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問題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再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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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2 國際關係學報 第三十二期 (2011 年 7 月) . . 壹、前言 從史翠菊(Susan Strange)提出「國際政治學與國際經濟學的相互忽 略」(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of Mutual Neglect)一文以來1，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科發展至今已超過 40 年。不可 否認的，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早期經濟民族主義、自由主 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三大典範辯論，以及後來美國學派與英國學派兩者 的相互較勁，對於學科的問題意識與理論建構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其 實，三大典範的說法本是為了要在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外，從民族 主義和國家權力的角度另立典範。即便後來的美英兩派辯論，也不敢抹 煞經濟民族主義獨立存在的價值。然而，長期以來，以經濟民族主義為 基礎的研究卻相當有限，不但理論內涵早已模糊不清，其在典範辯論之 中被期待能發揮引領提出問題和建構理論的功能，更是完全消失。事實 上，隨著 90 年代全球化的快速擴張，為了在經濟整合過程保護國民經濟 的獨立存在和永續發展，經濟民族主義再度引起學者的關注。尤其自 2008 年金融海嘯後，雖然美國及歐洲乃至亞洲各國紛紛採取擴張性的財 政和貨幣政策以紓緩危機，但一夕之間的經濟震盪仍難以避免引發各國 民族主義浪潮，並帶動不少歐洲國家採取經濟民族主義措施2，正可說明 研究經濟民族的重要性3。本文為補充此一國際政治經濟學學科發展上的 * 本文研究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計畫編號為(98-2410-H-002-063-MY2)。 1 Susan Strange,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of Mutual Neglec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6, No. 2(April 1970), pp. 304-315. 2 Kristian Kurki, eds. The Great Regression: Financial Crisis in an Age of Global Interdependence (Helsinki: Fi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9), p.22. 3 雖然，此處本文將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之後各國採取的政策稱之為經濟民族主義措 施，但此為大眾傳媒和一般研究文獻對這類政策的稱呼。根據本文後面的分析，這類 政策能否稱之為經濟民族主義政策，端視是否為民族主義思潮所催生，並以民族建立 .
(3) 專論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問題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再檢視 53. . 重大缺漏，也延續近來學者對於經濟民族主義的關注，重新檢視經濟民 族主義的內涵，並嘗試提出適當的研究架構，以探索作為三大典範之一 的經濟民族主義，是否有可能發展和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等量齊觀的 經驗研究。下二節本文介紹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建立及其流變，並在 此背景上，介紹經濟民族主義的理論內涵及其所於彰顯之意識形態在對 外經濟政策所扮演的角色，最後則以此提出整合性的分析架構。. 貳、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建立4 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存在三個典範，最早出於吉爾平(Robert Gilpin) 於 1972 年在「國際組織」期刊(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的文章「跨國 經濟關係的政治邏輯」(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在 這篇文章之中，Gilpin 認為經濟與技術力量所創造的跨國經濟雖然是當 時(70 年代)炙手可熱的新興現象，但其與以主權國家為基礎的政治效忠 單位之間的衝突，究竟何者居於主導地位的辯論，實為 19 世紀古典自由 派(Classical Liberal) 之彌爾(John Stuart Mill)和德國歷史學派(German Historical School)之李斯特(Friedrich List)兩者辯論的延續5。誠如 Gilpin 所說，自亞當斯密(Adam Smith)以來的古典自由主義和反抗古典自由主 義的馬克思主義，皆從市場經濟或生產模式的需要，來看待政治單位組 和民族生存為其目標。 4 本文第二、三節重要觀點曾發表於作者與楊道昀先生共同發表之會議論文，詳見左 正東、楊道昀，「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問題」，發表於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第二 屆年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與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合辦， 2008 年 5 月 1 日） 5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n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49. .
(4) 54 國際關係學報 第三十二期 (2011 年 7 月) . . 成的合理性與必然性。與此相反的是，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或現實主 義學派(realist school)認為權力、安全、和民族情感(national sentiment)， 才是國際關係和政府政策最重要的決定因素6。同時，Gilpin 認為，當時 蓬勃發展的跨國經濟關係是附著於一套特定的政治利益與政治關係，當 此一政治安排發生改變，跨國經濟關係也會隨之改變。這點可證諸於 19 世紀世界經濟和大英帝國的共生關係，以及 20 世紀中葉以後世界經濟和 美國所領導之反共聯盟的共生關係7。然而，在這篇文章之中，Gilpin 並 未正式命名後來稱之為經濟民族主義的學派，只稱之為民族主義者或現 實主義學派。而且，Gilpin 也只是間接陳述基於市場邏輯和政治效忠孰 居主導的辯論，存在三種可能的觀點，並未直接表明其和政治經濟學理 論的關連性。直到三年之後的國際組織期刊另一期專刊，國際政治經濟 學的三大典範才有了明確的界定。 在 1975 年的這份專刊中，Gilpin8首次明確地表示政治經濟學存在三 種流行思潮(prevailing school of thought)或觀點(perspective)，分別是「自 由主義」(Liberalism)、「馬克思主義」(Marxism)、和「經濟民族主義」 (Economic Nationalism)。在這三種思潮的基礎之上，Gilpin 提出了世界 經濟未來發展的三種模式，分別是「主權擱置模式」(Sovereignty-at-bay Model)、「依賴發展模式」(Dependencia Model)、和「重商主義模式」 (Mercantilism Model)，這三種模式可以看作為三種理想型(ideal type)，對 於官方、學術界、乃至一般大眾如何看待貿易、貨幣、和投資問題，帶 來深刻的影響9。換句話說，Gilpin 所提出的三種流行思潮，不但有其理 6. Ibid., pp. 51-52. Ibid., p. 63. 8 Robert Gilpin,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9 Robert Gilpin, “Three Models of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9, No. 7. .
