ځΔִ۞३ᚱξಞ
A Study on the Beijing Book Markets in Ming Dynasty
เ ະ
Ching-Cheng Huang
Īၡࢋ Abstractī
明代北京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其書市之大，他處無一可比。尤其明 初統治者對圖書事業的重視，以及明代中葉以後城市經濟空前發達，為圖書從業者創造了有 利的發展條件。此外，明代刻書事業的發達，讓當時重要的書坊集中地北京，很自然地形成 了圖書市場，加上來自全國各地的文人士子等重要的書籍消費者匯聚於此，更吸引了大量的 圖書從業者紛紛前來，結行成市。另一方面，私家藏書活動的興盛亦有助於圖書市場的發展， 尤其是中葉以後，國家經濟極度繁榮，社會風氣產生變化，尋常百姓們大多渴望閱讀書籍， 對圖書的需求大幅提升。這些條件，都無形地造就了廣大的圖書商機與消費者群體，讓明代 北京的書籍市場順應歷史潮流，得以開展壯大。Beijing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a 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transportation center, and the book market there was beyond comparison in scale. The ruler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especially attaches the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book cause, and the unprecedentedly prosperous economy of the cities after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also creat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ook practitioners. In addition, the prosperity of book carving industry in Ming Dynasty had made Beijin, where many important bookstores were concentrated at the time, form a book market naturally. Since many important, highly-educated book consumer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gathered there, a large number of book companies were attracted to form a large-scale industry. On the other hand, the thriving private book collection activity was also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MA Student,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E-mail: kaneee2001@gmail.com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ok market. After mid-Ming Dynasty, in particular, the domestic economy extremely flourished so that the social atmosphere had changed and resulted in the great desire of book reading among regular people, which raised the demand for books. All of these conditions had invisibly created vast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consumer groups, which enabled the book market of Ming Dynasty in Beijin to be well-adjusted to the trend and thrive.
關鍵詞 Keyword
明代 北京 書籍市場 藏書
ಥă݈֏
