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倫理與社區自立─從希伯崙另類
家園經驗初探我國社區發展的可能性
（
Family Ethics and Community Self-Reliance
－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R.O.C.from the
Hebron Alternative Homeland Experience）
賴 松 慶
（Lai, Sung-Ching）
摘 要
近年來關於社區自立、社區發展的研究已有漸增之勢，此乃社區作為 「治理」（governance）概念中能夠滿足社會大眾多元需求之另一有力的 參與單位。而在促進社區居民凝聚共同意識與價值觀念，進而產生集體行 動的過程中，物質性、社群性以及理想性誘因三者為重要的驅力，然此間 之比重及先後順序尚需視各社區之環境系絡而定，無法一概而論。而在中 國社會中，「家」在個體培育以及自我完成等層面一直具備著關鍵的影響 力，亦為凝聚集體共識及行動的最基本單位。本文以政治生態學為出發 點，探討家族之倫理與上述三誘因之內在關聯性與其在形塑、累積社會資 本中之意義，以增廣社區集體行動之可能性與新面貌，並提供我國社區自 治與發展上可能的思考以及發展方向。 關鍵字詞：治理 社區自立 集體行動 社會資本 家族倫理 *壹、前言
在現今隨著全球化而競爭日益激烈的經社環境中，市場與政府失靈的 窘境相繼發生，使得民間充沛之社會力成了另一滿足社會大眾多元需求的 有 力 選 項。 與 此 相 關 者 包 括Lester M.Salamon（1987） 所 提 出 的「 第 三 者 政府理論」（third party government theory），強調民間之非營利機構具備多 元、創新與彈性之特質，在公共服務上應有其更為積極的功能與使命。而 Ostrom（1997）亦認為傳統單由政府扮演公共服務之提供（provision）與生 產（production）的角色已然轉變，取而代之者為應視公共財貨之性質讓民 間亦有參與生產的可能，進而產生所謂的增效（synergy）。而近年來熱門的 「治理」（governance）概念所強調之典範變遷：從國家由政府獨自承擔統治 功能，轉向運用市場邏輯的公共管理，再至政府與社會的共同治理型態（孫 本初、鍾京佑，2005：128），在在都顯示出民間的社會力量在社會價值的權 威配置之中擔負了不可取代的角色。而與一般社會大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 「社區」，自然便是一股蘊含豐沛生命力之公共服務提供來源，且是公民參與 團體極為合適的出發點（Kweit & Kweit, 1981），此從行政院文建會所推動之 社區總體營造，其重要性便可見一斑。而在全球化之下跨國公司移動對於社 區居民經濟生活的打擊以及自然資源的掠奪問題（Shuman, 1998），使得「社 區自立」（community self-reliance）成了令人關注的議題。作為社會中最小的 團體單位－「家」，特別是在家族之倫理觀念深植人心的中國社會，其與社區 自立之關係與此間所可能涉及的集體行動為何，對於置身於華人社會的台灣 而言，相信是一重要的思考與研究面向。
貳、社區自立與集體行動之完成
地方自治在政治學上已建立起正當性（legitimacy），然如何加以落實一直 是個待解的課題。R.C.Box（1998）之「公民治理」（Citizen Governance）， 提出地區公民應直接參與公共政策之提案與執行、回歸地方主義以及建構小 規模且回應性高之政府。相較於Box 賦予地方公民自治的重要性，Shuman （1998）更指出在全球化衝擊之下，社區自立的具體策略：首先，一個良好 的地方經濟必須培植能提供該社區基本生活需求的產業；再者，使產業所有 權在地化，如此公司便不可能突然遷移他地而造成社區經濟的損傷；最後， 暢通地方所得與投資資本進入社區經濟的建立。透過以上三種策略，進而達 成經濟學上所謂的「經濟加乘效果」（economic multiplier）。