(5) 專論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問題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再檢視 55. . 論假設與分析邏輯，而且預設了世界經濟的發展方向，並構成菁英與大 眾對於世界經濟問題的想像及可能的解決方案。其後，Gilpin 在其所著 之「美國權力與跨國公司(US Power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一 書，進一步闡釋此三種流行思潮的分野，在於對五個政治經濟的基本問 題提出不同的答案，這五大問題分別是「經濟關係的本質」、「行為者的 本質」、「經濟活動的目標」、「經濟與政治的關係」、「改變的理論」10。 然而，Gilpin 不是同等看待這三種思潮。當 Gilpin 撰寫「跨國經濟 關係的政治邏輯」一文時，這篇文章原是為「跨國關係和世界政治」專 刊所準備，該期專刊由基歐漢（Robert Keohane）與奈伊(Joseph Nye)所 發起，這是因為兩人於 1968 年加入國際組織期刊編輯委員會後，希望扭 轉研究國際組織的珠穆朗瑪峰現象(Everest Syndrome)11，從世界政治的 互動形式(pattern of interaction in world politics)入手，來看國際組織所扮 演或應扮演的角色。而跨國關係的研究，絕非始自於 Keohane 與 Nye， 在兩人之前的艾隆(Raymond Aron)、傑賽普(Philip Jessup)、凱瑟爾(Karl Kaiser)、曼德豪森(Horst Menderhausen)、和羅森諾(James Rosenau)都曾 1(Winter 1975), pp. 38-39. 10 自由主義認為經濟關係的本質是和諧的(harmonious)，馬克思主義和重商主義則認為 是衝突的。自由主義視家戶和公司為主要行為者，馬克思主義認為是經濟階級，重商 主義則認為是民族國家。自由主義認為經濟活動的目標是極大化全球福祉、馬克思主 義認為是階級利益的極大化、而重商主義則認為是國家利益的極大化。有關經濟與政 治的關係，自由主義認為經濟應該決定政治、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決定了政治、而重 商主義則認為政治決定經濟。最後，自由主義視現存秩序為理所當然，改變僅有可能 是在動態均衡過程中的漸近適應，重商主義則認為改變唯有在權力平衡變化時才有可 能發生，兩者都沒有提出關於改變的完整而具系統性的解釋。相反的，馬克思主義對 於改變則有非常清楚的看法，認為生產工具的改變及其後所帶來的階級利益衝突，將 造成不均衡的傾向進而帶來政治社會體系天翻地覆的改變。Robert Gilpin,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ries, op.cit., pp. 26 – 33. 11 乃是指學者研究國際組織只是因為某一國際組織存在的事實，而非基於該組織獨特 的重要性。 .
(6) 56 國際關係學報 第三十二期 (2011 年 7 月) . . 經提出類似的概念，特別是兩人老師 Aron 所提出來的跨國社會 (transnational society)概念，更是對於 Keohane 與 Nye 帶來直接的啟發12。 不過，Keohane 與 Nye 也承認，跨國社會的概念忽略了國家對於跨國關 係操縱的可能性。因此，他們的主軸放在國家與跨國社會的互動以及次 國家單元之間所形成的跨國聯盟13。作為受邀作者之一，Gilpin 的文章恰 恰是要反駁 Keohane 及 Nye 的觀點。他要提醒跨國政治的主張者，國家 間關係才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跨國關係是因為國家的允許才存在，也 會因為國家的政策改變而消失。 有趣的是，在 1998 年由卡讚斯坦(Peter Katzenstein)、Keohane、和 克萊斯納(Stephen Krasner)三人共同撰寫的一篇國際政治經濟學回顧性 文章之中，三位重量級的學者表示，跨國關係研究乃是 60 年代末期以來 自由主義挑戰現實主義最重要的論述之一。自由主義從四個方面挑戰現 實主義，分別是現實主義的國家中心觀、國家同質觀、理性行為者假設、 以及無政府狀態。尤其是前兩者，更是受到新功能主義、官僚政治、和 跨國關係論述的巨大衝擊。而新功能主義、官僚政治、和跨國關係論述， 皆立基於多元主義的公民社會與國家理論。但是，無論是官僚政治觀點 還是跨國關係論述，雖然提供豐富的描述性素材，卻很難加以操作化來 . 12. 可參照：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s. by Richard Howard and Annette Baker Fox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7); Karl Kaiser, “Transnationale Politik: Zu einer Theorie der multinationalen Politik,”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Sonderheft, Nr. 1(1969), S. 80-109; Horst Menderhausen, “Transnational Society vs State Sovereignty,” Kyklos, Vol. 22, No. 2(May 1969), pp. 251 – 275; James Rosenau, Linkage Politics: Essays on the Convergence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Keohane 和 Nye 並未於文中索引 Phillip Jessup 的文章，僅 提及國際法律師和經濟學家較不受到國家中心典範的拘束，此可證諸 Richard Cooper, Raymond Vernon, Phillip Jessup 的著作。經查考，Phillip Jessup 於 1965 年由耶魯大學出 版社出版的「跨國法律」(Transnational Law)一書，應為這兩位作者所稱的相關著作。 13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vii-viii. .
(7) 專論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問題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再檢視 57. . 說明其間的因果關係14。由此觀之，Gilpin 的論述不但是要反駁 Keohane 與 Nye 對於跨國關係過度樂觀的危險，而且是要從現實主義的立場回應 自由主義的挑戰。更進一步說，以現實主義的立場回應自由主義的挑戰， 也可看作是將國際關係的基本假設帶到世界經濟的研究。因為，70 年初 期，現實主義的假設和論述仍然是國際關係的基本論述，而跨國關係專 刊又聚集不少經濟學者和管理學者的研究。因此，對於現實主義的捍衛， 形同捍衛國際關係學者在世界經濟研究的發言地位15。從後來國際政治 經濟學的理論發展來看，Gilpin 的影響是將權力與國家帶回國際經濟研 究，而後來無論是 Keohane 與 Nye 的「權力與互賴」還是 Keohane 的「霸 權之後」 ，不但修正早先的立場，不再否定權力的重要地位16，還進一步 以國家間的合作，作為國際制度建立和國際經濟運作的基礎，間接證實 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界普遍接受 Gilpin 作為理論發展的基本假設。只是， 當雙方都接受國家和權力的重要性後，經濟民族主義反而從國際政治經 濟學的研究議程上退去。為何如此，得要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流變 找尋線索。. 參、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流變 自 1990 年以後，國際政治經濟學界開始反省學科知識的分類，進一 14.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O.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4 (Autumn 1998), pp. 658-660. 15 在「跨國關係和世界政治」的二十位作者之中，僅有不到一半為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 者(八位)， 其他分別是一位經濟學者、兩位歷史學者和兩位國際政府及非政府組織工 作者、三位管理學者、和四位社會學者。 16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4(Autumn 1987), p. 725. .
(8) 58 國際關係學報 第三十二期 (2011 年 7 月) . . 步提出「新國際政治經濟學」(New IPE)和「正統國際政治經濟學」 (Orthodox IPE)二派分立的觀點17。自此之後，陸續有學者對於大西洋兩 岸國際政治經濟學學派分立進行探討18。在墨菲(Craig Murphy)與尼爾森 (Douglas Nelson)的文章中，他們將存在於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兩個學派分 別定名為以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期刊為中心的「美國學派(American School)」或稱「國際組織期刊學派(IO School)」以及以「國際事務」期 刊(International Affairs)與晚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評論」(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期刊為中心的「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 或稱為「批判學派(Critical IPE)」19。簡而言之，美國學派國際政治經濟 學關注兩個問題：全球經濟的權力分配以及國家合作的可能性20，其研 究焦點則為財富與權力的關係、國家與市場的關係、利益與制度的關係 以及國際政治經濟與國內政治的關係21。至於英國學派的核心關懷，則 是對二次大戰後美國一手建立的世界經濟秩序，在 1970 年代初期逐漸展 現的疲弱和崩壞徵兆，感到憂慮而嘗試尋求解決途徑。同時，英國學派 嘗試打破正統國際政治經濟學將政治和經濟分離以及將國際和國內分離 17. Craig Murphy and Roger Tooze,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Yearbook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1), pp. 5-6. 18 Geoffrey R. D. Underhill, “State, Market,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Genealogy of an (Inter-?)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6, No. 4(October 2000), pp. 805-824. Craig Murphy and Douglas Nels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A Tale of Two Heterodox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3(October 2001), pp. 393-412; Amanda Dickins,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2, No. 3(May 2006), pp. 479-492; Benjamin Co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Benjamin Cohen, “The Transatlantic Divide: Why Are American and British IPE So Differ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4, No. 2 (May 2007), pp. 197-219. 19 Craig Murphy and Douglas Nels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A Tale of Two Heterodoxies,” op.cit., p. 394. 20 John Ravenhill,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8. 21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O.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op. cit., p. 684. .
