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滯中突露曙光：馬來西亞的媒改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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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誌要

遲滯中突露曙光：馬來西亞的媒改行動

黃國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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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日期：2008 年 5 月 20 日；通過日期：2008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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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8 年 3 月 8 日馬來西亞的選舉結束後，長期執政的威權政府遭受重挫，也讓處於遲滯狀態的媒改行動露出些許曙光。本文回顧與檢視馬來西亞媒改行動的歷程，發現在政府持續壓制下，媒改行動在 1998 年後才出現較具組織性的實踐，但相關改革理念尚未能普遍與深化，且始終面對語言、族群與宗教的障礙，難以擴大群眾的參與，使媒改行動不易推展。媒改組織需進一步釐清自身理念，爭取更多民眾的認同與共鳴，投入媒改行動或成為奧援的力量，以打破國家對媒體的各種不當管制，也督促政府推動合理的媒體政策，改善被長期扭曲的傳播體制，並提昇公眾的傳播權；同時以集體力量要求與政府關係密切的媒體集團進行改革，回歸公共利益為其運作的出發點，協助社會邁向民主化。關鍵詞：馬來西亞、威權體制、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民主、媒改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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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98 年 9 月，馬來西亞前首相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與其副手安華（Anwar Ibrahim）關係決裂，安華被馬哈迪革除政府職務與逐出執政黨，還因瀆職等罪名被判刑入獄。安華被拘捕後引發「烈火莫熄」（reformasi，馬來文原意為改革）抗議浪潮，這些抗議者除要求公平審訊安華，也致力於進行政治與社會改革，推進國家的民主化。在這段期間裡，民間出現各種自發性的改革團體，當中包括推動媒體監督與新聞自由的組織，同時也出現「退報運動」，抵制主要執政黨「全國巫人統一機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UMNO，簡稱巫統）的黨營媒體。而當時還處於萌芽階段的網際網路，成為突破主流媒體封鎖的重要管道，將許多訊息向民間傳散，除協助「烈火莫熄」動員大批群眾參與抗議行動，對政府形成不小壓力外，網際網路也成為日後進行社會改革的重要場域。 2008 年 3 月 8 日，馬來西亞舉行第 12 屆大選，出獄後的安華帶領數個在野黨挑戰執政逾五十年的國陣政府，1一舉突破國陣長期在國會保有的三分之二席次，2更在全國十三個州政府中取得五個州的政權。這個出乎預料的結果，衝擊與撼動了馬來西亞的威權政體，讓停滯不前的民主出現了一些突破。

國陣主席兼首相阿都拉（Abdullah Ahmad Badawi）在「檢討」這次選舉結果時，指國陣政府原以為僅需依靠傳統主流媒體傳播資訊，就足以保有過去的優勢，才會忽視網際網路的影響力，進而導致這次選舉的挫敗（黃凌風，2008 年 3 月 25 日）。阿都拉這個說法是否屬實，本文不擬進行討論，但從中似透露出馬來西亞掌權者一直以來的想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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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應是政府的宣傳工具，而掌控了媒體就能主導民意，使政權延續下去，公共利益不是他們的重點。掌權者這樣的想法似未因選舉挫敗而改變，在選舉結束一個多月後，內政部長拒絕發給淡米爾文報章《麥卡奧賽》（Makkal Osai）每年必須更新的出版許可證，成為選後被秋後算帳的首個媒體，隨後在各方施壓下，政府才收回原先決定，但已達到恐嚇媒體的效果。其實，在 2007 年 8 月《麥卡奧賽》曾因刊登被指是褻瀆耶穌的漫畫，遭政府取消其出版許可一個月而短暫停刊。在這次選舉中，「烈火莫熄」運動後出現的媒體改革組織「獨立新聞中心」（Centre for Independent Journalism, CIJ）、「維護媒體獨立撰稿人聯盟」（Writer Alliance For Media Independence, WAMI，簡稱撰稿人聯盟）與「國民醒覺運動－2000 憲章」（Charter 2000-Aliran，簡稱 2000 憲章）合作，推動「第十二屆全國大選媒體觀察」的行動，結果發現馬來文、英文與淡米爾文（Tamil）的主流報紙、電台與電視，皆一面倒地為國陣政府背書，而這次被迫停刊的《麥卡奧賽》，是被觀察的六家報紙中出現最多在野黨新聞的報紙（潘永傑，2008 年 3 月 29 日）。過去也有多項研究指出歷屆選舉都出現同樣現象（Mustafa, 2002；莊迪澎，2002；傅向紅，2005），國陣政府透過各種方式操控主流傳統媒體，使其成為執政黨的重要助選機器。在馬來西亞政府的威權統治下，言論自由與新聞自由一直備受壓抑，而在社會各種錯綜複雜的問題中，言論自由與新聞自由等相關議題始終未被特別重視，因此，有關媒改的行動相當遲滯與沉靜，直至「烈火莫熄」運動後才有了一些轉變。雖然近年媒改組織相繼成立，也試圖跨越族群、宗教和語言的界線，集結更多力量改革媒體環境，但來自民間的回應似乎隨著政治改革激情的退燒而日漸減弱，讓媒改行動一直難以壯大，無法對威權政府形成巨大的改革壓力。這期間媒體環境甚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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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惡化的情況，譬如少數與政府關係密切的媒體集團，透過併購不斷擴張市場版圖，嚴重擠壓其他媒體的生存空間，而媒改組織的改革聲音則猶如狗吠火車，難以撼動政商合謀的權力結構。本文試圖先釐清馬來西亞自半世紀前國家獨立後的整體媒體環境，再說明馬來西亞的媒體行動為何如此難以展開。在「烈火莫熄」運動發生的十年後，馬來西亞的政局出現大波動，讓媒改行動出現了契機，有了更多可以著力的空間與機會，而媒改組織能否集結各方力量，加速改善媒體環境，協助推進社會邁向民主化，是接下來值得關注的重點。

貳、馬來西亞政府對媒體的管控

一、擴大殖民時代對媒體的控制

馬來西亞政府對媒體採取嚴格監控，主要承襲了英國殖民政府的模式，3尤其在1940 年代末期，為降低馬來亞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簡稱馬共）的威脅，英國殖民政府制訂〈煽動條例〉（ Sedition Ordinance 1948 ）與〈印刷報業條例〉（ Printing Presses Ordinance 1948）管控媒體（Mustafa, 2000: 99）。當時的左傾中文報刊

