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17世紀以後的戒殺護生思想：以德川綱吉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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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川綱吉為中心

野川博之

圓光佛學研究所

摘要

在日本，戒殺護生思想其實很有歷史，可惜從15世紀到16世紀的戰國亂世，行之多年的放生會之類幾乎完全消滅。不過，到了17 世紀初期，所謂的「江戶幕府」成立，開始用很大的權力掌控整個日本之後，慢慢地且用心地扶植以文治為主的統治體制，不但如此，企圖廢棄人民以殺生和自殺（尤其是殉死）為英雄的亂世心態，導正歸向於來自佛教的戒殺護生思想。幕府首先讓殉死成為絕響，爾後，到了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Tokugawa Tsunayoshi），制定一套〈愍生令〉，令毫無容赦的許多愛獵的民眾心生恐怖，不敢殺生。雖然綱吉死後，該法律的絕大部份立即被廢除，不過，不棄子、不棄牛馬的概念，已深深地紮根於許多民眾的心裡。〈愍生令〉

深遠的護生含意，被誤解為只是愛護狗類的極端惡法，所幸這25年以來日本歷史學很有發展，揭開、還原歷史真相，不但讓民眾對綱吉的真意多加認識，也表彰柳澤吉保（Yanagisawa Yoshiyasu）此位執行該法律的寵臣，在人文藝術方面的貢獻。本稿整理目前所有的主要文獻，首先概觀綱吉以前的日本戒殺護生思想，其次進一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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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愍生令〉正負兩面的真相。

關鍵詞：德川綱吉、柳澤吉保、愍生令、戒殺護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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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ought of Refraining from Killing and Protecting Living Beings in Japan after the

Seventeenth Century--Centering on Tokugawa Tsunayoshi

Hiroyuki Nogawa

Yuan kuang Buddhist Institute

Abstract

In Japan, the thought of refraining from killing and protecting living beings has lasted long in the history. However, this long-established action such as releasing captured animal out of pity was almost gone during the troubled warring times in the 15^th to 16^th century. Yet then in the early 16^th century, when the Edo bakufu (shogunate military government) formed and started to govern the whole Japan with great power, this government gradually developed civil administration in the attempt to make people abandon the concept of taking killing and suicide (especially dying for the superior) as war hero’s acts, and to turn the popular sentiment toward the Buddhist thought of refraining from killing and protecting living beings. For a start, the Edo bakufu forbad dying for the superior. Later the 5^th shougun Tokugawa Tsunayoshi set up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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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cts on Compassion for Living Beings, which relentlessly terrified those that like to hunt and forced them not to kill. Even though most parts of the edict was abrogated right after Tokugawa Tsunayoshi’s death, the idea that one should not abandon the children, cattle and horses had deeply remained in many people’s mind. The Edicts on Compassion for Living Beings was easily considered as an extremely cruel law which only protects dogs. Fortunately, the science of history which developed well in Japan during the last 25 years has not only uncovered and restored the actual state for people to see Tokugawa Tsunayoshi’s real intention, but also honors the contribution of his favored minister who carried out this law together--Yanagisawa Yoshiyasu--on arts & humanities. This research sorts all the key documents at present, starts with how the thought of refraining from killing and protecting living beings was in Japan before Tokugawa Tsunayoshi, and then discusse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facts of the Edicts on Compassion for Living Beings.

Keywords: Tokugawa Tsunayoshi, Yanagisawa Yoshiyasu, Edicts on Compassion for Living Beings, thought of refraining from killing and protecting living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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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這幾年不管在任何國家，凡是普世價值觀之所及，戒殺護生思想越來越紮根。而在日本這個已流傳佛教多個世紀的國度，因為以歐美為中心的海外媒體，一再太細膩地報導捕鯨、捕海豚的血腥畫面，造成許多海外朋友認為日本民族一向喜歡殺生。以筆者的研究，日本戒殺護生思想有悠久的歷史，不幸遇到戰國時代的動亂時期，紮根已深厚的護生思想一旦被遺忘，只在一些佛教文獻裡面留著痕跡。直到17世紀的後半，由德川氏領導的江戶幕府統治日本經過大約半個世紀，才有因緣將戒殺護生思想再次紮根於國度的每一個角落。

本稿首先要概觀持續約兩個世紀半的江戶時代（1603-1867）這個昇平時期以前，包括僧尼及民眾由怎樣的具體管道而接觸到戒殺護生思想。其次，論述該時代之後，以什麼出版品能更進一步地教導民眾認識戒殺護生思想的具體內涵。最後，敘述‘德川綱吉’¹如何推行有點極端的戒殺政策，甚至於不惜處死或者流放觸犯〈愍生令〉²的臣下和民眾。

1 因為部份日本在家人的名字和專名被放在中文裡面的時候容易發生誤讀，所以，

筆者在本稿，只要是日本在家人的名字，對於每一個初出之處儘量無遺漏地予以

‘ ’符號，以便利華語圈讀者閱讀。至於3個字以上的姓或者跟中國人一樣的單姓，用（姓）來表示，例如：正親町（姓）町子，塙（姓）保己一。

2 相關德川綱吉和〈愍生令〉的詳細資料，可參閱網路資源Wikipedia中下面兩個項目，

(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德川綱吉 (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生類憐憫令

依筆者之見，雖然這兩個項目沒有任何跟當代日本歷史學的主流看法嚴重地抵觸之處，但兩者都採用在日本早已被放棄的謬見，以隆光為給綱吉母子鼓吹戒殺護生思想的人，這是筆者無法苟同的。至於「生類憐みの令」的中文譯名，筆者認為中文版Wikipedia所用的「生類憐憫令」日語色彩太濃濃厚，必須另行思考一個中文譯名。經查詢以「CBETA電子佛典集成April 2014」為中心的佛教文獻，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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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叡尊、忍性這對律僧師徒對戒殺護生的推廣

雖然早在6 世紀，佛教已經流傳到日本，但直到鎌倉時代

（1192-1333）以前，佛教還是僅限於由貴族階級欣賞的一套學問而已，乏緣能夠傳播到包括武士階級在內的廣大民眾。雖有空海建立的真言宗和最澄建立的天台宗，都用心弘揚源自中國所學富有新味的宗派，以總體來看，民眾親近佛教的機緣還是不夠的。之所以如此，因真言宗一向舉行花費非少的大法會，被真言宗影響的日本天台宗也時常舉行具其密宗色彩濃厚的法會。雖然，這兩宗得到貴族階級的愛戴，但把教理和儀式予以民眾化成為一個難以實行的路程。如眾週知，到了上述鎌倉時代，從前的貴族階級被新興的武士階級淘汰，失去權力，無法依舊擁護真言宗和天台宗。因此，那兩宗依靠早已在國內各地擁有的莊園，自立武裝。而不滿意這些教團的部份僧侶，向淨土經書直接學習唐代淨土宗；或者冒險到中國親自參禪。

除了淨土宗和禪宗的獨立之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那是律宗的復興，這個運動主要是由叡尊（1201-1290）、忍性（1217- 1303）這對師徒主導的。雖然律宗早已由鑑真（688-763）傳播到日本，但多個世紀以來，一直在唐招提寺、東大寺、西大寺、泉涌寺等，擁有戒壇的少數大寺中專門研究，很少有人把戒律的精神傳播到一般的民眾。隨著由貴族掌控的朝廷沒落，被武士階級取代，一向由朝廷嚴密地管理的這些律宗大寺，才有機會自由推廣戒律，果然有些律宗高僧成為中流砥柱，在整個佛教即將失去統制之際，不

許多漢譯經文中有為數不少的用例，例如：（一）《六度集經》卷8所謂的「慈愍生命，恕己濟彼。」《大正藏》冊3，經152，頁45，中。（二）《大般涅槃經義記》卷 4所謂的「如來愍生，為毒所中，正解有憂。」《大正藏》冊37，經1764，頁710，

中。在使用次數上，「愍生」（包括類義詞在內）較多。因此，本稿採用〈愍生令〉，來取代上述「生類憐憫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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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警惕僧眾，也積極弘揚戒律，教化從前對佛教連概念也缺少的民眾。故傳來日本多個世紀的《梵網經》這部著名的戒律經典，終於由正倉院等國家管理的藏經處而傳播至民間，是因為「

