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序》陳古諷今的史事詮釋所重雖在諷今，而所諷之今亦主要為《詩序》作者（們）所 身處之現實情境，所諷諫議論內容當亦有其針對性與時代性。但由於《詩序》所諷諫議論的內 容不但集中體現了早期儒家《詩》教的精神以及戰國至漢代儒生經師的價值觀，而且間亦觸及 不少重要且敏感的時事政治議題，從而使其所傳達的訊息之價值與意義已超出原先所適用的具 體時空情境之侷限，而提升至具有更深刻普遍義涵的經學思想之層次。以下試著將其條理梳理 出來。
一、后妃之德的重視。《毛序》於《三百篇》首篇〈關睢〉的〈序〉（即〈詩
大序〉）中即強調「后妃之德」，認為此詩為「《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將后妃 之德與夫婦之道關聯起來，具體的作為就是「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 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52夫婦是組成家庭的基礎，具有蕃衍後代的功能，而家庭又 是邦國天下的基礎，故〈大學〉強調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先後次第關係。53但在中國古代強 調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倫理關係中，統治階級或貴族為了維繫政權及宗族的延續與壯大，就需 要多子多孫。而這也是一夫多妻制度形成的現實基礎。在這當中，統治階級之一夫多妻如何在 實際的生活中合理的運作？妻妾成群的情況又怎樣才能不生亂子？這在中國古代不只是個單純 的倫理學及社會學的議題，而是上升到攸關政權穩定與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政治議題。〈毛序〉
藉著歌頌〈關睢〉中的周文王之妃大姒的德行來傳達其對此問題的思考結果――「進賢」、「無
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
以吏為師。」（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引、張守節正義：《新校本史記三家注》［點 校本，臺北：鼎文書局，1993 年 7 版］，卷 6，《秦始皇本紀》，頁 255。）其中「偶語《詩》、
《書》」與「以古非今」罪最重，由此亦可知始皇與李斯於此二者最為在意。錢穆（1895-1990）
嘗評論秦廷此項禁令：「……最要者為以古非今，其罪至於滅族。次則偶語《詩》《書》，罪 亦棄巿。良以此案由於諸儒之師古而議上，偶語《詩》《書》，雖未及議政，然彼既情篤古籍，
即不免有以古非今之嫌。故偶語《詩》《書》，明令棄巿。」（見氏撰：《兩漢經學今古文平 議》，《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第 8 冊，頁 188。）其實 諸儒之以古非今應與偶語《詩》《書》有所關聯，蓋《詩》《書》經典實為儒生師古議政之主 要文化憑藉。以古非今，固常需徵引《詩》《書》以為佐證，而偶語《詩》《書》的同時亦不 免以古非今。
52 以上俱見《毛詩注疏》，卷 1 之 1，頁 4a、18b。
53 誠如瞿同祖（1910-2008）所云：「從家法與國法，家族秩序與社會秩序的連繫中，我們可以說家 族實為政治法律的單位，政治法律組織只是這些單位的組合而已。這是家族本位政治法律的理論 的基礎，也是齊家治國一套理論的基礎。」（見氏撰：《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臺北：里仁書局，
1982 年］，頁 25。）日本學者尾形勇也說：「從儒家思想來看，其政治思想的本質是力圖把『家』
傷善之心」。所謂「無傷善之心」即無嫉妬之心，故《毛序》於《周南》諸詩之〈序〉中屢倡此
美文王能「官人」（〈棫樸序〉）、宣王能「慎微接下」（〈吉日序〉）、「任賢使能」（〈烝民序〉）與
刺好聽讒（〈采苓序〉刺晉獻公好聽讒）；80刺近小人（〈候人序〉刺曹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
覆公餗者，國家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
所刺者皆是晉之君主，而所美者則是曲沃之政。朱熹所批評的「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涉及敏
這個觀點與徐復觀提出《毛序》后妃之德思想可能與漢初呂后專政的政治情境有關之論點
之域，無思犯禮、〈野有死麕序〉亦美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之美俗。〈蝃蝀序〉則 讚美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因而終能達到止奔之功效。在這樣的風俗教 化下，不但婦人「能以禮自防」（〈草蟲序〉），而且也使得「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 男不能侵陵貞女」（〈行露序〉）。114
除了夫婦之道外，《詩序》還對其他社會風俗施以關注，如〈素冠序〉刺不能行三年之喪；
〈東門之枌序〉疾陳幽公淫荒，風化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小雅•
