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 灣 心 理 諮 商 季 刊 2016 年，8 卷 2 期，36-43 頁
實證論陰影及其超越：迂迴或直面
林耀盛
摘要 本文回應李維倫教授《從實證心理學到實踐心理學：現象學心理學的本土化 知識之道》一文，筆者同意並肯定李教授擴大不同認識論典範的對話基礎，進而 通達以存有論為核心的實踐心理學的迂迴路徑。過往實證心理學雖有強勢霸權， 但近年來在多元論述流動下，也面臨著「本體論上的不安感」、「認識論上的困惑 感」和「方法論上的麻痺感」病理徵候，確實需要注入不同層次的解方。不過， 實證論與後實證論的差異，李教授的文章，需要進一步細膩辯證。尤其，臺灣的 心理學門學術陣營的行動生活，目前是否已然抵達公共領域溝通場域，仍待商榷。 建構更多元積極的對話議程，並深刻地再反思什麼是心理學，或許，這是我們更 需共同審視、回應的未完成議程。 關鍵詞：實證、後實證、存有、心理學、公共領域 林耀盛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yawsheng@ntu.edu.tw）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2016, vol. 8 no. 2, pp. 36-43.
壹、前言 感謝李維倫教授的靶子論文《從實證心理學到實踐心理學：現象學心理學的 本土化知識之道》一文（以下簡稱「李文」），提出本土化認識論的現象學心理學 實踐道路。「李文」巧思地指出：「討論實證心理學的知識論基礎，指出奠基於不 同實在論主張的種種科學研究典範提供了當代科學種種不同的知識生產運作方式。 後實證主義實在論主張終極的實在雖然存在但無法被通達，而相映於此的『假設-檢證』方法論被當代心理學主流奉為圭臬。」而後，「李文」認為「不需否定後實 證主義對實在的設定，只要通過一種將『無法通達的終極實在』視為『未知/奧秘』 的態度轉換，就可讓人獲得一種『面對未知/奧秘』的存在位置，從而出現奠基於 存在論的知識工作。」如此的思考策略，可以擴大不同認識論典範的對話基礎， 確實是一種通達以存有論為核心的實踐心理學的迂迴路徑。 之所以需要如此迂迴而進的策略，或是考量臺灣心理學處境，基本上是後殖 民主義的反思路程。回顧反思西方的思想史軌跡，基本上可說是「從柏拉圖到北 約組織」（from Plato to NATO）的朝聖旅程（林耀盛，2002）。臺灣心理學在啟蒙 發展階段，卻一腳跨入「美國化」的規格。實證主義的幽靈，在臺灣心理學發展 的歷史制約效應，真理標準的檢驗，是以實體存有作為依據（林耀盛，2011）。到 了「後實證」主義，對於本體論的預設，雖然仍然預設有一實體性，但這樣的實 體性不再可以全面地掌握，而是只能逼近地理解。於是，這樣的「逼近」而非「掌 握」，形成了一種「距離」的空隙。「李文」隱含指出，這樣的空隙是一種缺口， 如此缺口能夠引動奧秘性／未知性。接近奧秘性/未知性領域的徑路，不再是仰賴 實證方法論的單一窗口，而可以成為接近現象學心理學的入口。於是，現象學心 理學，特別是存有實踐，不是要與「後實證」主義對抗或否定，而可以是一種互 補或對話的觀點。「李文」的論述指出，不需要反對「後實證論」的立論基礎，確 實開展了不同典範之間的對話可能性。 貳、從後實證繞道存有實踐的關鍵探索及其商榷 以迂迴方式進入現象學心理學脈絡，可以說實踐了于連（2003）的方法論。 于連的「偏離」與「迂迴」的認識論路數，顯示「偏離」得以與意欲追尋的效果 保持距離，人們能感受到它的欠缺和留有餘地，並任憑它自然變化。「迂迴」使回 歸成為可能，迂迴為回歸主題引出的路程，成為使之「幽」、「藏」的機遇。所以， 迂迴的價值在於：通過迂迴引起的距離，迂迴挫敗了意義的所有指令（直接的和 命令的），為變化留下「餘地」，並且尊重任何的可能性（于連，2003）。進言之， 于連的命題是「迂迴成邏輯」，選擇出發，也是選擇離開，創造可以進行遠景思維 的空間。 然而，這樣的立論基礎，當是建立在寬容典範的理解上。誠然，不同認識論 立場所呈現的形而上信念，是一種研究策略的選擇（Denzin & Lincoln, 1994; Guba
