人民的溫飽問題已經解決，部分地區開始向小康前進。基本上，

勞力過剩以及失學的問題，獲得局部的改善，且長期增長緩慢的消費額，已略為提高，社會服務的緊張狀況有所緩解，多種經濟全面發展，國營、集體、個體經濟齊頭併進。

第三，群眾普遍得益受惠，提高了生活水平。依據二００四年二月廿六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之「二００三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城鎮居民平均每人年所得 8,472 元人民幣，鄉村居民平均每人年所得 2,622 元人民幣。同時，消費結構發生了明顯變化，城市居民已從「吃、穿、用」的支出順序轉變為「吃、用、穿」的順序，逐漸出現了「吃講營養、穿講漂亮、住講寬敞、用講高檔」的新消費格局。⁸

相對的，在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中，軍隊的結構狀況也發生了很大的變化，

由於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錢財與人才於發展生產力，因而用於軍隊行政費用的開支相對減少。因此，勢必對軍隊建設、軍心思想心理和軍隊政治教育等方面產生巨大而深刻的影響。

二、政治環境的新變化

在中國共產黨長期極權統治下，中國大陸一直處於「以黨領軍、以黨領政」

的政體之下，也就是黨的意志高於一切，尤其是毛澤東時代更為凸顯，可以說毛澤東的意志就是黨的意志。鄧小平接班後亦然，也就是說毛澤東、鄧小平二人都是處於韋伯（Max Weber）所指的「魅力」（Charisma）領袖人物，當他們逝世後，就會形成群龍無首的狀況，但為什麼毛、鄧二人逝世後，中國大陸仍

7 聯合報，2004 年 2 月 27 日。

8 殷敦平，軍隊政治教育新趨向，北京市海潮出版社，1990 年 12 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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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不動如山？主要的是他們掌握了軍權。雖然一九八九年「六四」天安門事件，

露出了民主轉型的契機，但因胡耀邦、趙紫陽形單力薄，而使天安門事件僅僅是曇花一現。

中國大陸在社會政治環境方面已由法制落後、社會動蕩，開始走向建立法制、政局漸穩的道路。尤其為防止「文化大革命」悲劇的歷史重演，中共更進行了多方面的改革，更令世界關注。

第一，整個中國大陸出現了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黨中央首先指導思想上完成了撥亂反正、糾正了「左」的錯誤，

及時把工作重點轉到現代化建設，努力糾正了十年浩劫造成的幾十萬起冤案，

改正了反右派擴大化和反左傾的結論，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平息了其所謂的革命暴亂－一九八九年的「天安門事件」，粉碎了國內外敵人妄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領導，顛覆社會主義的陰謀，雖然，少數逃亡海外的民運人士，曾不斷的活動，但也是影響有限。

第二，中國大陸逐漸走向民主與法制。中共長期以來，習慣於以人治代替法治的局面正在改觀，形成了以憲法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法律體系，共軍的多種法令條例和法規制度，也逐步得到恢復和修正。一九九二年十月共黨第十四屆代表大會中，江澤民就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是捍衛社會主義祖國的鋼鐵長城。」⁹軍隊的正規化建設也較以往進步。

第三，政治體制改革邁出了可喜的第一步。中國大陸根據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中共的政治體制進行了多方面的改革。一九八０年二月共黨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改主席制為總書記制。從而對中央權力過分集中於主席個人的組織結構做了改革，以利於集體領導和防止個人專斷。從中央到地方建立了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設機構，加強了權力和立法機構建設，並改革選舉制，

在縣級進行了直接選舉，取消了黨政合一的所謂「一元化」領導的「革命委員會」，恢復了各級人民政府，在組織形式上實行了黨政分開。從上到下建立黨紀檢查組織，設立了各級政府，恢復了民主黨派活動，全國有條件的地區實行市

9 趙從，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學，北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3 年 1 月，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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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縣的領導體制，建立了鄉（鎮）政府和村民委員會。

第四，提出了「一國兩制」新構想，使中共所謂的「統一大業」有了重大進展。中共認為：「一個國家、兩種制度」的構想是中華民族政治智慧的偉大創造，中共即依此原則，分別於一九九七年及一九九九年，英國和葡萄牙先後歸還了香港和澳門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將依此原則解決「台灣問題」。

第五，軍隊思想政治工作面臨新任務，一九九七年九月中共召開黨的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了「高舉鄧小平理論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要大力加強思想政治建設，發揚優良傳統，

