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日本現代中國研究的基礎：學科／制度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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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7. 戰後日本現代中國研究的基礎：學科／制度的探索∗ The Base of Japanese China-studies in Postwar: Research on Discipline/ Institute.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邵軒磊. Shao, Hsuan-Lei (Ph.D. Stud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本文得以完成，必須感謝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提供相關研究經費。.

(2) 148. The Base of Japanese China-studies in Postwar: Research on Discipline/ Institute Shao, Hsuan-Lei Ph.D. Stud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the World War II, the changes of Japan brought about the revolution of China-studies. The main difference manifests in two aspects: separation of academia and politics in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scientific studies of China in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origin of Japan’s modern China-studies using the dialectic approach of “discipline/ institute” in order to describ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knowledge resources” at that time.. Keywords: Academic System, Genealogy of China-studies, Modernization, Postwar Japan, Social Science.

(3) 149. 戰後日本現代中國研究的基礎：學科／制度的探索邵軒磊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摘要戰後日本面臨的轉變契機帶動了中國研究的轉型。主要的轉型體現在三個方面，在行政制度上走向學政分離、學術資源配置的改變以及在大學分科中將「中國」作為科學方法的研究對象。本研究藉由制度史與學科史的角度來看日本現代中國研究的基礎，用以描繪當時「組織資源／知識資源」兩個層次的互動風貌。. 關鍵詞：現代中國研究系譜、區域研究、現代化、戰後日本、學術制度.

(4) 15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8年6月第三十九卷第二期. 壹、研究背景在討論「日本的中國研究」時，吾人常常容易對「支那1學」、「東洋學」、「現代中國研究」、「亞洲學」等等學門關係感到迷惑，若再加上歷史學、政治學、國際關係、文學中的中國研究，則研究中國的各種知識關係就更加複雜。加上考慮到日本與中國之間長久緊密的關係，近代日本幾乎所有人文學科的思維都受到中國的影響，2相關資料數量龐大並且範圍多元，甚至是包括了歷史情感的因素，都使得「日本的中國研究」這個領域的範圍極端複雜。因此，若是要試圖討論日本現代思想史中的「中國研究」觀念，則必須在這樣的複雜背景之下，先找到一個基準點與範圍來設定問題。就歷史背景而言，無疑的日本戰後除了在政治社會上都有巨大的斷裂之外，也必須在思想上重新出發。其中除了延續從傳統以來，幕府之前的中華觀念與明治開始的東洋學傳統3之外，戰爭前對中國的蔑視、戰後對侵略的反省感以及受社會主義影響下對中國產生的欽羨。這些彼此糾纏甚至互斥4的感情與論點，都要在戰後的動. 1. 1950年代中期之前，「支那」一詞依然是與「中國」混用的，對此本研究在之後的引文與行文中並不加以特別更改，而盡量原文如實呈現。 2. 如石之瑜在考察日本近代思想家處理日本進入近代性的問題時，認為關鍵在思考「如何退出中國」的問題。見石之瑜，「退出中國－近代日本對華思想中的普遍性方法與政治正確性問題」，中國大陸研究，第50卷第1期（2007年3月），頁1~8。 3. 東洋史學創立者白鳥庫吉與那珂通世作為福澤諭吉的門人，也同時受到歐洲史學的影響。相對於京都學派受的內藤湖南受到漢學的影響有所不同，東洋史學在最初就有對歐洲路徑追求，靠近的基因。最早的白鳥在東洋史學的代表學說就是 1909年的「堯舜禹抹殺論」。請參考旗田巍，「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学の傳統」，載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歷史像再構成の課題（東京：御茶の水書房， 1966），頁219。 4. 松本善海將複雜的情感以「苦悶」來形容，認為：「中國學」研究者的心中「對於過去中國的尊敬與對於現代中國的辱蔑同居著」，所以現在對於中國的是不是會變化，這兩個視角正不斷掙扎著。……這就是所謂「中國研究者的苦悶」，是當前必須要解決的問題。見松本善海，「中国の苦悶と中国研究者の苦悶」，世界（東京），第44期（1949年8月），頁31~38。.

(5) 戰後日本現代中國研究的基礎：學科／制度的探索. 151. 盪環境中重新找到位置。5而在此之上，「中國」是日本帝國擴張時期的主要對象，以及很多日本人（尤其是中國研究者）的生活體驗場域。6這些「對中國的看法」，也表現在中國研究之上，成為戰後日本社會集體思想的重要組成。其次，就學術目的而言，當時知識界的轉型動力表現在回答：「為什麼會戰敗？」7的問題，尤其是到1949年為止，思想界致力於對天皇史觀的批判與走出「大東亞共榮圈」價值觀崩壞所產生的虛脫狀態。8仁井田為此強烈呼籲「研究東洋文化不是具有閒情逸致的現實逃避，而是全部必須呼應現實」9這句話的背後的深意，正是想動員戰時最發達的中國研究學科，來對日本重建做出貢獻。10當時日本的知識份子，尤其是中國學界對於日本的重建感到責無旁貸，並且對中國研究賦予即時性的目標。11換言之，對中國思維的轉變 5. 村松祐次，「戦後日本の近代中国研究の動向」，一橋論叢（東京），第23卷第1 期（1950年7月），頁45。 6. 不管對戰爭持有何種立場，日本的中國研究者在戰時幾乎都有到中國的經驗，而且以滿洲鐵道部為核心的中國研究者集團更是對中國做出了深入的調查，相關研究請參考原覚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東京：勁草書房，1984）。「日本1946年的經濟情 7. 日本戰後十分艱困，若以嚴紹璗文中所述作為背景基礎：況為，全國有119個城市在盟軍的轟炸中幾乎已經被夷為廢墟了。當年的鋼產量為80萬噸，相當於1941年的15%；煤產量為6330萬噸，相當於1941年的21%；石油的庫存量為494萬桶，是1941年的10%。全國當時除了空氣可以自由供給以外，生活的所有物品完全實行了配給制度，每天每人的糧食為290克，其中40%為豆類。」見嚴紹璗，「戰後60年日本人的中國觀」，日本研究（北京），第3期（2005 年6月），頁1。對於「帝國」失望的心情產生了一種極大的轉變能量。 8. 古川道雄，戦後日本の中国史論爭（東京：河合出版，1993），頁10。 9. 仁井田陞，「学会の動向－東洋学会」，學術月報（東京），第7卷第8期（1954年 8月），頁489。 10. 仁井田說：「是為了吾等作為日本人所面臨的現實課題，不能不將日本作為東洋的一部份而加以認識，所以清楚認識『東洋是什麼』的急迫性自不待言。對於現實的深入瞭解與學科間認識是現在的需要，舉凡政治、法律、社會、歷史、地理、思想、宗教、語言、藝術等各種方面的綜合邀請。」見仁井田陞，「学会の動向－東洋学会」，頁489。，而是「用以決定最好 11. 對於日本學者而言建立社會科學的目的不在尋求「真實」的選擇，而避免以預測與直觀來選擇。……以及對自然科學做出說明與制度安排。」見學術資料刊行會，日本人文科學の新しい進路：米國人文科學顧問團報，頁7。告書（東京：學術資料刊行會，1950）.