(9) 專論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問題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再檢視 59. . 的二個基本假設，正視社會科學不可避免的主觀性以及嘗試多元的歷史 和社會解釋途徑，並將廣大的社會與道德議題拉進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討 論之中，這英國學派最特別之處22。 儘管，90 年代以後，美國學派與英國學派兩派之爭，已逐漸成為國 際政治經濟學學科知識的基本架構。但是，這絕非表示三大典範已失去 其提供學科基本理論的地位。根據本文追蹤 1970 年代以來 11 本橫跨美 國學派和英國學派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教科書23，發現國際政治經濟學於 80 年代受國際關係理論影響甚深，三大意識型態的辯論主導了學科內的 典範界定與發展。90 年代之後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普遍於傳統 Gilpin 的三大典範之外，加上名稱不一的新典範。例如瑞夫希爾(John Ravenhill)的當代途徑，包含許多新興而無法明確歸類的議題與方法24、 瓊斯(Barry Jones)的歷史制度途徑與制度主義、以及史都本(Richard Stubbs)和昂德希爾(Geoffrey Underhill)提出的女性主義、環境主義、和後 現代主義。但是三大典範─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仍然是教 科書中國際政治經濟學最核心的理論典範。以下，將此 11 本教科書典範 分類整理如下：. . 22. Craig Murphy and Roger Tooze.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Yearbook, op.cit., pp. 2-6. 23 本文根據三項標準判斷，分別作者接受研究訓練的學校所在地，是美國還是英國或 第三地；作者與美國國際組織期刊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或英國國際政治經濟 學研究小組 (IPEG) 的淵源；以及作者自己的宣稱或歸類。同時，本文以英國學派國 際政治經濟學或新國際政治經濟學正式命名的 1991 年為界，觀察九零年代前後學者 對典範界定的變化。 24 John Ravenhill,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p. cit., p. 15. .
(10) 60 國際關係學報 第三十二期 (2011 年 7 月) . . 美國學派、英國學派、和典範分類25 美國學派 英國學派 作者. 典範分類 傳統典範. 19771990. 19912008. 作者. 新增典範. 傳統典範. Spero. 重商主義 自由主義 帝國主義. Strange (Tooze). Gilpin. 民族主義 自由主義 馬克思主義. Gill Law. Frieden Lake. &. 典範分類. &. 民族主義 自由主義 馬克思主義. 國際/國內 國家/社會. Jones. Ravenhill. 民族主義 自由主義 馬克思主義. 當代途徑 (建構主義等). O’Brien & Williams. Miller. 自由市場主 義 馬克思主義. 多中心組織. Stubb & Underhill. Cohn. 現實主義 自由主義 結構主義. 社會建構主 義 女性主義. 新增典範. 重商主義 自由主義 馬克思主義 結構主義 世界體系論 現實重商主 義 自由主義 馬克思主義 經濟現實主 義 經濟自由主 義 馬克思主義 經濟國族主 義 自由主義. 結構主義 制度主義. 民族主義 自由主義 馬克思主義. 後現代 主義 環境主義 女性主義. 批判觀點. 來源：左正東、楊道昀，「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問題」，發表於中華民國國際關係 學會第二屆年會（嘉義：中正大學，2008 年 5 月 1 日）. 雖然，承認三大典範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是美國學派和英國 學派的共識。但是，兩派各自有其偏重。英國學派雖仍強調典範對於理論 的引導作用，但在典範之中不侷限於過去的三大典範，而致力於樹立新興 典範，並特別重視具有批判精神的理論範式，和典範之間的對立和辯論。 這點反映英國學派承襲馬克思主義傳統，特別是自考克斯(Robert Cox)以 降所引為圭臬的新葛蘭西學派(Neo-Gramscism)。至於美國學派的學者則 . 25. 本表主要貢獻者為楊道昀先生，在此一併申謝。 .
(11) 專論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問題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再檢視 61. . 是降低典範的重要性，例如法蘭德(Jeffrey Frieden)與雷克(David Lake)26 批評三分法的界限模糊不清。比如馬克思主義範疇下的理論，時而贊同現 實主義的國家衝突，時而偏好自由主義所強調的經濟利益。因此二人提出 國際層次/國內層次以及國家/社會的雙層分類，認為是比三大典範更與時 俱進的分析架構27。同樣的，Ravenhill 認為三分法將完全不同的觀點錯置 於同一個分類下，無法反映出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發展，也無法 用以探討現實的政策議題28。論其實際，美國學派並非同等地拒絕三大典 範。相反的，美國學派是以自由主義為基礎，以分析層次取代理論典範， 構築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架構。所謂以自由主義為基礎，乃是指其接受 70 年代以來跨國關係研究所強調的官僚政治和多元社會為基本假設。而 所謂以分析層次取代理論典範，則是將國際政治經濟學分為國際層次的國 際建制研究和國內層次的對外經濟政策研究，看不同場域的制度結構如何 影響利益表達和政策產出。這是 Frieden 和 Lake 所談的雙層分類，也是 晚近兩派辯論美國學派所談的開放經濟政治學(Open Economy Politics, OEP )，將利益、制度、和國際談判視為國際政治經濟學最重要的概念工 具29。 可以說，90 年代美國學派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典範上已經歸於一 尊，形成新自由制度主義獨霸的局面。因此，不但對於其他典範的研究急 遽減少，典範間的辯論更不復見30。對於美國學派定於一尊的現象，有兩 個因素可以解釋。第一是 90 年代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逐漸從現實主義 和自由主義的辯論，轉向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的辯論，而建構主義所 重視的理念因素在國際經濟問題的適用性又遠不如在國際政治問題來的 廣泛31。其次，由於冷戰結束之後，美國再度成為獨霸，而資訊科技革命 . 26. Jeffry A. Frieden and David A. Lak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 3rd edition(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13. 27 Ibid., p.13. 28 John Ravenhill,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p. cit., pp. 17-19. 29 David Lak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Emerging Interdiscipline,” in Barry R. Weingast and Donald Wittm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762-768. 30 Daniel Maliniak and Michael J. Tierne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Bridge Too Far or a Bridge to Nowhere?” presented for the IPES Meeting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November 9, 2007), p. 12. 31 Ibid., pp. 19-20. .
