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前述，經濟民族主義究竟會走向保護主義還是追求自由開放，
端視特定之歷史情境而決定。因此，探討經濟民族主義的關鍵是條件問 題，也就是在甚麼條件之下，民族主義會成為影響對外經濟政策的重要 因素？甚麼條件下，此一因素會導致對外保護主義和對內的經濟歧視政 策？而甚麼條件下此一因素會促進對外的自由貿易和對內的經濟平等政 策？對此問題，學者的研究呈現兩種不同的回答方式。第一是實證主義 的因果關係研究途徑，也就是從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於個人層次的 因素，來看為何民族主義會引導經濟政策，以及為何民族主義的優勢地 位會導向自由開放或貿易保護。第二則是後實證主義的建構關係研究途 徑，也就是從歷史與文化的反省，來看經濟政策和民族認同相互建構的 過程。
首先，實證主義因果關係的研究在兩次大戰期間已有相當豐富的成 果。大蕭條之後的學者拉帕德(William Rappard)指出了兩種經濟民族主
義出現的原因71。一種是帶有抱歉性質(apologetic)的理由，認為經濟民族 主義的政策是為了戰時的需要和因應經濟大蕭條，而「不得不」這麼做。
第二種是基於反抗的(defiant) 的動機，強調增加國家能力與先進國家抗 衡，是「主動」如此。之所以「不得不」，是因為戰爭打亂國際貿易秩序，
戰後經濟衰退，各國執政者因為戰爭陰影未散，懼怕在經濟上依賴他國，
而「不得不」採取經濟民族主義的政策72。而且，一次大戰造成各國幣 值的貶值幅度不一，導致國際貿易缺乏必要的交易基礎，加上1929 年的 經濟大恐慌，自給自足成為唯一的因應對策73。至於「主動」的原因，
則是來自對於外國控制和外來競爭的懼怕，包括懼怕本國產品過於依賴 外國市場、懼怕外國資本對本國市場的干預、渴望保存國內產業、不希 望國內原物料遭受外國廠商把持、希望發展本國自身的產品、和保存國 內農業以應付未來的戰爭，因而採取經濟民族主義的政策74。
二次戰後，經濟民族主義再度出現於新興獨立國家。布尼爾(Peter Burnell)認為要解釋 60 年代以降新興獨立國家的經濟民族主義，非殖民 化運動的刺激、國際經濟結構限制、有利的國際環境、以及國內需要考 慮，都是重要因素。首先，非殖民化要求建立實現政治獨立，殖民時代 的經濟剝削被認為是非殖民運動一定要剷除的對象。一旦政治獨立實 現，伴隨政治獨立而來的政治機會使用殆盡，新興獨立國家的政治菁英 就會推動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其次，由於既存的國際經濟條件對於新興 獨立國家極為不利，因此，採取經濟民族主義成為新興獨立國家的武器。
71 William Rappard,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 89.
72 Francis Sayre, “The Menace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 82; Charles Schrecker,
“The Growth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Its International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3, No. 2 (March-April 1934), pp. 208-225.
73 Arthur Feiler,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p. 204 – 205; J. Gregory Smith,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p. cit., pp. 619-648.
74 Theodor Gregory,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p. 292-294.
第三，國際政治環境提供的條件，有利於經濟民族主義。自60 年代中期，
美蘇逐漸從冷戰轉向低盪，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經濟政策的干預逐漸放 鬆。同時，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復甦，也給予各國更大的自主空間。此外，
部分已開發國家所採取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跨國公司運用經濟民族主 義政策保護其既得利益、以及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相互學習，都是促進 經濟民族主義政策的原因。第四，國內經濟因素如豐富的自然資源、逐 漸成熟的國內經濟力量給予國家自信採取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國外威脅 感的增加和國內政治不穩定和合法性的危機，也都會驅使國家採取經濟 民族主義的政策75。
對於90 年代興起的區域經濟整合浪潮，舒爾曼(Stephen Shulman) 則以民族主義的三大目標－自主、團結、和認同，以及特定政策對於多 數或少數族群就此三大目標之滿足程度，解釋國家及其境內民族的政策 選擇。Shulman 的研究發現，儘管基於維護自主，民族國家會傾向降低 對外貿易依賴，但是，如果貿易可以增加財富，或是可以分散對特定貿 易對手國的依賴，民族國家還是會趨向於增進貿易。基於促進民族團結，
國家可能趨向與其同民族之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整合，也可能減少對外貿 易，以增進其國內的經濟整合程度。基於鞏固民族認同，民族國家可能 減少對外貿易，以避免外來文化衝擊。民族國家也可能增加與其同民族 之其他國家間的經濟聯繫，或減少與其不同民族之其他國家間的經濟聯 繫，以強化其我族認同。同樣的，民族國家也可能積極追求經濟整合，
以成功的經濟表現創造民族榮耀和自信。當然，上述的分析，會因為該 民族為國境內多數民族或少數民族而有所不同。這是因為多數民族的威 脅是來自於國境之外的強權，少數民族的威脅是來自於境內的多數民族
