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文所述的廣東反地方主義與派系衝突，與 Forster 所分析的浙江情勢，以及相 關文獻論及的地方主義問題 顯示，1950 年代反地方主義的鬥爭普遍出現於中國大陸 各省，尤其是在屬於「新解放區」的各省，儘管其藉助的運動形式不一，如土改運 動、反右運動等，但大致上都可以歸納為野戰軍外來幹部與地下黨（包括游擊武裝組 織）本地幹部的權力之爭。
就廣東 1949 年「解放」後所發生的南下幹部和本地幹部之鬥爭而言，南下幹部是 隨「四野」南下廣東工作的非粵籍幹部，其代表人物為陶鑄、趙紫陽、黃永勝、陳德 等；本地幹部是指在中共建政前即長期在廣東從事武裝活動和地方工作，而形成了自 成一系的地方游擊隊粵籍幹部（少數為江西籍或其他省籍人士），其中以方方、尹林 平、林鏘雲、馮白駒等人為代表，與南下幹部向來有利害衝突。 廣東反地方主義運 動發生的原因，固與中共中央在華南和廣東的政軍佈局，以及 1950 年代初期林彪領導 之中南局對廣東強勢領導有關，但是，中共建政初期，廣東當局希望擁有地方自主性 的立場，要求依據廣東特殊的政經社會情勢，採取溫和漸進、重視華僑的政策措施，
與中共中央推動的激進土地改革路線產生衝突，因而激化了中南局派遣之南下幹部與 廣東本地幹部之間的派系鬥爭。中南局批評廣東地方幹部為「右傾」、「和平土改」及
「地方主義」，從而對廣東領導階層及本地幹部發動第一次反地方主義鬥爭，並在中共 中央介入下，迫使葉劍英、方方去職離粵，許多廣東本地幹部被以幹部整隊為名遭到 整肅，而陶鑄、趙紫陽則入主廣東掌握黨政權力。廣東本地幹部在中共達致初期的權 力格局中，未受信任和重視，遭到中央及南下幹部打壓，在權力分配中備受歧視，故 對南下領導幹部的怨懣日深。
至 1950 年代後期，隨著高饒事件爆發和反右運動的發展，廣東也展開了第二次反 地方主義運動，其中除了依然是肇因於南下幹部與本地幹部之間的派系衝突，亦隱含 著地方高層領導幹部之間的恩怨所引發之政治鬥爭，更涉及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為削 弱地方力量、排除地方幹部阻力，以營造實行後續政策（大躍進）有利形勢之政策考 量。其最後結果，使得以古大存、馮白駒為首的大批廣東本地幹部遭到整肅，而以陶 鑄、黃永勝和趙紫陽為首的南下幹部在廣東的勢力則更加鞏固。
文革初期，陶鑄上調中央任職又被打倒，趙紫陽在廣東隨之失勢，因而觸動了廣 東政治情勢之變化。是時，廣東地方領導人與中央領導階層的個人關係、地方幹部背 後介入與操作紅衛兵派系鬥爭、特定派系勢力與廣州軍區的關係、文革運動的發展進 程，以及中央政治情勢的變化，都影響到廣東政治局勢變遷，從而引發第三次反地方
註 如中共山東省委宣傳部編，反對地方主義─整風學習參考資料（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8 年），頁 2~47。
註 丁望主編，前引書，頁 196。
主義運動；而廣東重要領導人物與中央領導階層之間的互動，決定了此次反地方主義 運動的結果。惟文革時期的反地方主義鬥爭，與前兩次有所不同。在土改時期及反右 運動時期的兩次廣東「反地方主義」運動係廣東省委領導幹部為整肅本地幹部所主動 發起，而文革時期乃是本地幹部尹林平試圖運用陶、趙倒台的機會結合紅衛兵組織為
「反地方主義」問題翻案，但遭到南下幹部之強力反制，而在林彪支持下，黃永勝結 合造反派紅衛兵力量乃發起新一波的反地方主義鬥爭，整肅以尹林平、林鏘雲為首的 廣東本地幹部。文革時期廣東激烈的派系衝突與反地方主義鬥爭有密切的關聯，對於 後來的廣東政治局勢也產生重大影響。直到林彪死亡，黃永勝被捕，中共中央派任許 世友與趙紫陽赴廣東清除林彪、黃永勝集團在廣東的勢力，而至 1975 年趙紫陽離粵赴 川任職，始結束廣東南下幹部與本地幹部兩派之間長期的衝突對立。
四人幫瓦解、文革結束後，葉劍英因護黨有功，其立場直接影響中共中央對於當 年廣東「地方主義」問題和「反地方主義運動」的看法。故從 1979 年至 1994 年，中 共陸續為過去的廣東「地方主義分子」進行平反，全面否定過去對其土改右傾、反黨 集團、地方主義等批評，並對古大存、馮白駒、方方、林鏘雲等眾多廣東本地幹部都 予恢復名譽。
綜觀廣東南下幹部與本地幹部之派系鬥爭、三次反地方主義運動的演進歷程，及 其對廣東地方政治與廣東和中央政治互動之影響，可以得到諸項結論：
