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分析論述可知，臺灣古典詩的作者靈活的運用了竹林七賢此一具有多元 特質的典故，發揮「援古以喻今，言簡而意多」133的效果，其「援古」之「古」是 同一個來源，但「喻今」之「今」則清領、日治、戰後各時期皆無不可。「詩希望 在最簡潔的語言『組合』中『選擇』了新且多的想像」134，現代詩人兼詩評家白靈 這句話雖然是針對新詩所說，其實在古典詩方面也是如此。正是為了在最簡潔的語 言容納最豐富的內容、承載最飽滿的想像，凸顯了典故的必要性。張錯歸納典故的 主要功用有二，其一是「引用已發生或出現的人物事件，把讀者帶離現場，產生更 多附會聯想」；其二則是「引用典故，增加說服力與可信度，許多人士，歷史已有 公論，讀者更能藉典故認同作者心情」135。在臺灣古典詩當中，「竹林七賢」（不 管是整體或是組成人物）的許多相關典故也同樣讓文本發揮這些功能。
有些中國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流傳到臺灣迄今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如中國 民間故事當中的〈白蛇傳〉在新文學作家李喬《情天無恨――白蛇新傳》（臺北：
草根出版社，1996）之中，白素貞便一舉從原本危害人世的妖精翻轉成渡化紅塵的 菩薩136；有些歷史人物的形象在不同文化體系脈絡當中都有不同的面貌，如鄭成功 之於清帝國是個擾亂東南邊隅的叛逆海寇，對西方人來說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異教 魔王，在日本淨琉璃劇《國姓爺合戰》當中卻是表現日本精神的英勇武士，在臺灣 民間傳說當中則為四處為民除害的「開臺聖王」137。至於本文所論述「竹林七賢」
呢？由前文所述可知，此一符碼在跨越時空的同時，其實並未發生太大的形象變 異，其意涵／所指／符號義呈現相對穩定的狀態。本文主要的研究發現以及論述內 容可簡要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竹林」與「七賢」之間的連結雖然至今學界仍有爭議，不過，在臺灣 古典詩壇當中，「七賢」已經儼然成為指涉竹林／竹子的專屬用語／準代字，在創 作詠物詩的時候尤其明顯，讓作者能夠藉以盡情描摩刻畫詩作主題，卻又能具備含
133 程俊英、梁永昌，《應用訓詁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205。
134 白靈，《煙火與噴泉》（臺北：三民書局，1994），頁40。
135 張錯，《西洋文學術語手冊》（臺北：書林出版公司，2005），頁15。
136 詹秋華，〈永遠的白素貞――「白蛇傳故事」之流變與發展〉，《南師語教學報》，第2期，2004年7
月，頁174。
137 可參考江仁傑，《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臺北：三民書局，2006），頁7-51；黃
美娥〈臺灣古典文學史概說（1651～1945）〉，《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臺北：國立編譯館，
2007），頁9-15；顧敏耀，〈海國英雄形象衍異與文學符碼重層解讀——臺灣清領時期古典詩中的鄭成 功〉，《明道通識論叢》，2010年12月，頁53-80。
蓄委婉之美而不至於直接道破詩題。「七賢」在臺灣古典詩當中也成為騷人墨客之 聚會（無論人數是否為七人）的常見借喻，參與活動的詩人往往也在作品之中想像 著自己就如同千餘年前的七賢在竹林內飲酒作詩一般。竹林七賢當中某些具有指標 性／代表性的人物特質也會影響整體給人的印象，他們在臺灣古典詩作當中的形象 特質包括了隱逸山林、放浪形骸、文采風流等，不過這些可能並非七賢當中每位都 具備，而只是嵇康、阮籍、劉伶等人的特質。
第二，竹林七賢此一典故的主要特色之一是其「可併可分」，併合則具有相 似的共性，析分亦有各自的特性，七賢個人的專屬典故各自被臺灣古典詩人廣泛運 用，誠可謂「七賢渡海，各顯神通」，如嵇康的慵懶、阮籍的窮途之哭、山濤的酒 量過人、劉伶的嗜酒如命、向秀的聞笛傷逝、阮咸的巧創樂器、王戎的鄙吝成性 等，臺灣的古典詩人對於這些人物事蹟雖然也有少數將其作為詠史詩的主題，不 過大多都僅是作為詩句當中的典故來使用。目前所見眾多關於七賢的臺灣古典詩作 當中，有單人專詠詩作的僅見嵇康、阮籍以及劉伶，這三位也是相關詩作數量最多 的；若是兩人合詠則有「嵇阮」與「劉阮」二組，同樣也是嵇阮劉三人，嵇康與阮 籍的詩文非常膾炙人口，劉伶則儼然為酒徒之代稱，此三者在七賢之中的形象特別 鮮明，更分別標示著古典詩人浸淫在「詩」與「酒」之間的生活樣貌與自我形塑。
