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結論的部分，我們借用 Huntington 在第三波一書提到之五種類型的政權發展模 式，對台灣與俄羅斯的民主鞏固結果作最後的分析比較。Huntington 提出之政權發展 模式包括輪迴型、二次嘗試型、間斷民主型、直接轉渡型以及非殖民化型 ，而台灣
註 Ibid., p. 71.
註 台灣做為一個新興民主國家，因為憲政體制、選舉制度與政黨制度等有待進一步明確的規劃；政治領 導、民主文化、人民民主素養、媒體專業性與中立性，以及司法獨立等民主品質皆有待提升。因此，
新興民主國家常見的政治亂象顯然無法完全避免，但台灣卻依然被評為自由等級最高的民主國家，這 或許應歸功於政治人物與社會大眾仍然堅守憲政程序（尤其是大法官會議解釋的權威性）與司法正義 為大家共守的最後一道防線。
註 Schedler, “Measuring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p. 85.
註 有關多元政體的概念，請參考 Dahl, op. cit., pp.1~32. 而關於民主的程序性定義是指「民主的方法乃是 達成政治決定的制度安排，在此種安排下某些人相互競爭人民的選票以獲得決策的權力」。請參見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London: George Allen, 1976）, p. 269.
註 關於各型態的詳細介紹，詳見 Huntington, op. cit., pp. 40~46.
與俄羅斯分別落在「直接轉渡型」以及「二次嘗試型」。
所謂直接轉渡型，是指穩定的威權體制透過漸進的演變，或者直接由民主體制取 而代之的類型。台灣從解嚴後，開始進行自由化與民主化的相關工程。從 1996 年第一 次民選總統，乃至於 2000 年的第一次政黨輪替，都是透過和平的民主機制完成的。因 此，Huntington 將台灣列為直接轉渡型的國家，確實有其合理之處。
而二次嘗試型，則是指實行威權體制的國家向民主體制轉移，但或許會因為國家 缺少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或者是新興民主體制的領袖採取獨斷極端政策，因而造成 民主體制宣告失敗，進而引發激烈反彈與社會動盪，最後導致該政權的瓦解。蘇聯解 體後，雖然由民主化的俄羅斯取而代之，但是從過去十年的發展來看，俄羅斯的民主 不進反退。缺少民主經驗的俄羅斯，突然轉型為民主政體，似乎顯得水土不服，也出 現了 Huntington 對於二次嘗試型所描述的現象。雖然俄羅斯朝民主體制轉型，但其國 內缺少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以及新興民主政體領袖採取獨斷極端政策，故使俄羅斯 在民主發展過程中，產生退化的情形。普欽的獨裁專政，讓俄羅斯未來的民主發展蒙 上一層陰影。現在俄羅斯的民主政體，顯然就是 Huntington 所說的不太穩定，且可能 是短命的民主政體。但是否會進一步引發激烈反彈與社會動盪，最後導致該政權的瓦 解，則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至於為何台灣與俄羅斯在民主鞏固的進程上會面臨到如此重大地差異？吾人認為 可從兩者在民主轉型過程中，所面臨到不同的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分別探討之。
就外部因素而言，台灣主要是受到強權國家在政策上轉變的壓力。1986 年 9 月，
民主進步黨在戒嚴的情況下成立。美國參、眾議員曾要求蔣經國儘速「解除戒嚴令、
允許創立政黨，並且全面改選國會」，同時還要求國民黨政府不可打壓民進黨的創立。
由於美國的施壓，因此，民進黨順利創黨，台灣的民主化也從此正式展開。 而俄羅 斯則主要受到與西方國家冷戰失敗的影響。冷戰的一項重要特徵是：不斷投入鉅資的 軍備競賽。由於蘇聯並不像東歐國家一般大量地依賴對外貿易，加上在冷戰時期，蘇 聯自行與國際貨幣體系隔離，無法與其他 20 國貨幣進行兌換，故使蘇聯自成一個封閉 的經濟體。然而，面對 1980 年代後期蘇聯經濟成長的持續停滯，使政治菁英不得不正 視內部經濟改革的問題。在這樣的內部環境下，為了取得西方國家的協助，使戈巴契 夫在限武談判做出單方面的讓步，以及默許東歐國家脫離蘇聯的控制。接著，我們可 以說：西方國家獲得了冷戰的勝利。因為蘇聯經濟改革的結果使它正當的削減國防預 算，並且願意接受民主，結束與西方國家的對立。 因此，綜上所述，早在蘇聯解體 之前，東歐各國共產主義陣營的崩潰就已經無法扭轉。而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
正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擴散的結果之一，且隨著蘇聯帝國的瓦解，俄羅斯也開始了民 主化的進程。
註 請參見林佳龍，「解釋台灣的民主化」，林佳龍、邱澤奇主編，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與哈佛大 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台北：月旦，民國 88 年），頁 121~122；李酉潭，「台灣民主化經驗與中國民 主的未來」，2005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台灣民主的挑戰與前景」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 學，民國 94 年 12 月 10-11 日），頁 8。
註 White, op. cit., pp. 433~434.