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

」（《論語．衛靈公》）！

總體地來看，叡尊的活動還是在寺院裡面，用心復興奈良西大寺的伽藍，除屢次舉行講解戒律之外，有時出外到放生津（後述）

等跟自己有緣的地方，替當地信徒講解戒律。其高徒忍性，更進一步地推廣類似當今人間佛教的模式，除建立許多新律寺之外，也在鎌倉、奈良等政治要地建立收容痲瘋病人的機構，也收容街友施藥治療。此外，帶領信眾架橋挖井，且設放生池，儼然是個日本古時候的慈濟！³雖說如此，叡尊並非沒挖放生池，以筆者考察，最有名的例子是位於富山縣的「放生津」。關於這個港口的地名淵源，《新湊市史》列舉幾個看法，根據《西大敕謚興正菩薩行實譜》此部叡尊的年譜，可判斷為當時來此弘揚戒律之際，讓人設個放生池，所以傳至後來有這個地名。目前雖然無法確定當年所設放生池的地標，但從旁證可支持這個看法屹立不動，因該地曾有以長德寺為首的西大寺派下五座寺院，所保存的古文獻能夠證明這一點。⁴至於忍性，更有出藍之處，推動各種社會福利事業，以得到朝廷和取代朝廷實質上統治日本之「鎌倉幕府」的大力支持，各方面都比師父叡尊更精采地展現出來了。⁵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忍性不但設許多座放生池，在日本實質新首都的鎌倉開設「馬病屋」，專門治療病馬，可見他對那個時代的主要交通活工具的關懷。⁶

3 參閱石田瑞麿，《日本佛教史》，東京：岩波書店，1984年2月，頁217。

4 參閱《新湊市史》，富山：新湊市役所，1964年8月，頁127，138-149。

5 參閱吉田文夫，〈忍性の社會事業について〉，收入於《日本名僧論集：第五卷：

重源．叡尊．忍性》，東京：吉川弘文館，1983年2月，頁392-433。

6 參閱吉田文夫，〈忍性の社會事業について〉，頁416。（作者根據的古文獻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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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忍性之外，還有位來自中國的臨濟宗高僧蘭溪道隆（1213- 1278），給鎌倉幕府高層官員們很大的影響，在他的教化之下，這個武士政府從建長4年（1252，淳祐1年）起，一再下令全國，禁止賣酒。⁷如‘松尾剛次’（1954-）指出，此政策的根據是《梵網經》

所載的沽酒戒，幕府除了敬遵忍性和他視為法寶的《梵網經》殺生戒，尤其當逢政府首長逝世時，下令禁止獵人和漁民殺生之外，⁸有時也施行這種一般民眾難以遵守的政策。可見不管律宗或者禪宗，

國師級大師根據《梵網經》，帶給國家政策一些不小的影響。

後來，到了14世紀前半，維持差不多140年的鎌倉幕府被‘後醍醐天皇’（1288-1339）和‘足利尊氏’（1305-1358）為首的反幕勢力打到，不過，包括面目全新的律宗在內的新興佛教宗派，並沒有被外面的政治情勢嚴重地影響壓迫。而到了所謂的「應仁之亂」

（1467-1477），位於京都的禪宗和淨土宗的許多座大本山，幾乎都徹底地被破壞，因為由足利尊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取代「鎌倉幕府」的武士政府，其實基盤不夠強大，常被擁有自己軍隊的權臣們動搖。結果，禪宗和淨土宗卻有因緣能夠傳播到許多地方；但律宗遇到的打擊並不算少。爾後，包括設放生池在內的許多社會福利事業，難免有所衰退。

爾後，整個日本進入一段群雄割據的時代，朝廷除了決定元號的權限之外，幾乎完全喪失一切政治能力，這就是所謂的戰國時

公大德譜》和《極樂寺伽藍圖》）

7 參閱松尾剛次，《山をおりた親鸞/都をすてた道元――中世の都市と遁世》，京都：法藏館，2009年4月，頁107-111。

8 參閱‘朝比奈（姓）宗源’（1891-1979）原著（用日語文言），朝比奈宗泉、高畠宗光改編（白話譯），《北條時宗公》，神奈川：圓覺寺佛日庵，1983年4月，頁 53。根據本書，朝廷為了替北條時宗（1251-1284），為幕府首長，有擊敗元軍的護國大功祈福追善，下令全國漁民禁止捕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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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一直到‘織田信長’（1534-1582）、‘豐臣秀吉’（1537-1598）

和‘德川家康’（1542-1616）這三大英雄漸漸地統一日本，才恢復社會秩序。在這個超過一個世紀的漫長戰國時代（大概從上述「應仁之亂」到豐臣秀吉統一日本的1590年），整個社會殺氣騰騰，見殺不怪，佛教對民眾的感化力也被這種風氣嚴重地干擾、抑制。

三、民眾和政府高官重新認識戒殺護生思想的兩個具體管道

到了17世紀初期，德川家康取代豐臣氏，也繼承由豐臣秀吉已再統一的日本，建立出來自己的政權，他用心細膩地讓「江戶幕府」這個自己初生的政權保持長久。果然，他所建的幕府（指武士政府）在三大幕府中擁有最久的壽命（1603-1867）。在這段時代，

佛教雖然被幕府嚴密地統制，難有新風，但同時也受到國教般的優待。因此，許多有學問的僧侶開始精密地研究經書和自己宗派的歷史，不但如此，更有道者超元（1602-1662 ）、隱元隆琦（ 1592- 1673）、心越興儔（1639-1695）等明末禪宗大師來日弘法之際，把所帶來的中文佛教文獻送給日本弟子們，進而翻為日語出版問世。

尤其，日本承應3年（1654，順治11年）隱元隆琦與大批徒眾一起渡海來日，為鑑真之後難有的盛況，所帶來的文物當然不少，此中有雲棲袾宏（1535-1615）的《戒殺放生文》，如眾週知，這是一篇行世多年的戒殺護生經典名著。

多個世紀以來，日本許多地方有大小學校替僧俗年輕男生講解儒佛經書，而那些學校的教師有個傳統性的志業，只要看到新來的中文（文言）書籍，就立即開始一種獨特的簡易翻譯叫「訓讀」，意思是，對於直書的中文原文，右邊加以日語（文言）動詞的詞尾和一些助詞之類（テニヲハ）而左邊加以‘^レ、一、二、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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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等所謂的「返り點」，然後給刻工開板。所以，大概從鎌倉時代以後，日本所刻的絕大多數的中文木板本（包括本地人用中文來撰寫的詩集和語錄在內）的版面上，常常看到這些密密麻麻的翻譯符號，一直到當代的大學生和部份高中生所用的國文課本。雖然現在的年輕人連對日語文言也越來越缺少水準和興趣，不過，至少二次大戰以前還有一大批民眾靠著自己日語（文言）的能力，來獨力閱讀包括漢文佛經在內的許多本中文文言文獻。以筆者來看，以僧侶和篤信在家信徒為主的江戶時代，民眾認識戒殺護生思想的具體管道，大概有兩個：一個是上述袾宏的《戒殺放生文》，而另外一個是《智者大師別傳》在日本成立的一些註釋。

(一)《戒殺放生文》與其日譯本以及模傚新作的流通

首先，《戒殺放生文》的日語翻譯，日本寬文元年（1661，順治 18年）由京都的一間書店出版問世，有隱元的跋文。到了寬文4年

（1664，康熙3年），有位僧侶叫‘淺井了意’（？-1691）將該書翻譯為日語，雖然淺井所用的版本有上述那些翻譯符號，只要具素養的人士基本上可順暢進行閱讀。不過，他認為這種版本還不能夠給廣大的民眾順利閱讀，因此，立志把《戒殺放生文》的主要內容翻譯為口語度比較高的文體，叫作《戒殺放生文假名》（另稱：《戒殺物語．放生物語》）。不過，其實這本日譯本對原文的忠實度不太高，是因為淺井針對袾宏原文所載的護生故事中只用三分之二，而三分之一的部份利用晚明．顏茂猷著《迪吉錄》所載的類似故事。⁹

