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陳古諷今與毛詩序的歷史詮釋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99-2410-H-004-188- 執 行 期 間 ： 99 年 08 月 01 日至 100 年 07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計 畫 主 持 人 ： 車行健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范雅琇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莊士杰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盧啟聰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徐其寧 報 告 附 件 ： 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處 理 方 式 ： 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 年後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100 年 09 月 27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陳古諷今與毛詩序的歷史詮釋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9－2410－H－004－188－
執行期間：99 年 8 月 1 日至 100 年 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車行健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徐其寧、范雅琇、莊士杰、盧啟聰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列管
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9 月 27 日
陳古諷今與毛詩序的歷史詮釋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摘要：
諷諫是漢人應用與詮釋《詩經》的主要手段，而「陳古諷今」則是其具體表現的一種方式， 透過指陳古代事蹟的美或惡來達到諷喻當前時政的實踐目的，《毛詩序》對《詩經》篇章的具體 詮釋可以說主要尌是透過這種方式來展開的。而這種詮釋因為要大量地依賴或訴諸實際的歷史 事實，所以從某個角度來說，這也是一種歷史式的詮釋。本計畫擬尌《毛詩序》對《詩經》個 別篇章的陳古諷今之歷史式之詮釋做一全面地考察與檢討，從而對這種詮釋進路的操作方法、 實際成效與本質特色做一整體的掌握與檢討。 首先先將《毛詩序》明文標識出「陳古諷今」的篇章與詮釋文句整理出來，一方面統理出 《毛詩序》所認定之陳古諷今的詩篇，另一方面對此術語做一較精密的分析與探討。第二，將 《毛詩序》所標識出具有「陳古諷今」意含的詩篇與實際的史籍記載做比較，以檢討其詮釋是 否成立。第三，探討《毛詩序》做此詮釋的目的何在？意即其是否只是做一客觀的學術研究， 所陳之古係詩人所陳，而所諷之今，亦詩人所身處之時代，抑或其所陳所諷皆有其現實性，也 尌是詮釋者所身處之時空環境？若從漢人看待與應用《詩經》的方式來看，純粹客觀學術的研 究應較晚出，在《毛詩序》形成及出現的年代（西漢早期），以《詩》為用的用詩性格還是較為 明顯的，因而當時的公卿大臣及經生學者仍多是從諷諫的角度來應用《詩經》，而其詮釋恐怕也 脫離不了實用的目的。所以《毛詩序》用陳古諷今的方式來詮釋詩篇，在舖陳了大量的歷史時 空背景之餘，解經者其現實的關懷恐怕才是其最主要的詮釋意圖與目的。 而在此認識的基礎上，尌不得不迫使吾人再進一步去思索《毛詩序》所呈現的歷史情境是 否真實可靠的問題。《毛詩序》因其對詩篇史實的詮釋之具體翔實，是其在長期的流傳接受過程 中能夠脫穎而出的重要關鍵之一，但歷代也不乏學者對其歷史式的詮釋感到懷疑，甚至大加批 判，如朱熹尌曾直斥《毛詩序》「附會書史」。本計畫希望能透過對其「陳古諷今」的探索及具 體實踐的全面檢討，來對此問題做一較具信服力的解答。 關鍵詞：陳古諷今、歷史詮釋、詩經、毛詩序、用詩一、報告內容：
1. 前言
諷諫是漢人應用與詮釋《詩經》的主要手段，而「陳古諷今」則是其具體表現的一種方式， 透過指陳古代事蹟的美或惡來達到諷喻當前時政的實踐目的，《毛詩序》對《詩經》篇章的具體 詮釋可以說主要尌是透過這種方式來展開的。而這種詮釋因為要大量地依賴或訴諸實際的歷史 事實，所以從某個角度來說，這也是一種歷史式的詮釋。本計畫擬尌《毛詩序》對《詩經》個 別篇章的陳古諷今之歷史式之詮釋做一全面地考察與檢討，從而對這種詮釋進路的操作方法、 實際成效與本質特色做一整體的掌握與檢討。2. 研究目的
《毛詩序》是兩千年來《詩經》學史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不論贊同與否，解《詩》者在 面對《詩經》文本解釋時，都很難迴避《毛詩序》的詮釋。《毛詩序》的重要尌在於它提供了詩 篇的創作背景，可以讓讀者理解詩人的心志及詩文的意旨。若離開了這樣的創作背景與歷史情 境的輔助說明，對於詩人用比興託喻的創作手法所寫尌詩篇，一般讀者是很難直接透過詩文的 表面文句來了解詩旨大義的。此所以元代的馬端臨（1254-1323）在〈詩序論〉一文中尌疾呼「《詩 序》不可廢。」 不過馬端臨為此文的背景是在宋代懷疑漢代《毛詩序》的權威之學術風潮下，力主《毛詩 序》之可信。但在《詩經》學史中的所謂尊《序》與疑《序》、廢《序》的爭辯，其對諍的焦點 都在《毛詩序》之詮釋可信與否的問題上，並沒有從本質上來懷疑這種提供歷史或創作背景來 了解詩旨大義的做法，所以宋儒之疑《序》、廢《序》，所疑所廢者皆只為《毛詩序》一書而已， 而其所為者依然是在這套藉由「知人論世」的方式來掌握詩篇意旨的詮釋進路下，所詮釋出來 的另一套《詩》義系統。由此可知，無論尊《序》或反《序》者，其整體的詮釋進路與方法思 維可以說是大體一致的，只有在小細節上有出入，但在大的方向上卻沒有太大的分歧。一直要 到民國以後，某些學者從歌謠或文學的角度來看待《詩經》，才揚棄了這套「知人論世」式的詮 釋方式。所以從此角度來看，《毛詩序》在兩千年來的中國《詩經》詮釋史，乃至古典詩歌的詮 釋史上，都具有開創性的地位與典範性的意義。 但《毛詩序》這套所謂藉由「知人論世」來掌握詩篇意旨的詮釋進路，其本質也可以說是 一種歷史性或歷史式的詮釋方式，亦即還原詩人及詩篇產生的歷史環境脈胳，來了解詩人的原 意與詩篇的意義。尌產生於周代的三百篇詩作而言，這種歷史的考察方式的確有其必要，而將 《詩經》中之詩篇的歷史情境與背景脈胳陳述出來的做法，也確實是《毛詩序》令人印象深刻 的地方，而這也讓其在長期的學術競爭中，獲得較多學者的青睞，最終取得獨尊的優越地位。 不過，《毛詩序》訴諸歷史的解詩方式，並不只是純粹的還原或呈現歷史現場而已，而是 帶有強烈的價值取向。亦即在歷史的詮釋當中，同時尌帶進了善惡好壞的倫理意涵。其操作方 式主要尌是運用「陳古諷今」的手段，來對具體詩篇的內容進行美刺的指陳。《毛詩序》的思維 是這樣的：詩文表面所陳之古人古事皆為美好正面的，但詩人如此做的目的，尌是為了諷喻現今身居上位者之敗德惡行，希望能達到警戒自省的效果。由此可知，《毛詩序》這套結合美刺諷 喻的歷史式的詮釋方式，並不是純粹的歷史考察，也非價值中立的客觀學術研究，而是帶有濃 厚的實用傾向與倫理意識。可以說，諷諫才是《毛詩序》的詮釋目的，而歷史性的詮解方式則 是達到諷諫目的的手段。這一套訴諸歷史來達到藉古諷今的勸諫思維是先秦至漢代儒家參與政 治、關懷現實的最主要表現模式，落實在《詩經》的實踐中尌是漢人王式所謂的「以三百篇為 諫書」。（《漢書‧王式傳》）這樣的諷諌或諫書傳統無疑是與先秦時人以應用或實用的眼光來看 待《詩經》的態度是一致的。因而也可以認定《毛詩序》這套陳古諷今的詮釋方式仍是籠罩在 春秋戰國以來的「以《詩》為用」的用《詩》傳統之中。 有鑑於此，本計畫（〈陳古諷今與毛詩序的歷史詮釋〉）擬尌《毛詩序》對《詩經》個別篇 章的陳古諷今之歷史式之詮釋做一全面地考察與檢討，從而對這種詮釋進路的操作方法、實際 成效與本質特色做一整體的掌握與反省。
