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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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2013 年 12 月頁 175-206. 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陳淑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柳書琴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中文摘要嘉南大圳在 1930 年宣告竣工，這個號稱半官民實則由總督府政策主導的水利事業，創下當時的許多紀錄。本文首先分析嘉南大圳宣導影片〈幸福的農民〉之攝製、宣傳與內容，探討官方的宣傳及其殖民主義意識型態傳播。其次藉由一個殖民地方末端行政吏員─保正作家蔡秋桐的〈放屎百姓〉、〈新興的悲哀〉、〈興兄〉等小說以及農民組合對嘉南大圳事業的批判，探討文本中的反宣導意義，指出其如何解構宣傳教化影片中的偽紀實，也挑戰了官方論述所宣揚的權威。最後，總結全文，揭示在此一官／民殖民主義論述與反論述之文本縫隙中，所展現的歷史與社會意義。. 關鍵詞：殖民主義、農村教化、宣傳電影、嘉南大圳、蔡秋桐.

(2) 176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Propaganda and Resistance: The Textual Discrepancy in the Discourses over Jialan Dazun Chen, Shu-jung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Liu, Shu-chin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Jialan dazun (Jialan Great Ditches) was completed in 1930. This public-private cooperative irrigation project under the guide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was record-breaking in many respects.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production, promotion, and content of a propaganda film entitled Happy Farmers, and demonstrates how the official colonial ideologies were propagated. Secondly,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writer Tsai Chiutong’s short stories as well as investigates the Farmers’ Association’s critique of this grand irrigation project, in order to locate an anti-colonial message in Tsai’s stori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se stories deconstructed the.

(3) 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 177. pseudo-realism of the official documentary film and challeng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colonial worldview. In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reveals historical and social meanings masked in a textual discrepancy between official colonial discourses and anti-colonial ones. Key words: Colonialism, Civilizing farmers, Propaganda films, Jialan Great Ditches, Tsai Choutong.

(4) 17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 ∗. 前言 1930 年 6 月，歷時十年的嘉南大圳竣工。這個由日本水利工程師八田與一 1 規劃建造的工程，在克服關東大地震、世界經濟不景氣等外在因素下，耗資約 5,500 萬日圓，成為當時東亞最大的水利工程。此一灌溉面積高達 15 萬甲土地，影響 40 萬人的工程，改變了南部平原早期「看天田」的耕作方式。隨著密布平野的大圳小渠輸送遠近水流，繞行千里的渠道改變了舊有的地貌景觀，原本看天種田的平野得以積極導入米作，成為殖民宣傳令下一年兩穫的豐饒美地 2。嘉南大圳的興築涉及了複雜的歷史與政治問題，尤其與殖民母國的政治經濟發展密不可分，柯志明的研究闡述了這段歷史。他指出，1918 年發生於日本都市的「搶米暴動」（米騷動），反映一次世界大戰後因為快速工業化與都市化. ∗ 1. 2.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者提出許多細緻且深具啟發性的修正意見。八田與一（1886-1942），日本石川縣人。東京帝大畢業後隨即赴台擔任總督府土木部技手，1920 年出任嘉南大圳工事事務所所長，1930 年完成嘉南大圳工程。1942 年被派往菲律賓進行調查時，因船艦遭美軍擊沉而罹難，妻子外代樹在日本戰敗後於烏山頭放水口處投水殉夫。陳鴻圖撰，〈八田與一〉，收於許雪姬編，《台灣歷史辭典》（台北：遠流， 2003 年），頁 56。另可參考清水美里，〈八田與一物語の形成とその政治性─日台交流の現場からの視点〉，《日本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研究》第 5 號（2009 年 10 月），頁 203-225。嘉南大圳的相關研究甚豐，可參見陳鴻圖與清水美里的論文。陳鴻圖，〈日治時期台灣水利事業的建立與運作─以嘉南大圳為例〉，《輔仁歷史學報》第 12 期（2001 年 6 月），頁 117-152；〈嘉南大圳對土地改良及農作方式之影響（1924-1945）〉，《國史館學術集刊》創刊號（2001 年 12 月），頁 189-223。清水美里，〈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水の支配」と抵抗：嘉南大圳を事例として〉，《言語‧地域文化研究》第 15 號（2009 年 3 月），頁 255-275；〈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の水利をめぐる権利の抗争─嘉南大圳灌漑システムへの反対運動を事例に〉，《日本語‧日本学研究》第 1 號（2011 年 3 月），頁 79-108。.

(5) 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 179. 造成的糧食短缺問題。殖民地廉價的農產品因能降低城市工人的生活消費成本，有助日本本土工業減少勞動成本與增加企業利益而廣受注目。為了因應母國資本累積的問題，台灣和韓國的殖民地政府因而利用政策制定與行政輔導，透過水利工程等公共投資及新科技的發展與轉移，以促進殖民地米的生產與對日出口 3。嘉南大圳即在這樣的背景下，號稱半官半民共同開發，實則由總督府主導，通過「公共埤圳嘉南大圳事業組合」統籌相關事業。殖民母國農業生產不足與資本積累需求等問題，促成台灣總督府啟動這項在日本殖民史上耗時與耗資皆創紀錄的工程。為了讓 15 萬甲土地內的全體人民都能「公平、平等的享受嘉南大圳的利益」，嘉南大圳組合規劃了以三年為一期，期間米作連續灌溉，蔗作間斷灌溉，雜作不供水的「三年輪作」方式；又為使此一新的生產方式能夠順暢運行，規劃在嘉南大圳組合的指導下，各種作物以 50 頃為單位，農民從事集體耕作，整併 150 甲為輪作區。由於水路設施與輪作制度涉及實行區域內土地的交換與重新分配，因此廣泛意義上而言，「嘉南大圳事業」就不單只是興建水利設施的問題，而成為包含農地重劃與地域開發的土地政策。此外，為使輪作區內水路穩定供水，確保三年輪作制度順暢，必須建立「實行小組合」集中管理，因此該事業也改變了以小作人為主體的耕作傳統，農村社會階級和人際關係也隨之產生變化，可謂影響深遠 4。為配合「水的革命」之推動，早在嘉南大圳完工以前的 1927 年，台南州州廳就委託「台灣教育會」 5 攝製影片〈幸福的農民〉（幸福の農民），以為宣傳。該片塑造了一個「直順」形象，宣稱順從嘉南大圳組合安排便能為農村與農民帶來「幸福」。殖民政府以「幸福」為名，通過強調政策輔導、大型公共工程投資與現代栽培法的科學論述，訴說一套合理的農村教化及農業改良意識型態。〈幸福的農民〉因此反映了殖民主義意識型態的灌輸、製作與宣傳。但我們更 3 4. 5. 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台北：群學，2003 年），頁 163。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2004 年），頁 322-323。台灣教育會，其前身為 1898 年組成的國語研究會，1901 年改組為台灣教育會，由石塚英藏擔任第一任會長。1931 年改組為社團法人，以台灣總督為總裁，總務長官及文教局長分別擔任正、副會長。主要業務為舉辦各種講習會、國語演習會、採買放映並製作各種教育影片等。參見許佩賢撰，〈台灣教育會〉，收於許雪姬編，《台灣歷史辭典》，頁 1142。.

(6) 18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好奇的是，透過這個新的意識型態宣傳媒介，官方如何利用宣傳片〈幸福的農民〉貫徹這個重新分配「水」資源、土地所有及耕作型態的權力運作？整體政策又如何改變了台灣中南部既有的農民生活與農村生態？隨著嘉南大圳工程的竣工，新型態的集中化農業生產與管理方式誕生，衝擊原有的階級與社會關係。矢內原忠雄早在 1929 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一書就頗具洞見地指出：「嘉南大圳所促進的社會關係上的變化，乃是形成大地主的土地集中與壟斷，及促使農民喪失土地而無產化。」6實際上隨著嘉南大圳的通水，沉重的水租不只造成農民負擔，也出現許多地主因為入不敷出而典當、賣子、賣妹以納水租的新聞 7 。像「『咬人』大圳」、「水害組合」這樣的嘲諷稱法反映地主階級對嘉南大圳事業的不滿，與抗納嘉南大圳水租運動成為重要的反對力量 8。在這場地主與佃農看似站在共同反對嘉南大圳水租與三年輪作的抗爭運動中，要特別指出的是，存在兩者之間的階級差異，以及從農民立場出發，一種不同行動方案的可能。這使得我們的關懷將更趨近矢內原忠雄的論點，因為喪失土地而面臨無產化的農民，他們將如何發聲？或者，是否有人曾經替他們發聲？我們發現，在嘉南大圳事業排山倒海的宣傳攻勢下，站在宣傳第一現場的嘉南大圳組合評議員兼台南州北港郡元長庄五塊寮（今雲林縣元長鄉五塊村）保正的作家蔡秋桐（1900-1984），曾以「愁洞」為筆名，通過小說戮破了「幸福」的假象；而他的批判又可以扣連到二○年代中後期以降的台灣農民運動發展，特別是以反嘉南大圳為中心的「台灣農民組合」之宣傳運作。. 6 7. 8. 同註 4，頁 323。 1930 年大圳完工後，農民每年均需繳組合費，組合費又分為「普通水租」（經常費）與「特別水租」（特別費）。其中每年每甲 8 圓的「普通水租」，用以維持組合的營運及埤圳固定維修等費用。「特別水租」則是用來償還大圳工程期間向銀行及台灣總督府的借貸債務。參見陳鴻圖，〈嘉南大圳研究（1901-1933）─水利、組織與環境的互動歷程〉（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年），頁 206-210。〈嘉南大圳沒有給水也要徵收水租╱地主們大起抗議╱「咬人」大圳的正體暴露╱請看當局將如何處置〉，《臺灣新民報》，1930 年 9 月 27 日，第 2 版。〈水害組合？！全收入が水組に充たね╱桃園嘉南兩大圳の慘狀〉，《臺灣新民報》，1931 年 1 月 17 日，第 2 版。另見同註 7，頁 209。.