9 關於淺井了意對《戒殺放生文》和《迪吉錄》的具體採錄狀況，請參閱‘小川武彥’的兩篇論文：（一）〈淺井了意の二著につきて――戒殺放生文假名と出來齋京土產――〉，《近世文藝：研究と評論》第8號，1975年，頁23-37；（二）〈淺井了意『戒殺物語˙放生物語』と袾宏『戒殺放生文』〉收入於《假名草子集成》第14 卷，東京：東京堂出版，1993年，頁421-435。此外，近年，湯淺佳子一邊繼承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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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戒殺放生文》之外，袾宏還在他的《竹窗隨筆》建立

〈戒殺〉和〈食肉〉這兩個項目，再一次強調他在《戒殺放生文》

所宣揚的戒殺護生思想。¹⁰ 而該書和兩卷續編（《竹窗二筆》、《竹窗三筆》）的日譯本都在承應2年（1653，順治10年）出版。¹¹ 可見：

不少日本知識份子和具文學水準的民眾，早在1670年以前已經接觸到明末戒殺護生思想的經典名著。另有，屬於曹洞宗的獨庵玄光

（1630-1698）完全模仿袾宏的《戒殺放生文》，在日本歷史上尋找戒殺護生的具體例子，而編輯一本《戒殺放生文編》。雖然筆者未曾親閱該書，但從獨庵在元祿5年（1692，康熙31年）所寫的序文來看，他明文提到袾宏的原作，把袾宏叫作「先德」、「先賢」而說：

所以集先德道高德崇、行卓解明者所著《戒殺放生文》更取智出於眾，仁出於眾，勇亦拔於類，明天文、諳地理，竆顯極幽，其明如神，其識如聖，其行垂于國史而其所言所行符合先德之遺教，證此文之不妄，都成一集，曰《戒殺護生文編》，命剞劂氏，布于京師。冀眾生戒殺放生，從先賢之教，變殺伐之風，

川的研究，一邊使用新發現的資料，來更進一步地研究《戒殺放生文假名》的各種版本之間的異同，請參閱氏著，〈戒殺物語．放生物語：大本四卷二冊〉收入於

‘江本（姓）裕’主編，《淺井了意全集》假名草子編第4卷，東京：岩田書院，

2013年，頁565-572。

10 《竹窗隨筆》，《雲棲法彙》卷12，《嘉興藏》冊33，頁29中（戒殺），頁36下（食肉）。袾宏在前者明說：「予昔作《戒殺放生文》勸世，而頗有翻刻此文，不下一二十本。」可見該文是比《竹窗隨筆》更早成立的。

11 參閱‘杉（姓）紫朗’著，〈竹窗隨筆〉、〈竹窗二筆〉、〈竹窗三筆〉，收入於小野玄妙編纂，《佛書解說大辭典》第8卷，東京：大東出版社，1990年，頁15-16。此外，松永知海在他的〈《勸修作福念佛圖》の印施と影響――獅谷忍澂を中心として――〉根據京都法然院所藏的文獻，作表列舉出來袾宏和智旭這兩位明末佛教高僧主要著作的日譯本，請參閱《佛教大學大學院研究紀要》第15號，1987年，

頁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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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仁義之根，不失人天之種！

¹²

作者獨庵跟明末清初曹洞宗大師為霖道霈（1615-1702）一再往來書信，可算是個代表江戶時代初、中期的曹洞名僧。¹³ 至於該書的具體流通狀況，還需要繼續調查，而從他的知名度來看，他這本晚年著作的影響力也是不可忽視的。

(二)《智者大師別傳》在日本成立的一些註釋

天台智顗（538-597）建設放生池，教化民眾知悉護生之可貴，

此事蹟早在灌頂所著《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簡稱：《智者大師別傳》）有一段明文說：

但天台基壓巨海，黎民漁捕為業，為梁者斷谿，為簄者瀋海，秋水一漲，巨細填梁，晝夜二潮，嗷滿簄，髗骨成岳，蠅蛆若雷，非但水陸可悲，亦痛舟人濫殞。先師為此而運普悲，乘捨身衣，並諸勸助，贖簄一所，永為放生之池。

¹⁴

針對這一段，北宋末期有曇照撰寫《智者大師別傳註》加以註釋，¹⁵後續在日本，除了出版這本註釋正文之外，¹⁶ 部份天台宗和

12 參閱鏡島元隆監修，吉田道興、高橋博巳、永井政之解題，《獨庵玄光護法集（駒澤大學圖書館所藏）》，東京：至言社，1996年，頁192下-193上。此外，黃檗宗日籍禪宗圓通道成（1643-1720）也有〈誡殺文〉之作，雖然該篇的具體成立年代還不明白，不過，因為替他寫序文的高泉性潡死於元祿8年（1695），那麼，一定會在該年以前成立。參閱（註64）。

13 關於兩位大師筆交的具體過程，請參閱永井政之，〈獨庵玄光と中國禪――ある日本僧の中國文化理解――〉，收入於鏡島元隆編，《獨庵玄光と江戶思潮》，東京：

ぺりかん社，1995年，頁77-91。

14 隋．灌頂撰，《天台智者大師別傳》，《大正藏》冊50，經2050，頁193中-下。

15 宋．曇照撰，《智者大師別傳註》卷上，《卍新續藏》冊77，頁666下。

16 上述曇照《智者大師別傳註》卷下的篇末，附錄唐．顏真卿（709-784）所作的

〈天台智者大師畵讚〉，和出刊時已是卸任的日本天台宗宗長（天台座主）的盛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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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蓮宗的學者，亦根據它予以批判和闡釋，他們的相關著作幾乎都收入於《續天台宗全書》第1冊。因為日蓮宗的許多教理大致依據中國天台宗，所以，日蓮宗對智顗事蹟的研究與日本天台宗比起來並不遜色，尤其在出版具體研究成果方面卻比日本天台宗更早開始。

從出版年代（未出版的書，以序文所記的年紀為準，加以 ※ ）來看，該冊所收的《智者大師別傳》相關主要註釋（限於16-17世紀之間成立的）大概如此問世：¹⁷

○寬文8年（1668）刊，日詔（日蓮宗）撰《天台智者一代訓導記》

※延寶5年（1677）序，堯恕（天台宗）撰《智者大師別傳新解》

○享保3年（1718）刊，日妙（日蓮宗）撰《天台智者大師紀年錄》

○享保3年（1718）刊，日妙（日蓮宗）撰《天台智者大師紀年錄詳解》

○寬政8年（1796）刊，忍鎧（天台宗）撰《天台智者大師別傳考證》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出身皇室成員、擔任過天台宗宗長（天台座主）的堯恕（1640-1695），撰寫一本學術性比較高的《智者大師別傳新解》。雖然該書到了昭和30年（1955）才出版，但很有可能依靠抄寫而流通於包括江戶幕府在內的統治階級之中。在日本成立的各種末疏中，該書不但對於曇照的《智者大師別傳註》提出犀利的批判，也參考當代在日本能夠閱覽到的許多中國方志和佛教文獻加以考證，殊可參閱。¹⁸

雖然江戶幕府為了根絕天主教侵略國土的危險性，而保護傳統

（1650－1680）在延寶5年（1677，康熙16年）替該首詩偈所寫的一篇跋文，《卍新續藏》冊77，經1535，頁676中-677下。

17 根據《續天台宗全書史傳1 天台大師傳註釋類》所附的〈解題〉，天台宗典編纂所編纂，《續天台宗全書史傳1 天台大師傳註釋類》，東京：春秋社，1987 年，頁2下-6下。

18 關於智顗開挖放生池的一段，堯恕所加的註釋登載於《續天台宗全書史傳1 天台大師傳註釋類》，頁29下-3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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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所有的宗派，也要佛教嚴管國民思想。所謂的「13宗」中，該政府最寵遇的一直是淨土宗和天台宗，這兩宗的總本山與全國派下寺院通過整個江戶時代，常蒙政府和各地藩主（可算是地方級政府的世襲首長）的保護，¹⁹ 因為前者是德川家世代信仰的宗派，而至於後者，因有以長壽聞名的天海（1536?-1643）這位明代道衍般的黑衣宰相，非常協助德川家康統一日本、滅亡豐臣家的事業，所以，為了報酬他對幕府的貢獻，幕府特地除了屬於淨土宗的增上寺之外，也把屬於天台宗的寬永寺指定為歷代將軍埋骨之處。不但如此，時常邀請由皇族成員擔任的寬永寺歷任住持（絕大多數的人兼任天台宗宗長）到江戶城中（該處為歷代將軍的住處），替以將軍為首的幕府高階人員講說該宗的教義和智顗、最澄等中日兩國天台高僧的事蹟，²⁰ 因此，他們應知道堯恕的這本大作，和智顗在戒殺護生思想方面的開山之舉。

