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論文中筆者試圖以水產養殖業為例說明社會結構、市場分工的形態 與物的關係。由於產業發展之初建立在小農的基礎上，在行動者所面臨有限 的資源以及知識能力下，透過將生產過程做零細的切割已使個別的養殖戶得 以掌握技術與產能。在這過程中，魚蝦可分割的成長過程「鑲嵌於」既有社 會組織，進而形成生產的分工系統，從而形成持續至今的生產體系。這個生 產體系也界定了技術發展方向以及行動者的計算框架，促成了體系的運作與 再生產。台灣零細化的分工體系導致技術走向以新魚種的引入為主導方向，
相對的透過環境集體管理以系統性的控制病害風險就不被定義為養殖技術的 範疇，而將病害視為外生的風險。換言之，這個分工架構的形成不僅是經濟 學所言交易成本的問題，而包括了行動者的特質與社會結構、產業發展初期 的發展計劃以及物的特性，交織建構了生產分工。傳統經濟社會學文獻中所 注重的交易網絡與生產網絡，所關注的焦點在於分工形成後的整合。透過這 篇論文筆者希望把市場的社會建構的討論更進一步往回溯，將環繞在物上的 技術社會建構納進來，形成探討分工如何可能的理論。雖然水產養殖是一個 特殊的產業，然而筆者認為這個分析框架也可以應用到其他的議題上。網絡 是近幾年來社會科學的當紅概念，不僅經濟社會學從創立開始就視之為挑戰經 濟學原子化個人假設的核心概念，包括經濟地理、科技與社會乃至主流經濟學 也將網絡視為重要的分析方法。經濟社會學從早期的發展開始至少包含了三 種對網絡的不同界定方式—市場行動的角色結構、市場中實存的人際關係以及 市 場中特定的生產分工體系。第一個觀點代表性 Harrison White(1981)在一篇廣 被視為經濟社會學濫觴的經典論文中，將市場網絡界定為不斷重複的角色結構。
Mark Granovette（r11985）則提出著名的「鑲嵌」概念，將網絡界定為市場中實存、
鑲嵌於生產與交易中 的人際關係。Walter Powell（1990）則是將網絡視為純粹
市場交易以及階層組織 之外第三種的生產分工方式，透過中小型廠商間穩定、
互惠的交易與合作形成產 業體系，一方面具有比階層組織更大的彈性，另一方 面又比純粹市場交易具有長 期穩定互動。
從 1980 年代發軔開始，經濟社會學的網絡傳統在不同層次上都具有相當 進 展，在抽象層次上網絡視為角色結構的傳統中，White（2002）更進一步以網 絡觀點針對生產流程中的市場（production market）將市場視為生產過程中上下游 買賣雙方所共 構的介面(interface)，深刻地影響了晚近包括經濟學在內對市場交 換本質的看法，進一步衝擊了經濟學傳統著重在價格機能上的市場觀（Acemoglu 2012）。另一方面，Powell 將網絡和其他類型對立起來成為市場中一種運作型態的 看法也延伸出晚近全球生產網絡（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的研究。最後，也 是最重要的鑲嵌概念的發展上，Uzzi(1996; 1999)在企業網絡以及銀行借貸網絡 的研究中即指出這個差異，並進一步細緻化鑲嵌概念的操作而區分兩種交易關係：
在商言商保持距離式的（arm’s length）式的交易關係，以及在穩定、與其他社 會關係重疊的鑲嵌式（embedded）的交易。
然而，在前述的顯著進展外，筆者認為經濟社會學的網絡傳統仍然留下一個 重要問題。網絡分析的前提在於生產過程中出現組織間在生產過程中的分化，
而將理論的焦點放在網絡如何作為組織分化後整合的基礎，然而對於生產過程 的組織分化究竟如何展開卻缺少足夠的著墨。White（2002）將生產流程中的交 易視為生產過程中上下游雙方所共構介面的看法，雖然往前推進了一步，並沒 有回答甚麼時候會形成介面，甚麼時候不會。同樣的，鑲嵌的討論儘管對於交易 雙方的社會關係做出更細緻的探討，但也仍然將交易視為前提而非需討論的問 題。同樣的，無論是早期網絡式生產乃至目前全球生產網絡的探討，所強調的是 製程分割後的空間分布與整合問題，而非如何一開始的分割如何產生。相較於 Oliver Williamson(1985)等組織經濟學者明確地以交易成本解釋生產過程分化與 否，經濟社會學則缺乏明確的解釋模型，削弱了解釋能力。
