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提到生態系統與能源的問題，是具「互相連結」與「多面相」的論述形態，每 種論述都有不同的假設、評論與意圖。且在不同的論述間，沒有完全的斷裂或是 中斷性，其界線難以畫清並充斥交替性(interchange)。
此外，Dryzek 也對 Foucault 所提的「論述概念」做出修正。在 Foucault 的論 述概念中，權力與論述兩者概念是無法分開的，因為論述是權力實踐下的產物，
權力也與論述緊密相關。但 Dryzek 確認為論述與權力是可以分開的，他更想釐 清的是「論述」是如何被用來實踐不同狀況下的權力（Dryzek, 1997: 11）。
針對兩者對於論述概念的對話，Prelli & Winters（2009）認為 Foucault 對論述 的討論多在「社會與歷史脈絡」下進行，但 Dryzek 的概念則讓我們注意到論述 的「多樣性」，意即在不同的政治情況中，這些論述有可能是合作、競爭、重疊 的。相較於 Foucault 認為論述背後是只存有單一的霸權，Dryzek 則認為論述型態 是多樣性的，不會只有單一意識型態，且研究者必須區別出這些論述的「多樣 性」。
在 Dryzek（1997）的分類中，綠色環境論述在訴求上，就可分為「溫和改良 派」（reformist）與「激進改革派」（radical）；在環境問題與經濟的看法，也可 分成較「實際性」（prosaic）與「想像性」（imaginative）。實際性的綠色論述 形式，會認為環境問題是現代工業化下的經濟難題，環保與經濟是對立的；但是 在想像性的綠色論述形式中，則會認為「環境問題」反而是一種機會，促成經濟 與環境的合作，達到和諧性。不同的發言者，會依據本身的利益關係與欲傳達的 意識型態，選擇適合的論述型態。
Backstrand & Lovbrand（2006）在分析國際間對於「植樹政策」的論述時，針 對環境管理論述（Environmental Governance），分成三種類型：
（一）生態性現代化論述（Ecological modernization）：相較於「經濟成長」
將受限於環境保護的概念，此論述則認為「經濟成長」與「環保」可以並存，永 續發展與自由市場將共同存在。資本主義與工業化在這個論述前提下，也顯的較 具環境友善性，這是一種市場導向的環境論述，「雙贏邏輯」體現於此。此論述 型態常見於西方工業化國家中，論述內容多以「創新科技」去控制環境汙染，市
場導向的環保策略，也讓政府角色更加彈性化、去中心化。
（二）綠色監督性論述（Green Governmentality）：「監督性」是指統治者或 能動者，藉由影響個人或團體的選擇及生活型態，透過活動實踐將權力加諸於個 人身上，以便控制大眾的行為。在 18 世紀的歐洲，各種不同型態的專家與知識 就深刻地影響人類，政府機構所管制健康、生態、犯罪、醫學相關領域，都再現 出這種「監督性」的專業化。近年來，全球環境問題的出現，更讓政府發展出一 套新形態的「生態知識」(eco-knowledges)，讓政府的控管權擴張成整個地球
（Luke，1999）。
（三）公民環境論述（Civic Environmentalism）：公民環境論述與 1992 年在 里約所舉辦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UNCED）相關，會議中將「參與」、
「關係者」（stake-holding）的概念納入全球環境議題中。在此種環境論述中，
民主效率（democratic efficiency）是很重要的主軸，強調由下而上的力量。關心 在全球環境政策中被忽略的族群，如：女人、年輕人、原住民，所產生的參與鴻 溝（participation gap），而這也是現階段各國在實踐「永續發展」的環保論述時，
備受批評的。
在分析以上三種環境論述時， Backstrand & Lovbrand（2006）更以知識／權 力的概念切入，認為論述作為一種「知識真理」，權力的行使是附著於知識的製 造上，這樣的模式也奠定「科學」在環境論述中的角色，尤其是在以「專家導向」
為主的全球環境論述中，「現代科學知識」、「技術」、「實踐」、與「機構」
皆構成論述的主要概念。此外，他們也強調將論述分析用於環境政策分析的重要 性，藉此更能分析權力與環境政策間的關係，在環境論述中，對於「能動性」的 討論也相當重要。
從上述的文獻回顧，可發現綠色環境論述的論述類型具多樣性。Dryzek
（1997）則認為雖然環境論述包含多種不同類型的意識形態，但這些意識型態其
實皆和「工業化主義」相關，不同的意識形態只是代表著工業化下的不同主題。
因此發言者在論述時，便會採取與自身利益相近的論述方式。在這些不同的環境 論述中，除了可看到在面對環境與經濟問題時，論述存有不同的意識形態。也可 看到不同的發言者在使用論述同時，會有不同的知識／權力運作，而這也是本研 究急欲探討的部分。
第二節 綠色論述的製造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將以天下雜誌所舉辦的「行動綠生活 台灣不碳氣」的 活動論述為例，討論綠色論述的建構。在此活動中，舉辦單位包括天下雜誌、教 育部與八間企業公司，其各自代表著在綠色論述建構過程中，媒體、政府與企業 的角色。因此在本節之中，研究者也從文獻回顧，來討論這三者與綠色概念間的 關係。