四、德川綱吉的生平與所謂〈愍生令〉的施行

所謂的「生類憐みの令（Shôrui awaremi no rê）」並不是單一篇法律，而是總稱從貞享4年（1687，康熙26年）3月起屢次發出達116 次（只限於江戶市內）的動保相關法律的詞彙，而這一套法律繼續被施行到寶永6年（1709，康熙48年）1月才廢除。施行超越20年的該法律到目前為止，筆者尚未見任何適當的中譯名稱，因此，暫時私選譯詞為〈愍生令〉。可以斷言的是，在施行之早與懲罰之嚴，

19 關於幕府對淨土宗的具體保護內容，參閱石田瑞麿，《日本佛教史》，頁258。

20 參閱(一)村山修一，《皇族寺院變革史―天台宗妙法院門跡の歷史―》，東京：塙書房，2000年，頁164-165；(二)澀谷慈鎧編，《校訂增補天台座主記》，東京：第一書房，1973年，頁526-542。如村山指出，每一代「座主」的在位僅僅1個月到幾個月而已，由寬永寺和另外3間京都天台名寺的住持（也幾乎都是出身皇室成員）輪流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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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愍生令〉應該是冠絕古今，不管任何階級，凡是犯法虐待動物的人都被嚴罰，被處死的或者被流放到海島上的人也不算少。這套法律由江戶幕府這個有實權的中央政府決策施行，雖然日本許多地方有多達300個的「藩」都被世襲藩主統治，不一定完全服從幕府。不過，只要關於這個法律，幾乎任何藩都忠實地遵奉幕府的命令，以及每一次發布的相關法令。

近代以來，許多電視或者電影媒體的傳播對〈愍生令〉作出太誇張的描寫，讓視聽者誤會這段時間的日本簡直是個狗類的天下，

人的地位連狗也不如！事實不然，不但狗被細膩地保護，也有針對牛、馬、獵鷹等家畜和家禽的許多法律規定，讓整個社會認識戒殺護生之為何物。甚至於海鮮店的現殺魚介類也被禁止，彷彿如今的澳洲和美國部份州的法律規定。²¹

如眾周知，凡是幕府型政府的領導人叫「征夷大將軍」（簡稱：

「將軍」、「大樹」、「公方」等，此中，公方為純粹的日語詞彙），在江戶幕府，這個地位一直是由德川家世襲的。而決策施行每一次

〈愍生令〉的將軍是‘德川綱吉’（1646-1709），為家康的曾孫，

幕府歷史上算是第五代將軍。他從小到老幾乎都住在江戶（今東京），很少去外地，常被群臣圍繞，無緣了解民眾的生活。但是，他對儒教和佛教從小有興趣，閱讀群書，尤其對於儒教，展現出前代將軍們做不到的敬重，在江戶湯島興建一座規模壯大的孔子廟（名

「湯島聖堂」，現存於東京都文京區）。²² 遺憾的是，直到30年以前，尚無任何可靠的專傳和〈愍生令〉的相關單刊文獻，導致曾聽

21 參閱板倉聖宣，《生類憐みの令――道德と政治》，東京：假說社，1992年，頁20- 23。

22 關於這座東京孔子廟的簡史，參閱鈴木三八男編，《聖堂物語――湯島聖堂略志

――》，東京：斯文會，1989年。此外，斯文會的官方網站頁提供一些相關資訊：

http://www.seido.or.jp/shibunkai.html。

(16)

聞〈愍生令〉的民眾，對於它的實際施行狀況一無所知，只好盲信戲劇的許多負面描寫。

替一般讀者撥開歷史煙幕，此一還原真相的任務卻是由一位出身理工科的學者開始的，他叫‘板倉聖宣’，多年從事科學普及教育運動。他注意到日本的〈愍生令〉和美國〈禁酒令〉，視為一個

「

立意雖善，不過，因為施行者忽視社會運作的法則而適得其反、失敗以終的法律

」²³，撰寫出來一本專著，用平易的口語，以多達170頁的篇幅，來解說這個值得現代動保人士重視的事實。該書雖沒有索引，但除目次之外卷末揭載一段很細膩的〈詳細目次〉，可使讀者知悉在〈愍生令〉施行之下有什麼樣的事件發生，及民眾對這套法律的正負兩面的感受（儘管負面的比較多）情況。尤其，板倉氏在該書揭載很詳細的〈〈生類憐みの令〉年表―本文にもれた話

―〉²⁴ ，針對從延寶8年（1680，康熙19年）7月的綱吉就任將軍，

到寶永6年（1709，康熙48年）1月隨著他的死亡而廢除〈愍生令〉

之間所發生的所有相關史實。分為6個階段，逐一說明構成整個〈愍生令〉系統的主要法律和相關事件，功不可沒！板倉氏將推展〈愍生令〉的30年分段為如下：

(一) 延寶8年（1680，康熙19年）7月-貞享3年（1686）6月：

準備期

(二)貞享4年（1687）1月-元祿3年（1690）10月：第1期：

〈愍生令〉正式化

23 參閱板倉聖宣，《生類憐みの令――道德と政治》一書封底所印的摘要，至於它的詳細內涵，參閱氏著，《禁酒法と民主主義―道德と政治と社會―》，東京：假說社，1983年，頁80-83（跋文）。

24 為該書正文第4部，頁82-99。這個題目的意思是，「〈愍生令〉年表—正文遺漏的事實—」。雖題目如此，板倉氏對於正文已提到的事實也都加以簡要的摘要。

(17)

(三)元祿4年（1691）2月-元祿6年（1693）8月：第2期：

〈愍生令〉被落實、擴大

(四)元祿6年（1693）9月-元祿8年（1695）4月：第3期：

全廢「鷹獵」（日語原文：鷹狩り）

(五)元祿8年（1695）4月-寶永6年（1709）1月：第4期：

幕府直接創設、運作「養狗院」（日語原文：犬小屋）

(六)寶永6年（1709，康熙48年）1月20日：

〈愍生令〉正式廢除

除板倉氏之外，屬於歷史專家的‘塚本學’也從事綱吉的傳記研究，並以〈愍生令〉為中心發表出幾篇相關研究的論文。²⁵ 不過，除非有歷史學基礎，否則無法理解他的論文所引的許多法律原文。此即屬於17世紀末期到18世紀初期的江戶時代中期的法律文章叫作「候文（sôrô bun）」，不是純粹的中文文言（日語叫「漢文」），

也不是純粹的日語文言文章。這種日語文言文題通常用「候」（讀為

「sôrô」，相當於日語口話的「です」、「ます」），它是一種中文沒有的助動詞，儘管如此，「候文」在詞彙和文法上依舊多靠中文。所以，正確地閱讀〈愍生令〉的條文，和武士與民眾的犯法紀錄是個很艱鉅的工作。

所幸，上述板倉聖宣的著作，用編年體來列舉〈愍生令〉系統中的主要法規和具體犯法例子。儘管該書幾乎都不揭載史料的原

25 主要的論文如下：(一)〈生類憐み政策と西鶴本〉，收入於《日本文學研究大成：

西鶴》，日本文學研究大成刊行會監修，檜谷昭彥編，東京：國書刊行會，1989 年（初出於1980年），頁251-268；(二)〈幕藩關係から見た生類憐み政策〉收入於深谷克己、堀新共編，《展望日本歷史13：近世國家》，東京：東京堂出版，

1989年（初出於1980年），頁196-216。後來，塚本氏集成他一生研究上的知見，

撰寫一本單著名《德川綱吉》，收入於《人物叢書（新裝版）》，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年。

(18)

文，也正因為如此，一般讀者一讀就能夠把握，因此作者在序文中自豪地說：「

關於本書以為主題的〈愍生令〉，任何另外的文獻也沒具有這麼井然有系統、帄易可讀的敘述，而能夠有力量從根柢推翻從前許多歷史文獻視為定說的、成為民眾賴以原始形象的一些思維。

