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部門互動的角度，由於非營利組織投入「類商業化」行為日 益增長，致使其與企業及政府間的互動日趨複雜。緣此，本節擬從三 大部門互動角度，探討產業化與該等互動之影響。
一、與企業互動方面
就傳統的理念，非營利組織與私人企業間的互動關係並不明顯，
其主要原因在於缺乏明顯的利益衝突，換言之，由於非營利組織並非 以營利為目的，其財源主要依靠個人捐款及政府補助，與企業所從事 之商業行為間並無資源排擠效果，故兩者之間僅多具有間接關係，即
企業以資金贊助或成立非營利組織。然而，非營利組織產業化卻使這 種關係失衡，由於產業化乃是非營利組織透過營利的商業行為，以獲 取資源的過程，就市場競爭的角度，非營利組織業已成為市場中的競 爭者，且由於非營利組織的「公益」形象及稅捐優待地位，往往使私 人企業產生「不公平競爭」的疑慮，這種資源排擠效果，將使非營利 組織與企業間的競爭將日趨激烈。
（一）競爭關係
自由競爭是市場機制的自然法則，故產業化會造成非營利組織與 私人企業間的緊張關係，實在不令人意外。一方面，非營利組織的活 動開始入侵原本屬於私人企業的版圖；另一方面，私部門也同時擴張 其活動入侵傳統上屬於非營利組織之領域，這種現象不但使兩者間的 競爭更加複雜化，也逐漸模糊兩大部門間的界限。在非營利的社福組 織中，非營利組織逐漸增加商業行為的收益。例如，私人的健康俱樂 部便進入在美國長久以來屬於基督教青年會 (YMCA) 與基督教女青 年會 (YMWA) 的產業中。
不論私人企業與非營利組織彼此間的競爭加劇，也不管稍後會是 誰進入產業中，最有可能的結果是，這兩種類型的競爭者，將會越來 越無法區分彼此。然而，這種預期應將之視為待驗證的假設，因為其
理論基礎並不完備。非營利組織與營利組織間競爭的本質，正如同非 營利組織間的競爭一樣，一直很少被瞭解。在某些案例中，追求利潤 的誘因促使非營利部門與私人企業激烈競爭，這種情況在醫療產業中 最為明顯。
（二）合作關係
非營利組織中的產業主義，除與私人企業的競爭外，亦同時會 產生合作機制，產業化將促使社福組織與私人企業擴大合作的可能 性。例如，美國肺臟協會由會員手中購得高爾夫球的會員卡，同時給 予持卡人在當地高爾夫場的折扣，每年可得到八百萬元的收入。這些 收入同時提供了該協會的基金來源，也促進了健康外部活動的利潤；
另西麻薩諸塞州的肺臟協會係採取銷售滑雪特權書的方式；紐約的肺 臟協會則採用對當地健康俱樂部與體育館給予健康護照，以及餐館折 扣卡的方式；俄亥俄州的肺臟協會利用戒煙與體重控制計畫的一氧化 碳與氡檢驗器，作為部門合作方式。事實上，企業提供免費顧問給美 國肺臟協會，還有每年超過百萬元的費用，都是為了交換美國肺臟協 會的可信度與認同。
又如，美國防癌協會（American Cancer Society, ACS）每年 在與商業出版者的契約中得到近一百萬的收入（在 1995 年，它的四
億兩千萬佔總收入的 0.2%）。1996 年在史密斯克林比凱姆公司消費者 健康照護的協定（SmithKline Beecham Consumer Healthcare, SBCH）
下，美國防癌協會標誌出現在 NicoDermCQ 煙鹼貼片(貼於皮膚上以助 戒煙)以及 Nicoertte 煙鹼口香糖的箱子上，落實美國防癌協會戒煙 的教育計畫。史密斯克林比凱姆公司消費者健康照護，提供給美國防 癌協會每年一百萬不受限制的補貼。美國防癌協會發現這些創始並非 製造同意權，而是營造一種夥伴關係，以建立有關禁煙與適當營養議 題的國家體認計畫。
美國女童子軍則是預付電話卡的贊助者，也參與 GIFT-USA，這 是指與 Reader’s Gigest Association，以及其子公司 QSP,Inc.的合 作服務，可以使人們在電話上撥 800 之後，訂購花、巧克力、香水、
珠寶與其他禮物。在這項協議中，QSP 增加了它的銷售量，而所得利 潤的 1%分配給女童子軍。而美國女童子軍在此試圖扮演一個大方及 受稱讚的角色，並不是公司產品的背書人。
美國兒童福利聯盟亦與許多企業進行合作。例如，花旗銀行在 人們使用花旗信用卡時，指定部分金額給美國兒童福利聯盟；此外，
美國兒童福利聯盟與溫娣漢堡或漢堡王、當地超市，以及其他企業合 作。在華盛頓州裡，該分會每年藉由銷售「華盛頓蘋果」就賺了超過 二十萬元；在加州，該分會藉由製造與銷售該社區 Monopoly®遊戲；
在紐約市，兒童的救援社團擁有「馬戲團日」，並藉此接受捐助。
其他如美國畸形兒基金會 (March of Dimes，MOD)與家樂氏 (Kellogg`s)（早餐穀片的製造商）建立團隊；美國畸形兒基金會替 家樂氏 19 號產品背書，該產品乃是添加了葉酸的早餐穀片，可以幫 助預防新生兒脊椎與腦部缺陷，美國畸形兒基金會則獲得 10 萬美元 的回報；非營利的美國畸形兒基金會甚至有一位資深員工，頭銜是策 略 聯 盟 (Strategic Alliance) 與 國 家 促 進 協 會 (National Promotion) 的董事長 ，以拓展獲利範圍 (McIver,1995)；