(6) 152.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8年6月第三十九卷第二期. 不只是對歷史社會研究的「學科反省」，也被賦予日本未來發展方向的意義。12這樣的氣氛，造成學界（甚至包括記者、學生等等的知識份子們）社群連結逐漸蓬勃，從1960年代的安保運動開始，知識人（特別是中國研究者）擁有自身的發言舞臺與能動性，13並且扮演了主要社會運動角色的原因。14 在以上的條件下，自然造成了學科／學術方法上轉型的動力。以松本的主張為例：「戰後的東洋史學雖然不得不與之前戰時的支那學發生關係，但是今後不管是學術研究或教育，都希望成為歷史學15的一部份。」16從當時主張改革的學者（主要是左派）來看，當時主要的中國研究的「學術脈絡」來自日本傳統17的「東洋史學」18 與「漢學」，19雖然兩者對於研究方法與素材上有很大的差異，20但 12. 藤原更帶有把中日兩國視為擁有相同國家命運的評論：「中國與日本都在劇烈的過渡期，不能不去思考今後應該何去何從。」見藤原定，「中国研究の課題性と大眾の思想」，中国研究（東京），第1期（1947年7月），頁56~57。 13. 學問的專門化與制度化，各種規範被建立完成的結果，同時也意味著，在之後的 1960年安保時期，反政府運動聯合不只是意識形態上面的聯繫，研究者們能藉此（各種規範）而超越自己的領域團結起來。見都築勉，戦後日本の知識人：丸山，頁11。真男とその時代（東京：世織書坊，1995） 14. 以中國研究者而言這種現象除了1960年的安保運動之外，在1962年爆發福特基金會事件，1967年之後的自我批判運動等等。較諸其他社會群體，可以發現中國研究者的運動能量特別濃厚。 15. 當時日本史學界分為「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三種學門。 16. 村松祐次，「戦後日本の近代中国研究の動向」，頁48。「東洋史／漢學」被安藤認為是日本研究中國的 17. 作為明治以來日本本土的思維，兩大主要意識。見安藤彥太郎，「中国研究の問題点」，載安藤彥太郎編，日本人の中国観（東京：勁草書房，1971），頁90。 18. 以中國史學為中軸的東洋學，脫離漢學而成為學術體制的一部份是在日清戰爭前後的時期，但是早在1887年蘭克的學生裏斯擔任東京大學史學科主任時，就引進了西洋近代史學的觀念，當時把西洋史稱為萬國史，開啟了除了「中國古代史」以外的研究範疇，以「文獻實證」的方法論建立起東洋史學。安藤彥太郎，日本人の中国観，頁89。從白鳥庫吉之後受到滿鐵的支援而開始的「滿鮮歷史地理」研究更是具有田野調查的色彩……另一方面，內藤湖南以降的京大東洋史，繼承了漢學創立的「支那學」，較為偏重思想與經典的研究。見並木賴壽，「日本における中国近代史研究の動向」，小島晉治、並木賴壽編，近代中国研究案內（東京：岩波書店，1993），頁3~4。「日本學問的『漢學』以注重中國的古典研究為主，而幕末明治以降， 19. 伊藤認為：.

(7) 戰後日本現代中國研究的基礎：學科／制度的探索. 153. 兩者與帝國日本都有著聯繫。21也就是說，變革的需要之下，當時幾乎所有的研究者／研究方法都必須找到新的定位，進行重組。本文正是針對從戰爭結束開始，日本思想界把「中國研究」重新組合出發的關鍵時期，以「制度」與「學科演變」兩個基礎觀念為核心做出整體性回顧，並試圖建立日本現代中國研究視角，藉此對整體戰後中國研究位置有全面性的理解，並以此作為瞭解日本思想史的基礎研究。. 貳、先行研究與研究方法對日本戰後初期的學術變遷之動力與方向，現今學界所提出的研究有下列數種觀點。首先有1983年，山根從研究者主體來討論，除了注意到當時研究者受到政府戰爭動員的生命經驗，22也將戰前中國研究者加以分類：「中國研究在戰前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支那通」、「漢學者」或是所謂的「支那學者」的人，其研究重視傳統中國；還有一個類別是重視近現代中國研究，對政治、經濟、社會. 雖然「漢學」的比重日漸低落，但是也成為新的『學術』世界的一部份。」見伊藤一彥，「日本の中国研究」，載安藤正士等，現代中国研究案內（東京：岩波書，頁4。當時轉型為「支那學者與支那問題研究家」，特色是注重傳授店，1990）中國經驗，並以中國「傳統」的方式加以解釋。請參考「明治以後經學成為古典中國學術體系的一部份，同時伴隨著經濟、軍事的要求，注重的是『調查』、『論』、『支那事情』形式的現狀研究。」見安藤彥太郎，「東洋史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東京），第70卷第5期（1961年5月），頁624~625。 20. 一般的評價是，東洋史學重視實證與宏觀面，而漢學重視中國典籍的研究。如安藤所描述：「後者重視像『論語』、『十八史略』那樣的漢文教材，第二是東洋史的教科書（如：市村讚次郎『東洋史要』，桑原篤藏『中等東洋史』等）。」見安藤彥太郎，「東洋史回顧と展望」，頁90。 21. 總的看來，漢學對於古典的尊崇與日本天皇制連結，從而成為反動思想的理論基礎，在讚美中國封建制的同時，對現實中國完全的否定。另一方面，東洋學以近代主義的立場開始，對中國的「未開化」徹底批判，中國的歷史對東洋學者而言只不過是研究材料，用以科學的研究。兩方都是對於近代中國真正的理解相距甚遠。見安藤彥太郎，「東洋史回顧と展望」，頁93。 22. 山根幸夫，「現代：戦後の日中交流とわが国中国現代史研究の背景」，載山根，頁492。幸夫，中国史研究入門（東京：山川出版社，1983）.

