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零細化生產所帶來的成數極大化行為模式，以及默會知識為主的技術型 態下，病害成為台灣水產養殖業所無法控制的風險。在 1980 年代台灣草蝦飼 養密度不斷強化下，到了 1989 年爆發嚴重病害，病毒甚至傳播到近海地區連 帶徹底毀滅了近海的野生草蝦，徹底摧毀了草蝦的養殖，至今仍無法復原，草蝦。從草蝦 病變開始，病害成為台灣水產養殖的常態危機，也成為水產養殖業者所面臨最大風險（郭光雄 1982）。特別在以高密度單養為主的屏南地區，由於長時期水產養殖病害的歷史 又使問題更加嚴重。病害來自細菌與病毒；從下游成魚養殖業者來看，病害風 險幾乎來自四面八方。首先，所有養殖戶都同意無法控制養殖用水是否帶有病 原。尤其是海水魚養殖仰賴大量抽取海水，而養殖廢水以及家庭廢水也大量排 往海裡，水的污染幾乎無法控制。另一方面，由於台灣養殖密度相當高，加上缺
乏良好規劃的排水系統，導致受汙染魚塭的水也很有可能擴散到鄰近魚塭。第
1981 文蛤
1992(1997 池中產 卵)
另一方面，在個別養殖戶無法掌握病害風險下，養殖戶計算的重點轉為在 預設所採購的種苗以及環境中必然帶有病原的前提下，用藥物確保養殖魚蝦不 會大量死亡。仰賴個人傳遞的默會知識的技術系統強化了個別化的應對模式，深 化了抑制發病優於控制病原的計算原則。病原的掌握需要系統性地對業者得養 殖行為與發病歷史做集體的監測與紀錄，相形之下個別業者可以透過既有的技 術交流的管道得到用藥的資訊。在這個背景下，養殖戶的用藥實踐成為一個如 同養殖技術的「黑盒子」， 夾雜在複雜的產銷體系中。在用藥控制病害的主流模式下，台灣 水產養殖業病害的危機轉變成為藥物殘留的危機。2003 年輸往歐洲的吳郭魚驗 出氯黴素與富來頓兩種禁藥，重挫了剛興起的台灣鯛魚的國際市場，也引發國 內消費者的疑慮（聯合報 2003/10/24）。同年台灣輸往日本的鰻魚遭驗出禁藥 磺胺劑（聯合報 2003/11/12），2004 年輸日鰻魚遭驗出恩諾沙星（聯 合報 2004/10/11）。 最大的風暴發生在近年的明星產業—石斑；2005 年香港檢驗 單位從台灣輸入 的青斑驗出孔雀綠，起初國年產官各界尚質疑香港檢驗的真確性， 2005 年 11 月農委會主動大規模抽檢石斑養殖場，在 36 件送檢樣本中驗出 14 件 含孔雀 綠，引發震撼，不僅證實了香港的檢驗結果，也大大打擊了當時甫成為明星的 石斑產業，台灣養殖漁業藥物使用問題浮上檯面（聯合報 2005/09/16）。之後 在強化檢驗流程下，出口水產品驗出禁藥案例大幅減少，但仍斷斷續續爆發問 題；近年來 2007 年香魚與鱒魚（聯合報 2007/09/04），以及 2009 年鮑魚(聯合 報 2009/12/08)也分別驗出藥物殘留。層出不窮的禁藥殘留問題不僅引發消費者 對食品安全的疑慮與恐慌，也常造成產品價格崩盤。
2005 年農委會主委李金龍被問到養殖漁業檢出禁藥的問題時，脫口說出 用 藥問題起源自養殖戶用藥知識不足與觀念偏差，由於擔心池中細菌與微生物 影響 養殖收穫成數，部分養殖戶以「有病治病、無病強身」的錯誤心態不適當 地投藥 以預防可能的病害，導致了藥物殘留的問題。這個將養殖戶視為不理性 行動者的 說法嚴重忽略了用藥的成本問題。無論是否為禁藥，價格普遍並不低
廉，整個魚 塭的施用起來成本相當驚人。然而，在我們的訪談中，業者普遍都 同意用藥是成 本高昂的「必要之惡」，而以「即使人生病也要吃藥」來詮釋用 藥的現象，差別 主要在於是否照規則停藥以及是否使用合法的藥物。姑且不論 這個比喻是否有正 當化藥物使用的企圖，這個看法凸顯出就養殖戶而言真正 的問題是病，而消費者 所關心的藥只是對應病害的手段。因此，用藥的觀念與 知識必須放在生產與技術 系統中，行動者行動模式與對病害風險的掌握方 式。
藥物殘留問題凸顯出零細化生產體系的問題。在描述台灣水產養殖業近年來持續的成長時，普 遍以養殖「技術好」作為解釋，然而討論到藥物殘留問題時，主管機關又簡單歸諸於養殖 戶用藥知識和觀念偏差，（民生報 2005/01/12）。這個落差凸顯了技術的社會建構特質；技 術好壞不能脫離技術背後的社會體系。台灣究竟技術所指為何，以及用藥知識和觀念如何 偏差，仍然相當模糊。不僅如此，在檢驗出藥物殘留時，甚至那些養殖戶用藥以及如何用 藥都不清楚。以 2003 年輸歐吳郭魚藥物殘留問題為例，不僅各地養殖協會紛紛喊冤，
指出驗出禁藥的魚並非出自該產地（聯合報 2003/10/24）， 主管機關漁業署養殖漁業科科長 李孟頎也公開指稱，由於吳郭魚產銷過程極度複雜，完全無法確知究竟是在飼養的哪個階 段受到汙染（民生報 2004/12/10）。即使從特定養殖場檢驗出禁藥，也屢屢爆發弄不清楚 問題出在養殖戶、魚苗、飼料。換言之，除了最終檢驗出殘留藥物這個事實外，這些藥究竟經 歷甚麼樣過程進入魚體仍然不清楚。
延續前面的討論，我們主張要理解台灣養殖業的藥物殘留問題，就必須針 對養殖業的技術以及生產組織如何相互形塑，而技術與生產組織又如何共同影 響了對病害風險的掌握，形成了藥物使用的脈絡。農業主管機關的處理方式 深化了這個計算的模式。一旦報發病害，包括家畜疾病防治所等相關機構會提 供病因的診斷以及治療的初步建議，但對於具體的治療方法—藥物的取得與使 用卻缺少管制與資訊。因此，受訪的養殖業者都指出藥 物使用的資訊幾乎都來 自於藥商、水產行以及具技術交流關係的同業。只診斷疾病而不管藥物使用的
管理模式無疑的惡化了整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