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洪水遍及范围，北到海河，南达淮河，有时还越淮而南，波及苏北地区，

序

伟大的黄河，像一条狂放不羁的巨龙，千百年来横卧在祖国中部辽阔的 大地上。它出昆仑，绕积石，穿峡谷，跃龙门，跨平原，滚滚东流，一泻万 里，塑造了祖国壮丽的山川，抚育了中华民族的成长，成为中华文明形成的 摇篮。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条大河。虽然它不是我国最长的河流，也不是径流量 最大的河流，但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评价，它在我国河流中却具有首要的地位。

它一方面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摇篮，而另一方面，黄河又以善淤、善决、善徙 闻名。黄河的巨大含沙量在世界上无出其右，它无疑也是全世界变迁最大的 河流。据文献资料记载，在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约 ３０００ 年间，黄河下游 决口泛滥约有 １５００ 余次，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其中有 ６ 次重大的改道，

其洪水遍及范围，北到海河，南达淮河，有时还越淮而南，波及苏北地区，

纵横 ２５ 万平方公里。因此，黄河又是一条举世闻名的害河。

为了驯服黄河，造福于人民，早在 ４０００ 多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我们的 祖先就开始了与黄河水旱灾害的斗争，并在防洪，灌溉，航运等方面都获得 了重要的成就。与此相适应，古往今来，各方面的仁人志士，从不同角度提 出过许多著名的治河方略和主张，涌现出一大批知名的科学家和著名治河人 物。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的前人并未能扭转黄河危害的历史，但 他们所提出的治河思想和在治河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光辉业绩，却是永远不能 磨灭的。本书所介绍的潘季驯，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杰出代表。

潘季驯（１５２１—１５９５ 年），字时良，号印川，浙江省湖州府乌程县人（今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县），明朝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曾历任江西、广东等地官 职。从嘉靖四十四年冬（１５６５ 年）开始，经隆庆到万历（１５９２ 年）止，他奉 三朝简命，先后四次出任总理河道都御史，为我国古代的治河事业做出了重 大的贡献。在治河实践中，潘季驯辩证地处理了黄、淮、运河三者的关系，

优先对黄河采取了坚筑堤防、稳定河床的治理措施，不仅保证了南北大运河 的畅通，而且使北宋以来黄河多支分流、不停游荡的局面基本上得到控制，

近 ２００ 年没有发生改道。在治河理论上，他全面总结了历史上的治水经验，

系统地提出了以“ 筑堤束水、借水攻沙” 为核心内容的治河思想，把治理多 泥沙河流的措施由单纯治水转移到水流、泥沙二者并治的轨道上，对 ３００ 多 年来治理黄河的活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这样一位对中国古代治河事业 做出突出贡献的水利专家，理应予以历史的肯定。

自潘季驯去世 ４００ 年来，人们对他的评价之词纷纷扬扬，不计其数，总

的趋势是充分肯定他在治河史上的贡献，承认他是一位杰出的水利专家。但

是说他是一位“ 思想家” ，并且要从思想史的角度给他写评传，可能就要引

起人们的一些非认。因为“ 思想家” 通常是指在社会发展的某一历史时代对

创建思想体系、揭示认识和思维发展规律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专家或学者。潘

季驯属于这样的人物吗？笔者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所讲的思想

体系和认识规律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体系，它实际上总要来源于某个具体

的生活实践领域，表达人们对于该领域内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掌握的程

度。而且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

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

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

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因此笔者十分赞同著名理论家匡亚明教授的观 点：“ 纵观历史，凡在文、史、哲、经、教、兵、农、工、医等各学科领域 中有突出成就的代表人物，无不是在该领域中能掌握其特有发展规律的思想 家。” 这其中当然也应当包括水利事业方面的专家。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水 利专家潘季驯被荣幸地纳入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传主行列。

笔者认为，匡亚明教授对于中国文化史上“ 思想家” 含义的界定，不仅 扭转了长期以来人们的狭隘理解，而且极大地开拓了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研究的内容。仅以中国水利思想史的研究为 例，纵观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人类防洪、台河、灌溉、航运，从事水利活 动的思想和实践，就在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发展的历史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 要的位置。早在远古时期，我们中华民族由野蛮时代进入到文明社会的一个 重大事件，就是“ 大禹治水”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几千年漫长历史中，

伴随着人类的农耕生产、围土定居、划土封疆，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同制约着 自己生存的水资源环境进行着顽强的斗争。这样，天长日久，就从中涌现出 无数个可歌可泣的治水人物，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治水思想和水利文化。因此 我们看到，在记录封建社会漫长历史的官编史籍《二十五史》中，每一部正 史都记载了大量的治水活动、治水思想和治水人物，其中《史记》中有专门 的《河渠书》，《汉书》中有专志《沟洫志》，宋、金、元、明、清等正史 中也都有《河渠志》，再加上有关的水利专著如河道史、地区水利史、渠塘 史，闸坝史，水利总集如《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再续行水金鉴》

等，还有其它方面的大量治河专著、水利图说等。据有关专家统计，这方面 与水利活动直接相关的水利典籍，总字数可达一亿字以上，所以说这里也是 一座巨大的科学文化宝库。可惜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这座巨大文化宝库 的挖掘和研究甚少，思想界、文化界对于这个领域的注意也不够，以至于谈 起中国古代科学史上的成就和人物、人们很少会想得起水利活动方面的成就 和代表人物，更毋论他们在思想上的贡献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缺憾。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笔者近些年来着重进行了中国水利思想史方面的研 究，并以明代潘季驯的治河思想为突破口，探讨中国水利史与当时的政治、

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关系。把潘季驯所代表的治河理论看作中华民族理 论思维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逻辑环节，从中抽象出他们立足于具体治河理 论基础之上的一般思维模式，以试图揭示中国传统科学思维方法所独具的特 色，为今天的水利事业和思想文化事业服务。《潘季驯评传》就是这项研究 的一个成果。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内容简介

潘季驯（１５２１—１５９５）是 １６ 世纪中国明代杰出的治河专家。他一生中曾 四次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前后持续 ２７ 年。在长期的治河实践中，他认真吸 取前人认识黄河、治理黄河的积极成果，全面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治河实践中 的丰富经验，形成了一套系统的“ 筑堤束水、借水攻沙” 的“ 治黄” 理论和

“ 堤防修守” 的完备措施，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的“ 治黄” 思想和实践，为我 国古代的治河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本书是作者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而写成的关于潘季驯的综合性评传。全书共分

１２ 章，分别从生平概略、治河的历史背景、前期治河活动和后期治河活动、交

友和著述、工程技术思想、工程管理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维及历史地位诸方

面对潘季驯的一生作了评述。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 匡亚明 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

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 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 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 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 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 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 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

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 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 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

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

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 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 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 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

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 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 早在 １９３８ 年就说过：“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 珍贵的遗产。”