(8) 154.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8年6月第三十九卷第二期. 等等，從事社會科學的分析方法的中國研究者。23而戰後主要在學術環境上的改變有三：1、人員的延續與重新組合；2、對近代思潮的受容；3、融合了美國的學術影響。24要言之，山根著重個別研究者個人生命經驗在大環境下的影響，多層次的變因。其次嚴紹璗提出戰後初期主要的「反省和原罪中國觀」說，認為日本中國觀主要變遷包括：「日本戰爭失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激進民主人士推廣革命、中國政府以德報怨。」25根據嚴的整理，日本社會（包括知識界）對中國表現出來的是：原罪意識（承認自己是有罪惡的）、謝恩意識（感謝中國保存了他們的民族）、追求意識（以新中國為日本未來的榜樣）。26在此一觀點中，將中國（社會主義中國）的角色放在中心，以中國對日政策為主要考量，暗示中國的重要性。並且強調日本對中國（尤其是社會主義）的欽羨部分。相對於此，久保與江田則更能冷靜的看待戰後日本，注意為戰後初期學界重點在對未來日本發展路線的研究，著力於實用性的觀點，具體而言是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發展的兩種路線爭論，27久保與江田主要著眼於對戰時思想的切割與戰後發展的目的。總體而言，這三篇文獻的回顧由於論及的年代較長，沒有對戰後初期做較為詳細的論證，主要提供的是中國研究界整體圖像變化的樣態，大多沒有對細緻的制度層面加以分析，共通的是主要是從「心理層次」來說明知識界的轉變。從日本戰後的一手文獻看來，東洋史學研究者在50年就存在著急切而熱情的變遷動力與反省。包括板野長八對津田左右吉、吉川幸次郎、平岡武夫的評論，他指出：「（中國研究必須）對於從對『古典支那的愛』而作為哲學的支那 23. 山根幸夫，中国史研究入門，頁493。 24. 山根幸夫，中国史研究入門，頁489。「戰後60年日本人的中國觀」，頁2~3。 25. 嚴紹璗， 26. 嚴紹璗，「戰後60年日本人的中國觀」，頁3。 27. 久保亨、江田憲治，「現代」，載礪波護等，中国歴史研究入門（名古屋：名古屋，頁264。大學出版會，2006）.

(9) 戰後日本現代中國研究的基礎：學科／制度的探索. 155. 學開始，轉換為歷史學的支那學」。28松本善海在中指出，中國社會史的課題在於現今的中國研究只有史料的記述而缺乏體系；松本也同時批判了之前研究者的研究意識，與研究工會（guild，特權職業集團）的結構，而指出要以「科學」取而代之。29細井昌治也主張，今後的「中國研究必須用真正科學的研究才行。」但是關於什麼是「科學」方法，這些學者並沒有詳細而有系統的論證，30或者更應該說，當時的「科學」還處於一種尚待定義的階段，31但是學界普遍充滿著「變革」的期待則是無庸置疑的。以上的先行文獻中都指出，戰後日本的研究的確擁有轉型能量，但對於「學術體制如何變革？變革的細節？」此類較為細緻的研究，與對學科變遷過程的敘述，至今尚未有詳盡的文獻。因此本研究試圖從對於知識的「連續／斷絕」的觀點開始，從「支持知識形成的制度組織資源以及學術知識的內容構成的知識體系認識結構（知識資源）」的兩個側面，來具體表徵日本戰後學科變遷的基礎。如同日本19世紀末從漢學轉變為中國學的過程中，除了體現：「以西學輸人為契機，以近代日本的民族自覺為前提，學術界用西方新學術的眼光，來重新審視和研究中國的歷史和現實」32這樣的心理狀態之外，在實踐上吾人更必須注意戰後日本在學術制度與學科分類上的變革。33 28. 板野長八，「戰後支那學的動向」，歷史學研究，第13卷第1期，引自村松祐次，「戦後日本の近代中国研究の動向」，頁48。「戦後日本の近代中国研究の動向」，頁48。 29. 村松祐次， 30. 山根認為那時主要是強調「作為科學的歷史學必須有兩個原則：其一從歷史事實複雜的現象中，找到歷史的法則性；其次，作為社會科學原則的歷史、理論、政策三部分之一來認識。」見山根幸夫，中国史研究入門，頁496。 31. 直到1950年代，由美國人文科學顧問團主導，對所有學科的範圍、名詞的定義都加以重整。，頁54。 32. 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北京：中華書局，2006） 33. 錢婉約在研究從漢學轉變為東洋學時，不但經過思想的轉變，制度轉向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從1872年，明治政府的近代新學制取代私塾削弱漢學知識體系；東京大學學科分類也是按照西方的理論和方法建置的，講的內容也只限於西方的學問.

(10) 156.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8年6月第三十九卷第二期. 比如說，在這段歷史的研究中除了重視戰後社會大眾對帝國日本／戰爭的反思心情之外，也理應提到在制度上「美國佔領軍」（以下簡稱GHQ）的文化政策。比如：GHQ為了鼓勵「民主化與憲法制訂」政策，發佈了「關於新聞與政府分離的備忘錄」、34「禁止圖書與其他有關出版物的備忘錄」，35其中對於日本政府之前不准出版的報紙、通信、電影、出版物等戰時禁止的出版物，現在都加以許可。 36. 另一方面，GHQ頒佈了「除去非民主主義的電影」37、「宣傳出版. 物的沒收」38等備忘錄，對於軍國主義的各種文藝殘存物一掃而空，特別是236種「軍國主義氣息」39電影全部禁止上映。40GHQ活化日本長久壓抑的思想空間的同時，也推動對於GHQ佔領意義的正面宣傳，利用大眾媒體對日本國民再教育，其中有著排拒戰時帝國思想的目的，而又有著對於美式價值加強的目的。這樣一來，一方面鼓勵言論自由，但另一方面也可說是做一種對自由民主思想的「推銷」，41對日本社會直接的後果就是產生了巨大的轉化能量，但此一能量的作用在很多研究中並未被特別提及。本文藉由對時間順序的觀察，同時關注於制度創建／變遷的脈絡，這樣一來對日本學術制體系。見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頁5~7。 34. 1945年9月24日頒佈。 35. 1946年2月26日頒佈。 36. 安藤良雄等，日本の歷史13：日本の新生（東京：読売新聞社，1973），頁84。 37. 1945年11月16日頒佈。 38. 1946年3月17日頒佈。 39. 包括了：鼓吹日本軍勝利的戰爭電影、對於東亞使命與日本民族特殊性／優越性的強調、對封建道德服從、生命輕視、武士道精神的重視也都禁止，具體而言有：「宮本武藏」、「姿三四郎」等作品。見安藤良雄，日本の歷史13：日本の新生，頁84。 40. 安藤良雄，日本の歷史13：日本の新生，頁84。 41. 比如說：雖然表面上是自由的，但是對於社會主義思想還是不能被宣傳。當時兒玉身為歷史學界領導者提出：即使日本主要的問題在於思考戰爭與和平、變革期的問題與民族等問題，但是當時的破壞活動防制法不讓研究者前往農村研究調查，也不能宣傳共產思想的限制，使得「學術研究，特別是史學研究遭受影響。」見兒玉信多，「日本史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東京），第62卷第5期（1953年5 月），頁374。.