」²⁶ 此外，近年又有‘福田千鶴’這位較年輕的歷史學者撰寫一本專著叫《德川綱吉――犬を愛護した江戶幕府五代將軍》²⁷ ，用圖文並茂的方式，讓一般人士除了概觀綱吉的生平之外，也認識他最重用的‘柳澤吉保’（1658-1714）站在「側用人」這個幕府正式的官僚系統中，從不存在的崗位上如何確立可觀的勢力。

其實，當筆者有意撰寫本稿的時候，有這麼一個假說：一般人被通俗歷史書影響，把屬於真言宗的隆光（1649-1724）視為感化綱吉施行〈愍生令〉的始作俑者，而事實不然，其實另有其人，即是這位‘柳澤吉保’。

因為吉保一向喜愛參禪，自號「全透居士」，歷參以黃檗宗為中心的總共10位禪僧，²⁸ 尤其，特別敬重悅峯道章（1655-1734，日本

26 參閱板倉聖宣，《生類憐みの令――道德と政治》，頁5。此外，作者在本書頁103 特地註明：其實，本書絕大部份的內容早在1982年登載於《授業科學研究》第10 號。因此，筆者認為，作為一部〈愍生令〉相關研究文獻，從任何角度來看，本書還不失為先驅性的著作之一。

27 本書為《日本史リブレット人》第49冊，東京：山川出版社，2010年。

28 島內景二（1955-）就《柳澤吉保公參禪錄敕賜護法常應錄》算出來8位禪僧。請參閱氏著，《柳澤吉保と江戶の夢—元祿ルネッサンスの開幕》，東京：笠間書院，2009年，頁221-222。然而，悅峯道章（為吉保在後半生一直最親近的導師）

和悅山道宗的名字卻不在這張名單中，悅峯的名字到吉保妻子‘正親町（姓）町子’（1679-1724）撰寫的《松陰日記》才出現。可見吉保替《敕賜護法常應錄》

撰寫自序的寶永2年（1705，康熙44年），他與悅峯（日本黃檗山第8代）之間爾後那麼濃厚的法緣還沒發生。至於吉保參禪悅山（日本黃檗山第7代）的具體事蹟，

這兩本吉保夫妻的相關文獻中都看不到任何記載，只有《黃檗文化人名辭典》的

〈柳澤吉保〉提到這一件事。參閱大槻幹郎、加藤正俊、林雪光編纂，《黃檗文化人名辭典》，京都：思文閣出版，1988年，頁363上。

(19)

黃檗山第8代住持）這位來自杭州的隱元徒孫。而且，除了悅峯以外，也請教高泉性潡（1633-1695，日本黃檗山第5代）、千呆性侒

（1636-1705，日本黃檗山第6代）和悅山道宗（1629-1708，日本黃檗山第7代）這3位重量級黃檗山福建籍高僧。²⁹ 那麼，吉保通過親近這4位隱元華人徒孫，而自然地接受隱元所帶來的明末戒殺護生思想，然後，把它傳給自己的主人綱吉，而綱吉有所感動，陸續施行

〈愍生令〉。

然而，到目前為止，筆者不但無法發現到能夠證明這個假說的蛛絲馬跡，甚至於被逼抹消建立多年、頗有感情的它。筆者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比綱吉小12歲的吉保於元祿元年（1688，康熙27 年）身為「側用人」漸漸被重用的時候，³⁰ 〈愍生令〉早已行之多年，假使吉保認識學習戒殺護生思想，不太有可能向主人綱吉推廣它。是因為對綱吉來說，那完全是個多餘的建議。而且，事實上，

吉保第一次接觸黃檗高僧的時間是元祿5年（1692，康熙31年）4 月。那時候，高泉性潡來江戶，向將軍綱吉拜謝幕府任命住持之恩，吉保請高泉到自己的屋宅，討論禪宗。儘管筆者儘量細膩地閱

29 參閱大槻幹郎、加藤正俊、林雪光編纂，《黃檗文化人名辭典》，頁362下-363上。

30 柳澤吉保從延寶3年（1675，康熙14年）起當綱吉的近侍，當時，綱吉還未當將軍，是館林藩藩主（「館林」位於今群馬縣，但綱吉一生幾乎不離開江戶）。到了延寶8年（1680，康熙19年），綱吉當將軍，吉保也繼續升官，受綱吉重視，天和元年（1681 ，康熙 20 年）升為綱吉在儒學方面的首座弟子，到了元祿元年

（1688，康熙27年）當個「側用人」。關於吉保升官的詳細過程，參閱下面兩本文獻：(一)宮川葉子（1947-），《柳澤家の古典學（上）――『松陰日記』――》，東京：新典社，2007年，頁1088-1090（〈『松陰日記年立』，為吉保年譜〉）；(二)福田千鶴，《德川綱吉――犬を愛護した江戶幕府五代將軍》，東京：山川出版社，

2010 年，頁 36-37 。雖然宮川氏所編的吉保年譜非常詳細，但未記載寶永 2年

（1705，康熙44年）5月，吉保在江戶參禪悅山道宗的一事，應是與宮川氏定為註釋對象的《松陰日記》（為吉保妻子‘正親町（姓）町子’模仿《源氏物語》而撰寫的文學作品）未記載這一件事有所關係。因此，關於吉保參禪黃檗高僧的簡歷，必須要並閱《黃檗文化人名辭典》所載的〈柳澤吉保〉。

(20)

讀《柳澤吉保公參禪錄敕賜護法常應錄》，³¹ 到目前為止，筆者只看到吉保與以高泉為首的黃檗高僧們專談禪境，隻字也不提戒殺護生。此外，絕大部份的柳澤吉保私人藏書，長期以來被「柳澤文庫」這間位於奈良縣大和郡山市（為吉保子孫的領地）的私立博物館存藏。因此，筆者2015年8月31日寫信懇請館方協助查尋題目含有

「戒殺」、「護生」、「放生」等字眼的書，得到的答覆是：「

到目前為止，連一本也看不到那種文獻。

」³²

其實，將軍綱吉和側用人吉保之間的情誼早已超乎普通的君臣關係，而非常類似以儒學為主的師徒關係，而且，在這個關係中，

師（綱吉）老臣（吉保）少，前者給後者的影響超乎後者給前者的任何影響。此外，吉保原名 ‘ 保明 ’ ，後來，到了元祿14 年

（1701，康熙40年）得到主人的恩命，用主人名字中的一字，改用今名。³³ 而在他們活躍的時代，即是17世紀後半，可從‘藤堂良忠’（1642-1666）和後來大名鼎鼎的‘松尾芭蕉’（1644-1694）

之間的關係上，看到完全一樣的情形。芭蕉小時候跟身為「伊賀上野」（今「三重縣」）世襲高階貴族的主人良忠，澈底地學到俳句的初步，良忠是他不扣不折的啟蒙恩師。

至於綱吉通過〈愍生令〉全面發揮的戒殺護生思想的具體淵源，從現存的文獻來看，應該認為綱吉自己通過學習儒佛兩教醞釀所成非從前巷說中所謂：隆光和隆光的母親 ‘ 桂昌院 ’ （1627-

31 中尾文雄（1909-2014）譯註，《柳澤吉保公參禪錄：敕賜護法常應錄》，奈良：永慶寺，1973年。

32 答覆信是2015年10月5日所發。管理單位為「公益財團法人郡山城史蹟．柳澤文庫保存會」，官方網址為http://www.mahoroba.ne.jp/~yngbunko/index.html。

33 這種習慣在中國可能沒有，而在日本卻從14世紀以後屢見不少實例，最早且最知名的例子是，後醍醐天皇（諱‘尊治’）曾經跟足利尊氏一起同心打倒鎌倉幕府的時期（後來他們成為仇敵），以‘尊治’所含的‘尊’一字賜給原名‘高氏’的這位功臣。

(21)

1705）唆使的。而在綱吉留下的文件中，他對儒佛兩教的看法，最明顯地在〈觀用教戒〉這份中文文言表達的短篇中被敘述下來，它的全文如下：

釋迦、孔子之道，專慈悲，要仁愛，勸善懲惡，真若兩輪，最可篤恭敬者也。然學佛道者，泥經錄之說，

離君遺親，出家遁世，而欲得其道。如此則世將至悉亂五倫。是可恐之甚頁。學儒道者，泥經傳之言，祭或常食用禽獸，是以不厭萬物之生。如此則世將至不仁而如夷狄之風俗，是可恐之甚也。學儒佛者，不可失其本矣！