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 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 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

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 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 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 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 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 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 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 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 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 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 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 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 抛砖引 玉” ，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 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 １９９０ 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 中国思想家评传” 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522 页。

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 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 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 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 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 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 行成于思，毁于随”

，列宁说的“ 没有革命的理 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 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 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 此我们以“ 中国思想家评传” 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 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

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 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 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 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

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 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 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

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 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 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 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

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

《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 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 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 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 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

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 实事” ，后者为“ 求是” ，二者相结 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 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 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 实事” 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 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 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 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 求是” 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

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

②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241 页。

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 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 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 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 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 立德” 、“ 立功” 、

“ 立言” 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

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 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 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 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 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 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 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 组成部分。

三、坚持“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的原则。“ 百花齐放” 和“ 百家 争鸣” ，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 一个“ 齐” 字，后者强调一个“ 争” 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 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 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 齐放” 和“ 争 鸣” 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 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 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 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 实事求是” 、

“ 批判继承” 和“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 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 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

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 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 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 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 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 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 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 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 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 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 内外学者，审定书槁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 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

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 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 不知老之将至” 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 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 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 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耋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 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 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 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７ 日

潘季驯评传

第一章太湖之子

一、乡情和家世

潘季驯，字时良，号印川，浙江省湖州府乌程县人。明正德十六年四月 二十三日出生在一个未仕秀才的家庭里，父潘夔，母闵氏。

潘季驯的家乡湖州府，位于浙江省北部，太湖之滨，是一个历史悠久的 府治。辖地六州一府，秦代属会稽郡，三国时属吴兴郡，唐代以后为湖州治，

明代为湖州府。府城内有一府治、二县治（乌程县、归安县），乌程县治也 就是湖州府治的所在地。

湖州府城所在位置，地理风水十分奇妙。出城向西约五 ５０ 步，有一大溪，

曰“ 苕溪” ，出自天目山之阴坡，一路蜿蜒曲折，两岸芦苇护送，到湖州城 外后，中分一支，悄悄流入城西之清源门，其流混浊；出城东南约一里，有 一大溪，曰“ 苕溪” ，由上游诸山中三条小溪汇合而成，一路喧喧嚷嚷，直 泻而下，匆匆涌入城南之安定门，其流清纯。清浊二流在城南安定门内的江 子汇为一体，然后向东流出临湖门，合诸水入太湖。整个湖州府城，外有诸 溪团团环绕，内有苕、霅二水穿城而过，所到之处，芳草萋萋，流水潺潺，

故民间戏谓之“ 水晶宫” 。

放眼远眺，府城西南两面靠山，其山势大多峰峦 叠秀，碧绿清幽，历代文人的碑刻墨迹，亭榭寺观，杂出其间；东北两面临 湖，其临湖的地面平整如毯，一望无际，处处皆良田沃壤。向北行 １８ 里即到 了太湖边。

太湖衔远山，吞日月，汇三江之水，跨江浙两省，长 ５００ 里，周 ３． ６ 万 顷。湖面汪洋浩翰，气象万千。湖边曲折迂回，支港繁多。其中湖州境内的 大钱湖、小梅港诸口，历来为江南运河的漕运关卡，浙西交通的襟喉要地。

湖州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物产丰饶，民风淳朴，是江南一处著名的蚕桑鱼米 之乡，诗书礼义之邦。历代文人墨客都对此赞不绝口。苏轼《墨妙亭记》中 称：“ 吴兴民足，鱼稻茭蒲之利，寡求而不争。” 王徲《登喜留亭记》曰：

“ 其产多蚕桑竹木鱼稻果菇之利，俗号殷富。” 李心传《南林抱国寺记》说：”

乌程之南林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土润而物丰，民信而俗朴，行商坐贾之所萃。”

这都是在描绘物产丰富之貌。由于土地肥沃，环境优雅，造就了乌程地面勤 劳淳朴的民情风俗。如茅瑞徵《吴兴掌故序》中言：“ 吴兴风俗最近古朴，

其土人雅称，率素润达而峭直，其里闾力本务樯，惟斤斤以勤俭，长子孙无 敢傲康以坠先业。” 《西吴枝乘》中赞叹：“ 湖民力本射利，计无不悉，尺 寸之堤，必树之桑，环堵之隙，必课以蔬，富者田连阡陌，桑麻万顷，而别 墅山庄求竹木之胜无有也。” 经济上的富饶也促进了文化的进步。湖州地面 历来是出才子佳人的地方，学习风气十分浓厚。正如三十朋《湖州偈庙文》

所赞：“ 湖学之胜，东南鲜伦，风似邹鲁，民同蜀闽。” 赵孟頫《吴兴赋》

所述：“ 家有诗书之声，户习廉耻之道。” 史俨之《进士题名碑》所评：“ 吴 兴世风之胜，甲于浙西，… … 士由科第奋兴，肩背相望。”

优美的环境，肥沃的土地，顺畅的交通，再加上人民的勤劳和文化的进 步，使得以乌程为中心的湖州地区很早就与杭州府和嘉兴府并驾齐驱，成为 江南首屈一指的富庶之地。特别是到了明代中叶，随着商业贸易的日益刺激，

① 潘季驯生于明正德十六年阴历四月二十三日，换算成公历，应为 1521 年 5 月 28 日。为了叙述方便，且 防止换算错讹，后面文中一律照用阴历日期，特作说明。

① ［明］董斯张：《吴兴备志》卷二七：“ 吾郡称水晶宫。湖州四面皆水，谓之水晶宫。”

① 以上赞言均引自《浙江通志》卷九九，《乌程、归安风俗》。

这里的经济更是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专业化地区分工。如《归安 县治》中所描述的：“ 东乡业织，南乡业桑、蓄鱼，西乡业薪竹，北乡业蔬 靛。” 诸产业中最发达的要数丝织业，明代产丝的中心地区主要是湖州。朱 国桢《涌幢小品》中说：“ 湖地宜蚕，新丝妙天下。” 《西吴里语》中说：

“ （湖丝）合郡俱有，而独胜于归安，湖丝遍天下。” 由于蚕丝业的发展，

不仅大大促进了商业性的种柔专业，而且还促进了该地区的商业贸易活动和 市镇建设。如《吴兴备治》所记：“ （隆庆时）归安菱湖市廛家，主四方鬻 丝者多，廛归溪，四五月间，溪上乡人货丝船排比而泊。” 菱湖镇是湖丝的 贸易中心，因为商业交易的刺激而发展的异常繁荣，“ 正、嘉、隆、万间，

第宅连三，圜阗列螺，舟航集鳞，桑麻环野，西湖之上无隙地无剩水矣。遂 为归安雄邑。”

