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政黨體系與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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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羅斯的政黨體系與民主化

∗ 林永芳＊

摘要

缺少一個制度化和競爭性的政黨體系，民主就無法鞏固。俄羅斯自從1993年實施多黨選舉以來，政黨體系始終功能不彰、支離破碎和游離。一系列仰賴行政資源來支持克里姆林宮的「權力黨」，雖參與了每次的國會大選，但始終無法有效地凌駕反對黨之上，直到2003年國家杜馬選舉，「統一俄羅斯黨」大獲全勝，一黨獨大與威權統治的隱憂再度浮現。依恃政治權威和缺乏穩定社會基礎的「權力黨」，因其日益鞏固而衍生出較不具競爭性的政黨體系，對俄羅斯的民主化將無所助益。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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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羅斯；政黨體系；民主化；統一俄羅斯黨 ∗ _{本文承蒙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的研究補助 (NSC 93-2414-H-004-011)，特} 此致謝。＊國立政治大學俄羅斯研究所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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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根據民主化的相關文獻指出，民主得以鞏固的前提之一，在於一個能發揮正常功能且具競爭性的政黨體系。然而，俄羅斯自從1993年實施多黨選舉以來，低制度化的政黨體系始終功能不彰。例如普遍而言，政黨無法有效匯整或代表社會不同利益的需求，以及政黨無法提出或藉由一套具體可行的施政綱領，來達到執政的最高目標。2003年國會大選後，2 政權扶植的「統一俄羅斯黨」（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已設法獲得國會議席的絕對多數，反對黨式微，國會對行政部門監督制衡的意義消失，形成了一個不具競爭性的政黨體系。因此，從政黨體系的功能與競爭等兩個面向來看，皆不利於俄國的民主鞏固，反倒說明了俄國的民主倒退。儘管憲法第十三條第三款承認多黨政治，同時政黨數目也為數可觀，多次競爭性的全國大選也都如期舉行，但何以俄羅斯的政黨體系仍無法發揮應有的功能？藉由探究新「權力黨」（партия власти）–「統一俄羅斯黨」的崛起過程及其影響，提供了我們解答的關鍵所在。3 本文認為，菁英主導的行政資源誘因和政治體系的權力結構，對「權力黨」的出現、重組、功能、內部組織和政黨活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俄羅斯領導階 2 _{本文所指的國會大選，乃下議院國家杜馬選舉。上議院聯邦委員會僅於}_{1993 年透} 過選舉產生，之後即由當然委員或指派的方式組成，故不在本文的探討範圍之內。 3 _{俄文 «партия власти» 或譯為「政權黨」或稱之為「總統黨」，本文為避免上述中} 文名稱與「執政黨」產生混淆，概稱其為「權力黨」（party of power）。本文所指的「權力黨」，係就依賴中央行政資源，支持中央政權、維持現狀的政黨而論。因此，仰賴地方行政資源與政治權威而於1999 年成立的「祖國–俄羅斯運動」，就其政黨屬性亦可稱之為「權力黨」，不過當時因其反克里姆林宮的色彩，故不列入歷次出現的「權力黨」。其他克里姆林宮所扶植的小黨，因影響力有限，也不列為本文探討的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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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以「權力黨」為核心的政權鞏固過程，阻礙了民主向下紮根的的機會，造成政黨體系持續弱化的現象。反對力量邊緣化的結果，促使「統一俄羅斯黨」扮演維繫政權與社會控制的角色日益明顯。但依恃政治權威而成立的「權力黨」，適足以輕忽政黨所賴以發展的多元社會基礎，領導階層與群眾的既存鴻溝，終將因缺乏健全的政黨體系溝通管道而加深。本文的章節安排如下：首先，就後共國家政黨理論進行文獻分析；其次，略敘俄羅斯多黨體系發展的政治脈絡；再其次，說明俄羅斯政黨體系的功能不彰與低制度化；最後，以「權力黨」的崛起為例，探討俄羅斯非競爭性政黨體系的本質及其對俄國民主化之影響。

貳、後共國家政黨體系研究

歸納眾多研究西方政黨的文獻約可分為兩大領域：（1）功能與社會分歧途徑：檢視政黨體系內政黨的功能，以及政黨體系與社會的連結；視政黨為反映社會結構內的社會分歧（例如：階級、宗教、地域、族群、教育、職業、性別、年齡等社會屬性）；（2）制度和組織對政黨行為的限制：探討政黨體系內的誘因結構如何影響政黨行為和政黨內部結構。4 相較於西方民主先進國家成熟穩定的政黨體系，對轉型期政黨發展的研究而言，Henry E. Hale 歸納出兩種普遍採用的研究途徑：（1）來自分歧和制度的誘因力量，假以時日，必將強化政黨發展；（2）轉型因素及政治社會的制度遺緒，將阻礙政黨發展。而他本人則提出選舉市場的另纇途徑，視選舉候選人為需求面的消費者，而政黨則是提供選舉商品與服務（組織、形象、物資）的