(12) 62 國際關係學報 第三十二期 (2011 年 7 月) . . 帶給美國資通訊產業的極大優勢，更讓美國經濟享受 70 年代以來難得的 經濟榮景。因此，自由開放立場成為美國思想主流和符合實質利益的政策 選項，典範間辯論的政策意義大幅度降低。但是，如此的定於一尊，令人 不盡滿意。對照在 70 年代中期 Gilpin 所提出的三大典範，如今自由主義 成為主流，馬克思主義及其支流有英國學派延續香火，反而是民族主義者 或現實主義者乏人問津。雖然仍名列於一般教科書，但是連其名稱都充滿 爭議，更說明此一典範在概念和理論發展的遲滯32。緣此之故，本文嘗試 探索經濟民族主義如何可能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真正具有提出問題和建 構理論的研究典範，以彌補國際政治經濟學學科發展的重大不足。要進行 此一嘗試之前，下一節先釐清經濟民族主義的內涵。. 肆、經濟民族主義的內涵. 以國家政策規範國際商業關係自古即有，15、16 世紀多以重商主義 描述國家對國際商業的管制，19 世紀則多以保護主義稱之。但是，直到 1928 年經濟學家帕斯佛斯基( Leo Pasvolsky )撰寫的「多瑙河流域國家的 經濟民族主義」( Economic Nationalism of the Danubian States )一書問世 後33， 「經濟民族主義」一詞才算正式問世34。雖然，30 年代經濟民族主 義被用於描述東歐國家的經濟政策，以及各國在大蕭條之後所採取的經 濟對策，稱得上當時廣泛使用的語彙。不過，戰後學界的關注卻相當有 限，學者歸之於經濟民族主義缺乏明確的定義，特別是「民族主義」本 32. 三大典範中，只有自由主義的名稱以一貫之，民族主義(nationalism)則被其他作者 以國家主義(statism)、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現實主義(realism)或經濟民族主義 (economic nationalism)代替之；馬克思主義則有時加上結構主義、世界體系理論、或 帝國主義。 33 Leo Pasvolsky, Economic Nationalism of the Danubian States (New York: Allen & Unwin, 1928). 34 此一說法出自 Michael Heilperin，請見 Michael Heilperin, Studies in economic nationalism (Genève: Librairie E. Droz, 1962), p. 16. .
(13) 專論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問題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再檢視 63. . 身該如何定義都很難達成共識，要再結合特定的經濟政策進行分析，更 加困難35。 簡單來說，民族是一種對群體的界定方式，而民族主義則是一種政 治原則。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認為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社群，意 味著民族成員絕大多數不認識彼此，但在其心中卻存在著共享的形象36。 葛尼爾(Ernest Gellner)和霍布斯保(Eric Hobsbawm)進一步將民族主義定 義為主張政治和民族單元合一的政治原則。在此原則之下，民族成員對 於代表民族之政體所應承擔的義務，高過於對其他一切公共組織所應盡 之責任37。. 由於民族之建構仰賴於想像，因此，印刷科技和資本主義. 的結合，提供統一的溝通平台，給既有的語言新的穩定性，加上教育普 及和識字率提升，讓官方語言得以生根，更是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同步 發展極為重要的原因38。至於經濟民族主義，如果用其所選擇的經濟政 策加以界定，倒是比民族主義更為具體。長久以來，經濟民族主義與其 所捍衛的保護主義政策和鼓勵民族工業發展密不可分。事實上，1929 年 經濟大恐慌後有關經濟民族主義的文獻大多將經濟民族主義視為與自由 開放貿易政策相反的經濟政策39。因此，經濟民族主義不是要在理論上 與新古典經濟學派相對立，而是強調透過一套對外經濟政策，讓國家可 35. William Rappard,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William Rappard eds., Authority and the individua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pp.77; Peter Burnell,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6), pp.16-18. 36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6), p. 6. 37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 Eric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9. 38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op. cit., p. 46; Eric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2 op. cit., p. 10. 39 Francis Sayre, “The Menace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6, No. 2 (January 1935), pp. 82-90. .
(14) 64 國際關係學報 第三十二期 (2011 年 7 月) . . 以免於外國的經濟干預40。既然要追求經濟獨立，經濟民族主義很容易 和計劃經濟( planning economy )相互結合41。正如 20 世紀 60 年代的自由 主義經濟學家詹森( Harry Johnson )所說，經濟民族主義就是一種增加國 家與國民財富的經濟計劃42。 正因為要追求經濟獨立，因此，經濟民族主義不是要讓國家更富有， 而是更自由；其目的並非提昇國民物質福利，而是提升國家的獨立和自 主，也就是要達成國家的自給自足(self-sufficiency)43。這當然有其歷史 背景，因為一次戰後經濟大恐慌帶來的幣值不穩定以及原物料與商品價 格波動的不確定性，為了不讓國家經濟發展脫離上述不確定，國家經濟 自給自足的想法應運而生44。落實在具體的政策上，則包括禁止外國人 擁有本國天然資源、禁止外國人持有本國產業、對於已為外國人持有之 天然資源或財產進行登記(nostrification)和國有化、採取關稅保護、補貼、 和特殊價格政策、規定國民使用本國產品、透過金融管制維持金融收支 平衡和提高現金流量、對特定管理階層的雇用要求具備本族群身分、限 制或移民或少數族群45。考夫曼(Jan Kofman)將經濟民族主義的政策簡化 為四項重要支柱，分別是國家主義 (Statism)、保護主義 (Protectionism)、 . 40. William Rappard,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p. 77 Arthur Feiler, “Economic Nationalism,”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180(July 1935), pp. 203-206. 42 Harry Johnson, “A Theoretical Model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New and Developing State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0, No. 2 (June 1965), pp. 169-185. 43 William Rappard,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p.83-84. 44 J. Gregory Smith,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45, No. 180(December 1935), pp. 619-648. 45 Theodor Gregory, “Economic 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1-1939), Vol. 10, No. 3(May 1931), pp. 295-297; William Rappard,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p.85-87; Michael Heilperin, Studies in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 27; Jan Kofman,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pp. 67-68; Harry Johnson, “A Theoretical Model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New and Developing States,” op. cit. pp. 170 – 171; Albert Breton, “The Economics of Nationalism,”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72, No.4 (August 1964), pp.376-386. 41. .