3. 文獻探討
一、歷來關於《毛詩序》的探討多集中於《毛詩序》的作者及成書時代的問題，《四庫全 書總目》在歸納了十餘種說法之後，仍不免感慨其為「說經之家第一爭詬之端乎！」即使進入 至二十世紀之後，雖然在研究方法、眼光與材料等方面，皆有許多新的突破，但時至今日，這 個問題仍不易取得共識。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學界仍承襲晚清今文學家以來的懷疑古書的精神， 普遍地對傳世的文獻及固有的說法均採取較嚴格的批判態度，這種學風到《古史辨》的時代達 於鼎盛。故當時的學者，如顧頡剛、鄭振鐸（1898-1958）等人均在《古史辨》第三冊中為文批 判《毛詩序》，主張《毛詩序》晚出，認為其說沒有根據。即使非屬《古史辨》派者，對《毛詩 序》的問題也是持類似的意見，如梁啟超（1873-1929）（《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斥《毛詩序》 為《偽詩序》）、呂思勉（1884-1957）（《經子解題》，主張作者為衛宏）、謝無量（1884-1963） （《詩經研究》，亦主衛宏作說）及張西堂（1901-1960）（《詩經六論》，為《毛詩序》為「村野 妄人」、「山東學究」所作）等可為代表。（以上討論可另參檀作文：〈20 世紀以來關於毛詩序的 作者和時代問題之爭論〉（收入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中文系編：《語言與文學的策略》，北京：社 會科學出獻出版社，2008 年）、陳文采：《清末民初詩經學史論》，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07 年） 但在一片疑古的風潮中，還是有某些學者堅持舊說，力主《毛詩序》早出可靠，其確來源 於先秦的子夏，如黃節（1873-1935）發表於 1930 年的〈詩序非衛宏所作說〉（1931 年）尌是 這種立場的代表作。但這種看似守舊的立場，在當時趨新求變的反傳統的文化風潮及學術風氣 下，注定是很難獲得較多的共鳴的。直至 1990 年代之後，在中國大陸數十年來出土大量地下文 物的基礎上，以李學勤為代表所高倡的「起出疑古時代」的學術主張逐漸變為當今學界的主流 意識後，很多被前代學者判定為偽或晚出或不可信的古籍文獻，又紛紛地被承認為不偽或早出 或可信了。於是《毛詩序》晚出說及衛宏所作說皆又被學者所揚棄，傳統的子夏作《詩序》說 又被重新提出來了。 二、這中間的關鍵當然主要尌在於上海博物館藏的《孔子詩論》一書的面世所帶給學界的 衝擊。自該書公布之後，迅速累積了大量的學術論著，僅許學仁教授在 2003 年 12 月所輯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研究文獻要目〉即將近四百種，研究之熱烈委實驚人。而學界 近年的研究概況在曹建國、張玖青合撰的〈出土《詩》學簡帛材料研究綜述〉（《漢學研究通訊》 26 卷 4 期，2007 年 11 月）一文則有較完整的評介。《孔子詩論》的出現固然為吾人提供了《詩 經》早期階段的流傳與發展的面貌，但它也為國至秦漢時期的《詩經》學史的研究帶來了許多 的挑戰，尤其是其和《毛詩序》的關係更是棘手的大問題。將《毛詩序》上溯至子夏的思維便 是以《孔子詩論》的存在為依據，首先先肯定它和《毛詩序》有直接的關係，由此便可證明《毛 詩序》確實是淵源自先秦的孔門。但問題的核心在於《孔子詩論》與《毛詩序》的關係要如何 證明？誠如林慶彰先生在〈孔子詩論與詩序之比較研究〉一文所提到的：「《孔子詩論》的體例 與《詩序》大不相同，有些學者也以為作比較，並無意義。」且「可資與《詩序》比較的，僅 五十三篇。」（收入《新出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臺北：臺灣書房出版公司，2007 年］，頁 403） 在體例不同及可比較篇章不充分的情況下，要推導出二者有直接的傳承關係的有效論證，確實 是有相當難度的。這方面的研究應還有不少可持續深化之處。 三、除了《毛詩序》的作者及成書時代問題外，關於漢代《詩經》詮釋的相關研究亦累積 了不少的成果，如何定生教授在《詩經今論》一書中追溯漢儒將《詩經》「諫書化」的淵源，並 且細緻地分析漢儒「諫書」思想的內涵。劉光義則在《漢武帝之用儒及漢儒之說詩》一書中專 論漢儒說《詩》之現象。此外，屈萬里教授在〈先秦說詩的風尚和漢儒以詩說教的迂曲〉分析 漢人詩教說的形成原因和背景，並且也比較了先秦人的說詩與漢人的不同，前者大體上只採取 詩中的嘉言做為修身、從政和應對之用，而後者則把各詩的全篇皆說成在政治教化上有重大的 意義。因為有這樣的不同，所以先秦人的說詩並不影響各詩篇的本義，而漢儒之說，對於各詩 篇原來的作意，大部分都曲解了。戴君仁在〈兩漢經學思想的變遷──詩經部分〉一文中對漢 代《詩》說由今文學派轉向古文學派的過程有深入的分析，其特別指出漢儒以《詩經》來對君 上進行諫諍匡救之重要性，認為係儒生應負的責任。他從此角度來評價今文三家多說刺說，或 比較合於孔門的真精神。而在〈毛詩小序的重估價〉一文中也指出漢代經師將政治和道德上的 一切好道理都寄託在三百篇中表現出來，因而詩的原來作意如何，他們是不管的，即使《詩》 學雖有今古文四家不同，但這個旨趣卻是相同的。這些論點都深具啟發性。裴普賢教授亦曾指 出《毛詩序》與春秋時代賦《詩》斷章取義、引《詩》摭句為證及孔門論《詩》等偏重於政治 的應用，倫理的教訓，品德的修養所發展出的溫柔敦厚《詩》教的影響。（《詩經研讀指導》，頁 23。）這些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在今日仍有極高的參考價值。近年來張寶三教授亦有關於《毛 詩》《序》、《傳》的系列相關研究，如〈漢代章句之學論考〉、〈毛詩‧關睢篇序、傳、箋、疏之 詮解及其解經性格〉、〈毛詩注疏之詩經詮釋及其得失〉等文，從解經體例及解經實踐的角度， 對包括《毛詩序》在內的漢代毛鄭《詩》學的解經作為有很深入的探討。 至於大陸方面，近年來也出版了不少涉及漢代《詩經》學的專著，如劉志立的《漢代詩經 學史論》（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趙茂林的《兩漢三家詩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6 年）、王妍的《經學以前的詩經》（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 年）、馬銀琴的《兩周詩史》（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年）及周延良的《詩經學案與儒家倫理思想研究》(北京:學苑出版 社，2005 年)。這些論著皆有可觀之處，有些甚至在細部的文獻方面下了極大的工夫，如趙茂 林細密地比較四家詩之異同，馬銀琴《兩周詩史》將孔子詩論與漢代四家詩說的比對等。不過 整體上來說，在方法和視野上仍沒有太大的突破，尌用詩和解詩這兩個議題的探討，也未見有
較精深的處理，這些都是仍有可為者。 四、關於漢人諫說論述及實踐諷諫的相關研究可資以參考者，如高婉瑜的〈勸諫辭令的語 用分析──以觸龍說趙太后、滑稽列傳為例〉一文，從語用學的語境、會話合作原則、禮貌原 則等概念來對古人勸諫的言語表達行為加以分析，頗具啟發性。相關的論著還包括：黃鳴奮的 《說服君主──中國古代的諷諫傳播》（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 年）、陳致宏的《語用學 與左傳外交賦詩》（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0 年），及董建華的〈譎諫的藝術〉（《甘肅行政 學院學報》第 4 期，2002 年）等。此外 David Schaberg（史嘉伯）發表在Early China 第 22 期（1997）的〈東周史籍中的諫說〉（Remonstrance in Eastern Zhou Historiography） 一文 則對《左傳》、《國語》中的諌說之結構及內容做細緻地分析，亦有助於吾人對諫說的行為及其 表現方式之認識。
4. 研究方法