(11) 戰後日本現代中國研究的基礎：學科／制度的探索. 157. 度結構與互動過程的獨特性與變異性加以整理，用以說明此一時期的制度演進過程，並試圖提供知識論建立／制度兩者的互動架構案例。. 參、學術制度的重建如「研究背景」一節所述，中國研究界的重整與再生，面臨的是對過去排拒與對未來寄託的心情，表現在整體學術制度的重建。 42. 當時主要的思維就是抹去帝國時期學術色彩，因此「民間學者」. 在教育體制重建中佔有很重要的角色，同時對於政府43的管轄保持距離，甚至在戰後以降的一個世代間，大部分學界（尤其是中國研究者）都與政府的官定意識形態採取對抗姿態。主要的研究對象是當時日本學術體制主要行為者，包括國立帝國學士院、學術研究會議以及半官半民的日本學術振興會（簡稱學振）三個機關。1946年開始出現這些機關的改革與民主化的要求，其中以社會主義者為核心的「民主主義科學者協會」提出廢止學士院、與政府分離以及對組成政府有拘束力的「最高科學會議」。44當時主要的目的是將這些機構「去國家獨占化」，故又有稱之為「學術民主化」運動。45與此同時，東京大學理事長茅誠司組成「科學者涉外聯絡會」推進學術體制民主化。次年成立了「學術研究體制世話人會」，以決定學術改革方針。片山內閣並於1947年推動成立「學術體制刷新委員會」，負責將GHQ政策與新學術體制改革要求加以融合。 42. 如岡野所述：戰後學界最大的課題是對於戰前的學術體制加以改革。見岡野澄，，学術月報（東京），第47卷第10期（1994年10月），頁「戦後学術行政回顧録1」 9。 43. 以當時的氣氛而言，「政府」意指日本政府與美國政府。 44. 安藤良雄，日本の歷史13：日本の新生，頁91。 45. 1946年11月，日本文部省向美國主要佔領機構之一的經濟科學局（ESS）反應學界的意見後，決定在學界改組之前，帝國時期的學術機關仍然可以活動。岡野澄，「戦後学術行政回顧録1」，頁11。但是改組事宜也自此正式啟動。.

(12) 158.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8年6月第三十九卷第二期. 1948年第二國會通過了日本學術會議法。46尤其是學術體制刷新委員會是結合民間與學界的力量以選舉的方式選出代表，取代了之前政府任命的方式，是完全創新的模式。委員會每月1次總會，而常務會議則高達每月70回。全國有7個分所，能充分聽取意見、討論提案、調查輿論等等。這些機關到1948年3月結束任務。47附屬於以上機關的各個委員會擁有諮詢功能，是之後「日本學術會議」的雛形。在1948年提案成立日本學術會議，納入政府正式編制，直屬內閣總理大臣。由國庫負擔經費，職權為接受政府對有關學術政策諮詢，成員210人由科學研究者選舉，之前的「學術研究會議」廢止，帝國學士院則成為榮譽機關。48 自1948年起「學術會議」作為國內外日本學術界代表的最高機關，負責聯絡國內外學者、振興學術、在行政與民生領域發展科學。雖然隸屬於總理，但是並不受總理的指揮監督，49擁有獨立的行政職務。50學術會議的特色是，會員是由專門領域中一定資格的學術研究者直接選舉出來的，會長也是會員所選舉出來的。學術會議作為日本學術者的「總意」集結的獨立自主機關，因此其決議對政府施政方針有影響力。第一次會員選舉是1948年11月，而1949年1月開了第一次總會。51 另一方面，「學振」則成為日本學術界最重要的行政機關，敗戰後GHQ方面想將學振改變為民間機構，而在1948年（昭和23年） 46. 安藤良雄等，日本の歷史13：日本の新生，頁91。 47. 岡野澄，「戦後学術行政回顧録1」，頁12。 48. 1947年12月，改名為「日本學士院」（日本學士院）；1949年1月，成為日本學術；1956年3月公佈「日本學士院法」，又從學會議的附屬機關（會員限定為150名）術會議中分離。見日本學士院官方網站，<http://www.japan-acad.go.jp/japanese/ enkaku.htm>，現在則是屬於文部省特別機關。 49. 在編制上，政府雖然有權給予學術會議行政上的勸告，學術會議也有義務回答政府的問題，但這些勸告／回答並沒有法律拘束力。 50. 安藤良雄等，日本の歷史13：日本の新生，頁91。 51. 安藤良雄等，日本の歷史13：日本の新生，頁91。.

(13) 戰後日本現代中國研究的基礎：學科／制度的探索. 159. 只提供了200餘萬日圓預算，使得事業規模不得不縮小。於是次年學界轉而向財界聯合組成「學振維持會」，由這個機構的會費來維持學振的經營，同時提供一些行政服務。在當時常務理事高垣寅次郎、岡田要兩人的領導下，集合政界學界財界力量經過這段艱苦時期，昭和 30年代開始才算恢復正常風貌。52關於以上機構的演變，請參考下圖：. 國立帝國學士院 1947改稱日本學士院. 學術研究會議（民意機關）民間：科－1948.3 學者涉外聯絡會學術研究官方：學術體制世話體制刷新人會委員會. 1949財界學振維持會. 附屬於日本學術會議時期1949-56. 1956－公佈日本學士院法，成為榮譽機關。. 學術振興基金會（行政機關）. 日本學術會議，成為現今最重要的學術代表機關，具有協商功能。. 1977 學術振興會法，成為民間法人，負責學術行政事宜。. 資料來源：由作者之上述說明製成。. 圖一. 戰後日本主要學術行政機構變遷. 學振之後的發展是：1959年實行流動研究員與獎勵研究員制度，1962年與美國甘乃迪總統合作實行「日美科學協力事業」，大 52. 岡野澄，「戦後学術行政回顧録4」，学術月報（東京），第48卷第1期（1995年1 月），頁34。.

(14) 16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8年6月第三十九卷第二期. 幅增加了補助金額；1974年外國人獎勵研究員、75年國際共同研究、區域研究中心等等機構開始運作；1977年制訂「日本學術振興會法」，才正式法人化成為民間機構。53就以上所述的制度（資金管理／獨立運作）層次而言，日本自戰後以來保持著學政分離的態勢是很明顯的。. 肆、學術經費問題另一部份，就是實際扮演日本決策機關的GHQ與學術制度的重建角色。在1948年秋，美國派遣了「人文科學顧問團」54對日本的人文學界進行長達3個月的訪視與交流，並且將成果回報給GHQ。主要內容是：「1、對日本人文科學研究現狀作目錄編撰；2、對研究方針、研究方法、研究補助重點進行瞭解後，調查現實的必要與要求；3、整合資料與社會需求對方策與方法進行勸告。」55由種種具體政策中可以看出，就美國的立場而言：想藉由控制日本的人文科學，來建立「民主自由」的國家，直接表現在主要的大學學術資源配置與學科制度之上。從當時的學術資源分配來看，初期學術資金僅只來自文部省， 56. 同時透過學術會議與人文科學委員會57來支付。資金可分為三個管. 53. 現今主要的任務是：1.確定共同研究員制度；2.養成研究員；3. 加強產學二界合「戦後学術行作；4.海外地區研究與國際學術交流；5.學術圖書出版。見岡野澄，政回顧録1」，頁34。 54. 美國方面由George. K. Brady（肯塔基大學英語教授）、Charles E.Martin（華盛頓、大學國際法政治學教授）、Edwin O. Reischauer（哈佛大學東洋語學副教授） Luther W. Stalnaker（德瑞克大學哲學教授）、Glenn T. Trewartha（威斯康辛大學地理學教授）。見学術資料刊行会，日本人文科学の新しい進路：米国人文科学顧問団報告書，頁1。 55. 學術資料刊行会，日本人文科学の新しい進路：米国人文科学顧問団報告書，頁1。 56. 學術資料刊行会，日本人文科学の新しい進路：米国人文科学顧問団報告書，頁36。 57. 美國「人文科學顧問團」的對口單位。日本方面由南原繁為首，28人文科學者組成「協力委員會」並指名55人文科學者作為專門委員，作接待工作之總會與部門會議。学術資料刊行会，日本人文科学の新しい進路：米国人文科学顧問団報告書，頁36。.

