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比較政治經濟途徑對於日本的對外經濟決策體系進行 觀察，認為日本的政官財鐵三角模式在代表了特有政治模式的同 時，也提供研究者在得以兼顧其特殊性前提下和理論對話的機會。
從表二當中可以看出在政官財鐵三角內的行為者動因（drive），77 由於各自理性考量所認定追求的價值不同，因此就反映在不同的行 為動因上，但即使動因不同，但為求達到目的所採的手段，往往是 在鐵三角的機制當中藉由相互結盟來運作，因此當行為者之間的利 益衝突時，會尋找較為接近的另一行為者合作抗衡持反對意見的第 三方，或者利用行為者內部的分歧進行遊說工作。表二整理出日本 對中國大陸的ODA政策在開始和結束的兩個重要事件點時，鐵三 角各自的行為動因，從中不難看出動因的來源有著國際政經環境背 景的考量，例如在決定開啟對「中」ODA的事件點上，官僚為過 多的日圓尋求去處的動因，有著當時國際經濟的考量，而政黨為增 加確保「中」日關係的實質手段，則屬於國際政治上的考量，故行 為者多半是鑲嵌在國際環境下，並受其制約的理性行為者，在事件
77. 「動因」一詞代表的是一種內在行為傾向，為滿足某種需求而驅使採取行動。
點上通過不同的理性動因，採取了相應的結盟選擇。
表二：日本鐵三角決策行為者的理性動因
政黨 官僚 財界
開啟ODA 動因
確 保 改 善 雙 邊 關 係 的 經濟手段
找 尋 日 圓 去 處 、 促 進 雙邊經貿發展
確 保 貿 易 協 定 的 資 金 來源、參與投資 結束ODA
動因
回 應 反 中 民 怨 的 政 策 宣示
減 少 預 算 支 出 、 對 中 本身已無助益
財 界 中 主 要 集 團 從 中 獲利降低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另外，表二也顯示了日本對中有償借款始末的動因變化，國 家與社會之間的理性考量也有所不同，尤其在社會這部分，一方面 財界本身已無須藉由ODA的形式獲得雙邊貿易的資金保障，且已 建立了對中的貿易管道，無須透過日本政府搭橋；另一方面，財界 佔據社會意見中心的優勢地位不再，隨著五五年體制瓦解，日本政 黨更加注意民意動向，而專家集團也不斷湧出，從而在媒體上得到 民間意見領袖的地位，所以當部分的資深媒體人、學者專家鼓吹重 新檢討對「中」ODA的政策時，就形成了一股民間輿論壓力，迫 使政黨必須有所回應。政黨在必須尋求社會支持的情況下，選擇佔 據主流的民意支持，而財界也不再有足夠動因維護ODA政策，因 此反映出了不同的結盟形式。
作為本文結論的另一發現是，隨著全文的漸次推論，可以發 現有兩項主要因素決定了不同時期鐵三角內的政治經濟聯盟型態，
也就是隨著「日本民眾對中國民意親近度」、「基礎建設佔有常貸 款比例」等兩項因素的高低，交叉而成不同的行為者動因考量，形 成了對各有利的聯盟型態。其中「基礎建設佔有償貸款的比例」
在2000年以後大幅降低造成的影響，這已經在上一小節中敘述過不 再贅述，再從民意這點來觀察，雖然日本官方沒有調查民眾對中國 大陸ODA的看法，但可以從圖五「中」日本內閣府就日本民眾對
114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14年7月第四十五卷第二期
於中國大陸親近程度調查的變化來解讀，1979年決定實施對「中」
ODA時，日本民眾對於中國大陸的親近程度極高，有高達70.9％的 日本民眾對於中國大陸感到親近，然後在隔年也就是ODA實施的
圖五：日本民眾對中國大陸親近度長條圖（1979年~2005年）
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府，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
〈http://www8.cao.go.jp/survey/index-gai.html〉
表示關連性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親近度
所謂社會科學中的學理性解釋，亦即在經驗性資料中，抽繹 出抽象性的原理原則，建立起可驗證的科學模型，前文已將此案例 的開始與結束的政治經濟背景和行為者動機做出了比較，而之所以 會使得決策中的行為者的聯盟產生變化，筆者試圖融合既有文獻的 政治解釋和經濟解釋，鑑於之前文獻羅列式的舉出各種可能影響因 素而莫衷一是，因此本文藉由比較了對中國大陸有償貸款始末兩決 策時期，並對客觀背景因素重建之後，認為當中的「日本對中國的 民意親近度」和「基礎建設案佔有償貸款比例」兩項是造成日本對 中國經濟外交政策變動的決定性影響因素，以下做成兩兩對照的政 治經濟聯盟模型於表三，在各因素相對照的情況下，可變化為以下 四種政經聯盟類型的互動模型。