結合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的學術史的視野與取徑。漢代《詩經》詮釋傳統的形成固然有其 內部的理論脈胳，因而吾人可以借助當代的理論來加以觀照，但若只單從這個角度來把握，卻 忽略了外在歷史環境的型塑與制約作用，仍是無法將漢代《詩經》詮釋傳統的整個發展與演變 過程有較全面且透徹的了解。因此，學術史的研究取徑在此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毛 詩序》及其所應用的「以史釋詩」的方式，其形成與演變的脈胳為何？與戰國儒者引《詩》、 說《詩》的方式有何關聯？又與戰國楚簡《孔子詩論》的關係為何？而「陳古諷今」又與戰國 以來的諍諫論述與實踐的關係何在？「以史釋詩」的歷史式詮釋與解經體裁的關聯為何？…… 這些議題都不可避免涉及到複雜的歷史史實、典籍傳授、學術流變，甚至出土文獻等問題，相 信惟有從較大的的學術史的脈胳與視野，以及運用學術史的研究方法來加以整體地觀照與把握， 如此方較能有效的解決這些問題。二、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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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毛詩序作者問題的商討〉 王錫榮撰 《文史》第 10 輯 1980 年 〈關於毛詩序的作者問題〉 朱冠華撰 《文史》第 16 輯 1982 年 11 月 〈試論毛詩序〉 曹道衡撰 收錄於《漢魏六朝文學論文集》 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 1999 年 〈詩三家說之輯佚與鑒別〉 葉國良撰 《國立編譯館館刊》9 卷 1 期 〈朱熹詩序辨說述義〉 楊晉龍撰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2 期 1998 年 3 月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尌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
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尌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本計畫以漢代《詩經》詮釋傳統為研究對象，原擬透過「用《詩》」與「解
《詩》
」兩個面向來進行探討。但漢人《詩經》詮釋雖在詮釋樣態上是解經的系統，
但表現出來的實際作為仍脫離不了實用、致用的色彩。故吾人在進行本計畫的研究
時，不免將重點調整至主導、支配漢人「以詩為用」的思想意識與價值觀念，亦即
探討漢人《詩經》詮釋中所表達出的經學思想。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
（以 100 字為限）
本計畫已發表兩篇論文，其中一篇〈毛詩序》的史事詮釋及其所蘊含的經學思想〉發表於武漢華 中師範大學與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合辦之「紀念張舜徽百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歷史文獻 研究會第 32 屆年會」，2011 年 6 月 23 日。另一篇〈說經之家第一爭詬之端──《詩序》公案平 議〉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與中國經學會主辦之「第七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 年 4 月 16 日。3. 請依學術成尌、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
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以 500 字為限）
本年度計畫共完成兩篇論文，一篇探討毛詩的史事詮釋之解經特性及其中所蘊含
之經學思想，另一篇則較全面地檢討毛詩序的時代及作者的公案問題，二文皆對
毛詩序進行深入的研究，釐清不少重要的問題，對漢代詩學，乃至詩經學都有相
當程度的參考作用。
《毛詩序》的史事詮釋及其所蘊含的經學思想
第一節、《毛詩序》史事詮釋的解經特性
《毛詩序》（以下簡稱《詩序》、《毛序》或《序》）是兩千年來《詩經》學史上最重要的文 獻之一，不論贊同與否，解《詩》者在面對《詩經》文本時，都很難迴避《詩序》的詮釋。《詩 序》的重要性就在於它提供了詩篇的創作背景，可以讓讀者理解詩人的心志及詩文的意旨。若 離開了這樣的創作背景與歷史情境的輔助說明，對於詩人用比興託喻的創作手法所寫就的詩篇， 一般讀者是很難直接透過詩文的表面文句來了解詩旨大義的，這種情況在《國風》的詩篇中， 尤其明顯。元代的馬端臨（1254-1323）深諳此理，在後人題為〈詩序論〉的文章中他就說道： 蓋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 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為某事也。」 因此他大聲疾呼：「《詩序》不可廢。」1 不過馬端臨為此文的背景是在宋代懷疑漢代《詩序》權威的學術風潮下，力主《詩序》之 可信。但在《詩經》學史中的所謂尊《序》與疑《序》、廢《序》的爭辯，其對諍的焦點都在《詩 序》之詮釋可信與否的問題上，並沒有從本質上來懷疑這種提供歷史或創作背景來了解詩旨大 義的做法，所以宋儒之疑《序》、廢《序》，所疑所廢者皆只為《毛序》一家之學而已，而其所 為者依然是在這套藉由「知人論世」的方式來掌握詩篇意旨的詮釋進路下，所闡發出來的另一 套《詩》義系統。2由此可知，無論尊《序》或反《序》者，其整體的詮釋進路與方法思維可以 說是大體一致的，只有個別細節上的出入，但在大方向上卻沒有太多的分歧。一直要到民國以 後，某些學者從歌謠或文學的角度來看待《詩經》，才揚棄了這套「知人論世」式的詮釋方式。 3 所以從此角度來看，《詩序》在兩千年來的中國《詩經》詮釋史，乃至古典詩歌的詮釋史上， 都堪稱具有開創性的地位與典範性的意義。 《詩序》也不單只提供創作背景的說解，亦有價值評判的詮釋。一般而言，《詩序》釋《詩》 1 以上俱見馬端臨：《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1958 年），卷 178，經籍五，頁 1539。 2 王國維（1877-1927）在〈玉谿生年譜序〉文中謂：「善哉，孟子之言《詩》也！曰：『故說《詩》 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顧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果何修而能使 我之意不失古人之志乎？其術孟子亦言之，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 也。』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則古人之詩，雖有不能解者，寡矣。漢人傳《詩》， 皆用此法。故四家《詩》皆有《序》。《序》者，序所以為作者之意也。」（見張爾田：《玉谿生年 譜會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4 年臺 3 版)，頁 3。）「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二者須 相互配合，一起運用，方能收效。《毛詩序》是負責「知人論世」的部分，而《毛詩詁訓傳》則 是負責「以意逆志」的部分。整個中國二千年的詩歌箋釋傳統可以說就是由這套方法意識所構築 而成的。詳見顏崑陽先生《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 年），頁 104-119。 3 以顧頡剛（1893-1980）為例，他對清代方玉潤（1811-1883）的《詩經原始》有極高評價，其云： 「此書最好處，在能以後世之詩詞歌謠與《三百篇》相比較，故頗能見其真意義。」