(15) 戰後日本現代中國研究的基礎：學科／制度的探索. 161. 道發放，第一、特別委員會部分，1948年開始，特別對於新的學術科目設立了5個委員會，建立了3年期的助成金，委員會中的研究員大部分屬於大學學部的教學者。第二、獨立協同研究計畫，1947年學術會議開始了22個協同研究計畫，支付超過200萬的助成金，接受者大多為資深教授。第三、個人研究部分，1948年約1510萬的金額，分配給學術研究機關（包括研究機構、民間研究組織、大學等）所屬個人874人。並不經過很嚴密的選取，30%給大學教授，其餘則是其他學校的教師。58意味著在初期經費的分配不需要經過大學作為仲介，研究者本身甚或是「學會團體」佔有的發言權更大。但是經費分配的方式並不平均。人文科學在社會地位與預算資源上，相較於自然科學都十分缺乏，依照1948年東京會議中我妻學部長的發言，人文科預算數額與需要僅佔自然科的六分之一左右，甚至多半要研究者自行吸收研究經費的事例也比比皆是。59就1948 年講座數量、研究預算、政府補助金作比較：表一. 科學研究資源對照表自然科學. 人文科學. 1002. 342. 121,349,500. 13,252,500. 277. 98. 東大預算（日圓）. 45,815,360. 6,254,510. 京大講員數（人）. 169. 69. 京大預算（日圓）. 15,740,000. 3,584,000. 國立大學講座數（個）預算（日圓）東大講員數. 32. 5. 國立研究所預算（日圓）. 121,037,360. 10,158,510. 政府補助金（1948年）. 207,100,000. 30,200,000. 國立研究所數. 京大學術研究會議預算1948年（件數）. 9,977,400(495). 1,858,000(84). 資料來源：学術資料刊行会，日本人文科学の新しい進路：米国人文科学顧問団報告書，頁17~18。. 58. 學術資料刊行会，日本人文科学の新しい進路：米国人文科学顧問団報告書，頁40。 59. 學術資料刊行会，日本人文科学の新しい進路：米国人文科学顧問団報告書，頁15。.

(16) 162.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8年6月第三十九卷第二期. 以預算具體數額而言，人文科學所享受的資源僅有自然科學的九分之一，其他非預算的資源也是顯著的相差甚大。原因在於人文科學「戰前的政治孤立，對外國思想完全不理解；對於固有意識形態又完全失去信心。」60而在報告書中認為這種情況是因為學科本質的差異，「自然科學將一定的資料正確的處理，客觀的蒐集。而人文科學在選擇資料就沒有辦法完全正確，而且也在不規則的研究條件下研究。…只能主觀、臆測，而目的取向的研究比較多。」61更重要的是，自然科學雖然也受到戰時體制的影響，但是相對於對思想言論的箝制，自然科學作為軍事需要受到政府歡迎，同時也不會因為戰後否定當時的研究成果。因此人文科學在當時除了面臨通貨膨脹、米糧、住所等普遍性民生問題之外，更有著經費、研究設備、圖書、甚至是薪水等完全不足的情形下，人文學者依然表現出來「不願意讓政府接管大學的決心」。62綜合學術制度與經費問題的結果，使得戰後日本的人文科學面臨的是與政府脫離的態勢，成為戰後初期的學術界能夠藉由各種反抗而「獨立思考」的主要動力與發展原因。較諸明治時期的近代中國研究是藉由東大、京大等國立大學作為指標，戰後的日本則更多表現在民間團體，包括學會、各研究所與各種雜誌與期刊中。在這樣政治與意識形態的變動下，中國學界也同時開展各種不同的學科與研究方法。簡言之，綜合前節學術制度中的學術行政條件考察下，可以發現較諸政府所來的資源，民間和外國對人文科學所扮演的角色更重。63但從國際政治的眼光來看，學術機構脫離的日本 60. 學術資料刊行会，日本人文科学の新しい進路：米国人文科学顧問団報告書，頁12。 61. 學術資料刊行会，日本人文科学の新しい進路：米国人文科学顧問団報告書，頁13。 62. 有評論者認為的是「表示學術的自由獨立，而從題目選擇到結論上能追求『真實』的理想」參見学術資料刊行会，日本人文科学の新しい進路：米国人文科学顧問団報告書，頁24。 63. 其中又以美國來的資金為代表，相對於每年文部省關於中國研究界所補助的資金約500萬日圓，從哈佛大學來的前就有2000萬，福特（フォード）財團約有數百.

(17) 戰後日本現代中國研究的基礎：學科／制度的探索. 163. 政府的控制，反而在60年代依賴美國政府，進而爆發的福特基金會事件，64造成學界的反彈與反省之後，才漸漸步入獨立化的腳步。. 伍、大學學科中的中國研究以上所述的總體社會環境的影響，也體現在中國研究之上，本文以大學的分科（講座）為例加以探討。現代學制不但是日本近代化的重要指標，在中國研究之上也代表了「漢學到中國學」的轉變， 65. 也就是說在一整套知識體系之上對中國的「認識」加以改變的過. 程。具體而言，明治時期創立的現代學制（東京大學學科設置），更是加速了中國古典學問到近代中國研究的轉變。66也就是說，在日本近代化下的中國研究，完全受到西方的實證主義影響，故建立「東洋學」這種學科來取代漢學，67將中國放在與萬國平等的位置，也暗示了對於中國「華夷秩序」的否定。68自此開啟了近代日本重萬，而亞細亞（アジア）財團也是每年約2000萬的額度。見三好一，「金貨をく，歷史評論（東京），第144卷（1962年8月），頁23。わえた“張り子の虎”」 64. 除了前述商界對學界的支援之外，福特基金會在60年代撥款讓東洋文庫獲得17 萬3000美元（約6200萬日圓），以五年為期研究中國國內史，子題為：「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工業化、土地改革」等等。見福特基金会，「フォード財団報」，歷史評論（東京），第143期（1962年7月），頁18。而且提供16萬2000美元作為美國學者40-50人駐在日、台的需要費用。見福特基金会，「フォード財団報」，頁18。這個事件被在1962年夏天引發批判，被認為是把日本學界納入美國控制的動作。 65. 1872年，明治政府頒佈了近代新學制，這一學制以法國國民教育體系作為主要參照對象，獎勵近代新式教育的展開。這是近代教育中洋學與漢學關係的又一個標誌性轉折，表明在基礎教育環節上，以漢學為中心的傳統學問知識體系也受到嚴重削弱。見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頁5。 66. 在文學部設第一科、第二科，第一科為史學、哲學、政治學；第二科為和、漢文學科。如史學，完全按照歐美特別是德國蘭克學派的實證主義史學理論，來講授和傳播近代歷史學理論，關於歷史知識的講授，也完全採用歐美人所編寫的歷史教科書。見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頁7。 67. 對日本而言，作為科學的支那學／東洋學，卻是由批判漢學而生。也就是說為了對於明治期間復活的「漢學」加以批判，東洋史學／支那哲學等學科，模仿法國的sinology的研究方法，但是研究範圍只包含了古代中國，不討論現實中國的事情。見安藤彥太郎「東洋史回顧と展望」，頁88~89。 68. 有論者認為東洋學的確立意味著：一、日本人意識到要把中國歷史作為一門外國史來對待，它是「他者」，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而不是本國史的宗主；二、在世界的範圍內，以中國歷史為主的東洋史，是與西洋歷史相對應、分庭抗禮的世界.

