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 年代以來臺灣歷經重要的民主轉型，更在 2000 年政黨輪替之後，
一般民眾對於立法院的表現給予更深的期待，然而由本研究的發現指出無論在 威權時期或民主轉型的今天，民眾對立法院的滿意度都偏低，其中有幾個可能 的原因：民眾對立法院解決國家重大問題的能力感到懷疑、對立法院的議事程 序展現的議事混亂、政黨惡鬥感到不安，同時也對立委利用職位而圖利自己與 黨派私利產生反感。此外，媒體對立法院的報導方式也使民眾對立法院感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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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 民 主 季 刊
滿，其結果導致民眾本身如果對媒體接觸愈多、資訊愈充分、政治知識愈高，
對立法院的運作愈瞭解，則對立法院的不滿意愈深。同時，如果民眾的教育程 度愈高，則愈會對立法院的表現感到不滿。當然，臺灣民眾長期的對政府的信 任感的低靡不振，以及政黨認同引發的政黨好惡，也深深地影響民眾對立法院 的滿意度。
那麼，民眾對立法院的滿意度偏低，會造成何種政治結果？
首先，民眾對立法院的能力與代表性懷疑，使立法院更無法扮演制度上代 表人民以及監督行政機關的角色。制訂法律、監督行政機關、審查預算，本就 是立法院該負的職責，然而，一旦民眾對立法院的能力與代表性感到懷疑，當 立法院不通過行政機關的提案，或指責行政機關的行政不力與疏失，或刪減行 政機關所提的預算時，行政機關即可以立法院的無能與無理反對訴諸民意，逃 避其應負的責任。如此使得立法院在執行其職責時更是深有戒心、束手縛腳。
舉例來說，在2001 年第五屆立委選舉時，正逢審查預算，當年刪除了中央政 府總預算（歲出部份）達5.04%，然而執政黨「再怎麼野蠻」的選舉文宣，凸 顯某些在野黨立委刪除某些預算，意圖激起該立委選區民眾的反感，其結果導 致此後立法委員在刪減預算時深懷戒心，不敢大刀闊斧，以致於在接下來的三 年預算刪減幅度大幅縮減，依次是1.41%、1.22%、1.67%。虷 又如在2004 年當 立法院與行政機關嚴重對峙時，當時的行政院長與內閣閣員拒絕出席立法院備 詢，並對於其拒絕到立法院備詢振振有詞，而民眾並未深切撻伐行政機關怠行 其職責，主要也因為民眾對立法院的無能與對行政官員的叫囂辱罵反感。此在 在顯示，當民眾對立法院的滿意度不足、信任感欠缺時，會使立法院在執行其 職務時深懷戒心，無法扮演其應盡的角色、屢行應有的功能，如此也使得行政 機關逃避其應盡的職責，破壞行政權向立法權負責的憲政設計。
虷 刪減幅度為各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及法定預算之總額差距除上總預算案的金額（行政 院主計處，2005）。
第二，當民眾對整體立法院不滿意時，更會讓各個立法委員尋求各自表現 的空間以求當選連任，因此在立法問政上更無所用心，而將更多的心力、時間 與資源擺放在選區，有時可能去犧牲國家整體的利益以遷就選區，或者去服務 特殊利益與財團，以獲取個人選票和私人利益。而選民雖然期待立法委員從事 立法問政工作，在投票時卻未必以立法表現作為投票的依據，讓部分表現不佳 的立法委員得以連任，導致立法院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更糟，此惡性循環對立 法院的發展更形不利。
第三，當民眾對立法院的能力與代表性懷疑，會侵蝕統治合法性的基礎，
在民主制度的設計上，國會是一個體現民主精髓「主權在民」的最重要的代議 機體，它一方面是國會議員代表其選民表達意見的場所，以使來自各地方、各 團體的民意被充分地表達，而在另一方面它是法律的來源—制訂法律的場所，
也因此國會使得衝突的利益與意見得以有被充分的辯論與解決的機會，同時經 由此一解決衝突的過程，政府統治有其合法性的基礎（Olson, 1994:1）。然而，
一旦代表民意的國會無法扮演適當的代表角色，不受被代表者充份的信賴與滿 意，則統治的合法性也跟著產生動搖。
過去常有人認為民眾對立法院的不滿意是因為他們缺乏民主的素養和政治 的相關知識，但是我們發現其實民眾對立法院的反感來自於國會制度具有衝突 性、黨派性以及可見性等結構性因素，也來自於對立法院的無能與圖謀私利的 印象，以致於愈常注意政治或是越了解民主政治運作的人，往往愈不滿意現在 立法委員和立法院的表現。衝突性、黨派性和可見性等結構性因素在民主政治 中較難以排除，如何透過選舉制度、議事制度以及相關規範來導正或約束立法 委員的不當行為，使他們更專注於民眾所期待的工作表現，以降低民眾對立法 院和立法委員的不滿意和不信任，避免前述不良政治後果的發生，是國人必須 審慎面對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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