(7) 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 181. 本文首先經由台灣電影史的脈絡，探討宣傳教化影片的發展過程，藉由解析〈幸福的農民〉的製作、宣傳與內容，釐清為推動包含灌溉設施、農事改良、土地政策在內之「嘉南大圳事業」，關注台南州州廳如何援用新的文化工具協助宣導，傳播殖民主義意識型態，塑造「幸福」假象。接著，透過蔡秋桐〈放屎百姓〉（1931 年）、〈新興的悲哀〉（1931 年）、〈興兄〉（1935 年）等小說、搭配台灣農民組合的反抗論述，進行參照分析。闡述在大圳竣工初期，作家個人和農民運動團體如何看待官方農業改良指導和水利工程投資，如何對其背後隱含之殖民主義意識型態進行批判，藉此說明民間文本提出的「幸福」悖論，成為鬆動殖民主義意識型態宣傳的縫隙。最後，總結嘉南大圳事業案例之宣傳與反宣傳文本，指出在大型殖民工程引發的官民相違的意識型態生產現象中，展現的歷史與社會意義。. 一、嘉南大圳事業宣傳與宣傳影片〈幸福的農民〉雖然世界電影的發明者究竟是誰至今仍眾說紛紜，但隨著法國盧米埃爾兄弟（The Lumière brothers）在 1895 年 12 月 28 日起利用他們發明的機器在巴黎公開收費放映並獲得廣大迴響，而普遍被視為電影史的劃時代創舉 9。這一年同時是台灣史上風雲變色的乙未年，隨著馬關條約簽訂，台灣割讓給日本。當歐洲世界的人們正驚訝於電影技術時，台灣人民才剛剛歷經一場史無前例的浴血之戰。這兩起在世界史上看似風馬牛不相干的事件，以台灣史的立場來看，卻同樣帶給了台灣人「現代性」（modernity）震撼。電影技術在歐洲誕生後，短短一、兩年間就傳播到東亞。1897 年前後被引進日本，當時稱為「活動寫真」，1899 年以後日人自製的戰爭新聞影片成為重要類型，並在 1905 年的日俄戰爭前後被廣泛運用而造成轟動 10。在中國，1896. 9. 10. 參考法國 Sadoul, George 著，徐昭、胡承偉譯，《世界電影史》（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 1995 年），頁 1-13。美國 Thompson, Kriston and David Bordwell 著，陳旭光等譯，《世界電影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3-19。蔡慶同，〈南進台灣：紀錄片作為帝國之眼〉，《台灣社會研究》第 86 期（2012 年 3 月），頁 103。又「活動寫真」這個稱呼在二○年代以後逐漸被「映畫」所取代，活動寫真的稱法主要用於無聲電影。.

(8) 182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年電影被當成雜耍特技進入上海，「西洋影戲」、「電光影戲」（簡稱「影戲」）等稱呼充分反映了這門新玩意產自西洋並結合光電播映技術的基本特徵。在殖民地台灣，電影技術則由日人引入台灣，會動的相片─「活動寫真」的最早放映紀錄，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初期。受到日本內地的電影教化方針影響，電影除了作為一種奇觀的娛樂表演之外，在台灣總督府及其外圍民間團體之「國民教化」、「寓教於樂」目標下，也被廣泛使用在國體弘揚、政令宣傳與社會教化方面。諸如總督府警務署、台灣愛國婦人會、台灣教育會等官方與半官方機構，紛紛投入教化宣導影片的巡迴放映或影片拍攝工作 11。「台灣教育會」以「謀求台灣教育的普及改進」為宗旨，從一○年代起利用電影作為工具，積極展開以宣揚總督府政策為中心的教化電影之攝製與巡演。1913 年起該會設立「通俗教育部」，1914 年底以公學校學童與其父兄為主要對象，開始進行電影巡迴放映，以推廣大眾教化 12 。二○年代，台灣教育會推出了包括〈東宮行啟〉、〈台灣事情宣傳隊〉等，既有時事熱度又能傳遞殖民主義意識型態的影片，引起熱烈迴響。這些影片除了由該會自身巡迴放映以外，也接受各州廳借出放映，在殖民地民眾教化上達成了相當效果。各地方州廳除了借用台灣教育會的現成影片之外，也針對地方議題，自製或委外攝製相關影片。1927 年台南州為宣傳嘉南大圳工程而委託該會完成的〈幸福的農民〉，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例。 1919 年 8 月為建設大圳而成立「公共埤圳官佃溪埤圳組合」，由台灣總督府土木局長山形要助 13 擔任管理者，副管理者則為台南州知事枝德二 14 。1921 11. 12 13. 14. 三澤真美惠，〈映画フィルム資料の歴史学的考察に向けた試論─台湾教育会製作映画『幸福の農民』（一九二七年）をめぐって〉，王德威、廖炳惠、黃英哲、松浦恒雄、安部悟編，《帝国主義と文学》（東京：研文出版，2010 年），頁 367-393。此外，亦可參見黃仁，《電影與政治宣傳》（台北：萬象，1994 年）；王姿雅，〈從影像巡映到台灣文化人的電影體驗─以中日戰爭前為範疇〉（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傅欣奕，〈日治時期電影與社會教育〉（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3 年）等著作。三澤真美惠，同註 11，頁 372。山形要助（1873-1934），栃木縣人，1898 年東京帝國大學畢業，1919 年獲工學博士。任台灣總督府技師 20 年後晉升土木局長，投注畢生心力於高雄築港、嘉南大圳及日月潭水利工程等。枝德二（1862-？），廣島縣人，廣島縣師範學校畢業後任公職。1909 年渡台任台中廳長， 1915 年起任台南廳長，1921 年起任嘉南大圳組合管理者。.

(9) 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 183. 年，該組合除了改稱為「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也因業務逐漸繁雜以及烏山頭工程的進行而增設台南出張所負責徵收及用地事宜，可見台南州州廳在整個大圳事業推進中扮演的主導位置 15。台南州州廳委託台灣教育會攝影的這部影片，全三卷總計 28 分 7 秒，為黑白默片，2008 年由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修復發行 16。出版當時台灣歷史博物館尚未能確定該片的發行時間，後經日籍台灣電影研究者三澤真美惠調查，才確認為嘉南大圳工程進行中的 1927 年攝製完成 17。根據這個線索，我們翻查 1927 年前後的《臺灣日日新報》及《臺南新報》，嘗試進一步釐清該片的生產過程，結果發現一則關鍵性的報導─〈大圳事業為圖貫徹備置電戲╱現正製本不日宣傳〉：昭和四年度。將完成之嘉南大圳事業經營方法。雖殘有幾分之重要問題。而總督府對同大圳完成問題之解決。甚有慎重考慮。籌講改善方法。第恐萬一誤其經營之根本。則必誘發社會問題。故同大圳之經營。總督府甚然杞憂。行政當局。始為勿論。即關係當路之人。亦煩其腦。自不待言。故感經營善處之必要。而其急要方策。宜備電戲。宣傳同大圳事業之精神。現已在台灣教育會製造腳本。六體梗概。即同該事業之計畫。蓋欲於各農村促起社會。乃依基律度 18 式方法。誘導農民之自治精神。發揮共存共榮之實。最後完成組織社會。俾大團圓。但此電戲計有二十幕。登場人物。則郡守關係庄長及其他關係者等。現正撮影中云。 19. 15 16. 17 18. 19. 陳鴻圖，《台灣水利史》（台北：五南，2009 年），頁 227-229。吳密察、井迎瑞編，《片格轉動間的台灣顯影》影音光碟暨專刊（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08 年）。這批原台南州教育課所屬的資料，總計包括影片 175 卷及准演執照 138 件。與〈幸福の農民〉同時翻製者還包括〈南進台灣〉、〈國民道場〉、〈台灣勤行報國青年隊〉等三部宣傳片。三澤真美惠，同註 11，頁 372-373。「基律度」，即「基爾特」（ギルド，guild），源自中世紀歐洲的同業者組合，強調地域組織的自律與自治能力。《臺南新報》，1927 年 3 月 3 日，第 6 版。日文報導，〈大圳事業を一部映畫にて貫徹╱ 目下腳本作製中〉，《臺南新報》，1927 年 3 月 2 日，第 2 版。附帶一提，日治以來包括《臺灣日日新報》與《臺南新報》在內的新聞報紙採取漢日文並刊的方式，重要的日文記事會在隔天或當天刊出漢文版。本論引文以漢文版為主，一來省略重譯過程可能造成的誤讀，一來擬透過原文照錄，重現歷史語境以及社會、文化脈絡。.

