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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这就是潘季驯在用人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它完全建立在重视以实践经验作 为评价标准的思想基础上。当然,潘季驯的这个观点还很不彻底,他虽然表

面上意识到了治河主体的实践性优点,但是却把它仅仅局限在一个小小的治 河官群体“ 分司与该道” 之间,这样就很难产生普遍的社会意义,使他上述 观点的价值大为降低。但是对于一个封建时代的高级官吏来说,主张以实践 经验作为考核河官的基本标准,认为下属比上司更接近实际和了解情况,认 为领导者只有依靠基层部门的工作才能做出正确决策,这些见解却是难能可 贵的。所以当时他的许多同僚和下属都高度评价他“ 公之能知人也!” 感到 在他手下工作很愉快。

(三)大胆提出“ 劳心” 与“ 劳力” 相结合的观点。

触及到“ 人” 的全面发展问题所谓“ 劳心” 是指人的脑力活动,或曰从 事精神生产活动的人;所谓“ 劳力” 是指人的体力活动,或曰从事物质生产 活动的人。关于“ 劳心” 与” 劳力” 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那里一直 是被颠倒认识的。从哲学家孔子开始,几千年来,历代的儒士们都对此做出 大致相同的形而上学解释:“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 治于人” 。在他们看来,“ 劳心” 与“ 劳力” 这两种活动在一个人身上不可 能实现统一,它们只能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级或阶层,成为各自所独占的特 权。

但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看来,人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实践的主体,

他与自然界的事物之间同时发生着两重本质的关系:一是主体改造客体,形 成二者之间的实践关系;二是主体反映客体,形成二者之间的认识关系。因 此从人的认识本性来说,不存在“ 劳心” 与“ 劳力” 的绝对分割,更不存在

“ 劳心” 就比“ 劳力” 尊贵的规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在人对客观世界认 识过程中的作用是同等重要的,它们之间也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只是 在谁是本原的意义上劳动实践才具有更为深刻的涵义。虽然在生产力水平低 下的古典阶级社会里,社会分工把这两种属性对立起来,强制剥夺了大多数 人从事脑力劳动的自由,而使它成为极少数人的特权和压迫人的工具。但是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这种强制的分工必然会逐渐地克服.

人类本身终将会得到全面的发展。

生活在明代的封建官吏潘季驯当然不可能自觉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这 一深刻思想,但是他认为治河家身上既具有“ 劳心” 的特点,又具有“ 劳力”

的特点,认为河官群体既与无知无识的普通百姓相区别,又与那种不事劳动 坐而论道的儒生阶层相区别. 却在现象上模糊地触及到了人的全面发展问 题。早在万历七年他就形成了这一重要思想,认为管河官员是一种集劳心与 劳力于一身的特殊知识分子。他说:“ 窃照天下之事,劳心以治人者,其力 或可少恿;劳力以治于人者,其心或可暂闲;维兹河工必须心力俱瘁,方克 有济。故虽以大禹之智,犹不免手足胼胝也。”

正是本着这一信念,潘季驯每一次治河工毕。总要不厌其烦、事无巨细 地将每一位效劳河臣的功绩列表上奏,并且用最美好的语言赞扬他们,说他

[明]李迁:《督抚江西奏疏序》。

潘季驯:《病故管工官员疏》,见《总理河漕奏疏》(三任)卷二。

们“ 心存河务,志在急公,当祁寒暑雨之际,昼夜栖身于河浒,险阻何辞?

值工繁期迫之时,朝夕董役于风霾,容颜俱瘁。” 称赞他们“ 殚力奉公,小 心尽役,取土则如垒巢之燕,惜之不啻黄金;运石则如负重之蚤,视之真如 白壁。止宿狂风烈日之内,形神俱敝于焦劳;出入泥滓淤浊之中,筋力已疲 于奔走。” 这些发自肺腑的赞美之言,深刻地折射出潘季驯自己的世界观和 人生观。说明他把“ 劳心” 与“ 劳力” 相结合看作是治河者身上所独有的一 种思想美德,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来颂扬的。潘季驯能提出这样的观点其实 并不奇怪,这完全与治河工作的高度实践性密切相关。而且他本人也就是率 先这样做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自己在河工繁忙的时候“ 日篷头垢面与役 夫相从于畚镭之间。” “ 自受事以来,日与夫为伍,以舟为家,冲寒触暑,

宿水食风,虽尺寸之堤,竹头木屑之事,皆臣所目击而心惟者,二千里堤防 庶几稍称有备也。” 在这种特殊艰苦的工作环境中,潘季驯是完全可以得出 上述深刻观点的。

万历十七年,他的一位忠实僚属南河工部郎中罗用敬,因积劳过度,在 工地上以身殉职。当人们为他衾殓遗体时,竟发现他囊无余资,一贫如洗,

只是在潘季驯和同僚们的曲为捐助之下,始就棺殓。罗用敬的死,给河官们 以很大的震动,他们纷纷上言,要求追赠死者。接受僚属的委托,潘季驯特 意奏上《赠恤司官疏》,借罗用敬之死,感慨地陈述了他心中的思念和担忧。