在精神文明建設方面走在全社會的前列。同時，由於經濟領域改革步伐將明顯加大，社會利益關係的重新調整，必將帶來官兵思想觀念的劇烈變化。

在社會政治環境的新變化中，共軍的情況也發生了深刻的變化。首先，軍隊建設從指導思想上實行了戰略性轉變。將軍隊工作立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戰略狀態轉到和平時期發展建設的軌道上來。共軍著眼未來戰爭的要求，逐步地有重點地實現武器裝備的現代化，實行編制體制改革，進行了百萬裁軍，開始向精兵、合作、高效能、高科技的方向發展，以提高官兵現代化素質。其二，共軍擔負和完成保衛國家和建設國家雙重任務。在南疆邊陲和南沙群島海域，重創了越南，以保衛中共領土和領海的安全。共軍還積極參加了中共重大工程建設，特別在西北、東北等邊疆地區的開發，或天災的搶救。其三，軍官士兵轉業復員安置問題出現了一些新的情況。軍士官轉業以戰士的復員出路即比改革開放之前更加寬闊。

凡此，皆為軍隊政治教育所處的社會環境的新變化，它必然會在每個軍人心靈留下深深的烙印，對軍隊政治教育發生重大的影響。

一九九二年十月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大」的政治報告中，即強調政治制度化，其目的在增強威權國家行政體系的效能，以為調節權力繼承時可能產生的政治衝突。另外一項確保威權政體穩定性的措施，就是規範中央和地方之權限，

中共中央擁有對地方黨政機構的人事調動權，掌握人民解放軍的調度權，而今江澤民雖已將國家主席、總書記的位子交給了胡錦濤，但卻繼續擔任中央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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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主席，充分掌握軍權。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亦明確宣示：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領導地位。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代表中國先進生產力的發展要求是核心，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是靈魂，代表中國廣大人民的根本利益是目的。共產黨只要當好「三個代表」才能保持它的先進性，才能用正確的理論、路線、方針和政策動員群眾，帶領群眾前進，它的領導地位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也由於此，中共的執政基礎才能更加牢固。¹⁰

二００三年七月一日，胡錦濤在中共八十二週年黨慶發表講話時，也特別強調：「三個代表」本質是立黨為公、執政為民，希望以「一切為民」來進一步詮釋「三個代表」的真義，各級領導幹部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真心實意對人民負責的精神，做到「心裏裝著群眾，凡事想著群眾，工作依靠群眾，

一切為了群眾」，並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利為民所謀」的三民主義，

大家為群眾誠心誠意辦實事，盡心竭力解決難事，堅持不懈做好事。

三、思想文化環境的新變化

中共改革開放不僅引起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深刻變化，也催化精神生產和精神生活的形象。社會文化、時代精神和人們的觀念，正在改革開放浪潮的衝擊下，潛移默化地朝著新的模式變遷。

一九七八年中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實際出發」的思想路線。一九八四年中共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做出了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則是一部全新的活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九八七年中共黨的十三大確立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理論和「一個中心，兩個基本點」的黨的基本路線，都是中國共產黨關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理論的重要創建。另外，

在此一時期，受到沙特的存在主義，尼采的唯意志論和超人哲學，弗洛依德的精神分析理論和馬斯洛的「第三思潮」等的傳播，均受到部分知識分子和青年學生的青睞，產生了不可忽視的消極影響。其次是觀念的改革，在改革開放大潮的滌盪之下，一些陳舊落後觀念，逐漸被新的觀念所取代。

10 李鐵映，論民主第八章中國共產黨的領導和黨內民主，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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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與理論發展和觀念更新同時出現的是時代精神的崛起。由於中共全面改革，使人們擺脫了「左」的思想及小生產狹隘眼界的束縛，人們已經不再相信「貧窮」就是社會主義，「大鍋飯」就是最大的幸福，也不再相信「致富、

冒尖」就是個人主義！一部分人先富起來就會導致兩極分化，改革所引起的一系列革命性變革，正把人們的視線引向真正的科學社會主義，引向改變中國當前的實際，引向努力追求明天的幸福和未來的美景。人們要求有新的產品、新的秩序、新的思想、新的風格、新的生活方式。在農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的生活方式，從總體上發生了顯著變化。科學技術和多種信息進入農民生活之中，農民的思想方式也有重大改觀，城鎮人們對技術進步和科學知識追求的熱情是前所未有的。