(10) 18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記事中所稱的「電戲」，即電影。以漢語書寫、台語發音的此一時代用語，不同於日文脈絡中的「活動寫真」或「映畫」，可能是當時中國常用的「電光影戲」之縮寫，因此有時又稱「影戲」。這個稱呼反映台灣大眾對電影科技的認知，除了日本之外，更有來自中國方面的接受脈絡，而它更是目前在台灣電影史研究中被忽略的重要名詞。在詳細檢索「電戲」在一○至三○年代中葉使用於台灣報紙場域的情形之後，我們發現「電戲」有被區隔於描述商業電影的「活動寫真」或「映畫」，而特別在漢文報導中被指稱官方宣傳教化影片的傾向。前述〈大圳事業為圖貫徹備置電戲╱現正製本不日宣傳〉之報導，即明言製片動機，是為了「宣傳同大圳事業之精神」、「誘導農民之自治精神發揮共存共榮之實。最後完成組織社會。俾大團圓」之目標，故委由台灣教育會製作劇本並拍攝此一「電戲」。記事的最後一段，更透露登場人物將包括「郡守關係庄長及其他關係者等」地方領導階層。顯示總督府內務局和台南州州廳之主事者，充分認識到影像工具在宣導嘉南大圳事業時，能夠發揮的科學性、紀實性、權威性和話題性，並能與未來之現場技術指導、權力運作等規劃聯結思考，善巧運用。幾天後，《臺南新報》又出現了另一則〈嘉南大圳事業╱協議效果宣傳方法╱八日在知事官邸議之〉的報導。該記事寫著隨著未來大圳的完成，「台南州下旱田、蔗其他約十五萬餘甲之不良土地。必均霑水利。可謂大有貢獻產業之發展矣」，但州政府考量農民對該埤圳的認識未徹底，因此召開「嘉南大圳組合協議員會」商議對策，會中上至總督府官員，下迄台南州官員、各郡守及相關技師，總計 25 人出席 20。隔天，《臺南新報》鉅細靡遺詳列宣導作業的實施方法，指出將以台南州州廳及嘉南大圳組合為主，總督府內務局為輔，編組宣傳隊，州下地域分設郡及街庄宣傳隊，街庄宣傳隊再細分為三班，透過日間演講，夜間影片播放的方式，積極宣揚大圳事業的精神與經營方法。日間演講的內容須遵循 1927 年 3 月製成的《嘉南大圳事業講話要領》指示，這本方便隨身攜帶. 20. 〈嘉南大圳事業╱協議效果宣傳方法╱八日在知事官邸議之〉，《臺南新報》，1927 年 3 月 9 日，第 6 版。日文報導，〈嘉南大圳事業の效果宣傳方法協議╱八日知事官邸に於て〉，《臺南新報》，1927 年 3 月 8 日，第 2 版。.

(11) 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 185. 的小冊子裡，詳載了三年輪作制度的給水方法、埤圳利用法則及組合員義務等事項 21 ；而郡守、保正、甲長、大圳組合員等地方有力者，不僅是街庄宣傳隊的重要成員，也是講師的主要來源 22 。至於夜間播放的宣傳影片，同樣必須符合《嘉南大圳事業講話要領》的基本精神。關於〈幸福的農民〉放映後的反應，由於 1927 年 4 月至 12 月的《臺南新報》已遺佚，僅能從現存的《臺灣日日新報》記事略為了解 23。〈臺灣教育會活寫╱紹介嘉南大圳〉呈現了影片放映後的狀況：「台灣教育會活動寫真班。曩為紹介嘉南大圳。撮影幸福之農民。全三千尺。其內容頗豐。大體為農事改良。獎勵等々。曾上映數次。大受觀客歡迎云。」24同年 10 月的報紙提供進一步的巡映消息及觀眾反應：「嘉南大圳為宣傳事業。自去十一日起一週間。每夜於新豐郡安順。永康各庄間映巡回電戲。就中影片多有關於社會教化趣劇。鄉民觀者甚眾。」 25 透過這些記事，可以略知影片製播單位很明確地把握以嘉南大圳水路興建、輪作制度推廣為主體之目標，在基層農村巡映多次；而利用新媒體的這種宣導形式，也獲得鄉村民眾的歡迎。. 21. 22. 23. 24 25. 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編，《嘉南大圳事業講話要領》（出版地不詳：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1927 年）。〈嘉南大圳事業╱協議宣傳方法〉這段稍長的引文，頗能呈現官方的宣傳策略：「將以台南州及大圳組合為主。力行宣傳。總督府內務局為之援助。編成宣傳隊。（一）郡宣傳隊。知事及內務部長。土木課長。（內務局）關係郡守。組合管理者。同技師等。以北港溪為界。分南北兩部舉行十日間。（二）街庄宣傳隊。各郡宣傳後。乃為著手。隊員分作三班。第一班、內務局、土木課長。州產業技師、組合農業技師。第二班、郡守、州地方課長、內務局屬。組合理事。第三班。郡守、州內務部長及勸業課長內務局屬。組合技術者。暨每街庄之有力者組合員數名等而參加之而與庶務或警察課長共為行動。但宣傳之行動。若郡宣傳隊。將就各郡管內之組合員有力者。郡衙職員。街庄職員。同協議會員、製糖會社員等處演說。街庄宣傳隊。以五街四十庄分作三區。每夜在各街庄一回。而由各街庄職員所居地之小公學校職員。及保正甲長等。對諸農民講話十五日間。並演電戲。其講話內容。乃內務局編纂之宣傳文及組合經營方針。並說明現狀將來。農民須知事項。先為實行宣傳。次利用電戲。俾諸庄民覺悟事業精神。經營方法。」參見，《臺南新報》， 1927 年 3 月 10 日，第 6 版。日文報導為，〈嘉南大圳事業の宣傳方法と協議╱宣傳隊を組織し三班に╱分れて講演や活動寫真〉，《臺南新報》，1927 年 3 月 9 日，第 2 版。相較於日資的《臺南新報》及《臺灣日日新報》對影片〈幸福的農民〉之報導，有台灣人言論機關之稱的《臺灣民報》則未見相關記事。具體原因待考，但這抑或與該報標榜對立於官方，採取「不宣傳」作為「反宣傳」之策略有關。《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27 年 7 月 8 日，第 4 版。《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0 月 14 日，第 4 版。.

(12) 186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值得注意的是，〈幸福的農民〉並非地方政府推廣嘉南大圳工程的首例，台南州州廳對於電戲教化的運用早有經驗，更在 1926 年底就曾完成並試映嘉南大圳烏山頭工程的電戲。根據報載，該次試映會席上台南州知事、警務部長、內務部長、州廳員雲集，對於如何透過影像巡映提昇一般人民對大圳事業的認識十分重視 26 。這部 1926 年描述烏山頭現地工程及經營狀態的影片目前雖未得見，但考量影片拍攝有其時效性，加上電影在當時仍為新科技，同一單位不致於在短時間內投入兩次的拍攝費用與人力。我們因此推測這部烏山頭工程的紀實影片，極有可能直接被運用到〈幸福的農民〉第一卷的部分影像。綜合上述，電影在殖民地台灣，除了作為大眾娛樂，也是官方有利的宣傳教化工具。早在 1927 年〈幸福的農民〉拍攝以前，就有許多被稱為「電戲」的宣傳影片隨著官方及其外圍組織，在鄉間與都市巡映。「電戲」這個帶有地方色彩的名詞反映了台灣人的影像認知，以及在獨特的歷史時刻下被賦予的宣傳功能。在委託台灣教育會攝影〈幸福的農民〉之前一年，台南州州廳已先行嘗試製作了介紹嘉南大圳烏山頭工程的宣傳影片。因此，該片的拍製作業被視為宣傳嘉南大圳事業「經營善處之必要」的「急要方策」，經過充分準備，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基層行政人員集體運作的背景中產生，宣導目標明確，敘事手法巧妙。在前一年的基礎上，〈幸福的農民〉更上一層，於紀實影像之外，混搭一個虛擬的農村敘事，以「社會教化趣劇」的方式呈現。這些影像科技的噱頭以及寓教於樂的策略，無非是為了說服基層民眾，動員其協力這項水利工程及其相關的農事改革與集體耕作制度。. 二、〈幸福的農民〉與殖民主義意識型態傳播前節提及，在台南州州廳與嘉南大圳組合的策劃下，影片〈幸福的農民〉的夜間播映與宣導員的日間演講，成為宣傳大圳事業的兩種重要手法。雖然影. 26. 〈赤崁╱試映電戲〉，全文如下：「台南州當局去九日午後三時。在州署會議室。試映嘉南大圳烏山頭實務執業及經營狀態電戲。喜多知事。警務。內務兩部長。暨州廳員。盡多往觀。聞該影片。今後擬巡迴州下各地開映。俾一般人民。得以窺見該圳事業經營之一班云。」參見，《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26 年 12 月 13 日，第 4 版。.