1而透過社區自 立，因大部分使用當地資源且與外界互動較少，故可能面臨了物品之多樣性 減少與價格較高的問題，然社區居民亦較容易重視本地之永續發展，且人與 人之間的互動亦較頻繁，有助提升生活品質與累積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關 於 社 區 居 民 如 何 凝 聚 共 識 以 共 同 維 護 當 地 資 源 之 永 續 使 用， 不 致 發 生 Hardin（1968）所謂的「共享性資源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2此間便涉及到集體行動產生的誘因。根據Wilson 的分類（1995），促使人 們參與集體行動的誘因可分為物質性（materialistic）、社群性（solidary）、 以及目的性（purposive）三類。所謂物質性誘因係指行動者因實質利益而願 意行動，其中又可區分為公益性與自利性二種。前者指集體行動所產生的公 共利益與個人利益一致；後者指藉由參與集體行動，除了公共利益外，行動 者可於其間獲得額外的、私人性的好處，亦可稱為「選擇性誘因」（selective incentives, Moe, 1980）。社群性誘因指行動者為了獲得人際之間互動的樂趣 與 歸 屬 感 而 參 與 的 因 素， 而 此 亦 增 加 了 社 會 資 本 的 能 量。Coleman（1990: 304-313）界定社會資本為「有助於提升個人在社會結構中行動能力的各種面 向」。而Fukuyama（1995）則進一步指出：「社會資本的獲取，所需要的是 整個社會普遍擁有道德規範，成員需要具備忠誠、信實、可靠的美德；更甚 者，在團體成員普遍對彼此產生信任之前，社團就必須採納一套整體規範。」（李宛蓉譯，1998）由此便將追求人性價值、道德規範的理想性誘因與社會 資本加以緊密的結合起來，甚至視為社會資本的根基。而Putnam（1993）亦 表示「公民約定的規範與網絡，有助於經濟成長與強化公共機構的效能」。而 社會資本的存量更被視為北義大利「維持經濟動態主義與政府績效氛圍的關 鍵要素。」亦即社會資本更具備了促發經濟發展的重要功能。3綜括視之，以 目的性誘因為出發點的社會資本，在社群性誘因的互動之中，將使得物質性 誘因獲得最終之滿足。而Whiteley（1999）舉出在影響、形塑社會資本的三 大來源：生活的滿足、想像的社群與倫理道德之中，家庭早期的社會化過程 所伴演的重要性，如此使得「家」亦成了吾人所應關注之對象。
参參、中國「家族倫理」與集體行動
在強調倫理道德的中國社會，對於身為社會中堅的知識份子來說，讀書 的目的是在學習做人處世的道理，進而貢獻所長，為國家社會服務，此則所 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之觀念。而對於一般社會大眾，國家 往往以寓教於樂的方式教化之，如孔子以「思無邪」的理念修正詩三百，使 民間歌謠的內容不失道德規範。而在戲劇表演中，無論形式為何，「教忠教 孝」亦總為貫穿全劇的中心理念。而著名政治家管仲所言「禮義廉恥，國之 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之政治思想，更說明了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在 中國社會中的根本地位。在中文裡，「國家」包含了「國」和「家」，而良 善治理的理想，更須透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步驟方能加以完 成。故作為最小社會團體的「家」，其對於個體自我實現與國家安定之間的 重要性就不言可喻了。葛學浦（D.Kulp, 1925: 142-145）根據家族（family） 的功能，將中國的家族分成四種類型：自然家族（natural family）、經濟家 族（economic family）、 祭 祀 家 族（religious family） 及 傳 統 的 或 宗 族 家 族 （conventional or sib family）。所謂的自然家族是一種生殖的團體（biological group），包括父母及其子女，也就是一般所謂的核心家庭。