當然，在精神生活中，中國大陸也出現了一些消極現象。例如出現了一切

「向錢看」的思潮，有的人為了賺錢，不惜損公肥私，損人利己，以權謀私，

行賄受賄，買空賣空，貪污腐化等現象，可謂非常普遍。在此社會思想文化氣氛瀰漫中，使人們沈湎於安逸，而帶來對國防事務漠不關心的現象，人們思想上產生了一種幻覺－戰爭之「狼」不來了。似乎鑄劍為犂，化干戈為玉帛已指日可待。於是軍隊和軍人在國民心目中的地位發生了偏移，認為軍隊是社會的包袱，甚至羞辱和傷害軍人的現象時有發生。八０年代以來，軍人找對象的問題也出現了新情況，其中有軍人自身因素，但社會女青年對軍人缺乏理解和尊重是最重要的原因，軍人的職業不那麼令人嚮往，導致兵源素質下降，部隊刑事案件增多。因此，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立八十週年大會中指出：「我們進行的一切工作，既要著眼於人民現實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同時又要著眼於促進人民素質的提高，也就是要努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故思想政治工作必須堅持以人為本，立足於理解人、尊重人、關心人、愛護人，著眼於人的德、

智、體、美全面發展，以不斷開發人的潛能和調動人的積極性。¹¹以上乃為共軍政治教育所面臨的社會思想文化環境，這種環境比起社會的經濟、政治環境對軍人和軍隊政治教育的影響至深且鉅。

11 劉正謙、夏仲銀，以「人民的全面發展」思想為指導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2 年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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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外社會環境的變遷

從一九四九年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便得到蘇聯及其東歐各國和包括印度在內一些亞洲國家的承認，英國也於一九五０年初承認，一直到一九七六年，中共對外戰略和政策是由毛澤東和周恩來制定的。鄧小平的外交思想是毛澤東、周恩來外交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在鄧小平外交思想形成前，中共的外交工作大致經歷了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從中共建政到五０年代末期）：此一時期對中國大陸安全的主要威脅來自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不久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把台灣置於其直接保護之下；美軍又一度逼近鴨綠江，直接威脅中國東北地區；同時美國又支持法國殖民軍進攻越南北方。美國就在東北、東部、

南部三個方向上對中國大陸形成戰略包圍。在此一階段，中共實行「一邊倒」

的對外戰略，除一九五０年二月中共與蘇聯結盟，參加社會主義陣營外，並著重發展同亞非拉丁美洲民族獨立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堅決反對美國的侵略政策和戰爭政策。這一階段中國大陸外交政策的中心任務是：鞏固國家的獨立，

為和平建設爭取一個安定的國際環境。這也是中共誕生之初，就已將「擁護國際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合作」做為自己的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則之一。例如中、朝兩國與美國進行了兩年多的打打談談，雙方終於在一九五三年七月簽訂停戰協定。一九五四年中共又參加了日內瓦會議，與相關國家促成印度支那半島的停戰，周恩來提出了和平共處五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領土完整、互不侵犯、互不干涉內政、平等互利、和平共處。一九五五年周恩來率團參加在萬隆召開的亞非會議，通過了包括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內的萬隆會議十項原則。中共堅決反對美國侵犯中國主權，把台灣納入其「保護範圍」的侵略行徑，但周恩來仍在萬隆會議上聲明，願與美國談判。一九五六年六月，周恩來在全國人大會上就外交政策發表講話時，即號召對台灣實行「和平」解放。

故西方歷史學家咸認：「在二十世紀五０年代中期，中國外交政策奉行的是和平共處路線，亦即萬隆路線。」¹²

12 費正清等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頁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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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從五０年代末到六０年代末）：此期間，美國仍繼續推行其敵視中共的政策，美國軍隊繼續駐紮在台灣與台灣海峽，侵犯其所謂的「中國主權」，同時又發動了侵越戰爭，從南面威脅中國大陸的安全。而蘇聯為了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妄圖控制中國大陸，並派重兵駐紮在中蘇邊境和蒙古，從北面形成對中國大陸安全的威脅。中國大陸為維護自己的獨立與主權，不得不同時在兩條戰線上反對美國和蘇聯的霸權主義。雖然如此，其仍堅定不移地奉行和平外交政策，並且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大力加強同亞非拉國家的團結合作，先後和緬甸、尼泊爾、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簽訂了邊界協定。中國大陸在堅決支持印度支那各國人民的抗美鬥爭的同時，仍然與美國舉行大使級會議，力圖緩和與消除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中國大陸在堅決抵制蘇聯控制中國，