& Lincoln, 1994）。Kuhn（1970）指出，典範大體上指涉兩層意義，一方面典範是 團體投契信念的集合體，一方面典範是共享的範例。在典範作為團體成員信仰的 信念的集合體意義上，Kuhn 認為確定了專家所組成的特殊社群後，這些社群成員 究竟共享那些事物，使他們足以解釋彼此間專業溝通的完全性，以及他們相當一 致的專業判斷？這個答案從孔恩式（kuhnian）的意義來說，就是（一套）典範。 但 Kuhn 隨後提出「學科的陣線」（disciplinary matrix）一詞，用來指稱典範、典 範的成分、或具有典範性質的團體信守對象，都是學科陣線的組成分子，所以它 們形成一個具有功能的整體。由此，在學科陣線下的有機整體組織，如果要營造 一個理想的溝通和言談處境，涉及的策略，可以是「寬容性」態度，亦即不同的 研究典範陣營間，與其迫使對方改宗、試圖包抄異己典範，毋寧訴求產造一個可 以含納差異的本體論與目的論的「容受典範」（paradigm of tolerance）空間。在此 容受狀態下，重要的是拓展觀看世界的方法，如此方可激盪更多元豐富的知識與 理論（Masse, 2000）。或許，寬容典範的置身所在，是「李文」的書寫戰略位置。 但目前臺灣心理學界，卻對於不同典範間的理解，仍多數以實證（或後實證）為 研究預設保護帶，如此的實證本體硬核陰影下，是否可以促發創新思考的實踐心 理學議程的啟動；還是需要更為基進的研究典範競爭，亦即不是先從容受典範入 手，而是從競爭典範反思。或許，需要進一步省察「後實證」論述下的方法論樣 貌。 筆者同意「李文」所指出的「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看似在知識論 （epistemology）上的進步，卻因為承認了實在的不可通達性，讓生活場景中的『心 理』現象逐漸淡出心理學學術研究活動。」但「李文」進一步認為，「後實證」主 義的實在論以終極實在來對抗虛無主義與相對主義，但也承認終極實在的不可通 達（inaccessible）。」「李文」繼而主張「因為『不可通達』即是『未能獲知』，人 類所面對的除了感官經驗所得的現象外，也存在著廣大深遠的『未知』（unknown） 的地帶。」「李文」的主要論證在於「實在論的認識活動目標在於建構理論，存在 論的認識活動在於揭露以『未知』為根本的人類種種存在經驗。對後者來說，對 現象的知覺是存在經驗的一部分，深究現象的同時也正是對人類存在的反身性理 解（reflexive understanding）。」如此的論證是基於可以不反對「後實證」論，而 能引入存在論的現象經驗揭露，但以建構理論和現象揭露的「解釋」與「理解」 的主張，仍不免有落入理論層次和應用層次的二分類別之嫌。亦即，實在論若是 以建構理論為認識論目標，其陣營並未脫離或淡化「心理」現象，而是以一種「構 念模式」加以掌握，將心理客體化，其尚未探討的地帶，是以研發更精進的測量 方式加以逼近。以存有接近未知的迂迴策略，而未直面本體論的設定問題意識， 仍須探討。所以，何謂「心理學」的重新論辯，似乎也是無法迴避的難題。而存 在論的反身性理解，是一種重新回到自我自身、與他人、與生活世界，甚至與靈 性世界的關係，那是一種不以科學真理為唯一世界的應用論立場。這裡的應用， 就是不以工具理性為標的，是回到生活世界的實用性主張，因此，筆者認為這樣 的迂迴轉向，仍須進一步比較「後實證」論述下的不同方法論主張。
參、後實證陰影及其餘蔭 例如，後實證主義下的紮根理論，甚至後來進一步研發的社會建構紮根理論， 也承認實在是未知的地帶，所以，透過「資料驅動」（data driven）的策略取替「概 念驅動」（concept driven），並據以發展出由下而上（button-up）的心理經驗的歷 程與意義。Corbin 與 Strauss（2008）指出，對於使用紮根理論研究法來進行理論 發展的研究而言，有兩項操作程序是最為基本的。第一項是詢問問題。每一種類 型的研究，都依賴於詢問有效的問題，而問題是用來提昇我們對於理論議題的瞭 解。第二項是進行比較。透過理論性比較（theoretical comparisons）來刺激我們 對於事例屬性和面向的思考，並指導我們的抽樣（Corbin & Strauss, 2008）。由此