（三）競合關係的評價
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些市場取向的改變呢？他們是否有助於強化 非營利組織，並切合社會的需求，成為更有效率的貢獻者？或者他們 將使非營利組織變得更脆弱，並轉移其效用，讓非營利組織去從事有 反生產的經濟行為，或許甚至削弱了公共支持的基礎 (不論財政上或 政治上的)？非營利組織關注於增加獲利與公共服務之社會使命間的 緊張關係，可以由以下獲得很好的例證：大學與私人企業在生命科學 中的伙伴與聯盟關係越來越普遍，雖有利可圖，但卻也備受爭議。
Hall(1987)指出，面對競爭日強的私人企業，非營利組織欠缺專 業的管理機制，無法與政府及企業分庭抗禮，維持獨立的社會地位（丘
昌泰，2000A：383）。
Hodgkinson and Weitzman （1996）認為，非營利組織可以用低 於私人公司的價錢雇用到付費勞工，這種減少的勞工給付，轉化為一 種捐贈形式，一方面也是因為這種形式看起來並未出現在慈善捐贈的 資料中，因為這種較低的勞工給付價格與志工，非營利組織便可以被 期望去使用比其他類似的私人公司，更多勞力密集的生產過程。
丘昌泰（2000A：380）即認為，非營利組織本質上畢竟是公共利 益，以純粹的商業手段獲得顧客認同，實質上已經妨礙小型企業的生 存與發展，因此，美國聯邦政府的小型企業行政局就指控：非營利組 織仗著「免稅地位」的護身符，卻大肆掠奪營利組織的地盤，對於小 型企業而言，根本就是一項不公平的競爭，故希望取消或嚴格控制非 營利組織的活動範圍與免稅項目。這對財源窘困的非營利組織自然更 是雪加霜。
二、與政府互動方面
在傳統上，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間的互動關係相當密切，主要理由 於政府常常透過經費補助方式，要求非營利組織扮演福利服務傳送的 功能，以輔助政府在政策執行上的不足，故在認知上，非營利組織與 政府大多被認知為合作關係，而非競爭關係。然而，這種傳統認知卻
受到非營利組織產業化趨勢的影響，而逐漸產生微妙的變化。
（一）競爭關係
由於國家總體資源有限，且非營利組織享有稅捐減免優待，故當 非營利組織逐漸擴張其收益大餅時，相對地就會壓縮政府收益的空 間。以美國為例，這種損失對地方政府特別重要，由於非營利組織介 入營利領域，使免稅領域不斷地擴大，而使地方政府收入日益減少，
而缺乏足夠經費處理日益增加的犯罪及貧窮問題，故非營利組織的擴 張就成為嚴重的財政威脅；美國財政部 (Treasure Department)的報 告指出：1977 年時，國內總資產的 10％，乃是掌握在免稅的非營利 組織手上 (Anerson,1995)，而且其數字在現今肯定更高：事實上，
紐約的西納庫斯 (Syracuse) 市發現在 1993 時，有 59％的不動產是 免稅的，紐約的水牛城則有 34％(Glaberson,1996)。
地方政府為回應其稅基逐漸被腐蝕，發展出許多創新的方法來規 避那些同意免稅的州的法律，以從非營利組織那裡收集到財源。例如 要求社福組織同意支付「志願」稅（通常稱為代稅支給；payment in lieu of taxation 或 PILOT）；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間緊張的另一種形 式，則牽涉到對社福組織那些向來被視為慈善活動所使用的反托拉斯 法 (antitrust laws)。例如，美國女童子軍產業化活動即受到地方
議會的限制。
（二）合作關係
雖然產業化有可能對政府稅收產生影響，然而，這種競爭關係的 證據並不顯著。例如，美國肺臟協會允許製藥公司以其國家雜誌顧問 的身分，去支援部分該協會所從事的公共健康工作。
又如，美國防癌協會與佛羅里達州柑橘部的合夥關係（州立栽 培者與製造者協會）。該部門藉由活動集資，同時使美國防癌協會每 年得到一百萬元的補貼，以從事研究、教育與病人服務計畫。
事實上，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由於同屬「公益性」使命，故兩者間 並不似與私人企業一般，有著那麼明顯的資源排擠效果，對政府而 言，一方面，非營利組織產業化反而可以減輕政府補助款的財政壓 力；另一方面，非營利組織「與使命無相關」之商業行為並不具免稅 優待地位，仍必須依法課稅。只要產業化不致於扭取公益使命，政府 並無管制或干預的必要。
事實上，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由於同屬「公益性」使命，故兩者間 並不似與私人企業一般，有著那麼明顯的資源排擠效果，對政府而 言，一方面，非營利組織產業化反而可以減輕政府補助款的財政壓 力；另一方面，非營利組織「與使命無相關」之商業行為並不具免稅 優待地位，仍必須依法課稅。只要產業化不致於扭取公益使命，政府 並無管制或干預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