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窮鄉、僅有公學校學歷、長期擔任保正職務，種種外在條件都與主流 抗日運動者形象有異，在此情況下，蔡秋桐的反抗之心從何而來？如何被誘發？
除了個人行政經驗與閱歷，他所處的社會提供了怎樣的論述資源與政經條件，
讓這一切的批判論述成為可能？
蔡秋桐所在的北港郡，是早在 1927 年 5 月就宣告嘉南大圳全郡通水的區 域。北港郡統轄的北港街、元長庄、四湖庄、口湖庄及水林庄等五個行政單 位，因為是南台灣重要的米糖產地，而被官方視為嘉南大圳設施成功與否的 指標地域。當局早在此地設置「農事改良組合」，並配合嘉南大圳的工程進展，
逐步推廣「業佃合作」及「小作慣行改善事業」。透過日間演講、夜間播放宣
48 原幹洲編，《自治制度改正十周年記念人物史》（台北：勤勞と富源社，1931 年），頁 42。
傳片等多管齊下的方式，嘉南大圳組合在業主與佃農的協調與合作方面，收
1925 年 12 月至 1926 年 1 月間的《臺灣民報》，曾多次以〈蔗農不滿足洋糖的 回答〉、〈北港的蔗農問題〉、〈庄長被革職是因為蔗農運動〉等報導，加以披露 和聲援。
文協領導的這些蓬勃活動顯示，北港在二○年代中後期新興的文化啟蒙運 動及農民運動中，位置日漸重要。1927 年文化協會分裂，左傾後激進派的「台 灣民眾黨」成員獲得「北港支部」的領導權之後，也曾在北港街舉辦爭取台灣 人地方自治權益的「促進自治巡迴演講」55。但隨著民眾黨在1931 年 2 月遭禁 及解散，相關運動漸次解消。
除了文協領導的運動之外，北港郡及其鄰近地域也受到「台灣農民組合」
所推進的運動影響。1925 年以後隨著中部地區發生的「二林事件」，農民運動 快速抬頭，在島內各地廣泛串連。1926 年起，成立於鳳山的台灣農民組合開始 持續發動全島抗爭行動。這些活動一方面承襲文協模式，抨擊資本家的資本壟 斷與經濟剝削，並批評總督府不當土地政策導致農民喪失生存根基。另一方面，
則透過激烈的無產階級革命，訴求工農解放。在農組的主導下，1929 年針對嘉 南大圳相關事項提出了「奪回埤圳管理權」、「反對嘉南大圳三年輪灌政策」等 口號56。1930 年 6 月以後更進一步發起「奪回埤圳管理權之鬥爭」，在這個將 嘉南大圳視為「獨裁政治」與「帝國主義」意識型態的運動中，高昂著「全台 南州內農民的鬥爭！╱奪回埤圳管理權！╱減免水租！╱反對三年輪流灌溉！
╱反對亂掘亂鑿！反對總督府獨裁政治！反對帝國主義××！」等口號，十分 大膽、激進57。
另一個更具體的抗爭是「嘉南大圳水租不納運動」，經由宣傳與鼓動，號 召大眾追求「按時價收購水路用地」、「立即賠償地上物損失」、「爭取埤圳 管理權」、「減免水租」、「撤廢埤圳令」、「絕對反對台灣總督府之水利政 策」等目標58。其中，一段被稱為「聯合指令」的檄文更寫道：
京：綠蔭書房，1986﹞），頁 1027-1028，以下簡稱《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55 同註 54，頁 492-493。
56 同註 54，頁 1102。
57 同註 54，頁 1135。
58 同註 54，頁 1140。
兄弟姊妹啊，嘉南大圳竣工啟用的今天，有的說是為了勞苦貧民的福祉