4_{首當其衝，多份報刊被迫停刊，而馬來文報紙也難逃這些條例的壓制}

（Graham Brown, 2005: 40-41）。

1957 年馬來亞（Malaya）獨立後，5_{為了防堵馬共與左翼政黨的威}

脅，政府在 1960 年制訂〈內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 1960, ISA，簡稱內安法），以相當模糊的文字內容，賦予內政部長極大權力，可在未經審訊下拘留可能威脅社會安定者；6在有關媒體部分，內政部長也有權力下令查禁被認為具有破壞和平、有損國家利益等內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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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新政府除延續英殖民時代對媒體的管控方式，也積極建構新興國家的國族認同，媒體被視為協助國家發展與建立共識的有力工具，而政府所制訂的媒體政策，明顯受到 Lerner 與 Schramm 當時倡議的傳播發展典範所影響（Zaharom, 2000: 242）。再加上 1960 年代興起的「現代化理論」，號召後進國家學習和模仿西方世界，透過現代化的傳播體系，可以協助後進國家實現從「傳統」到「現代化」的轉型，但是在許多後進國家中的媒體無法實現「教化民主」的功能，反而成了維護威權主義政治體制的工具，「現代化理論」被掌權者以建設民族國家為名，為其壓制性的媒體管理方式提供合法性依據（Curran, 2002∕史安斌、董關鵬譯，2006: 217-218）。直至今天，國陣政府仍在運用這樣的論述，合理化其管制媒體的各種作為。 1969 年發生「五一三族群衝突事件」後，政府更是加緊管控媒體。在 1971 年與 1974 年修訂〈印刷報業法〉（ Printing Presses Act），規定報刊印刷證的取得需符合政府的各項規定；同年政府也修改〈煽動法〉，禁止媒體討論四個議題：馬來文成為國文的語文政策、土著特權、馬來統治者和皇室地位與非土著的公民權（葉瑞生，1995: 61）。到了 1972 年，政府再制定〈官方機密法〉（Official Secrets Act 1972, OSA），進一步限制資訊公開和新聞自由，凡被視為洩漏政府機密者可被強制性監禁。

因此，從 1970 年代初期以降，國陣政府持續的侵蝕民主制度，透過立法與修憲來鞏固其政權（Brown, 2004: 78）。壓制言論自由與新聞自由的法規更加「完備」，政府也加緊介入媒體的所有權。在報紙方面，早在1961 年首任首相東姑阿都拉曼（Tengku Abdul Rahman）所領導的巫統，在運用權力取得報社多數股權後，直接控制了《馬來前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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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使其成為巫統的宣傳工具，這也是馬來西亞獨立後首次出現政黨直接取得民營報紙的控制權。第二任首相敦拉薩（Tun Abdul Razak）則在1972 年把歷史悠久的英文報紙《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後來易名為New Straits Times《新海峽時報》）股權從新加坡人手裡，逐漸轉移至巫統所控制的公司手中（Mustafa, 2000: 100-103）。到了 1980 年代中期，巫統透過其控制的「艦隊集團」（Fleet Group）掌握主要的英文、馬來文與中文報紙；國陣的第二大黨馬華公會，也擁有發行量頗大的英文報《星報》（The Star）和一些中文報紙；國大黨則掌控數家小型的淡米爾文報紙。至於東馬來西亞的沙巴與砂拉越的地方型報紙，也多被國陣的多個成員黨所控制（Graham Brown, 2005: 42）。

二、馬哈迪強化對媒體的操控

馬哈迪在1981 至 2003 年擔任首相期間，媒體環境出現兩項重大變化，一是政府透過制法與修法以更嚴密管控媒體；二是媒體所有權的集中化與集團化（莊迪澎，2004: 22）。馬哈迪政府先後修訂了多項不利新聞自由與媒體發展的法規，譬如〈內部安全法〉、〈官方機密法〉與〈印刷報業與出版法〉（Printing Presses and Publications Act）等，更嚴格管控媒體。1987 年，身陷黨爭與多項醜聞的馬哈迪，在國內社會情勢愈趨緊張的情況下，展開「茅草行動」（Operaci Lalang），以〈內部安全法〉拘留百餘名異議人士，且取消三家報社的出版許可，這三家報紙分別是馬來文報紙《祖國報》（Watan）、英文報紙《星報》（ The Star）與中文報紙《星洲日報》，這起事件所形成的寒蟬效應，一直延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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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哈迪也運用剛興起的「經濟新自由主義」論述和口號，鼓吹所謂的企業「私營化」，並將國家資源轉向執政集團與其盟友。在媒體所有權的集中化與集團化部分，馬哈迪政府將其掌控的馬來文與英文媒體進行整合，形成數個龐大集團，由巫統和與其關係密切的財團經營，除能控制資訊傳遞與言論方向，也能從中獲取龐大的商業利益。 1984 年，巫統所掌控的艦隊集團成立了馬來西亞第一家的「私營」商業無線電視台--第三電視台（TV3），7 當時的新聞部長 Adib Adam 指出，兩個原有的國營頻道與第三電視台間沒有任何利益衝突，8 因為「後者將專注於娛樂，而前者則繼續『啟發與教育』的目標」。 1990 年代以後，政府更持續擴大「私營化」，陸續由政黨旗下的財團與其盟友成立多家無線電視台、廣播電台、有線電視台與衛星電視台，在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與文化面向上發揮巨大影響力（Mustafa & Zaharom, 2000）。 Mustafa（2002）指出，1990 年代各種語文的主流報紙出現明顯轉向，提供更多軟性與消費資訊吸引主流讀者群，減少爭議性議題的報導與討論。大幅增加的廣電媒體更是以市場為導向，加上官方的管控，使媒體工作者採取最安全的方式，提供不具「威脅」的節目。 1990 年代出現多宗「巨額誹謗訴訟案」（ Mega Suit Defamation），即政商名流常以誹謗起訴新聞媒體，要求以一億令吉（約新台幣十億元）以上的巨額賠償，據統計，從1999 年至 2001 年間，至少有五宗起訴本地媒體的誹謗案，索償金額為 11 億令吉（約新台幣 110 億元），譬如馬來西亞著名經濟學者 K. S. Jomo 被商業鉅子陳志遠控告誹謗，認為 Jomo 在《亞洲華爾街日報》上一篇文章對其名譽造成傷害，要求 Jomo 與《亞洲華爾街日報》相關負責人賠償二億五千萬令吉（約新台幣25 億元）；1999 年，《星洲日報》與同一集團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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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報》轉載《亞洲華爾街日報》一篇關於馬哈迪長子米爾占（Mirzan Mahathir）發跡的報導，結果三家報刊皆被米爾占告上法院，其中向《星洲日報》與《光明日報》索償 5.5 億令吉（約新台幣 55 億元），結果雙方達成庭外和解，兩報在頭版刊登道歉啟事和付出不詳的賠償金，其執行董事兼集團總編輯下台，改任編務總監（莊迪澎，2004）。馬來西亞政府的這些作為，似又在學習其前殖民宗主國英國以前壓制媒體的手段，在 19 世紀中葉以前，英國政府常以誹謗罪來減少對其不利的報導（賴祥蔚，2005）。這些「巨額誹謗訴訟案」的陸續上演，嚴重限制新聞自由，讓媒體工作者猶如驚弓之鳥，以自我審查的方式減少可能帶來的「災難」。馬來西亞政府一直對媒體採取嚴密的管控，但網際網路的出現，挑戰了政府對言論與資訊的管控能力，同時在後進國家難以阻擋的全球化潮流下，使馬來西亞面臨經濟上更強力的競爭，而一直依賴經濟發展來強化自身統治正當性的國陣政府，在看好網路資訊產業未來發展前景後所擬訂的政策，意外地讓網際網路發展成為突破政府威權管控的空間。馬哈迪為了實現在2020 年成為先進國的願望（即「2020 宏願」， Vision 2020），在 1996 年推動「多媒體超級走廊計畫」（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project，簡稱 MSC），並宣稱是「馬來西亞給世界的禮物」，為吸引外國投資者和與鄰國新加坡競爭，馬來西亞政府保證不會管制網路，在 1998 年「烈火莫熄」運動中，政府確實遵守承諾未管制網路（George, 2006: 69-70）。但政府還是會透過各種方式試圖干擾與控制網際網路的運作，譬如網路媒體《當今大馬》（Malaysiakini）成立後屢遭馬哈迪政府刁難與阻擾，甚至在 2003 年警方搜查其辦事處，帶走多部電腦與訊問多名編輯人員，造成網站無法正常運作（莊迪澎，2004: 136-140）。雖然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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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各種威嚇與干擾，但依舊無法阻擋網際網路的發展，尤其是在年輕世代中，網際網路的影響力逐漸擴大，對傳統媒體產生愈來愈大的威脅，讓傳統媒體危機感日益強烈，謹慎地呼籲政府開放對傳統媒體的限制（陳慧思，2006 年 8 月 1 日；星洲日報，2008 年 5 月 2 日）。