4 _{John Lowenhardt, ed., Party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London, UK: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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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者。他認為，就俄國政黨發展的情形而言，不管是從宏觀政治結果的悲觀角度來看（例如，政黨在國家和地方機關的執政率偏低；政黨高度的變動性），或是從微觀政治選民投票行為的樂觀看法（根據民調結果所顯示的選民政黨傾向），皆有佐證資料來支持其不同論點。若綜合上述兩種說法，那麼，轉型期俄國的政黨已逐漸扎根社會，但由於政黨無法壟斷俄羅斯的選舉市場，因此其他更好的選舉供應者（政黨替代物）－地方行政首長的政治組織和政治化的金融工業集團－取代了政黨的角色。5 Scott P. Mainwaring 提出了以政黨體系制度化的不同程度，來分析和比較政黨體系。他認為，相較於歐美等政黨體系制度化程度高的民主先進國家，一些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的政黨體系制度化程度低，使得國家和政治菁英得以重塑政黨體系的發展，也對該國的民主政治產生重大的影響。他認為制度化是一個持續的複雜過程，一個制度化程度高的政黨體系應具備下列四個環環相扣的要件：（1）選舉的變動性小：政黨得票率在歷次選舉的變動幅度不大，以及政黨替換或重組的頻率不高，反映出政黨的穩定性和政黨競爭類型的規律性。（2）政黨的社會根基穩固：選民對政黨若有強烈的認同感，則其在不同選舉中的投票行為較為一致，也較不易有分裂投票的情形出現；政黨能與利益團體保持密切聯繫；不屬於任何政黨的獨立候選人勝選機會不大。（3）政黨具正當性：人民對政黨若有正面的評價，信任度高，則政黨有其存在的正當性。（4）政黨組織完備：政黨若能具備組織的一些基本要求，例如，可觀的黨員人數，專業的幹部，一定的財力，紀律嚴明，領導人替換和組織結構有一定的標準程序，政黨掌握候選人的提名作業，從政黨員的政

5_{Henry E. Hale, “Electoral Markets, Party Substitutes, and Stalled Democratiz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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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忠誠度高，則政黨不至於淪為個人化的政黨，黨員的向心力與政黨凝聚力自然提升。6 解釋俄國低度發展的政黨體系，一般從歷史文化、社會經濟結構、制度與人為等面向切入。歷史文化論者強調，從帝俄、蘇聯專制統治以來，俄國獨特的國情與臣屬文化傳承，不利於由下而上、自發性的政治參與和公民文化素養的提升。社會經濟結構論者認為，中央計畫經濟消除了社會的利益分歧，而後共轉型經濟則形成了社會不均的寡頭資本主義，不論是蘇聯遺緒或是轉型過程皆阻礙了中產階級與社會組織結構的發展。制度論者，則從總統權獨大的憲政制度實踐，以及政黨、選舉的相關立法等政治脈絡，來說明俄國多黨政治的侷限。菁英中心論者，主張人為因素的關鍵性，尤其是聯邦總統和一些地方行政首長無黨派的色彩，使得政黨的責任政治和施政理念難以貫徹；而組織紀律渙散，個人主義盛行，使得政黨內部的的分化和政黨之間的合併不斷發生。綜合上述研究面向，本文擬從下列政黨制度化的指標，說明後共俄羅斯尚未形成一個成熟穩定的政黨體系：政黨的持續性與穩定性、政黨信任度與黨員人數、政黨的社會基礎與利益匯整、政黨的組織結構、政黨執政情形與政策影響力。而主要影響俄羅斯政黨體系發展的制度與菁英等後天因素，往往來自於不利政黨發展的歷史文化、社會經濟結構等先天環境。在探討後共俄羅斯功能不彰與低制度化的政黨體系，以及「權力黨」的鞏固與非競爭性的政黨體系之前，須先回顧俄國多黨體系發展的政治脈絡。

6 _{Scott P. Mainwaring, Rethinking Party Systems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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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俄國多黨體系的政治脈絡

從蘇聯末期以來的發展經驗來看，俄羅斯政治變遷的主要動力，往往來自政治菁英的權宜之計，而非長期文化、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結構因素使然。蘇聯共產黨作為憲法保障的唯一合法政黨，在其一黨專政期間，因黨內缺乏民主，黨外缺乏競爭與監督機制，形成了一個享特權具排他性的黨國官僚體制（номенклатура），進而導致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停滯。在民主先例、公民社會、獨立大眾傳播媒體與市場經濟均付諸闕如的條件下，戈巴契夫（Михаил Горбачёв）政權發起的公開性（гласность）與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政策，為共黨支配下的社會開啟了政治機會之窗，民間自主性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隨著自由化的進展與競選機制的啟動，蘇聯單一共黨組織的社會結構，逐漸形成了改革與保守、國家與社會、中央與地方等分歧矛盾。儘管1989 年蘇聯人代會與 1990 年地方議會的選舉，並非多黨選舉（multi-party elections）或是民主的奠基選舉（democratic founding elections），僅只能算是不同以往同額選舉的差額競選（multi-candidate elections），7但仍促進了以爭取選票為主的社會力量的集體行動，人民問政的管道逐漸暢通。直到 1990 年蘇聯人代會修改憲法第六條，取消共黨領導地位後，非共政黨得以合法存在。非正式團體、共黨內部的不同派系，以及做為共黨政策輸送帶的社會組織等，紛紛轉型為後共時期意識型態多樣性的政黨。不過，蘇聯的轉型過程，也伴隨著政治社群對其國家領土 7 _{蘇聯時期首度的差額競選始於}_{1987 年的地方蘇維埃選舉，但只開放百分之五的競} 選席次。1989 年蘇聯人代會選舉，仍保留三分之一的席次給包含共黨在內的社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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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域與公民權等國家認同歧異的問題出現。如同「族群聯邦制」（ethnofederalism）的前南斯拉夫與捷克斯洛伐克的民主化經驗顯示，蘇聯黨國對地方宰制的弱化，促使形式上的「主體民族」（titular nationality）自治，轉化成法理上的「民族國家」分離運動。雖然1991 年 3 月包含俄羅斯在內的九個加盟共和國公投通過維持一個更新的蘇聯，多少可說類似中東歐國家執政當局與反對陣營菁英之間權力分享的「約定轉型」（pacted transitions），但最終卻因此演變成蘇共中央與以葉爾欽為首的地方兩極化的對抗。共黨保守派反撲的「八一九」流產政變，使蘇共喪失了統治的合法性，地方大肆瓜分中央，社會掙脫出想像的國家，進而導致蘇聯解體。獨立後的俄羅斯，承襲蘇聯時期的憲政制度設計，實施布里茲涅夫式的「官僚穩定政策」，加強了從中央到地方的恩庇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和非正式的關係網絡。由於沒有立即舉行新的選舉，總統與國會仍是蘇聯時期的民選產物，雙方對經改議題的衝突和權力的爭奪，引發了中央的「雙重政權」憲政危機，連帶著地方也複製中央的府會衝突。最後，葉爾欽（Борис Ельцин）以總統命令中止憲法法庭、解散國會和頒佈新的國會選舉法；並在1993 年底，舉行公投通過總統版的憲法，同時舉行後共時期新國會的第一次多黨選舉。俄羅斯從獨立至 2006 年止，雖然國內政情風波不斷，但定期的全國大選從未間斷過，其間總共舉行了四次國會大選，以及三次的總統大選。多黨競逐的情形從未消失過，合法政權須經由選舉產生，儼然已成朝野菁英之間的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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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功能不彰與低制度化的政黨體系