(13) 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 187. 片放映和日間演講一樣，都依循總督府內務局編纂的既定宣傳規範操作，但利用農民疲累或放鬆的夜間，齊聚觀劇的慣習，以「社會教化趣劇」之趣味、公開、集體形式傳遞神奇影像符碼，在特殊情境的看與被看之間，本身就存在著複雜的影響、接受和解讀的可能。〈幸福的農民〉內容梗概為何，如何呈現殖民主義意識型態？此一利用新媒體表現的論述話語，又如何協助嘉南大圳事業的推動，從而帶動殖民地耕作慣習、農村社會型態和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這些都將是本節討論重點 27。首先，介紹〈幸福的農民〉的影片梗概。本片總計 17 段落，片頭揭示題名與攝錄者基本資料後，由日文字卡「農家的福音」，打出序幕。場景設定在農業政策說明會上的第一幕，巨幅的嘉南大圳計畫圖吸引觀者的目光，當特寫鏡頭逐漸拉近，「農家的福音」緊密接連著「嘉南大圳計畫」的題旨已呼之欲出。接著，講師向專注聽聞的各庄庄長說明計畫概要與施工進度，隨後導演以遠鏡頭跳接嘉南大圳工程實景，包括工程火車沿著臨時鐵道行進，運來一車車砂石的畫面；已完工的濁水幹線畫面；以及幹線水路、大水路、小水路 28 逐層開衍的畫面，一一映現。將近三分鐘的工程現場紀實影像，傳遞一股壯闊恢宏的氣概，現代╱科學知識與技術雖未被明指，但特寫鏡頭及遠鏡頭的交互加強，已然將觀眾的想像引向聞所未聞的福音、見所未見的未來。然而，農家的福音需要農民配合嘉南大圳組合指導，進行輪作技術的學習與生產慣習的轉換。因此，流進各個農村、時稱「小水路設施」的灌溉渠道，以及為配合水路與耕作管理而在各庄成立的「實行小組合」，便成為影片的宣傳重點。實行小組合，亦即嘉南大圳最基層的自治灌溉排水組織。根據陳鴻圖的研究，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的組織結構分為三層，最上層為決策階層，即「組合會」；中間層為行政管理階層，即組合內部各單位及分散於各郡部及區的行政人員；最下層為實際執行人員，即「實行小組合」 29。. 27. 28. 29. 〈幸福的農民〉影片分析參見三澤真美惠以及傅欣奕的研究。見三澤真美惠以及傅欣奕前揭，同註 11。「小水路」，即現在的灌溉渠道；「大水路」指匯集灌溉渠道的水門；「幹線水路」則為最大的水路。參見陳鴻圖，同註 2，頁 146-150。.

(14) 18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影片中，針對「小水路設施」與「實行小組合」運作施行的主要行政空間，塑造了頗富象徵意味的「直順庄」和「後善庄」兩個虛擬農村，以對比方式展開敘事。「勤勉的直順庄民」在庄長指示下轉換耕作方式，「直順」地接受嘉南大圳組合安排，組織「小組合」，經由三年輪作產出了高品質的作物。與之對比的，是「執迷不悟的後善庄民」，因未協力建設小水路，也未成立「小組合」，終於遭到土地久旱、無法耕種的慘境。後善庄民不只執迷不悟，甚至還是怠惰的。他們因為維持「看天耕作」的舊慣，無法主導與計畫耕作，沉迷於彈琴、吹簫、下棋，在靡靡之音的逸樂中，閒散地生活著。久旱不雨的最後，他們占卜祈雨，卻完全無效。影片暗示傳統耕作是一個缺乏效率、沒有保障、惡性循環的過程，同時指涉民間信仰為迷信，沉溺於傳統休閒娛樂將有礙於改善貧窮、難以進入現代生活。目睹家鄉因乾旱歉收陷入苦境，有為青年「林阿仁」決定投奔直順庄，在「張清榮」宅幫工，勤勉學習新農事技術之餘，更利用夜間學習「國語」（日文）。從直順庄學來的科學知識改變了阿仁，最後他把新觀念與新技術帶回故里，致力於推廣小水路設施的維護以及耕作型態的改良。在林阿仁帶領下，後善庄民不但開始協力「小組合」的運作，也因為大圳的水循幹線、支線與小水路流入，一舉解決缺水問題，使得庄民獲得甘蔗、稻米與地瓜輪作的收穫。林阿仁因此接受表揚，並與阿花結婚，最後以「慶豐年」劃下句點。為了勸誘農民配合嘉南大圳事業，影片中的阿仁故事在對比情境中展開，亦即以協力於公共埤圳灌溉事業與農事改革的「直順庄」農民為楷模，對比非協力的「後善庄」農民，呈現「豐收─幸福」、「歉收─貧窮」之反差，並藉由反差激發農村青年的認同與響應，塑造「有為的新世代」、「現代的農民」之形象。在以科學技術之名為號召的現代灌溉工程、新型態輪作技術支持下，該片製造了一套論述，那就是只要接受嘉南大圳組合安排，將「如何生產」、「生產什麼」都交予統制，從個別性耕作轉為公共性耕作，「直順」地配合，就可望成為「幸福的農民」。「幸福」是本片標題的關鍵字，相對於「貧困」、「悲慘」、「落後」的此詞，同時也是宣傳運作的賣點。這則「幸福」敘事，以小人物「林阿仁」的成功故.

(15) 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 189. 事加以體現，型塑一個值得效法與追求的寓言。「幸福」也意味著一幅官方架構下，理想的「現代化農村」，甚至是「理想的殖民地社會」。為了成功建構美好農村的影像寓言，〈幸福的農民〉設計一套對台灣農民具有說服力和吸引力的林阿仁範本；在推動這個虛擬的幸福敘事的同時，紀實影像的穿插更成為「眼見為信」的最佳證據。在以農民為主要觀賞對象的鄉村民眾面前，不斷播放嘉南大圳的全景與片段，包括興築中的「官佃溪儲水池」堤堰施作現場 30 、竣工的濁水幹線，以及密布於阡陌之間的大小水路。這些珍貴的現代水利工程施工影像，對當時觀眾的煽動性不難想見。這些影像也讓今日的我們看見，台灣總督府如何透過大型水利公共工程的投資，強勢主導並改變南台灣的生產型態與地貌景觀，甚至一步步要求生息其間的本土住民改變其耕作傳統、生活型態，接受以資本主義農業開發為目標的社會教化、日語教育、水利組合集體管理、順從地方組織指導。〈幸福的農民〉也演示了統治當局如何將影像這種奇炫而富群眾感染性的工具活用於治理，大範圍鳥瞰水利工程、宣揚科學主義、誇耀官方帶來的「水的革命」和「農業革命」，並配合民間普遍的「幸福」意象（識字、名利、豐收、娶妻），隱藏帝國掠奪殖民地農產資源、強制規劃農業生產，藉由壟斷性計畫的農業獲益，解決殖民母國農業困境並順勢加速企業資本累積的意識型態運作。影片最後，阿仁跳脫了底層受僱者、日語不解者、貧農與單身漢的命運，後善庄因缺水求助神與巫（雨占）的迷信畫面也不再，意味著台灣總督府與各州廳聯手推動的科學工程、現代農業，將現代性＝科學＝使台灣人揮別過去的愚昧、落伍與貧窮。在「嘉南大圳（帝國）＝富足」的召喚下，因直順而扭轉命運的阿仁成為「勤勞農民」立身出世範本，〈幸福的農民〉也成為殖民主義意識型態宣傳典範。殖民主義意識型態伴隨林阿仁範本與壯觀工程畫面的反覆播放而不斷增強，新的農業知識、生產計畫與輪作制度被普及，農民也更願意服膺農業改革，信奉日本統治可能帶來的財富、名利、家庭，「直順農民」的教化運作於焉成形。. 30. 傅欣奕的碩士論文考查出段落二的畫面影像為「官佃溪儲水池」（即現在的烏山頭水庫）堤堰施作現場（1 分 37 秒處）。參見傅欣奕，同註 11，頁 91-94。.