對中國施加軍事政治壓力的同時，仍力圖緩和與蘇聯的緊張關係，並於一九六０年十月開始，中蘇邊界談判，嗣後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十年動亂，極左思潮的氾濫，致使外交工作受到嚴重的干擾，迄至一九六八年起，中共外交又逐步回到正常的軌道。

第三階段（從七０年代初到八０年代初）：由於美國深陷越南戰爭，蘇聯乃乘機擴大兵力，並在中蘇邊境和蒙古部署重兵達百萬，還將其三分之一之導彈，

放到遠東。一九六九年三月，蘇軍入侵中國珍寶島。一九七八年蘇聯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一九七九年蘇聯又入侵阿富汗，如此蘇聯從北、南、西之方面構成了對中國大陸的戰略包圍，成為對中國大陸安全的主要威脅，在此狀況下中共為對付蘇聯霸權主義的威脅，保衛國家的獨立、安全與主權，乃實行了「一條線」的戰略，¹³即從日本到西歐一直到美國，結成一條抵抗蘇聯擴張的戰線。

直到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大陸，打破中美關係的僵局，終於在一九七九年初美國廢除「中美協防條約」，並與中國大陸建交。

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建立後，其外交戰略雖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而有所變化，但維護國家獨立和主權，維護世界和平始終是貫穿外交政策的一條主軸。至七０年代末八０年初，形成中、美、蘇三角戰略關係。迄至一九九一年十二月蘇聯解體，中國大陸逐漸取代蘇聯與美國成為世界強國。同時，在一九

13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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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一九九九年，中國大陸先後恢復香港、澳門主權後，則著力於其所謂的

「台灣問題」，並希望美國能力行一九八二年的「八一七公報」，不要出售先進武器給台灣，且對美國及日本有部分人士支持「台灣獨立」、干涉中國內政、干擾中國和平統一表示不滿，一九九六年三月台灣海峽危機後，美國政府重申對中美之聯合公報各項原則的承諾，重申執行「一個中國」的政策，一九九七年十月底，江澤民訪美時發表「中美聯合聲明」指出：兩國元首決定，中美兩國通過增進合作，對付國際上的挑戰，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共同致力於建立中美建設性戰略夥伴關係。一九九八年十一月克林頓總統訪問中國大陸時，又公開聲明不支持「台灣獨立」，不支持「一中一台」。同樣的，胡錦濤於二００三年訪美時亦聲稱反對「台灣獨立」。二００三年十二月十五日，中國大陸為消弭

「中國威脅論」，胡錦濤下令，由中共前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帶領的理論班子，正全力建構「和平崛起的中國」理論，成為新的國家發展戰略。而溫家寶在二００三年底訪美期間，也曾在哈佛大學演講時，強調「和平崛起」的思想，

以描述中國大陸未來的形象，其目的不僅在防堵「中國威脅論」，更重要是建立和平環境，發展與各國的友好合作關係。此與毛澤東、鄧小平當初主張的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外交策略，是前後呼應的。儘管研究中共問題的學者專家都瞭解，

中國共產黨是擅長於「和平談判」，所謂「談談打打、打打談談」、「拉中打右」、

「拉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統戰伎倆，但當局者往往會受其「和平統戰」

伎倆所陷，中華民國如此，世界各國又何嘗不是呢？當然，外交是國力的延長，

中國大陸由於軍力的強大，做為其外交的後盾，根據中共外交部網站截至二００三年十二月，共有一六四個國家與其建交；相對的，中國大陸也不斷打壓中華民國的外交，使得我在外交上的困境，始終難以突破；相同的，中國大陸也認為我在外交上的拓展，或獲得友邦的支持、協助，將是他所不容，尤其是美國，因此，中共對外在社會環境的變遷，其都能夠適時適切應對，唯獨對「台灣與美國」的關係，更是他最關切、最在乎的問題。

第三節兩岸軍隊對內外社會環境變遷的因應

壹、國軍對內外社會環境變遷的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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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軍對內社會環境變遷的因應

自從抗日戰爭結束後，國軍因受勝利衝昏了頭，令任中共的坐大，聽從美國的調處，加以，國軍各級幹部只注意到軍事作戰而忽略了政治工作，只重視軍事訓練，而不重視政治教育，致使政戰制度變質，錦繡山河變色。政府遷台後，在痛定思痛之餘，決心澈底改革政工制度，以重建革命武力，恢復革命精神。因為，蔣中正曾指出：戡亂軍事失敗在共匪邪惡的政工之前。所以，必須以重建國軍政工為「骨幹」，來保證「革命精神的恢復，與軍事制度的建立」。