然而，從衡量政黨發展的多項指標來看，多黨選舉的常態化，並未伴隨一個成熟穩定的政黨體系。除少數幾個全國性政黨外，政黨的持續性與穩定性皆有待加強。雖然累計有超過八十個政黨至少參與過一次的國會大選，8 但能夠四次全部參選的只有「俄國共產黨」（КПРФ）、「自由民主黨」（ЛДПР）和「雅布羅科集團」（Яблоко）等三個政黨，能夠四次大選皆跨過百分之五政黨得票率門檻的只有「俄國共產黨」和「自由民主黨」，唯有「俄國共產黨」每次大選皆囊括政黨比例名單（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與單一選區（single member district）的席次。政黨替換或重組頻率之高，除了不利於凝聚選民對政黨的忠貞度與認同感之外，亦有負政黨成立之初，對選民或黨員的競選承諾。9因此，政治菁英對政黨便宜行事的態度，往往產生一個不利於代議制民主與責任政治的游離、分化的政黨體系。而長期存在的政黨，仍以創黨元老馬首是瞻，例如「俄國共產黨」的久加諾夫（Геннадий Зюганов）、「自由民主黨」的季里諾夫斯基（Владимил Жириновский），和「雅布羅科集團」的雅夫林斯基（Григорий Явлинский）等三個「魅力型領袖」的政黨。一般民眾對政黨有極度的不信任感，選民的政黨屬性不強。若比較政黨近十年來與其他十個機構（總統、教會、軍隊、 8 _{參與歷次國家杜馬選舉的政黨數目分別為：1993 年（13 個）、1995 年（43 個）、} 1999 年（26 個）、2003 年（30 個）。若扣除重複參選的，總共約有 80 多個政黨曾出現在選票單上。 9 _{政黨的不穩定性，也表現在選民的投票行為，例如}_{1999 年的國家杜馬選舉，共有} 6 個政黨跨過 5%的當選門檻，其中有三個政黨是選前六個月才新成立的政黨（「統一黨」、「祖國－全俄羅斯運動」、「右翼力量聯盟」），卻囊括 45.4%的政黨名單票數，而從上屆國家杜馬繼續蟬聯的三個政黨（「俄國共產黨」、「自由民主黨」、「雅布羅科集團」），僅獲得36.2%的政黨名單票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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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安全機關、地方政府、法院、聯邦政府、工會、國會），在人民心目中的信任程度來看，政黨最得不到人們的信任；而政黨活動的主要場域－國會，其享有的人民信任度則是倒數第二。10 根據俄國「輿論基金會」（Фонд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最近的一次民調顯示，有 19%的受訪者認為不需要政黨，79% 受訪者表示從未加入任何政黨，僅有 2%受訪者承認自己目前是政黨黨員。11 由於共黨的一黨專政，政黨污名化的遺緒仍烙印在多數選民心中。據統計，後共地區的人均黨員人數（membership in parties per capita），遠低於同是第三波民主化的拉丁美洲、南歐和東亞等主要的後威權主義國家，而俄國在後共國家中，也明顯遜色。12 雖然各政黨對其黨員人數統計的正確性有待商榷，但一般對俄國黨員人數的估計值，僅占全國人口總數的 1%到 2%之間。13 俄國雖然不乏理念迥異的各式政黨，但就政黨的利益代表功能而言明顯不足。由於轉型時期的社會利益難以定型或明確區分，除少數政黨代表特定的社會階層外，大多數政黨不易建立在社會分歧的基礎之上。俄國政治的一個明顯特徵，也就是

10 _{Stephen White, “Russians and Their Party System,” Demokratizatsiya, vol. 14, no. 1}

(Winter 2006), pp. 8-9.

11 _{Наталья Костенко, «Друг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 партийцы в борьбе за выживание}

переписывают покойников»,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6. 8.18. (http://www.ng.ru/politics/2006-08-18/3_alterreality.html)

12 _{M. Steven Fish, “The Impact of the 1999-2000 Parliamentary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s on Political Party Development,” in Vicki L. Hesli and William M. Reisinger, eds., The 1999-2000 Elections in Russia: Their Impact and Legac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89-190.