經濟家族乃一群 人基於血緣或婚姻關係彼此生活在一起所建立的一個經濟單位。且經濟家族 之成員並不限居住在同一家內，有時分散到其他地方，只要他們是在同一家長的統率之下，具有共同的土地財產、收支和預算，就算是同一個經濟家 族。故一個或幾個自然家族也可能構成一個經濟家族。祭祀家族乃祖先崇拜 的單位，其範圍有很大的彈性，有時與自然家族或經濟家族的範圍一致，有 時亦可能含括幾個自然或經濟家族。然而，其特徵為只有在祭祖的時候才變 成一種具體存在的團體。而傳統家族即為宗族家族，為一單系親族團體。 4孔邁隆（Myron Cohen, 1970: 27-28）的研究則將中國的家族構成分成三個 要素討論：家產、成員及家計。所謂家產係指在分家過程中可以運用的土地 財產、家族成員為分家時對家產具有特定權利之人、家計則是透過一種共同 預算的安排以利用家產。而此三種要素均有兩種出現的可能：家產是集中一 處或分散於數處，成員是集中的或分散的，家計是夥同性或非夥同性。中國 的家族結構一向被認為是家產集中、成員集中的夥同性經濟。然而，有不少 學者強調只要家族的經濟是夥同性的，不管其家產或成員是否集中，都屬 於一個共同的家族（Cohen, 1970: 29-30; Fei, 1939: 97; Kulp, 1925: 148; Lin: 1948: 13; Yang, 1959: 17）。換言之，家族財產的集中或分散，以及家族成員 的同住或分住，並不影響家族的完整性。5而從「分家」的過程來看，陳其南 （1980）發現此過程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有時持續很久的時間才完成全部 的手續。例如：當兒子成年完婚後，年老的父母往往就讓他們「分隨人食」， 自己「自炊」或者在兒子家輪流「吃伙頭」。6對家產的處理，較常見的例子 是年老的父親先分配部份財產給兒子們分別處理，讓他們各自獨立經營，在 家計上也各自獨立，自己則保留部份財產，待死後再留給兒子們處理。詳言 之，兒子們所成立的核心家庭並未完全分割祖先留下的共同財產，他們在經 濟上仍與本家族互通有無，在當地的社會、宗教活動上還是屬於本家族的一 份子，甚至在情感上也自認為是本家族的一份子。故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是 同屬於一個擴大家族。7由此吾人或可如此界定中國的家族：由數個具備經 濟聯繫功能與祭祖之宗族情感認同的核心家庭所組成之非結構化團體。而其 在促進地方發展及社會穩定上亦發揮了一定程度的功能。史堅雅（Skinner, 1964: 32）的「中地體系」（central place system）指出，中國市場體系所具有 的社會文化意義，其重要性並不亞於經濟意義。而韋伯（Max Weber）有關經 濟和社會的研究旨趣，很明顯的可以歸入實質論一派，8因為韋伯的論證始終 環繞於非經濟因素，特別是關於宗教信仰如何影響到經濟體系運作的問題，
亦即探討不同的社會如何產生不同的社會經濟問題。而亞洲四小龍的出現， 其發展經驗就整個第三世界來看是相當突出的現象，甚至可以說是獨一無二 的。這幾個社會在區域和文化上頗為相近，因此很自然的引起社會科學家往 文化和社會傳統方面，來尋求解釋此地區在經濟行為上的一致性。如金耀基 （1985）就指出「由於東亞的這些社會屬於中國文化圈，於是用文化（價值 與觀念）來解釋毋寧是很自然的。而中國文化的主導因素是儒家，因此儒家 倫理乃成為解釋東亞經濟奇蹟之深廣原因。」9更精確言之，有著「亢宗」、 「光顯先德」、「振家聲」、「顯父母」、「大吾門」、「顯親揚名」等等與「盡孝 道」有關的「家族倫理」，方為促成人們經商致富的原動力與終極目標（陳其 南，1980）。如郭德利（Godley, 1981）研究個別華人資本家歷史，曾經歸納 出一個頗有意思的現象：這些身處海外的華商，在他們的有生之年，仍然不 忘向滿清皇朝捐納，買得各種官爵祿位，他稱之為「官吏資本家」（Mandarin-capitalists）。且有不少例子更把祖宗三代也包括到捐納的名單上，此種「光宗 耀祖」的家族心態，昭然若揭的呈現在這些連西方資本家也不得不心服口服 的華人企業家身上。此外，在臺灣常見的家族企業中，其運作常受家族關係 和家族倫理影響，使得公司企業與家族產業之間往往無法清楚的界定。綜上 所述，中國人並不光是為了個體的存在而生活與工作，家族倫理意識才是激 發大部分中國人肯定其生命意義和工作倫理的原動力。10而中國家族的集體行 動，便常以具倫理道德意涵之光宗耀祖為目的性誘因，加上家族企業中滿足 成員人際互動的社群性誘因，最終得以完成家族繁榮的物質性誘因。