谷風序》刺周幽王時天下俗薄，朋友之道絕；〈子衿序〉刺學校不脩；〈還序〉刺齊哀公好田獵，
從禽獸而無厭，以致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葛屨序〉刺魏 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蟋蟀序〉雖刺晉僖公儉不中禮，欲其及 時以禮自虞樂，然亦期許晉國本唐堯之憂深思遠風俗，儉而用禮，乃能有堯之遺風等。115
《禮記•樂記》嘗謂「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樂以知政」。116《詩》、樂之道一也，觀《詩》
亦可知政，以此《漢書‧藝文志》有「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的 說法117，而據〈詩大序〉的設想，先王用《詩》以治，最終可以達到「經夫婦，成孝敬，厚人 倫，美教化，移風俗」的功效。可知《詩序》在釋《詩》時藉由對澆漓浮薄惡俗的刺責及敦樸 醇厚良俗的頌美同時，不但寄寓了其致治的經學思想，更表現出了其求善淑世之強烈企求。
第四節、結論
《詩序》之詮解《詩經》雖兼具還原呈顯與評價議論詩篇本事之雙重特性，前者求真，後 者求善。但其原初之解經形態、設定之目的功用，甚至所蘊含的思想內涵都仍是以諷諭教化為 主，可知求善才是《詩序》解《詩》之本質。但《詩序》所求之善並不只是藉由對《詩經》的 詮釋來提出或建構出一套倫理價值的觀念系統或意識形態，而是有著強烈的實踐企圖。《詩序》
在承襲著春秋戰國以來用《詩》風氣所形成的以諫書思想為依歸之說解《詩經》方式，其所諷 諭議論之「當下之意」當有其明確的針對性與及時性118，且其所言又是發自《詩序》作者最真 實具體的存在感受，而使其所言透顯著鮮活的現實感與時代性，如其對封建議題之省思即是明 顯的例子。但《詩序》的價值又不僅止於此「當下之意」的即時性，其所諷諭議論之內容亦有 能超出時代的局限者，而具有更普遍性的客觀意義。然而不可諱言的是，《詩序》畢竟產生於二 千多年前的特定時空環境下，《詩序》作者秉受的現實感與時代性也會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其思 想，而使其議論思考之內容難以合後世之時宜，如在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下所倡言的后妃之德，
114 〈漢廣序〉見《毛詩注疏》，卷 1 之 3，頁 4b；〈野有死麕序〉見卷 1 之 5，頁 8a；〈蝃蝀序〉見 卷 3 之 2，頁 1a；〈草蟲序〉見卷 1 之 4，頁 1a；〈行露序〉見卷 1 之 4，頁 9b。
115 〈素冠序〉見《毛詩注疏》，卷 7 之 2，頁 5b；〈東門之枌序〉見卷 7 之 1，頁 4b；《小雅•谷風 序》見卷 13 之 1，頁 1a；〈子衿序〉見卷 4 之 4，頁 5b；〈還序〉見卷 5 之 1，頁 7a；〈葛屨序〉
見卷 5 之 3，頁 2a；〈蟋蟀序〉見卷 6 之 1，頁 3a。
116 《禮記注疏》，卷 37，頁 4b、8a。
117 班固撰、顏師古集注：《漢書集注》，卷 30，〈藝文志〉，頁 1708。
118 張舜徽（1911-1992）卻頗對漢人以《詩經》勸諫功效置疑，其云：「古今政理，因時而異。學 者不能通權達變，乃欲舉遠古治河之法，以治漢時之河；持遠古察變之法，以察漢時之變；誦 遠古規諷之詩，以諫漢時之主。此所謂膠柱鼓瑟、迂遠而闊於事情者也。夫亦曰食古不化而已 矣！」（見氏撰：《清人筆記條辨》［武漢：漢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75。）
在今日就勢不可免地會受到更多的質疑與挑戰。這不但是《詩序》思想，甚至可說是經學思想 乃至整體儒學思想在今日所皆共同會遇到的難題。
此外，陳澧及徐復觀皆共同注意到《毛序》所具有的整體性及連貫性之思維特色，陳澧云：
〈六月序〉「鹿鳴廢則和樂缺矣」云云，凡二十二篇，每一篇廢，則一事 缺。其末云：「《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讀此序令人驚 心動魄，乃知《詩》教所關係者如此。119
徐復觀則觀察得更入微，其云：
《詩序》的作者，曾經作了一番努力，想把各篇之詩，組合通貫，使成為 一有系統的《詩》教。120
他首先指出《詩序》作者因〈關睢〉為《風》之始，也是三百十一篇詩之始，所以便於〈關睢 序〉中統論《詩》教的成立及全部《詩經》的大旨。其次，他又看到《詩序》有以事為主題加 以組合者，如《周南》為一個系統，而《豳風》則是以周公為主題的系統。又有以事為主題而 貫通成為系統者，最著者就是《小雅》之〈六月序〉。他認為《詩序》作者如此做，乃出於以政 治教育為目的之《詩》教，俾使受教者容易接受。121由此確實不難看出《詩序》作者構建一有 條理且系統的《詩》教理論的用心，而這樣的努力也確實能使其諷諭論議之內容更多地超出「當 下之意」的時空限制，從而展現出了較具普遍意義的思想價值。
119 陳澧：《東塾讀書記》卷 6，《陳澧集》（黃國聲主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第 2 冊，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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