13 _{截至 2005 年年底為止，俄國主要政黨公佈自身的黨員人數如下：「統一俄羅斯黨」} （959,000），「俄國共產黨」（188,000），「自由民主黨」（500,000），「祖國黨」（140,000），「退休者黨」（200,000），「右翼力量聯盟」（55,000），「雅布羅科集團」（76,000），「生活黨」（104,000），「共和黨」（44,000）。參見Лилия Мухамедьярова, «Никто не хотел умирать: секреты партийного бума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перерегистраци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5. 11. 26. (http://www.ng.ru/printed/politics/2005-11-24/1_sekre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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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以族群、宗教和地域為基礎的政黨。14俄國的主要政黨雖然皆為全國性的政黨，有一定的政黨形象，地理分佈甚廣，15 但和公民社會的民間團體甚少往來，無法建立有效的溝通與深入基層的動員網絡。在政黨經費普遍匱乏的同時，俄羅斯經改過程卻造就了不少金融寡頭，使得財團等特殊利益團體取代政黨功能，扮演連結國家與社會的角色。隨著1996 年總統大選極化政治（改革前進vs 共黨回溯）結束後，不以特定社會階層為對象的中派路線逐漸成為主流。1999 年的「統一黨」(Единство) 和「祖國－全俄羅斯運動」（Отечество-Вся Россия），是中派政黨首度在國會大選中勝出，其意識型態的界線益趨模糊。16由前兩黨合併的「統一俄羅斯黨」，除支持總統施政的訴求外，並無明確的政綱或特定的社會基礎，在2003 年的國會大選，其代表全國利益的囊括式（catch-all）選舉策略大獲全勝。總統超黨派的「全民」色彩，以及俄國總統權獨大的憲政設計，使得政黨與國會制衡力量處處受限。因此，有心從政的人士往往認為，攀附行政權貴比投身政黨深耕基層，來的便捷有效。在葉爾欽時期，雖然國會向來由反對陣營把持，但歷屆總理的任命與政府的組成皆非按國會的政黨席次多寡決定，而是依總統的個人偏好而定，總理實際上「有責無權」，國會多數 14_{選制規定的單一全國政黨名單及 5%的得票率門檻，限制了以特殊地理或族群利}

益為基礎的地區政黨的出現。Fish, “The Impact of the 1999-2000 Parliamentary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s on Political Party Development,” pp. 193-194.

15_{截至 2005 年年底為止，俄國主要的全國性政黨設有地區分部的聯邦主體數目如} 下：「統一俄羅斯黨」（86），「俄國共產黨」（86），「自由民主黨」（83），「祖國黨」（80），「退休者黨」（83），「右翼力量聯盟」（84），「雅布羅科集團」（78），「生活黨」（84），「共和黨」（72）。參見Мухамедьярова, «Никто не хотел умирать»。 16_{做為「權力黨」的中派政黨雖以去意識型態化，宣稱在國會中代表大多數中間選} 民利益，但實際上反映的只是中央政權利益。就政黨得票率而言，若加總未合併前的「權力黨」在 1999 年國會大選的得票率共 36.6%來看，事實上已領先共產黨的 24.3%。若算入選民投票率，那麼 1999 年「權力黨」的政黨得票率，甚至超過 2003 年的權力黨「統一俄羅斯黨」。參見Виктор Кувалдин, Михаил Малютин, «От электоральной пирамиды к партии власти», ПОЛИС, № 1, 2004, 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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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沒有組閣的法定權利。17唯一較能促進「府會和諧」且具個人色彩的總理普里馬科夫（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因「功高震主」、「別有二心」隨即遭到總統撤換。而總理職位的重要性，就在於總理人選極有可能成為總統的指定接班人。在朝小野大、府會不同調，葉爾欽指定的普丁（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總理兼代理總統模式可說是情勢使然，但在一個支持政權的政黨已掌握國會絕對多數時，「權力黨」要求組閣的聲音也就難免時有所聞。隨著2008 年總統大選的腳步逼近，在現行憲法沒有修改之前，就最有可能成為總統候選人的總理一職而言，勢必將呈現多頭馬車競逐的現象，也唯有現任總統個人才能拍版定案。政黨法與選制的變革，也無益於政黨代表功能的提升。2001 年公布的政黨法規範了政黨的活動原則、權利和義務，旨在減少政黨數目，扶植全國性的政黨。依政黨法規定，有下列情形者將不被視為合法政黨：以職業、宗教、族群、極端主義為基礎的政黨；在中央和地方的公職部門，建立政黨的分支機構；黨員人數和地區組織數量沒有超過規定門檻；沒有形成全國性的政黨；接受外國資助的政黨。政黨法也規定具黨員身份的聯邦總統候選人，俟當選後，其黨員資格立即中止。2004 年修正的政黨法，將政黨登記的門檻提高五倍：政黨登記的黨員人數門檻，從原先的一萬人調高至五萬人；在半數以上俄羅斯聯邦主體內建立地區分部的黨員人數門檻，從原先的 100 人調高到 500 人，在其他地區分部中，每個分部的黨員人數門檻，從原先的50 人調高到 250 人。18只有在2006 年 1 月 1 日前，符合上 17_{根據俄羅斯聯邦憲法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聯邦政府總理由總統提名，經國家杜} 馬同意後任命。憲法第一百一十七條規定，聯邦總統可以作出關於聯邦政府總辭的決定。 18 _{«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ях»} （http://document.kremlin.ru/doc.asp?ID=025663）各政黨為因應政黨人數不得少於 5 萬人的新規定，黨員人數虛報不實的事件層出不窮。被司法部以不符政黨法規定為由，政黨資格被取消或地方黨部被撤銷的新聞時有所聞。參見 Костенк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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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條件，獲准登記的政黨，才有資格參與2007 年第五屆國家杜馬選舉。2006 年 5 月 17 日，國家杜馬一讀通過，由「統一俄羅斯黨」的葉梅利亞諾夫（Михаил Емельянов），古扎諾夫（Алексей Гузанов），哈里托諾夫（Александр Харитонов），以及「自由民主黨」的巴吉什維利（Евгений Багишвили），米特羅法諾夫（Алексей Митрофанов）所提出的政黨法修正案，禁止政黨提名他黨黨員參選議會代表、國家政權機關和地方自治機關的職務。當天通過的其他相關法律修正案，也對政黨提名候選人一旦當選後，卻投靠他黨，將取消其代表資格。人民黨（Народная партия）主席，同時也是國家杜馬議會黨團「統一俄羅斯黨」成員古德科夫（Геннадий Гудков）批評該法案乃嘗試透過官僚途徑來扶植政黨，仿若蘇共翻版，只會徒勞無功。19 俄國國家杜馬選舉所採用的混合選舉制，225 席由比例代表制的全國政黨名單分配，有助於多黨體系的發展，但另 225 席由單一選區多數決制產生，造成獨立候選人與獨立代表充斥。20從選舉市場途徑來看，由於政黨在單一選區無法壟斷候選人的提名，遭到地方行政首長的政治組織和政治化的金融工業集團等政黨替代物的競爭，使得政黨立足地方和介入國家的發展受限。21 單一選區的選制設計，弱化政治菁英的政黨屬性，造成低制度化的政黨組織結構。22 2005 年通過的國家杜馬代表選 «Друг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 19 _{Михаил Тульский,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зачищает конкурентов законно»} （http://www.apn.ru/publications/print9721.htm） 20 _{歷年國家杜馬單一選區選出的獨立代表席次如下：1993（141），1995（77），1999} （105），2003（69）。國家杜馬單一選區的選舉結果，除 2003 年由「統一俄羅斯黨」的 105 席奪魁外，政黨在單一選區的表現一直不如獨立候選人。

