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完團系的基本特徵與任職分布之後，本文接著探討團系崛起 的原因。本文前言曾經提到，造成團系幹部崛起的主要因素可能有 二：一為胡錦濤掌權後，為求鞏固自身權力基礎而大量提拔團系幹 部；二為中共賦予共青團輸送優秀幹部的組織任務，使得團系幹部源 源不斷地進入黨和政府，不受到領導人更替的影響。49為了檢驗這兩個 因素如何影響團系幹部的崛起，本文分析二十餘年來團系幹部晉升人 數的變化。不過，若以現任團系幹部為分析範圍，排除以退休的團系 高幹，將過度膨脹胡錦濤掌權對團系崛起的影響。50為了避免這種「系 統性偏差」(Systematic Error)，本文將搜集到的 52 位符合本文定義，
但已離開政壇的團系高幹，和現任團系幹部合併計算，觀察他們晉升 副省部級、正省部級、領導人級職務的人數變化（名單請見附錄 2）。
本文依照第十屆至十六屆中委會任期，將約 250 位團系幹部的晉升年 份進行分類之後，發現派系考量不足以單獨解釋團系幹部的崛起，而 必須把共青團的組織任務納入討論。51
從關係網絡角度解釋團系幹部崛起的觀點，請見 Cheng Li, “Hu’s Policy Shift and the Tuanpai’s Coming-of-Age,” p. 10。從組織任務角度討論團 系幹部的論述，請見寇健文，〈後文革時期共青團領導幹部在中共黨政群系 統的發展〉，頁 59-68。寇健文一文雖然不排斥派系因素的重要性，但強調 共青團組織任務的重要性並不低於派系因素。
受到省部級幹部以年齡劃退休的影響，絕大多數在 1980 年代晉升為副部級 以上幹部的人都已經完全退休，僅少數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職務的人才能繼 續留在政壇。
本文不對團系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職務的年份進行討論。團系晉升領導人的 人數確實在十六屆中委會期間增加，但這些人事安排都是在江澤民掌權時確 定，無助於回答關係網絡或組織任務熟輕孰重的問題。真正的答案必須等到 2007年選出十七屆領導班子的時候才會明朗。同時，胡錦濤目前仍然在位，
無法測量他下台對於團系晉升的負面影響。
在正省部級職務部分，團系晉升人數的變化符合派系政治邏輯的 預期。自 1970 年代迄今，團系擔任正省部級職務的第一次高潮出現在 十二屆中委會期間（1982 年 9 月至 1987 年 11 月）（請見圖 1）。當 時擔任中共總書記的正是曾任團中央第一書記多年的胡耀邦。部分團 系幹部在幾年內快速晉升為正省部級幹部，如李瑞環、王兆國、胡錦 濤、賈春旺等人。52十三屆中委會期間，團系的仕途發展受到胡耀邦和 胡啟立兩人失勢的重創。1987 年 1 月胡耀邦下台後，是王兆國立刻被 免除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被貶到福建擔任省長。在十三屆中委會期 間，團系幹部無人晉升正省部級職務。唯有李瑞環一人異軍突起，在 六四事件後出任政治局常委。
許多在文革前就已經歷練過共青團職務的幹部也紛紛出任黨政要職，如胡啟 立、喬石、吳學謙、胡克實、李昌、馮文彬、錢李仁、項南、李立功、楊海 波、邢崇智、蔣南翔等人。關於上述人士與共青團的關係，請見江振昌，
〈論胡耀邦的竄起〉，《東亞季刊》，第 15 卷第 3 期，1984 年 1 月，頁
26-30。在 1982-1985 年胡耀邦掌權期間，李瑞環、梁步庭、王朝文、項南、
李立功、張曙光、朱厚澤、白紀年、邢崇智、胡錦濤、多吉才讓等多位團系 幹部出任省級黨政一把手。請見吳仁傑編著，《2006 年中共重要人事評析 專輯》，頁 83。
圖 1 團系幹部晉升職級的年份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 屆別係以每一屆中委會選出的當月作為區隔線，對照團系幹部擔任第一個副省部級、
正省部級和領導人級職務的起始年月，進行分類。其中有一位現任團系幹部晉升副 省部級職務的年份不詳，不予計算。其他人若出現晉升月份不詳的情形，以該年中 計算。十六屆中委會統計時間至 2006 年 10 月止。
第十屆（1973 年 8 月至 1977 年 8 月）的晉升人數包括少數晉升（副省部級職務）
年分早於 1973 年 8 月的人。當時部分團系幹部擔任省級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視同為 現在的省級黨政副手）之後才擔任省級團委書記，因而出現晉升副省部級幹部的時 間早於 1973 年共青團省級組織重建的情形。
韓英、王兆國、宋德福、周強、李克強等人未先擔任副省部級職務，直接出任正省 部級的團中央第一書記，因而缺少晉升副省部級職務的時間。