类似菱湖镇这样的商业市镇在湖州地区比比皆是。如据万历

《湖州府治》记载，仅乌程县就有乌镇、南浔两镇，箐山、妙喜两市。其中 的乌镇与嘉兴府的青镇夹河相望，万历时就达到“ 居民殆万家” 的规模，史 书上说它百货骈集，街市 １８ 里，列置四门，名为镇，实具郡邑城廓之势。

丰饶的物产，发达的经济，带来一片繁荣的景象，使这个地方真正变成 了“ 人间天堂” 。北宋诗人梅尧臣曾写下《游雪溪诗》一首，对当时乌程县 内霅溪两岸风景如画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作了这样的描述：“ 共爱霅溪风物美，

春来清可鉴须眉，萍生楚客将归日，花暖吴蚕始浴时，邻水竹楼通市陌，跨 桥云屋接川湄，画船载酒期君醉，已是无谋任翦夷。”

鸟瞰乌程风光，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潘季驯就出生在这样一片绿土上。

潘家在乌程历史上乃一大姓，“ 世号鼎族” 。据明人王世贞《潘僦庵墓 志铭》、

申时行《潘公传》

、王锡爵《潘公墓志铭》

所共载，潘氏祖先本 姬姓，裔出周文王子毕公，毕公食采于潘，子孙因以为姓氏。至荣阳侯而潘 氏始彰显。至西晋时，中书令潘尼

与其叔父散骑侍郎潘岳

齐名于朝中，后 以避乱病死坞壁间。潘尼死后，其子潘攻率家渡江徙吴，兴之于乌程，遂长 期定居此地。潘氏家族定居乌程后，由于远离中原，一直未能再显。又过了 七世，至石晋时期（公元 ９３６ 年～９４６ 年）才出了一个孝子，叫潘综。潘综 因以纯孝闻名乡里，他死后，乌程人为纪念他，在县城北廓建了一座白华坊，

“ 以潘综纯孝居此故名” ，里名迄今未泯。

潘综之后，又过了 ２６ 世，潘家 传人万一公始迁到乌程之汇菹。这大约就是后来潘季驯的出生地。

又过了六

① 《菱湖镇志》卷一，转引自《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0 页。

② 万历《湖州府志》卷三，《乡镇》。

③ 《浙江通志》卷一二，《湖州府山川》。

④ 见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五。

⑤ 见申时行：《赐闲堂集》，另见民国版《河防一览》附录。

① 见《明文海》眷四四八，《名臣》，中华书局本。

② 潘尼，字正叔。祖最，汉东海相。父满，平原内使。并以学行称。潘尼少有清才，与潘岳俱以文童见知。

性静退不竞，唯以勤学著述为事。事迹见《晋书》卷五五，《潘尼传》。

③ 潘岳，字安仁，荣阳中牟人，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琊内使。岳少以才殷见称，乡邑号为奇童，历 史上人们常以“ 貌比潘安” 来形容男子的美貌，这个潘安，就是潘岳。事迹见《晋书》卷五五，《潘岳传》。

④ 见《吴兴备志》卷一四。

⑤ 关于潘季驯的原籍和出生地，他本人在万历五年所奏的《考满疏》中称：“ 浙江湖州府归安县籍，乌程 县人。” 按乌程、归安本为一县，后宋太平兴国中，始将归安分出另立，置乌程县东南境地属归安，但两

世，潘家传人为南葵公潘孝，孝又号蔡奄公，娶妻钱氏，又继朱氏，共生子 四人。其中最小的儿子叫潘夔，又号僦庵公，他就是潘季驯的父亲。

据《僦庵潘公墓志铭》记载，潘夔出生时、潘家虽然已是“ 彬彬诗礼名 族” ，但仍未有一人得志于科举。据说潘夔小时候颇得潘季驯祖父南葵公的 喜爱，经常抚而弄之膝前。一天，有一商贩鸣锣而过，夔欲跑去看热闹，南 葵公阻之，曰：“ 毋往也。你如能与我对对子，我给你买糯米糖吃。” 遂口 占一首：“ 铜锣打动小儿心。” 潘夔不假思索，应声而答：“ 木铎振扬夫子 教。” 南葵公乐而大笑，连声说：“ 使我形秽。” 遂认定能振兴潘家者，非 夔莫属。乃送书馆句读。九岁受经术，所写文章多隽辞。约在潘夔 １７ 岁时，

太子少保庄懿公闵珪从朝中致仕归乡，为其二女儿择婿，结果在众多求婚者 中发现了潘夔，“ 见已心器之” ，再考诗词对仗，“ 语逾工，有唐人意中句。”

闵珪大喜，即谓人口：“ 趣归，女必贵。” 遂将女儿嫁给潘夔，是为闵夫人，

即潘季驯的母亲。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潘季驯的外祖父闵珪。闵珪，乌程人，天顺八年（１４６４ 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太子太保。因政绩卓著，曾被誉为弘治朝中“ 九 老” 之一。

据《明史・闵珪传》，珪久为法官，“ 议狱皆会情比律，归于仁 恕。” 有一次，宣府妖人李道明聚众烧香，巡抚刘聪轻信千户黄珍之言，诛 连数十家，谓李道明将引北寇攻宣府。及将犯人逮至刑部，闵珪亲自审讯，

并没有发现众人造反的证据，于是重新定案，“ 止坐道明一人，余悉得释。”

同时闵珪又上疏请求办黄珍、刘聪诬告及冒功罪，结果黄珍被法办，刘聪亦 下狱贬官。又有一次，大理寺丞吴一贯因谳狱事触帝怒，明孝宗朱佑樘亲自 坐堂审讯吴一贯，并且准备处以大辟罪。面对此景，众莫敢言，独闵珪一人 趋前进言：“ 一贯推案不实，罪当徙” ，请求从轻发落。然帝不允，珪亦执 言如初。帝怒，刑部侍郎戴珊忙劝解之。帝乃息怒霁威，令更改拟律。但珪 仍以原拟奏上。帝见此十分恼火，立招兵部尚书刘大夏语此事，寻求处罚对 策。大夏闻言乃对曰：“ 刑宫执法乃其职，未可深罪。” 孝宗听后默然久之，

最后才叹曰：“ 朕亦知珪老成不易得，但此事太执耳。”

卒如珪议。从这两 件事情，可见闵珪之为人为政。正德初，宦官刘瑾用事，闵珪连章乞休，遂 被允致仕还乡，正德六年卒，年八十二。死后谥庄懿。

闵家在乌程也是一个大族，再加上闵珪在朝中的高位和名望，更使闵家 成为当地的显族。闵潘两家联姻后，潘夔立志报答岳丈的器重，一心读书于 郡庠，２０ 岁时因学习成绩优秀而受到奖励，“ 俊声籍籍” 。不料，正在他意 气风发的时候，潘孝去世。潘夔无奈，遂中断学业，以少年之躯担起了潘家 的门户。其间，即有为振兴家业而耗费心机的思虑，又有“ 是且妨吾书” 的 感叹。一度曾下决心脱身家务，独游太学，且徙居乌程东郊的蜀山闭门读书，