肆、希伯崙另類家園之啟示
作為社會構成最基本的團體─家庭而言，其至少具備了七項功能：生 育、社會化、保護、經濟、娛樂、宗教以及情感（李淑娟等編，1998）。由於 家庭在傳統上擔負了大部分的社會功能與自給自足之性質，使得人們較依賴 家庭。然隨著社會型態的改變，家庭原先擔負之功能部分已被其他的社會觀 念與功能所取代，11而離婚率的增加，單親家庭的出現，更對家庭功能造成 巨大的挑戰，此對於整體社會的安定與繁榮，實有難以估量的影響。但不可 否認的，「家」仍然是一般社會大眾情感的最後歸宿及努力工作的泉源，而在 現代家庭功能不彰的情形下，人們缺乏關愛與教養，加上社會強大的物質誘 惑，往往容易驅使人們走上犯罪的歧路，使得整體社會承擔了巨大的社會成 本，而「希伯崙另類家園」的構想便在此社會系絡中應運而生。12在這個另類 家園中，是以陳公亮夫婦為核心，成員們表示陳氏夫婦為再造父母，而年齡 小於陳氏夫妻的成員更直接以「爸爸、媽媽」稱呼之。由於成員來自社會各 個角落，除了少數是以家庭為單位加入此另類家之外，13大部分成員皆為遭遇 不幸的個人。故在另類家園中，仍然將沒有血緣關係的個體依個別的狀況加 入較資深者的小家庭，並以兄弟姐妹相稱，以求在更緊密的情感交流中加速 融入整個大家族體系。14而其形式雖與一般家庭不同，家庭的基本功能卻皆具 備：在生育方面，此一大家族中不乏因緣聚會而結為連理的例子。15在辦公室 隔壁的安親班教室裡，亦有具教學經驗的成員擔負起養育照顧十多個孩子的 責任。而透過家族成員間密切的互動往來中，如吃飯前會用廣播召集該社區 內的家族成員前來擺桌用餐，便為這些社會邊緣人提供了社會化的機會。而 在家族成員之中，據陳牧師表示，有些具黑道背景或是在外積欠債務，陳牧 師便常發揮保護功能，使其免受外界之騷擾。此外，家園內亦有成員成立的 中醫診所以優惠守護家人的健康。而在經濟功能方面，該家園採公社式的各 盡所能、各取所需制度- 家庭成員每個人都有工作，如在自有的「復育山莊」 餵豬、打掃16或拖地、煮飯以及外出工作等等，而每個人的生產所得，可選 擇全數充公或每個月付七千元的費用。而住在這裡的二十位國中小學生，學雜費由協會負擔。此外，成員要用錢，需填表申請「零用金」，一周最多五百 元（朱若蘭，2005）。而家園內之「二手物流中心」17，亦以低價提供各式 日常用品供家族成員選購。由於家族成員來自四面八方，擁有各樣才藝，故 家族內之傳播部亦常舉辦音樂教學與表演、繪畫活動及電影欣賞提供娛樂功 能。在宗教方面，基督教為其根本，每天及每週皆有固定時間講道以指引迷 途羔羊人生的方向。18而每週並會有兩個晚上，由牧師及輔導員開設毒癮、酒 癮班以協助有需要的成員度過難關。而就是透過此種以家庭倫理之愛為出發 點以及上述各種功能的建構，使得原本疏離的一群人有了情感上的歸宿，進 而誕生了此自給自足的「另類家」。希伯崙全人關懷協會並與家扶中心、法務 部更生保護協會合作，接納、輔導社會中的弱勢族群進入其家園中接受治療 與重生。19此外，在與桃園縣文化局合作從事社區整體營造的計畫中，希伯 崙全人關懷協會提出了「四合院創意文化新故鄉」的理念：「中國人的食衣住 行隨處可見『神』，中國人敬天的精神早已融合在生活之中，以中國人的建築 四合院來說，四合院的正廳供奉的是天與祖先牌位，一天的開始從敬天祭祖 開始，一天的結束也是回到源頭的合一與愛。這種強調個人在群體中位置的 建築觀念與儒家思想中的人倫關係是緊密結合的。四合院內呈現的協調與平 和，讓身在其中的人彷彿瞬間抖落一身的絮亂，各人立即知所定位，知所行 止，知天位於何處？知地位於何域？知人位於何方？知天地君親，知長幼有 序。這正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的哲學、倫理與精神，已深深根植於這一民族 的血脈及靈魂中，可以隨時被喚醒，正如雲門舞集的一個轉身，教我們看見 自己的根源，看見『我是誰？』