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厚、蘇皎、邱福興、林聰、林平、哖井等人在凍頂臺地闢地之 初，即在此種植茶樹，除了本地的氣候、地形、土壤等自然條件極為適 合外，尚透露幾點重要訊息：一、大坪頂墾民本身必已具備或互相傳授 植茶、製茶的技術；二、已有迎合市場需求的茶種可在此進行小有規模 的商業種植；三、有足以支持墾民繼續茶作的市場。事實上，大坪頂所 產之茶品質雖佳，但產量不多，除了小部分自用外，以供應島內中部地 方為主，直到清末日初仍是如此。
舊慣會的調查指出，大水窟一帶的茶葉產銷方式是以栽培者自製自 銷為主，也有將生葉賣與仲買人（茶販）者。50蘇道正記載其曾祖父蘇 艮坤（第19世，咸豐4年～昭和10年，1854～1935年）的事蹟指其「…
製茶技術極為高明，他所製凍頂小種茶揚名清末，連林圮埔最有錢的大 員外林月汀都長期訂購飲用，並於我蘇家大宅落成時還致送日圓2圓為
48 〈臺灣府轉行臬道夏獻綸查勘中路埔裏各社籌辦事宜〉，《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 （一）
》（臺北：大通書局，1987年），頁15。
49 林啟三：《南投縣茶業發展史》，頁16。張輝邦先生口述（第二屆十大傑出茶農，廣興村 村長，1926年生，2006.08.19訪問）。
50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上卷》，頁630。
由地方現存史料談清代大坪頂（鹿谷鄉）的茶業發展
（1875年）《海關報告》打狗部分的記載即指出：「南部…山地亦多 野生茶樹，由客家、平埔番採摘，日晒之後供應島內消費，有時生番 亦由內山帶下，當漢番交易之用。重要的野生茶產地有：大山母、蕃薯 寮、加蚋埔、火燒嶼、林屺埔、六古里。54後兩處且有少量的茶出口，
但在出口最多的1875年，也不過是67.95擔，比起北部臺灣出口幾千、幾 萬擔，南部臺灣的產茶量仍然很小。」55光緒元年的林屺埔大致指以林 屺埔街為中地的沙連保境域，境內的樟腦、竹筍等土產以此鄉街為集散
51 林月汀居住於林圮埔街（今竹山街）菜園子底，光緒12年隨林朝棟辦理彰化沿山隘務，
獲五品軍功，光緒20年蚱為補用雲防新營正哨長。日治時期，歷任林圮埔街長、斗六廳 參事、南投廳參事及廳長等職。在昭和4年凍頂蘇家大宅落成時的〈茅屋落成—諸親朋戚 友惠禮簿〉第四頁中，的確有林月汀送禮金二元，可見交情不淺。禮金簿由蘇文彬先生提 供。
52 蘇道正：〈正道文集〉，頁12。
53 林豪：《東瀛紀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頁61。
54 大山母即今屏東恆春墾丁大山母山，蕃薯寮即今高雄縣旗山，加蚋埔即今屏東縣高樹鄉泰 山村，火燒嶼即今綠島，林圮埔即今南投縣竹山，六古里地名不詳。
55 《海關報告》（1875年），打狗部分，頁225，引自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 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年）》，頁59–60。
第六十二卷第二期
中心。56當年由打狗港出口的林屺埔與六古里茶葉，合計總量僅約68擔
（6,800斤），與北臺的茶葉出口量相比，可說是微不足道，而且只有 野生茶出口，由此得見，凍頂一帶所生產的茶葉為地方性消費品，並未 出，咸豐10年至同治2年（1860—1863年）滬尾、雞籠、打狗、安平 四港陸續開放通商後，臺灣島內的貿易網絡產生鉅變，商業、軍事及行 政機能等所產生的聚集經濟及其乘數效應，四港一躍而執臺灣航運之牛 耳。相對地，未具備通商口岸機能如鹿港、笨港（北港）者，便難以獲 得外商的青睞。
林玉茹以泊船條件、商業、軍事及行政機能等作為指標，將清領 時期全臺的198個港口加以分級，其中等級最高的一級港在1860年開放 通商口岸後出現，共有六個，即打狗、安平、滬尾、艋舺、大稻埕、雞 籠，其貿易範圍擴及全世界，港務活動和貿易狀況最為繁盛。相對地，
二級港的泊船條件及商業機能等，皆不如一級港，只能作為區域吞吐 港，貿易對象為大陸對岸或島內其他地域，清領時期曾出現13個二級 港，1784至1895年之間的鹿港及笨港皆屬之。58
鹿港位居臺灣中部盛產米糧的彰化平原之海岸，正對清代閩省沿
56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上卷》，頁614–
615；黃素真：〈沿山鄉街的「存在空間」—以林圮埔街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 學系碩士論文，1997年），頁73–81。
57 正因如此，缺乏官方的統計資料得以進一步了解大坪頂茶業的確切生產量。陳哲三教授以 此光緒元年打狗港海關報告資料，推論光緒年之前大坪頂只有野生茶葉，未有茶農植茶，
有欠周詳。陳哲三：〈從水沙連茶到凍頂烏龍茶—鹿谷凍頂烏龍茶移入傳說考〉，頁94。
58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臺北：知書房出版社，1996年），頁112–
114。
由地方現存史料談清代大坪頂（鹿谷鄉）的茶業發展 海福州、興化、泉州、漳州等府海運之中軸，地理位置優越，成為清代