(16) 19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Marita Sturken 與 Lisa Cartwright 在《觀看的實踐》（Practices of Looking）一書中，分析影像與意識型態的糾葛關係時反覆強調：影像是在社會權力（social power）與意識型態（ideology）的消長中製造出來的。意識型態是存在於所有文化中的信仰體系，影像則是它的重要工具。透過影像的再現，「意識型態被製造出來，並且投射其上」，而「利用假的再現系統魅惑人，使其臣服於自身權益相悖的信仰」的宣傳（propaganda）行為，不但是意識型態展現極致的形式，更是一種殘酷的過程 31。蔡慶同也提醒我們，強調「再現真實（representing reality）」的紀錄片並非只有客觀真實的再現，更蘊含帝國主義、文化霸權與知識體系之深刻權力運作與複雜影響。影像這種新媒體，不斷刻意引導與型塑被殖民者與殖民者的觀看方式 32。上述討論顯示，殖民主義意識型態不會滿足於物質層次的控制，農民的身體與思想也是其著力重點。〈幸福的農民〉，將「水的革命」、「農業革命」和「命運的改變」三者巧妙連結，形成一套從官方政策到民間生活、從被迫動員到自願響應，虛擬敘事與紀實影像交插編織的「幸福農民」話語。水利灌溉工程、輪作增產指導、農民日語教育、農村基爾特化等影像鋪陳與文字論述，引領農民從視覺震撼，自發投入，誠心信服，憧憬未來，在心中形成進步農村、科學耕作、農村組織化的信仰。它創造了本土與帝國、傳統與現代、看天與科學、窮與富、悲哀與幸福等一系列的優劣對比。這固然是殖民主義的慣用手法，但針對文盲占大多數的農民進行意識型態改造，使其配合協助政策，而沿用影像進行治理，〈幸福的農民〉之應用案例在當時具有領先性，其引發的影響更是不容忽視 33。. 31. 32 33. Sturken, Marita and Lisa Cartwright 著，陳品秀譯，《觀看的實踐─給所有影像世代的視覺文化導論》（台北：城邦，2009 年），頁 40-41。同註 10，頁 102。匿名審查者提醒，除了宣傳影片〈幸福的農民〉之外，也有透過小說形式宣傳嘉南大圳事業的案例。這是署名「頑坊兒」的作者執筆之短篇小說〈吳連的故事〉（吳連のはなし），刊載於雜誌《臺灣的水利》（臺灣の水利）2 卷 2 期（1932 年）。作者在後記提及，他從台南州藤黑先生處聽到農民吳連的經歷，而拜訪其改良地，並以其所在台南州新豐郡安順庄海尾寮的嘉南大圳組合鹽分地改良事業為背景，寫下這則故事。.

(17) 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 191. 三、〈新興的悲哀〉及其他：蔡秋桐小說的反宣傳論述嘉南大圳竣工後不久，同時也是人們對宣傳影片〈幸福的農民〉記憶猶深的時刻，有「保正作家」之稱的蔡秋桐發表了〈放屎百姓〉、〈新興的悲哀〉、〈興兄〉三篇小說 34 ，這些作品不約而同地述說「農民與水」的關係，同時描繪了他們在「K 圳」（即「嘉南大圳」）築成後的各種遭遇。我們將以這三篇小說為中心，討論在嘉南大圳宣傳政策風行草偃之下，一個具備地方吏員身分的在地作家，其筆下的小說人物如何看待這項官方引以為傲的水利設施？如何展現其與官方論述扞格的視角？從而批判殖民主義意識型態，而這些批判又具備怎樣的歷史與社會意義？短篇小說〈放屎百姓〉，為擅長以台灣話文創作的蔡秋桐代表作之一。主人翁「發哥」是「半農半工半商的勞動者」，原本靠著小生意及父親留下的一些旱田過活，但日漸老衰之後卻面臨「農也做，商也做，工也做，怎樣逐日得不到三頓飽？」的慘境。無論如何勤勞儉省，始終不敵「愈作愈窮，畑 35 也愈作愈細區，到如今只剩得一區畑而不成畑的草埔」的悲運。禍不單行的是，「講因為要灌溉 K 平野的看天田─畑，組織了天大地大的 K 組合」，大圳附帶「小水路」的「大水路」恰好開在發哥畑中，其「這區生命根掘得無有留存」，想向郡守告官，卻怯於行動，「終於無處申冤罷了」 36。發哥的哀鳴反映「放屎百姓」對「K 組合」之無可奈何，除了圳底被低價買收，小水路用地更是無償被迫提供，在不當政策下，「生命根掘得無有留存」的發哥淪為澈底的無產者。〈放屎百姓〉上半部在 1931 年 4 月 25 日於《臺灣新民報》刊出後，緊接著 5 月 2 日登出的下半部卻只留題名，可見小說中對於「K 組合」藉水圳開鑿之名行土地掠奪惡行的描寫，不被當局見容。. 34. 35 36. 這三篇小說皆以「愁洞」為筆名，原文出處及刊行日分別為：〈放屎百姓〉上篇，《臺灣新民報》，1931 年 4 月 25 日，第 10 版；〈新興的悲哀〉，《臺灣新民報》，1931 年 10 月 24 日、31 日，11 月 7 日，第 10 版；〈興兄〉，《台灣文藝》2 卷 4 號，1935 年 4 月。本文所引皆出自張恆豪編，《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合集》（台北：前衛，1991 年）。「畑」，日式漢字，台語「園」的意思，當時多指旱田，或看天田。以上引自愁洞，〈放屎百姓〉，頁 181-182。.

(18) 192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短篇小說〈新興的悲哀〉，勾勒「T 鄉」造鎮夢想的形成與幻滅 37。T 鄉是甘蔗的特產地，其「全耕地大部分是拓殖會社的所有地，T 鄉的農民，當然也是拓殖會社的佃人了。」故事敘述拓殖會社的新社長也是老手腕家「本頭」，假借「自作農組合」，塑造台灣人可以奪回土地所有權的假象，又透過新聞雜誌放出該地將成為第四工廠預定地的假消息，接著再結合地方的政治勢力─「富於建設精神」的「C 大人」以及半受脅迫半自願的保正甲長，哄抬土地價值，吸引主角林大老這樣的外地人投資。林大老好不容易在「T 鄉東方 K 組合監視所附近，贌來拓殖會社一大塊土地」，欲有所作為，卻不料「逢著世界大不景氣和濱口大方針的緊縮」，使其剛投資的 T 鄉市況大不如前。為了振興景氣，C 大人遂開放「嫖賭飲」，新興的市街從此沉淪。事業失敗的林大老這才驚覺一切都是資本家的騙局，決定返鄉務農。但水路巡視員竟以其未繳納小組合維持費而禁止其使用小水路，此時製糖會社方面又貼出「甘蔗區以外不准人插甘蔗」的告示，求助無門的林大老只有發出「官廳不准我插秧，會社不准我插甘蔗……」 38的哀歎。被「K 組合」奪取殆盡成為無產者的「發哥」，以及未繳納「K 組合」水租喪失小水路使用權的「林大老」，這兩則小說中的主人翁，不約而同遭遇「K 組合」的擺弄而有苦難言。相對於被體制壓制與操弄的他們，同為短篇小說的〈興兄〉，其主人翁則展現另一種生存有道的小民活力。主人翁「興兄」本是貧農，靠著長子獨門的鑿井技術致富，得以栽培三子「風兒」到東京求學。留學東京的風兒遭逢世界經濟不景氣，興兄以其田產作抵押向銀行借貸，風兒終得學成返鄉，成為地方青年立身出世的樣本，不但迎娶了大和姑娘，更因在州廳謀得官職而移住古都台南。. 37. 38. 誠如崔末順透過小說〈新興的悲哀〉與《濁流》，比較台╱朝殖民都市書寫的差異與類似，指出「T 鄉」造鎮計畫以「悲哀」告終，反映了台灣人的處境。參見〈新興殖民都市的真相─以〈新興的悲哀〉與《濁流》為探討對象〉，《台灣文學學報》第 22 期（2013 年 6 月），頁 67-88。「插甘蔗」，種植甘蔗之意。愁洞，〈新興的悲哀〉，頁 207。.

(19) 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 193. 興兄是年過半百但仍擁有強壯體魄的農民，憑藉著一塊「非取圳水，是乃鑿井取水灌溉，對於一滴的水宛然是像金錢惜重！」 39 的良田而致富。興兄顛覆了貧弱老農形象，他運用獨門技術，改善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與社會階級。不同於「放屎百姓」，興兄的田園回歸（或遠離）則是來自另一則國族主義寓言 ─他的「大和媳婦」之刺激。面對娶妻後「鄉語也忘記了，就是在來的生活也不慣了，自己的祖家是住不得了」的三子風兒及其大和媳婦的年節不歸鄉，興兄怒氣沖沖前往府城興師問罪，雖然鬧劇式的過程看似解消了興兄與媳婦的心結，但來自國族主義的矛盾與都市現代性的衝突，終於讓興兄體悟「一時想得一時緊離開這討厭的古都，回到他自己的田裡來了，這殺人的都會有什麼可留戀？」 40 這田園是興兄一家賴以為生的資產，他們一家由此發跡；更在經濟崩壞的時刻，成為銀行抵押品，使其度過難關。靠著「今年這區擔保，明年那區擔保，現時興兄所有的田畑攏是帶勸業銀行的債了」，完成兒子學業。土地的意義由生存工具變成商品資產，見證殖民地台灣資本主義化的一頁，也反映農民由無奈而接受的對應之策。〈興兄〉這一則看似與〈放屎百姓〉及〈新興的悲哀〉不同的敘事軸線，因為對「田」與「水」的生動描繪，又因為將景氣類比於流水的譬喻，「景氣是如流水般地，有時流來，有時會流去」，呈現國際局勢下殖民地農村社會的多重樣貌，很能讓我們在此一併討論。對生長於當時台南州北港郡元長庄的蔡秋桐而言，取材自他所熟悉的農村、田地、水圳與農民，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從最早的小說〈帝君庄的秘史〉（1930），他就提到「媽祖郡帝君庄。是個最近新興的一個農村」；原本默默無聞，以甘蔗水稻蕃薯等農產著稱的村庄，「現時可誇講是，嘉南大圳的成功地啦？」 41 這篇連載十回的小說，後來集中於地方政治的諷喻，並未對嘉南大圳多加著墨。但透過「嘉南大圳的成功地啦？」一語，可以想見作者對此一公共工程揶揄和不認同的成分是相當高的。. 39 40 41. 愁洞，〈興兄〉，頁 209。同註 39，頁 218。愁洞，〈帝君庄的秘史（一）〉，《新高新報》，1930 年 12 月 4 日，第 13 版。.