─福祉應為「毒死」，有的說是以幸福為名增進下毒的陰謀，任意沒 收我們的所有地，縱橫無盡地亂鑿圳路，完全無視於穀物的損失以及民 眾的痛苦。……兄弟姊妹啊，請看我們舉家瀕臨餓死的慘澹現狀吧。……
請記住以下的三字句：「賊政府，卻重稅，賊官廳，凡物欲」59。……
兄弟姊妹啊，勿怕犧牲，勇往邁進，展開鬥爭吧。60
誠如三澤真美惠指出的，隨著〈幸福的農民〉數年間持續反覆地於各地巡 迴放映，「以幸福為名增進下毒的陰謀」（幸福と稱して放毒を增進する陰謀）
一句讀來格外諷刺。在作為一種揶揄以外，該文也呈現台灣農民組合對宣傳教 化片〈幸福的農民〉之反宣傳61。除此之外，我們也看見缺乏公共權力、科技 論述優勢和影像媒體資源的農組，如何以形式簡易、率直表現庶民情感、並為 百姓熟悉、易於誦讀與傳播的台語三字句，進行受壓迫者的情感動員，藉此反 擊官方意識型態。
農組從 1929 年到 1930 年期間，持續推進「奪回埤圳管理權」、「反對嘉南 大圳三年輪灌政策」、「奪回埤圳管理權鬥爭」、「嘉南大圳水租不納運動」等 抗爭，這些抗爭給予蔡秋桐強烈刺激，而成為其後小說的重要主題和養分。在 他的小說中，多處反映了他對運動議題的清晰認識和對反抗者的認同。〈興兄〉
中反覆出現的「粟價也致之崩落了，蔗價也大跌落了，竟然釀成個有貨賣無錢 的狀態了，農村的疲弊直趨至極點」62的慘澹時刻，也呼應了「聯合指令」檄 文中農民舉家瀕臨餓死的慘澹現狀。而這也是在蔡秋桐〈放屎百姓〉、〈新興 的悲哀〉與〈興兄〉三篇小說中反覆出現的主題。
59 「賊政府，卻重稅，賊官廳，凡物欲」的台語讀音為：Chhat-chèng-hú, Khioh-tāng-sòe, Chhat-koaⁿ-thiaⁿ, tak-mih-boeh。「三字句」又稱「三字集」，是台灣農民組合為了方便宣傳，
仿造三字經以三字為一句的模式所編成，其特點是字辭簡單，字義明瞭，字句押韻，以 方便記憶與誦讀。比如「賊政府，卻重稅，賊官廳，凡物欲」間的「稅」和「欲」就押
「oe」韻。譯成中文，意思是說：像賊一樣的政府，對我們課予重稅；像賊一樣的官廳，
什麼東西都要奪取。
60 同註 54，頁 1138-1139。
61 三澤真美惠，同註 11，頁 382。
62 同註 39，頁 211。
在蔡秋桐逐漸減少創作的1936 年，他的短篇小說〈王爺豬〉，藉由對「王 爺」的歎怨與祈願，抒發了弱者的哀歎。在嘲諷民眾只會求助自身難保的王爺，
而不知進行組織性抗爭的明喻下，那「聲聲叫著苦，聲聲哭著苦」的弱者形象 以及無力抵抗的悲鳴，再現了他所置身的殖民地社會。
唉！王爺公！你有看見嗎？有聽見嗎？如果你是有聽見這弱者，無力可 以抵抗的悲鳴，你的心也忍得過嗎？
人叫你臭耳人王爺，你當真耳孔無聽見嗎？聲聲叫著苦，聲聲哭著苦，
這戇大豬，也像曉得死日將到了，那麼萬人稱呼你是王爺，豈沒有點慈 悲的心嗎？63
相較於台灣農民組合訴求的無產階級革命，「保正作家」蔡秋桐及其反抗敘 事的意義在於，面對嘉南大圳事業以及作為其意識型態之灌輸、製作與宣傳的 機器─影片〈幸福的農民〉，以另一種曲折而笑謔的方式指出其內在矛盾，我 們認為這代表了一種突破〈幸福的農民〉之意識型態及其框架的可能。
蔡秋桐將他身為殖民地中間階層所見的社會真相以及由其引發的內心矛 盾，以虛構的小說形式，提供解殖民地時期中南部地區農民生活與農業爭議的 線索。1980 年前後蔡秋桐接受黃武忠採訪時，曾如此說道：