王兆國、胡啟立兩人曾在擔任領導人職務後，被貶為正省部級或副省部級幹部，最 後再度成為領導人。石玉珍擔任副部級職務的時間曾經中斷後再恢復。他們三人兩 次晉升的年份都被計算在內。孟學農、萬學遠、楊傳堂三人曾擔任正省部級職務，
因故成為擔任副部級職務但享有正省部級待遇的人。由於他們尚未重新擔任正省部 級職務，圖 1 只計算他們第一次晉升為副省部級幹部的年份，沒有再計算擔任副省 部級職務但享受正省部級待遇的年份。
1992年十四大以後，胡錦濤躍升為政治局常委，團系幹部晉升為 正省部級幹部的人數再度增加，達到九人。十五大確立胡錦濤為第四 代領導班子的核心地位後，團系幹部升任正省部級幹部的人數升高到 15人。在十四屆和十五屆中委會期間，胡錦濤雖以中央書記處常務書 記身分分管中組部業務，但正省部級幹部任免是由政治局討論決定，
再加上江澤民掌握總書記大位，胡錦濤並無最後決定權。53因此，此時 胡錦濤提拔團系幹部時受到的權力限制比較多。
2002年十六大胡錦濤接下總書記職務之後，可運用的政治資源變 多、權力格局中的限制卻變少。在十六屆中委會期間，團系幹部晉升 正部級職務的人數比十五屆中委會期間成長許多。如果考量從 2002 年 11月到 2006 年 10 月只有四年期間，比中委會完整任期少一年，這種 成長速度非常驚人。最合理的解釋是省級黨政一把手、中共中央與國 務院部委部長（主任）控制中國大陸國家機器的（文職）要害部門，
攸關新領導人是否能鞏固權力。胡錦濤上臺以後，大量安排表現優異 的團系幹部占據重要黨政職位。由於國務院許多部委處理經貿、管 理、科技業務，非團系的強項，同時不能過分干預溫家寶的總理職 權，胡錦濤於是安排團系出任省級黨政一把手。這也反映出為何在四 年之間團系擔任省委書記和省長的比例從 10%快速成長到 29%，任職 的地點也從六個省份擴大到十七個省份（相關數據見前一節）。
在副省部級職務部分，團系晉升人數的變化就不完全符合派系政 治邏輯的預期。在十二屆中委會期間，團系升任副省部級職務的人數 出現第一次高潮，共有 25 人獲得晉升。他們都是在 1986 年底以前出 任省部級幹部，當時胡耀邦仍然擔任總書記。在 1987-1990 年之間，
正省部級幹部的任免是由政治局常委會提出建議人選，政治局討論決定。副 省部級幹部的任免則是由政治局常委會審議決定。關於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 局的人事任免權限，請見施九青，《當代中國政治運行機制》（濟南：山東 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462-464。
團系幹部受到胡耀邦、胡啟立先後下台的影響，團系升任副省部級幹 部的人數非常少。54在這四年內，僅有八人出任副省部級職務，其中包 括一人係因出任團中央常務書記而成為副省部級幹部。55 1991年胡啟 立復出擔任機械電子工業部副部長，王兆國也回到中央工作，出任國 務院台辦主任，團系晉升副省部級職務的人數隨之增加。56 在十四屆 中委會期間，團系晉升副省部級職務的人數增加到 43 人。到了十五屆 中委會期間，晉升人數更激增到 81 人。
不過，在十六屆中委會期間，晉升副省部級幹部的人數並未隨著 胡錦濤出任總書記而進一步增加。在 2002 年 11 月至 2006 年 10 月的 四年間，僅有 60 人晉升為副省部級幹部。如果未來一年之後沒有特別 多的團系幹部出任副省部級職務，十六屆中委會期間晉升的人數很難 超過十五屆期間。57按理說，副省部級幹部的任免僅需政治局常委審議 決定即可，無須送交政治局決定，其任免程序要比正省部級幹部簡單 一些。胡錦濤既然有能力提拔許多團系幹部成為正省部級幹部，他當 然更有籌碼拔擢團系幹部擔任副省部級職務。然而，事實卻非如此。
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胡錦濤著重於晉升正省部級幹部，占據中央部委部 長、省委書記、省長等要害職位。此時大量晉昇團系為副省部級幹部
1987年 1 月胡耀邦下台時，薄一波給胡耀邦定的七項罪狀之一即是「過多 地提拔了共青團系統的幹部」。因此團系幹部在胡耀邦去職後受到打壓，出 任正副省部級職務的人數都急遽減少。楊中美，《中共跨世紀接班人胡錦 濤》，頁 126。
這段時間內各年晉升的人數分別是 1987 年一人（林開欽）、1988 年三人
（李成玉、路正西、劉延東）、1989 年二人（季允石、王樂泉）、1990 年 二人（張福森、楊崇匯）。
1991年共有馮軍、張寶順、李源潮、胡啟立、馬啟智、孫英等六人晉升副 省部級幹部，其中前兩人先後出任團中央常務書記，成為副省部級幹部。
1991-2006年之間團系幹部每年晉升副省部級幹部人數再也沒有少於六人。
若以同樣晉升速度推估整個十六屆中委會屆期的晉升人數，總共只有 75 人。
反倒是其次的問題。
「派系考量」真正的問題是無法解釋為何團系有那麼充沛的優秀
「派系考量」真正的問題是無法解釋為何團系有那麼充沛的優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