(18) 164.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8年6月第三十九卷第二期. 新塑照一種天下觀的進程，（從歷史的眼光看來）也就走向了之後對亞洲擴張的基礎思維。戰後這樣的思維不但必須轉向，甚至有加以「毀棄」69的聲音。在這個理念之下，研究界將大學中的研究方向重新劃分。依照當時的文部省的聲明指出：「人文分為哲學、文學、藝術、藝術史；有時候歷史自成一科，有時與經濟學、法律學、政治學歸為社會學。學部方面則是有法政學部、經濟與實務學部、第三學部（歷史、文學、哲學）、美術（美術、美術史）、神學（僅限神學院）」70並且以「社會、宗教、經濟、法律、歷史、民俗」等基礎科學，以及哲學知識，對於中國進行研究，將以往僅有百科全書知識的傳統研究變革，成為組織化與體系化的研究。對於當時的中國學界而言的重要課題是：「以法國社會學與德國哲學為學習對象，加上對文化自由的批判作為前提。」71以及自此將科學觀念72引進人文學中的想法。 73. 傳統中國通的報導式研究，在正統教育體制下被批判為「對現象. 的觀察批判／缺少體系」，只能是「孤立信仰」的東洋研究。74 「中國研究」便以社會科學為基礎，經由分散與重組而散落到諸學科之中，依照重澤的觀點，主要的範圍分別是：哲學、文學、史的一部分；三、標誌著文化教育界和學術研究者的關注物件，從古典的傳統中國轉向於現實東洋世界。見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頁29。 69. 表現在「野原四郎主張東洋史研究要與過去支持中國研究的日本帝國主義一起崩壞，而以真正科學的的教育與研究態度來從事。」這種類似的主張之中。見村松祐次，「戦後日本の近代中国研究の動向」，頁47。 70. 學術資料刊行会，日本人文科学の新しい進路：米国人文科学顧問団報告書，頁5。 71. 重澤俊郎，「支那文学」，人文科学委員会編，日本の人文科学：回顧と展望（東，頁31。京：文部省印刷庁，1949） 72. 以「科學的歷史學」為例要遵守兩個原則：其一從歷史事實複雜的現象中，找到歷史的法則性；其次，作為社會科學原則的歷史、理論、政策三部分之一來認識。見山根幸夫，中国史研究入門，頁496。 73. 必須以西洋科學的普及為基礎建立「科學中國學」。見重澤俊郎，「支那文学」，頁30。「支那文学」，頁30。 74. 重澤俊郎，.

(19) 戰後日本現代中國研究的基礎：學科／制度的探索. 165. 史學、法制史。對哲學部門而言，當時主流的改革方向是建立能夠貫通古代中世近世的廣義哲學思想，把既有被「不當的權威」剝奪自由的哲學恢復原狀，而對於歷史開展加以系統的把握—也就是建立哲學思想史。其次是將支那各時代的哲學與相當的歐洲哲學思想比較的橫觀立場。75第三是對於哲學思想所伴隨的政治、社會條件加以考量的歷史學方法，同時也引進了魏特夫76（Karl Wittfogel）與韋伯（Max Weber）等人的研究方法。77也就是說，意味研究者應先以一個「理念」對既有的原始資料做出統整。較為典型的首先表現在對「中國社會停滯論」的反論，主要有針對江南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西嶋定生、田中正俊、小山正明78等人，旗田巍則是以實證研究來對此反駁，79另外還有宮崎市定、宇都宮清吉為代表的京都學派，80這些學者都開啟了一種與理論對話的模式。其次是以近現代史研究對經濟、外交、政治史的再評價，以松田智雄、村松祐次、坂野正高、衛藤瀋吉、野村浩一、野澤豐等人為代表。古代史方面則有貝塚茂樹、增淵龍夫、西嶋定生；思想史研究有島田虔次、小. 75. 重澤俊郎，「支那文学」，頁31。 76. ウィットフォーゲル，解體過程にある支那の経済と社會（東京：中央公論， 1934）。Karl Wittfogel在中文世界中也尚未有固定翻譯名稱，較常見的有魏復古、維特富蓋、魏特夫等等。本文權以此人代表性的中文譯著中的譯名為指稱，請參考卡爾.A.魏特夫，徐式谷等譯，東方專制主義：對於極權力量的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9）。 77. 重澤俊郎，「支那文学」，頁31。 78. 在祁建民的文章中，將前田直典、西嶋定生、周藤吉之、崛敏一等統稱為「歷研學派，此學派是致力於設定出中國歷史上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這樣不同階段的遞進，揭示中國歷史的進步過程。」見祁建民，「近代日本的中國研究與共同體理念」，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第70期（2005年9月），頁5。這個學派以中國各朝代分別對應馬克思主義的某些時期，用以證明中國並非停滯。 79. 旗田巍中国村落と共同体理論一書以調查資料實證了中國的農村並無「村落共同體」的存在，對於戰前共同體的論爭（平野、戒能論爭）起了決定性的結論作用。並木賴壽，「日本における中国近代史研究の動向」，頁6。 80. 從自由精神、即市民社會的形成這一角度來尋找。見祁建民，「近代日本的中國研究與共同體理念」，頁5。.