75 Peter Burnell,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op. cit., pp.53-84.
76。另外，丹特(Christopher Dent)在比較新加坡、南韓、和台灣對外經濟 政策的研究中，將意識形態和經濟民族主義加以區隔，認為意識形態是 決策者所信奉的基本理念，如傳統的重商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 義三分法，以及該國獨特的價值系統、特殊的經濟文化(economic culture)、甚至決策者各人的務實傾向，都應該包括在內77。至於做為一 種思潮的經濟民族主義，則是基於國內社會的要求，進而左右政府、企 業、和個人的經濟決策78。決策者所信奉的理念和國內社會的民族主義 浪潮，會同時影響政府對於對外經濟政策的目標制定79。
其次，後實證主義的建構關係研究強調的是經濟政策選擇和民族認 同兩者的相互構成，正如學者對於「經濟民族」(economic nation)的探討，
其既強調對於經濟經驗的共同記憶，是民族認同的重要元素，無論此一 記憶是成功發展還是飽受剝削，而民族認同的建立過程，又會進一步塑 造和決定以工業化為核心的國家利益80。經濟民族所傳達的政策選擇和 民族認同兩者之間的相互構成關係，已經隱含了建構主義做為經濟民族 主義研究的極大潛能。21 世紀初期哈佛大學的阿布德勞(Rawi Abdelal) 教授和波士頓大學的葛林菲德(Liah Greenfield)教授分別撰寫的專書，提 供極有價值的示範。
Abdelal 在其對前蘇聯國家是否選擇和俄羅斯進行經濟整合的研究 之中，總結民族主義對於國家對外經濟政策的四個重要意義，分別是民
76 Stephen Shulman, “National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4, No. 3(September 2000), pp. 369-373.
77 Christopher Dent, The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Singapore, South Korea and Taiwa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3), pp. 11-13.
78 Ibid., p. 25.
79 Ibid., p. 8.
80 George Crane, “Economic nationalism: Bringing the Nation Back In,” op. cit., pp. 55-56, 68. Andreas Pickel, “Explaining, and Explaining with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p.
105-127.和 Levi-Faur, “Economic nationalism: from Friedrich List to Robert Reich,” op. cit., pp. 359-370.同樣提到經濟民族和以經濟發展建構民族和創造民族榮耀。
族主義給予政策根本的社會目的、民族主義合理化基於此社會目的所帶 來的犧牲、民族主義拉長政府和社會對於政策效果的時間軸、以及民族 主義給予國家對外經濟政策一定的方向感81。然而，任何民族主義的主 張都是一種定義，也嘗試對其他定義給予回應。因此，研究民族主義對 於經濟政策的影響，必須先從菁英對於民族主義的主張(content)82和其間 的爭辯(contestation)開始。以民族主義爭辯所凸顯的民族認同為情境因 素，再來檢視國家對外經濟政策的偏好及具體策略，來看兩者之間如何 相互連動與相互構成83。與Abdelal 強調策略選擇有所不同，Greenfield 所強調的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也就是以民族主義來解釋不同國家的經濟 發展成果。她認為民族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興起，有極大的關係。因為其 本質上的平等精神(egalitarianism)，民族主義具有開放社會階層流動和釋 放勞動力量的效果，從而創造資本主義所需要的社會結構。而且，由於 強調民族的尊嚴與威望，民族主義會刺激民族成員投入國際競爭和致力 於經濟成長，從而改變長期以來將商人階級置於社會底層對於經濟發展 的限制，從而帶來社會力的釋放和長期的經濟成長84。
儘管，近十年對於經濟民族主義的研究，較之於過去更加嚴謹和強 調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但是，仍然存在部分盲點。首先，採取實證因果 關係途徑的研究，大多數仍將經濟民族主義簡化為採取保護主義的貿易 政策，而沒有區分民族主義者所採取保護主義政策的不同態樣，更遑論
81 這裡所稱的方向感，是指哪個民族的經濟依賴是危險的，以及與那個國家的經濟依
賴是互利的。Rawi Abdelal, National Purpose in the World Economy: Post-Soviet St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
82 民族主義的主張包括誰是民族的成員、政治權威的目的、以及誰構成對此一目的的
威脅。Ibid., p. 26.
83 Ibid., pp. 42-44.
84 Liah Greenfield, The Spitit of Capit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1-26.
認識到民族主義者將對外開放和推動區域整合納入政治議程的可能性。
這點，晚近Shulman 的研究將推動區域經濟整合和民族主義者政治議程 相互結合，可算是理論研究的一大突破。但是，民族主義者如何在不同 的保護政策進行選擇，過去的研究還鮮少觸及。誠如前述，經濟民族主 義除了貿易保護政策之外，也可以展現為特定的匯率政策或技術移轉策 略，前者指採取將本國經濟與外國影響隔離的貨幣政策，以確保本國的 政策自主性，也可稱之為「貨幣民族主義」(monetary nationalism)85。後 者則是指科技領先國家為維持本國科技優勢，對於技術援助和技術輸出 加以管制，也可以指後進國家通過科技政策實現工業化和技術追趕86。
這點，晚近Shulman 的研究將推動區域經濟整合和民族主義者政治議程 相互結合，可算是理論研究的一大突破。但是，民族主義者如何在不同 的保護政策進行選擇，過去的研究還鮮少觸及。誠如前述，經濟民族主 義除了貿易保護政策之外，也可以展現為特定的匯率政策或技術移轉策 略，前者指採取將本國經濟與外國影響隔離的貨幣政策，以確保本國的 政策自主性，也可稱之為「貨幣民族主義」(monetary nationalism)85。後 者則是指科技領先國家為維持本國科技優勢，對於技術援助和技術輸出 加以管制，也可以指後進國家通過科技政策實現工業化和技術追趕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