因此，國軍政工在蔣經國的領導下進行了重建，並改制為現行國軍政戰，也就是此次改制係根據在大陸時期，國軍與共軍作戰的經驗與教訓，針對共軍政工的特點與弱點，再吸取美軍有關制度的精華，增修改革原制而成。

國軍來台之初，物質條件很差，軍營簡陋，衣食簡樸，然受「一年準備、

兩年反攻、三年掃蕩」的精神號召，官兵日以繼夜，勤訓精練，士氣高昂，人人迫切期望早日反攻大陸，解救同胞。惟受客觀環境的影響，及美國的牽制，

雖有數次反攻大陸之計畫，然均未付諸行動，以致官兵久訓不戰，造成精神鬆懈，軍紀不良，士氣低落的現象。因此，國防部總政戰部採取了強化官兵政治教育和諸多文宣措施以為因應，例如：「克難實踐」運動、「以軍作家」運動、「毋忘在莒」運動，國軍戰鬥英雄、國軍政士、莒光連隊選拔等活動，藉以提振國軍士氣。然而由於受到內外社會環境的變遷，使國軍面臨嚴重的挑戰與考驗。

尤自民主進步黨成立，解除戒嚴，以及終止動員戡亂時期後，由於部分人士對言論自由的濫用，對民主政治的曲解，對國軍原本純誠如一、忠貞不二的思想，

造成相當的影響和衝擊。於是，國防部總政戰部又採取了學術演講、學術座談、

三民主義巡迴教育，及每週「莒光園地」電視教學等政治教育，以導正官兵思想，確保部隊純淨，鞏固軍隊安全。

二０００年五月由於政黨輪替，國防部總政戰部即因應民主潮流的趨勢，

著手研究「軍隊國家化」具體作法，當時筆者就是負責此項工作，我們邀集了各黨各派立法委員代表及專家學者，經過兩次深入討論，再經法學專家及法制司的研修，歷經半年，完成了「國軍現役軍人及軍事學校學生參與政治活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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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事項」乙種，做為各級幹部宣教參考依據，以貫徹憲法第一三八條「全國陸海空軍，須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關係以外，效忠國家，愛護人民。」之精神，

經過第五屆立法委員及縣市長選舉，使國軍官兵真正跳脫政治活動的框架，使軍隊真正步入「國家化」的要求，使軍隊真正能夠專心於軍務工作。這也是立憲以來，致力了幾十年的「軍隊國家化」，終於在中華民國台灣實現。

惟近四年來我們發現「軍隊國家化」，却成為政黨鬥爭的工具，造成軍隊內部思想分岐與對立（如附錄一）。不僅干預軍中人事，更干預軍隊政治教育，不准強調中國大陸與台灣的關係，不准有「反台獨」字眼，一切「去中國化」，強調「台灣本土化」。過去政治教育的主題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反共、反台獨」，今天卻只是凸顯意識形態的「反中國」，而不是反共產主義。今天只是一昧的抹煞數十年來三民主義在台灣建設的成果，而急於宣揚新政府執政的成效。致使國軍官兵出現價值模糊，是非錯亂的現象，他們不知道自己究竟是認同過去？還是只承認現在？雖然在表面上看起來國軍政治教育的方式、課程內容沒什麼多大改變，然實質上它的精神、目標已完全改變。似此現象，不但是民主國家所沒有，就連共產國家也不多見。就以美國來說，不論民主黨或共和黨執政，他們對國家的認同，對國旗的尊重，對國歌的情懷是始終不渝。而我們的敵人－中共亦然，儘管從毛澤東到第四代接班人胡錦濤，其間雖然換了幾位國家領導人，但是他們對國家的熱愛，對黨的忠誠，對政治教育的重視，也是一貫不變的。相較於國軍，面對此一民主法治精神尚未成熟的社會，國防部應堅持「軍隊國家化」的立場，也就是從三軍統帥以至士兵，人人恪遵憲法精神，真正遵守民主法治；如此，才能使國軍政治教育回歸正常，才能使官兵釐清「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真諦。