四合院當中人與人的關係是彼此照顧、彼此 陪伴的，他們守望相助、互通有無，孩子們可以從這一家玩到那一家，婦女 們一同在院子裡曬榖、做泡菜，這樣的生活形態很自然的形成了保護網、生 活圈，也可以說是社區總體營造的前身。」（陳公亮編，2004）20希伯崙全人 關懷協會理事長吳秀玲並表示，會推動社區發展出自己的創意與文化（如童 玩城或北區的便宜物流切貨中心），使社區成為交流道口的另一個休息站，來 往的過客可以進來休息及消費，增加社區的收入。至此，吾人可見一個成功 融合東西方倫理觀念，並以其為家族成員集體行動始點的另類家，其透過參 與社造中的綠美化社區、撿拾創作藝術、創意彩繪花盆以及社區新歌發表會 等等滿足社群性誘因的活動，形塑出自己特有的文化，進而滿足吸引觀光客
前來參觀、增加家族（亦或稱為社區）經濟收入的物質性誘因。此外，透過 家族共同經營創世復育山莊，成員們於其間養育山豬、家豬、放山雞、製作 有機堆肥和種植有機蔬菜，此不僅有協助教育家族成員肯定自我能力的目的 性誘因，亦同時滿足了家族成員共同努力工作中情感交流的社群性誘因與最 後食物來源無虞的物質性誘因。凡此種種集體行動之產生，皆使得永續發展 與社區自立成為可能。
伍、結論
正如同希伯崙事業部主任郭敏琪小姐所言：「這裏充滿許多的傳奇，這裡 也充滿如雷雨般的淚水；這裡不乏衝突、不乏人間的爭鬧；這裡不是傳說中 的烏托邦，這裡更不是夢幻者的極樂天堂。可是- 我們都說 - 這裡是我們的 家，這裡是我們人生路途的最後一站。」希伯崙另類家輔導人孔漢釗說：「我 們沒有偉大到可以把人變好，我們這樣子只是為了生存，我們只希望跟孩子 們共生共榮。」而協會總幹事武曉潔亦言：「當孩子哭鬧時，老人家們會協助 安撫孩子，使得單親的母親可以有喘息的空間，有再出發的力量。是嬰孩被 老人家照顧了？是老人家透過嬰孩得到安慰？抑或是單親的母親有勇氣可以 再一次出發？我想，藉著合一共生的愛，天倫之樂、親情之愛就在我們的當 中被完成了！雖都不是血緣的家人，卻被這共生的愛緊緊的牽連在一起！」 由此可見在希伯崙另類家園中，源於家族倫理的愛實為激勵成員集體行動， 進而達成整體社區自立與發展的根本因素。而現今在台灣的北投、台中及高 雄等地亦成立了希伯崙分會以推動相同之理念。此外，在美國華盛頓州愛思 蘭郡一個由 30 個家庭組成的社區家庭中，雖然當中的居民各自擁有住屋，可 是他們一周有5 天一起用晚餐，並由各個家庭輪流負責採購、餐點和日間的 托兒工作。而類似的社區在80 年代末期於北歐斯堪那維亞半島、英格蘭和北 德地區也陸續出現（李淑娟等編，1998）。此種新式家庭之出現反映出人們厭 倦疏離，渴求密切的互動與聯繫，進而體會到「以家為依歸」的重要性（鄭 清榮、諶悠文譯，1997）。而在現今家庭功能弱化的台灣社會，於社區中若能 擴張在傳統上即深受重視的家族倫理基礎，強調家族成員間相互關懷之愛與倫理道德面向，並透過社群之互助合作與經濟上的資源分享，建立家庭支援 網絡，使得社區成為廣義的家族，如此集體行動的產生將更為可能與有效， 同時亦能達成社區自立的目標。相信此模式可為我國的社區發展提供一新的 思考與研究方向。
註釋
1 所謂「經濟加乘效果」意指幣值的支出超出其本具的價值。如工人收入 100 元，一半買食物，另一半儲蓄到銀行。賣食物者拿其50 元買當地的其他產 品，而銀行將其部份儲蓄借貸給當地其他產業從事投資，如此則每項支出 皆有活絡當地經濟之加乘效果。 2 由於「共享性資源」（common-pool resources, CPRs）具有無法排除他人， 尤指搭便車者（free rider）使用的特性，再加上管理成本高、監控不易，故 在人們自利的驅使下，往往產生其被耗盡的悲劇。 3 此與社會資本中之「信賴」足以提升高度的志願性順服，進而減少簽約與 監督上所面臨到的可觀之交易成本有關。 4 在臺灣的漢人社會與中國本土一樣，宗族的建立也被視為是以族產或宗祠 為基礎。這類族產，閩籍臺民稱之為「祭祀公業」，客籍則稱之為「蒸嘗」 （戴炎輝，1979: 770; Chen, 1978: 324），一般則直接稱之為「公」。而「吃 公」即指參加祭祖吃筵席之意。此外，屬於該祭祀公業團體的成員稱之為 「派下」，管理某一祭祀公業則名為「辦公」。 