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外傭在台三年必須繳納給仲介公司 60,000 元。另外，外勞可再延展 三年，在延展的三年中每個月繳納 1,500 元。是故，仲介公司在我國政府允許的 年限下，共向外勞共收取了 114,000 新台幣(60,000+54,000)。
可是，就訪談的外籍幫傭 Susan 與 Mary(Susan 的服務費用，其雇主替其負
45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職外字第○九一○二○八○一一號公告。
擔之)的情況。雇主與她們並沒有溝通上的問題(皆以英文溝通)，且入境台灣一 年左右，也只有請仲介公司帶領她們去辦過 2 次體檢，而其他時間，並無請仲介 公司「服務」之情事。在這樣的情況下，這樣硬性規定的服務費用，對他們公平 嗎？
另外，政府允許仲介公司向外傭收取服務費用同時衍生了另一現象，乃為「轉 換雇主的外勞」的服務費用收取問題。
從訪談記錄六中得知，在外傭轉換雇主後，仲介業者無法要求外傭再一次的 繳納已經繳納給前一個仲介公司的服務費用。所以，後面的仲介業者會以巧立明 目的方式來收取費用。可是，若觀察外傭轉換雇主的限制，乃是不可歸責外傭之 事由46。另外，訪談記錄六中也得知，雇主若認為服務不佳時，可以更換仲介公 司，但是外傭的服務費用若已繳納了呢？上述的兩種狀況，對於已經繳納前一個 仲介公司服務費用的外傭而言，若在仲介公司沒有主動退費的情況下(多半外傭 都非常恐懼仲介公司)，那麼對於外傭又必須被後面的仲介公司要求付費，這樣 對外傭他們公平嗎？
雖然台灣政府勞委會強調台灣仲介公司不得向外傭(外勞)收取「台灣仲介 費」此項費用(當前外勞政策報告書，2001:17)，但是訪談記錄六的過程中卻得 知在不得收取仲介費用的政策下，台灣仲介公司卻有其他生財之道。在包括台灣 政府所規定的服務費用下，且台灣仲介公司宣稱是二十四小時服務的思考邏輯 下，前兩年所收取的費用，有的高達 8 萬到 10 萬元，第三年則收 2 萬到 3 萬元。
46 外勞轉換雇主的法律限制有三：雇主或被看護者死亡或移民者、雇主關廠歇業或不依勞動契 約給付工作報酬經終止勞動契約者、其他不可歸責於受聘僱外國人之事由者。
最後，乃為仲介費用的問題。訪問的兩位外籍幫傭，Susan 在菲律賓繳納近 22,000 菲幣，入境台灣後的雇主主動願意幫他繳納剩下的 17,000 左右的菲幣47。 訪問 C(訪談記錄五)時，得知除了介紹費用之外，加上機票、簽證費用等之後，
目前菲律賓的市場價格大概居於 40,000 多不等的菲幣。
事實上，外傭在勞動力移出國中繳納的仲介費用高的驚人，如在泰國從 3 萬、5 萬至 17 萬泰銖的情況皆常有耳聞。該國政府雖有派警察機關在出境機場 詢外傭是否被收取超過法定的仲介費用。但是，外傭往往不配合，因為仲介公司 已經告訴他們應該如何應答、或是他們在母國已經貸了款，所以必須透過遷徙行 為以改善經濟狀況。
上述三個面向，誠如訪談記錄五中所談及，台灣的雇主並不十分清楚外傭 在台的權利義務，更不清楚自己的雇主指揮權等等。換句話說，「外勞仲介公司 主導了外勞市場」。台灣勞工陣線(1999:69-70)更是強調，台灣的仲介業者在特 殊的政商關係下，可以操弄申請外勞的過程，對於任何想要聘僱外勞的雇主，透 過仲介業者的打點才容易申請得到。也就是說，仲介業者取走了外勞的發包權，
誰擁有配額誰就是老大。配合的黑市交易猖獗，仲業業者肆無忌憚的於其大撈油 水，仲業業者壟斷配額的現象在在顯示出他們才是最大贏家(台灣勞工陣線等，
1999:69-70)。
蔡明璋與陳嘉慧(1997:81、87)以經濟社會學的角度，分析外勞仲介公司與 國家之間的關係。仲介組織的集體結社(公會)缺乏有利的機制，且許多公司也是 熟悉業務的經理離開公司獨自創業，加上大半都是小規模的服務業。然而，此組
47另一位受訪者，Mary 乃是透過政府「直接聘僱」的方式，目前台灣已經與菲律賓與越南兩國 採行直接聘僱的方式(當前外勞政策報告書，2001:18)。
織分化方式對於外勞市場產生結構的影響：一為急速增加的仲介公司加強了買方 市場的優勢，二為個別仲介公司增加卻沒有伴隨穩定市場的機制(如內部化、層 級化)。此乃意謂仲介組織間缺乏連帶，集體的運作往往導致市場結構的形成，
其乃造成市場的競爭增加與不穩定。另外，可以發現政府在勞動議題上儘管有其 權力，但是卻總是未能表示立場與採用清晰的政策視野。換句話說，國家忽略討 論外勞市場相關行政措施以外的問題，只是消極的限制外勞增加，而忽略確認台 灣社會對於外勞應該採取的基本價值立場。
是故，在國家政策未能清楚的表達立場對於外傭的保障、國家政策未能對於 仲介管理制度有清楚的立場下，而只是轉嫁給毫無擁有團結三權的外傭，讓他們 自身承擔在仲介市場的一切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