第一，廣東三次反地方主義運動的歷程，可視為中共建政後廣東地方政治發展的 三個階段，惟其每一個階段的政治鬥爭與派系衝突，又造成後來地方政治形勢的變 遷，從而影響下階段新一波地方政治和派系衝突的演進。因此，研究廣東或其他中共 地方政治，實宜重視其歷史脈絡之演進。
第二，廣東歷次反地方主義運動，造成南下幹部與本地幹部彼此為爭取組織人事 權和政策主導權而相互對立衝突。此兩股勢力歷經將近 20 年的鬥爭衝突，形成了穩定 的兩個派系，也使得廣東地方政局呈現出派系政治的特色。而從廣東三次反地方主義 運動的結果觀察，南下幹部往往能夠迎合中央政策或取得中央領導階層支持，故能在 派系鬥爭中獲勝，而大批廣東本地幹部則遭到嚴厲的整肅。因此，廣東派系衝突鬥爭 實係以競逐政治權力為目標，而充滿「成王敗寇」的派系主義色彩。
第三，廣東的反地方主義運動，不僅是兩派幹部之間的權力鬥爭，也涉及地方幹 部在面對中央政策時的不同立場、中央在地方的黨政軍組織人事佈局的整體考量，以 及中央與地方領導幹部之間的派系聯繫與互動，同時更顯現出中央推動政治運動和經 濟政策對於地方政治的影響。是以此一主題雖係以廣東一地的地方政治作為研究對 象，但其牽涉之層面甚廣，並非僅關乎一省的政治議題而已。故在探討和分析中共地 方政治問題時，宜放寬研究視野，擴大分析面向，以期納入更多因素和層面的觀察，
註 中 共 海 南 區 黨 委 黨 史 辦 公 室 編 ， 馮 白 駒 研 究 史 料 （ 廣 州 ： 廣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 1988 年 2 月 ） ， 頁 526~530；楊立，前引書，頁 342~372。
而有助於地方政治之研究與分析。
第四，廣東南下幹部與本地幹部環繞在「地方主義」問題所形成的兩派鬥爭中，
其勝負關鍵在於地方領導幹部與中央領導階層的關係。而在地方派系鬥爭情勢中，中 央領導階層對於廣東省領導幹部的支持動向，往往是考量彼此之間過去的複雜歷史關 聯和個別的恩庇侍從關係；同時，中央領導階層為了當時政治鬥爭形勢之需要，也特 別重視省級幹部對於中央特定政策或運動的立場，藉以觀察廣東兩派領導幹部對於中 央領導階層的效忠與支持程度。
第五，就個別的廣東領導幹部（如陶鑄、葉劍英）而言，在其所處的特定省分、
大軍區和中央三個層級的關係當中，正呈現出中共政治人物常身處於派系網絡和恩庇 侍從關係的結構當中。誠如沈大為在分析趙紫陽從廣東晉升到中央的政治生涯歷程所 提及：省級派系的發展及其派系菁英的政治前途，深受其與中央政治當局的關係之影 響。
又如陶鑄本係林彪集團成員，一直受到林彪的提拔和恩庇，但在文革期間毛澤東 決定整肅陶鑄後，林彪為與四人幫合作，並展現對毛之效忠，對陶鑄只能落井下石。
顯見中央派系領導人為發展平行的派系合作關係，是可以放棄和割捨垂直下屬的派系 關係。陶鑄一倒台，亦牽動整個廣東的政治情勢，原本在陶鑄恩庇下掌握廣東大權的 趙紫陽立刻垮台失勢，顯見中央領導階層的支持動向、中央政治情勢變化及中央政治 運動對於地方政治影響甚鉅。
第六，廣東領導幹部和政治人物的動向，以及廣東地方政治形勢，深受中央領導 高層的政策立場、政治鬥爭、路線衝突和政治運動方向等因素之影響。因為中央政策 路線如有重大爭議，而造成中央菁英分裂為不同派系時，不同派系的中央高層菁英將 會分別向下動員省級政治人物或派系的支持，從而影響地方的政治情勢和派系勢力穩 定。而就廣東而言，包括土地改革、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等政策和運動，均觸發了 廣東南下幹部與本地幹部兩派之間的衝突與鬥爭。
第七，從廣東政治局勢與派系政治觀察，中央政治人物會積極在地方培植特定派 系勢力以加強對地方的掌控（如林彪培植陶鑄、黃永勝在廣東發展）；而廣東的領導 幹部、派系菁英也會運用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對於其他派系的領導幹部進行鬥爭，以爭 取、建立或鞏固其個人和所屬派系的權力地位（如陶鑄運用反右運動打擊古大存、馮 白駒等廣東本地幹部）。
第八，最初廣東地方主義爭議與反地方主義運動，是以林彪所號令之南下幹部和 以葉劍英為首的廣東本地幹部之間的衝突對立，後來領導和參與廣東兩派政治鬥爭之 幹部亦分別與林、葉二人有密切關聯。雖然依現有文獻資料尚難完全釐清林彪和葉劍
第八，最初廣東地方主義爭議與反地方主義運動，是以林彪所號令之南下幹部和 以葉劍英為首的廣東本地幹部之間的衝突對立，後來領導和參與廣東兩派政治鬥爭之 幹部亦分別與林、葉二人有密切關聯。雖然依現有文獻資料尚難完全釐清林彪和葉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