兩項操作程序，主要的功能有：（1）協助分析者理解事件或正在發生之事的意義， 否則其意義可能曖昧不明；（2）促使研究者敏銳覺察資料中可能存在而尚未發現 的屬性（properties）和面向（dimensions）；（3）建議進一步的訪談問題，或奠基 於演化中的理論分析（theoretical analysis）進行觀察；（4）協助分析者較迅速地 從描述（description）的層次，轉移至抽象（abstraction）的層次；（5）藉由立即 將分析者帶到較抽象的層次，挑戰研究者過於聚焦在單一個案的傾向；（6）迫使 分析者檢驗其基本假定（assumptions）、偏見（biases）及其視野觀點（perspectives）； （7）迫使研究者對演化中理論（evolving theory）進行更仔細的檢驗，有時會使 初步架構更具理論性，或是產生改變；（8）促使分析者更可能去發現各種不同的 變異性（variation），及一般性的組型（patterns）；（9）確保資料分析採取一種更 具流動性和創造性立場的可能性；（10）增進類別（categories）之間的連結（linking） 和密度（density）。由此看來，紮根理論雖然以實質理論的建立為目標，但仍是不 斷地自我反身理解，無論是受訪參與者或研究者，都共同參與紮根資料的建構， 以及反思歷程，但紮根理論畢竟仍是籠罩在實證論述的陰影，無法帶出情感性關 係的生活世界。究其根本，仍然是在本體存有論的立場。因此，是要繞道而行倡 議存有實踐的現象學心理學，還是就直面提出不同本體論的認識論及其方法論的 主張，進而以競爭典範的論辯立場，而非以寬容典範的互補角度，倡議另一種實 踐心理學的重要性，可以進一步思索。 肆、已然抵達實踐的公共領域嗎 當然，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是「三位一體」，無法切割。但現象學心理 學涉及的是跳脫二元對立的邏輯，而是以生活世界的整體存有的關係意向為主體 策略，就不得不回到心理學內涵的反思。過往實證心理學雖有強勢霸權，但近年 來在多元論述流動下，也面臨著「本體論上的不安感」、「認識論上的困惑感」和 「方法論上的麻痺感」病理徵候，確實需要注入不同層次的解方。 「李文」開出處方是，從鄂蘭（H. Arednt）的論點獲得啟發。汪文聖（2003）
指出，鄂蘭雖嘗試以「行動生活」（vita activa）取代或許海德格思想也歸屬的沉 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傳統，但她似乎以「行動生活」來詮釋海德格的牽掛 概念，由此讓海德格（M. Heidegger）哲學中的存有顯露出來。據鄂蘭作為人的 根本條件有三：勞動（labor）、工作（work）和行為（action）（「李文」將此行為 稱為實踐），它們又合稱為「行動生活」。「勞動」相應著人之身體的生物性過程， 身體自發的成長、新陳代謝與消逝依賴於勞動所生產出來的自然物，故生命本身 的需要促成了勞動。「工作」對應著人存在當中非自然性的一面，人必將一死的性 質並不為生命種屬永恆回歸的循環所取代，針對於此，工作提供了一個人為的世 界，作為人的生命之家，此世界歷經人的短暫生命而不滅，超越於人生命之上， 故工作乃為了創造出這具對象性、客觀性的世界而有。「行為」/「實踐」不需物 體或物質做媒介，它運作在人與人之間，以複數的人為前提，以人事實上即以多 數生活在地球上為前提，又因人在各方面皆涉及政治之事，所以這種多數成了政 治生活的必要與充分條件（Arendt, 1958）。但鄂蘭所提出的行為，與「李文」所 提出的「實踐」之間，似乎仍有許多複雜層次的關係，需予以釐清。 汪文聖（2003）考察臨床心理學領域的精神病患照顧研究，已指出從黃嬡齡 在玉里榮民醫院的田野研究，可以觀察出在精神症狀外的生活中，病患有著可進 入常規世界的殘餘功能，社區經營中協力網絡的建立與支持性就業的實施即在運 用這種殘餘功能，使病患在重建生活秩序當中，漸從擬象真實走向常規世界這是 一種從行動生活讓存有顯露以達真正的自由的在地實踐。如此，這個研究所提供 的社區經營場域正是一種現象學與心理學可能結合的場域。但以現有的存有處境， 行動生活的實踐，還有其他案例落實的可能性嗎？李教授長年耕耘的南華國小認 輔工作的實踐，當是一個具體範例，或許可以引介，以呼應本文意旨。 進言之，確實，鄂蘭所重視的行動生活可提供較具體的方法，讓哲學與科學 或現象學與心理學結合，此方法是透過構成行動場所的公共領域。哲學與科學的 互為關係，本應回歸到我們的生活場域裡。鄂蘭所揭示的行動生活，直接讓學術 理論落實在經驗生活裡，但應有一個健全的政治制度與經營策略方能奏功。若然， 則需要生產對於公共議題的理性論述空間與對話溝通領域。這裡所浮現的根本問 題是，臺灣的心理學門學術陣營的行動生活，目前已然抵達如此的公共領域溝通 場域嗎？如此實踐議題所置身的學術生態當下處境為何，值得進一步商討。 伍、再反思什麼是心理學 Canguilhem（1958）早已指出，心理學家的研究給人的印象猶如是一門混雜 了「不嚴謹的哲學」、「寬鬆的倫理學」以及「不受控制的醫學」的學科。因此， 若只是去凸顯「人文」的向度，而強調心理學是一門「人文科學」或「人文臨床 科學」，這並不足以面對這樣的質疑。相反地，這只會讓心理學淪為科學之下一個 身分不明的附庸。台灣社會的處境，是否仍在此迷陣內，還是已然有公共領域的 論述空間的經營管理，值得探討。如 Canguilhem 所言，專業心理學家，並未忽略