就內部因素而言，根據吾人的觀察，台灣與俄羅斯在民主鞏固進程上的差異，尚 且包括如下五點：
1.列寧式與準列寧式政體之差異：國民黨早期雖然曾經以一黨獨大、威權統治、
中央專制的方式來治理台灣，然而，學者普遍認為台灣至多只是一個「準列寧 式」的政體。因此，台灣具有較大的空間能夠從威權政體轉型至民主政體。 然 而，俄羅斯乃是一個標準的列寧式國家，其專制極權程度更高，在面臨民主化各 種運動的時候，過去的思維不免會影響到在處理民主化議題時的行為，自然也會 以更強硬的態度來處理。換言之，俄羅斯對於民主化的抗拒與經驗的缺乏，顯然 會比台灣國民黨準列寧式政體的轉型來得艱辛。
2.選舉經驗之差異：台灣從 1950 年開始舉辦地方選舉，全面落實地方自治。在這 段期間，執政的國民黨政府開放省、縣（市）議員和縣（市）長、鄉（鎮）長等 多項地方公職選舉。到了 1969 年，台灣開始進行包括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 在內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到了 1996 年，台灣更舉辦了首次總統直接選 舉，並於 2000 年與 2004 年再次舉辦總統大選。換言之，台灣民眾的選舉經驗至 今已經超過 50 年。相較之下，俄羅斯民眾的選舉經驗雖然也有 10 餘年的經驗
（1991～2005 年） ，但俄羅斯的選舉實際上卻操控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尤有 甚者，在 2000 年的總統選舉中，政策議題幾乎沒有被提出來討論。普欽僅提出 十分模糊的振興經濟與提升國力的概念，並拒絕與對手同台辯論，而他的對手們 也沒有針對具體政策進行批評。 另外，普欽在 2000 年上台之後，逐漸將各項 權力集中到中央，在 2004 年的總統大選中，主要政黨（共產黨與自由民主黨）的 領袖甚至拒絕參選，這無疑打擊了俄羅斯民主化的努力。
3.有無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向來都是一個國家民主化的主要動力來源。根據統 計，台灣的中產階級人數在 1970 年代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二。但是到了 2003 年，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人數，已經達到約百分之八十。 中產階級一
註 請參考 Chien-min Chao and Yeau-tarn Lee, “Transition in a Party-State System: Taiwan as a Model for China’s Future Democratization,” in Kjeld 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210~230.
註 請參考馬什（Christopher Marsh），「後共產黨時代的艱難旅程」，二十一世紀評論，第 85 期（民國 93年），頁 18~28。
註 請參考王定士，「俄羅斯千禧年總統選舉研究」，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 8 卷第 2 期（民國 89 年 12月），頁 43。
註 同前註。此外，普欽在 2004 年 3 月的總統大選中，共獲得 71.3％的選票，而其對手 Nikolai M.
Kharitonov卻只獲得 13.7％的選票。相關分析報告，可參閱 Journal of Democracy 於 2004 年 7 月以「俄 羅斯民主正遭受侵蝕」為主題，所收錄共六篇文章。分別是 McFaul and Petrov, op. cit., pp. 20~31;
Stephen Sestanovich, “Force, Money, and Plur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3（2004）, pp.
32~42; Levada, op. cit., pp. 43~51; Ryzhkov, op. cit., pp. 52~58; Diuk, op. cit., pp. 59~66; Shevtsova, op. cit., pp. 67~77.
註 詳見張國龍，「快速變遷社會中公務人員之自我定位」。http://www.rad.gov.tw/learn/learn-2a.php?id=39.
方面促使台灣的經濟起飛，成就了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蹟；另一方面，中產階級也 發揮影響力，使台灣逐步進行民主改革，邁向民主化。然而，自從 1991 年蘇聯 解體之後，俄羅斯的中產階級失去了原有的工作，生活水準也直線下滑，甚至有 些原本的富人還淪為貧民或乞丐。 根據統計，目前俄羅斯的中產階級數目約有 一千萬人以上，但只佔全國人數的百分之八，明顯偏低。 當俄羅斯人連個人經 濟生存都無法滿足時，自然也無力追求進一步的民主。
4.對於媒體之掌控與應付群眾運動之模式：在民主鞏固過程中，國家領導者的行 為往往比態度及結構的因素更加重要。一個國家的民主發展是否能夠順利鞏固，
主要取決於國家領導者的行為民主與否。 台灣從 1987 年解除報禁以來，各種 平面媒體爭相設立，而 1993 年開放廣播、電視頻道之後，更擴大台灣媒體參與 社會活動的機會。到了 2003 年，立法院又通過廣電三法，以法律明文規定政黨 與政務人員退出電子媒體，並且禁止黨工與公職人員主持新聞評論節目，使台灣 的媒體能夠更超然地扮演監督政府運作的角色。從民主化開展以來，不論李登輝 前總統或是陳水扁總統，都可被認為是民主的主要行動者。儘管在政治上他們傾 向於強調台灣的主體意識，但並未以實際的違憲或違法行為去迫害不同意見者。
因此，台灣的自由程度一直維持一定的水準，甚至於向上提升。此外，人民自發 性的群眾運動，也成為台灣民主化的推手之一。儘管在戒嚴時期，台灣人民並沒 有組織政黨，或者進行集會行動之自主權，但是在解嚴之後，政府逐步開放人民 的集會結社權，允許多元議題的群眾運動。不可否認，對於解除戒嚴，國會全面
因此，台灣的自由程度一直維持一定的水準，甚至於向上提升。此外，人民自發 性的群眾運動，也成為台灣民主化的推手之一。儘管在戒嚴時期，台灣人民並沒 有組織政黨，或者進行集會行動之自主權，但是在解嚴之後，政府逐步開放人民 的集會結社權，允許多元議題的群眾運動。不可否認，對於解除戒嚴，國會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