(15) 專論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問題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再檢視 65. . 自給自足政策 (Autarky)與工業化 (Industrialism)，而這四項內涵再透過 「國家精神 (the spirit of state)」融合成具體的政策46。雖然，究竟哪種 政策最有助於實現國家經濟獨立，其對國家經濟整體影響如何，學者看 法各自不一。但從既有的研究文獻看來，30 年代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與 過去重商主義或保護主義顯著不同之處，在於其強烈的內向性格，也就 是針對國家境內具有經濟優勢的少數族群，採取歧視性政策以改變國內 經濟結構，促進本國多數族群經濟實力的成長47。也可以說因為兩次大 戰期間的經濟民族主義實踐，造成大蕭條的延續和對境內少數民族的迫 害，使得經濟民族主義聲名狼藉，論者多從負面角度看待。 也是因為如此，一般人會認為經濟民族主義就是站在自由貿易和經 濟自由主義的對立面，這也是經濟民族主義廣受批評的主要原因。主張 自由經濟的學者特別如此，他們認為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以及因應戰 爭而強調國家生產的作法，與帝國主義的邏輯無異，皆牴觸經濟國際主 義的理想48。關稅保護扭曲國際價格機制，也破壞全球勞工的比較利益 法則，更會帶來相互仿效的貿易壁壘49。然而，晚近十年愈來愈多學者 撰文力陳經濟民族主義與自由貿易絕非對立。一方面，早期經濟民族主 義論者如李斯特(Friedrich List)與漢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並未排斥 自由貿易，甚至多處援引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只是自由貿易在政治經濟 都尚待發展的國家無法發揮原有效益，因此他們支持有限度的保護主義. . 46. Jan Kofman,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op. cit., p. 33. 47 Ibid., pp. 75-77. 48 Cyril F. James,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War,”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175 (September 1934), p. 66. 49 Ibid., p. 84; Arthur Feiler,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 206; Francis Sayre, “The Menace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 89. .
(16) 66 國際關係學報 第三十二期 (2011 年 7 月) . . 來協助國內產業工業化50。另一方面，採行自由貿易與金本位制度可視 為壯大國家經濟發展與增加國家權力的工具。所以，經濟民族主義者與 自由主義者並非完全對立，兩者的差別在於經濟民族主義者是站在自由 主義者所認為之「錯誤」的立場採行這些政策51。其實，打破經濟民族 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二元對立的看法，早在 20 世紀 20 年代即已有之。 學者莫菲特(J. E. Moffat)早在 1928 年即指出，亞當斯密對民族市場與民 族權力的詮釋沒有背離國族主義的思維，在國富論中，民族主義的概念 比世界主義顯眼得多。正如國富論所稱， 「各國政治經濟的最大目標，皆 在於增加國家的財富與權力」52。相對於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經濟 民族主義的距離更遠。因為馬克思主義著重計畫經濟和追求自給自足， 雖和部分經濟民族主義者所選擇的方法相近。但是，馬克思主義所強調 的階級取代國家與經濟民族主義者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基本立場截然對 立，而且，部分經濟民族主義者亦與經濟自由主義者相互呼應，反對計 畫經濟和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不過，除了經濟民族主義的思想，90 年 代末期以來的學者，更為強調重新探索經濟民族主義所以歷久不衰的內 在動力。正如下一節說明，其關鍵在於推動經濟政策背後的意識形態， 也就是民族主義。. 50. Margerum Harlen, “A reappraisal of classical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3, No. 4 (December 1999), p. 739, 742. 51 Andreas Pickel, “Explaining, and Explaining with Economic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9, No. 1(January 2003), pp. 105-127; Eric Helleiner, “Economic Nationalism as A Challenge to Economic Liberalism? Lessons From The 19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6, No.3 (September 2002), pp. 307-329. 52 James Moffat,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Theory,”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6, No.4, (August 1928) pp. 428-431. .
(17) 專論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問題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再檢視 67. . 伍、民族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的重新連結. 做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典範，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各自有其 特定的價值判斷和由此而來的政策偏好，經濟民族主義也不例外。正如 其名，經濟民族主義的這套思想體系就是民族主義。而且，與另外二者 不同的，乃是此一價值系統對於經濟政策的塑造和指導，在經濟民族主 義的研究途徑發揮具有關鍵的地位。在下一節探討經濟民族主義的研究 途徑之前，本節回顧晚近從民族主義重新思考經濟民族主義的相關研究。 長久以來，經濟民族主義和重商主義被視為兩個同義詞，但其與民 族主義的關係則往往被人忽略。原因之一，在於經濟學從政治經濟學獨 立並迅速發展後，強調國家干預與國家利益者被歸類為經濟民族主義 者。於是國家取代民族，民族主義在經濟政策上不再具有重要性53。雖 然，一次大戰之後學界已有人開始反省，並嘗試連結民族主義和經濟民 族主義，但為數仍相當有限。54 二次大戰後，第三世界國家紛紛脫離前 殖民宗主國獨立後，並相繼推行經濟民族主義政策。但是，當時的自由 派經濟學家如 Johnson 和布雷頓(Albert Breton)認為這些政策不符合經濟 理性。因為，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如資產國有化等，只是追求滿足民族主 義情感的精神收入(psychic income)，不但無法極大化國家財富，反而會 犧牲國家的實質收入55。更有甚者，因為民族主義所帶來的財富重分配， 只嘉惠社會的部分成員，而非所有成員。正因其可能受惠，潛在受惠者 . 53. Ibid., p. 418. 著名的如 E. H. Carr 和 Charles Schrecker，請參閱 E.H. Carr, Nationalism and After (London: Macmillan, 1945)和 Charles Schrecker, “The Growth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Its International Consequences,” op. cit., pp. 208-225. 55 Harry Johnson, “A Theoretical Model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New and Developing States,” op. cit., pp. 183-184. 54. .
(18) 68 國際關係學報 第三十二期 (2011 年 7 月) . . 會投入可觀的資源，極大化民族和族群身分的價值56。 對於經濟民族主義的研究，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相當有限。57直到 90 年代晚期，學界再度興起熱烈討論。晚近對於經濟民族主義的檢討， 提出兩個與過去不同的新觀點。第一是強調「將民族帶回」(bring the nation back in)，改變過去以國家(state)為核心的研究視野，轉而以民族 (nation)為中心，強調民族主義在經濟民族主義政策的關鍵地位。第二點 則是認為以實現民族主義為目的之經濟民族主義，不應限定於特定的經 濟政策，而可包含過去被認為與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對立的自由貿易政策 及其他經濟政策選項58。相對於 60 年代，晚近對於經濟民族主義的檢討， 打破過去對於經濟民族主義的刻板印象，更傾向於承認經濟民族主義的 正面貢獻。與此同時，因為內涵更加豐富多元，經濟民族主義的理論發 展也呈現多線併行的趨勢。 簡而言之，晚近對經濟民族主義的檢討分為二個方向，第一是經濟 政策的目的為何，第二是經濟政策的效果如何。首先，經濟民族主義將 民族主義的實現，視為經濟政策的目的。雖然民族主義本身有多種定義， 但皆強調追求國家與民族的合一59。因此，以實現民族主義為目的之經 濟政策，其關鍵在於創造民族認同，強化民族團結，讓民族獲得「繁榮、 文明、和權力」60。反過來說，經濟民族主義者也會積極動員民族資源 . 56. Albert Breton, “The Economics of Nationalism,” op. cit., p.376. 80 年代的兩本書 Peter Burnell,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op. cit.以及 Otto Hieronymi, The New Economic Nationalis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80)，算 是當時少數針對經濟民族主義的專著。 58 George Crane, “Economic nationalism: Bringing the Nation Back In,”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1(March 1998), pp. 55-56; Eric Helleiner, “Economic Nationalism as A Challenge to Economic Liberalism? Lessons From The 19th Century,” op. cit., pp. 307-308; Takeshi Nakano, “Theorising Economic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10, No. 3(July 2004), pp. 211-212. 59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op. cit., pp. 24. 60 Eric Helleiner, “Economic Nationalism as A Challenge to Economic Liberalism? Lessons 57. .