中國古代書籍市場的發展源遠流長，早在兩千年前的西漢時期，便出現了以販書為業 的書肆。西漢著名的文學家揚雄（西元前 53-18）在《法言‧吾子》中曾說：「好書，而不 要諸仲尼，書肆也」（揚雄，1983，卷 2，頁 7 上）。這裡的書肆指的就是販賣典籍圖書的 商人，也是現存古籍文獻中最早提到「書肆」的記載。東漢京城則有洛陽書肆，《後漢書‧ 王充傳》載：王充（西元 27-97）「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范曄，1997， 頁 1629）。之後在歷代的古籍文獻中，都有關於「書肆」的記載。隨著古代雕版印刷的發 展與廣泛使用，使得古代圖書的傳播、流通更為發達，並且開始出現規模性的圖書貿易活 動，一直到了明代，由於各方面條件成熟，促就了圖書買賣活動的興盛，使得圖書市場的 發展開始進入最為繁榮的時期（胡文華，2003）。 明代北京圖書事業的興盛，與國家的政策、圖書市場的需求和生產技術有著密切的關 連，縱觀古代圖書事業的發展，凡是統治者重視圖書事業，圖書的流通市場就很發達。首 先，明太祖洪武元年（西元 1368）八月：「詔除書籍稅」（龍文杉，1956，卷 26，頁 418）。 免除書籍的賦稅，對刻書事業影響甚大，刻書業因此快速的繁盛起來，內府、中央各官署、 藩王、地方政府、各種教育機構、私人、書坊等，很多都有從事刻書事業，刻書地域空前 的發達。由於政府最高統治者的重視，加上對圖書事業發展的各種政策，對圖書事業無疑 具有極大的剌激。此外，城市的發展，經濟的蓬勃，教育與文化水準的高度提升，手工業 的繁興，以及四通八達的交通網路，對於推動北京圖書事業，營造出絕佳的時空環境（陳 冠至，2014）。 北京自明朝永樂 19 年（西元 1421）定為首都以後，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 心，同時也是各省士子參加會試、殿試的地方。就圖書市場而言，明代北京的圖書市場馳 名全國，為士人收購書籍的重鎮。明末浙江藏書家胡應麟（西元 1551-1602）便曾說道：「今 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閶闔也、臨安也」（胡應麟，1988，卷 4，頁 55）。燕市即指北京的書籍市場，其刻書與圖書流通業的發達，成為當地藏書事業得以繁 榮的必要條件之一。明代北京的刻書事業雖不若江南興盛，然官商雲集、人文薈萃，讓書 籍市場顯得十分活絡。因此，以賣書為業的坊肆遍佈全國，書商們的足跡在城鄉之間隨處 可見。除了明初政府的重視外，經濟的發展、文化學術活動的鼎盛之外，刻書業的普及也 使得京師地區喜好藏書的士人們，在書籍的取得上變得更加容易、便捷，多能飽其所欲。 凡此種種，都對明代北京地區圖書事業的發展，起著推波助瀾的重要歷史作用（徐凌志， 2004）。෮ăځΔִݱξϹ఼ᄃથݡགྷᑻ۞൴྿
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元明清三朝迄民國前期全國的首都。因 其首都的地位和優越的交通條件，北京城曾發展為全國最大的消費城市和商業中心，其市 場也經歷了一系列的發展和演變，才形成了今日北京城市場分佈的基本局面（高松凡， 1989）。明代自立國以後，重農務本，修養生息，經濟持續的發展，百姓得以安居樂業（徐 凌志，2004）。尤其在中後期，社會生產獲得充份的發展，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超過了 以往任何時期，全國出現許多工商業繁榮的城市。作為明帝國都城的北京，更是盛況空前。 弘治、嘉靖年間，由於城外人口爆增，而於嘉靖 32 年（西元 1553）在明初所建內城 之南再築外城（外羅城），進而奠定了北京城「凸」字形的面貌，也使得北京城有了內城 和外城之分。到了明代中期，依靠京杭大運河和發達的水陸交通，以及全國各地市場繁盛 的基礎上，北京城再度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消費市場和商業中心（廖振旺，2006）。誠如 萬曆年間張瀚（西元 1510-1593）所云： 京師負重山，面平陸，地饒黍穀驢馬果蓏之利，然而四方財貨駢集於五都之市。彼其車 載肩負，列肆貿易者，匪僅田畝之獲；布帛之需，其器具充棟與珍玩盈箱，貴極崑玉、 瓊珠、滇金、越翠。凡山海寶藏，非中國所有，而遠方異域之人，不避間關險阻，而鱗 次輻輳，以故畜聚為天下饒。（張瀚，1999，卷 4，頁 81） 北京經濟繁榮，城內百貨雲集，非常熱鬧。明人葉權在《賢博編》曾經描述道：「京 師大明門御道兩旁，商販雲集，百貨羅列」（葉權，1959，頁 33-34）。時人劉侗（西元 1593-1637）也說：「朝前市者，大明門之左右，曰：『日市』，古居賈是也」（劉侗，1983， 卷 4，頁 161）。因此，可以了解這裡每天都有固定的市集。此外，大明門外，橫亙著一條 縱橫如棋盤的街坊，名曰：「棋盤街」，也稱為「棋盤天街」。《長安客話》載云： 大明門前「棋盤天街」，乃向離之象也，府部對列街之左右。天下士民工賈各以牒至， 雲集於斯，肩摩轂擊，竟日喧囂，此亦見國門豐豫之景。（蔣一葵，1994，卷 1，頁 11） 《宸垣識略》亦記曰：「『棋盤街』在正陽門內大清門之前，周繞以石闌，四周列肆長 廊，百貨雲集，又名『千步廊』」（吳長元，1983，卷 5，頁 80）。由此可見，當時的棋盤 街類似今日繁華的市場，商賈雲集，呈現熱鬧非凡的景象，可說是明代北京最繁華的商業 中心之一。在現存明人所繪之《皇都積勝圖》中，大明門前的朝前市，房屋櫛比，街巷縱 橫，作坊、酒樓、茶肆、店鋪、攤子點綴其間；棋盤街處處高張布棚，縱橫夾道，充滿著 各式各樣的生意買賣。萬曆進士董應舉（西元 1557-1639）之名作〈皇都賦〉，就源於他觀 賞了《皇都積勝圖》有感而發，裡面提到：列肆霧織，蹂轂摩肩。沓沓璘璘，橫貫層駨。則有游士飄纓，任俠說劍。擊筑快心，市 駿流羨。月滿青樓，仙游奇甸。角剌僧廬，浮屠隱見。五方輳集，萬貨波薦。炫目薰心， 貞夫志變。（陳元龍，1987，卷 35，頁 7 下） 此賦生動地描繪出成排成列的坊肆，各行旗幟迎風招展，車水馬龍，人群往來摩頂放 踵，是各項買賣的集散地，來自四面八方的貨物如波潮般地湧入，繁華鼎盛，真實的反映 了明代北京市場的盛景（翁燕珍，2010）。以商品與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書籍市場興盛是 有其必要的，因為商人以利潤為依歸，而在供需模式下，市場的分布與其販賣商品種類， 必須取決於某地的商業成長狀況，以及某地居民的消費形態及消費能力，書籍市場亦然（廖 振旺，2006）。所以，明代北京區域經濟的高度發達，正好為圖書事業創造了豐厚的物質 條件。