二、國軍對外社會環境變遷的因應

以上所述，僅僅是就國軍對內社會環境所做的陳述，基本上是根據抗戰勝利後，每個時期，國內情勢的變遷，國軍政治教育所做的因應措施，使其能夠結合社會脈動，結合官兵需要，期達軍事作戰的勝利。此期間，國軍也面對了外社會環境的變遷，而提出相關的因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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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鴉片戰爭以來，中國就被西洋列強譏為「東亞病夫」，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躍昇為世界四強之一，且為聯合國安全理事會常任理事國。其主要原因乃是我自對日抗戰起，胡適就在美國宣傳、遊說，且宋子文亦利用其個人關係，在美國建立人脈，最後促成了蔣宋美齡三次的訪美。由於羅斯福總統的全力支持，使美國朝野相信在重慶的蔣政權才是亞洲的民主鬥士，且獲國際輿論的佳評，也使得我國能夠參加開羅會議，東北四省，台、澎列島終能歸還中華民國。抗戰期間，全國軍民「地不分東西南北，人不分男女老少」齊心協力，一致抗日，充分發揮了中華民族堅忍不拔，奮戰不懈的精神。惟自政府撤遷來台後，友邦紛紛向中共示好，與我斷交。一九五０年六月廿五日，由於韓戰的爆發，七月卅一日，韓戰聯軍統帥麥克阿瑟（D. Macarthur）來台訪問，與蔣中正討論防禦台灣及國軍出兵事宜。十月八日，中共中央以「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之名，十九日中國人民志願軍渡過鴨綠江與南韓部隊交戰，於是，麥帥即建議動用國軍參戰，但未獲杜魯門同意，甚至下令撤銷麥帥所有職務，致使我反攻大陸的希望破滅。惟由於韓戰後，反共義士的來台，足以證明國軍政治作戰產生了相當的效用，更足以彰顯自由戰勝奴役，乃是不爭的事實。

一九五四年十二月，中美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後，台灣在美國的「保護」下，

美國政府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大力協助台灣，使得台灣問題從此成為影響中美關係的一個主要問題。我國也得有機會整軍經武，建設台灣為反共的堡壘，復興的基地。一九七八年十二月十六日，中國大陸與美國發表建交「聯合公報」，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同時也與我斷交、廢約。一九七九年三月美國國會通過「美台關係法」承認台灣為一獨立的政治實體，並力圖使美台關係帶有官方性質，一九八二年八月十七日，中美發表關於售台武器的聯合公報，即所謂的「八一七公報」，此公報與「上海公報」

和「建交公報」一起，構成為中共指導中美關係的基本文件，也成為牽制台灣軍力發展的金箍咒，雖然我國曾試欲解脫此一限制，但礙於國際現實主義，美國欲藉我之存在，維繫其與中國大陸的微妙關係，也就是說美國既不希望中國統一，也不同意台灣獨立。美國一方面聲稱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另一方面卻試圖維持實質上的「一中一台」政策。數十年來，我中華民國就在美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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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互動下維持現狀。也就是說，美國最願意看到的是一個「不統、不獨、

不戰」的兩岸關係，期在兩岸長期分離中，謀取最大的利益。此與國軍政治教育的宗旨是極其相似，我們的希望是在「對等、互惠」的原則下，和平統一中國。惟自二０００年五月以來，新政府一再強調「一邊一國」，更冀望藉著「公投制憲」，改變現實，改變國號，以實現其建立「台灣共和國」的美夢。而在此次總統就職演說中，陳水扁則聲言：憲改不涉主權領土及統獨問題，而澄清了美、中、台三邊關係的誤解。

貳、共軍對內外社會環境變遷的因應

一、共軍對內社會環境變遷的因應

共軍自建立之日起，就十分重視政治教育，政治教育可以說是共軍幾十年來的優良傳統。一九二九年底，中共在福建上杭的古田，召開了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制定了「古田會議決議」，不僅強調要加強「士兵政治訓練」，而且對教育的內容、方法做了具體規定。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又多次強調政治教育的重要意義，並指出：「軍隊的基礎在士兵，沒有進步的政治精神貫注於軍隊之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行這種貫注，就不能達到真正的官長和士兵的一致，就不能激發官兵最大限度的抗戰熱忱。」¹⁴解放戰爭時期，共軍普遍開展了以「訴苦」（訴舊社會和反動派給予勞動人民之苦）、「三查」（查階級、查工作、

查鬥志）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教育，透過教育「提高了全軍指戰員為解放被剝削的勞苦大眾，為全國的土地改革，為消滅人民公敵蔣幫而戰的覺悟性。」¹⁵建國以後，共軍深入持久地開展了以馬列主義、毛澤東思想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教育，