(19) 專論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問題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再檢視 69. . 實現經濟發展，以將經濟發展的果實分享社會各階層，避免經濟政策破 壞民族團結61。畢竟，經濟目標的追求只是手段，國族情感才是最終的 目的。經濟政策之所以能創造民族認同，是因為經濟發展過程所帶來的 擴大溝通與動員，邁向工業社會過程所累積的歷史記憶，乃至於快速工 業化帶來的民族榮耀，都有助於創造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稱的想 像共同體62。20 世紀 30 年代東歐所採取的經濟民族主義，可說是以經濟 政策創造民族認同的早期案例63。韓國在二次戰後以其經濟成就塑造民 族意識，從而渡過亞洲金融風暴後的劇烈調整時期，則是晚近的經典代 表64。 其次，基於民族主義所採取的政策，其效果主要是實現經濟的自主 (autonomy)。但是，何謂經濟的自主呢？究竟指國家的獨立自主或是民 族的獨立自主則不無疑問。若是指國家在經濟上之獨立自主，則經濟民 族主義很難不和追求經濟自給自足(autarky)，以避免外力決定國家命運 相連結。要將經濟民族主義與經濟自給自足相區隔，則重點應在於民族 的獨立自主，其關鍵乃在於由生產權力和民族權力構成的國家權力。其 實，30 年代學者葛瑞格(Theodore E. Gregory)就以提升國家權力為核心之 意識型態來定義經濟民族主義。他認為經濟民族主義的目的，在於提升 國家政治權力，而非社會經濟福祉；關切的是如何鞏固國家整體政治實 力，而非組成國家的個體經濟福利。因為對於經濟民族主義者來說，超 From The 19th Century,” op. cit., p. 322. 61 Takeshi Nakano, “Theorising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 222. 62 George Crane, “Economic nationalism: Bringing the Nation Back In,” op. cit., pp. 66-69;ibid., pp. 219-220. 63 Jan Kofman,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op. cit., pp. 7-10. 64 Cox 認為凱因斯福利國家和拉丁美洲的新重商主義，皆為 20 世紀的經濟民族主義。 Robert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51 - 189; George Crane, “Economic nationalism: Bringing the Nation Back In,” op. cit., pp. 61 - 62) .
(20) 70 國際關係學報 第三十二期 (2011 年 7 月) . . 越個體之上的國家，其權力與名聲的追求遠比其他行為者的福祉更為重 要。65但是，何謂國家權力呢？對此，List 所提出的生產權力(productive power)和中野剛志(Takeshi Nakano)提出的民族權力(national power)，極 具參考價值。List 認為，國家權力的來源為質量兼備的生產權力，指的 是自然資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三者有效的相互作用，這是財富的 來源，是實現經濟發展的關鍵，更是國家權力的來源66。中野剛志則進 一步將從民族而來的政治與經濟權力兩者結合稱之為民族權力，此一權 力之運用讓國家可以包容公民社會，進而強化其政治權力。而國家的政 治權力獲得強化後，又可藉此創造全國市場和推動快速工業化，從而以 經濟成就塑造和強化民族價值和民族情感67。而且，民族主義被認為可 用以實現經濟發展，其可能的途徑包括塑造具有民族特色的經濟體制、 進行社會動員以達成快速的工業化、以及鞏固國家在經濟開放過程的合 法性。68 民族主義所以能促進工業化，是因為其所強調的平等觀念，有 利於工業社會所需要社會流動。同時，經濟實踐和工業化成就又有助於 超越既有的宗派和族群藩籬，從而培育民族主義，再創造民族認同69。 同時，借助民族主義的引導，國家機器也可通過採行促進與區域和全球 整合的經濟政策，創造和強化其自身所需要的合法性70。 65. Theodor Gregory, “Economic 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1-1939), Vol. 10, No. 3(1931), p. 289. 66 Friedrich List,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y Sampson S. Lloyd (London: Longmans, 1992), p.131; David Levi-Faur, “Economic nationalism: from Friedrich List to Robert Reich,”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3, No. 3 (July 1997), pp. 361-363. 67 Takeshi Nakano, “Theorising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p. 221-222. 68 Andreas Pickel 稱此為「民族化機制」(nationalizing mechanism)，與 Michael Billing 所稱的「平實民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有異曲同工之妙。(Pickel, 2003: 118 ; Billing, 1995) 69 Takeshi Nakano, “Theorising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p. 219-220. 70 Andreas Pickel, “Explaining, and Explaining with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p. 118-112. .
(21) 專論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問題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再檢視 71. . 雖然，凸顯經濟民族主義政策之中的民族主義因素，可以將經濟民 族主義和傳統上與之混淆的重商主義和保護主義相區隔。鑒於民族主義 本身難以度量的先天限制，若以此發展研究途徑，很難避免陷入目的與 效果之間的套套邏輯。換句話說，要發展經濟民族主義的研究途徑，要 選擇合適的研究問題，既立足於民族主義，又能跳脫目的與效果的瓶頸。 本文認為，經濟民族主義的研究，應當聚焦於民族主義如何影響對外經 濟政策的選擇，並於下一節詳細說明。. 陸、以民族主義為中心的研究途徑 誠如前述，經濟民族主義究竟會走向保護主義還是追求自由開放， 端視特定之歷史情境而決定。因此，探討經濟民族主義的關鍵是條件問 題，也就是在甚麼條件之下，民族主義會成為影響對外經濟政策的重要 因素？甚麼條件下，此一因素會導致對外保護主義和對內的經濟歧視政 策？而甚麼條件下此一因素會促進對外的自由貿易和對內的經濟平等政 策？對此問題，學者的研究呈現兩種不同的回答方式。第一是實證主義 的因果關係研究途徑，也就是從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於個人層次的 因素，來看為何民族主義會引導經濟政策，以及為何民族主義的優勢地 位會導向自由開放或貿易保護。第二則是後實證主義的建構關係研究途 徑，也就是從歷史與文化的反省，來看經濟政策和民族認同相互建構的 過程。 首先，實證主義因果關係的研究在兩次大戰期間已有相當豐富的成 果。大蕭條之後的學者拉帕德(William Rappard)指出了兩種經濟民族主. .