21 _{Hale, “Electoral Markets, Party Substitutes, and Stalled Democratization in Russia,”}

pp. 147-166. Hale 文中亦引用中選會資料指出，從 1995 年到 2000 年期間，欲競選連任的地方行政首長中，政黨提名者僅占 3%，透過政黨提名而當選的地方議會代表僅占 12%。

22 _{Robert G. Moser, Unexpected Outcomes: Electoral Systems, Political Part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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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法規定，2007 年第五屆國家杜馬的 450 席，將悉數由政黨比例代表制選出，政黨壟斷提名候選人的權利。政黨比例代表制雖然能提高政治人物加入政黨的誘因，但若國會相較於行政部門依然處於絕對的弱勢，那麼光是比例代表制本身，並不必然會促進政黨發展。同樣的，就算國家杜馬內規的35 位代表得組議會黨團，以及依政黨來分配委員會主席，皆有助於政黨發展，但身處於一個弱勢的國會，政黨仍是無法發揮應有的功能。新國家杜馬代表選舉法亦規定，參選政黨須繳交高額的選舉保證金（6000 萬盧布，約 220 萬美金），得票率低於 4%的政黨，選舉保證金將不予歸還，得票率低於3%的政黨，還得補償當初免費提供的大眾傳播媒體競選文宣（總額約150 萬美金）。23第五屆國家杜馬的政黨分配席次的得票率門檻，將從 5%提高到 7%；得票率超過 3%的政黨，可按比例獲得國家財政資助。24國家按政黨在得票數的比例來分配補助款，以及選制的變革，將更有利於全國性大黨，而不利於小黨的生存，也化解了來自單一選區獨立候選人對政權的可能挑戰。今後，弱勢族群、少數議題和地方利益等代表性問題，將更難獲得確保。雖然歷次的總統大選，主要的政黨都有提名自己的總統候選人，但因葉爾欽和普丁都以非黨員的身份參選並當選，故政黨對總統選舉結果的影響不大。25 而且，國會大選與總統大選的選舉日期，前後只差幾個月，國會選舉成為總統選舉的前哨戰， 23 _{Тульский,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зачищает конкурентов законно»} 24_{參與國家杜馬選舉能跨過百分之五政黨比例名單門檻的政黨數占該年所有參選政} 黨數的比率分別為：1993（8/13: 61.5%），1995（4/43: 9.3%），1999（6/26: 23%）， 2003（4/30: 13.3%）。若扣除「反對所有政黨名單候選人」的得票率，則選民投給其他未能跨過百分之五門檻政黨的浪費選票總共為，1993 (8.8%），1995 （46.7%），1999（15.4%），2003（24.6%）。 25_{歷次總統選舉的總統候選人中，由政黨提名的候選人約占二分之一。政黨提名的} 總統候選人占該年全部總統候選人的數字如下：1996 （第一輪：5/10）、（第二輪：1/2），2000（5/11），2004（3/6）。

(14)

有心問鼎總統寶座的政黨領導人，往往藉由國會勝選來哄抬自身的聲勢，造成左、右、中派等政治傾向的各自陣營內部尋求共主的競爭衝突，而非不同陣營之間的對抗。26 2006 年國家杜馬通過取消選票上「反對所有政黨名單候選人」（против всех федеральных списков кандидатов）的選項，意在增加當選政黨的正當性，但也遭致反對人士批評執政當局限縮選民表達不同意見和剝奪選民對政治人物不信任的權利。27新通過的法案還包括，之前曾提及的政黨比例名單上不能出現他黨的候選人；禁止政黨與其他選舉團體所組成的選舉聯盟登記參選；28有黨員從事極端主義活動的政黨，將取消其參選資格。2006 年 7 月公佈的極端主義活動法，將可藉由對極端主義定義的無限上綱，達到打壓反對黨的目的。

伍、「權力黨」的鞏固與非競爭性的政黨體系

領導階層因執政考量，而對政黨便宜行事的態度，易於出現一個仰賴政治權威的侍從政黨體系。其中，至為明顯的例子，乃每逢國會大選前，即有動員行政資源而成立的「權力黨」。其功能只是替政權贏得國會大選或為隔年的總統大選抬轎的權宜政黨，既無深厚的社會基礎，也非植基於社會的利益需求，因

26 _{Fish, “The Impact of the 1999-2000 Parliamentary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s on}

Political Party Development,” pp. 206-207.

