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基礎與神經生理研究，已經開始朝著應用方向前進，在教育、健康及社會政策上 都開始了有了一些結合的想法。柏林 2009 年九月有一場國際性研討會(Decade of the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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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五年)，主題是「將神經科學轉化為教育、健康與社福政策」 (Translating
Neuroscience into Education, Health, and Social Policies)。因為閱讀及數學歷程研究在認知科 學歷史中的重要角色，最明顯可能的應用，也許是讀寫障礙及數學障礙的早期介入。研究 者藉由早期診斷指標與早期介入計畫，改善有各種學習困難的個體，提昇其心智福祉 (mental wellbeing)。例如：Brian Butterworth 進行有關 numeracy 的基礎與神經生理研究，
發展了診斷算術障礙兒童的作業，以及訓練的遊戲軟體，跟基層教師合作進行數學障礙的 介入研究，並更進一步瞭解介入前後的大腦活動改變，展現了神經科學實質應用於教育的 極佳典範。
圖 9：心智國富論（The Mental Wealth of Nations）
將認知神經科學研究往應用面發展，最具企圖心的也許是英國。英囼的政府體制裡，
設有 Government Office for Science1 (GO‐Science，科學公署），其機構宗旨在於「確保政 府的政策及決策有堅實的科學證據和長期的思維為基礎」。現任 GO‐Science 的領導人是 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 （Government Chief Scientific Advisor, GCSC）John Beddington 教 授，他的角色可以直接向首相及內閣報告，並與政府各部門合作。GO‐science 底下有兩個
1 GO‐Science 是英國政府革新、大學與技能部（Department for Innovation, Universities and Skills, DIUS)的下 屬單位，此部會是 2007 年６月新創的─2009 年６月又合併到商業、創新和技能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這個部會負責成人教育、繼續教育、高等教育、技能，科學和技術和創新 等議題。除此，它也負責一些非部會的公共機構（ NDPBs ），如醫學研究委員會、生物科技和生物科學研究 委員、工程與物理科學研究委員會、藝術與人文研究委員會、、、這個角色類似的台灣國科會。
主要計畫：一個是 Science in Government, 另一個則是前瞻未來(Foresight)。Goswami 參與 的就是 Foresight 計畫。
Goswami 和同事 2008 在 Beddington 的領銜下，在 Nature 的出版了一篇名為「The mental wealth of nations」的特寫文章，文章篇名巧妙地嵌入「The wealth of nations」，此 即 Adam Smith 1776 年的經濟學鉅著書名，中譯「國富論」。
英國向來有尊重理論的傳統；在工業方面，以牛頓的理論做基礎，瓦特突破了工匠的 技術限制，引發了工業革命。工業產品大量生產之後，再來是市場的追尋，Smith 的自由 經濟思想，成為大英帝國向外擴張的理論基礎，英人以武力逼迫世界各國開放通商口岸，
因為根據國富論，英人相信自由貿易才可以促成（各國）人民的最大福祉。而 Beddington 和 Goswami 等人從神經科學提出的「心智國富論」，企圖成為政府政策決定的重要參 考，以提昇每一個體的福祉及國家的財富，這種企圖心值得我們的重視。
在「心智國富論」一文中，他們圖示出從受精卵至老年的人類發展的軌跡，並根據認 知神經科學的文獻回顧，主張在不同的時間點（孕期、幼兒、學齡、青少年、成年及老 年），提供必要的介入。例如，遺傳學和腦造影技術近年來的進展神速，教育神經科學家 可能在未來的 20 年內，在嬰幼兒期就找到長大後會有學習困難的個體。遺傳學的檢查將 可提供兒童未來發生學習困難（包括學業、行為、情緖）的風險機率，認知神經科學已經 發現，從嬰幼兒起，就可以找到某些生物或行為標記，預測孩子長大後可能展現的各種不 同的學習困難。這些學術上的進展終究將使我們可以在嬰幼期就開始相關的環境介入，包 括科技介入 (例如，聾童的電子耳蝸植入)、改善撫育方式，感官介入 (例如，增強語言中 的聲學訊息；acoustic information in language), 新式的教育介入 (例如，能促進自我調節技 巧的環境，以科技提昇基礎閱讀及數字技巧的學習) 以及促進認知能力的藥劑等。教育神 經科學的進展讓我們可以在未來的 20 年內，對學習困難兒童的鑑定和介入方式，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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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讀寫障礙兒童，他們的閱讀、數學、分心或語言的能力上，都是常模中最弱的。這些學 習困難都有其大腦的生理致因，而且有家族遺傳的傾向。人數較少的學習困難(如自閉症 光譜疾患) 也是在某一能力連續軸向中的最末端。此外，有些人在社交認知上雖然只出現 了一些可察覺的症狀，但未達臨床診斷標準的困難(例如，比較難以理解或預測別人的感 受或意圖) ，他們仍可能必須在心智資本上付出嚴重的代價。
有些心智的困難，出現的時間較晚，例如，反社會性行為、憂鬱症、精神疾患都是青 春期之後才出現的；失智症則在老年才出現，罹患這些心智疾患，將使個人、家庭陷入極 大的痛苦，社會也會付出極大的待價，如何讓神經科學的基礎研究與教育、醫療、社會福 利政策結合，成了研究社群與政府決策的重大挑戰，但也是一個反敗為勝的契機。如果，
真能解決可能影響 10%‐50%人口的這些學習與心智困難，每一個人的心理福祉得以提 昇，對社會的貢獻得以提昇，社福、醫療的支出得以降低，就是國家的財富了。
上述文章，是 Professor Usha Goswami 參與「前瞻未來」(Foresight)計畫之技術報告 的縮減版。「前瞻未來」計畫由英國 Government Office for Science (GO‐Science，類似台灣 之國科會)所支持，其目的在於以科學、證據本位的方法探討世界變化的趨勢，讓英國政 府得以進行長期的規畫。Foresight 值得台灣借鏡的是，它的計畫多由「不同領域和機構 的專家」與「政策制定者」(policymakers)合作完成，以期能產出可信的、且具挑戰性的未 來觀點(www.foresight.gov.uk)。Goswami 參與的則是其中「心智資本與福祉」（Mental capital and wellbeing）的計畫，闡述認知神經科學對於教育與國家社會福利，臨床等方面 可能的貢獻，以及政府，民間，與學界如何共同促成這樣的整合，非常值得國內學者與政 府部門借鏡。
(二)對於國內認知神經科學發展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