(20) 19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通過〈放屎百姓〉、〈新興的悲哀〉、〈興兄〉三篇展現不同農村現象與批判主題的小說，我們很容易與前述〈幸福的農民〉的宣傳內容進行連結。譬如：「K 組合」是如何橫虐榨取民財；「K 組合監視所」是如何富麗堂皇，與貧困的農村空間格格不入；郡下官民在監視所「大飲落成酒，特吃祝賀宴」的畫面，如何與飽受經濟恐慌、備受生存威脅的「放屎百姓」生活形成強烈反差 42 。除了批判水路開鑿過程之土地徵收與小水路收費政策之不合理，小說中狐假虎威、假公利之名視農民為「畜生」的水路巡視員，也和〈幸福的農民〉影片中勤勞負責的巡視員形象極不相符。試看〈新興的悲哀〉這一段林大老與水路巡視員的對話：「沒有聽見嗎？你們的維持費未繳納，水要─錢又不願出，畜生，我已有幾次通告你……畜生。」水路巡視員又帶輕蔑地責罵下去。「廣崎兄，你也不要生氣，這筆維持費都不是不願納的，這應當是歸業主負擔的……」。「橫直水是斷然不給你的，這條規矩是郡守大人定的，你若不服，可去郡役所理會就是。」 43 這段對話在批判官方水路政策的同時，連帶點出存在於「業佃」之間的矛盾。投資失利的林大老淪為放屎百姓，宣告了在嘉南大圳水租拒繳運動中看似合作的業佃關係其實存在涇渭分明的一面。小說家兼詩人的蔡秋桐，以愁洞、秋洞、愁童等筆名著稱。他在公學校畢業後隨即擔任保正，長達 25 年，此一經驗在同時期的台灣人作家間罕有，也因此他被冠以「保正作家」的稱號 44。蔡秋桐的新文學創作短暫集中在 1930 到 1936 42. 43 44. 蔡秋桐在稍早的小說〈連座〉一篇也提到了「K 組合監視所」，作者如此描繪：「（G）村的北邊有四間闊的交通道路。可通南北都會也不亞一個文化村落。……村中的道路四通八達絕對不感覺著絲毫的不利便。兼之村的中間有一間 K 組合的監視所。更添了一戶內地人住家之異彩。」愁洞，〈連座（一）〉，《新高新報》，1931 年 5 月 28 日，第 15 版。同註 38，頁 206。粗體字為本文作者強調。張麗俊是日治時期同樣以保正身分著稱的傳統文人，可參看圍繞著其日記所進行相關討論。張麗俊作，許雪姬、洪秋芬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1-1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年）。另外，戰爭時期同樣具備多重身分而被總督府委派從事動員的張文環之中介者角色，也值得參照。參見柳書琴，《荊棘之道：台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

(21) 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 195. 年間，1937 年漢文欄廢止後就不復見相關作品 45。許多先行研究指出其作品蘊藏的反殖民力量，值得關注。比如陳家煌強調蔡秋桐介於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矛盾角色；筆者則在有力者與文化人之間，指出蔡秋桐的文學活動與文藝創作的意義；陳建忠闡發蔡秋桐小說的反殖民現代性思想；李敏忠進一步論述其現代小說的嘲諷文體風格，強調啟蒙意識型態與殖民現代性的肆應關係；呂美親認為其台灣話文書寫的「土氣」與「語碼混合」方式，讓反殖民書寫更有「力量」；新近則有崔末順比較〈新興的悲哀〉與朝鮮作家蔡萬植小說《濁流》，指出台╱朝殖民都市書寫的差異與類似，以「悲哀」與「沒有明天」概括台灣人與朝鮮人的悲慘處境 46。這些研究描繪了一個站在農民立場，以民間語言和地方色彩作為區別╱抵抗殖民主義的作家蔡秋桐之圖像。在這些基礎上，我們更關注他以水圳問題、農地紛爭和世界政經局勢作為切入點，所形成的一種機智、詼諧、具現場感的殖民政策與殖民主義論述批判之特色。身為保正的他，在這幾篇通過筆名「愁洞」發表的小說中，不著痕跡地批判嘉南大圳事業，暗示宣傳影片〈幸福的農民〉的荒謬及其與現實的乖離。在其隱藏於台灣話文這種難以檢閱的文體背後，顯現了基層吏員犀利的社會批判與對殖民主義意識型態運作敏銳的洞察 47。現實生活中的蔡秋桐，同時也是他筆下「左右做人難」的「保正」，稱不上高官，卻是殖民地方行政末端的螺絲釘，肩負溝通日人官僚體系與台人基層社會的重要中介角色。除此之外，蔡秋桐還先後擔任了「五塊寮畜產組合長」、. 45. 46. 47. 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2009 年），頁 430-453。陳淑容，〈論蔡秋桐及其新文學活動〉，收於溫彩棠編，《第六屆府城文學獎得獎作品專集》（台南：台南市立文化中心，2000 年），頁 306-355。另見陳淑容，《一九三○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台南：台南市立文化中心，2004 年），頁 283-292。參見陳家煌，〈保正伯的矛盾─論蔡秋桐及其小說〉，《台灣文藝》第 166、167 期（1999 年 2 月），頁 40-57；陳淑容，同註 45；陳建忠，〈新興的悲哀─論蔡秋桐小說中的反殖民現代性思想〉，《台灣文學學報》創刊號（2000 年 6 月），頁 239-262；李敏忠，〈混雜、嘲諷的文體風格與啟蒙意識形態─論蔡秋桐的現代小說特色〉，《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0 期（2010 年 4 月），頁 261-290；呂美親，〈論蔡秋桐的台灣話文小說─以〈帝君庄的秘史〉、〈連座〉、〈有求必應〉、〈癡〉為例〉，《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8 期（2009 年 4 月），頁 9-36；崔末順，同註 37。我們認為台灣話文是從小接受漢文書房教育的蔡秋桐特意選擇的書寫策略，具有面向農民與逃避檢閱的抵殖民特色，但即便如此，小說〈放屎百姓〉下半部仍難逃只留題名，全文遭刪除的命運。.

(22) 196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地方委員」、「元長保甲聯合會長」、「元長信用購買利用組合監事」、「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協議員」等職 48 。要特別注意的是「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地方委員」、「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協議員」這兩個掌控農村「糖」、「水」資源的職務，顯示他站在一個可以觀察、介入，並決策地方經濟與行政的重要位置；而這個位置也讓他能夠洞察民間反應與地方變化。透過上述分析可知，身兼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協議員及保正職務的蔡秋桐，是個站在嘉南大圳事業宣導第一現場的末端行政吏員。依職務所需，他必需在第一時間觀看並投入〈幸福的農民〉宣傳業務，具有豐富地方行政經驗的他，不但洞悉官方宣傳策略、資本家運作方式及其弊害，更深刻感受這些不當政策造成的影響。在地聲音成為蔡秋桐小說作品最珍貴的特色，他所創造出來的「發哥」、「林大老」、「興兄」這些似虛而實的小說人物，以其未經包裝的、日常生活平實樣貌和情感反應，正面迎向宣傳影片〈幸福的農民〉傳遞的帝國╱現代╱科學╱富足╱幸福的嘉南大圳神話，不但解構紀實影像的真實，粉碎林阿仁範本，也挑戰了官方所宣揚的意識型態和幸福農民話語。. 四、「賊政府，卻重稅，賊官廳，凡物欲」：台灣農民組合的嘉南大圳事業批判來自窮鄉、僅有公學校學歷、長期擔任保正職務，種種外在條件都與主流抗日運動者形象有異，在此情況下，蔡秋桐的反抗之心從何而來？如何被誘發？除了個人行政經驗與閱歷，他所處的社會提供了怎樣的論述資源與政經條件，讓這一切的批判論述成為可能？蔡秋桐所在的北港郡，是早在 1927 年 5 月就宣告嘉南大圳全郡通水的區域。北港郡統轄的北港街、元長庄、四湖庄、口湖庄及水林庄等五個行政單位，因為是南台灣重要的米糖產地，而被官方視為嘉南大圳設施成功與否的指標地域。當局早在此地設置「農事改良組合」，並配合嘉南大圳的工程進展，逐步推廣「業佃合作」及「小作慣行改善事業」。透過日間演講、夜間播放宣 48. 原幹洲編，《自治制度改正十周年記念人物史》（台北：勤勞と富源社，1931 年），頁 42。.