27 _{俄羅斯中央選舉委員會並沒有公布國家杜馬選舉單一選區部分，政黨的得票率，} 而在政黨名單部分，「反對所有政黨名單候選人」歷年來在中選會公布的得票率如下：1993（4.2%），1995（2.8%），1999（3.3%），2003（4.7%）。 28_{數個政黨組成的政團或選舉聯盟，比個別政黨的單打獨鬥，在選舉時更有勝算。} 在地方選舉時，「統一俄羅斯黨」曾失利五次，其中二次輸給俄國共產黨，有三次敗給政團或選舉聯盟。小黨的選舉聯盟策略，往往能增加票源，獲致部分席次，例如 2005 年 12 月莫斯科杜馬選舉，「雅布羅科集團」與「右翼力量聯盟」結盟的成功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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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再替換或重組。例如，1993 年第一副總理蓋達(Егор Гайдар) 的「俄羅斯的選擇」(Выбор России)，1995 年總理契諾米爾丁 (Виктор Черномырдин) 的「我們的家園 – 俄羅斯」 (Наш Дом-Россия)，1999 年緊急情況部長邵伊古(Сергей Шайгу)的「統一黨」，以及2003 年內政部長格雷茲洛夫（Борис Грызлов）的「統一俄羅斯黨」。歷次出現的「權力黨」，不過是政治變遷下的副產品。「俄羅斯的選擇」、「我們的家園–俄羅斯」等議會黨團，皆存在不超過國家杜馬一屆的任期，隨即面臨政黨重組或消失的命運。探討「權力黨」在普丁時期的成長茁壯，須從「統一黨」談起。如同之前的「權力黨」，「統一黨」的出現時機在於國會大選的迫近，而其組織活動來自中央行政當局的扶植。不同於之前「權力黨」成立的主要目的在於獲得國會多數的席次，「統一黨」成立目標在於隔年的總統大選，也就是成為莫斯科市長盧日科夫（Юрий Лузков）和前總理普里馬科夫的「祖國－全俄羅斯運動」邁向總統之路的絆腳石。29原本不被看好且倉促成軍的「統一黨」，其選民結構與「祖國－全俄羅斯運動」大多重疊，但在 1999 年國家杜馬選舉卻獲得出人意料的高政黨得票率（23.3%），超過呼聲甚高的「祖國－全俄羅斯運動」政黨得票率（13.3%）十個百分點，重挫後者問鼎總統寶座的企圖心，在大勢已去的情況下，「祖國－俄羅斯運動」的主要領導者紛紛打消競選總統的念頭。2000 年總統大選成為克里姆林宮計畫中的，普丁總理兼代理總統與俄共黨魁久加諾夫兩雄對決的局面。普丁的勝選象徵著後葉爾欽時期俄國群雄割據的局面不致發生，政壇的權力競逐定於一尊，原本性質相近同受行政資源奧援而成立的「統一黨」與「祖國－全俄羅斯運動」，終究合併

29 _{Henry E. Hale, “The Origins of United Russia and the Putin Presidency: The Role of}

Contingency in Party-System Development,” Demokratizatsiya, Vol. 12, no. 2 (Spring 2004), p.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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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統一俄羅斯黨」，也就不足為奇了。「統一黨」之所以能超越之前的「權力黨」，歸功於下列幾個因素：30為解決新成立政黨的選民政黨屬性不強問題，故針對獨立選民和被忽略的社會選區採取動員策略，以擴大政黨支持的社會基礎，例如滲透共黨傳統票倉的農村和小市鎮，以及吸引支持右翼自由黨派的年輕選民。以嶄新的面貌呈現在選民面前，例如為避免舊勢力成為選戰包袱，拒絕與前「權力黨」「我們的家園－俄羅斯」合併，與葉爾欽舊政權做適度切割。以國家的偉大傳統為感情訴求；以第二次車臣戰爭的國家領土完整為議題導向。推出長期擔任緊急情況部長，形象清新的邵伊古為黨領導人。而成功的最大關鍵則是「精神領袖」普丁的公開支持與行政資源的奧援，例如養老給付或薪資拖欠等造成長期民怨的問題趕在選前解決，來自 Газпром、Лукойл、Сибнефт 的充裕競選經費，利用緊急情況部遍及全國各地的支援網絡，以及大眾傳播媒體，尤其是電視台ОРТ 和 РТР，密集的正面報導。「統一黨」做為跨地區的運動（俄文全名：Меж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Единство»），設法拓展選區的地理範疇、植基於地方，例如主要領導者邵伊古和卡列寧（Александр Каренин）都來自西伯利亞地區；而其競選期間廣泛使用單一的政黨卡通圖騰－「熊」（取其政黨全名縮寫：МеДвЕдь），而不靠黨領導人的演說或是其他意象，堪稱俄國短暫選舉史上的一項創舉。31 2001 年底「統一黨」與昔日勁敵「祖國–全俄羅斯運動」合併為「統一俄羅斯黨」，超越「俄國共產黨」，成為國會第一大黨，若加上友好黨團，如「自由民主黨」，以及聯合兩個獨立

30 _{Timothy J. Colton and Michael McFaul, Popular Choice and Managed Democracy:}

The Russian Elections of 1999 and 2000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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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所組成的議員團，如「人民代表」和「俄羅斯地區」，則國會中支持普丁的席次已超過半數。隨著普丁政權的鞏固及其高支持度的民意基礎，因擁護總統而存在的「統一俄羅斯黨」，其聲勢自然也就水漲船高。2003 年國家杜馬選舉結果，「統一俄羅斯黨」成為歷屆國會大選以來的最大贏家，一舉囊括 225 席與 37.6%的政黨得票率，其席次與得票率分別超過國會第二大黨「俄國共產黨」173 席與 25 個百分點，成為多黨制下的一個