臺米輸陸的重要口岸。乾隆49年（1784年）鹿港開為正口與泉州蚶江 對渡，肩負彰化平原至閩省米穀直接配運的責任，其核心腹地為大肚溪 私自與內地貿易往來。乾隆15年（1750年）笨港溪泛濫，市街被分為 南街（後稱新港街）與北街（後稱北港街），其後又經嘉慶8年（1803 年）、咸豐7年（1857年）之洪泛，街衢屢遭沖蝕破壞，港道亦日益淤 淺陸化。乾隆末葉之後，即改以猴樹港為外港，道光年間，復以下湖口 為外港。63國際貿易輪船無法在這些快速淤積的港口泊停，因而，咸豐 末年天津條約及其後附約中，外商要求開放的通商口岸名單，自然略過
59 施添福：〈天庾正供與鹿港飛帆—鹿港古蹟的地理考察〉，《50年來臺灣方志成果評估與 未來發展學術研究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年），抽印 本頁15–16、24。
60 大約是船身2丈以下，載重700石以下的船隻。見林玉茹（1996年），頁87。
61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頁34、73–74。
62 林永村、林志浩：《笨港—一個古老港口的歷史與文化》（雲林：笨港文化事業，1995 年），頁13–14。
63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頁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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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鹿港及笨港。
林玉茹指出，1871–1895年之間，全島的港口大體上已形成以安 平—打狗港及基隆—淡水港兩組通商口為首的主系統，前者腹地範圍涵 蓋西螺溪以南至東部成廣澳各港所轄次系統，後者則涵蓋西螺溪以北至 後山大港口所轄次系統。其中，笨港與其腹地1861年起即逐漸轉變為 從屬於安平—打狗雙核心主系統下的次級港口系統，鹿港與其腹地在 1871年之後逐漸轉變為從屬於淡水—雞籠及安平—打狗兩個主系統下 的次級港口系統，兩港皆具南北四大通商口岸之中介轉運功能，但未能
64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頁261–317。
65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頁135–136。
66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頁136。
67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頁313。
68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上卷》，頁611。
由地方現存史料談清代大坪頂（鹿谷鄉）的茶業發展 先的二倍之價格零售。69
表6清末日初（明治29年，1896年）鹿港輸出的水沙連地方物產（同 一物產的其他產地亦一併整理列出）
4元60錢 苧麻 山內 沙 連 至 鹿 港 8 0
資料來源：陳其南（1989年），頁214–224。
以上記載看來，日治初期大水窟的茶葉至多販賣至南部府城一帶，
（1896年）日治之初，鹿港與大陸泉州、厦門、寧波、香港四港往來 輸出入品大宗，主要輸出品為米、麥、花生油、苧麻、砂糖、藤、龍 眼、煙葉，輸入品為紙、布、木材、紹興酒、石油、鹹魚、藥材、雜貨 等，其中由水沙連內山所輸出的土產，包括樟腦、煙葉、苧麻、龍眼 肉、筍（笋）干等，茶葉亦未列名其中，顯見茶葉的確非清末日初鹿港
69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上卷》，頁631。
70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下卷》，頁175。
71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下卷》，頁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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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輸出物產（表六）。72
前田長太郎對於臺灣茶業的立地（區位）考察指出，茶業為商品 農業，因而農場至市場的交通關係為茶業經營的第一要件。73顯而易見 地，外資選擇於臺北盆地沿山丘陵投資生產茶葉，除了當地基本的自然 條件適合植茶外，關鍵因素即在於通商口岸的交通區位優勢。大坪頂雖 擁有適宜植茶的自然條件與產茶的悠久歷史，然而深處中部沿山，物產 輸出往往幾經轉運，方能由鹿港、北港輸出，加上兩港的港口地形易於 淤塞，未能成為清季的對外通商口岸，輸出物產須再度轉運北部淡水港 或南部安平港等，耗費時間且徒增運輸、人事等成本，貿易條件自然不 如屬於淡水港核心腹地的臺北盆地沿山地帶。
因而，在比較利益的考量下，北臺獲得了國際資本的挹注，成為世 界分工體系下的茶產供應者，而大坪頂則以在地茶農家族的自有資本及 傳統的轉貸方法，持續維持原有的小農耕作，僅與彰雲平原等臺灣本地 市場形成互補關係（表七）。
表7清季大坪頂與臺北盆地丘陵茶業經營方式比較
經營方式 大坪頂（凍頂、大水窟等） 北臺
交通方式 肩挑為主、筏運（濁水溪及分流） 肩挑、筏運（淡水河水系）、鐵 路
農產輸出路線 鹿港→淡水—基隆港 笨港→安平—打狗港
淡水—基隆港
農業資本 地方農民自有，小資本 國際資本，郊商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