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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予革命

Z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就有婦女參加

Z1905年同盟會在日本成立,秋瑾、唐群英、陳擷芬 為重要成員

Z1911年辛亥革命,各地均有反清女子軍團,如上海 一地,即有女子軍事團、女子國民軍、同盟女子經武 練習隊、女子北伐光復軍、女子北伐敢死隊等。

™ 參政

Z參加政協會,選舉權等(下節將詳細說明)

™ 爭取社會地位及反傳統運動

Z辦女學

™ 天足運動

™ 戀愛婚姻自由運動

™ 反婢反妾反童養媳運動

™ 參加婦女團體,鼓吹反帝國主義,反侵略中國領 土,參加愛國運動,例如五四時期,她們致電巴黎 公使,反對簽訂「凡爾賽和約」,「其通告全國婦 女界」書曰:

通告全國婦女界

我女界同胞投袂而起,惠然肯來,

合群策群力以濟難關,向政府陳告力爭,保全我領 土。

™ 女工福利問題

Z

五四運動有大量的女工參予,她們在女權運動中 認識到本身應得的福利問題。女工為了改善工作 環境,減少工作時數,增加工資,於是罷工時有 所聞。

™ 教育

1、平民教育 2、開大學女禁 3、女工互助團 4、男女科目一致

5、開始婦女實業婦女專科學校

(下節「新女性教育」詳細說明)

七、附論:

(一)清代女性地位的轉變

清代女詞人之作數量上遠遠逾越前代,如近代 徐乃昌刻《小檀欒室彙刻閏秀詞》,收清代女詞人 專集九十六家,葉恭綽輯《全清詞鈔》收女詞人之 作四百九十家(佔總數六分之一),從以上兩書資 料,可見清代女性熱衷知識的追求,這些作品,內 容除懷人念遠,或哀遺棄,或怨貧苦的「傳統婦人 語」之外,仍不乏巾幗英杰的呼聲,如:

Z

陳端生《半生緣》,鼓吹男女智慧應平等看待

Z

沈善寶《名媛詩話》,多記述抗英法禦外侮

要之,有清一代的二百六十八年中,不斷湧現 女子在創作及在言行上,推動女性自強和自尊和改 變女性在社會中的從屬地位的吶喊。這「轉型」,

明顯見於四個觀念的轉變:

一、社會觀念的轉變

由清初的盲目從夫,至清中期的夫妻互相尊 敬,再至清末的自立,獨身。

Z

繆嘉慧:喪夫,以賣畫為生,畫藝高超,為社會 公認,終能入宮為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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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碧城:獨身,任大公報編輯、女學校長

二、婚姻觀念的轉變

清代已常常有抗婚,獨身思想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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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媛介(順治時人),拒嫁富家子為小妾,情願嫁 窮書生楊氏,兩夫婦賣畫為生,相依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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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寒堂(康熙時人),終生為隱士,不嫁,賣書畫 詩文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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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藻(清中葉人),嫁商人後,全力發展個人詩文 創作,甚得時人稱許。

Z

清中葉至清末之著名婦女著述家悍珠(輯〈閏秀正 始集〉)、沈善寶《名媛詩話》、曾紀耀等,才華 俊秀,終其一生,自尊自立,受社會尊重。

三、經濟能力的轉變

清代女子有以賣買字畫維持生計,自力更生,至清 末如呂碧城的時代,女子已經能夠任職公眾事務,甚 至官府要職,更能經營生意。可以說,清初已有不依 賴男子的實例,清末的女性,肯自我努力的,一般來 說,都可以獲得經濟獨立的機會和能力。

四、教育機會的轉變

由家學至「私館」受教,再至清代後期的可以留 學美國;到大城市新式學堂學習,女性的教育機會,

在清代是與日俱增的。

五、國家觀念的改變

最後,是國家觀念的改變。其實,這一方面,清 代女性的轉變不大,因為她們自始即有強烈的國家觀 念,只是朝代愈後,她們可以直接參加國家的機會愈 多,為國家作出貢獻的壯烈行誼也愈多。

清初明朝遺民王端淑,工詩賦,清詔她入宮教導 妃嬪,但王端淑寧願清貧度日,也不肯仕清。清中葉 後,沈善寶、張繆英等均能「踏出閏閣」,呼出愛家 亦愛國的呼聲,至清末秋瑾,更凌雲壯志,譜出壯烈 的史歌。

參考拙書《清代四大女詞人》(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年)。

北京女界聯合會 北京女界聯合會

™ “五、四”反帝愛國運動中北京女學生成立的一個愛國組 織。1919年5月7日,由女高師發起,由協和女醫校、協和 女子大學、尚義師範女校、貝滿女校、第一女中等十餘所 學校的40餘位代表組建。初稱北京女學界聯合會,後改稱 北京女界聯合會。女高師學生陶玄任會長,女高師學生自 治會為領導辦事機構。聯合會成立後通過了《告全國女界 書》和《北京女校致巴黎和告各國代表電》等文件,號召 全國婦女,群策群力,要求政府力爭保全祖國領土,該組 織較為鬆散,平時無聯繫,有活動時各校派代表參加,愛 國活動基本上是以各校自己組織的活動為主。“五、四”時 期,該組織在領導女學生參加斗爭方面發揮了一定的積極 作用。

(二)五四運動時期重要事件

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 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

™ 是“五‧四”時期天津愛國運動的核心力量之一。成立於 1919年5月25日,劉清揚、李毅韜任正副會長,鄧穎超、

郭隆真、張若名為評議委員,郭隆真、鄧穎超任正副講演 隊長,鄭季清、王尺麟任總務委員。該會成立之初會員約 600多人,以女學生為主,參加者還有女教師、女職員、

宗教團體中的婦女及家庭婦女等。該組織成立後,主要開 展了四項工作。第一,向廣大婦女進行愛國主義宣傳,動 員婦女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第二,創辦婦女補習學校,

