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7年，藤原定引用大正時期山路愛山的意見指出：「所謂 支 那 通 的 中 國 知 識 不 過 是 片 段 的 ， 不 存 在 作 為 全 體 的 徹 底 理 解。……而到現在，中國史，以至於東洋史的全體理解，依然沒有 具體的結論。」96藤原道出了研究者對戰後中國研究散亂的感慨。
中國研究在戰後面臨重整的契機，出現各種不同學科的嘗試，以上 的嘗試在當時通稱為「科學」。當時總體思想背景不只是體現在思 想的需要之上，各種制度、學術資源、甚至政治影響也發生了作用。
戰後GHQ的「言論控制」97與研究制度，日本的人文科學在戰後初
93. 包括：哲學、文學、史學、法制史、人類學、考古學。
94. 安藤彥太郎，中国語と現代日本（東京：岩波新書，1988），頁54。
95. 二宮三郎，「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国際政治学の動向」，国際政治（東京），第25期
（1964年5月），頁121~122。
96. 藤原定，「中国研究の課題性と大眾の思想」，頁56。
97. 表面上美方所鼓勵的自由，在GHQ言論許可政策內容實踐上也是有差異的，基 本上禁止對於佔領軍的批判，但是鼓勵對於天皇制批判，戰後的2-3年間，對於 封建與軍國主義／法西斯的批判與民主主義理念的確立是言論界的中心課題。見
期基本上脫離政府，主要行為者來自民間。這樣的社會氣氛下奠定 了主要的學術發展方向，進而在戰前的延續與斷裂並存的既有脈絡 中，中國研究能獲得重新組合重建，甚至出現各種活潑思潮的客觀 現實。
具體而言，首先在學術行政制度重建上，政府將帝國時代主要 的三個機關加以改制，學士院成為榮譽機關；學術振興會也大量的 採用民間資金，基本上脫離了政府的控制範圍；而作為最重要「學 術行政」機構的日本學術會議，也經由民主原則，由研究者個人選 舉產生，這樣一來在制度上建構了學政分離的基礎架構，也就是戰 後日本中國研究大部分來自於專門研究單位，包括學會和研究中心 的原因。但是做為反面，在經費上，人文學界無法順利的獲得預算 的幫助，尤其是人文科學界對此更感到壓力，不得不向其他方面求 助，這也造成了學界對外國資金（尤其是美國）在1960年代的反彈 運動的遠因。
其次在大學中，新一代的學科分類將中國研究放入了各個學科 的分野之中。有趣的是，作為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兩個對於「主權國 家」而言的研究學科中，並沒有出現研究中國的風潮，反而是「哲 學、文學、史學、法制史」等等，以「東洋學」為核心研究範圍的 研究學科，成為大學的中國研究重心。另外在漢學中的「考古學（敦 煌學）、經學、訓詁學」等等，則是被併入了大學中的文學科之中。
各種中國研究相關領域主要的重組模式是：日本支那研究以民國革 命為界，清朝以前與民國以後為兩派研究對象。98歷史的支那包括 了支那「當地」的文化現象與其對象，主要分為思想的哲學部門、
安藤良雄，日本の歷史13：日本の新生，頁84。
98. 對清朝滅亡以前的支那—也就是歷史的支那文化研究，乃是歷經了十多世紀的演 變，所以為擁有一種傳統形式的學問；相對於此，民國成立之後的現代支那研究，
主要是以國際情勢變化而生的政治要求所發生的新學問。見重澤俊郎，「支那 文学」，頁29。支那學的研究對象僅指的是歷史支那，而不包括現代支那。
探究事實的歷史部門、99藝術作品鑑賞批判（以及語言研究）的文 學部門。100另一方面，現代支那社會的實態調查與自然科學的研 究，被認為是現代支那學的主要部分。101以這兩者的分野為中心，
分別表現在以區域為中心的文史哲東洋學，以及以學科為中心的區 域研究兩種概念交錯。
當時「科學」的觀念，是注重「能夠跨越時空限制的共通性原 理原則，也就是找到模型或理論。」甚至對於現象之後的「本質」
加以關心，幾乎所有學科的中國研究都接受了這一點，成為戰後日 本中國研究的基礎理念。舉凡馬克思主義者、國際關係論者、經濟 學者等，都是自稱自己是「科學」。本文以學科制度與學術環境的 歷史來說明，意圖採取「普遍性研究才是科學」的主張，本身就是 一種非科學的產物，也是受到特定時空、社會條件的限制。
99. 以支那當地的文物為基礎的考古學，被分在支那史學中。見重澤俊郎，「支那文 学」，頁30。
100. 重澤俊郎，「支那文学」，頁30。
101. 重澤俊郎，「支那文学」，頁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