他雖承認方 氏此書「固較一般《詩》注為好」，但總嫌「其牽於史事，以致拖泥帶水，纏擾不清。」所以他 主張：「將來說《詩》，必將史事一起推翻（至少在《國風》中須完全排去），然後可見《詩》義 真相。」（顧頡剛：《顧頡剛文庫古籍書目》卷 2，《顧頡剛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第 62 冊，頁 754。）的基本結構大致包含美刺、時世、事件及議論等四個部分。美刺與正變有關，而正變又是關乎 詩篇排列次序的觀念，時代愈早，排列在愈前面的詩篇屬於正詩，反之則為變詩。正詩反映的 多半是如西周早期文王、武王及周公、召公等聖王賢臣治世時代的詩篇，故多為美詩，而變詩 則多為西周中後期之後，王政陵遲，政教衰敗，變亂相尋的衰世詩篇，故多為刺詩。4時世則為 讀者提供了詩篇的具體時空背景，包含詩篇發生的國別及當時的君主名諡。事件則為詩篇所歌 詠的具體事實，議論則是《毛序》對此詩之評論，或由此詩所引發的相關思考，不一定與詩有 直接的關係。而這套包含美刺、時世、事件及議論於一體的釋《詩》結構及詮釋模式，又可以 大致歸併成還原史事（或本事）的部分與評價史事的部分，前者是對詩篇發生的時空及所歌詠 事件的客觀詮解，後者則是對事件當事人的行為和事件本身的價值評判。前者是求真，後者則 是求善，從詮釋的角度來看， 前者應是後者的基礎，沒有對詩本事的呈顯抉發，就不能對詩中人物及事件做出評判。5但若還 原這套解經系統的產生背景及存在脈胳來看，則前者只是手段，後者才可能是整個解《詩》活 動的重點，目的在於諷諫。 何定生（1911-1970）指出《詩經》在先秦兩漢流傳發展的過程中，曾經歷過由「言教」到 「諫書」的階段，言教的特徵在於以《三百篇》作為語言的材料，但卻和詩篇本身的意義無關。 因此包含春秋時代公卿大夫交接之際的稱詩見志，以及戰國儒者記言之引詩，都是一種斷章取 義的做法。但漢興以後，因環境的劇變和漢廷的尚儒，儒術既成為官學，《詩經》乃進入「諫書」 的時代，而此亦是《三百篇》之「用」的最後階段。在何定生看來，毛鄭之學，雖與三家大有 出入，但皆不外以「諫書」思想為歸。6 諫書的實質乃在勸諫，漢人極重視人臣對君主的勸諫之道，劉向（前 77-前 6）在《說苑‧ 正諫篇》中闡述此理甚明，其曰：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 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 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7 4 鄭玄（127-200）在〈詩譜序〉中有對正變觀做完整的敘述，其云：「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 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大王、王季， 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 《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嗚》、《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禮 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 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 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 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 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毛詩注疏》［毛公傳、鄭玄箋、孔穎達 疏，南昌府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詩譜序〉，頁 3a-5a。）可知《詩》之正變 是與時代的盛衰相一致的，而又具體反映在《毛詩》對詩篇排列的次序。顧頡剛嘗以為這是《詩 序》以《詩》證史的方法，其實際做法為：「彼以『政治盛衰』、『道德優劣』、『時代早晚』、 『篇第先後』之四事納之于一軌。凡詩篇之在先者，其時代必早，其道德必優，其政治必盛。反 是，則一切皆反。」（見《古史辨》［臺北：藍燈文化事業公司，1987 年〕，第 3 冊下編，頁 402。） 5 相關討論請參本書下編「附論」第一章第二節。 6 何定生：《詩經今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 年 2 版），頁 11-12、59-64。
在長期的實踐與經驗積累下，漢人逐漸歸納出「正諫、降諫、忠諫、戇諫、諷諫」等五種 勸諫的方法8，以及「三諫而不用則去」的合理勸諫原則。9在劉向看來，人臣若輕君之危 亡而不進諫，此種行為乃是忠臣不忍為的。但若屢諫不聽，引來殺身之禍，則此亦 仁人 所難為者。因此他反省道： 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 。危身而終不用， 則諫亦無功矣。10 為了避免這種困境，所以他設想出一種既可達到效果，但又不致危 及勸諫者自身的兩全 其美的做法，那就是善用勸諫的方法。因此他在此五諫中，借由孔子的口吻：「吾其從諷 諫乎！」11來強調諷諫的重要性。 漢人以《三百篇》為諫亦屬於諷諫的手法，〈詩大序〉有所謂「主文而譎諫」之說12， 鄭玄《毛詩箋》（以下簡稱《鄭箋》）解釋「譎諫」謂：「詠歌依違不直諫」。13朱自清（1898-1948） 依此認為「諷諫似乎就是『譎諫』」。14又孔穎達（574-648）釋「譎諫」曰：「譎者，權詐之名， 託之樂歌，依違而諫。」15傅斯年（1896-1950）嘗以為「諷乃戰國時詭詞承風之名」，故諷諫即 為用詭詞以諫。16詭詞以諫與譎諫性質相類，其主要特點在於用委婉曲折而不直接顯露的表達 方式，如此才容易收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的兩全其美的理想效果17，這種做法正 合乎《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的要求。孔穎達《禮記正義》對此句就是如此理 解的：「《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是《詩》教也』」。18 〈詩大序〉所論雖是詩人作詩而諫，但將其原理轉化到用詩者陳詩以諫的狀況，亦是可以 相通的。但陳詩以諫如何能做到「主文而譎諫」、「依違不直諫」呢？關鍵就在於藉由陳述詩篇 之事實，來達到醒悟勸諫國君的效果。具體操作的例子可由《漢書‧王式傳》的記載略為窺知 8 《白虎通‧諫諍篇》亦有五諫之說，不過名稱略有不同，云：「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闚 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陳立（1809-1869）注云：「《公羊‧莊二十四年‧注》、《家語‧辨正篇》並有其文。 《公羊注》：「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直諫，四曰爭諫，五曰戇諫。」…… 案何《注》之『直諫』，即此之『指諫』。何《注》之『戇諫』，即此之「諂諫」。惟彼『爭諫』與 此『窺諫』小異。《家語‧辨政篇》：「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諫， 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風諫。』案彼之『譎諫』，即此之『降諫』。彼之『降諫』，即此之『順 諫』。與此文皆大同小異。」（班固撰、陳立疏證：《白虎通疏證》［吳則虞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上冊，頁 235-236。） 