2003 年 10 月 31 日，馬哈迪這位掌權 22 年、曾連續三年被「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簡稱 CPJ）評為「世界十大新聞自由公敵」的國家領導人，將首相一職交給阿都拉，使其成為馬來西亞獨立以來的第五位領導人。阿都拉這位曾被媒體譽為「好好先生」的國家領導人，在歷經 2004 年的選舉取得勝利後，也運用各種方式穩定政權。在媒體部分，政府從 2005 年開始從結構面向進行媒體整併，因此出現與巫統有密切關係的首要媒體（Media prima）大動作整合各種媒體，將四家民營無線電視台、兩家電台和四家報紙併入首要媒體，成為馬來西亞最大型的跨媒體集團。接著商業鉅子張曉卿所掌控的星洲集團也加入併購行列，取得馬華公會所掌控的南洋報業，合併後該報業集團擁有的四家日報，在華人聚集的馬來半島（西馬）中，發行量佔中文報總發行量的 91% （莊迪澎，2006b）。在媒體實務部分，政府也展開行動懲戒被認為稍有出軌的傳統媒體，譬如 2005 年底《中國報》在報導警察虐待被拘留者的「裸蹲案」時，被指誤將受害者視為中國籍女子而引起國際上的壓力，結果政府展開懲戒，《中國報》總編輯與執行總編輯被迫調職；在「褻瀆回教先知漫畫」事件中，《砂拉越論壇報》與《砂拉越晚報》的出版許可證被取消、《光明日報》被下令停刊兩周等。政府透過各種方式持續掌控傳統媒體，同時也注意到網際網路影響力的擴大，因此，政府開始警告網路媒體與網路使用者，譬如當時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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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部長的再奴丁邁丁（Zainuddin Maidin）即指出，政府必須管制網際網絡與網站，「以遏止會傷害我國族群團結的謠言和新聞流傳」（莊迪澎，2006a），甚至還出現執政黨黨營媒體控告部落客誹謗的案例，引起民間團體的反彈，認為黨營媒體不僅未試圖協助提升言論自由，還成為抑制網路言論空間的打手，企圖在網路世界製造寒蟬效應（郭華盈，2007）。只是政府的這些動作效果似乎不大，被打壓的部落客反而知名度大為提升，譬如遭政府控告的知名部落客黃泉安，在加入在野黨後參與本次大選，並高票當選為國會議員。政府長期對言論自由的壓抑與對媒體的管控，擴散了害怕的文化與自我審查，這也衍伸了新的問題，即不同族群或宗教團體被剝奪能直接接觸他們所關心的資訊，這對他們的尊嚴是一種打擊（Anil, 2002b: 181），影響了不同社群間的關係，也使得民怨日深，在社會變遷與成長後，國陣政府這種自我反噬的作為，甚至已逐漸動搖了其政權。

參、媒體改革行動的萌芽與成形

Scott（1985∕鄭廣懷等譯，2007）在 1970 年代末期在馬來半島北邊的吉打州（Kedah）農村做研究，他發現在改革農業後，卻出現「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情況，且帶來了馬來農村階級結構的分化，富農開始違背村落中幫助窮人的傳統鄉規民約，甚至以更不合理方式間接剝削窮鄰。儘管農村內部未爆發公開的階級鬥爭，但貧農的抵抗方式卻是無所不在，他們到處散發惡毒的謠言，摧毀富農的名譽，或破壞富農的農耕機器與偷竊其不義之財。因此，表面上富農仍是村落內受到敬重的領袖，但實際上他們的地位與財富卻一直備受挑戰。不過這樣的「日常抵抗」（everyday resistance）是一系列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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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弱者抵抗策略，其目的不是要推翻壓迫性的體制，而是試著讓自身在現有體制內所受的損失降到最低，以維持基本生活。從壓迫到展開社會運動，需要一連串的主、客觀條件的配合，才能促成彼此的團結與共同目的的浮現。不過，從另一個角度來看，日常抵抗可以視為社會運動的預演，這是一種未經過協調的彩排，一旦時機成熟，被壓迫者會運用他們累積的實踐知識，將私底下的抵抗轉化為公然的反抗，社會運動因此開始動起來（何明修，2005: 12-13）。在馬來西亞邁向現代化過程中，社會出現巨大變遷，各種民間力量也開始集結與進行組織，以行動表達自己的聲音、捍衛自身權利與利益。

