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始」之說，最早見於《詩大序》，其言云：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 曰「風」。……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 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
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 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63
孔穎達《正義》引鄭玄答張逸之言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 四者，人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
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因此，《詩序》是以「風」、
「小雅」、「大雅」、「頌」四者為「四始」。《詩序》又云「四始，《詩》之至也。」
「至」有極盡之意，則「四始」乃詩義之極盡、極至也。又鄭玄以為「始者，王 道興衰之所由」，賦予詩教意味，人君行此「四始」之至，則國政將以興。
《史記‧孔子世家》亦有說云：
〈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
始，〈清廟〉為「頌」始。
此似乎以〈關雎〉、〈鹿鳴〉、〈文王〉、〈清廟〉為《詩》之「四始」，然而司 馬遷並未明說「四始」，也未說有特別之含意，故此說影響不大。另《齊詩》亦 有「四始」，惟乃附會五行之說，不可信也。
唐代成伯璵則亦提出「四始」之說云：
《詩》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風》之 正始；〈鹿鳴〉至〈菁菁者莪〉為《小雅》之正始；〈文王受命〉至〈卷阿〉
63 參見唐孔穎達等編撰《十三經注疏‧詩經》(台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 9 月)。
為《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為《頌》之正始。64 戴震則於《經考》卷三〈四始〉一文考之云：
「四始」自《毛詩序》、《史記》已言之，蓋經師相傳之遺語。後儒因之，
又有風雅正變之說。今考《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 巢〉、〈采蘩〉、〈騶虞〉；《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南陔〉、
〈白華〉、〈華黍〉、〈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邱〉、〈南山有臺〉、
〈由儀〉；《頌》之〈雝〉、〈酌〉及《豳詩》、《豳雅》、《豳頌》逸篇之〈九 夏〉、〈貍首〉、〈采薺〉、〈新宮〉之屬，見於《禮經》者，皆周公所定之樂 章，而太師教六詩，瞽矇掌六詩之歌，並定於周公制作禮樂時矣。余竊謂 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其定於周公者，部分有四。周公已後之詩，
後人所採入，因舊部而各隸其後。則周公初定之篇章，是為《詩》之「四 始」者而已。今之三百十一篇者，不知周太師採而增益之與？抑魯太師所 得者與？《魯頌》之名，必非列於周太師者。則孔子所據，殆魯太師職掌 所存者耳。……「四始」之為正經，《豳》在其中。若顧炎武謂「《南》、《豳》、
《雅》、《頌》為四詩」，則又異於「四始」之義矣。65
戴震同意毛、鄭以「風」、「小雅」、「大雅」、「頌」四者為《詩》之「四始」，
又採成伯璵「始者，正詩也」之意見，故以為「四始」乃周公初定之正詩。戴震 亦於〈詩比義述序〉云：
《詩》之部分四：「風」，鄉樂；「小雅」，諸侯之樂；「大雅」、「頌」，天子 之樂。而燕饗群臣、嘉賓，或上取，或下就，著在《禮經》。其後因舊部 而頗有附益，於是目其定於周初制作禮樂時者，謂之「四始」。66
按：《詩序》云「四始，《詩》之至也。」又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雅者，正也，言王道所由興廢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 者也」，鄭玄亦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皆是儒家之詩教觀，本非《詩》之
64參見戴震《經考》卷三〈四始〉所引。
65收入《戴震全書》第二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年)，頁 247-248。
66 收入《戴震文集》卷十。
原意。至於將「始」視為正詩，乃是受到「正變」之說的影響。蓋《詩》之有正、
變，亦由《詩序》首言，其云：「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 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
吟詠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鄭玄《詩譜序》則發揮《詩序》之說云：
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
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
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 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 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 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眾國紛 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
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
「變雅」。
蓋鄭玄以為《國風》之《周南》、《召南》等二十五篇為正風，《邶》、《鄘》