9「三 諫不 用 則去 」 亦漢 儒 通義 ，《公羊傳‧莊公二十四年》：「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 眾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 （《春秋公羊傳注疏》〔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徐彥疏，南昌府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卷 8，頁 11a-b。）《白虎通‧諫諍篇》亦有「三諫待放之義」（見同上，頁 228-232）。 10 左松超：《說苑集證》，中冊，頁 541。 11 《白虎通‧諫諍篇》亦有此語。（見同上，頁 228-236）。 12《毛詩注疏》，卷 1 之 1，頁 11b。 13《毛詩注疏》，卷 1 之 1，頁 11b。 14 朱自清：《詩言志辨》，《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上冊，頁 309。 15 《毛詩注疏》，卷 1 之 1，頁 12b。 16 傅斯年：〈論所謂諷〉，《傅斯年全集》（歐陽哲生主編，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2 卷，頁 224。 17 《毛詩注疏》，卷 1 之 1，頁 11b。《孔疏》釋之曰：「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人君不怒 其作主而罪戮之，聞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見同上，頁 12a。） 18《禮記注疏》（鄭玄注、孔穎達疏，南昌府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卷 50，頁 2a。
一二： （王）式為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皆下獄 誅……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 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 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 19 所謂「忠臣孝子」、「危亡失道之君」，皆詩中之事，而其「流涕為王深陳」者，則為其所諷諫之 內容。詩中之事屬於詩篇事實之抉發，所諷諭之內容，則為對詩篇內容之議論評判。諷諫者所 言在詩文之事跡，不直接針對被諫者之行事，不致於引起當事人的不悅，冀望被諫者可從中領 悟諷諫者的苦心，從而改正自己的行為。 這種以諷諫為目的的說解《詩經》方式，廣泛存在漢代《詩經》傳授的派別中，而此亦為 漢代諸家《詩經》經解的主要特色。但《三家詩》的解《詩》卻因「或取《春秋》，采雜說」， 而被《漢書‧藝文志》認為「咸非其本義。」20這中間的關鍵應在於《三家詩》對《詩經》文 本中所關涉之時世與事件的詮釋並不符合《漢書‧藝文志》作者所認定的本然之實況（即本事）， 故而論斷其所釋非《詩》之本義。21究竟《三家詩》所取所採為何？就其所取《春秋》而論， 據趙茂林的研究，《魯詩》多取《穀梁傳》，《齊詩》多取《公羊傳》，而從《韓詩外傳》現存內 容來看，其廣泛的獵取歷史資料，又不限於《春秋三傳》，諸子百家及傳聞都是其取資的對象。 22 再就其所採之雜說來看，余嘉錫（1884-1955）嘗將《韓詩外傳》與劉向所纂輯之《說苑》、《新 序》等書並列而觀之，謂其性質： 述多於作，事廣於言，乍觀其體，頗類史書，細按其文，殊乖事實。牴牾 莫保，訛謬滋多。良由韓嬰之傳，本為釋經，更生之書，將以進御。故其 采傳記也，所以陳古以戒今；其采雜說也，所以斷章而取義。意有所在， 言豈一端？若責以史氏之成規，繩以《春秋》之書法，則失古人著書之意 矣。23 何定生在考察《三家詩》與《毛詩》異義的五十篇詩篇之六十二個解題（詩旨）後亦發現其中 最少有一半以上是以故事作為背景的，而且他認為這些故事很可能都是出於有意的編造。24由 19 班固撰、顏師古集注：《漢書集注》（點校本，臺北：鼎文書局，1991 年 7 版），卷 88，〈儒林傳〉， 頁 3610。 20 班固撰、顏師古集注：《漢書集注》，卷 30，〈藝文志〉，頁 1708。 21 所謂本義有兩個層次，一是指文本本身所顯示出的意義，另一則是指隱藏在文本之外的作者創 作意圖，前者可稱之為「作品本義」，後者則可稱之「作者本意」。本事則為作者創作意圖產生的 背景。關於作品本義和作者本意的區分請參拙著：《詩本義析論──以歐陽修與龔橙詩義論述為 中心》（臺北：里仁書局，2002 年），頁 28；關於本事概念的探討，請參淺見洋二：〈關於詩與「本 事」、「本意」以及「詩讖」──論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接受過程中文本與語境之關係〉，收入氏撰： 《距離與想像──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金程宇、岡田禾穗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355、358。 22 趙茂林：《兩漢三家詩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6 年），頁 403。 23 余嘉錫：《古書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87。 24 何定生：《詩經今論》，頁 215-216。屈守元亦嘗指出《韓詩外傳》、《說苑》等書因「采雜說」的 特點，而使其類乎「古小說」。（氏撰：〈前言〉，《韓詩外傳箋疏》［韓嬰傳、屈守元箋疏，成都：
此不難推知，《三家詩》取用《春秋》及雜說來對詩篇進行的說解，似在詩篇文本事實方面並不 那麼嚴謹徵實，其所釋者可能只是「故事」，並非嚴密可靠的「本事」或「史事」，這也應是《漢 書‧藝文志》判定其非本義的主要理由。但《毛序》則不然，其不僅主要從《左傳》取事，復 依歷史著作的體例，將每篇詩皆排定了世次，把三百篇納入一個嚴整的編年史體系，盡量依據 周代歷史的發展順序來闡釋詩義。25這種著訴歷史的史事詮釋顯然比《三家詩》的故事化的詮 釋來得更加精密翔實，更有說服力。26 《毛序》透過歷史詮釋的方式來達到諷諫警戒的目的，此固然為解經者當時用《詩》之理 想，有其針對性，但其諷喻議論之內容亦未始不保留及傳達了解經者的意識及思想狀況，而具 有相當程度之客觀學理價值，可為後人深思反省者。如此的呈現方式即為依經立論、借事言理 且又寓理於事的思想表達模式。研究者也惟有透過對其史事詮釋的深入探討，方能把握蘊蓄於 其中的豐富思想意識。
第二節、陳古諷今與《毛詩序》史事詮釋的解經進路
《毛詩序》的史事詮釋固然看似精密翔實，有其說服力，但其間亦不免顯露牽合彌縫之跡 而為學者所疑，其中朱熹（1130-1200）的批評就頗具代表性。他在《詩序辨說》中的《邶風‧ 柏舟》之〈辨說〉中就有系統的批判《詩序》附會史事以釋《詩》之不當，其云： 《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 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 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 為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概可知必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為某時某人者， 尚多有之。若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 知，亦不害其為不自欺，雖有不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 其時者，必強以為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為某甲某乙之事。 於是傅會書史，依託名諡，鑿空妄語，以誑後人。27 在他看來，關乎《詩經》創作背景的相關歷史資訊，如事件、人物、時代及君主的諡號，除非 如史書般謹嚴覈實的記敘特性。 