表三：對「中」有償借款決策之政經聯盟形式對照表
政經聯盟形式
日本對中國大陸民意親近度
高 低
基礎建設佔有償貸款比例 高
I政黨＋財界＞官僚 II財界＋官僚＞政黨
低
III無 IV政黨＋官僚＞財界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I比例高民意高：在兩項因素都很高的時候，政黨和財界有充 足動機建立聯盟推動對中國大陸經濟外交政策，而這對於官僚卻都 只有間接影響，因為官僚不會從高民意中獲利，但政府中有部分部 門可以從經濟發展中獲得收益，因此對官僚來說是分歧的，故政黨 和財界會聯合部分受益官僚壓過反對的官僚形成政策，最符合的例 子是1970年代「中」日關係正常化前到實施對「中」ODA時的日 本政經聯盟狀態。
II比例高民意低：當民意支持度低時，往往是兩國關係交惡的 時期，但是對中的投資獲利並不因此而減少，這通常出現在「中」
日政冷經熱的時期，如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發生引起國際制裁，日 本政府隨即跟進停止對「中」日圓貸款，但是財界認為這會影響到 雙方經貿關係而在台面下活動，最終促成日本在天安門事件後，成 為國際社會上第一個回復對中援助的國家。
III比例低民意高：無，目前為止不曾出現過這樣的狀態。
IV比例低民意低：進入到2000年以後，日本對中國大陸的 ODA總額就開始逐年下降，此狀況是由於日本整體對外ODA方向 轉折，使財界最能直接獲利的基礎建設項目被減少，失去了持續遊 說力度的動因，但不能說完全驟降為零。而政界為求呼應民意輿論 的反中壓力而重新檢討持續對中有償貸款的必要性，官僚也樂於配 合減少支出，且基於其專業考量下，日本對中的ODA效用確實也 在下降當中。因此政經聯盟的形式很明顯，政黨加上官僚即能聯手 抑制缺乏動機的財界，完成終止對中有償日圓貸款的決定。
綜上所述，本文結論在於經過比較政治經濟途徑，對於此政 策在起始和末了階段的行為者動機之比較，歸納出日本對中有償 貸款決策的始末動因、決策模式和政治經濟聯盟狀況後，發現對
「中」ODA計畫的決策過程中，能否具體為參與的民間企業帶來 好處以及民意對於中國大陸親近度這兩者，交錯支配了最終得以獲 勝的政經聯盟形式，並得以在日本所特有的鐵三角模式當中進行政 策產出，而比較政治經濟途徑則是為我們發現在鐵三角運行過程的 聯盟變化提供了比較的基礎和幫助我們看出誰是重要的行為者，以 及外在於鐵三角行動者之外的社會民意扮演何種角色，並且希望藉 由這個模型的建立可以在後續的研究上，探討是否適用於日本對於 中國大陸以外其他受援助國的ODA政策演變。
最後，回到本文的研究題旨，欲探討整體日本對外經濟外交 政策如何受到政治經濟聯盟變動所影響，必須從日本和幾個具有代 表性的受ODA援助國的互動當中觀察。而從本文所選擇的案例當 中可以看出，日本整體ODA體制改革連帶造成的是援助方向的變 化，而該方向的變化影響到了以兆計算的大量ODA資金流向和背 後的政治經濟利益板塊變動，當政經聯盟的主要行動者間有足夠之 共同利益時，將會尋求結盟但不打破鐵三角的方式，產出有利當時 優勢獲勝聯盟的政策結果，而該利益可以是政治利益也可以是經 濟利益。或許在未來其他案例可以進一步延伸去探討，日本ODA 體制的改革又是處於何種政治經濟聯盟的改變，又或是因為國際 ODA潮流等壓力所迫，造成日本ODA決策體制改變。
本文在研究上面臨以下限制，因篇幅關係有待未來後續研究 解決，首先是關於民意調查和基礎建設佔有償借款比例的論述，因 為本文並非量化研究，所以只能直觀的就當時的媒體報導和日本外 務省ODA資料、民調資料等網頁所顯示的數據進行高或低的初步 判斷，這樣的起伏是否的確具統計上的意義，則有待進行量化分析 檢定得知。其次是關於鐵三角模式的應用上，究竟財界角色應該算 在國家社會關係中「社會」代表，或者是決定政治決策的少數頂峰 組織之一，而自外於整體社會有著不同的行動誘因，例如財界往往 代表大型企業而與中小企業有所衝突，這些在研究界定上難以釐 清，也是進一步必須面對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