診斷上的理論與應用的分別，但如何統合兩者之間的效用性，往往不是出自於心 理學家的事實性，而是來自於要求他們回應此問題的人。而當代心理學家面對要
求回應時所引用的「科學」理論，往往是基於「適應律」
，這是基於個體與社會-科技環境的氛圍，而非自然性的環境（natural environment），甚至，「測量」（measure） 的顯著重要性，也為專家所讚美（Canguilhem，1958）。至少以臨床心理學領域而 言，這樣的「適應律」主張涉及到整體養成教育環境的議題，因此探討認識論的 議題，如何回到整體教學環境的省思，值得進一步考量。 事實上，心理學方法論上的選擇，是超越研究者個人的掙扎，因為心理學家 的養成訓練與社會化歷程，以及關乎什麼構成心理學知識的長期爭論，都會對心 理學方法論的論爭產生影響。所以，心理學方法論上的選擇，其實是一項社群奮 鬥所集體埋首待解的問題。近年來，心理學本土化的詮釋現象學心理學路線所揭 櫫的訴求，可以說是在這樣的底蘊下顯露出來。 然而，當代心理學或護理科學或其他科學，經常挪用現象學，卻遺忘一種哲 學現象學的根本意涵，只是按照一些規則，發展步驟，建構一種所謂的新現象學-科學現象學，造成研究社群的誤解，甚至生產四不像的怪體。理解現象學，就是 要正本清源，現象學其實是一門嚴格的科學，但後來，科學與哲學分離，這是專 業發展的遺忘自身。遺忘的事業，是為了要重新獲得，遺忘是為了記取（forget- for get）。但海德格認為存有的遺忘，當代人類似乎習慣了，以致於我們無力回應存 有的急迫。徵用事件的本有性，在生發（emergent）時，早已孕育了急迫性 （emergency）。 如此的迫切性，卻又往往使研究者陷入科學主義的迷陣，以尋求速度的問題 解決。然而，科學人講究證據，但正因為太相信自己的所見所聞，所以，理性的 無限延伸，成為另一種非理性的理性，自然無法將理性訓練落實於生活，這也是 實踐理性的困境。筆者對於「李文」的嘗試，拋出（臨床）本土心理學實踐上的 多元意涵的意旨，表示學術上的敬意與感謝。當然，「李文」所提供的不只是純粹 認識的最終有效性基礎，更涉及到實踐性、價值性本身的意義來源。這樣的路線 是從重視實然的認識論角度，轉而為涉及一種原初應然性的存有論立場，只有從 存有的立場才能呈現價值性真理。 人類的歷史演化在當今朝向多樣性的態勢，這般的發展路數，或許，可以和 「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及「文化研究」等 等知識主義或思潮流派的演進沒有必然關係，而是我們的存有處境的反身性理解 使然。但如何深刻促發學科演進發展的多元開放性，以使我們對置身的歷史年代 與人類處境，保持一種永恆地反思批判與同理瞭解態度的時代精神，或許是眾聲 議論後，我們得虛心嚴肅面對的未完成式方案。只是，我們心理學家，是否已具 備這樣的存有意識，進而迎向實踐心理學；還是仍無法直視（後）實證陰影效應， 而委曲求全學術生產？或許，這是我們更需共同審視、回應的未完成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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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e, R. (2000).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es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Methodological complementarity and ontological incommensurability. Qualitative
Under the shadows of the positivism and beyond: To face the