第三，在本文主要論述的清領與日治時期古典詩作當中，對於竹林七賢此一典 故之運用，其實頗具有弔詭的雙重意涵——或是因嚮往、崇拜與忻慕，而描寫其放 誕、瀟灑、高潔之形象，並藉由正面歌頌隱喻作者個人情志、文人集會之瀟灑風流 與當下之愉悅情境；或是深陷苦悶、憂愁或無奈等負面情緒之際，藉其沈湎酒鄉、
窮途而哭、死便埋我、思舊傷逝等行徑，以刻畫比擬或抒發排解，正所謂「用舊合 機，不啻自其口出」138。惟於日治時期文人藉此典故所刻畫之負面情境頗有異於清 領時期而具備特殊之時代特色者，蓋以臺灣傳統文人因改隸之際而產生了被拋棄感
／被背叛感，詩中往往呈現出一種「逃隱世外、寄情詩酒、縱慾女色的頹廢身體敘 事」139，遑論新政權又是經歷了明治維新的亞洲最現代化的國家，源源不絕的輸入 了種種新制度與新風氣，在時代的巨輪無情轉動之際，難免有格格不入、不如歸去 之感。傳統文人面對著挾帶殖民性與現代性來到臺灣的新政權，心中混雜交織著前
138 語出劉勰《文心雕龍•事類》。
139 黃美娥，〈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1895～
1937）〉，梅家玲主編《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6，頁 261-316。
朝（Previous Dynasty）的遺民苦悶與前現代（Pre-modernization）的時不我與140，
嵇康 223～262，字叔夜，
官至中散大夫
高超之琴藝 清領末葉，伴隨著經濟資本累積，知 識階層的藝術涵養也日漸提升 慵懶之心境 日治時期傳統文人面對現代性的思潮
與嶄新的社會樣貌，頗有無力感
阮籍 210～263，字嗣宗，
官至兵部校尉 山濤 205～283，字巨源，
官至司徒 過人的酒量 日籍漢詩人用以描述聚會氣氛之歡樂 酣暢
向秀 211～300，字子期，
著有〈思舊賦〉
文學報》，第3期，2010年3月，頁305-344。
符碼 原本意涵 在臺灣古典詩中的運用
情況 相關的臺灣時空背景
王戎 234～305，字濬仲，官
至司徒，好聚斂 擅長管理家中財賦 用以自嘲未能具備王戎之專長 透過前文跨時代的統整性爬梳以及與歷史人物原型相較之後可以發現，臺灣古 典詩作當中的竹林七賢形象雖與史書上所記載的原始事蹟已有不同，不過此或恐是 在17世紀漢詩流傳進入臺灣之前，在中國業已經歷積累的符碼化、典型化以及對於 元符碼（Mata-Code）的進一步改造增飾之過程。
臺灣詩人本身對於七賢形象的認知，大部分仍然延續著千百年來沈澱的文化傳 統，並未有大幅度的翻轉或變化，換句話說，也就是「竹林七賢」進入臺灣之後，
在本質性的詞彙結構及訓詁意涵方面之變異性並不突出，不過若以語用學的學科視 角切入則可發現：因為這些都是臺灣古典詩作，若非作者本身為臺灣人則創作的地 點便在臺灣，所以此一符碼所處的語境（Context）無可避免的沾染了異時的清領或 日治或戰後與異地的臺灣風土民情之色彩，要在掌握詩作的相關人事物等背景知識 之後，才能充分理解詩中所運用的竹林七賢典故所隱喻指涉的確切內涵，此一符碼 本身於實際運用之際，自然而然的呈顯出在地化／本土化（Localization）以及當下 化／現時化（Presentification）的因時因地制宜之特色。
總而言之，站在歷史人物／文學符碼的「接受史」或「傳播史」之角度來看，
雖然竹林七賢是距離臺灣千里之遙、千年之遠的中國古代人物與文化符碼，但是在 臺灣古典詩人的巧妙運用之下，使其形象除了得以再現於此異時異地之外，也能夠 貼切的描寫作者當下的感觸（如陳肇興在戴潮春事變中的煩悶、林占梅要管理散佈 臺灣北部眾多田園的苦惱等）、臺灣在地的事物（如臺灣的竹林、臺灣民間常見的 樂器「月琴」等）、融入時代特色（如日治時期新式醫療以及保健觀念逐漸普及之 後，嗜酒劉伶在詩中成為「動脈硬化」的高危險群），正如俗語所說「借他人酒 杯，澆自家塊壘」，竹林七賢的相關典故流傳到臺灣之後也開始落地生根，加入了 臺灣詩人的想像、融入了臺灣的社會環境、呈現臺灣的社會歷史，讓臺灣古典詩文 的語彙與譬喻更為豐富多彩；另一方面，「竹林文化」鮮明的意象、活潑潑的生命 力、人格特質的感染力，在此間也展露無遺。
臺灣古典詩研究界在近年來頗多致力於透過東亞漢詩文化圈的視野，以形塑嶄 新的文學發展脈絡，並且發現原本未被注意而有價值的研究議題（成功大學中文系 於2008年11月29至30便曾主辦「異時空下的同文詩寫——臺灣古典詩與東亞各國的
交錯」國際學術研討會），惟於漢語文學典故在臺灣的傳播與接受，似乎尚有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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