筆者認為這個問題的主因在於經濟社會學對於科技社會學所著重的物質 性（materiality）缺少足夠的著墨（Pinch & Swedberg 2008；Swedberg 2008）。有趣 的是，雖然製造業的生產流程是經濟社會學網絡所關心的焦點，然而生產對象與生 產者的關係卻被排除在討論的議程之外。White(2002)將生產流程中上下游間的市 場視為買賣雙方共構的介面，意味著買賣雙方為兩個可區分(differentiable)、亦 不可完全取代的組織實體。換言之，要理解分工的形成，就必須理解為什麼交 易的兩端無法互相取代。在這議題上科技社會學對科技物(artifact)的討論(Pinch
& Bijker 1987)可以提供重要的啟發。科技社會學與經濟社會學的差異在於兩個 地方。首先，相較於經濟社會學完全聚焦在人與人、或組織與組織間的網絡關 係，行動者網絡理論重視人與非人（no-human）、或者說人與物之間的所形成的 異質網絡。這個「把物帶進來」的觀點對生產活動的理解有重要的啟發。第二，
相較於經濟社會學預設網絡、或說社會的優先性，科技社會學所重視的是科技 與社會共同萌生的動態過程。Latour 指出在分析科技產物或事實時，必須留意「這 件科 技產 物是存在於 甚麼樣的網 絡之 中，而他們的出現又如何改造了網絡」
（Latour 2004 雷祥麟譯）。
科技社會學對物的討論提供經濟社會學重要的啟發。生產過程中的分工之 所以可能，來自於生產的參與者可以或必須建構出分解科技物生產流程的社會 組織。在這過程中，除了生產者間的互動外，生產者與物的互動也同等重要。
換言之，生產過程的分化與整合不僅是建立生產者間穩定、重複的角色結構，
也是建構生產者與科技物穩定的關係。筆者更進一步主張，只有將科技物的特質放入分析範疇，
不管是組織研究中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還是 Callon(1988)所指出的計算施為(calculating agency)才能在分析中得到更清晰的關照。換言之，經濟社會學所強調的鑲嵌，除了傳統上經濟理 性與社會關係的關係外，也應包含科技社會學的科技物社會建構的面向。
台灣水產養殖業特殊的歷史軌跡提供了一個經濟社會學關鍵問題的良好 機會。經濟社會學在過去三十年對於社會關係與制度文化與生產以及市場交換 的關係產生許多重大的成果。然而對於更基本的問題，也就是分工與交換如何 產生卻缺少足夠著墨。在這篇論文中筆者主張，除了經濟社會學著墨甚深的網 絡關係與制度文化外，只有將技術社會學所關注的物與社會的互動考量進來，
才能理解對於更基本的分工如何產生的問題。從理論角度而言，台灣水產養殖 業的幾個特色提供了一個檢視科技、經濟組織以及在地社會結構互動的良好機 會。首先，台灣水產養殖業技術發展雖然有殖民時代淵源以及戰後美國的影響，
但由於關鍵技術突破幾乎與國際同步，因此後續的產業與技術體系的建構缺少 如同其他行業般從國外移入的經驗，完全必須從在地既有經驗中摸索與創造。
其次，台灣養殖業幾乎多由在地、家戶獨資的養殖戶為主要行動者，缺少現代 企業型態的行動者。這樣看似傳統的產業體系不僅存活下來且持續維持一定程 度的繁榮，這個特殊現象提供了可以促進理論發展的重要案例。
另一方面我們試圖指出水產養殖業所面臨的問題與生產分工型態以及技術特質有很 深的關係。必須澄清的是，在這篇論文中我們無意主張水產藥物殘留問題沒有任何改善。
在歷經幾次危機之後，水產養殖戶對於停藥期規定以及使用合法藥物而避免使用禁藥上有 相當的體認，近年來，2003 年前後大規模的藥物殘留的問題也已有許久沒有爆發。另 一方面，中央到地方各級主管機關也在包括補助設置多個檢驗中心等方式，意圖改善藥物 殘留問題，取得相當的成效。另一方面我們也認為，若要達成比「不驗出藥物殘留」更 高的食品安全 目標，除了檢驗機制的強化，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在制度上重構病害的風險，
使病害對養殖戶不是一個必然存在、只能應對的風險，而是生產過程中可集體調節的議題。
用養殖戶的比喻來說，如果目前養殖病害的問題類似個人生病必須吃藥治療，一個可思 考的方向是如何建立養殖業的「公共衛生」體系，透過生產方式的 改變、交易與技術網 絡的重構、區域內公共設施的規劃等方式，從整體降低病害的風險。這有賴於對生產組織 以及技術特性更進一步的掌握，以及各方更多在食安以及生產上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