(23) 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 197. 傳片等多管齊下的方式，嘉南大圳組合在業主與佃農的協調與合作方面，收到可觀效果 49。依據官方說法，在 1934 年 6 月業佃合作契約完成的比例高達 94.35％ 50。針對這些舖天蓋地的官方宣傳，民間一直存在著反對的聲音。至今仍香火鼎盛的朝天宮，在當時已是北港郡及其鄰近地域居民的信仰中心。二○年代初期，「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北大稻埕成立，以此為契機，啟動往後十年間台灣文化、政治與社會運動的熾烈花火，而其啟蒙運動也由都市逐漸普及於農村。中型城鎮北港雖非文協的主力戰場，但因是專務理事（相當於今天的秘書長）蔡培火的故鄉 51，故在 1926 年以後也陸續開辦了以「文化向上」為訴求的演講會、讀書會、讀報社以及新劇團「民聲社」，而後「文協北港特別支部」也在不久之後的 1927 年設立 52。偕同蔡培火在 1926 年 9 月 21 日前往北港郡演講的芳園（陳逢源），曾如此描述文協首次於北港郡舉行文化演講的情形：「聽眾無力錐之地、至少也有三千數百名的盛況了」。陳逢源自認和蔡培火分別進行有關「民主」和「現代文化之特色」的講題，並未逾越尺度，但卻遭受現場監督的日警中途制止。陳逢源認為，此乃警方有意給文協在北港初次的演講下馬威，加上北港的「東洋製糖工廠」正起紛爭，導致警方特別戒慎 53。因為東洋製糖在此不久前，才因北港郡所屬水林庄長林四川帶頭向洋糖爭取農民權益反遭革職，引發不少民怨 54。 49. 50 51. 52. 53 54. 〈活動寫真で業佃協調を宣傳╱台南州北港郡の試み〉，《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9 月 30 日，第 2 版。北港郡役所編，《（昭和九年）北港郡要覽》（台北：成文出版社複刻，1985 年），頁 45。 1926 年 9 月 21 日，蔡培火在故鄉的演講內容，有助於我們更具體掌握北港地區的歷史與政治現實，他說：「北港係是台灣平野的中心點、若能把這片的平野開拓得好、將來是很有望的地點。你們北港的街民、不單靠媽祖的興旺就罷了、應當注意這宗富源的開拓為要。」引自芳園，〈最近之感想（三）新港北港的講演記〉，《臺灣民報》，1926 年 10 月 3 日，第 14 版。根據「臺灣民報線上資料庫」（得泓資訊），獲知如下活動訊息：芳園，〈最近之感想（三）新港北港的講演記〉，《臺灣民報》，1926 年 10 月 3 日，第 13-14 版；〈北港設立讀書會〉，《臺灣民報》，1927 年 3 月 13 日，第 6 版；〈北港讀報社發會〉，《臺灣民報》，1927 年 5 月 29 日，第 11 版；〈北港╱組織新劇〉，《臺灣民報》，1927 年 10 月 9 日，第 7 版；〈北港╱文協特別支部成立〉，《臺灣民報》，1927 年 10 月 9 日，第 7 版。同註 51。整起事件的官方說法可參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印，《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台北：臺灣總督府總務局，1939 年﹝東.

(24) 19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1925 年 12 月至 1926 年 1 月間的《臺灣民報》，曾多次以〈蔗農不滿足洋糖的回答〉、〈北港的蔗農問題〉、〈庄長被革職是因為蔗農運動〉等報導，加以披露和聲援。文協領導的這些蓬勃活動顯示，北港在二○年代中後期新興的文化啟蒙運動及農民運動中，位置日漸重要。1927 年文化協會分裂，左傾後激進派的「台灣民眾黨」成員獲得「北港支部」的領導權之後，也曾在北港街舉辦爭取台灣人地方自治權益的「促進自治巡迴演講」55。但隨著民眾黨在 1931 年 2 月遭禁及解散，相關運動漸次解消。除了文協領導的運動之外，北港郡及其鄰近地域也受到「台灣農民組合」所推進的運動影響。1925 年以後隨著中部地區發生的「二林事件」，農民運動快速抬頭，在島內各地廣泛串連。1926 年起，成立於鳳山的台灣農民組合開始持續發動全島抗爭行動。這些活動一方面承襲文協模式，抨擊資本家的資本壟斷與經濟剝削，並批評總督府不當土地政策導致農民喪失生存根基。另一方面，則透過激烈的無產階級革命，訴求工農解放。在農組的主導下，1929 年針對嘉南大圳相關事項提出了「奪回埤圳管理權」、「反對嘉南大圳三年輪灌政策」等口號 56。1930 年 6 月以後更進一步發起「奪回埤圳管理權之鬥爭」，在這個將嘉南大圳視為「獨裁政治」與「帝國主義」意識型態的運動中，高昂著「全台南州內農民的鬥爭！╱奪回埤圳管理權！╱減免水租！╱反對三年輪流灌溉！ ╱反對亂掘亂鑿！反對總督府獨裁政治！反對帝國主義××！」等口號，十分大膽、激進 57。另一個更具體的抗爭是「嘉南大圳水租不納運動」，經由宣傳與鼓動，號召大眾追求「按時價收購水路用地」、「立即賠償地上物損失」、「爭取埤圳管理權」、「減免水租」、「撤廢埤圳令」、「絕對反對台灣總督府之水利政策」等目標 58。其中，一段被稱為「聯合指令」的檄文更寫道：. 55 56 57 58. 京：綠蔭書房，1986﹞），頁 1027-1028，以下簡稱《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同註 54，頁 492-493。同註 54，頁 1102。同註 54，頁 1135。同註 54，頁 1140。.

(25) 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 199. 兄弟姊妹啊，嘉南大圳竣工啟用的今天，有的說是為了勞苦貧民的福祉 ─福祉應為「毒死」，有的說是以幸福為名增進下毒的陰謀，任意沒收我們的所有地，縱橫無盡地亂鑿圳路，完全無視於穀物的損失以及民眾的痛苦。……兄弟姊妹啊，請看我們舉家瀕臨餓死的慘澹現狀吧。…… 請記住以下的三字句：「賊政府，卻重稅，賊官廳，凡物欲」 59 。…… 兄弟姊妹啊，勿怕犧牲，勇往邁進，展開鬥爭吧。 60 誠如三澤真美惠指出的，隨著〈幸福的農民〉數年間持續反覆地於各地巡迴放映，「以幸福為名增進下毒的陰謀」（幸福と稱して放毒を增進する陰謀）一句讀來格外諷刺。在作為一種揶揄以外，該文也呈現台灣農民組合對宣傳教化片〈幸福的農民〉之反宣傳 61 。除此之外，我們也看見缺乏公共權力、科技論述優勢和影像媒體資源的農組，如何以形式簡易、率直表現庶民情感、並為百姓熟悉、易於誦讀與傳播的台語三字句，進行受壓迫者的情感動員，藉此反擊官方意識型態。農組從 1929 年到 1930 年期間，持續推進「奪回埤圳管理權」、「反對嘉南大圳三年輪灌政策」、「奪回埤圳管理權鬥爭」、「嘉南大圳水租不納運動」等抗爭，這些抗爭給予蔡秋桐強烈刺激，而成為其後小說的重要主題和養分。在他的小說中，多處反映了他對運動議題的清晰認識和對反抗者的認同。〈興兄〉中反覆出現的「粟價也致之崩落了，蔗價也大跌落了，竟然釀成個有貨賣無錢的狀態了，農村的疲弊直趨至極點」 62 的慘澹時刻，也呼應了「聯合指令」檄文中農民舉家瀕臨餓死的慘澹現狀。而這也是在蔡秋桐〈放屎百姓〉、〈新興的悲哀〉與〈興兄〉三篇小說中反覆出現的主題。. 59. 60 61 62. 「賊政府，卻重稅，賊官廳，凡物欲」的台語讀音為：Chhat-chèng-hú, Khioh-tāng-sòe, Chhat-koaⁿ-thiaⁿ, tak-mih-boeh。「三字句」又稱「三字集」，是台灣農民組合為了方便宣傳，仿造三字經以三字為一句的模式所編成，其特點是字辭簡單，字義明瞭，字句押韻，以方便記憶與誦讀。比如「賊政府，卻重稅，賊官廳，凡物欲」間的「稅」和「欲」就押「oe」韻。譯成中文，意思是說：像賊一樣的政府，對我們課予重稅；像賊一樣的官廳，什麼東西都要奪取。同註 54，頁 1138-1139。三澤真美惠，同註 11，頁 382。同註 39，頁 211。.