(20) 166.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8年6月第三十九卷第二期. 野川秀美、守本順一郎、西順藏等，81上述研究者都在試圖建構一套模型以便對中國加以「社會科學化」。82 此外受到西方（特別是美國）影響，83「美式科學」化也成為日本當時學問轉變的重要基礎，早在山本達郎「歐米極東研究消息」，就介紹了作者在1950年6月到1953年1月，訪問西方諸國對他們的東亞研究的看法。84其中描述了美國「嘗試將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心理學、語言學等等融入東洋研究，以純客觀的研究態度與明瞭的社會科學概念說明其研究成果。」85而美國當時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也影響了山本，他發現美國強調對一個區域多方面專門的研究，不只是要用一個原理來說明，更重要的事情是與其他「分野」的連結。86可以說自此開啟了日本中國學的兩個脈絡，其 81. 濱下武志，「文献目録」，載溝口雄三等，世界像の形成（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3），頁15。 82. 從研究項目與研究成果能夠看出，在戰後大量的研究資源依然是來自戰爭時期大量的原始資料與產出對戰前期中國社會的研究成果加以發表，屬於個別的題目的作品。有延續內藤湖南式社會調查方法的內田直作、根岸佶、仁井田陞、金崛誠二對於基爾特的研究。也有牧野巽、宮崎市定、福武直、清水盛光、村松佑次、滋賀秀三對於社會經濟史與法治史的開展。濱下武志，「文献目録」，頁15。 83. 相關文獻包括植田捷雄，「アメリカにおける中國研究」，歷史教育2-12，以及學術月報中、關野雄、中村元、榎一雄、吉川幸次郎、山本達郎的各國交流記錄。而日本學界在漸漸與歐美學界交流，主要出國的學者包括了中村元（美國史丹福大學），江上波夫（伊斯坦堡東洋史學會），山本達郎（法國巴黎），尤其是在中國研究方面，對日本而言美國與歐洲的不同在於「美國重視現代史的部分，而歐洲重視古典中國的研究。」見榎一雄，「東洋史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東京），第61卷第5期（1952年5月），頁433。自此美國的研究方法將漸漸的影響日本。 84. 特意介紹了美、英、法的研究機關與學風。其中將美國學界分為「東向」與「西，第62卷4期（1953年4 向」山本達郎，「歐米極東研究消息」，史学雑誌（東京）月），頁364。東向意指以「東方學」（biblicalarchaeology）為主的古典研究，而「西向」是指越過太平洋的極東現代問題為主要思考範圍。代表學會有American 「歐米極東研究消息」，史 Oriental Society與Far Eastern Assosiation。見山本達郎，学雑誌（東京），第62卷第4期（1953年4月），頁362~372。 85. 對日本而言，顯然比較能體會中國文化的心理基礎。所以山本對此加以評論：「美國對於行動主義的方面很強，但是對於人類共感的內面較為弱。而我期待前者發展的同時，也強調『內的理解』的重要性」見山本達郎，「歐米極東研究消息」，頁365。 86. 山本甚至將美國區域研究的傳統回溯至1920年代對塔藍族（Tarascan, 墨西哥的.

(21) 戰後日本現代中國研究的基礎：學科／制度的探索. 167. 一、對於中國研究中「學科整合」特性，其二、中國研究去意識形態的區域研究。美式區域研究方法主要體現在大學中的教養學部，主要成員來自二戰時東洋文化研究所（1941創立）系統與文部省民族研究所（1942創立）系統為核心；87東京大學法學部、農學部、東洋文化研究所與社會科學研究所等等機關，從事中國慣行調查（特別是中國北部農村調查）計畫的東京帝國大學法律、農學組，在戰後使用戰時的調查資料，對於法社會學、土地制度與家庭制度等等的研究持續進行。另一方面，東亞研究所的幹事土井章戰後擔任「エカフェ協會」的調查部長，也成為1950年代亞洲經濟研究的帶領者。學會的話有在1945-50之間有包括東方學會、オリエント學會、亞洲政經學會的成立或重新作用。綜上所述，戰前的現地調查的參加，與戰後的亞洲調查機關、團體的設立，有十分密切之「人的連續性」。 88. 而這些研究者、機關在50年代開始，使用美式的區域研究方法再. 度延續其研究。而對傳統東洋史的研究者來說，他們也在思考轉型的可能。以藤原的論文為例，他從對戰前學科的懷疑出發，轉化為必須將「民眾的思想」當作問題意識。89藤原認為必須以實際考察方式研究慣行（民間習俗），甚至是民間文學（詩經、楚辭），因為這些都代表了大眾的感情與思想。其次從通俗道教中研究大眾生活的「規制原地方民族）、馬雅族、印地安人與拉丁美洲的研究，而在二次大戰中對世界各地。在山本的的情報的需要而急速發展（山本達郎，「歐米極東研究消息」，頁367）理解中：區域研究的目的與特色在於：一、有用的當地知識快速有系統的學習；二、對世界諸文化的相對性的認識，而瞭解文化並無優劣之別；三、對各地的社會與文化有整體性的把握。 87. 油井大三郎，「日本における地域研究の現狀とこれから」，アジア経済（千葉），第48卷第9期（2007年9月），頁64。「他者理解としての学知と調查」，末広昭編，帝国日本の学知6：地域 88. 末広昭，研究としての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1~12。 89. 藤原定，「中国研究の課題性と大眾の思想」，中国研究（東京），第1期（1947 年7月），頁58。.

(22) 168.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8年6月第三十九卷第二期. 理」，由此建立了原始型態的資本主義與鄉紳思想。90相較於藤原主張的「向下考察」，更多學者想要找到能夠穿透現象的科學模式。仁井田指出，之前的研究者不但沒有意識到自己選擇問題的方式，只作自己喜歡的問題，同時也不作研究對象的「古典或歷史的考究」，只將問題放在「現在」這個點，所以仁井田主張應該要研究東洋現代社會與其現象之內的原動力「底流」。91這意味著東洋史學者也漸漸轉型，意識到要追求現象之後的本質的一種發想。茲將以上所敘述之學術演變概念圖繪於圖二：. 分散大學中諸學科之中國研究（哲學、文學、史學、法制史）. 漢學、傳統東洋學. 美式區域研究（政治、經濟、外交）. 戰時東洋學（亞洲研究）. 科學東洋史學（田調）. -------------------------------1945------1948---------------1953----------年代資料來源：由作者依上述說明繪製。. 圖二. 戰後中國研究學科建制分期表92.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從戰前到戰後中國研究產生了極大的斷. 90. 藤原定，「中国研究の課題性と大眾の思想」，頁66~67。 91. 村松祐次，「戦後日本の近代中国研究の動向」，頁47。 92. 其中還有另一條主要思想脈絡是社會主義，雖然從戰前就有，但是從1949年才開始成為主流研究，但是在制度與分科圖上並無法表現出來。.