domination directly or by detour approach?
Lin, Yaw-She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he commentary to the paper ‘From Positivist Psychology to Praxical Psychology: A Phenomenological Route’ by professor Lee, Wei Lun. The author agrees that professor Lee try to expand the different types of epistemological basis for dialogue through the paradigm of tolerance strategy and reach the understanding based on the ontology of praxical psychology. Professor Lee thinks it is not necessary to deny the reality of the post positivist realism confined the modern mainstream psychology to the hypothesis-testing operation, through a change in the attitude toward the “ultimate but inaccessible reality,” a distinctive knowledge operation stemming from the existential position of“facing the unknown” can be obtained. Positivism psychology dominates the academic matrix for a long time, but we find the multiple discourses effects have made the challenges of "the ontological insecurity", "the epistemological confusion" and "the methodological s paralysis" syndromes of researches even under the positivism hegemony. It is time to endorse the different approach to solve the psychology dilemma. Howev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ositivism and post-positivism is needed to articulate deliberately and dialectically. In particular, is there public sphere to communicate the human active life which includes labor, work, and praxis in Taiwan psychology academic circle in current situation? It is the unfinished agenda to facilitate the dialogue from different research paradigms and re-reflect what the psychology is. Our mission is to examine and respond to the unfinished agenda critically.
Key words: existential, positivism, post- positivism, psychology, public sphere
Yaw-Sheng Li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yawsheng@nt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