我當時是保正，兼製糖會社原料委員，與製糖會社有來往，與警察也有聯 繫，因此小說內容鮮有激烈的反抗意識，只是真實的紀錄一些事情而已。64
蔡秋桐所強調，以「名字更換一下而已」呈現的「真實的」人和事，這種
「曲筆」記錄真實的作法，以及未刻意塑造反抗者形象卻自然流露出批判意涵 的結果，恰恰與〈幸福的農民〉中紀實影像中的虛構，還有虛構情節中的林阿 仁範本，形成強烈反差。「虛假」的「紀實影片」以及「真實」的「虛構小說」，
反映官╱民的嘉南大圳敘事之相違立場。這些似虛而實的小說人物與情節造就
63 愁洞，〈王爺豬〉，《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合集》（台北：前衛，1991 年），頁 256。
64 黃武忠，〈北港地帶的代表人物─蔡秋桐〉，《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家小傳》（台北：
時報，1980 年），頁 48。
殖民主義意識型態宣傳的縫隙，形成鬆動帝國治理的可能力量。蔡秋桐筆下具 有鮮明社會經濟烙印、因背負殖民地政策枷鎖而流連於生死線上的「放屎百 姓」話語，針對殖民主義意識型態還擊，開展出一種新的反抗論述的可能與 實踐。
以上概要勾勒二○年代到三○年代初期北港地區的文化與社會運動狀態，
特別針對文協推動的農民啟蒙和運動，以及農組主導下的反嘉南大圳運動，進 行調查與重建。這正是蔡秋桐所處的時代與環境，也是蘊育其思想啟蒙與文學 寫作的社會及政治背景。因為「保正」身分的限制，蔡秋桐是否走上運動前線 仍待考察。但在戰後黃武忠進行的訪談中，幾度提及蔡秋桐曾參與文化協會，
留給我們未來繼續調查與思考蔡秋桐與文化協會，乃至與農民組合的關連之線 索65。總之，蔡秋桐通過「保正」與諸如嘉南大圳組合等半官民地方組織的中 介性、協調者位置，得以深刻掌握官方宣傳意旨和台灣人抵抗運動實況。他通 過小說，抒發在殖民主義政策操作下對於自身土地、水源、耕作方式無法自主 的底層農民的姿影與聲音，和農民組合的嘉南大圳批判形成巧妙呼應和互文。
在解構「幸福的農民」宣傳的同時，也逆轉了帝國所頌揚的知識理性、科學主 義與治理權威。
結語
本文首先回顧宣傳教化電影在殖民地台灣的發展概況，透過調查《臺南新 報》及《臺灣日日新報》宣傳嘉南大圳事業相關記事中，發現不同於「活動寫 真」與「映畫」的「電戲」，這一個在台灣電影史中被忽略的時代用語，指出 它如何被使用在宣傳影片。在此基礎上，本文聚焦作為電戲代表作之一的〈幸 福的農民〉之籌備、拍攝與放映過程，重建台灣總督府與台南州州廳藉用此一 新興文化工具宣傳大圳事業的經緯。
65 同註 64，頁 47-49。黃武忠，〈退隱田園的蔡秋桐〉，《台灣作家印象記》（台北：眾文，
1984 年），頁 3-13。
藉由〈幸福的農民〉之文本分析，我們指出殖民主義的「幸福」話語塑造 及其意識型態傳播模式，發現〈幸福的農民〉意圖掩飾的矛盾─帝國與資本
藉由〈幸福的農民〉之文本分析，我們指出殖民主義的「幸福」話語塑造 及其意識型態傳播模式，發現〈幸福的農民〉意圖掩飾的矛盾─帝國與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