³⁴

根據福田千鶴的指出，綱吉在元祿15年（1702，康熙41年）將這篇教戒送給吉保，以她來看，綱吉最要強調的是，我們對於儒佛兩教該學「慈悲」、「仁愛」、「勸善懲惡」這三個美德，不該因為太尊崇佛教而混亂五倫。一樣地，也不該因為太多尊崇儒教而不厭地傷害生命，帶來夷狄般的野蠻風俗。我們從儒佛兩教該學的只是兩教的本質，尤其，在於說「

真若兩輪

」這一點，非常明顯地表達出來他對儒佛的看法。³⁵ 雖然筆者基本上認同她的看法，不過，一向重視儒教甚至於興建孔子廟的綱吉因為總有‘木下順庵’（1621- 1699）、‘林鳳岡’（1645-1732）、‘室鳩巢’（1658-1734）、‘荻生徂徠’（1666-1728）等一群儒臣圍繞侍講，不但終身愛讀四書五經，也幾乎每年親自到自己興建的孔子廟致祭。³⁶ 那麼，他應知道

34 參閱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輯，〈常憲院殿御實紀〉附錄卷中，收入於《德川實紀》第6篇，為《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43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65年8 月（1931年初版），頁742上。此外，福田千鶴的《德川綱吉――犬を愛護した江戶幕府五代將軍》頁71，揭載綱吉親筆原稿的明晰照片。

35 參閱福田千鶴，《德川綱吉――犬を愛護した江戶幕府五代將軍》，頁72。

36 參閱下面兩個文獻：(一)鈴木三八男，《聖堂物語――湯島聖堂略志――》，頁7-

(22)

《史記．卷三．殷本紀》所載的商．湯王「網開三面」的故事，和

《孟子．梁惠王上》所謂的「

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在這個方面的論證，雖筆者目前還缺少史料，但有意繼續研討。

至於綱吉學佛的路程，多年以來，隆光一直被視為他的啟蒙恩師，而隨著二次大戰以後實證主義歷史學的發達，這種看法逐漸地被予以否定。關於這一點，林亮勝的〈將軍綱吉と護持院隆光〉首先有先驅性的角色。³⁷ 雖然林氏因為篇幅的關係，無法細膩地論證隆光是否為俗說所指係是推進〈愍生令〉的幕後人物。但作者列舉：簡介《隆光僧正日記》、《筑波山大僧正隆光年譜》等隆光的基礎傳記資料，即堪被視為是對學界的巨大貢獻。而到結論，他簡明地斷定縱使綱吉和隆光之間的關係再深厚，那個時代的佛教早已喪失領導政治的力量，因此，隆光和〈愍生令〉之間沒有直接的關係。³⁸

後來，上述板倉聖宣、³⁹塚本學、⁴⁰ 福田千鶴⁴¹等學者也都懷有與林氏一樣的看法。的確，綱吉的生肖屬於狗，不但如此，多達116 次的〈愍生令〉中關於愛護狗類的總共有42次，即是佔三分之一；

15；(二)福田千鶴，《德川綱吉――犬を愛護した江戶幕府五代將軍》，頁66-69。

此外，〈常憲院殿御實紀〉附錄卷下列舉‘和田長重’、‘德力良顯’等如今知名度已不高的10位儒臣，參閱《德川實紀》第6篇，《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43卷，

頁749下。

37 收入於《佛教と政治．經濟》，日本佛教學會編輯，京都：平樂寺書店，1972年9 月，頁279-292。

38 《佛教と政治．經濟》，頁292。

39 板倉聖宣，《生類憐みの令――道德と政治》，頁60-61。

40 塚本學，《德川綱吉》，頁147。塚本氏除了本書之外，還有一本單刊本名《生類をめぐる政治》。（東京：平凡社，1983年）

41 福田千鶴，《德川綱吉――犬を愛護した江戶幕府五代將軍》，頁51。

(23)

此外，他在世子‘德松’（1679-1683）夭壽之後一向膝下無子是個史實；綱吉每一次遇到天文上的異象，總是相當信任隆光的卜星也是個史實。⁴² 那麼，難怪時人認為一向迷信的桂昌院，和對她孝順的綱吉，母子二人被隆光影響觀念，也把綱吉私下蔑稱「犬公方」

（意思是「愛狗將軍」）；不但如此，把一樣生肖屬於狗的愛卿吉保視為助長這個惡法的元兇。⁴³ 不過，綱吉本身其實沒有特地愛狗的任何事蹟。⁴⁴ 根據福田千鶴近年以來的研究，這麼多次發出來的愛護狗類法令的幕後真相大概如下：

但是，到了1693年

（筆者註：元祿6年）

，綱吉全面廢除放鷹制度，結果，這個政策給江戶這個城市和它近郊的狗的生態系統上帶來嚴重的影響。其實，在這個時代，民間有吃狗的習慣，尤其是，在所謂的‘かぶき者

（ kabukimono ）

⁴⁵

之間非常流行。 1686 年（貞享 3 年），幕府檢舉大批「かぶき者」，要他們禁絕戰國遺風般的吃狗弊習。再加上，隨著廢除放鷹制度，一大批狗已不需要當個獵犬，也喪失被當個鷹飼料的必要

42 參閱(一)林亮勝，〈將軍綱吉と護持院隆光〉，《佛教と政治．經濟》，頁283-287；

(二)塚本學，《德川綱吉》，頁187-188。

43 參閱(一)板倉聖宣，《生類憐みの令――道德と政治》，頁38-39；（二）塚本學，

《德川綱吉》，頁139。他們都視為「俗說」的見解，早已被‘三上參次’（1865- 1939）在《江戶時代史》一書中提到並敘述。此外，雖然沒提到綱吉和吉保一樣屬狗的事實，島內景二也解說為何民眾把吉保視為助長惡法的政治人物。參閱島內景二，《柳澤吉保と江戶の夢――元祿ルネッサンスの開幕》，頁293-295。

44 參閱(一)塚本學，《德川綱吉》，頁160；(二)福田千鶴，《德川綱吉――犬を愛護した江戶幕府五代將軍》，頁52。

45 作者自註如下：「這原來是從『傾く（kabuku）』而派生出來的詞彙，意思是不尋常的行動和風俗。在17世紀，一群無賴之徒畜著鬍子，穿著亮眼的衣服，以往來街巷，他們組團結伴，重複作出來吵架與破壞行為。」（參閱福田千鶴前揭書頁52頭註）

(24)

性，只好繼續留住在城市，變成流浪狗。

⁴⁶

根據福田的說明，這裡所謂「

放鷹制度

」的意思不是「把鷹放生」而是「

為了維持鷹獵，幕府在關東近郊設立鷹場，也建立一個人事制度，以專員來管理這些鷹場。

」⁴⁷ （筆者註：「鷹獵」的意思不是「射鷹」，而是將軍使役幕府年來在「鷹場」所養的鷹（和獵犬）來打獵」。而在這些「鷹場」中，近30年以來最知名的是位於

「群馬縣上野村」的「御巢鷹山」，那是因為1985年該地發生一場嚴重的空難，520位旅客與工作人員喪生。）「幕府廢除鷹獵與江戶流浪狗的增加」在日本歷史學上是塚本學在他第一次提出來的因果關係，⁴⁸ 反之，敘述細膩的板倉聖宣的專著隻字不提，在這一點，難免辜負板倉氏本身一生所提倡、推廣的科學普及教育！

至於「隆光是否有機會跟綱吉懇談，把他無嗣的原因歸於綱吉前生所作的殺生，正因為如此，這輩子必須要戒殺護生」這麼一個多年以來的俗說，留待後續研究中闡明真相。如福田千鶴指出，《隆光僧正日記》中沒有任何相關敘述。⁴⁹ 原來，貞享3年（1686，康熙 25年）5月8日，隆光第一次跟綱吉單獨見面，用心回答綱吉所提的月面異象的相關問題，因此，得到綱吉的賞識，開始飛黃騰達的日子。⁵⁰ 但在此之前，綱吉早已一再下令，除了禁止虐狗之外，也禁止在馬的身上放肆加工，且在自己所住的宮殿裡面，除非萬不得已的場合（例如：接待來自京都的敕使）之外，⁵¹ 基本上禁止用任何