25 趙茂林：《兩漢三家詩研究》，頁 403-404；劉立志：《漢代詩經學史論》（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116。 26《三家詩》的採雜說解經與《毛序》的史事解經很可以拿來做一有意義的對比，何定生嘗將《三 家詩》之解題與《毛詩》做一比較，認為《三家詩》的一個主要特徵即在於以故事方式說《詩》。 結合其他差異，他論斷《三家詩》對《詩經》的詮釋較毛鄭為原始，且其解題的內容，也仍然脫 不了戰國時代的斷章意味。他從思想演變的軌跡得出如下的結論：《三家詩》的解釋屬於前期思 想，係淵源於戰國時期的荀卿乃至於春秋後期的意識；而毛鄭的解釋，則是欲把《詩經》建築在 詩教理想的抽象體系上，屬於後期思想。（氏撰：《詩經今論》，頁 216-217。）其說似乎暗示了在 先秦兩漢《詩經》學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從採雜說解經到史事解經的演進脈胳。若此觀點能成立， 則不但呈現了早期《詩經》學解經模式的轉變軌跡，而且也為判斷《毛序》的成書時代提供了一 個重要的線索。關於此問題的相關討論，請參本書下編「附論」第一章第三節。 27 朱熹：《詩序辨說》，《朱子全書》（朱杰人等主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 版社，2010 年修訂本），第 1 冊，《詩集傳》，頁 361。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或「證驗的切，見於書史」這兩種狀況，否則頂多只能從詩文當中 得知其大概的意涵，但確實的時世、人物名氏是很難獲知的。但《詩序》的詮釋卻不然，幾乎 每首詩都能找出具體的人物、時代及事件的歷史資訊，但這些資訊往往既不能從詩文內部的文 本意涵尋覓出，也無法從詩文外部其他可靠的書史載記中（如《左傳》、《國語》、《史記》等） 得到佐證。因此朱熹才會對《詩序》這種強不知以為知的做法發出「傅會書史，依託名諡，鑿 空妄語」的嚴厲指責。 當代學者亦有類似的看法，如鄭振鐸（1898-1958）在〈讀毛詩序〉一文中就如此說道： 為《毛詩序》辯護的，都以為其與史相證，事實明白，決非後人之作，而 不知其所舉事實乃皆鈔襲諸書，強合經文，絕無根據。28 儘管如此，肯定《詩序》史事詮釋的學者仍大有人在，如南宋的范處義就曾如此為《詩序》 辯護： 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焉：述《書》，帝王之制備；述《詩》，興衰之由 顯；述《春秋》，邪正之迹明。」信如其說，聖人於《春秋》則修之，既因 魯史之舊而明其邪正之迹。於《書》則定之，又各冠《序》於篇首，而備 帝王之制。於《詩》則刪之，苟不據《序》之所存，亦何自而見其興衰之 由，而知其美刺之當否哉？今觀《春秋》之褒貶，與《詩序》相應者蓋多 有之……。29 章太炎（1869-1936）《國學概論》亦云： 《毛詩》所以列于古文，是立說不同。他的立說，關於事實和《左傳》 相同，關于典章制度和《周禮》相同；關於訓詁又和《爾雅》同的。30 從後世的觀點來看，訴諸歷史，還原詩篇創作的時空情境之史事詮釋進路誠然是《毛詩序》 解經的主要特點，亦是其有別於《三家詩》采雜說之故事解經而吸引人之處。但如果其所詮釋 出的詩篇本事確是像朱熹所說的是傅會依託的，則自然也會削弱甚至動搖《詩序》的解經權威， 自宋以後，《詩經》學史中逐漸形成尊《序》者與疑《序》、廢《序》者各分左右袒，壁壘分明 的情況就反映了這一現象。雖然誠如林慶彰先生所觀察的，《詩經》學史上兩次規模龐大的反《詩 序》運動（宋代、民國初年），都仍無法將《詩序》廢去，除其觀點與儒家思想相應外，最主要 的原因就是其所定詩旨仍反映了部分史實而有其合理性。31但畢竟「道術將為天下裂」之態勢 已成，推源溯始，其史事詮釋無法取得所有學者的認可與形成一致的共識，自然是極其重要的 因素。 不過，暫撇開《毛序》史事詮釋真實可靠與否的爭論，回歸漢人解《詩》之用心及《毛詩》 與《三家詩》的解經本質來看，則不得不承認，其所重者仍在諷諫。《毛詩》的史事解經與《三 28 鄭振鐸：〈讀毛詩序〉，《古史辨》，第 3 冊下編，頁 399。蔣凡在其與顧易生合撰之《先秦兩漢文 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中也評批《詩序》與《毛傳》及鄭玄等漢儒「鑿 空構設『事實』，湊合經史記載。」（頁 410） 29 朱彝尊：《經義考新校》（林慶彰、蔣秋華、楊晉龍、馮曉庭主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卷 99，第 5 冊，頁 1852。 30 章太炎講演、曹聚仁整理：《國學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22。 31
家詩》的故事解經取徑雖不同，但目的卻皆一致，正所謂殊塗而同歸也。或借故事，或以史事 來說解《三百篇》，藉此達到諷諫勸喻的目的與效果，就解經者而言，故事詮釋或史事詮釋都是 手段，僅具有工具性的意義，其最終目的皆在諷諫，只是相較之下，以史事來詮說《三百篇》， 其說服力應遠高於獵取雜說來說解的《三家詩》。 但《毛序》又是如何將史事詮釋與諷諫二者綰合起來？關鍵就在於「陳古諷今」。所謂「陳 古諷今」就是藉由頌美古代人物的美好德行或行為，來對當前居上位者敗德亂常的行為加以諷 刺，事實上這就是美刺觀在詩篇詮釋上的具體運用。關於《毛序》的運用美、刺，蔣凡有如此 的評析： 所謂「美」，也尌是作家對於生活採取了歌頌的態度；而「刺」則是作家對 現實採取了暴露與批判的態度。歌頌美的事物，是希望人們把它作為學習 的榜樣；揭露或批判醜惡事物，是要求人們抛棄它，並引以為戒。32 《詩序》雖美、刺並陳，但在實際詮釋及運用上，《毛序》在求善與致用的目的下，所強調者仍 在刺的作用。33而將其與史事詮釋結合起來，則又展現出古代儒者「具體性思維方式」之特色， 亦即將抽象的倫理學命題置於具體而特殊的時空脈胳中，頌陳古人古事之美好典範，是可以在 相當程度上提昇論證或勸諫的說服力。34如《王風‧大車》，《詩序》釋云： 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 焉。35 又如《鄭風•女曰雞鳴》，《詩序》亦釋之曰： 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36 又《小雅•甫田之什•甫田》，《詩序》亦做如此詮釋： 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37 此三詩皆典型的陳古諷今，詩文表面所頌美者雖是古代的理想典範，但《詩序》詮釋真正意向 所指斥者卻是當前的人物及事件。 有時《詩序》在詮釋中並不會很清楚地將古、今及美、諷等諸要素皆完整地陳述出，但其 表達卻仍具有明顯陳古諷今的意涵，如《小雅•魚藻之什•魚藻》， 《序》云： 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 焉。38 32 顧易生、蔣凡：《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頁 409。 33 朱自清在《詩言志辨》中曾注意到：「依《毛詩小序》，刺詩的數量遠過於美詩（刺詩一百二十 九篇，美詩二十八篇）。」（《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上冊，頁 330。）蔣凡亦有類似的觀察， 其云：「據《毛傳》標明『美』詩僅二十八篇；標明『刺』詩的有一百二十九篇，而《毛傳》中 所謂『閔』、『傷』、『戒』等包含『刺』的意義的還不計算在內。因此，《小序》在『美刺』理論 中實際是特別強調『刺』的作用。」（顧易生、蔣凡：《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頁 410。 34 關於古代儒家的具體性思維方式之相關討論，請參黃俊傑：《孟學思想史論‧卷一》（臺北：東 大圖書公司，1991 年），頁 13-17；〈中國古代儒家歷史思維的方法及其運用〉，《中國古代思維方 式探索》（楊儒賓、黃俊傑編，臺北：正中書局，1996 年），頁 1-34。 35 《毛詩注疏》，卷 4 之 1，頁 16a。 36 《毛詩注疏》，卷 4 之 3，頁 3a。 37 《毛詩注疏》，卷 14 之 1，頁 1a。 38 《毛詩注疏》，卷 15 之 1，頁 1a。