一、長期被壓抑的公民社會

1970 年代以前，除了城市地區出現的工運組織外，馬來西亞很少有西方所謂的「壓力團體」（pressure group）。1971 年聯盟政府擴大為國民陣線，統合脅誘在野勢力籌組大聯合政府，政治發展與權力分配日趨族群化，巫統的權力也日益膨漲。國陣在新經濟政策下逐步建立馬來民族經濟與文化霸權，族群政治主導了社會走向，而左翼政黨被鎮壓後慢慢式微，使公共政策的討論空間大為壓縮，尤其政府為求「去政治化」而全面封殺社會運動，造成社會力難以釋放。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以論政、監督為職志的非政府組織和壓力團體開始出現，它們可以說是 1970 年代新的國家機關經過轉化後，在政黨功能衰退和城市中產階級興起趨勢下的新生產物（潘永強，2001: 143）。馬來西亞獨立以後，經濟發展呈現快速成長，貧窮率大幅下降，職業與階級結構也有很大變化，農業人口從 1957 年的 56.4% 下降到 1990 年的 28.3%，而中產階級的人數大增，從 1957 年的 15.5% 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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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年的 45%（Crouch, 1996: 183；引自 Abbott, 2004）。中產階級的萌芽和少數新興企業茁壯後，為部分非政府組織提供經濟上的支持，而社會政治條件的變遷也鼓勵了非政府組織大量的出現，特別是 1980 年代以後，許多原本被族群和階級議題所切割的社運力量，逐漸把議題焦點轉移和擴散到公共政策或其他觸及國家自由化與民主化的問題，譬如人權、經濟政策、文化、環境、婦女、原住民與鄉區發展等（潘永強， 2001: 144），再加上全球化的衝擊，提供了非政府組織更多運作的空間。在這樣的歷史脈絡下，媒體改革行動也緩慢發展，而其主要論述是以爭取言論自由與新聞自由來向前推進，在政府強力監控下，直接爭取和對抗的行動會面臨各種打壓，因此，一些具進步意識的組織，透過出版另類媒體的方式，試圖將不同的訊息與知識傳遞給一般民眾，展開一段漫長的「啟蒙」與「覺醒」過程。

1955 年馬來（西）亞全國職工總會（ Malaysian Trades Union Congress, MTUC，簡稱全國職總）開始發行刊物《勞工之聲》（Voice of Labourers），發出不同於主流媒體的聲音，也試圖抗拒政府對媒體自由的壓制（Anil, 2002a）。 1961 年在馬來人社群中頗有影響力的馬來文報紙《馬來前鋒報》，有逾百名新聞工作者與其他員工展開長達 93 天的罷工行動，抗議巫統不斷干預報社的作業。在國家獨立前，《馬來前鋒報》與巫統並肩作戰，共同面對英國殖民政府，但是在國家獨立後，巫統領袖無法接受《馬來前鋒報》的意見與批評，且堅持報紙應全力支持巫統，因此曾召見《馬來前鋒報》的負責人，表達對其新聞處理方式的不滿，引起《馬來前鋒報》內部不滿。而領導這次罷工行動的 Said Zahari 因暫時離開馬來西亞到新加坡後，就被禁止入境，使得失去領導人的罷工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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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抵擋強大政治壓力，讓巫統最終以收購《馬來前鋒報》的方式，瓦解這次新聞工作者抗拒政治介入的行動，這也是國家獨立後執政黨接收報紙的首個案例，且是接下來一系列政府直接介入媒體經營的開始（ Mustafa, 2000: 100-101; Mustafa, 2002: 145-146；莊迪澎，2002: 4）。巫統直接介入《馬來前鋒報》的行動，也向其他媒體展示了政府對媒體的強硬態度，即必須全力配合政府打造新的馬來西亞，尤其在 1963 年印尼因不滿婆羅州的沙巴與砂拉越加入馬來西亞，發起對馬來西亞的「對抗」（Confrontasi）行動，其間甚至出現武裝衝突，這個緊張情勢更讓政府抓緊對媒體的控制與對異議者的壓制。

1970 年成立的檳城消費人協會（Consumers Association of Pinang, CAP，簡稱檳消協），由檳城理科大學學人與社區領袖等知識分子所組成，在當時「五一三族群衝突事件」剛結束後的社會情境裡，這個跨族群非政府組織的出現，試圖「去族群化」，長期推動和關心消費者權益的各種運動與教育工作。檳消協出版的《消費人前鋒報》（Utusan Konsumer），共有英文、馬來文、中文與淡米爾文四種語言版本，提供有關消費的訊息與知識。不過這些另類媒體主要是從自身所關懷的議題出發，提供民眾主流媒體所缺乏的資訊與評論，表達基層人民的心聲，但受限於人力與資源，其中有一點相當重要的是相關知識與反省不足的侷限，使檳消協對於改善整體媒體環境方面則難以兼顧，也未能清楚意識到閱聽人權益的問題，難以將其納入消費者的運動裡，更談不上關注有關公民的傳播權利。早期有關媒體的相關問題雖已浮現，但並未引起太多注意或未被認為是重要議題，這和本土傳播學的學術發展有一定關係。1960 年代末期之前，馬來西亞一直僅有一所馬來亞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a, UM），到了 1969 年理科大學（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USM）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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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隔年開辦傳播系，這是馬來西亞大專院校首個傳播科系，正式開啟了本土的傳播研究，此前有關新聞學或傳播學的研究主要出自社會系、馬來研究系與歷史系。1971 年瑪拉工藝大學（ Mar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UiTM）的前身瑪拉工藝學院（Mar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TM）也成立大眾傳播學院，接下來馬來西亞國民大學（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UKM）、博特拉大學（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UPM）和馬來亞大學等大學都陸續成立傳播相關系所（Syed Arabi, 2000）。

理科大學傳播學院的 Zaharom Nain 與 Carol Kim Kirton，在 1990 年曾針對馬來西亞傳播學界提出批判：傳播研究在馬來西亞發展得很快，（但是）其哲學的和理論的基礎仍十分搖擺不定，對這個領域裡的變遷不知不覺，更令人難過的是，對馬來西亞社會的發展反應遲鈍。這種悲哀的局面……是由於馬來西亞高等教育學府裡的大多數傳播教育學者都傾向於天真及錯誤地接納大量未加批判及過時的概念和模式（轉引自莊迪澎，2002: 148-149）。大多數大專院校的傳播學或媒體課程深受主流、保守的功能主義學派的媒體觀影響，強調媒體維持社會平衡與共識、如何與其他社會系統有功能上的相關性，結果掉入了過度重視培訓「實用」的傳播生產技能，也就是以實務技術訓練做為傳播學或新聞學的主軸，其中尤其以私立學院的課程設計最為明顯（莊迪澎，2002: 147）。

Zaharom Nain 與 Carol Kim Kirton 的批判，在這些年來也沒有太多改善，一些傳播學者甚至為政府控制媒體的政策護航，譬如馬來西亞國民大學傳播系副教授Mohd.Safar Hashim 不斷推廣「akhbar rakan」（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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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報紙）的概念，認為那些不是政府直接控制，而是由支持政府的政黨所掌控之報紙，應共同分享國家對未來的憧憬與支持政府（莊迪澎， 2004: 35）。不過，在理大傳播學院任教的Mustafa 與 Zaharom 等學者自國外回國任教後，逐漸建立媒體批判的研究取向，對媒體改革部分著力頗多，尤其透過學術研究分析馬來西亞的媒體結構，對政府的各種控制手段提出批判，讓社會各界逐漸瞭解媒體被限制的問題與嚴重性。經過多年的經營，理科大學傳播學院所建立的批判傳統已漸萌芽，且成為提供媒改行動論述的重要來源。

二、非政府組織開始推動媒改

理科大學的所在地檳城，一直以來都是馬來西亞社會運動的重要基地，1970 年代以後多個重要非政府組織在此誕生，除了前述的檳消協，還有「國民醒覺運動」（Aliran Kesedaran Negara, Aliran）。