“ 治经术” 。没想到功名未就而家中之不戒于火，一场大火尽丧其家橐。沉 重的打击又迫使潘夔离开书斋，重返家中料理残局。经过他多年的艰苦创业，

终于使家业重新振作起来，甚至超过了失火前的规模，但往日所攻学业早已 丧失殆尽。盖潘夔之家业再踬再起，其于学问亦再芜再殖，最后终于未能以

① 弘治朝其他“ 八老” 分别为王恕、邱浚、马文升、何乔新、徐傅、刘健、刘大夏、李东阳。参见［清］

黄大华：《明七卿考略》。

① 参见《明史・闵珪传》。“ 谳” （yàn），审判定案。“ 大辟” ，死刑的一种。

科第显。这是潘夔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于是他下定决心，全力以赴地教育子 女，把自己的未尽愿望全部寄托在他的几个儿子身上。在这段时间里，潘夔 与闵夫人共生了四个儿子和若干个女儿。其中四子者，老大潘伯骧，为府学 贡生，成人后官至桂阳知县，娶镇远守严凤之女，生了七个儿子（景生、冠 生、弁阳、苕阳、朝阳、岳阳、桂阳为伯生）；老二潘仲骖，嘉靖二十年进 士，翰林院编修，因不屈于严嵩，谪瑞州司理，后历至安庆知府，娶山东按 察副史邵南之女，生了四个儿子（京阳、瑞阳、钟阳、文阳为仲生）；老三 潘叔骏，曾官龙江关提举，娶吴氏，生四子（震阳、宜阳、华阳、忻喜为叔 生）；老四即潘季驯，嘉靖二十九年进士，累官至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可 以说是潘氏兄弟中最有出息的一位。潘季驯成年后，娶光禄署丞施仑之女，

为施夫人，共生了四个儿子（大复、龙翰、玄授、玄孺为季生）。其中长子 潘大复为万历十四年进士，初为溧阳县令，后擢刑部主事，迁员外郎，提督 通惠河道，岁省水衡金十余万。次子龙翰，以父荫为大常寺典簿，临洮府通 判，因文笔清丽而倾动一时。此外，潘季驯还有一女嫁于当时的文学名士王 世贞子士祺。有了这样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可以说是潘夔经历了一生坎 坷之后的最大满足。

所以潘夔死后，应其子潘季驯之邀，王世贞在墓志铭中 用称赞的口气写道：“ 终公年未六十，而中外孙可 ２０ 人，环绕膝前，教之句 读，竟日欣欣忘暮。”

由于自己在科举上一直壮志未酬，因此潘夔在学习上对他的四个儿子抓 得很紧，“ 悉延明师海之，而身提衡其间。”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明师教诲 和慈父的严督之下，潘家的四个儿子中间，居然有两人先后脱颖而出，考中 了进士。其中潘仲骖于嘉靖二十年中辛丑科一甲进士榜，潘季驯于嘉靖二十 九年中庚戊科三甲进士榜。这在潘家的家族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盛事，潘夔终 于扬眉吐气了。

关于潘夔的为人，王世贞在《墓志铭》中举了两个例子：潘夔并非医家 出身，但喜读歧黄之书，读后即在家人身上亲自实践，结果还颇有效验，于 是僦庵公会治病医术的名声就给传出去了，乡邻们有了大病小灾的常找他切 诊，而其“ 切脉处方多出人意。” 有一年，里中大疫流行，左邻右舍病倒了 不少人，潘夔不顾感染危险，挨家挨户，亲自为病人“ ■ 咀” 草药，” 里人 恃公而起者十九。” 隔壁有个邻居赵某，当时正在与潘夔在官府中打官司，

恰好也在这次大疫中感染成疾，病情加剧，家人十分担心。于是赵某谓其子 曰：快去为我请潘先生来治病，“ 能生我者潘君也。” 其子闻言不解，问道：

“ 方与潘君讼，奈何从之乞药？” 赵某回答说：“ 不然，彼负气而中甚慈，

必不忍于我。” 于是其子腆脸登门，潘夔果然不计前嫌，欣然前往，悉心处 剂，不久就治好了赵某的病，潘、赵两家的诉讼也就因此和解。仲骖、季驯 先后荣登进士成为朝廷命官以后，潘夔虽然心里非常高兴，但从不在邻人面 前作官人态。有人问他，你的儿子都出去当了大官，为什么你不跟着他们一 道去享福？潘夔回答说：“ 吾食于二子，不若食于家甘也。” 所以每当给儿 子写信，他总是在信中告诫他们不要假公济私，“ 毋家于官” ，如果你们中 间哪一个人干了损公肥己的勾当，我就不再认你这个儿子（” 苟尔，吾不子

① 以上材料参见王世贞：《潘僦庵墓志铭》、《浙江通志》等文献。

② 此段活引自《潘僦庵墓志铭》。

③ 引自《潘僦庵墓志铭》。

若” ）。

潘季驯就是诞生并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无疑，潘氏祖先的优良传统

和廉正家风，特别是季驯外祖父闵珪刚正不阿的传奇事迹和他父亲潘夔忍辱

负重、救民疾苦的仁德精神，都会对潘季驯少年时期的思想塑模，乃至对他

长大成人以后的世界观形成，产生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

二、青少年时期

潘季驯出生的那一年，正德十六年春三月，明武宗朱厚照崩于豹房。朱 厚照生前无子，故他死后内阁廷臣请嗣立他的叔伯兄弟朱厚璁继位，是为明 世宗，以次年为嘉靖元年。

世宗一继位，便与廷臣之间就皇考问题发生了矛盾。辅臣杨廷和、毛澄 等从封建正统的立场出发，上请朱厚璁尊朱厚照的生父明孝宗朱佑樘为皇 考，而称朱厚照自己的生父兴献王曰皇叔父，自己的母亲献王妃曰皇叔母。

这使刚即位的明世宗朱厚璁大为恼火，说： “ 亲生父母，怎么能随便改变呢？”

驳回再议。同时手诏杨廷和等，要求尊其生父为兴献皇帝，生母为兴献皇后。

但是杨廷和等人又持不可。君、臣双方在“ 大礼” 问题上的立场陷入僵局。

恰好此时世宗的生母蒋氏刚从老家到达通州，闻朝议考孝宗，大恚，曰：“ 安 得以我子为他人子？” 止通州不入。帝闻而泣，随启慈寿皇太后，愿避位归 藩。面对此景，群臣惶惧无措，毛澄乃谋于内阁，请称兴献王为兴献帝，王 妃蒋氏为兴献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帝不得已，乃报可。

这样双方暂时 妥协，但矛盾并没有解决。

到了嘉靖三年（１５２４ 年）正月，南京有个刑部尚书叫桂萼，为了讨好世 宗，又上疏挑起事端，请改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帝得疏心动，