提高了廣大官兵的思想政治覺悟和革命積極性，鞏固和提高了廣大部隊戰鬥力。凡此，在在證明，政治教育是共軍保持人民軍隊性質，從勝利走向勝利的重要因素。由此可見，共軍在每一個時期，均採取不同的政治教育的內容、方法；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軍隊政治教育遭受到嚴重的破壞。因此，鄧小平在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就強調要加強政治工作。「要研究和解決在新的

14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1 年，頁 511。

15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1 年，頁 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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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條件下，怎樣恢復發揚政治工作的優良傳統，提高我軍戰鬥力。」¹⁶也就是說，思想政治工作雖然是有方法，但卻無定法。由於形勢任務的不斷變化，部隊執行的任務各不相同，官兵思想情況各有差別，因此，思想政治工作不能拘泥於某種具體方式和方法，而須創新、變革，且應結合民主化、社會化、務實化的趨勢，並兼顧優良傳統與改革創新。¹⁷

廿一世紀是知識經濟時代、信息時代的事實，已被社會各界人士所認同，

隨著知識經濟時代、信息時代的到來，也必將給共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帶來深刻影響和巨大的挑戰，尤其是中共加入ＷＴＯ後，全方位開放格局的逐步形成。

中西文化的相互滲透與融合，使官兵的視野更開闊，觀念更新穎，思想更活躍，

將對思想政治工作的先進性提出更高的要求。另隨著經濟的增長，人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極大改善，官兵文化素質的整體提高，必將對思想政治工作的針對性提出更高的要求；同時，隨著共軍數位化、網絡化、信息化的發展，官兵的交流、留習、娛樂以及工作的基本方式等將得到極大的改變，必將對思想政治工作的實效性提出更高的要求等，這一切都要求共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須適應時代發展的趨勢，要求共軍對「知識政工」有一個清醒的認知，要求共軍必須不斷更新觀念，不斷改進方式，不斷拓寬渠道，不斷完善機制，不斷增強功效，充分地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因此，江澤民在「十六大」報告中指出：

「一切妨礙發展的思想觀念都要堅決衝破，一切束縛發展的做法和規定都要堅決改變，一切影響發展的體制都要堅決革除。」¹⁸

胡錦濤在最近中共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中提出了「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是理想信念教育，基礎是思想道德建設。」的新論斷。也就是說理想信念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思想道德建設是開展理想信念教育的基礎。因此，在開展理想信念教育的同時，必須加強思想道德建設；而加強思想道德建設的同時，理想信念教育必須領先。二者是相互促進，相互制約，辯證統一的關係，缺一不可。沒有好的思想道德基礎，社會風氣不正，誠信缺失，抓理想

16 鄧小平選集，第二卷，頁 119。

17 曹陽，新軍事變革與軍隊政治工作創新，政工導刊，2003 年 7 月號。

18 張選忠，時代呼喚「知識政工」，政工導刊，2003 年 10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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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念教育就會事倍功半；反之，社會風氣良好，公民思想道德水準高，進行理想信念就會收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儘管內社會環境如何變化，共軍皆堅持用馬克思、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理論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等重要思想武裝全黨，教育人民。而在加強思想、道德建設中，則強調應順應時代要求，反映人民願望，且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律規範相協調，並弘揚和培育民族精神及堅持以人為本，把群眾性的精神文明創建活動作為重要載體。¹⁹

二、共軍對外社會環境變遷的因應

中共自建國翌日，蘇聯即率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五０年二月即簽訂了為期三十年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嗣後，因發生邊界糾紛等，兩國關係一度嚴重惡化。迄至一九七八年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中共外交的根本任務是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並決定不延長一九七九年期滿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一九八九年改簽「中蘇聯合公報」，一九九一年蘇聯解體，一九九六年四月，美與俄羅斯總統葉爾欽簽訂「中俄聯合聲明」，彼此成為戰略協作夥伴關係。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之後，可謂處於長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包圍和孤立之中，兩國曾在朝鮮戰場上兵戎相見，在越南和印度支那戰場上間接交戰。另讓中共最不能接受的是，美國一直適時適度的支持中華民國，直到一九七九年一月一日，中共與美國建交，與我斷交、撤軍、廢約，然美國仍以「美國與台灣關係法」把我國當成一個獨立的政治實體，並維持帶有官方性質的關係，惟中共對美國軍售台灣武器，頗不以為然，此亦為美國對我軍售的最大顧慮，亦為美國維繫中共與我之間的戰略平衡關係。迄至二００一年十二月中共加入ＷＴＯ，我國亦於二００二年一月成為ＷＴＯ會員國，對兩岸的經貿發展確有正面的功效，惟中共認為其入世後，官兵的思想觀念會受到影響，所以，中共要求從事政治教育的幹部，必須：第一，要學習ＷＴＯ有關知識和規則；第二，要宣傳ＷＴＯ的基本知識；第三，要加強愛國、