47 此為福田氏所附的頭註註文。（參閱福田千鶴前揭書頁52頭註）

48 參閱塚本學，《德川綱吉》，頁141-145。雖筆者尚未參閱，而從作者多年以來的研究經歷來看，作者應該在《生類をめぐる政治》（東京：平凡社，1983年）這第一本專著中，也有一段篇幅敘述這個因果關係。

50 參閱林亮勝，〈將軍綱吉と護持院隆光〉，《佛教と政治．經濟》，頁283。

51 參閱塚本學，《德川綱吉》，頁148。雖然明治時代以前的日本人幾乎不敢吃獸肉，

(25)

魚介類和海蝦來煮菜，而他乘輿出宮之際，假使在自己通行的路上，市民不小心讓所養的狗貓出現也絕不加懲罰。⁵² 可見綱吉開始戒殺與隆光幾乎無關，隆光僅會通過桂昌院，來鼓勵他加強政策而已。更何況近年的歷史學研究發現這些動保概念，其實在綱吉上一代將軍‘家綱’（1641-1680，為綱吉異母兄）的時期早已存在，⁵³ 非是接受隆光的故意勸告而為。

如上述，綱吉和吉保之間的君臣關係，其實很類似一個師徒關係，綱吉對吉保的屢次教導一向完全凌駕吉保對綱吉的任何勸告。

而且，吉保接觸到以戒殺護生為號召的黃檗宗時，〈愍生令〉早已行之多年。那麼，這裡出現的合理疑問是，綱吉本身到底如何接觸到戒殺護生思想？綱吉誕生之正保3年（1646，順治3年），黃檗宗（其實是晚明臨濟宗⁵⁴ ）還沒傳到日本，只是旅居長崎的部份華僑向西渴望有一天福建方面的高僧來日弘法，到了承應3年（1654年，順治 11年），他們的願望終於被隱元隆琦（ 1592-1673，福建黃檗山住持）滿足了。

這時候，綱吉還是個住於江戶的貴族幼兒，在萬治元年

（1658），綱吉還是虛歲13歲的那一年，第一次遇到隱元東上向將軍

但卻常吃魚肉，來攝取動物性蛋白質。並且，也用鳥肉（尤其是，鶴、雁、雲雀），來接待從京都來江戶的敕使，各地藩主們也在出府（意思是來江戶向將軍表敬）之際，時常互贈鳥肉。

52 參閱板倉聖宣，《生類憐みの令――道德と政治》，頁63-64（揭載相關法律的日語口語譯文），頁83-84（年表）。

53 參閱福田千鶴，《德川綱吉――犬を愛護した江戶幕府五代將軍》，頁48-49。

54 以「妙心寺」為最大派系的日本本土臨濟宗，乃是由10幾個派系（所謂的「京都五山」――南禪寺、天龍寺、相國寺、建仁寺、東福寺、萬壽寺，其中五山之上的「南禪寺」，位於鎌倉的圓覺寺和建長寺等地方名山）而構成，不論哪一個派系，他們所繼承的宗風根據元代以前的禪宗文化。因此，他們的大本山都沒有天王殿（包括跟山門合成的在內），而十八羅漢少了兩尊，僅剩十六羅漢，因為這些文物（天王殿、十八羅漢）都是到了明代才有的。

(26)

家綱謝幕府允許弘法之恩，而寬文5年（1665），20歲的他又遇到隱元高徒木庵性瑫（1611-1684，日本黃檗山第2代住持），來自京都到江戶向家綱謝幕府允許自己跟隱元順利繼職之恩。至目前為止，筆者未發現綱吉對他們的任何評論。而綱吉學習戒殺護生思想的「主要」管道，應是在某個時代的一些相關文獻。筆者所言「主要」管道，因凡是以將軍為首的江戶時代統治階層人士，從小到老富有機會親近高僧，傾聽講經。因此，不能排除綱吉從高僧之開示聽聞護生故事，包括上述智顗的事蹟在內。更何況綱吉終生所住的江戶，

歷經整個江戶時代總共有13位出身皇室的高僧，通稱「輪王寺門跡」，一邊管轄全國天台宗的事務（它的地位甚至於被視為比原有的

「天台座主」更高），一邊扮演德川家最近代的皇族，時常出入歷代將軍所住的「江戶城」（今「皇居」，位於東京都千代田區），用心維持朝廷與幕府之間的良好溝通。⁵⁵ 身為德川家的一份子，綱吉會有多次機會親近「輪王寺門跡」，因此，不能排除有可能性一再聽到智顗的護生事蹟。故說，來自書本的影響也還是不可忽視的。

於是，我們有必要閱覽《內閣文庫國書分類目錄》總共3大冊，⁵⁶ 從明治時代以後，德川家歷代將軍多數的藏書，都由「紅葉山文庫」圖書館存藏。⁵⁷ 但目前為止，筆者看到的戒殺護生相關文獻，

僅是總共20幾本，由隱元、木庵、高泉、悅山、千呆等黃檗華人高僧，和龍溪性潛（1602-1670）、獨照性圓（1617-1694）、鐵牛道機

（1628-1700）等日籍高徒們的木板本語錄，⁵⁸ 及復興石清水八幡宮

55 參閱村山修一，《皇族寺院變革史―天台宗妙法院門跡の歷史―》，頁164-165。文中含附表詳細地列舉出來歷代「門跡」的名字和在位期間。

56 內閣文庫編纂，東京：內閣文庫，上卷：1961年3月；下卷：1961年12月；索引：

1962年11月。

57 關於這些藏書的具體流傳過程，參閱〈內閣文庫小史〉，《內閣文庫國書分類目錄》下卷，（附錄）頁3下-5上。

58 分類項目為〈語錄〉參閱《內閣文庫國書分類目錄》上卷，頁211下-212上。

(27)

放生會的50幾本相關鈔本而已。⁵⁹ 至於是否有上述《戒殺放生文》

原文與《戒殺放生文假名》等日語相關文學作品，雖然不能排除超過兩個半世紀的流傳期間中，有些因素毀損的可能性，但從現存的文獻來看，「紅葉山文庫」本身所藏的日語近世文學作品，除聞名世界的《源氏物語》等少數古典文獻之外，其他藏書甚少，目錄也僅3 頁而已（每一頁由上下兩段而構成）。⁶⁰ 而在〈天台宗〉（分類項目）中，也看不到《智者大師別傳》與上述相關註釋文獻。

此處產生的問題點，同類，黃檗高僧的語錄中，只有一部明曆3 年（1657，順治14年）出刊的《隱元禪師語錄》（全18卷）才是「紅葉山文庫」的舊藏書，稍有可能被綱吉過目；另外的語錄中，除了3 部語錄（鐵牛、月海元昭、大潮元皓各1部）屬於「昌平坂學問所」⁶¹ 的舊藏書之外，另外的都是「和學講談所」⁶² 的舊藏書。而除了鐵牛與綱吉屬於同時代之外，另外兩位禪僧都是綱吉逝世以後才活躍的人物，而「昌平坂學問所」和「和學講談所」，都在綱吉逝世後多年才創立的。故可以說：綱吉接觸黃檗語錄的機率並不算多，即使有，應是經由過從元祿5年（1692，康熙31年）4月起才親近高泉參黃檗禪的⁶³ 吉保，而窺其一斑而已。吉保在黃檗宗親近的第一位導師高泉，雖本身富有推廣戒殺護生的事蹟，⁶⁴ 但如上述，吉保認識