手诏下廷臣集议。但很快遭到文武群臣的反对。世宗十分恼火，遂下特旨召 桂萼等人到北京，决心整顿朝纲，清除跟自己闹对立的阁臣。先后罢斥了华 盖殿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汪俊，谨身殿大学士蒋冕，吏部尚书乔宇。同 时命桂萼等人为翰林学士。并召见群臣于左顺门，示以手敕，言去孝宗皇考

“ 本生” 字。群臣惊愕，各上奏章争之，世宗皆不与答复。无奈之中，尚书 金献民，少卿徐文华，吏部右侍郎何孟春等遂带领群僚 ２００ 余人跪伏左顺门 鼓噪。帝怒，遣锦衣卫逮为首者下狱。众乃撼门大哭，雷震阙廷。帝益怒，

命尽逮跪伏者 １９０ 余人入狱，录诸臣姓名，为首者戌边，四品以上夺俸，五 品以下予杖，其中 １６ 人被杖死。

这就是明代中叶著名的“ 大礼议” 之争。它是明世宗朱厚璁即位之初与 廷臣的一次决定性对抗。就廷臣方面来说，它表现了嘉靖一朝士大夫的气节；

就朱厚璁来说，充分暴露了他“ 胜刚，好自用” 的个性。纷争的结果，朱厚 璁大获全胜，这为他以后专擅朝政，奠定了基础。而廷臣方面则是衣冠丧气，

一蹶不振。从此，明王朝开始走向它的下坡路。

虽然这场“ 大礼议” 之争爆发的时侯，潘季驯尚在幼年时期，对他没有 什么直接影响。但是从此以后嘉靖皇帝擅政和用人的各种举措，以及各种社 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纷起，却一直伴随着他长大成人，走上仕途，并促使他 形成了对社会颓势的忧患意识，以及愿为振兴国运不惜肝脑涂地的“ 补天”

意识。其实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明朝社会中有一大批知识分子都不同程 度的形成了这种忧患意识，并在思想上演变为后来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

潘家到了季驯这一代，跟他父亲潘夔那一代一样。也是兄弟四个，潘夔 分别给他们起名骧、骖、骏、驯、大约是盼望他的这四个儿子都能够像骏马 一样，将来腾飞仕途，前程远大。其中季驯和他的父亲一样“ 在兄弟中排行 第四，而且又“ 生而颖异。” 嘉靖六年（１５２７ 年），潘季驯才七岁，就以“ 治

① 参见[清]夏燮：《明通鉴》第五册，嘉靖三年条，中华书局本。

春秋，能文章，补博士弟子。”

因而受到潘夔和闵氏夫妻俩的加倍喜爱。在 这方面虽然没有留下第一手的材料介绍，但是根据前面对潘氏家世的介绍、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和想象：在潘季驯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和兄长肯定就 会牵着他的手，来到乌程城南的白华坊前，充满自豪地将潘家祖先潘综的忠 孝事迹一一介绍，因为这是封建社会中最值得夸耀的道德精神。在季驯刚会 读书的时候，他的父亲肯定会手持“ 十七史” 刻本，向潘氏兄弟们逐字逐句 的讲解潘家祖先潘尼的著作《安身论》和《乘舆箴》，潘岳著作《闲居赋》

中的微言大义。

而当潘季驯在他母亲闵夫人怀中撒娇的时候，闵夫人也肯定 会绘声绘色的讲述潘季驯的外祖父闵珪生前治理刑狱、刚正不阿的动人事 迹，使潘季驯从小就萌发出走他外祖父的道路、当一名理刑官的美妙理想。

事实上后来潘季驯也确实步他外祖父的后尘，走上了同一条宦途。

这样，通过潘氏夫妇不同角度的严格家教，潘闵两家祖先所遗传下来的

“ 存正无私” 的微言大义，忠孝两全的做人道德，坚持主见、不畏权势的倔 强个性，不怕挫折、再仆再起的顽强精神，济人救难、善解民意的仁义品格，

不恋官位、泰然处之的豁达心理，都会被慢慢地注入到少年潘季驯的心灵中，

构成他的世界观模式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在他成年以后的一生奋斗中 处处显露出来。

有一次，潘夔与人诉讼，无故被系公堂。少年潘季驯得知消息后，勇敢 地跑进县衙大堂，慷慨陈词，为父诉冤，据理力争，“ 词气悲壮” 。结果感 动了当事者，遂免僦庵公于狱。王锡爵的《潘公传》中记载了这件事情，并 称赞他是“ 内行醇谨，其爱敬尤不弛于师友。性倜傥，喜振人之急，凡衣食 婚嫁丧葬医药于公者甚众。” 申时行的《潘公传》中也记载了这件事情，并 称赞道：” 族属繁衍，率仰给于公，公为割上腴以瞻之。仍建祠堂，置义仓，

立字学。族之人无失所者。乡党故旧贫病死丧各以亲疏受赈、率人人得所欲。

家故饶，更以久宦减产，所得俸赐，辙尽于施予，无留橐焉。至建津梁，拓 街衢，倾赀捐产，无郄色。以非公大业不尽载，然其德义可仰己。” 从潘季 驯的身上我们确实可以处处看到乃父医人活命、济厄救难的仁义品格。

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 年），潘季驯 １３ 岁，已经是一个翩翩少年了。由于 在归安县学中学习成绩优异“ 为高材生” ；遂“ 廪于学。”

按明朝定制，令 府、州、县皆置学，府学生员 ４０ 人，州县以次减十，人月给廪米六斗。后来 名额增多，食廪者谓之廪膳生员；增多者谓之增广生员，无廪米；后来名额 再增，称附学生员，亦无廪米。前述潘季驯七岁时“ 补博士弟子” ，即是指 此处初入学之附学生员。《明史・选举志》中称：凡初入学者止谓之附学，

而廪膳、增广以岁科两试，等第高者补充之。非廪生久次者不得充岁贡。士 子末入学者通称之童生，当大比之年，间收一二异敏，三场并通者，伸与诸 生一体入场，谓之充场。每年诸生都要参加岁考，先以六等试优劣。一等前 列者视摩膳生，有缺依次充补；其次补增广生，一二等皆给赏；三等如等；

四等挞责；五等则廪增递降。由此看来，由童生而生员，由增广生员而廪膳 生员的迁升之途是非常艰难的。而“ 廪于学” 大约就相当干今天在学校里因

① 引自［明］王锡爵：《潘公墓志铭》。博士弟子即生员。明代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取入府、州、县学的，