「支配性的政黨」（a dominant party）。32選後不久其他小黨議員

及絕大多數的獨立代表紛紛加入「統一俄羅斯黨」，使其掌握國家杜馬三分之二的修憲席次、杜馬主席和兩位副主席及所有29 個委員會的主席，而且黨員人數不斷增加，組織力量遍及全國，提供黨員從政誘因的能力明顯提升，選民的支持度逐年增加。33 在黨的建設方面，「統一俄羅斯黨」主席格雷茲洛夫於2005 年11 月召開的黨第六次代表大會提及，黨員人數將近百萬，其中包括六十四位聯邦主體行政首長和五千多位市府級首長，在全國建立了三萬多個基層組織。代表大會也選出了最高委員會常設局的主要成員：格雷茲洛夫、紹伊古、沙伊米耶夫（Минтимер Шаймиев）、盧日科夫、茹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Жуков）和戈爾杰耶夫（Алексей Гордеев）。可見政黨組織的基本框架仍是以原先的三股政治勢力為主：緊急情況部長紹伊古的「統一黨」，以及構成「祖國－全俄羅斯運動」的莫斯科市長盧日科夫的「祖國運動」和韃靼斯坦共和國總統沙伊米耶夫的「全俄羅斯運動」。其成員涵蓋了，中央政府部門、莫斯科市級機關，以及各地區 32_{「統一俄羅斯黨」之前的「權力黨」}_{，其歷屆國家杜馬選舉的政黨得票率如下：} 1993 「俄羅斯的選擇」（15.5%），1995「我們的家園–俄羅斯」（10.1%），1999 「統一黨」（23.3%）。 33_{從「尤里．列瓦達」民調中心（Левада-Центр）每月針對選民投票的政黨偏好調} 查統計看來，自 2004 下半年至 2006 上半年止，「統一俄羅斯黨」的平均得票率約為 43%，高出第二大黨「俄國共產黨」約 24 個百分比。（http://www.levad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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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機關的政治菁英。「統一俄羅斯黨」雖然完成組織上的合併，但其意識型態上仍出現分歧的現象。儘管「統一黨」和「祖國－全俄羅斯運動」的政見大同小異，但從意識型態的光譜看來，「統一黨」是較強調自由市場經濟的中間偏右政黨，而「祖國－全俄羅斯運動」是較主張國家主導工業政策的中間偏左政黨。根據一項由「社會企畫研究所」（ Институт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ектирования）主持，Romir 民調中心協助完成的研究《俄國現貌：當代俄羅斯社會的層級化》指出，34雖然以整體社會而論，俄國尚未是個自由主義社會，但社會對民主與市場制度仍予以尊重，而且有非常強烈的國家至上和愛國主義的情操。「統一俄羅斯黨」雖然實際上代表所有社會層級和意識型態團體的利益，但其主要支持者來自占多數民眾的自由保守主義與社會保守主義兩個陣營，由此印證了黨內的確存在左、右兩翼的現象。當代俄羅斯社會不同意識型態團體的價值取向，可從下列簡表的問卷結果看出端倪。 34 _{Максим Гликин,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ьский, «Реальная Россия не совпадает с Единой»,} Ведомости, 2006. 5. 6, № 81 (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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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價值取向意識型態團體價值自由主義自由保守主義社會保守主義社會民粹主義自由 ● ● 你選擇何者？平等 ● ● 保障自由 ● 國家的特徵應為何？維護秩序 ● ● ● 平均公允的分配物質財富 ● ● ● 強大公正的政權 ● ● ● 何謂社會正義？法律之前人人平等，主權在民，個人的自由與權利 ● ● ● ● 好 ● ● ● 與企業的關係不好 ● 資料來源：「社會企畫研究所」，轉引自 Максим Гликин,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ьский, «Реальная Россия не совпадает с Единой», Ведомости, 2006. 5. 6, № 81 (1608)。 總而言之，「統一俄羅斯黨」的崛起與勝選，取決於中央政權的強化。俄國學者格列博娃（Ирина Глебова）認為，以往成立的「權力黨」成效不彰，其原因不是出在政黨結構本身，例如無法有效的將既有資源運用在政黨互動結盟之上、許多黨員具有獨立的意識型態，或是國家杜馬脆弱多數中間派的根基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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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等等，而是出在政權弱化的緣故。35從「權力黨」一再更迭的現象看來，一旦普丁於 2008 年下台後，「統一俄羅斯黨」有可能將面臨何去何從的命運。「民主資訊科學基金會」（Фонд «ИНДЕМ»）的政治學者科爾古紐克（Юрий Коргунюк）表示，「統一俄羅斯黨」對於克里姆林宮而言，雖非不可或缺的支柱，但另外成立新的「權力黨」取而代之，短期內恐非易事，若要成立新的「權力黨」可能得等到2007 年國會大選後。36 然而，隨著 2007 年第五屆國家杜馬選舉的逼近，「統一俄羅斯黨」之外的第二個「權力黨」已出現。2006 年 8 月，親普丁的國會上院議長米羅諾夫（Сергей Миронов）的「生活黨」（Партия жизни），巴巴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Бабаков）的「祖國黨」（Родина），以及佐托夫（Игорь Зотов）的「退休者黨」（Российская партия пенсионеров）宣布合併為一個左派政黨。他們聲明：「我們三黨合併，支持總統施政與國情諮文，我們不同意統一俄羅斯黨一黨的政治壟斷與依恃行政資源，我們將會是個反對統一俄羅斯黨的反對黨。」37_{然而，真實的情況應} 是，國會下院議長格雷茲洛夫的「統一俄羅斯黨」將與上院議長米羅諾夫的新「權力黨」共享行政資源。克宮意欲創造的「兩黨制」，可說是「權力黨」的一體兩面，不過是為了 2007 年瓜分國會席次的即興之作。一個支配性的政黨在下屆的國家杜馬，恐將成為一個霸權性的政黨（a hegemonic party）。