國民醒覺運動在 1977 年成立，集結了一批來自各族群英文教育背景、屬體制內自由派取向的知識分子和學術人員，屬於議政、論政而不參政的團體，在人權、民主與公共政策上經常對政府展開批判與提出改革建議。不過「國民醒覺運動」沒有太多的基層力量，會員人數只維持在二、三百人左右，其中不少是理科大學學術人員，它在成立時原本希望在十年內在各州設立分會，但一直未實現，不過，也正因為它是欠缺動員與群眾的組織，又不具政治野心，國陣政府才會容忍其存在（潘永強，2001: 148）。 1982 年國民醒覺運動出版英文政論《激流月刊》（ Aliran Monthly），持續把內容焦點放在人權、政治參與、司法獨立、族群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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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和民主議題等，且一直維持極高的公信力，主要讀者是知識分子。《激流月刊》創刊後每年皆獲出版許可，但是印刷商一直面對政治上的干擾，迫使《激流月刊》經常要更換印刷商。1983 年，國民醒覺運動向政府申請出版馬來文時事月刊遭拒絕，國民醒覺運動因此向法院上訴，到了 1990 年才獲准出版《激流雜誌》（Majalah Aliran），不過這份刊物後來不堪虧損而停刊（莊迪澎，2004）。除主要以發行雜誌提升社會意識與社會行動外，Mustafa 與 Zahahom 等人加入「國民醒覺運動」後，有關媒體改革的行動更加積極。但是馬來西亞政府封閉與一元化的決策體系阻絕了與民間的溝通，因此，大部分社會運動並沒有與國家機關建立制度化的溝通管道，除少數社運組織被賦予諮詢機會，其餘組織最常見的表達意見方式，就是提呈「備忘錄」、發表文告（新聞稿）與請願等非正常管道（潘永強， 2001: 131）。 1980 年代中期馬來西亞經濟衰退，政府也發生多起弊案，日趨活躍的非政府組織結合在野黨，不斷向政府施壓。1986 年，馬來西亞全國新聞從業員職工會（Natinal Union of Journalists Malaysia, NUJM）與國民醒覺運動聯手推動「反對全國性的〈官方機密法〉運動」，獲得非政府組織、在野黨及工會支持，但政府不理會反對聲音，強行修訂〈官方機密法〉，擴大「官方機密」的定義，使新聞工作者更難以觸及政府的「機密文件」。 1987 年巫統內部出現分裂，馬哈迪的領導權面臨嚴竣考驗，同時也發生「華小高職事件」，形成華人與馬來人社群間的對立，當爭執不斷升溫，馬哈迪運用內安法採取大逮捕行動，拘留了百餘人，包括多名在野黨領袖與非政府組織成員，國民醒覺運動的主席詹德拉（Chandra Muzaffar）也被拘留。另外，提供非政府組織頗多論述空間的英文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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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報》、馬來文報紙《祖國報》（Hassan, 2002: 200），也遭下令停刊數月。社運人士在事件後的反省中認為，馬來西亞非政府組織過去把重點放在從言論著手，試圖影響公眾的醒覺與教育工作上，基本上是相當菁英主義的作法，缺乏群眾的參與與基層的耕耘，因此，這批重要的領導人被拘留後，整個運動立刻陷入低潮（葉瑞生，1996: 11-12）。經過 1980 年代末期政府以高壓方式限制非政府組織的運作後，政府在 1990 年代初期開始稍為鬆綁，使這時期的非政府組織出現一些變化，包括策略與活動趨向行動與實踐面向、組織與活動力更強和具創意、族群界線開始逐漸模糊。不過當 1990 年代中期非政府組織更具影響力時，政府態度轉趨謹慎保守，加緊進行監控（潘永強，2001: 153-155）。這段期間雖未出現專注於媒改行動的非政府組織，但像「國民醒覺運動」這類活躍與具相當影響力的組織，長期關注媒體問題和針貶相關弊病，對於未來推展媒改運動已撒下一些種子。其他一些非政府組織也逐漸瞭解改善媒體環境將有利於推展其理念與訴求，因此更關注相關議題，也成為接下來媒改行動的重要結盟力量。