都称生员，俗称秀才。

② 以上诸篇文章均见《晋书・潘岳、潘尼传》。

① 根据万历本《湖州府志》，潘季驯为归安县学贡生。

学习成绩特别优异而领取国家固定奖学金的优秀学员，养家糊口的生活保障 应当说是没问题了。

从这一年起，到嘉靖二十七年（１５４８ 年），１０ 余年的时间，没有潘季驯 本人活动的记录。只知嘉靖十四年（１５３４ 年）他的二哥潘仲骖乡试中举，嘉 靖二十年（１５４１ 年）潘仲骖又登进士第。这一年潘季驯 ２１ 岁，在父母的操 持之下已经结婚生子，成为一个英俊自信的青年学人。想来，潘仲骖的成功 会给潘季驯以很大的激励，促使他以二哥为榜样，在科举仕途努力。

嘉靖朝在明代历史上是一个多事之朝。就在潘季驯刻苦读书用功的这段 时间里，朝廷内外先后发生了几件影响到以后历史进程的大事情。一个是朝 廷内部夏言与严嵩的权力之争、斗争的结果，是大学士夏言被罢，礼部尚书 严嵩兼武英殿大学士，参预机务；其时严嵩年已六十多岁。这是嘉靖二十一 年事（１５４２ 年）。严嵩乃明代嘉靖时期一大奸臣，此人无他才略，惟一意嵋 上，窃权罔利。恰遇世宗又是个“ 英察自信” 之人，严嵩遂投其所好，以成 其私，世宗日益亲信之，又晋任严嵩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掌管内阁权 力长达 １５ 年之久。另一件事情发生在朝廷以外的东南沿海地区，这就是“ 倭 患” 的兴起。据史书记载，初，日本以嘉靖二十三年来贡，部臣以其未及期，

且无表文，阻之。其人利互市，留海滨不去，而内地奸人利其交易，商富豪 贵争趋之，沿海遂有倭患。其实倭患的兴起有着复杂的原因，它即有中日两 国在双边贸易方面的原因。又有日本国内动乱的原因，还有中国大陆沿海地 区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原因。它实际上是由外寇和内盗相勾结而形成的对中国 南部沿海地区的一场边界战争，它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惨遭茶毒长达数 １０ 年，“ 终嘉靖之世，遂无宁岁。”

不过，上述这些大事，对于当时的潘季驯来讲，还不算最重要。他最关 心的事情还是全力以赴攻读经书，迎接每三年一次的乡试大比，这是士人们 通向官宦之路的唯一通道。

按明代考土，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五经命题 试士。

盖为明太祖朱元璋与丞相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 为之体用排偶，谓之“ 八股” ，通谓之“ 制义” 。三年一大比，以诸生试之 直省，曰乡试，中试者为举人。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中试者天子 亲策于廷，曰廷试，亦曰殿试，分一二三甲，以为名第之次。

按明制，子午卯西年为乡试年，辰戌丑未年为会试年。嘉靖二十八年恰 为己酉年。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皆初九日为第一场，又三日为第二场，

又三日为第三场。廷试以三月朔。乡试，直隶于京府，各省于布政司，会试 于礼部。 按照这些规定，潘季驯参加乡试的地方是在浙江省杭州府，八月应试。

嘉靖二十八年，经过一个夏天的酷暑煎熬，这

第一章太湖之子时杭州的天气已经有些凉爽了。潘季驯带着父母妻儿的 嘱托，满怀自信地走上考场，依次通过了一整套复杂刻板的应试程序。不久，

就传来喜报：潘季驯“ 以其麟经魁乡试。” 也就是说，因为他经义题考得十 分出色，而获得了乡试第一。

考中了举人，也就拿到了进京会试的通行证。嘉靖二十九年（１５５０ 年）

① 夏燮：《明通鉴》第六册，嘉靖二十八年条。

② 四子书一般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春，潘季驯北上进京赶考。明代从江南北上进京，需走大运河。潘家所在的 湖州府，恰好是江南运河的一处港口，所以交通非常便利。潘季驯从湖州府 城内雪溪边上的驮兜桥下，搭乘北上的商船，回首告别逐渐远去的家人和城 廓，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长途旅行。

运河离开湖州城，向东延伸一个不太长的距离，即到了一个三岔河口平 望镇。从此地向北到苏州府，从此地向南到杭州府。潘季驯乘坐的航船到平 望镇，便船头往北一拐，一直向北方驶去，经过苏州府、常州府，到达镇江 府。江南运河从湖州府至镇江京口，首尾 ８００ 余里，约四天左右的时间即可 走出了镇江府之京口闸，渡过扬子江，即进入江北运河的起点瓜洲镇，然后 溯流驶过扬州府，沿着里下河地区的多湖地带向北行驶。这一带湖泊相当多，

高邮县的邵伯；武安、甓社、石臼诸湖，宝应县的白马、汜光诸湖，山阳县 的管家、射阳诸湖，首尾相接，形成了一个串连的湖泊群。运河便沿着这些 湖泊，蜿蜒而上。所以从扬州到淮安的这一段约 ３７０ 里运河，在明代被称为

“ 湖漕” 。走完这一段运河，出了清江浦口，便来到了黄河、淮河、运河三 河汇交处的清口。

明代运河，出了清口，就进入黄河。从淮河至清口，上溯至徐州的茶城，

这 ５００ 里运河，全部借黄河通行，故在明代又称“ 河漕” 。如果潘季驯是在 春节后离开家北上，那么他乘的船到达清口时，应该是阴历一月中下旬。这 时黄河水清而缓，全不似夏秋两季那样的汹涌澎湃，浑浊不堪。潘季驯长期 生后在江南水乡，对于河流见得多了。因此当他乘坐的船随大帮船队溯流而 上时，这条举世闻名的黄河恐怕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他的太多的注意。只是当 他发现河道中沙滩密布，船夫撑着篙子，左曲右拐，驾着船儿在沙滩间寻隙 而进时，才感到有些奇怪，向船夫询问了其中的缘由，但所得到的回答也是 不置可否的” 唯” 、“ 唯” 。潘季驯此时绝对没有想到，这条在初春时节并 不太显眼的河流，若干年后竟然牵动了他的全部心绪，耗费了他一生的精力，

陪伴着他走完了轰轰烈烈的后半生，也使他流芳千古。后来到了万历十八年，

潘季驯亲自主编治河专著《河防一览》时，曾在开篇的《刻河防一览引》中 描绘了自己当年第一次渡过黄河时的感性认识：“ 季驯生而颛蒙，居东海之 滨，不知所谓黄与淮者。长而计偕北上，寻奉使南游，亦贸贸然惟舟子所之 耳，河中沙渚垒垒，操舟者寻隙而进。窃谓河道固然也。”

这样，走完 ５００ 里河漕运道，入茶城口，再走将近 ７００ 里闸河运道。其 中从镇口至南旺分水闸 ３９０ 里，为闸二十有七；从南旺分水闸至山东临清约 ３００ 余里，为闸二十有七。出了闸河，再进入卫河、白河，最后经过通州，