普丁時期，雖然權力黨－「統一俄羅斯黨」已躍居國會第一大黨，而且修正後的國家公職法已允許部會首長兼任黨職， 35 _{Ирина Глебова, «Партия власти», ПОЛИС, № 2, 2004, с. 86.} 36 _{Кира Латухина, Елена Руднева, «Ревнивая партия: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боится} потерять поддержку», Ведомости, 2006. 7. 3, № 119 (1646). 37 _{Ксения Веретенникова, «Три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оппозиционная партия власти будет} состоять из трёх частей», Время новостей, № 156, 2006. 8. 30 （http://www.vremya.ru/2006/156/4/1597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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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俄國總統、總理及多數部會首長仍不是該黨黨員，因此俄國至今仍未有過一個真正權責相符的「執政黨」。歷次總統當選人皆非政黨黨員，不受黨紀約束，也無須負起選舉成敗責任。38 在俄國總統權獨大的憲政實踐過程，也不允許國會最大黨黨魁出任總理，來挑戰總統的權威。已邊緣化的反對黨無法有效監督制衡政府，加上行政革新未見成效，使官僚體系的制度性貪腐日益嚴重。儘管「統一俄羅斯黨」以迅速結合克里姆林宮與地方行政首長的雙重優勢獨大國會，但其政黨活動和內部組織仍將取決於政治體系內的誘因結構及權力關係。

陸、結論

普丁的強國策略，主要在克服葉爾欽時期國家弱化與社會失序的遺緒，以「總統權力垂直貫徹」強化中央集權，以「依法宰制」來撥亂反正、整肅異己。中央力量強化的同時，自然限縮了原本社會多元發展的空間。多黨選舉雖仍定期舉行，但選舉結果不確定性的競爭本質，隨著「權力黨」的日益鞏固，逐漸演變成選舉結果的可操控性。「統一俄羅斯黨」雖已成為多數選民的最佳或唯一選項，但在無組閣權的情況下，執政當局仍無須為其施政負起政治責任。政黨法、杜馬選舉法的陸續修正，使得俄國憲法揭櫫的多黨政治，只不過是「多黨」的外貌裝飾著「一黨優勢」的實體罷了。以支持總統及其施政而存在 38_{「尤里．列瓦達」民調中心（Левада-Центр）近期從 46 個地區的 1600 位 18 歲} 以上成人，針對現任總統是否應當成為某一政黨黨魁所做的民調指出，僅 21%受訪者持肯定立場。而 62%的受訪者表示，普丁應當繼續維持無黨派身份，扮演國內所有政權部門與政治力量之間的仲裁者角色。然而，令人玩味的是，34%受訪者贊成普丁成為「統一俄羅斯黨」黨魁，43%受訪者反對。Яромир Тишинский, «Руководящая и направляющая сила: Россиян пугает появление в стране новой КПСС», Новые известия, 2006.7.27.（http://www.newizv.ru/print/50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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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會多數黨，已取代了代表社會不同利益階層的國會政黨競爭本質。俄國政黨體系的本質，雖不能與蘇聯時期一黨專政的黨國體制同日而語，但其發展趨勢已從葉爾欽時期的游離、分化、變動不居的政黨體系，轉型到普丁時期依靠行政資源的侍從政黨體系。後普丁時期，設若強人不再，集體領導下的「權力黨」更有可能成為社會組織的核心及社會控制的工具。依恃政治權威和缺乏穩定社會基礎的「權力黨」，因其日益壯大所衍生出功能不彰與不具競爭性的政黨體系，只會延宕俄國的民主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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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文獻

俄文 1. Веретенникова, Ксения, «Три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оппозиционная партия власти будет состоять из трёх частей», Время новостей, № 156, 2006. 8. 30 （http://www.vremya.ru/2006/156/4/159754.html） 2. Глебова, Ирина, «Партия власти», ПОЛИС, № 2, 2004, сс. 85-92. 3. Гликин, Максим, и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ьский, «Реальная Россия не совпадает с Единой», Ведомости, 2006. 5. 6, № 81 (1608). 4. Костенко, Наталья, «Друг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 партийцы в борьбе за выживание переписывают покойников»,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6. 8.18. (http://www.ng.ru/politics/2006-08-18/3_alterreality.html) 5. Кувалдин, Виктор, и Михаил Малютин, «От электоральной пирамиды к партии власти», ПОЛИС, № 1, 2004, сс. 37-42. 6. Латухина, Кира, и Елена Руднева, «Ревнивая партия: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боится потерять поддержку», Ведомости, 2006. 7. 3, № 119 (1646). 7. Мухамедьярова, Лилия, «Никто не хотел умирать: секреты партийного бума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перерегистраци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5. 11. 26. (http://www.ng.ru/printed/politics/2005-11-24/1_sekrety.html) 8.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ях» （http://document.kremlin.ru/doc.asp?ID=025663）

(24)

9. Тишинский, Яромир, «Руководящая и направляющая сила: Россиян пугает появление в стране новой КПСС», Новые известия, 2006.7.27. （http://www.newizv.ru/print/50970） 10. Тульский, Михаил,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зачищает конкурентов законно» （http://www.apn.ru/publications/print9721.htm）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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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ale, Henry E., “Electoral Markets, Party Substitutes, and Stalled Democratization in Russia,” Comparative Politics (January 2005), pp. 147-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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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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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Russia’s party system and democratization

Yung-Fang Lin＊

Abstract

Democracy cannot be consolidated without an institutionalized and competitive party system. Russia’s party system has been dysfunctional, fragmented and floating since the initiation of multi-party elections in 1993. A series of pro-Kremlin “parties of power” backed by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campaigned for every parliamentary election. The opposition parties have not been effectively marginalized by the vlast’ until the 2003 State Duma elections, which saw the United Russia’s overwhelming victory and caused concerns about the looming one-party authoritarian rule. Dependent on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lack of a stable social base, an increasingly consolidated “party of power” and the resulted less competitive party system will not contribute to Russia’s democratization.

Keywords: Russia; party system; democratization; United Russia.

＊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