肆、「烈火莫熄」開啟媒改行動

從1988 年至 1997 年發生東南亞金融風暴為止，馬來西亞的經濟領域取得高度發展，國內生產總值每年增長超過 8%，而經濟領域表現亮麗，也讓馬哈迪的權力基礎更加穩固。1990 年代以後，馬哈迪積極推動多項大型建設（Mega-project），譬如雙峰塔∕城中城（Twin Tower ∕KLCC）、新行政首都布特拉再也（Putrajaya，簡稱布城）和巴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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壩（Bakun Dam）等，這不僅造成經濟過熱，且因政府推出的許多工程造成財團與新興資產階級的惡性競爭，連帶使得巫統內部的金錢政治泛濫（潘永強，2001: 89）。雖然各種弊端出現，但是人們在生活大致獲得改善的情況下，對國陣政府還是給予支持，使得國陣在 1995 年國會選舉中，取得歷屆選舉中最高的得票率（65%）。副首相兼財政部長安華雖然與巫統的金權政治也脫離不了關係，但在 1997 年馬哈迪出國休假的兩個月裡，由安華代理首相職務，在這期間他展開了一場反貪腐的行動，當中隱含了濃濃的政治算計；同年8 月金融風暴爆發後，逐步影響馬來西亞，安華也逐漸以改革者的形象出現，但安華的改革主張與馬哈迪出現巨大分歧（潘永強，2001: 89-90）。1998 年 5 月，長期掌控印尼政府的蘇哈多（Suharto）政權瞬間垮台，讓馬哈迪難以接受，也疑心安華可能取而代之（劉鎮東，2003: 22），讓其步上蘇哈多的後塵。在 1998 年 9 月，馬哈迪以安華涉及不道德行為與不適任為由，革除安華的副首相兼財政部長職務，隨後安華被捕入獄，甚至在獄中發生被毆傷的「黑眼圈事件」，成為此事件中不義的象徵。安華被捕後掀起「烈火莫熄」（借用自印尼反蘇哈多的口號）的改革運動，方思敦（John Funston）認為，從 1997 年開始出現的危機，使得馬來人（尤其是中產階級）的政治態度出現改變，而這些改變也衝擊了巫統的統治合法性（劉鎮東，2003: 25），要求改革弊病叢生的政經結構。「烈火莫熄」運動開啟後，才真正地觸動了媒體改革較具組織性的集體行動。在「烈火莫熄」高峰期，對於公信力大減的巫統黨營媒體，民間展開「退報運動」，使《馬來西亞前鋒報》與《新海峽時報》的發行量大跌，對政府與黨營媒體形成一定壓力；而由在野的回教黨（Pa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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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m SeMalaysia, PAS）所發行的《哈拉卡》（Harakah），發行量從「烈火莫熄」前的 6 萬 5 千份增加到超過 30 萬份（Khoo, 2003: 105）。這時期也出現多份馬來文雜誌和網站，提供各種訊息與評論，其中網路開始成為重要訊息傳散管道，這要拜「多媒體超級走廊計畫」所賜，讓民眾有了一個相當自由的空間。雖然這段期間出現的多個異議媒體在政府高壓下被迫結束運作，但網路空間還是持續發展與醞釀，政府雖不斷進行搔擾，但依然漸漸茁壯，成為對抗威權政府的重要管道。在這場運動中，吸引了一些知識分子與青年學生參與，他們跨越了族群界線，從公民角度思考這個社會所發生的問題，因此，許多新的非政府組織陸續成立，關懷的面向更為多樣化，當中包括了媒體改革行動。但是整體而言，除馬來人以外，參與「烈火莫熄」運動的其他族群成員並不是很多，使這場運動猶如馬來社會內部分裂所出現的鬥爭，似與其他族群沒有太多關係，可見在長期族群政治底下，族群、宗教、語言等因素，還是馬來西亞社會運動難以凝聚力量的主要阻礙之一。 1999 年 5 月 3 日的世界新聞自由日，來自 11 個傳統媒體的五百多名新聞工作者，向當時擔任副首相兼內政部長的阿都拉提呈請願書，要求政府廢除〈印刷與出版法〉，但依舊未獲積極回應。在 1999 年底舉行的大選中，國民醒覺運動也推出監督媒體表現的活動，向政府與主流媒體施壓，要求公平對待朝野政黨。理念上傾向自由派的國民醒覺運動，在 2000 年提出《2000 憲章》，其原則、要求與行動方式延續基本理念，重點主要是爭取更多的「消極自由」，即不論個人和團體都有權利免於國家權力的壓制，自由表達各種不同意見，而所有體制和政策都是為了保護這種自由所設置（李金銓，2004: 46）。《2000 憲章》在提出後，獲得 29 個非政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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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憲章全文參見 http://www.aliran.com/oldsite/charter/charter2000. html.）。2002 年「2000 憲章」試圖連結更多新聞工作者加入媒改行動，蒐集了超過900 名主流媒體和獨立新聞工作者所簽署的連署書，要求擴大新聞自由。近年主流媒體任職的新聞工作者未積極參與媒改行動，也引起一些批判。莊迪澎（2004）認為由主流媒體新聞工作者所組成的全國新聞從業員職工會、馬來人記者公會（Persatuan Wartawan Melayu Malaysia）與華文報編輯人協會，已淪為舉辦康樂活動、循例辦新聞獎與頒發子女獎助學金的聯誼組織，無力展開爭取新聞自由等議題的行動。Brown（ 2005: 43）也批評，原本相當具有代表性的全國新聞從業員職工會，在 1999 年大選後政府禁止一些獨立出版的發行，竟未對政府提出譴責。不過，任職於《南洋商報》的全國新聞從業員職工會副秘書長洪嘉玲為職工會辯護，指該會為對抗政府研議成立新聞評議會（Media Council of Malaysia）的黑箱作業，在 2003 年舉行論壇，透過正式而公開的管道，向政府提出建言，獲得相關單位正面回應，承諾會在獲得新聞工作者同意下，政府才會成立新聞評議委員會（鄭懿瀛，2003: 74-75）。這些組織在強勢國家機關面前，採取較安全的「勸諫」方式表達意見，不願與政府直接對抗，但是這種扮演「諍友」的自我定位，單方面期待政府自動放下手上的權力，似乎是緣木求魚，而其對威權政府能有多少影響力，也頗令人懷疑。除了政府對新聞工作者的各種脅誘，讓他們無力爭取「外部新聞自由」外，1980 年代以後媒體日趨集團化與集中化，使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選擇大為縮減，讓其在個人經濟上的不安全感加深，參與媒體改革的意願大受影響，也不太關注「內部新聞自由」的改善，甚至為媒體老闆與管理階層解套，把媒體環境的各種弊病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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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結為是政府不當管制所致。