他首先怀着沉痛地心情迫述了罗用敬的勤奋一生,称赞他:” 朝于斯,暮于 斯,饮食起居于斯,已绝生人之乐;寒不息,暑不息,烈风暴雨不息,常怀 殉国之心。… … 形神俱敝,智力两穷,寸心如焚,诸火并发,” 最后以身殉 职。“ 又闻本官未死之二日. 犹扶疾遍历诸工,口不能言,惟以手指。医人立 劝归暑,就榻即仆。古人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者,非其人哉?身死之后,

囊无余资,臣等与地方诸察,曲为捐助,始就棺殓,又可知其生平矣。兴言 及此,不觉泪下。”

语云愤怒出诗人,悲伤悟哲理。正是在这样一种将心比心的沉痛回忆中,

使潘季驯的思想又一次得到升华,他动情地写道:“ 臣再照天下之事,劳心 以治人者,其力或可少憩;劳力以治于人者,其心尚有余闲。维兹河工必须 心力两尽,方克有济。故虽以大禹之智,犹不免于手足胼胝也。” 可以说这 是中国古代水利思想史上最早明确谈论知识分子劳动化的观点。走这条路是 十分艰难的。潘季驯深沉地回忆道:“ 十年之内,但经河工大举,必有殉身 之臣。两淮运同赠行太仆寺少卿黄清、中河郎中余毅中、山东参政冯敏功、

徐州道副使莫与齐、河南金事余希周、南河郎中罗用敬,相继客死工所,臣 等皆所目击。而其他卑官散佚,混没无闻者,未可悉数。” 正是由于河官工 作的十分艰辛,却又俸禄微薄,所以难倒了封建官僚队伍中的绝大多数人。

对于他们来讲,学习知识不过是为了谋得高官厚禄,而决不是为了再去吃苦,

与广大河工役夫厮混在一起。所以潘季驯痛斥那些只想劳心、不屑劳力的大 小官员们“ 视河官如桎梏,偶得脱免,若释重负。” 尽管他十分痛恨这种局 面,但是却无回天之力。在封建社会里,他找不到使士大夫乐意趋从河工的

潘季驯:《患病乞休疏》,见《总理河漕奏疏》(四任)卷三。

潘季驯:《赠恤司官疏》,见《河防一览》卷一一。

潘季驯:《赠恤司官疏》,见《河防一览》卷一一。

潘季驯:《赠恤司官疏》.见《河防一览》卷一一。

良方,只好求助于封建伦理道德的激励,求助于封建皇帝“ 俯赐矜怜,曲为 优处。” 用表彰逝者的办法来激励生者的道义感,这种办法所造成的影响实 际上是微乎其微的。

不过对于后世的评论者来讲,我们正是从这里窥见了潘季驯那丰富的内 心世界。我们看到,潘季驯虽然也是一个进士出身的高级儒家知识分子,但 他是很看不起社会上那种空谈心性义理、不尚社会实际的儒者,而是一再地 强调注重践履,强调务实。而且,他所务的“ 实” ,跟当时一般进步思想家 们所讲的“ 务实” 也不完全一样,就是直接的治河活动,也就是他所讲的”

劳力” 与“ 劳心” 相结合。这样一种务实的思想,不仅在当时程朱理学和阳 明心学广为传播的明代社会环境下显得极为珍贵,就是在整个封建社会的知 识分子中间,都是极为可贵的。

潘季驯:《赠恤司官疏》.见《河防一览》卷一一。

四、潘季驯哲学思想形成的文化氛围

众所周知,明代学术界的历史一直是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占统治地位 的时代。在这样一种学术氛围中,潘季驯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又是怎样形成 的呢?其实,潘季驯上述哲学观念的产生并不奇怪。除了他长期从事治河活 动这个最根本的实践性因素之外,从文化氛围的角度来讲,它实际上还是这 个时期明朝思想文化领域里实学思潮蓬勃兴起,并得到仕宦阶层广泛支持的 一个突出表现。

因为当明朝进入正德、嘉靖年间,朱氏家族的政治统治已经开始由盛世 走向衰亡。各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出现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农民战争 风起云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而朝廷内部政治腐败,中央集权与地方藩王 之间的矛盾、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内阁与言官之间的矛盾也越 演越烈。面对这种“ 世风日下” 的严峻形势,在统治阶级内部有一批正直的 知识分子敢于正视社会矛盾,寻找新的思想武器,提出新的“ 拯救之策” , 积极推行“ 新政” 改革。以重视富国强兵、足食足兵的美好愿望。与此相应,

在文学领域,就出现了不满意“ 台阁体” 诗文派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庸俗 风气,大力提倡说实话、记实事、抒真情的创作风气,在创作风格上主张“ 文 必秦汉,诗必盛唐” 的“ 复古” 诗文思潮;在思想领域,就出现了不满意程 朱理学和阳明心学中那种空泛迂腐、脱离实际的僵化学风,而提倡“ 经世致 用” 、“ 崇实黜虚” 的实学思潮。一度,实学成为人们文章言语中经常使用

在文学领域,就出现了不满意“ 台阁体” 诗文派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庸俗 风气,大力提倡说实话、记实事、抒真情的创作风气,在创作风格上主张“ 文 必秦汉,诗必盛唐” 的“ 复古” 诗文思潮;在思想领域,就出现了不满意程 朱理学和阳明心学中那种空泛迂腐、脱离实际的僵化学风,而提倡“ 经世致 用” 、“ 崇实黜虚” 的实学思潮。一度,实学成为人们文章言语中经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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