(23) 戰後日本現代中國研究的基礎：學科／制度的探索. 169. 裂，然而綜觀所有中國研究的重點學科，93都還是屬於戰前東洋學的延續，包括「傳統東洋學」與「戰時東洋學」兩項。傳統東洋學主要包括東洋文史哲學，繼受歐陸的研究方法，東洋史學以蘭克學派為核心，以史料為主的實證研究取代傳統的「道德研究」；而戰時東洋學主要來自戰時配合戰爭進行需要，以「兵要地誌」為核心進行的中國社會地理研究。94除前述大學中的研究機關的人物、資源建制延續之外，在思想上更延續矢內原忠雄一系列的殖民政策與帝國主義的實證研究業績，以殖民と殖民政策一書為例，矢內原把經濟、政治、社會等諸學問都納入殖民學的一部份，但殖民學又不專屬於任何學科。而且矢內原在戰後所創設的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繼承了以上基礎，成為日本戰後初期最重要的國際關係論與區域研究的綜合性組織。95. 陸、結論在1947年，藤原定引用大正時期山路愛山的意見指出：「所謂支那通的中國知識不過是片段的，不存在作為全體的徹底理解。……而到現在，中國史，以至於東洋史的全體理解，依然沒有具體的結論。」96藤原道出了研究者對戰後中國研究散亂的感慨。中國研究在戰後面臨重整的契機，出現各種不同學科的嘗試，以上的嘗試在當時通稱為「科學」。當時總體思想背景不只是體現在思想的需要之上，各種制度、學術資源、甚至政治影響也發生了作用。戰後GHQ的「言論控制」97與研究制度，日本的人文科學在戰後初 93. 包括：哲學、文學、史學、法制史、人類學、考古學。，頁54。 94. 安藤彥太郎，中国語と現代日本（東京：岩波新書，1988） 95. 二宮三郎，「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国際政治学の動向」，国際政治（東京），第25期（1964年5月），頁121~122。「中国研究の課題性と大眾の思想」，頁56。 96. 藤原定， 97. 表面上美方所鼓勵的自由，在GHQ言論許可政策內容實踐上也是有差異的，基本上禁止對於佔領軍的批判，但是鼓勵對於天皇制批判，戰後的2-3年間，對於封建與軍國主義／法西斯的批判與民主主義理念的確立是言論界的中心課題。見.

(24) 17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8年6月第三十九卷第二期. 期基本上脫離政府，主要行為者來自民間。這樣的社會氣氛下奠定了主要的學術發展方向，進而在戰前的延續與斷裂並存的既有脈絡中，中國研究能獲得重新組合重建，甚至出現各種活潑思潮的客觀現實。具體而言，首先在學術行政制度重建上，政府將帝國時代主要的三個機關加以改制，學士院成為榮譽機關；學術振興會也大量的採用民間資金，基本上脫離了政府的控制範圍；而作為最重要「學術行政」機構的日本學術會議，也經由民主原則，由研究者個人選舉產生，這樣一來在制度上建構了學政分離的基礎架構，也就是戰後日本中國研究大部分來自於專門研究單位，包括學會和研究中心的原因。但是做為反面，在經費上，人文學界無法順利的獲得預算的幫助，尤其是人文科學界對此更感到壓力，不得不向其他方面求助，這也造成了學界對外國資金（尤其是美國）在1960年代的反彈運動的遠因。其次在大學中，新一代的學科分類將中國研究放入了各個學科的分野之中。有趣的是，作為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兩個對於「主權國家」而言的研究學科中，並沒有出現研究中國的風潮，反而是「哲學、文學、史學、法制史」等等，以「東洋學」為核心研究範圍的研究學科，成為大學的中國研究重心。另外在漢學中的「考古學（敦煌學）、經學、訓詁學」等等，則是被併入了大學中的文學科之中。各種中國研究相關領域主要的重組模式是：日本支那研究以民國革命為界，清朝以前與民國以後為兩派研究對象。98歷史的支那包括了支那「當地」的文化現象與其對象，主要分為思想的哲學部門、安藤良雄，日本の歷史13：日本の新生，頁84。 98. 對清朝滅亡以前的支那—也就是歷史的支那文化研究，乃是歷經了十多世紀的演變，所以為擁有一種傳統形式的學問；相對於此，民國成立之後的現代支那研究，主要是以國際情勢變化而生的政治要求所發生的新學問。見重澤俊郎，「支那文学」，頁29。支那學的研究對象僅指的是歷史支那，而不包括現代支那。.

(25) 戰後日本現代中國研究的基礎：學科／制度的探索. 171. 探究事實的歷史部門、99藝術作品鑑賞批判（以及語言研究）的文學部門。 100 另一方面，現代支那社會的實態調查與自然科學的研究，被認為是現代支那學的主要部分。101以這兩者的分野為中心，分別表現在以區域為中心的文史哲東洋學，以及以學科為中心的區域研究兩種概念交錯。當時「科學」的觀念，是注重「能夠跨越時空限制的共通性原理原則，也就是找到模型或理論。」甚至對於現象之後的「本質」加以關心，幾乎所有學科的中國研究都接受了這一點，成為戰後日本中國研究的基礎理念。舉凡馬克思主義者、國際關係論者、經濟學者等，都是自稱自己是「科學」。本文以學科制度與學術環境的歷史來說明，意圖採取「普遍性研究才是科學」的主張，本身就是一種非科學的產物，也是受到特定時空、社會條件的限制。. 99. 以支那當地的文物為基礎的考古學，被分在支那史學中。見重澤俊郎，「支那文学」，頁30。 100. 重澤俊郎，「支那文学」，頁30。「支那文学」，頁30。 101. 重澤俊郎，.

(26) 172.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8年6月第三十九卷第二期. 參考書目一、中文 Wittfogel, Karl著，徐式谷等譯，東方專制主義：對於極權力量的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9）。石之瑜，「退出中國－近代日本對華思想中的普遍性方法與政治正確性問，頁1~8。題」，中國大陸研究，第50卷第1期（2007年3月）祁建民，「近代日本的中國研究與共同體理念」，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頁1~6。第70期（2005年9月）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北京：中華書局，2006）。嚴紹璗，「戰後60年日本人的中國觀」，日本研究（北京），第3期（2005年6 月），頁1~11。. 二、日文ウィットフォーゲル，解體過程にある支那の経済と社會（東京：中央公論，1934）。二宮三郎，「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国際政治学の動向」，国際政治（東京），，頁115~124。第25期（1964年5月）三好一，「金貨をわえた張り子の虎」，歴史評論（東京），第144卷（1962 年8月），頁22~24。久保亨、江田憲治，「現代」，載礪波護等，中国歴史研究入門（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6），頁264~289。山本達郎，「歐米極東研究消息」，史学雑誌（東京），第62卷第4期（1953 年4月），頁362~372。山根幸夫，「現代：戦後の日中交流とわが国中国現代史研究の背景」，山，頁488~539。根幸夫，中国史研究入門（東京：山川出版社，1983）末広昭，「他者理解としての学知と調查」，載末広昭編，帝国日本の学知6：地域研究としての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1~12。仁井田陞，「学会の動向－東洋学会」，学術月報（東京），第7卷第8期（1954 年8月），頁489~490。伊藤一彥，「日本の中国研究」，載安藤正士等，現代中国研究案內（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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