雖然外在客觀環境的日趨惡劣，讓許多犬儒的媒體工作者更遠離媒體改革。但是也有一些不滿現狀的新聞工作者另起爐灶，採取較積極的行動，譬如 2000 年成立的「獨立媒體工作群」（Kumpulan Aktivis Media Independen，簡稱 KAMI），是由一些在獨立馬來媒體的新聞工作者集結起來，他們試圖透過日常工作做為實踐，打擊馬來主流報紙和抵抗政府的壓制。在媒體外部的部分社會改革組織，似乎也意識到不管其首要關注的議題是什麼，媒體與傳播也是其行動能否取得具體成效的重要因素，因此，對於媒體改革的議題開始投入更多關注，也支持相關的行動，雖然這些連結關係還很脆弱。 2001 年 5 月間馬華公會透過其掌控的華仁控股，向控制南洋報業的豐隆集團收購其股權。這項由執政黨收購報業集團的事件引起華社內部強烈反彈，南洋報業旗下的《南洋商報》與《中國報》200 名職員為捍衛新聞自由而在報社進行抗議，還有三百多個華人社團、非政府組織與學生等都加入聲援，開始了反對執政黨與財團合謀壟斷媒體的「528 黃絲帶運動」9（或稱反壟斷運動）（曾維龍編，2007）。一些自由撰稿人不滿《南洋商報》與《中國報》淪為黨報，也質疑掌控《星洲日報》與《光明日報》的星洲媒體集團涉入程度，決定不再供稿給這四個報社。2001 年 6 月 8 日撰稿人聯盟成立，共有九十位自由撰稿人加入，成為「528 黃絲帶運動」中的一支力量。原本在四報任職的部分新聞工作者在事件爆發後，無法認同報社的作法，陸續選擇離開新聞工作崗位，其中有些人也在不同領域直接或間接的支持「528 黃絲帶運動」。然而，「528 黃絲帶運動」基本上是一個族群政治的產物，在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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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對華人社會相對自主性進行打壓後，引起華社內部的反彈，而不是要爭取言論自由與新聞自由，因為這些概念對許多華人來說相當陌生，也不是他們關心的重點（莊迪澎，2003）。華人一直對族群權益的問題投注過多心力，也經常陷入華社內部眾多議題的紛擾之中，相對減少在其他公共事務上的關心與參與（潘永強，2001: 157）。撰稿人聯盟逐漸瞭解箇中的局限性，因此試圖跳脫出族群本位的思維，擺脫僅批判數個報紙的行動模式，轉型成一個媒改組織，以更積極的方式改革整個媒體環境。撰稿人聯盟嘗試走出華人社會，與其他非華人為主的媒體組織進行更密切連結，而同樣成立於 2001 年的獨立新聞中心就成為其主要的連結與合作組織。獨立新聞中心成立的目標，是要改善國內媒體環境與爭取公眾的傳播權，因為獲得國際組織的資助，在資源上較為充裕，有能力進行一些媒改的計畫和舉辦有關媒改的活動，嘗試透過各種講座會、展覽與更多民眾進行接觸，讓他們瞭解和參與爭取自身的傳播權，點滴式的蓄積改革能量，使獨立新聞中心成為較具活動力的媒改組織。獨立新聞中心成員來自各族群，主要以英語進行溝通，因此也必須和其他媒改組織連結，接觸其他在日常生活中習慣以非英語為溝通工具的公眾。而獨立新聞中心與撰稿人聯盟的合作，主要是透過批判政府對媒體的各種壓制與提出改革論述，試圖增加對政府的壓力與取得公眾的支持，不過這些訊息主要是透過網路媒體傳散出去，主流媒體多不予以重視與關注。在「烈火莫熄」運動後，多個媒改組織成立，它們的基本理念相近，目前著重在爭取減少政府干預的「消極自由」，因此，彼此也相互奧援與連結，並擴大和其他民主改革團體的合作，加上各種另類媒體與網路媒體的奧援，集中力量持續向政府施壓，要求改善國內的言論自由與新聞自由空間，譬如要求廢除相關的各種惡法與制定〈資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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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整體來說媒改組織仍屬於菁英式的行動，較沒有向基層民眾進行動員的力量，因此，媒改組織只能像從前一樣，以提呈連署書、發表文告、請願方式表達意見，單方面向政府提出呼籲與要求。然而，自恃掌握多數民意的國陣政府，常以這些組織的要求僅是少數人意見做為搪塞，指其不具代表性，不願放鬆對媒體的控制和改善媒體環境，且彼此間也沒有太多溝通與協商的管道。在媒改組織展開行動爭取言論自由與新聞自由的過程中，在野黨的態度也值得關注。在野黨對有關言論自由與新聞自由的態度一直不是非常明確，也未對改善媒體環境提出具體的建議，對於主流傳統媒體扭曲或不公的報導與評論，除偶而表達不滿與進行反擊，並未持續施予壓力，它們似乎並未寄望主流媒體能自我改革，因此紛紛強化各黨的黨報，如公正黨的《公正之聲》、回教黨的《哈拉卡》與行動黨的《火箭報》，以突破執政黨對資訊的控制。但是在野黨這種陷入執政黨邏輯的作法，使它們對媒體改革的態度顯得相當消極，未和媒改組織積極合作推動媒體改革，也削弱了對政媒體制形成更廣泛與持續的壓力。10 當媒改組織在向中央政府施壓頻頻碰壁時，曾試圖另辟蹊徑，從國會在野黨所執政的地方政府著手。在 2007 年 2 月，獨立新聞中心成員到當時唯一由國會在野黨執政的吉蘭丹（Kelantan）州進行遊說，要求州政府制定〈資訊自由法〉，惟該州政府反應冷淡，始終未有行動，直到 2008 年大選前，回教黨在競選宣言中才承諾，若獲得執政，將立即制定〈資訊自由法〉（陳慧思、陳子瑩，2008 年 2 月 21 日）。在這次大選結束後，馬來西亞政局意外地出現不小變化，選後在野黨取得執政的雪蘭莪（Selangor）州州務大臣承諾制訂〈資訊自由法〉（陳慧思，2008 年 3 月 9 日）、國會在野黨領袖也改變過往的消極態度，把媒體改革視為任內五大議題之一（《當今大馬》，2008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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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但是在野黨對媒體改革的態度是否會因這次選舉出現大幅度調整，還尚待觀察，不過對媒改組織來說，可以善用不滿現狀的民意，向執政黨與在野黨施壓，要求加速改革媒體環境，尤其在中央政權可能突然轉變的情況下，政黨間的競爭更為激烈，公眾的聲音較可能被聽見與重視。不過在此必須指出的是，目前民間出現的不滿，可能多是針對政府施政效能的部分，與個人價值和理念的追求未必有很大關係，就像撰稿人聯盟指出，除了讓一個跨語言、族群、宗教的「資訊與言論自由社群」（an information and expression freedom community）成形，是迫切需要努力的方向外，其實目前更大的挑戰在於跨越各語言社群內部的自由與保守的對立，因為對許多保守的馬來西亞人來說，自由的涵義並不是所謂人的自主與自尊的權利制度之保障，而是宗教的蒙塵、國家的解體、民族的淪落、道德的崩壞、人慾的泛濫等（曾維龍編，2007: 260）。這類保守論述不僅一直為馬來裔的保守回教徒所接受，其他族裔的接受者恐也不在少數，且更是政府抗拒改革的重要論述依據，譬如政府領導人會把「自由」扭曲為絕對自由，強調在馬來西亞的特殊社會裡，放任無限制的自由將破壞社會秩序與族群和諧，並以 1969 年的「五一三族群衝突事件」為例，恐嚇讓民眾自由的結果很可能就是血流成河，這樣的論調至今仍不時出現在媒體上。而媒體長期以來也未對有關民主核心價值（如言論自由、個人權利等）積極的宣揚，無法使其普遍與深化，因此，一般民眾對民主與自由等理念的認知頗為有限。在這種情境下，要匯集、整合與保持這些分散在各地的不滿聲音，轉換成具體的改革力量，是一項難度頗高的工作。而媒改組織瞭解到目前的困境，因此也一直試圖透過更多元化的論述與更積極的對話，讓更多人可以接受其理念與建立更廣泛的共識。若能跨越這些障礙，集結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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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社會力量，向政府與媒體施予壓力，才可能更有效逼迫政媒結構以實際行動改善媒體環境。