義務教授婦女識字、織花邊等;第三,賣國貨、演話劇,

以解決因抵制日貨造成的日用品短缺問題,激發人們的愛 國熱情;第四,出版發行(醒世)周刊,後又與學生聯合 會合辦《平民》半月刊,宣傳愛國主義思想。這些活動,

對動員、鼓舞、組織婦女參加愛國運動,起了很大作用。

1919年12月,天津女愛國同志會與天津學生聯合會聯合,

成立了新學聯,這樣,天津婦女運動同各界的反帝愛國力 量更密切的聯繫一起了。

上海女界聯合會 上海女界聯合會

™ “五‧四”運動中,上海知識婦女組織的愛國團體。

該組織由鈕永健夫人任會長,博文女校校長李果任 副會長,核心人物還有徐宗漢、程孝福等。該組織 成立後組織各女校的學生進行愛國宣傳、抵制日貨 和興辦平民教育等。在上海“三罷”(即罷工、罷 市、罷課)期間,女界聯合會經常舉辦以愛國教 育、女子覺悟、兒童教育為主要內容的家庭演講 會,並與其它婦女團體交流情況、互相支持。副會 長李果在“五‧四”運動中四處奔走,熱情呼號,勞 累過度,加之在一次演講中又遇風寒,不幸病逝,

實踐了“以頸血爭回國權”的誓言。

大學開放女禁 大學開放女禁

™ “五‧四”時期,爭取男女教育平等的一個突出問題即爭取 大學開放女禁。1919年4月,甘肅循化(今屬青海)女學 生鄭春蘭在給北大校長蔡元培的信中,首先提出了這一要 求,並表示自己願為女性入大學學習開一先例。不久,鄭 春蘭歷盡艱辛,來到北京。之後,她又在報上發表了一封

《告全國女子中小學畢業生書》,提出要組織大學解除女 禁請願團,再次要求大學開放女禁,引起社會輿論的重 視。1920年春,江蘇女學生王蘭向北大教務長陶孟和提出 了到哲學系聽課的要求。蔡元培、陶孟和均積極支持大學 開放女禁,在他們的應允、幫助下,1920年2月,王蘭第 一個進入北大哲學系旁聽,隨後,鄭春蘭、韓恂華、趙懋 芸、趙懋華、楊壽璧、程勤若、奚湞、查曉園等八人也相 繼進入北大哲學系、國文系、英文系一年級旁聽,成為中 國國立大學的第一批女大學生。繼北大之後,上海、南 京、廣州、山西、天津、福建的公、私立大學陸續招收女 生。大學開放女禁在女子教育史上是一大進步,對我國婦 女教育事業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男女社交公開 男女社交公開

™ “五‧四”時期婦女爭取自身解放的重要內容之一。封建時 代,男女有別,男女之交,防範甚嚴,“五‧四”時期,一些 青年高舉反帝、反封的旗幟,抨擊封建禮教,衝破“男女授 受不親”的界限,實現了男女公開社交。在這方面,長沙的 新民學會和天津的覺悟社,有較突出的貢獻。1918年4月,

由毛澤東、蔡和森發起成立的新民學會,是一個進步的學生 團體。該組識成立後,毛澤東即提出“聯絡同志不分男女老 少,士農工商”的主張,而且,該會還特別強調:“女同學之 優良者,尤為可靠,極宜注意。”1919年下半年,在進步思 想的影響下,向警予、陶毅正式加入新民學會,成為該會最 早的女會員。同年11月,魏璧、李思安、周敦祥、勞君展等 相繼入會。為歡迎女會員入會,該會還特地開了歡迎大會,

毛澤東發表了講話,並一起照相留念。此後,徐瑛、楊潤 余、蔡暢、熊季光、熊叔彬、任培道、吳家瑛、賀延祐、吳 毓珍、劉清揚、周毓明、戴毓本、許文萱等13位女青年也相 繼入會,女會員人數達到19人。

™ 天津覺悟社是1919年9月16日由周恩來、馬駿、郭隆 真等人發起,由天津學聯和女界愛國同志會的骨幹分 子組成的進步青年社團。覺悟社一成立,便明確宣布 男女不平等是“不合乎現代進化的東西”,“應該鏟

除”,“應該改革”,並通過了女會員的提議,即發展社 員時須男女各一,以保持社內男女人數均等。最初20 名會員中有郭隆真、鄧穎超、劉清揚、張若名、李錦 錫、鄭季清、李毅韜、周之廉、吳瑞、張嗣婧等10名 女性。以後的新會員均按男女一比一的原則吸收,幹 部選舉也採取了男女對等的原則,以充分發揮女會員 的作用。新民學會和覺悟社實行男女社交公開的這些 做法。在社會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 “ 趙五貞自刎 趙五貞自刎 ” ” 事件 事件

™ 是“五‧四”時期掀起的婦解放熱潮中,婦女勇敢反

對封建包辦婚姻的一個典型事例。1919年11月14

日,湖南長沙的趙五貞因不滿父母包辦婚姻,請求

延緩婚期又遭拒絕,被逼走頭無路,遂於新婚當

日,於花轎中用剃刀自刎身亡,以自己年輕的生命

對封建婚姻進行了抗爭。此事件發生後,在長沙引

起了極大反響,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上連續發

表文章,指出:“這件事的背後,是婚姻制度的腐

敗,社會制度的黑暗,意志的不能獨立,戀愛的不

能自由。”這社會“可以使趙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錢

女士、孫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

可以使‘男’死,……”猛烈地抨擊了造成這一悲劇的

社會制度,這一事件使湖南的反封建運動出現了一

個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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