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已對德國二軌並立學校制度的興起與發展進行探討，並以 Hamburg與 Berlin 為例，分析邦層級學校制度改革的歷程與具體內容。雖 然傳統的分流學制面臨改革的壓力，然而政策的選項並非只有二軌並立模 式一種，為何越來越多的邦採用該模式，本研究認為此和背後的政治脈絡
有關，然而二軌並立學制是否可以達到預期的政策目標，特別是減緩傳統 分流學制的問題，值得一併探究。基於上述對於政策發展脈絡的探討，以 下就二軌並立模式的政策內涵與實施成效進行綜合分析。
一、二軌並立模式是妥協的方案
對於德國學校制度的分流設計，長期以來區分為支持與反對分流兩大 陣營，雙方各有不同意識型態與政黨屬性，造成學制改革往往陷入僵局。
Helbig與 Nikolai（2015）分析 1949 年以降德國各邦學校制度的發展，發 現學制改革方案往往引發不同陣營的爭議而告終，反而未激發對立的方案 方能推行。二軌並立學校制度能夠順利推動，因為這是「讓所有陣營不會 失去顏面而同意的政治妥協」（Hurrelmann, 2013, p. 457）。對於反對分 流學制度者而言，二軌並立是朝向單軌學制邁進的中程方案（Mittelweg）；
對於主張分流學制者而言，二軌並立雖然縮減分流的軌道數，但仍維持分 流的基本架構。Hepp（2011） 指出，德國主要政黨對於學制改革的議題 向來相當謹慎與務實，迄今也未有任何政黨將單軌制的主張納入其執政綱 領中，二軌並立便成為執政當局對於要求學校制度改革聲浪的務實回應，
並且成為許多邦平息學制爭議的解套方案。例如 Bremen 市、Saarland 邦 也比照 Hamburg 市，其主要政黨於引進二軌並立學制時也簽署協議，同 意於十年內不再提出學校制度的變革議案（Neumann et al., 2013; Tillmann, 2017）。從本研究對 Hamburg 與 Berlin 學制改革歷程的分析中也可看到，
原本各陣營對於學制改革各有不同主張與堅持，但最終相互妥協於二軌並 立方案，而使學制改革得以實現。
然而這種著眼於務實可行，且以回應外界對於學校制度改革要求的妥 協方案，卻被部份教育學者批評為只是半調子的改革，因為這並未具體回 應德國學制過早分流的問題。Holtappels（2017, pp. 46-47）就批評目前德 國多數邦所進行的學制變革都不是永續性的改革，因為這些變革都只是
「局勢所迫的局部調整而不是堅定持久的改革」，且是「敷衍回應學力評 比研究所顯示出的學制問題」。然而當主要政黨對於教育政策的核心理念 未取得共識時，相關的教育改革只能是妥協下的產物，難以推動全面性的 改革。即便二軌並立學制改革已獲得不同政黨的支持，但並不意謂雙方陣 營的核心理念有所改變。Nikolai 與 Rothe（2013）分析 2000 至 2013 年間
德國主要政黨於聯邦與地方層級的選舉政見，發現兩大黨逐漸一致支持二 軌並立學制，特別是基督教民主聯盟於 2007 年後已不再堅持原有分流學 制，轉而主張將文理中學以外的學校類型加以整合。然而就核心理念而 言，兩大黨仍是相當分歧，社會民主黨的教育政見仍是強調機會平等
（Chancengleichheit），基督教民主聯盟的教育政見則是主張機會公平
（Chancengerechtigkeit）。前者認為所有學生應有相同的教育機會，不受 家庭背景與成績的影響；後者則認為應依據學生的背景與能力，給予適性 但可能不同的教育機會。他們認為，這說明兩大黨接受二軌並立改革方案 並非基於其價值與信念的轉變，而是基於社會與經濟條件下的務實考量，
因此二軌並立是相互妥協下的產物。
二、主幹學校的終結
主幹學校原是中等教育階段大多數學生所就讀的學校類型，然而 1980年代起，主幹學校學生所占的比例已降到 40% 以下，之後更逐年下 降，進入 2000 年代後就讀主幹學校的學生比例已不到 20%。Leschinsky
（2003）即指出，主幹學校已不再是「主幹」了。由於家長與學生教育選 擇偏好的改變，主幹學校逐漸失去吸引力，反而成為低成就學生與移民子 女聚集的學校類型。再加上相關實徵性研究都指出，主幹學校學生不僅學 習成就低落，而且成就進展幅度緩慢，顯示主幹學校未能給予適切的支 持 。 這 都 讓 主 幹 學 校 被 貼 上 問 題 學 校 的 標 籤 ， 使 其 面 臨 存 廢 的 挑 戰
（ Autorengruppe Bildungsberichterstattung, 2008; Baumert et al., 2006;
Rösner, 2007; Weishaupt, 2009b）。因此打破主幹學校的宿命，將其和其他 學校類型整併，成為二軌並立學校制度變革的重要內涵（Bos, Müller, &
Stubbe, 2010; Tillmann, 2012）。
廢除主幹學校，並不是原本就讀該學校類型的低成就學生就會隨之消 失，而是要求學校與教師重新認識學生的異質性，並提供適性的學習環 境，以期提升學習成就。根據 PISA 2000 的後續分析，主幹學校的表現和 其成員組成的異質性有關，主幹學校學生占該區同齡學生比例愈低，為移 民子女的比例愈高，則該校的表現就愈差。說明過於同質性的環境並不利 於主幹學校學生的學習，因此異質化的環境應較為有利，不僅可避免因低 成 就 學 生 過 於 集 中 而 妨 礙 成 績 進 展 ， 也 可 帶 動 教 師 教 學 方 法 的 改 變