愛軍、習武的教育。如此，才能使官兵思想認識得到統一，精神、心理得以調整。另外，還要防範利用ＷＴＯ對中共進行顛覆、滲透、「分化」和「西化」。

19 陳寶忠，抓住核心打牢基礎－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路，政工導刊，2004 年 2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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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共在思想政治教育上採取了下列措施：第一、是講清經濟全球化的意義，使官兵認識加入ＷＴＯ是中共經濟發展，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可提升中共的國際競爭力，從而使官兵樹立大局觀念，自覺服從國家的改革，支持國家的改革。第二、是進行利弊得失教育，從長遠看，加入ＷＴＯ是利大於弊，據資料顯示，中共加入ＷＴＯ，國民生產總值將增加 2.94%，每年可增加三百萬人的就業機會。²⁰由此證明，中共在面對國際社會環境變遷時，均有其各個階段不同的因應作為，尤其是在政治教育的方向、方法上，有其獨到之處，期以達到官兵思想一致、觀念一致的要求。

一九九０年，波灣戰爭爆發，聯軍攻打伊拉克，使戰爭型態發展到了高技術戰爭階段。一九九三年初，中共中央軍委會召開擴大會議，制定了中共新時期軍事戰略方針，提出要把軍事鬥爭準備的重點放到打贏現代化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把軍隊建設的重點放到注重質量效能，向科學技術要戰鬥力上。同時，江澤民也提出了「兩個根本性轉變」的戰略思想，即：在軍事鬥爭的準備上，由應付一般條件下局部戰爭向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轉變；在軍隊建設上，由數量規模型向質量效能型、人力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²¹由於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接受信息渠道的拓寬，對社會觀察力和理解力的增強等，迫使共軍只有對傳統的思想政治工作內容、形成、方法、手段等進行深刻的改革，把現代手段的科學知識用於思想政治工作中，才能適應現代市場和未來戰爭的需要。同時，由於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和普及應用，改變著人們的思想道德觀念和生產生活方式，也給部隊思想政治工作帶來巨大而深刻的影響。因此，只有不斷加大思想政治工作的科技質量，才能使之更有時代感、吸引力和說明力。如此，才能適應複雜輿論鬥爭需要及適應戰爭型態和作戰方式的變化需要。²²同時，高技術戰爭中，信息戰是最重要的作戰行動。因此，在戰爭爆發之前，就要使官兵認清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是對全體官兵的最高政治要求；認清信息化部隊在高技術戰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進而激發政治責任感和旺盛的求戰情緒，叫響「首戰用我、全程用我、用

20 李望一，「入世」對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的影響，政工導刊，2002 年 1 月號。

21 國防大學，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學，北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8 年 5 月，頁 101。

22 周海得，世界軍事變革與我軍思想政治工作科技質量之提升，政工導刊，2004 年 2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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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勝」的口號，打牢為國家和正義而戰的思想政治基礎，堅決完成任務。所以，針對信息戰具有激烈的對抗性，思想政治工作要重視對官兵智能技能的開發；信息戰具有精確的殺傷性，思想政治工作必須幫助官兵培養過硬的心理素質；信息戰具有很強的隱蔽性，思想政治工作要在強化官兵的守紀保密觀念上下功夫；信息戰具有鮮明的時效性，思想政治工作必須有很強的應變能力。²³ 總之，在廿一世紀裏，中共將堅持不懈、始終如一地貫徹執行獨立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為了維護世界和平，同時也是為中共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一個和平的、穩定的環境，中共將盡最大努力，與世界上一切愛好和平的國家與人民一起共同為穩定世界、制止戰爭因素的增長，為早日實現和平統一，創造有利的國際條件。惟一般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則認為中共以「和平崛起論」取代「中國威脅論」，只是為了爭取世界霸權的煙幕，而不敢掉以輕心。筆者的看法是，中共一向以和平假象，做為其侵略他國的手段或與敵國談判的籌碼，故其所主張的「和平崛起論」是與毛澤東，鄧小平所提的「和平共處五原則」前後呼應，且為其接近、討好、爭取與國的外交策略。

23 劉小平、曹磊，探索信息戰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政工學刊，2002 年 2 月號。

第二章 兩岸軍隊政治教育在內外社會環境變遷的因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