伍、結語

在馬來西亞的威權體制中，政府雖然長期掌控媒體，但不是完全把各種空間堵死，人民還是有一些空隙可以活動，尤其在社會變遷與政經系統內在矛盾的環境中，出現一些變數與偶然因素，讓媒改行動的實踐出現了一些可能性。然而，目前媒體環境累積了數十年的各種問題，且當中政媒的關係愈趨複雜，要打破這個龐大且牢固的共謀結構實屬不易。馬來西亞民間過去一直都有零星的聲音與行動，要求政府改善媒體環境，而出現媒改組織積極投入媒改行動，約始於十年前的「烈火莫熄」運動以後，近幾年這些媒改組織也加緊串連合作，且聯合其他非政府組織推動改善國內的言論自由與新聞自由空間，尤其是向政府施壓要求廢除相關惡法與制定〈資訊自由法〉。但是媒改組織在實踐的過程中遭遇頗多困難，首先馬來西亞社會本身異質性頗高，主要的馬來裔族群、華裔族群與印度裔族群之間差異不小，在長期族群政治的運作下，使得各族群間的分歧不易跨越，因此族裔、語言與宗教成了目前媒改行動的重大障礙。再加上民眾對民主、自由等理念與價值的認識尚待深化，必須用更易為民眾所理解的語言和表達方式，將媒改的相關理念傳遞出去，讓他們能產生共鳴，甚至願意以行動加入媒改的行動，才可能對政府形成壓力，願意積極回應民間的訴求，改善問題重重的媒體環境，提昇民眾的傳播權。其次，不管是主動或被動屈服於政府的傳統媒體，在避免觸碰具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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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性議題的報導與討論下，也不斷向市場靠攏，從中謀取龐大利潤，對媒改組織的行動也多不予支持與報導，讓媒改相關理念與訊息的傳遞受到相當限制，僅能依賴網路媒體傳播相關資訊與進行討論。因此，媒改組織需要來自更多民間力量的支援，尤其在消費意識提昇後，部分閱聽人視自身為消費者，如何將他們對媒體的不滿與公民權利意識連結在一起，讓更多行動的主體能展現力量，透過集體抗議、退報和關機等方式，使傳統媒體感受到閱聽眾要求改革的壓力，也讓媒體內部具改革意識者有更多的空間，透過內外合作進行改革。第三，目前媒改組織的理論資源較為薄弱，難以對馬來西亞的媒體環境做出更多元、細緻與深入的分析，從中發現更多的問題與找出更多可以著力的地方。媒改組織目前的理念與願景仍不夠清晰，不易為民眾所理解和接受，這是亟需要處理的問題，往後也才可能提出具可行性和想像力的改革方案。這個問題與馬來西亞傳播學術社群長期的發展有關，因為整體上傳播學術社群對媒改行動頗為淡漠，僅有少數較具批判性的學者投入媒改行動，因此，需要更多人加入這行列，壯大相關研究的隊伍。綜上所述，大致可以看到馬來西亞的媒體改革基礎仍相當脆弱，短期內可能在政治情勢變化的契機下，順勢衝撞與擠壓整體的框架，爭取更多的「消極自由」。這次選舉出現出人意表的結果，使得原本顯得遲滯的媒改行動露出了些許曙光，媒改組織也表現出審慎樂觀的態度，但是如何結合各方力量，打破國陣政府長期限制言論自由與控制媒體的扭曲環境，建立健全的傳播體制，這需要更積極和具想像力的思考與行動，也是目前要處理的議題。但長期來說，媒改組織需普遍與深化有關媒改的理念，在民間形成具共識的改革力量，持續推動各種改革媒體環境的行動，才可能改變這積弊已久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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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1955 年巫統（UMNO）、馬華公會（MCA）與印度國大黨（ MIC）組成「聯盟」（Alliance），成為馬來亞自治時代的執政聯盟，這三個政黨的成員分別是馬來人、華人與印度人。1974 年「聯盟」擴大組織，成員由原來分別代表三大族群的三個政黨，增至目前的 14 個政黨，名稱改為「國民陣線」（Barisan National, BN，簡稱國陣），且迄今仍掌握馬來西亞政權。 2 掌握三分之二以上的國會席次，即掌控修改憲法的權力，國陣過去透過修憲方式逐漸擴張權力。本次選舉國陣以 51% 的得票率取得 63% 的國會席次，在野聯盟則以 47% 的得票率取得 37% 的國會席次。當中的落差主要是因為單一選區制和選區劃分的人為扭曲（ gerrymandering）所造成，也是國陣長期取得絕對多數席次的原因。參見潘永強（2004）。 3 英國人在 1786 年先從馬來半島北邊的吉打（ Kedah）蘇丹（ Sultan）手中租借檳城（Pinang）島，1795 年再從荷蘭人手中取得馬六甲（Melaka），到了 1819 年進一步取得新加坡（Singapore）後，這三個地區合併為「海峽殖民地」（The Straits Settlements），由當時的英國東印度公司管轄，直至 1867 年才交由英國殖民部直接統治。1874 年後，英國人透過與馬來半島其他土邦統治者分別締約，陸續取得對各邦的保護與行政控制權。參見王國璋（1997）。 4 馬來亞當時的共產黨與左傾者以華人居多，使華人成為英殖民者管制的主要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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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57 年馬來半島的十一個州組成馬來亞（Malaya）；1963 年新加坡與婆羅洲的沙巴（Sabah）、砂拉越（Sarawak）加入，組成馬來西亞（Malaysia）；1965 年新加坡退出馬來西亞，成為獨立的國家，而馬來西亞由十三州所組成的聯邦，一直維繫迄今。另外，根據馬來西亞政府在「第九馬來西亞計畫」（Ninth Malaysia Plan 2006-2010）中的數據，馬來西亞在 2005 年的公民人數為2,436 萬，其中 65.9% 是土著、25.3% 是華人、7.5% 是印度人，不過土著包括了馬來人與原住民。 6 1960 至 1981 年，共有 3,102 人在被指觸犯〈內安法〉而被拘留，馬哈迪上任初期釋放大批被拘留者，到1986 年僅剩 40 人，但隨後當馬哈迪面臨權力危機，又開始運用〈內安法〉展開各種拘捕行動；1989 年國陣政府與馬共簽訂和解協議，但這項法律未廢止，反而被用來對付在野黨與異議人士，至今仍有多人被政府拘留。參見Harold Crouch（1996: 80-81）。 7 馬來西亞現共有六家無線電視台，除 TV3 和兩家國營電視台 TV1 與TV2，在 1990 年代後陸續成立三家「私營」電視台。 8 1963 年馬來西亞正式成立，同年政府設立馬來西亞廣播電視機構（RTM），主管單位為新聞部，任務是傳達政府的政策和促進不同族群間的和諧關係，這樣的政策走向一直持續至今。 9 有關「528 黃絲帶運動」的實踐，參見黃國富（2008），〈掙扎在威權政體與族群政治中的媒體改革——以馬來西亞「撰稿人聯盟」的實踐為例〉。「2008 年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年度論文研討會」。台中：亞洲大學。4 月 25-26 日。 10 感謝撰稿人聯盟秘書曾劍鳴的提醒與寶貴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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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dden Gleam of Hope Amid Gridlock:

The Malaysian Media Reform Action

Kock-Hoo Wong

*

ABSTRACT

After the national election on March 8th 2008, the Malaysian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recently experienced its stinging debacle since the decades-long of ruling power, and this incident sparked the media reform action a sudden gleam of hope and amid gridlock.

This paper primarily reviews and examines the progress of Malaysian media reform action. It also further more reveals that the media reform action has emerged in a more organizational way till after 1998 under the continuously suppression by the government. The related idea of reform, however; seems hard to be universal and deepen into the grass-root level. It meets the constraints of languages, race and religion which have caused difficulties to increase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other words, all these obstacles entangled by the media reform aggravates the hardship to expand.

This paper then suggests that the media reform organization should grasp the opportunities to identity and to clarify its aspirations and missions following by the sudden change of domestic political scene. Despite the de-regulation effort of the state's strict manipulation towards media, it should urge and monitor the government to further the rational media policy agenda

* Kock-Hoo Wong is Ph D.Student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in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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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modify the chronically distorted media establishment, and to avoid the media conglomerates harm the public interests in the name of liberalization.

Keywords: Malaysia, authoritarianism,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