以下至《豳》則為變風，而《小雅》之〈鹿鳴〉等十六篇及《大雅》之〈文王〉
等十篇則為正雅，〈十月之交〉、〈板〉、〈蕩〉等篇則為變雅。然而，鄭玄此說有 所矛盾，屈萬里指出「即使承認毛、鄭之說為合理，而他們所定的詩的時代，已 多半靠不住，如《周南》、《召南》，顯然有東周時詩，他們都認為是周初的作品；
何況毛鄭認為《豳風》諸詩，皆作於成王之世，而鄭氏卻把它列入變風，這豈非 自相矛盾嗎？」67又據孫作雲之考證，《詩經》中最早的詩是《周頌》，大部分是 周成王時代的詩；《大雅》、《小雅》全是西周末年之詩，其中一半左右的詩是周 宣王時代的作品；《國風》絕大部分是春秋初年之詩，有一小部份是西周末年的 詩，另一小部份是春秋中晚期之詩，至於《二南》除有一部份是西周末年的詩，
67 參見屈萬里《詩經詮釋》(台北：聯經出版社，1998 年 1 月)，頁 18。
其餘均作於春秋初年68。另屈萬里亦考證「三百篇的時代，就文辭上看，以《周 頌》為最早，大致都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大雅》裡也有幾篇像是西周初年的作 品，而大部分是西周中葉以後的產物。《小雅》多半是西周中葉以後的詩，有少 數顯然地是作於東周初年。《國風》中早的約作於西周晚年，晚的已到了春秋中 葉以後。」69因此，《詩經》中確定作於成王或成王以前的詩，大概只有《周頌》
或少數《大雅》之篇章而已，其餘大部分篇章均作於西周中晚期以後。故鄭玄以 為《周南》、《召南》為文武之作，非也。反而《豳風》的時代較《周南》、《召南》
為早，故以時代先後來區分正風、變風，其說不能成立。至於成伯璵以《周》、《召》
二南為《國風》之正始，戴震以二南為周公所定，而以「四始」乃周公初定之篇 章，亦不能成立。
東原雖在「四始」之義上誤入「正變」之說，然而也能分辨鄭玄區分《風》、
《雅》正變之誤也，如《經考》卷三之〈篇次世次〉云：
〈采薇〉、〈出車〉、〈杕杜〉，漢世有謂為懿王時詩者，據詩中曰「天子」， 曰「王命」，毛鄭解為「殷王」，徒泥「正雅」作於周初爾。茍其詩得乎義 之正，而為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邪？文王未嘗自稱「王」，成康 以後，昭、穆、共、懿、孝、夷、厲、宣八王，而宣王命吉甫北征曰：「玁 狁孔熾」，則前此二百餘年間，固亦有玁狁崛彊之事矣。宣王之臣皇父謂 南仲為太祖，豈必遠求南仲於文王時乎？文王之臣，亦未聞有南仲者矣。
〈南陔〉已後，則又周初雅樂，未可以今之詩篇次第定作詩世次也。〈節 南山〉以下，舊說以為幽王時詩，朱子嘗疑〈楚茨〉至〈車舝〉十篇為正 雅，錯誤在此。〈魚麗〉、〈采菽〉、〈黍苗〉、〈隰桑〉、〈瓠葉〉同。〈黍苗〉
言召伯營謝，與《大雅‧崧高》皆宣王封申伯事。自〈民勞〉至〈桑柔〉
五篇，舊說以為厲王時詩，然衛武公作〈抑〉，據《國語》，則年九十有五 矣。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作〈抑〉詩之時，雖不必九十五，當在宣
68 參見孫作雲〈論詩經的時代和地域性〉，《孫作雲文集》第二卷《詩經研究》(開封：河南大學 出版社，2002 年 6 月)，頁 69-82。
69參見屈萬里《詩經詮釋》(台北：聯經出版社，1998 年 1 月)，頁 6。
王以後也。70
〈采薇〉、〈出車〉、〈杕杜〉之詩，篇次屬《小雅》之〈鹿鳴之什〉，依據毛、
鄭之說，屬於所謂「正雅」，乃周初文、武之作也，故《詩序》云：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 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
〈杕杜〉以勤歸也。
《齊詩》、《魯詩》則以為作於懿王之時，《漢書‧匈奴傳》亦云：「至穆王之 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 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亦以此作於懿王之時。
然而，「玁狁」一族，金文見於《多友鼎》、《不其簋》、《虢季子白盤》、《兮 甲盤》等器，除《多友鼎》為厲王時器，其餘三者皆屬宣王之器71。李學勤亦考 證云：「王國維作〈鬼方昆夷玁狁考〉，指出玁狁『其侵暴中國，亦以厲宣之間為 最甚也』，是很有見解的。《多友鼎》是厲王時物，銘文所記是玁狁一次入侵周土 的經過，同史籍所錄相合。不過和宣王對玁狁的征伐卻是不同時期的兩件事。」
72屈萬里亦云：「玁狁一名，西周中葉以後始有之，殷末及周初稱鬼方(王國維有說，
見所著〈鬼方昆夷玁狁考〉)。詩中屢言玁狁，知此乃西周中葉以後之詩，舊謂作 於文王之時，非也。以〈出車〉及〈六月〉諸詩證之，此詩蓋作於宣王之世。」
73按：玁狁與鬼方、昆夷是否為同一種族之異名，尚有疑問。惟考諸青銅銘文，
玁狁一族不見於周初，最早見於西周中晚期厲王、宣王之時，又考諸《詩經》之
〈出車〉「王命南仲」，即《大雅‧常武》「南仲太祖」之南仲，宣王時人。故戴 震認為「宣王之臣皇父謂南仲為太祖，豈必遠求南仲於文王時乎？文王之臣，亦 未聞有南仲者矣。」此言信矣。文王之臣未有南仲者，加以金文及文獻之考證，
〈采薇〉此三詩應非周初文武之作也，亦非懿王之時，而宜為厲、宣之作也。戴
70 收入《戴震全書》第二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年)，頁 258-259。
71 參見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頁 284。
72 參見李學勤〈論《多友鼎》的時代及意義〉，《新出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
頁 130-131。
73參見屈萬里《詩經詮釋》(台北：聯經出版社，1998 年 1 月)，頁 295。
震批評毛鄭「徒泥『正雅』作於周初爾」，確實指出「正變」說以時代先後區分 之不合理，而認為「茍其詩得乎義之正，而為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邪？」
主張「正變」以治亂之事為標準，如其〈變風變雅〉一文亦云：「《風》《雅》之 有正變也，所言者，治世之正事，則為正；所言者，亂世之變事，則為變。」74然 而，以治亂之事區別，亦屬籠統，多參入儒家詩教觀，亦不可泥於其間。故今學
主張「正變」以治亂之事為標準，如其〈變風變雅〉一文亦云：「《風》《雅》之 有正變也，所言者，治世之正事，則為正；所言者，亂世之變事，則為變。」74然 而，以治亂之事區別，亦屬籠統，多參入儒家詩教觀，亦不可泥於其間。故今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