(26) 20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在蔡秋桐逐漸減少創作的 1936 年，他的短篇小說〈王爺豬〉，藉由對「王爺」的歎怨與祈願，抒發了弱者的哀歎。在嘲諷民眾只會求助自身難保的王爺，而不知進行組織性抗爭的明喻下，那「聲聲叫著苦，聲聲哭著苦」的弱者形象以及無力抵抗的悲鳴，再現了他所置身的殖民地社會。唉！王爺公！你有看見嗎？有聽見嗎？如果你是有聽見這弱者，無力可以抵抗的悲鳴，你的心也忍得過嗎？人叫你臭耳人王爺，你當真耳孔無聽見嗎？聲聲叫著苦，聲聲哭著苦，這戇大豬，也像曉得死日將到了，那麼萬人稱呼你是王爺，豈沒有點慈悲的心嗎？ 63 相較於台灣農民組合訴求的無產階級革命，「保正作家」蔡秋桐及其反抗敘事的意義在於，面對嘉南大圳事業以及作為其意識型態之灌輸、製作與宣傳的，以另一種曲折而笑謔的方式指出其內在矛盾，我機器─影片〈幸福的農民〉們認為這代表了一種突破〈幸福的農民〉之意識型態及其框架的可能。蔡秋桐將他身為殖民地中間階層所見的社會真相以及由其引發的內心矛盾，以虛構的小說形式，提供解殖民地時期中南部地區農民生活與農業爭議的線索。1980 年前後蔡秋桐接受黃武忠採訪時，曾如此說道：我當時是保正，兼製糖會社原料委員，與製糖會社有來往，與警察也有聯繫，因此小說內容鮮有激烈的反抗意識，只是真實的紀錄一些事情而已。64 蔡秋桐所強調，以「名字更換一下而已」呈現的「真實的」人和事，這種「曲筆」記錄真實的作法，以及未刻意塑造反抗者形象卻自然流露出批判意涵的結果，恰恰與〈幸福的農民〉中紀實影像中的虛構，還有虛構情節中的林阿仁範本，形成強烈反差。「虛假」的「紀實影片」以及「真實」的「虛構小說」，反映官╱民的嘉南大圳敘事之相違立場。這些似虛而實的小說人物與情節造就. 63 64. 愁洞，〈王爺豬〉，《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合集》（台北：前衛，1991 年），頁 256。黃武忠，〈北港地帶的代表人物─蔡秋桐〉，《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家小傳》（台北：時報，1980 年），頁 48。.

(27) 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 201. 殖民主義意識型態宣傳的縫隙，形成鬆動帝國治理的可能力量。蔡秋桐筆下具有鮮明社會經濟烙印、因背負殖民地政策枷鎖而流連於生死線上的「放屎百姓」話語，針對殖民主義意識型態還擊，開展出一種新的反抗論述的可能與實踐。以上概要勾勒二○年代到三○年代初期北港地區的文化與社會運動狀態，特別針對文協推動的農民啟蒙和運動，以及農組主導下的反嘉南大圳運動，進行調查與重建。這正是蔡秋桐所處的時代與環境，也是蘊育其思想啟蒙與文學寫作的社會及政治背景。因為「保正」身分的限制，蔡秋桐是否走上運動前線仍待考察。但在戰後黃武忠進行的訪談中，幾度提及蔡秋桐曾參與文化協會，留給我們未來繼續調查與思考蔡秋桐與文化協會，乃至與農民組合的關連之線索 65 。總之，蔡秋桐通過「保正」與諸如嘉南大圳組合等半官民地方組織的中介性、協調者位置，得以深刻掌握官方宣傳意旨和台灣人抵抗運動實況。他通過小說，抒發在殖民主義政策操作下對於自身土地、水源、耕作方式無法自主的底層農民的姿影與聲音，和農民組合的嘉南大圳批判形成巧妙呼應和互文。在解構「幸福的農民」宣傳的同時，也逆轉了帝國所頌揚的知識理性、科學主義與治理權威。. 結語本文首先回顧宣傳教化電影在殖民地台灣的發展概況，透過調查《臺南新報》及《臺灣日日新報》宣傳嘉南大圳事業相關記事中，發現不同於「活動寫真」與「映畫」的「電戲」，這一個在台灣電影史中被忽略的時代用語，指出它如何被使用在宣傳影片。在此基礎上，本文聚焦作為電戲代表作之一的〈幸福的農民〉之籌備、拍攝與放映過程，重建台灣總督府與台南州州廳藉用此一新興文化工具宣傳大圳事業的經緯。. 65. 同註 64，頁 47-49。黃武忠，〈退隱田園的蔡秋桐〉，《台灣作家印象記》（台北：眾文， 1984 年），頁 3-13。.

(28) 202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藉由〈幸福的農民〉之文本分析，我們指出殖民主義的「幸福」話語塑造及其意識型態傳播模式，發現〈幸福的農民〉意圖掩飾的矛盾─帝國與資本家藉由嘉南大圳的運作，宣稱與行使米糖的增產，以鞏固其權力並得利的同時，小農則面臨土地由私有化、個人化轉向公有化、集體化的過程，成為被多重剝奪與失利的對象。接著分析具備保正及嘉南大圳組合協議員身分的蔡秋桐小說文本，指出依職務所需在第一時間觀看〈幸福的農民〉並投入嘉南大圳事業宣傳的蔡秋桐，其〈放屎百姓〉、〈新興的悲哀〉、〈興兄〉等小說反映嘉南大圳不當政策對農民造成的影響。認為他所創造出來的「發哥」、「林大老」、「興兄」這些似虛而實的小說人物，以其未經包裝的、日常生活平實樣貌和情感反應，正面迎向宣傳影片〈幸福的農民〉傳遞的帝國╱現代╱科學╱富足╱幸福的嘉南大圳神話。與蔡秋桐小說文本相互呼應的是台灣農民組合的反嘉南大圳宣傳口號，我們考察北港地區的文化與農民運動，分析蔡秋桐批判意識的來源，進一步指出這些以文字文本呈現的小說人物形象或社會運動訴求，如何與影像〈幸福的農民〉形成對照，表述出一套農民悲歌，反擊科學、知識與理性建構下的殖民主義論述，解構紀實影片的真實，成為鬆動殖民主義意識型態宣傳的縫隙。以此說明民間文本提出的「幸福」悖論，不但解構紀實影像的真實，粉碎林阿仁範本，也挑戰了官方所宣揚的意識型態和幸福農民話語。作為一個殖民地中間階層，蔡秋桐的寫作除了展現人道關懷，與其階級關係之間的辯證性、複雜性則猶待考察。而他與文化協會和農民組合的關連程度，乃至行動的可能，因為資料的限制而未能進一步申論，希望可以作為未來課題。除此之外，我們也將持續考察殖民地台灣的農業小說與農民文學，關注官方農業政策，如何透過各種行政權力運作與意識型態改造，滲透到殖民地基層社會，如何影響了住民的社會關係與生活型態，以此反思殖民主義與文化政治的多重關係。.

(29) 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 203. 參考資料一、專書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編，《嘉南大圳事業講話要領》（出版地不詳：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1927 年）。王德威、廖炳惠、黃英哲、松浦恒雄、安部悟編，《帝国主義と文学》（東京：研文出版，2010 年 7 月）。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4 年）。北港郡役所編，《（昭和九年）北港郡要覽》（台北：成文出版社複刻，1985 年）。吳密察、井迎瑞編，《片格轉動間的台灣顯影》影音光碟暨專刊（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08 年）。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台北：群學，2003 年）。柳書琴，《荊棘之道：台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2009 年）。原幹洲編，《自治制度改正十周年記念人物史》（台北：勤勞と富源社，1931 年）。張恆豪編，《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合集》（台北：前衛，1991 年）。張麗俊作，許雪姬、洪秋芬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1-1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年）。陳淑容，《一九三○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台南：台南市立文化中心，2004 年）。陳鴻圖，《台灣水利史》（台北：五南，2009 年）。許雪姬編，《台灣歷史辭典》（台北：遠流，2003 年）。黃仁，《電影與政治宣傳》（台北：萬象，1994 年）。黃武忠，《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家小傳》（台北：時報，1980 年）。黃武忠，《台灣作家印象記》（台北：眾文，1984 年）。.

(30) 20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溫彩棠編，《第六屆府城文學獎得獎作品專集》（台南：台南市立文化中心，2000 年）。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印，《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台北：臺灣總督府總務局，1939 年﹝東京：綠蔭書房，1986﹞）。 Sadoul, George 著，徐昭、胡承偉譯，《世界電影史》（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 1995 年）。 Thompson, Kriston and David Bordwell 著，陳旭光等譯，《世界電影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Sturken, Marita and Lisa Cartwright 著，陳品秀譯，《觀看的實踐─給所有影像世代的視覺文化導論》（台北：城邦，2009 年）。. 二、論文（一）期刊論文呂美親，〈論蔡秋桐的台灣話文小說─以〈帝君庄的秘史〉、〈連座〉、〈有求必應〉、〈癡〉為例〉，《台灣文學學報》第 8 期（2009 年 4 月），頁 9-36。李敏忠，〈混雜、嘲諷的文體風格與啟蒙意識形態─論蔡秋桐的現代小說特色〉，《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0 期（2010 年 4 月），頁 261-290。崔末順，〈新興殖民都市的真相─以〈新興的悲哀〉與《濁流》為探討對象〉，《台灣文學學報》第 22 期（2013 年 6 月），頁 67-88。清水美里，〈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水の支配」と抵抗：嘉南大圳を事例として〉，《言語‧地域文化研究》第 15 號（2009 年 3 月），頁 255-275。清水美里，〈八田與一物語の形成とその政治性─日台交流の現場からの視点〉，《日本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研究》第 5 號（2009 年 10 月），頁 203-225。清水美里，〈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の水利をめぐる権利の抗争─嘉南大圳灌漑システムへの反対運動を事例に〉，《日本語‧日本学研究》第 1 號（2011 年 3 月），頁 79-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