（Baumert, Maaz, Stanat, & Watermann, 2009; Trautwein, Baumert, & Maaz, 2007）。在 Hamburg 與 Berlin 的學校制度改革中，便強調異質化組成的 重要，新設立的整合型學校類型中，並不再依照不同的教育進路分班上 課，而是打破過去學校類型的區別，讓學習成就較低、家庭背景較差的學 生能夠和不同程度與背景的學生一起上課。然而異質化並不必然就會提升 學習成效，因此相關配套措施中更將之納入師資培育與教師進修的重點，
以提升教師相關專業知能，並強調學校應回應學生學習差異化的需求。
三、未納入文理中學的改革
雖然二軌並立學制變革強調學校類型的整合，但是並未將文理中學納 入，其主要考量應是政治上的可行性。根據 Böse、Neumann、Becker、
Maaz與 Baumert（2013）對於 Berlin 中等學校家長所作的調查，發現多數 家長支持二軌並立學制的引進。他們以四點量表調查家長對於整合文理中 學以外學校類型的支持程度，發現 55.3% 的整合型中等學校家長及 51%
的文理中學家長表示非常支持或是支持。然而當他們再問及是否應進一步 將包含文理中學在內的所有學校類型加以整合時，支持的比例便大幅滑 落，且不同學校類型家長的意見也產生歧異。其中 34% 的整合型中等學 校家長表示非常支持或是支持進一步整合，然而只有 23.1% 的文理中學 家長持此看法。質言之，二軌並立學制能獲得多數家長的支持，然而進一 步整合成單軌制的倡議，不僅未能獲得多數的支持，且恐激化不同立場的 歧見。上述務實的考量也具體呈現在德國各邦的學制發展上，也就是各邦 皆維持文理中學的獨立設置，且與其他學校類型存有區別；即便已有多數 的邦將其學校制度導向以二軌並立為基礎，但這都是將文理中學以外的學 校類型進行改制或統整，皆未涉及到文理中學的定位。因此文理中學依舊 維持其地位，仍是招收性向明確、能力較佳的學生。相較於其他學校類型 面臨大幅的改組與挑戰，文理中學在這波學制改革的論辯中，相對是較少 受到影響（Tillmann, 2017; Wolter, 2016）。相較於近年來德國各邦學校制 度呈現多元發展，維持文理中學的獨立設置反而成為各邦學制的共同處，
且 文 理 中 學 更 是 中 等 教 育 階 段 中 唯 一 各 邦 均 有 設 立 的 學 校 類 型
（Autorengruppe Bildungsberichterstattung, 2016）。
維持文理中學的獨立設置也顯示，二軌並立學制變革未將文理中學納 入整合，而此是避免打破文理中學與其他學校類型的界限，因為此界限「並
不是教育的，而是政治的」（Tillmann, 2012, p. 10）。文理中學在德國具 有根深蒂固的傳統，維持文理中學的存在，仍是當前主流的民意，特別是 具有政治影響力的中產階級更是支持。對於支持者而言，廢除文理中學無 疑是「侵害我們學校的競爭力，也侵害家長教育選擇的權利」（Tillmann, 2017, p. 106）。各黨派也不願觸及文理中學的議題，以免重蹈覆轍，再使 教育改革的討論長期陷入僵局，避開此議題反而可使各黨派相互妥協找到 可行的方案（Hepp, 2011; Neumann et al., 2013）。加上長期以來教育研究 成果未能在政治上發揮足夠影響力，也未能有效引領民眾的政策意向，使 得教育改革總以政治考量為主，而不願碰觸更為根本但卻可能引發爭議的 課題（Holtappels, 2017）。Hamburg 雖成功引進二軌並立學校制度，但是 延長基礎學校年限的改革方案卻引發中產階級的反彈，並發動公投否決該 方案，即是顯示文理中學的地位難以撼動。綜合而言，維持文理中學的地 位，可說是務實的考量，避免學制大幅變革耗費成本，同時也強化德國學 制發展的路徑依賴（Edelstein, 2016; Helbig & Nikolai, 2015）。
四、「等值性」的訴求仍難落實
雖然二軌並立學校制度強調不同學校類型的等值性，也都能引導學生 獲得成熟證書，但是相關實徵性研究陸續指出，學業成績仍是影響學校類 型選擇的主要因素，特別是高學業成就的學生幾乎都選擇就讀文理中學，
造成其他學校類型以學業成就中後段的學生為主。雖然兩種學校類型學生 成績的分布有所重疊，但是學業成就高低兩端的學生卻都各集中於不同學 校類型。Dumont、Neumann、Becker、Maaz 與 Baumert（2013）對於 Berlin 市基礎學校應屆畢業生先進行德文、英文與數學等科能力測驗，再追蹤其 畢業後的就學選擇，結果發現能力測驗總分 T 分數達 60 以上的學生，幾
造成其他學校類型以學業成就中後段的學生為主。雖然兩種學校類型學生 成績的分布有所重疊，但是學業成就高低兩端的學生卻都各集中於不同學 校類型。Dumont、Neumann、Becker、Maaz 與 Baumert（2013）對於 Berlin 市基礎學校應屆畢業生先進行德文、英文與數學等科能力測驗，再追蹤其 畢業後的就學選擇，結果發現能力測驗總分 T 分數達 60 以上的學生，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