到达北京东便门外，京杭大运河的最北端码头大通桥。

这一路上虽然辛苦异常，却也使潘季驯大开了眼界。一个从未出过远门 的江南士子，横跨长江、黄河和淮河，驱船 ３０００ 余里，见识了那么多的形态 各异的河、湖、港、汊、堤防和闸坝等自然风景和各地的人情风俗，虽然还 谈不上是自觉的认识，但是作为一种新鲜的感受，却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冲散 长途旅行所带来的心身劳累以及面对二月会试的焦虑心情。

嘉靖二十九年的会试主考官是文渊阁大学士张治和吏部左侍郎欧阳德，

殿试官为中傅夏器。其他阁臣出主会试者还有黄淮、杨士奇、薛瑄、商辂、

徐阶、李春芳等 ２６ 人。

潘季驯确实很幸运，第一次参加会试，就考中了第

① 参见王世贞：《凤洲杂编》科目条，《丛书集成初编》第二八一一册。

三甲，为第 ７３ 名进士。

这一年他刚好 ３０ 岁，正是“ 而立之年” 。

按明代选举制渡，进士登科后，就留京等待朝廷封官上任。任官之事，

文归吏部，武归兵部。京官六部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外官知州推官、

知县等都由进士选出。选人之法，每年吏部六考六选。初授者曰“ 听选” 。 听选及考定升降者，双月大选，其序定于单月。潘季驯是在嘉靖二十九年十 二月被授为江西省九江府推官的。在这期间，从四月到十一月，他是应该一 直待在京师“ 听选” 的。

因此这一年秋天发生在京师地区的北方鞑靼少数民 族首领俺达兵犯北京事件，震动全国，也必定会在他的脑海中产生很深刻的 印象，使他迫切感受到振兴国家，巩固边防，富国强兵的重要性和自己的使 命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嘉靖二十九年秋八月，正当京师军民庆贺中秋佳 节之际，北方鞑靼人首领俺达突然率兵进犯北京。消息传来，京师紧急动员 防御，同时诏令各地各镇派兵“ 勤王” 。在京城内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 京城九门。然急召城中诸营兵，却仅有四五万人，且又半役内外部督、大臣 家不归伍者，而在伍者半皆老弱，久不能战。朝廷无奈，遂诏城中居民，及 四方入应武举者，悉登城防守；同时命都御史商大节帅五城御史统领，发帑 金五千两，令便宜募壮士。这时敌寇已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锋七百骑驻安定 门外教场，逼迫都城，分略西山、黄村、沙河等处，畿甸大震。

当时各地勤王兵先后五六万人，皆闻变即赴，大多未备辎重粮草，制下 犒师、牛酒诸费，皆不知从何而出。而京城内户部文移往复，越二三日，军 士始得数饼饵，肚子都填不饱，饥疲交加，嘟里还谈得上去打仗？面临如此 危急局面，嘉靖皇帝却仍日沉迷于修醮祭祀，久不视朝，群臣固请，始御奉 天殿，却又不发一辞，但命礼部尚书徐阶奉敕谕切责百官，督促诸将领兵出 战。兵部尚书丁汝夔找首辅严嵩寻对策，严嵩却说：“ 在边塞打仗尚可掩饰，

在城门口失利，上无不知，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倒不如让敌寇掠饱后自己退 走！”

丁汝夔闻此言后愈发不敢主战，且承严嵩意，戒诸将皆坚壁，不发一 矢，辄以汝夔为辞。敌寇本无意攻城，且所掠财物己大大过望，遂毁城乡庐 舍，纵横内地凡八日后，徐徐由古北口出塞。京师危机遂自行化解。

这一场危机，对于明朝朝野知识分子的刺激应当说是十分强烈的。国家 边防腐败不堪，嘉靖皇帝不同国事，严嵩父子专横跋扈，这一切都会成为士 人们暗中议论的题目。而这种议论若干年后将会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政治纠 纷，并引发新的权力斗争，这是后话。对于潘季驯来说，这一年他 ３０ 而立，

荣登进士，又恰巧遇此国家大难，他的报国救世心情可想而知。这也许是他 从政以后立志投身改革的一个重要思想动机。

② 参见《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③ 参见《明会典》，《选举典》。

① 参见夏燮：《明通鉴》第五册，嘉靖二十九条。

第二章从政简史

一提起潘季驯的贡献，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他的治水业绩。其实，潘季驯

的历史贡献远不止这点。事实上，他又是明代中叶社会经济领域里著名的“ 一

条鞭” 法的首倡人之一。他还是一位很有才华的社会事务管理专家，是万历

初年张居正改革事业的有力支持者。作为一名长期负责监察事务的风宪官

员，他纠劾贪鄙之风，存心为民请命，表现出难得的廉正情操。特别是在潘

季驯的政治生涯和思想观点中还处处体现出一种可贵的“ 民生” 思想。这些

闪光的事迹和思想应同样被永久地载入历史典册。因此在本章中让我们先对

他在这方面的事迹作一个概要的介绍。

一、在江西试政

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潘季驯被授予九江府推官，正式开始了他的从政 活动。按明代职官制度，府推官一人，为正七品，从事的工作主要是“ 理刑 名，赞计典。” 即协理刑事，辅佐会计，考核官吏，拟订计划。在任职期间，

他做出了几件引以为豪的事情。一件事是他在治理刑政期间，经手了一桩棘 手的案子：有一位名叫刘云四的人，因遭仇人陷害而无辜被囚，并被判处死 刑待斩。潘季驯接手此案后，经过明查暗访，发现此案乃一大冤案，遂奏明 上司，将冤民刘云四立即无罪释放。案子重新判决后，全城轰动，百姓雀跃，

郡称神明。

另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是潘季驯率先在九江府推行了后来被称为“ 一 条鞭” 法的役制改革，即将明朝用于邮传驿站的“ 力差” 制度悉罢谴之，而 改为“ 银差” 制度，取消驿站所在地区民户的沉重劳役和物资负担，改由民 户直接交纳一定的银钱，“ 输直于官” ，由官府出面招募劳工，让传邮官员 直接向官府索取邮费。这样，费省而“ 不以烦百姓，民大便之。”

这显然是 潘季驯从他的家乡搬来的进步经济政策。从劳役地租转向货币地租，这是明 代中叶江南中部发达地区的必然趋势，但是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九江府，这 却是一项非常大胆的经济改革措施。它不仅可以有效地抑制里甲吏胥和传邮 官员的巧取豪夺，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广大劳动群众所遭受的残酷 剥削和压迫，有助于地方上商品经济活动的发展，因此得到了民众的欢迎。