一、綠色概念與政府
在國際對於氣候變遷議題的持續關注，與高油價危機的帶動下，政府也開始 積極推行「節能減碳」、「綠色消費」、「環境教育」等綠色政策。李蕙芬（2006）
在分析台灣環保政策的變遷時提到，「政策變遷」是實現永續發展之最佳途徑，
這也說明政策施行對於環境議題具有極大的作用力。從實踐面來看，政府透過政 策的公佈，整合跨部會的活動執行，影響後續的執行方向與策略。「公共政策」
是政府在推動綠色環保事物或概念時，最具法源、效率與正統性的依據。
面對環境問題，政府多站在保護者的角色，透過制定法律與政策加以保護。
這樣的趨勢可追溯至 1273 年的英國，通過當時第一個嘗試性的環境保護法約。
之後在 19 世紀工業革命的影響下，維多利亞時代更針對改進人們生活環境，訂 定公眾健康條款。一直到 1980 年代末期，不斷興起的綠色立法，也和執法者開 始注重「綠化」的潮流相符。不同時代的立法，也反映出在當代社會議程上，其 重要的排序為何，政策的形成也與每個歷史階段的當局者相關（Peattie, 1992／梁 錦霖、陳雅玲譯，1993）。
政府在推行政策時，是立基於大眾認為政府代表某種的「正當性」與合理性
（rightfulness），這種特質讓「命令」或「指令」蘊含著權威性（authoritative）
或約束性（binding）的性質，進而將權力轉變為權威。因此當政府的正當性越高
時，權力行使的交易成本越低，且效果越高。因為此時，權威不必奠基於武力，
透過政策、法律的行使，即可造成權威感，並讓大眾服從遵守（王嫚謙，2005）。
政策的制定也是一種論述的形成，Ball（1994）就認為政策是文本也是論述，
藉由規訓和禁止「什麼可以說、誰可以說、何時、何地、以何種權威說」，來製 造所謂的真實，這涉及權力的競爭，當然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建構的過程。
葛蘭西認為在政府主宰與大眾媒體操控的現代，「人類的觀念」也可能形成 統治階級權力的一部分。因此若政府能掌握「人類的觀念」，在推動事物或說服 大眾的過程中將更為順利。而所謂「人類的觀念」，指的其實就是「常識」，也 就是特定社會階級或團體的生活文化，是ㄧ種對於「生活與真實」的流行意見或 偏見，同時也代表廣被大眾接受的是流行世界觀或生活哲學。在葛蘭西的定義 裡，「常識」就是意識形態的一種展現（盧嵐蘭，2006）。
阿圖舍在〈意識型態與國家機器〉中，更將製造意識形態的機制分為「壓制 性國家機器」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前者包括政府、軍隊、警察、法院、監 獄等機構，他們屬於藉由暴力而產生功能；後者則是學校、教會、家庭、傳播媒 介、文化，透過意識形態而發揮作用。兩者相輔相成，國家在統制人民時，常兼 以暴力及意識形態產生作用（盧嵐蘭，2006）。若以綠色政策來看，政策立法的 規範，無疑對被管制者來說，是暴力的一種。統治者為確保壓制性國家機器的穩 定性，勢必得加入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運作，加強統治階級的「合法性」。
阿圖舍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最主要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就是學校教 育，更取代以前教會在社會中的功能。學校帶給人們的訓練，不只是專業知識與 技能，還包括倫理、公民等觀念，這些概念教導了被支配者該有的態度與行為，
支配者則學到了適當的領導力與宣傳技能，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生產關係，便不 斷的在夾帶大量意識形態的知識與技能中被再生產出來。
因此對於該如何解決環境問題，許多國家採取從「環境教育」著手，希望能 從根本改變民眾對於環境的認知。1972 年聯合國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辦人 類環境會議（UN Conference on Human Environment），會議中所制定的人類環境 宣言就強調，改善環境問題已是目前及未來人類需面對的重要課題，而發展環境 教育乃是解決環境危機的最佳方法之一。但台灣則是到 1987 年才開始重視環境 教育，在「行政院環境政策綱領」中，積極推行環保教育（蔡樹培，1994）。
2010 年台灣更通過「環境教育法」，使台灣躍升成為世界上少數將環境教 育立法推動的國家之一，公告實施後，全國的公務機關與高中以下學校每年需推 行四個小時的環境教育31。當政府的綠色政策論述從「教育」著手，也象徵其對 於綠色論述意識型態的掌控增加，鞏固其統治的「合法性」。
二、 綠色概念與企業
經濟活動常被認為是地球環境破壞與耗損的主要原因，為了面對這項控訴，
執行經濟活動的產業與企業，必須修正其活動行為，管制自然資源使用及汙染廢 棄物的排放。從「政策」、「法律」面來看，政府的嚴格執行對企業在維持環保
執行經濟活動的產業與企業，必須修正其活動行為，管制自然資源使用及汙染廢 棄物的排放。從「政策」、「法律」面來看，政府的嚴格執行對企業在維持環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