(22) 72 國際關係學報 第三十二期 (2011 年 7 月) . . 義出現的原因71。一種是帶有抱歉性質(apologetic)的理由，認為經濟民族 主義的政策是為了戰時的需要和因應經濟大蕭條，而「不得不」這麼做。 第二種是基於反抗的(defiant) 的動機，強調增加國家能力與先進國家抗 衡，是「主動」如此。之所以「不得不」 ，是因為戰爭打亂國際貿易秩序， 戰後經濟衰退，各國執政者因為戰爭陰影未散，懼怕在經濟上依賴他國， 而「不得不」採取經濟民族主義的政策72。而且，一次大戰造成各國幣 值的貶值幅度不一，導致國際貿易缺乏必要的交易基礎，加上 1929 年的 經濟大恐慌，自給自足成為唯一的因應對策73。至於「主動」的原因， 則是來自對於外國控制和外來競爭的懼怕，包括懼怕本國產品過於依賴 外國市場、懼怕外國資本對本國市場的干預、渴望保存國內產業、不希 望國內原物料遭受外國廠商把持、希望發展本國自身的產品、和保存國 內農業以應付未來的戰爭，因而採取經濟民族主義的政策74。 二次戰後，經濟民族主義再度出現於新興獨立國家。布尼爾(Peter Burnell)認為要解釋 60 年代以降新興獨立國家的經濟民族主義，非殖民 化運動的刺激、國際經濟結構限制、有利的國際環境、以及國內需要考 慮，都是重要因素。首先，非殖民化要求建立實現政治獨立，殖民時代 的經濟剝削被認為是非殖民運動一定要剷除的對象。一旦政治獨立實 現，伴隨政治獨立而來的政治機會使用殆盡，新興獨立國家的政治菁英 就會推動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其次，由於既存的國際經濟條件對於新興 獨立國家極為不利，因此，採取經濟民族主義成為新興獨立國家的武器。 71. William Rappard,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 89. Francis Sayre, “The Menace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 82; Charles Schrecker, “The Growth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Its International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3, No. 2 (March-April 1934), pp. 208-225. 73 Arthur Feiler,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p. 204 – 205; J. Gregory Smith,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p. cit., pp. 619-648. 74 Theodor Gregory,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p. 292-294. 72. .
(23) 專論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問題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再檢視 73. . 第三，國際政治環境提供的條件，有利於經濟民族主義。自 60 年代中期， 美蘇逐漸從冷戰轉向低盪，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經濟政策的干預逐漸放 鬆。同時，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復甦，也給予各國更大的自主空間。此外， 部分已開發國家所採取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跨國公司運用經濟民族主 義政策保護其既得利益、以及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相互學習，都是促進 經濟民族主義政策的原因。第四，國內經濟因素如豐富的自然資源、逐 漸成熟的國內經濟力量給予國家自信採取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國外威脅 感的增加和國內政治不穩定和合法性的危機，也都會驅使國家採取經濟 民族主義的政策75。 對於 90 年代興起的區域經濟整合浪潮，舒爾曼(Stephen Shulman) 則以民族主義的三大目標－自主、團結、和認同，以及特定政策對於多 數或少數族群就此三大目標之滿足程度，解釋國家及其境內民族的政策 選擇。Shulman 的研究發現，儘管基於維護自主，民族國家會傾向降低 對外貿易依賴，但是，如果貿易可以增加財富，或是可以分散對特定貿 易對手國的依賴，民族國家還是會趨向於增進貿易。基於促進民族團結， 國家可能趨向與其同民族之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整合，也可能減少對外貿 易，以增進其國內的經濟整合程度。基於鞏固民族認同，民族國家可能 減少對外貿易，以避免外來文化衝擊。民族國家也可能增加與其同民族 之其他國家間的經濟聯繫，或減少與其不同民族之其他國家間的經濟聯 繫，以強化其我族認同。同樣的，民族國家也可能積極追求經濟整合， 以成功的經濟表現創造民族榮耀和自信。當然，上述的分析，會因為該 民族為國境內多數民族或少數民族而有所不同。這是因為多數民族的威 脅是來自於國境之外的強權，少數民族的威脅是來自於境內的多數民族 . 75. Peter Burnell,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op. cit., pp.53-84. .
(24) 74 國際關係學報 第三十二期 (2011 年 7 月) . . 76. 。另外，丹特(Christopher Dent)在比較新加坡、南韓、和台灣對外經濟. 政策的研究中，將意識形態和經濟民族主義加以區隔，認為意識形態是 決策者所信奉的基本理念，如傳統的重商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 義三分法，以及該國獨特的價值系統、特殊的經濟文化(economic culture)、甚至決策者各人的務實傾向，都應該包括在內77。至於做為一 種思潮的經濟民族主義，則是基於國內社會的要求，進而左右政府、企 業、和個人的經濟決策78。決策者所信奉的理念和國內社會的民族主義 浪潮，會同時影響政府對於對外經濟政策的目標制定79。 其次，後實證主義的建構關係研究強調的是經濟政策選擇和民族認 同兩者的相互構成，正如學者對於「經濟民族」(economic nation)的探討， 其既強調對於經濟經驗的共同記憶，是民族認同的重要元素，無論此一 記憶是成功發展還是飽受剝削，而民族認同的建立過程，又會進一步塑 造和決定以工業化為核心的國家利益80。經濟民族所傳達的政策選擇和 民族認同兩者之間的相互構成關係，已經隱含了建構主義做為經濟民族 主義研究的極大潛能。21 世紀初期哈佛大學的阿布德勞(Rawi Abdelal) 教授和波士頓大學的葛林菲德(Liah Greenfield)教授分別撰寫的專書，提 供極有價值的示範。 Abdelal 在其對前蘇聯國家是否選擇和俄羅斯進行經濟整合的研究 之中，總結民族主義對於國家對外經濟政策的四個重要意義，分別是民 76. Stephen Shulman, “National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4, No. 3(September 2000), pp. 369-373. 77 Christopher Dent, The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Singapore, South Korea and Taiwa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3), pp. 11-13. 78 Ibid., p. 25. 79 Ibid., p. 8. 80 George Crane, “Economic nationalism: Bringing the Nation Back In,” op. cit., pp. 55-56, 68. Andreas Pickel, “Explaining, and Explaining with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p. 105-127.和 Levi-Faur, “Economic nationalism: from Friedrich List to Robert Reich,” op. cit., pp. 359-370.同樣提到經濟民族和以經濟發展建構民族和創造民族榮耀。 .
(25) 專論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問題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再檢視 75. . 族主義給予政策根本的社會目的、民族主義合理化基於此社會目的所帶 來的犧牲、民族主義拉長政府和社會對於政策效果的時間軸、以及民族 主義給予國家對外經濟政策一定的方向感81。然而，任何民族主義的主 張都是一種定義，也嘗試對其他定義給予回應。因此，研究民族主義對 於經濟政策的影響，必須先從菁英對於民族主義的主張(content)82和其間 的爭辯(contestation)開始。以民族主義爭辯所凸顯的民族認同為情境因 素，再來檢視國家對外經濟政策的偏好及具體策略，來看兩者之間如何 相互連動與相互構成83。與 Abdelal 強調策略選擇有所不同，Greenfield 所強調的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也就是以民族主義來解釋不同國家的經濟 發展成果。她認為民族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興起，有極大的關係。因為其 本質上的平等精神(egalitarianism)，民族主義具有開放社會階層流動和釋 放勞動力量的效果，從而創造資本主義所需要的社會結構。而且，由於 強調民族的尊嚴與威望，民族主義會刺激民族成員投入國際競爭和致力 於經濟成長，從而改變長期以來將商人階級置於社會底層對於經濟發展 的限制，從而帶來社會力的釋放和長期的經濟成長84。 儘管，近十年對於經濟民族主義的研究，較之於過去更加嚴謹和強 調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但是，仍然存在部分盲點。首先，採取實證因果 關係途徑的研究，大多數仍將經濟民族主義簡化為採取保護主義的貿易 政策，而沒有區分民族主義者所採取保護主義政策的不同態樣，更遑論 . 81. 這裡所稱的方向感，是指哪個民族的經濟依賴是危險的，以及與那個國家的經濟依 賴是互利的。Rawi Abdelal, National Purpose in the World Economy: Post-Soviet St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 82 民族主義的主張包括誰是民族的成員、政治權威的目的、以及誰構成對此一目的的 威脅。Ibid., p. 26. 83 Ibid., pp. 42-44. 84 Liah Greenfield, The Spitit of Capit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1-26. .