5 關於非夥同性經濟家族，學者稱之為「分散的家族」（dispersed family），也 就是家族成員仍維持共享尚未分割的世襲財產之最後權利（Moench, 1963: 72）。 6 吃 伙 頭 不 僅 在 台 灣 很 普 遍（ 戴 炎 輝，1979； 李 亦 園，1967； 王 崧 興， 1967），即使在大陸也有此現象（Pan, 1928: 387-389）。 7 此種由若干核心家族圍繞著以父母為中心的非夥同性家計擴大家族，莊英 章（1972: 88）稱之為「聯邦式家族」。 8 經濟人類學研究的一個重點是要釐清某一特定社會成員的經濟理性及其與 社會文化制度之間的關係。就此主題的研究，經濟人類學內部早已形成兩 個彼此爭論不休的派別（Godelier, 1972）：一是「形式論派」（formalism）， 主張不同社會的經濟理性在相當程度內是可以化約成普同的特質。簡而言 之，不論在原始民族或現代社會，都可以把「經濟」看作是一套理性的行 為模式，在稀有的手段和目的之間，採取以最小的勞力獲取最大報酬之原 則。另一方則是所謂的「實證論派」（substantivism），其採取相對主義的看法，強調不同的社會有各自的制度和價值體系，直接規範其成員的經濟行 為和經濟理性。總之，前者著重在一般化的行為理性，後者強調經濟和社 會制度的嵌合特性。 9 韋伯認為基督教倫理為促成資本主義精神產生之因，其轉化世俗的力量， 帶動了西方經濟的發展。而有關儒家倫理與其間的異同及論證，詳見陳其 南，1980。 10 以建立在傳統家族倫理上的日本式企業來說，其業主和員工常以「家」或 「企業」共同體之延續為職志，甚至視個人的生命為有限，故「家」或 「企業」的存續優先於個體的存續。 11 生育：傳宗接代觀念稀釋，且性觀念開放，未婚者亦可有性行為。社會 化：工商業社會中父母培育子女時間減少，使得家庭社會化功能降低。保 護：家庭暴力案件增加，保護功能下降。經濟：社會福利提供了經濟另一 來源。娛樂：各式的娛樂場所使得家庭成員樂不思蜀。宗教：個人信仰自 由化，家庭成員之信仰亦可相異。情感：此為構成家庭之關鍵要素，提供 了家庭成員愛與溫暖的歸屬感，若此「避風港」功能喪失，家庭名存實 亡。 12 「希伯崙全人關懷協會」為位於桃園楊梅鎮比佛利社區中的非營利組織， 由陳公亮牧師與其妻吳秀玲女士所創辦，專門收容社會邊緣人，如中輟 生、吸毒者，及生活上有困難的鰥寡孤獨者，協助他們在其所建立的「另 類家園」中重生。 13 如目前在另類家園中擔任總務及搬家工程隊主任賴新生與二手物流中心主 任劉秀珍夫婦就是因為認同其「大愛家庭」的理念而遠從高雄放棄於科學 園區內負責園藝造景的主管職位而加入之。 14 在另類家中有近百名成員分成 20 戶，分住協會附近，每戶 4 至 5 人，各 戶獨立然在社區內共同生活，而房子都是協會買或租的。 15 如建榮與慧萍就是希伯崙另類家園成立 6 年來，第一對結婚的夫妻。過程 中陳公亮夫婦親自為他們提親、義工媽媽芳蘭姐的髮型設計、麗明姐贊助 支持的婚紗禮服、吳秀玲女士掌鏡的婚紗照、遠自澳洲和美國的演奏家為 他們的婚禮奏樂，撿拾創藝的老師為他們設計婚禮場地，還有弟兄們為他 們粉刷新房（希伯崙全人關懷協會，2003）。
16 陳牧師表示：「在復育山莊養豬主要是為了讓他們有事做，也算消耗體 力。而未來把豬賣掉，或可增加經費。」 17 中心內的物品來源大多是家族成員經營其他事業的滯銷品或外界善心人士 的捐助物資。成員面訪紀錄。 18 值得注意的是，據協會總幹事武曉潔表示，家族成員並非都是基督徒，亦 有少數佛教徒者。由此可見宗教並非是全然主導家族成員行為的因素，家 族倫理之愛方為其原動力。 19 協助輔導一個小孩，家扶中心每個月提供一萬六千元；輔導一位更生人 （指在監獄待過），更生保護協會補助每月七千元。此外並有文化局替代 役男於協會中服務，而該協會並獲聘承辦緩起訴處分義務勞務執行業務機 構，以協助犯錯者重返社會。凡此皆顯示該協會與政府部門合作之密切。 武曉潔面訪紀錄。 20 早期農村時代，四合院建築分成正廳、護龍廣場等，這在許多現代大型集 合式住宅，格局與佈置類似，每棟大樓中間有預留廣場或空地，類似四合 院曬稻處，彼此情感交流，守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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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Ethics and Community Self-Reliance －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R.O.C. from the
Hebron Alternative Homeland Experience
Lai, Sung-Ching
Abstract
Researches on community self-reliance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have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owing to that community is another vigorous participating unit which is able to satisfy various needs of the society as in the “governance” concep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itizens to have common consciousness and values, and then result in collective action,materialistic, solidary and purposive incentives are three important drives. However, the specific weight and priority of the three incentives in collective action depend on the respective community conditions. In the Chinese society, “family” plays an crucial role in individual nurture and self-fulfillment.In addition, family is the basic unit to hav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action. Based on political ecology, this essay seeks to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connections between family ethics and the mentioned three drives. Moreover, to know the meaning of family ethics in shaping and accumulate social capital in order to increase possibilities and new features of the community’s coolective action. Furthermore, providing the probable thinking and developing aspect for native community self-reliance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governance, community self-reliance,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capital, family eth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