嘉靖三十三年（１５５４ 年）正月，因为政绩显著，他被征拜为江西道监察 御史。这一年潘季驯 ３４ 岁。但是刚上任不久，阴历 ４ 月 ２３ 日，他的父亲潘 夔就因病去世了。噩耗传来，季驯悲痛欲绝，马上向朝廷告假回家治丧。明 朝有“ 丁忧” 制度，凡内外官吏人等，遇祖父母、亲生父母的丧事，自闻丧 之日起，不计闰，守制 ２７ 个月，以尽孝道，期满，起复。这里“ 丁忧” 就是 指亲丧的 ２７ 个月中，必须辞职的事。期满以后，照旧作官，称为“ 起复” 。 而在这 ２７ 个月中，由皇帝特别指定不许辞职者，称为“ 夺情” 。根据这个制 度，潘季驯在家守孝三年。

嘉靖三十六年（１５５７ 年）正月，潘季驯丁忧期满，起复后被改授为河南 道监察御史。明代的都察御史制度是一种有着特权力的行政监察制度。它独 立于行政各司之外，直接对封建皇帝负责、专职“ 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 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

由于具有特殊的权力，因此选人非常严格，

一般要求进士年须 ３０ 以上，公明廉重、老成历练之人。根据制度，朝中共有 １３ 道监察御史 １１０ 人，随时听旨点差。

潘季驯刚一上任，即接到朝廷命令：“ 奉诏核大木于南都” ，到南京核 查一批被水淹没、年久失踪的木料。因为在这一年的 ４ 月，京师紫禁城内的

“ 三殿” （即奉天、谨身、华盖殿）发生大火，灾后急需大批木料修理。因 此任务十分紧迫，京师还特意派来了内官参加核查监督工作。在核查中，有 一些官员认为这批木料年久失查，可能是被埋在一片民居的地基下面了，主

① [明]申时行：《宫保大司空潘公传》，见《河防一览》附录（民国印本）。引文中的“ 理” ：治理、申辩，

名词即指法官；“ 赞” ：辅佐、帮助；“ 计典” ：账簿，考核官吏，制定计划。

② [明]王锡爵：《印川潘公墓志铭》，见《河防一览》附录。文中的“ 邮” ，指传递文书的驿站，马站曰置，

步站曰邮，曰驿。见《明会典》。

① 参见《明史・职官志》。

张先毁掉这几十间民房，挖开来看看再说。潘季驯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碰 运气式的瞎猜，更反对无端拆除民房损害老百姓利益的作法。他说，这么大 一批木头，虽然存放了这么久的时间，但它总得有个踪迹。现场找不见，我 们可以通过查找资料的办法“ 按籍可得也” 。于是他马上组织人员查阅了当 地的大量文献资料，最后终于作出正确的判断：这批大木不会埋在民房下面，

而是很可能埋在一片大荷塘的淤泥之中。在众人将信将疑的目光注视下，他 手持铁钩，首先跳进水塘中钩捞。果然，很快在淤泥中发现了这批大木，顺 利完成了核查任务，同时也保护了当地的一大片民居，使“ 民皆安堵” 。

由于潘季驯的出色工作，两年以后，他被调往广东，任巡按御史。

① 申时行：《潘公传》、王锡爵：《潘公墓志铭》中都记载了这件事情。

二、巡按广东，屡建奇功

嘉靖三十八年（１５５９ 年）农历六月，潘季驯 ３９ 岁，首次被调任广东巡 按御史。当时广东正值“ 倭夷外獗，民盗内讧，攻城殒师，警报狎至” 的紧 急局面。季驯上任以后，马上按照朝廷规定的巡按职责，开展了大刀阔斧的 整顿和改革工作。并由此形成了惩贪除恶、革弊鼎新的安民思想。

（一）“ 慎选民牧” 的用人思想

作为一名忠心耿耿的风宪官员，潘季驯十分了解任用一批称职官员对于 巩固大明江山、保境安民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因此他非常重视用人问题，

主张要“ 慎选民牧” ，重用清官，多多选派受到系统封建思想教育，具有“ 高 学历” 的科举人才充实地方。他想借助这种办法来摆脱贪官污吏横行、腐败 之风盛行的局面。

他初到广东时所奏上的《慎选民牧疏》

，就是这种思想的表露。这篇奏 疏虽然讲的是他自己对推举和选拔地方官吏的一些意见、但实际上也反映了 作者对于当时社会矛盾的敏锐洞察力。他深刻地揭露了明代中叶广东社会矛 盾激化的根源，明确指出，广东倭乱和民变的根源并不在“ 海外” ，而在“ 朝 中” ，是由政府中的贪官污吏所造成的社会危机。因此，攘外必先安内。

他说：“ 臣自入境之初，即值寇警，潮阳、海丰、惠来等处，倭寇充斥；

南雄、和平、程乡等处，山贼纵横。闾阎哀苦之声，州县烽火之报，无日无 闻。臣目击其变，食不下咽，寝不安枕，随常督行司道卫府州具等官严为剿 捕，而将不足恃，兵不可用，徒而支吾，终难宁谧。” 面对如此严重的社会 局面，应当从何处下手进行整顿呢？

潘季驯首先寻找了产生上述社会问题的深刻原因：“ 臣尝闻之，民穷而 后盗起，弭盗必先安民。” 他举了一个东汉时期的例子，说东汉灵帝时，交 趾刺史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结果激使吏民怨叛，屯兵造反，持 交趾刺史并合浦太守，并自树旗号称“ 柱天将军” 。于是汉灵帝委派贾琮为 新任刺史，全权处理危机。贾琮到往后，马上详细了解士兵反状，大家咸曰 赋敛太重，百姓不堪重负，纷纷逃离家舍。再加上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 不聊生，故聚为盗贼。贾琮了解实情后，马上移书告示，请境内百姓各安其 业，同时召抚荒散，蠲复徭役，诛斩为非作歹的首恶分子，精选民众信赖的 清官良吏试守诸郡县。结果不到一年，社会荡定，百姓以安，贾琮本人也名 声大振。 潘季驯引述这个例子，大约是深深体会到自己目前所处的环境同当年贾 琮的处境差不多，因此贾琮处理局势的办法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使他深刻 认识到造成广东各地人民纷纷反叛、上山为盗的深刻原因，就是由于官府的 赋敛大重所致。那么这种局面是由谁造成的呢？潘季驯把它归咎为地方政府 中的各种贪官污吏。他举例说：“ 臣昨睹今岁考察邸报，广东所去府佐与州 县正官共 ３８ 人，较之它省独多大半，其何故哉？盖由岭南之地，土产累多珍 奇，载之出境，其利百倍。人情于此已为易动，而处此者又多日暮途穷之人，

宁能责其廉平？且去京万里，纵使盗跖为之郡守，涛机、饕餮为之县令，民 日百千辈嘲而聚谤之，朝廷之上未之知也。不得已而诉之上司，上司不知，

偶从而抑之，则死且无告矣。欲走京称冤，而费以百计，富者难之，而况于 贫乎？此官之易以肆，民之日以戚，相率而趋以盗也。” 这里讲得就很清楚

① 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 430 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