又如《小雅•魚藻之什•采菽》一詩，《序》亦云： 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 子見微而思古焉。39 此二〈序〉雖僅言思古而不言今，然思古即所以傷今也，其對今人時政的譏刺諷戒自是意在言 外，不言而喻。 但有時候《詩序》未必皆用指陳古人古事之典範的方式來達到其諷諫今人今事的目的，只 要指陳某種具典範意義的理想人格或事件，亦可同樣達到勸戒的效果，如《陳風•東門之池》， 《序》釋此詩曰： 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40 又如《小雅•甫田之什•車舝》，《序》亦曰： 大夫刺幽王也。褎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 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41 又如《鄭風•風雨》，《序》云： 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42 此三詩所陳者，或為賢女，或為君子，皆為理想人格之典型，不一定是指涉具體的古人古事， 但用意與陳古不殊，皆藉此以來諷諭今人時政之弊。此可說陳古諷今之變體。 又有時《詩序》在表面文意中並未清楚地將陳古諷今之意涵表達出，但透過鄭玄《毛詩箋》 的補充提示，才得以確定此意。如《小雅•甫田之什•裳裳者華》，《序》云： 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 之世焉。43 《鄭箋》云： 古者，古昔明王時也。小人，斥今幽王也。44 又如《齊風•著》，《序》僅如此詮釋： 刺時也。時不親迎也。45 《鄭箋》則補充曰： 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46 如果僅就一般純粹知識性為目的之詮釋活動來看，《毛詩序》陳古諷今之詮解《詩經》的方 式應是為了探求詩人作詩之心志及創作背景，故所陳之古為詩人所設想的古人古事之理想典型， 而所刺之今為詩人生存之現實環境。然而《詩序》解經的目的，如前所述，其追求實用的求善 目的更甚於客觀知識之探求。故其所陳之古未必就是詩人設想之古，而所刺之今很可能就是《詩 序》作者所實際身處之現實歷史情境。由此就可發現，在《毛詩序》的整體解經活動中，呈現 出了三重的時空情境，即詩文中的時空情境、詩人的時空情境，及解《詩》者（即《詩序》作 39 《毛詩注疏》，卷 15 之 1，頁 2a-b。 40 《毛詩注疏》，卷 7 之 1，頁 8a。 41 《毛詩注疏》，卷 14 之 2，頁 13b。 42 《毛詩注疏》，卷 4 之 4，頁 5a。 43 《毛詩注疏》，卷 14 之 2，頁 4a。 44 《毛詩注疏》，卷 14 之 2，頁 4a。 45
者）所身處的時空情境。這三者藉由陳古諷今的史事詮釋方式，串連交織成了多重時空的意義 指涉。詩人作詩以諷，此是第一層次的陳古諷今，所陳之古為詩文之時空情境，而所諷之今為 詩人身處之時空情境。解經者（如毛公）解經以諷，此為第二層次的陳古諷今，所陳之古亦為 詩文之時空情境，但所諷之今就有可能轉換為解經者解經當下所身處之時空情境。後來的經師 及讀者再根據《詩序》，配合其現實需要，在詮釋及說解之際，亦向其詮釋說解對象進行諷喻教 化，此又為第三層次的陳古諷今，所陳之古依然為詩文之時空情境，但所諷之今亦又有可能轉 換為詮釋說解者所身處之時空情境。作詩是一次性的行為，當作品一旦完成且公諸於世之後， 其實用的功能（如諷諫）不論是否達成詩人預期的目的，在當時即告結束。但後繼的解讀者、 詮釋者不然，其可藉由對作品的不斷閱讀、詮釋及宣揚流布，而達到多次實用的目的，只是此 目的已非原來詩人作者所涵具者。每次新的解讀詮釋活動皆可能蘊含有新的實用目的，但同時 每次新的實用目的也會導引開展新的解讀詮釋。說解的詩篇文本仍為所陳之古，但目標卻都指 向說解者生活的當下世界。由此可知，《詩序》陳古諷今的解經進路所重仍在諷今。 程俊英（1901-1993）、蔣見元合撰的《詩經注析》嘗因《毛序》對《鄭風•羔裘》一詩做出： 「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的詮釋感到不滿。在他們看來，這首詩似乎應是讚美某 位官員的美詩，而不應是如《毛序》所認為的是刺詩，他們為此評批《詩序》說： 如果一定要以「陳古諷今」為理由將其納入刺詩，那麼任何贊頌詩都可以 算是「刺詩」了，這顯然是站不住腳的。47 的確，從求真的角度來看此問題、程、蔣二氏所說不無道理，但若《詩序》是以求善致用的態 度來看此詩，目標不在詩文之真與詩中之古，而在其意下所指涉的對時人今政的勸諫警戒，則 當然就有可能將任何贊頌詩皆看做刺詩了。明末的陳子龍（1608-1647）深諳此理，其云： 我觀於《詩》，雖頌皆刺也。時衰而思古之盛王。48 時衰而思古之盛王，乃人之常情。賈誼（前 200-前 168）於漢文帝時猶且為國事而痛哭流涕49， 此知識分子操心國事，先憂後樂的習性使然。對於有責任感的儒生知識分子而言，人類世界總 非那麼美好的，君人的失政敗德與政治的汙濁混亂更常令仁人志士傷心歎息。回眸往事，以古 鑑今，古代聖王的理想之治便成為他們矯正當代的利器，由此便保證了陳古諷今不斷施行的現 實基礎與正當性。董仲舒（前 179-前 104）下面的一段話可說充分體現了這種思維特色：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 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 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 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50 「以古非今」、「偶語《詩》《書》」雖是儒生遭秦廷敵視之主因，然此二者亦正為儒生經師 議政論事之本色。51《毛序》把經典詮釋、經書傳授與議政論事結合在一起，將陳古諷今表現 47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上冊，頁 232。 48 《陳忠裕公全集》（收入《陳子龍文集》上冊，上海文獻叢書編委會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 版社，1988 年），卷 3，〈詩論〉，頁 15b。 49 班固撰、顏師古集注：《漢書集注》，卷 48，〈賈誼傳〉，頁 2230。 50 班固撰、顏師古集注：《漢書集注》，卷 56，〈董仲舒傳〉，頁 2519-2520。 51 李斯於秦廷上議焚書禁令的主要內容為：「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 《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弃巿。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
在解經說經的實踐中，藉由說解經義來達到諷諫的淑世致用目的。 由此而觀，《毛序》陳古諷今之解經表現不但充分體現了古代儒者議政論事的特色，也開啟 了後世儒臣經筵講義的先河。
第三節、陳古諷今的史事詮釋所蘊含的經學思想