59 分類項目為〈奉幣〉，參閱《內閣文庫國書分類目錄》下卷，頁882下-884上。

60 分類項目為〈近世小說〉，參閱《內閣文庫國書分類目錄》上卷，頁266上-268下。

61 為幕府在寬政9年（1797，嘉慶2年）創立的學校，附屬於上述綱吉興建的「湯島聖堂」，專門研究、講授被視為正統儒學的朱子學。

62 也是幕府在寬政5年（1793，乾隆58年）創立的學校，專門研究、講授日本古典文學的學校，由一位全盲學者‘塙（姓）保己一’（1746-1821）領導。

63 宮川葉子，《柳澤家の古典學（上）――『松陰日記』――》，頁202-205（正文），

1092（年譜）。

64 值得參閱的相關著作，都收入於《高泉全集》，黃檗文化研究所『高泉全集』編纂委員會編輯，《高泉全集》（全4冊），京都：黃檗山萬福寺文華殿，2014年。(一)七言律詩〈戒殺〉，收入於《一滴艸》卷2，《高泉全集》Ⅱ，頁627下；(二)〈通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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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泉的時候，構成〈愍生令〉的許多法律早已施行，因此，對綱吉的影響不會是巨大的。

反之，我們不可忽視復興石清水八幡宮放生會的50幾本相關鈔本。「石清水八幡宮放生會」在日本是一個從貞觀5年（863，唐．咸通4年）開始，歷史最悠久且最知名的放生會，每年一次法會在農曆 8月15日舉行。但於上述應仁之亂（1467-1477）後，中斷了幾乎兩個世紀，直到綱吉就任將軍的前一年，即延寶7年（1679，康熙18 年），才由前將軍家綱和由他領導的幕府再興。⁶⁵「石清水八幡宮」

是位於今京都西南郊外的一座神道教廟。而在「明治維新」所帶來的「神佛分離」以前，包括「伊勢神宮」在內，幾乎所有的全國神道教大廟，都由它旁邊的「神宮寺」管理。住在「神宮寺」的僧侶，其地位與純粹神道教神職人員（日語：神官）相比，一向是高一等的。僧侶、神官的權威之所以有差距，因為早在平安時代後期已有所謂「本地垂迹思想」，絕大多數的日本國民都相信任何神社的神明，都是佛菩薩的化身，在佛教傳到日本以前，佛菩薩以慈悲為懷，化身為日本本土的神明，開始教化。所以，在包括幕府高官在內的許多人們眼裡，「石清水八幡宮放生會」可算是個佛教的禮

誡殺文後〉，收入於《洗雲集》卷17，《高泉全集》Ⅱ，頁966上；(三)〈不傳殺業〉，收入於《曇華筆記》，《高泉全集》Ⅲ，頁1134下；(四)〈二友放鱔〉，收入於

《曇華筆記》，《高泉全集》Ⅲ，頁1137下；(五)〈二人打蛇〉，收入於《曇華筆記》，《高泉全集》Ⅲ，頁1137下。此中，(三)摘自《大智度論》卷13（《大正藏》

冊25，頁156上）而(四)和(五)是摘自唐．王廣宣著《好生錄》，再加以自己的所見。至於(二)的題目所謂的「通禪師」，筆者認為此指日籍黃檗僧侶圓通道成

（1643-1720），因他跟高泉之間的緣份特別濃厚，繼承高泉在加賀（今石川縣）建立的獻珠寺。此外，雖然沒有直接地提到戒殺護生，高泉撰寫〈閱雲棲大師語〉，

強調自己只要「數日不閱大師語，似無嚴師策發，覺身心懈怠。」從他平生所懷有的思想來看，這裡所謂的「大師語」應包含〈戒殺放生文〉。收入於《山中清話》卷中，《高泉全集》Ⅲ，頁1157上。

65 參閱塚本學，《德川綱吉》，頁196。作者敘述綱吉如何重視皇室，也用心再興跟皇室因緣深厚的寺院、神社和宗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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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典範。

乃至近代日本國家成立，將神道教的教理與佛教遠離，並建立所謂的「國家神道」之後，到二次大戰結束以前，在這種時代思潮之下，任何大神社發行的社史中，曾經與佛教之間建立的深厚法緣幾乎全被糢糊，甚至於隻字不提。在這一點，出版於昭和14 年

（1939，民國28年）的《石清水八幡宮史》也不例外，關於佛教跟這個放生會之間的因緣，只到最後一行才列舉出來一些祭禮當天派高僧到場的延曆寺、園城寺、東大寺和（神）宮寺（管理自社的寺院）等寺院而已。⁶⁶ 到了戰後，幾乎經過40年，中野幡能為了《國史大辭典》撰寫一個項目叫〈いわしみずほうじょうえ石清水放生會〉，才明文表示這個會是源自佛教的。⁶⁷ 如上述，不容質疑的是，只要閱讀這些鈔本，任何幕府官員可知悉此著名的宗教活動與佛教之間具有不可脫離的關係，也很有可能隨緣告知作為大護法的歷代將軍，包括剛就任將軍的綱吉在內。

五、簡介〈愍生令〉引發的標誌性事件

本稿主要依據板倉聖宣所作的〈〈生類憐みの令〉年表―本文にもれた話―〉，也參考塚本學的《德川綱吉》，列舉一些標誌性事件，⁶⁸ 來概觀綱吉要通過〈愍生令〉所展現的戒殺護生思想，非通俗歷史書籍所描寫專護狗類，一無是處的惡法。而是個立意雖好、

66 參閱石清水八幡宮編纂，《石清水八幡宮史》首卷，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1997年，頁24。

67 參閱《國史大辭典》第1冊，東京：吉川弘文館，1979年3月，頁852-853。

68 關於板倉氏的原表，參閱（註24）。此次新作的這份表格式的大事記中，正文裡面的【筆者註】和腳註，除了特地註明的項目之外，一律為筆者所加。本大事記並不是板倉氏原著的中文翻譯，而是筆者用心篩選、參以另外的文獻且加以註釋的成果，在此特地聲明。此外，要指出板倉氏的原表不使用表格式，也不表示綱吉的年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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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難以實行的法律體系，除了愛護狗類之外，也禁止虐待牛馬等家畜，不准隨便遺棄牠們，且要善待貓、小鳥、金魚等寵物；並規定江戶市內每個社區的行政負責人（主要是公寓房東）必須要登記孕婦的名字，給予她們需要的協助，以防止其因貧棄子，且禁止旅館把生病的旅客置之不顧等，連監獄也被要求注意罪犯的衛生，來企圖不讓他們枉然獄死。⁶⁹

如果在民主機制之下，這些法律予以詳盡的討論且漸漸地施行的話，也許能感動不少全球動保人士和團體，進一步得到他們的讚美和學習。筆者如此斷言，因為這套法律體系中，沒有一條允許獵人和漁民等以殺生為職業之外的任何民眾，進行打獵或者漁撈；或者允許人民吃所謂「活魚料理」（包括鰻魚在內）以及任何魚介類。

而特別的是幕府雇用的鷹獵相關的世襲工作人員，被大幅裁員轉業到「養狗院」，來照顧狗類。其中規模最大的「中野犬小屋」總共收養達10萬條的狗類。⁷⁰

當筆者撰寫下面所載大事記時，覺得困擾的是，板倉氏的原表不表示主語，因此，難以判斷下令或者懲罰的主體到底是綱吉本身或者幕府。關於這一點，筆者除儘量參考前出林、塚本、福田等其

69 參閱(一)板倉聖宣，《生類憐みの令――道德と政治》，頁33-35（關於生病的旅客和罪犯）；(二)塚本學，《德川綱吉》頁124-130（關於孕婦和牛馬），頁153-155（關於寵物）。此中，關於幕府對孕婦的關懷與登記制度，塚本頗有著墨，反之，板倉隻字不提，只是提到同時所發的禁止棄子的法令而已。

70 參閱(一)板倉聖宣，《生類憐みの令――道德と政治》，頁19-25（關於漁民和吃魚介類），頁54-56（關於養狗院的運作方式）；(二)塚本學，《德川綱吉》頁135-137

（關於獵人），頁149-152（關於鷹獵制度的廢除與對寵物的具體關懷）；(三)福田千鶴，《德川綱吉――犬を愛護した江戶幕府五代將軍》，頁53-54（關於養狗院的運作方式和圖片）。雖然「10萬條狗」是官方史書《德川實紀》所示的數目，但板倉氏視為誇張，提出疑問。儘管如此，他也不否定有份紀錄（可惜的是，他不明記該紀錄的名稱與保管機構）所載的「最多的時候算出來8萬2000條」（參閱氏著頁 54）。

日本17世紀以後的戒殺護生思想： 以德川綱吉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