(26) 76 國際關係學報 第三十二期 (2011 年 7 月) . . 認識到民族主義者將對外開放和推動區域整合納入政治議程的可能性。 這點，晚近 Shulman 的研究將推動區域經濟整合和民族主義者政治議程 相互結合，可算是理論研究的一大突破。但是，民族主義者如何在不同 的保護政策進行選擇，過去的研究還鮮少觸及。誠如前述，經濟民族主 義除了貿易保護政策之外，也可以展現為特定的匯率政策或技術移轉策 略，前者指採取將本國經濟與外國影響隔離的貨幣政策，以確保本國的 政策自主性，也可稱之為「貨幣民族主義」(monetary nationalism)85。後 者則是指科技領先國家為維持本國科技優勢，對於技術援助和技術輸出 加以管制，也可以指後進國家通過科技政策實現工業化和技術追趕86。 此外，在產業科技已向全球快速擴散的今日，國家基於對科技的崇拜 (fetishisaion)，仍然會致力於發展本土的高科技產業，即令開發本土技術 耗費甚鉅，成功機率也極不確定，學者稱之為「科技民族主義」 (techno-nationalism)87。對於國家在這些不同類型政策間的選擇，是經濟 民族主義應該要解釋和理解的範圍。 其次，兩次大戰期間的研究將經濟民族主義看作對於外在環境的回 應。到 60 年代的研究雖已逐漸重視內部的政治不穩定或是政治領袖對於 族群利益的計算，可能導致採取經濟民族主義政策，但外在的結構限制 和環境仍是重要因素。然而，晚近的研究如 Shulman 和 Pickel 卻完全轉 向國內因素的考量，忽略外在結構對於國內經濟政策的形塑和限制，反 而模糊多數民族主義政策所具有的針對特定對象和回應外在壓力的特 . 85. Otto Hieronymi, “The New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Otto Hieronymi eds., The New Economic Nationalis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0), p. 18; Friedrich Hayak, Monetary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London: Longmans, 1937), p. 4. 86 Keichi Oshima,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Otto Hieronymi ed., The New Economic Nationalis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0), p. 202. 87 Sylvia Ostry and Richard R. Nelson, Techno-Nationalism and Techno-Globalism: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5). .
(27) 專論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問題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再檢視 77. . 質。特別是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往往是小國或後進國家的政策武器，其是 否採取及如何運用，自不能脫離小國或後進國家受面臨大國或先進國家 的結構限制。以此來看，採取後實證建構關係途徑的研究，較能結合國 際結構限制和國內政治動態，並且從兩者之相互構成闡述民族主義框架 如何形塑對外經濟政策的選擇。當然，如此的分析國內因素還是主要的 闡述來源。因為，民族主義的政治議程，最後還是必須通過國內政治的 動態角力來決定其政策界定能力。只不過，此一議程界定既以創造民族 主義者所期待的民族榮耀為目標，也受到民族主義者對於外在經濟與軍 事威脅之解讀，其動態角力更無法完全避免大國或先進國家對小國或後 進國家的介入。而且，強調民族主義與經濟政策之間的相互建構，也可 以擴大經濟民族主義的政策範圍，而不限於貿易保護主義，讓民族主義 成為跨越國際政治經濟學各別議題領域的理論典範。 不過，研究意識形態和國際經濟關係者，並非僅限於經濟民族主義。 事實上，國際關係理論之中無論現實主義者如 Krasner、自由主義者如魯 吉(John Ruggie)、或是批判學派如 Cox，皆有所觸及。但是，經濟民族 主義所談的意識型態與其他學派有所不同。Krasner 所談的意識型態是國 家的政治願景(political vision)，也是國家對其外交政策的說服性解釋 (persuasive explanation)。他認為唯有當國家享有絕對的霸權地位時，才 會以其政治願景投射於對外政策，當然也包括對外經濟政策。也因為如 此，在美國這樣的多元社會，卻能夠採取超越其社會需要且長期一致的 對外經濟政策88。其次，Ruggie 所談的理念因素是合法的社會目的 (legitimate social purpose)，也是政治權威(political authority)必須包含的元 素。他認為權力分配只能決定世界秩序的形式(form)，真正決定世界秩 . 88. Stephen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337-342. .
(28) 78 國際關係學報 第三十二期 (2011 年 7 月) . . 序內容(content)的是政治權威的社會目的。即便權力分配改變，只要社 會目的仍被廣泛接受，國際建制的規範性框架仍可繼續維持89。而 Cox 則認為國際關係中的理念因素，包含了間主觀的意義(inter-subjective meanings)和對於社會秩序的集體形象(collective images of social order)， 前者指的是對於社會關係本質的共同認識，如民族國家和主權制度，而 後者則是對於權力關係的本質、合法性、以及正義和公共財的看法。在 特定歷史結構下，絕大多數人共享一套間主觀意義，卻存在多種不同的 集體形象。集體形象的相互競爭最終帶來間主觀意義的改變和歷史結構 的變遷90。 很顯然的，Ruggie 和 Cox 所談的理念因素固然皆有其正義觀，也對 於國際經濟關係具有長期持續的影響。但是，兩者皆從體系範圍來界定 理念和理念因素的影響，和經濟民族主義以國族為範圍的正義觀有一定 的落差。Krasner 所談的國家利益，在範圍上和經濟民族主義一樣以民族 國家為限。而且，他將意識形態界定為國家的政治願景和超越於社會需 要的政策目標，與民族主義所談的想像共同體和超越個體的總體利益， 也若合符節。但是，Krasner 所談國家利益的意識形態元素，是美國立國 精神的對外投射，是在美國國力達到頂峰之後的外交行為模式。這點， 和經濟民族主義者是弱國在面臨生存危機之際，以保護政策和快速工業 化來建構民族和回應龐大的內外政經壓力。特別不同之處，在於 Krasner 認為抽象的立國精神是指導美國外交政策的意識形態，而經濟民族主義 者所看到的意識形態，則是為自身民族絕續存亡所提出的謀生計和求發 89. John Ruggie, “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Spring 1982), pp. 382-385. 90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0, No. 2 (June 1981) p. 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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