《詩序》陳古諷今的史事詮釋所重雖在諷今，而所諷之今亦主要為《詩序》作者（們）所 身處之現實情境，所諷諫議論內容當亦有其針對性與時代性。但由於《詩序》所諷諫議論的內 容不但集中體現了早期儒家《詩》教的精神以及戰國至漢代儒生經師的價值觀，而且間亦觸及 不少重要且敏感的時事政治議題，從而使其所傳達的訊息之價值與意義已超出原先所適用的具 體時空情境之侷限，而提升至具有更深刻普遍義涵的經學思想之層次。以下試著將其條理梳理 出來。 一、后妃之德的重視。《毛序》於《三百篇》首篇〈關睢〉的〈序〉（即〈詩 大序〉）中即強調「后妃之德」，認為此詩為「《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將后妃 之德與夫婦之道關聯起來，具體的作為就是「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 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52夫婦是組成家庭的基礎，具有蕃衍後代的功能，而家庭又 是邦國天下的基礎，故〈大學〉強調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先後次第關係。53但在中國古代強 調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倫理關係中，統治階級或貴族為了維繫政權及宗族的延續與壯大，就需 要多子多孫。而這也是一夫多妻制度形成的現實基礎。在這當中，統治階級之一夫多妻如何在 實際的生活中合理的運作？妻妾成群的情況又怎樣才能不生亂子？這在中國古代不只是個單純 的倫理學及社會學的議題，而是上升到攸關政權穩定與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政治議題。〈毛序〉 藉著歌頌〈關睢〉中的周文王之妃大姒的德行來傳達其對此問題的思考結果――「進賢」、「無 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 以吏為師。」（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引、張守節正義：《新校本史記三家注》［點 校本，臺北：鼎文書局，1993 年 7 版］，卷 6，《秦始皇本紀》，頁 255。）其中「偶語《詩》、 《書》」與「以古非今」罪最重，由此亦可知始皇與李斯於此二者最為在意。錢穆（1895-1990） 嘗評論秦廷此項禁令：「……最要者為以古非今，其罪至於滅族。次則偶語《詩》《書》，罪 亦棄巿。良以此案由於諸儒之師古而議上，偶語《詩》《書》，雖未及議政，然彼既情篤古籍， 即不免有以古非今之嫌。故偶語《詩》《書》，明令棄巿。」（見氏撰：《兩漢經學今古文平 議》，《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第 8 冊，頁 188。）其實 諸儒之以古非今應與偶語《詩》《書》有所關聯，蓋《詩》《書》經典實為儒生師古議政之主 要文化憑藉。以古非今，固常需徵引《詩》《書》以為佐證，而偶語《詩》《書》的同時亦不 免以古非今。 52 以上俱見《毛詩注疏》，卷 1 之 1，頁 4a、18b。 53 誠如瞿同祖（1910-2008）所云：「從家法與國法，家族秩序與社會秩序的連繫中，我們可以說家 族實為政治法律的單位，政治法律組織只是這些單位的組合而已。這是家族本位政治法律的理論 的基礎，也是齊家治國一套理論的基礎。」（見氏撰：《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臺北：里仁書局， 1982 年］，頁 25。）日本學者尾形勇也說：「從儒家思想來看，其政治思想的本質是力圖把『家』傷善之心」。所謂「無傷善之心」即無嫉妬之心，故《毛序》於《周南》諸詩之〈序〉中屢倡此 義。54而所謂進賢即是「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做為后妃的大姒要如外朝的大臣一般，有寛大的 度量及睿智的眼光，將賢才般的淑女，推薦給君王。〈毛序〉認為這即是周文王「王化之基」始 然55，而馬融（79-166）亦承其說，言此義為「三綱之首，王教之基」。56 徐復觀（1903-1982）曾對《毛序》強調后妃之德的思想提出關聯於漢初特殊政治背景的觀 察： 《毛詩》與三家《詩》最大的出入，在三家《詩》以〈關睢〉為衰世之詩， 而《毛詩》則由正面加以肯定，並通過《周南》以特別強調后妃在政治上 的重大作用；這雖在周初有其根據，我懷疑也受有呂后專政的衝擊，因而 思《周南》之古，以諷漢初呂后專政幾覆漢室之今的用意在裏面。57 徐先生此說誠如徐有富所云：「頗能給人以啟發」。58但難以獲得確切證實亦是其困難之所在， 這牽涉到《詩序》的作者及成書時代的棘手問題，如徐有富就認為 《詩序》中的續申之詞及〈詩大序〉為河間獻王博士毛萇所完成的，河間獻王為博得當時掌握 大權的竇太后之支持，故發此義以歌頌她。59暫撇開此問題不顧，《詩序》對后妃夫人問題的關 注對中國古代「家族―國家一體化」的統治形態來說，依然有其現實性，不專針對呂后專政的 情況。 除了「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妬忌」外，《詩序》尚對婦人其他性行有所著墨，如「志在 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尊敬師傅」（〈葛覃序〉），又如「奉祭祀」、「不失職」（〈采蘩序〉）、 「循法度」（〈采蘋序〉）、「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何彼襛矣序〉）、「以禮自防」（〈草蟲序〉）、「能 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汝墳序〉）及「閔其勤勞，勸以義也。」（〈殷其靁序〉）等60，此皆 主要為君主之后妃夫人或大夫妻而發。又如〈江有汜序〉之美媵之「勤而無怨」、「遇勞而無怨」， 〈綠衣序〉之刺妾上僭，致使夫人失位61，此則是針對媵妾行為而發者。 二、統治階層德行與作為之思考。《詩序》對此議題之思考，有從正面陳述 者，如於品德性行方面，肯定召南之國在位者「節儉正直」（〈羔羊序〉）、讚賞衛武公能聽規諫， 「以禮自防」（〈淇奧序〉）及衛文公臣子「好善」（〈干旄序〉）；62而於具體作為與治術方面，頌 54 如「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樛木序〉，《毛詩注疏》，卷 1 之 2，頁 11a）、「不妬忌， 則子孫眾多也。」（〈螽斯序〉，同上，卷 1 之 2，頁 12a-b）、「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 以時，國無鰥民也。」（〈桃夭序〉，同上，卷 1 之 2，頁 14a）、「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芣 苢序〉，同上，卷 1 之 3，頁 3a）、「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小星序〉， 同上，卷 1 之 5，頁 4a）等。 55 《毛詩注疏》，卷 1 之 1，頁 18b。 56 此為馬融釋《論語•陽貨》「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章之注語，引文見何晏 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南昌府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卷 17，頁 5b。 57 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 年），頁 160-161。 58 徐有富：〈詩序考〉，《繼往開來的東南學術――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莫礪鋒主編，南 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99。 59 徐有富：〈詩序考〉，《繼往開來的東南學術――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頁 99。 60〈葛覃序〉見《毛詩注疏》，卷 1 之 2，頁 1a；〈采蘩序〉見卷 1 之 3，頁 14b-15a；〈采蘋序〉見卷 1 之 4，頁 3a；〈何彼襛矣序〉見卷 1 之 5，頁 10b；〈草蟲序〉見卷 1 之 4，頁 1a；〈汝墳序〉見 卷 1 之 3，頁 7b；〈殷其靁序〉見卷 1 之 4，頁 16b。 61 〈江有汜序〉見《毛詩注疏》，卷 1 之 5，頁 6b；〈綠衣序〉見卷 2 之 1，頁 8a。 62 〈羔羊序〉見《毛詩注疏》，卷 1 之 4，頁 13a；〈淇奧序〉見卷 3 之 2，頁 10a；〈干旄序〉見卷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