ણăځΔִג३ְຽ۞Ꮈ
從文化教育方面的發展來看，永樂元年（西元 1403），成祖先以原北平府學為北京國 子監；遷都北京後，實行「兩京制」，南京雖成了陪都，原政府部門的規制卻依舊存在， 國子監被稱為「南京國子監」，至於北京國子監才是真正的首都國子監（任繼愈，2001）。 此外，洪武初即規定各級地方政府都必須在轄下設立府學、州學、縣學等各級儒學，以培 養朝廷所需的官僚人才，整個教育體制就在明初皇帝的積極推動下，有了很大的發展。同 時，明朝又沿襲了唐、宋以來的科舉制度，開科取士，以《四書》、《五經》為考試的主要 內容。為因應科舉考試的需要，朝廷還組織專人編纂了《四書大全》、《五經大全》，作為 標準教材，規定：「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官」（張廷玉，1988，卷 70， 頁 3 下）。意即只有通過科舉考試，才是入仕當官的正式途徑，如此一來，當時每位讀書 人莫不重視科舉考試，發憤苦讀，使得明代社會散發出濃厚的讀書風氣。尤其北京為明代 科舉舉辦會試與殿試的重地，又是全國最高學府國子監的所在，天下菁英士人畢集於此， 讀書、問學與藏書活動的文化氛圍顯得十分濃烈。吳宣德（2009）研究指出，明代北直隷 的進士人數達 2,419 人之眾，高居明代直省進士分布的第四名，其中順天府就佔了 524 人， 佔著全國非常高的比例。必須注意的是，一地區科舉活動的盛衰和進士人數的多寡，往往 被視為該地文風與教育水準高低的一個基本而客觀的衡量指標。 由於明代政府對教育文化的重視，使得社會對書籍的需求大增，為圖書事業的發展， 提供積極的推動作用。為充實皇家藏書和政治上的需要，太祖大力提倡刻書，鼓勵出版事 業，以增加天下圖籍的數量。他除了免除書籍的賦稅，又下詔刊印四方遺書，這一類政策， 對往後的刻書事業發展影響甚大，促使刻書業快速繁興，自然也刺激了全國圖書事業的推廣。除了宋、元以來以刻書業發達而聞名天下的浙江杭州、福建建陽等地，入明以後依舊 興盛外，南京、北京、蘇州、湖州、徽州等一批新興的刻書中心，也開始逐漸地興起。胡 應麟指出：「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巨帙類書，咸會萃焉。海內商賈所資，二 方十七，閩中十三，燕越弗興也」（胡應麟，1988，卷 5，頁 55-56），即是當時的寫照。 明代刻書主要分為官刻、私刻兩大系統，而私刻又由家刻、坊刻兩部分組成。其中經 廠和南、北國子監，就是明代政府刻書的三大部門。國子監於永樂帝遷都北京後有南北之 分，一在應天府（南京國子監，簡稱南監），一在順天府（北京國子監，簡稱北監）。南監 的刻書內容，一是修補缺損書板，以歷代正史和典制為主；二是自刻御製文書和經、史、 子、集諸書。北監的刻書事業，自成祖遷都後始興，主要依據南監的書板重刻了一些書籍。 清末藏書家葉德輝（西元 1864-1927）指出： 明時官刻書，推南北京監本為最盛。南監多存宋監、元路學舊板；其無正德以後修補者， 品不亞于宋、元。觀《南雍經籍志》所載四部板片，真三朝文獻之所繫矣。北監多據南 監本重刻，《十三經》、《二十一史》之外，罕見他書。據其時周弘祖《古今書刻》所 錄北國子監書僅四十一種，而經史並不著錄。（葉德輝，1999，卷 5，頁 97） 可知北監刻書多據南監本重刻，如《十三經注疏》和《二十一史》等有 40 餘種。在 京各府、署、部、院等衙門，亦皆纂刻了許多書籍，考諸現存書目的紀錄，包括：禮部、 兵部、工部、都察院、欽天監、太醫院、隆福寺、行人司、南京提學察院、詹事府、秘書 監、南京禮部、吏部及太常寺等衙門（肖東發，2009）。 此外，隨著明代私人著述的大幅增加，因而擴大了藏書家們的收藏範圍，也更加容易 獲取所需的圖書。同時，透過文化教育的發展，又引起了社會對圖書、典籍的重視，讓更 多的人熱衷藏書，從而擴大了藏書家的隊伍。這些現象，對當時的圖書事業帶來了極大的 刺激，導致明代上上下下都以藏書為貴、刻書為榮，賣書的坊肆也因而遍布全國（徐凌志， 2004）。隨著文化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明代刻書業日益的繁盛，刻書地區十分廣闊，胡 應麟曾經說明這個現象： 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甚希。燕、粵、秦、楚今皆有 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 吳為最；其直輕，閩為最，越皆次之。（胡應麟，1988，卷 4，頁 55） 依胡氏所云，明代刻書業遍布全國各地，東起浙閩，西至秦楚，南至閩粵，北至燕地， 刻書之盛，十分可觀（李瑞良，2000）。尤其明代刻書沒有太多政令限制，加上工價低廉， 故家刻、坊刻都非常盛行，當時南京、北京、蘇州、建陽、徽州、湖州、杭州等地，皆是 刻書風氣較盛的區域，當然也是家刻、坊刻的集中地。明代北京家刻中最著名的是明中葉
時期的武定侯郭勛，他刻書活動的時期是正德年間。郭勛是開國功臣郭英的後裔，財力跟 權勢都很大。他刻的書質量上乘，世稱「武定版」。所刻的書有：《元次山文集》、《白樂天 文集》、《白香山詩集》、《詩韻釋義》、《三國志通俗演義》、《忠義水滸傳》等。因刻書較多， 還自編一本所刻書的目錄《書莊記》（繆咏禾，2000）。 至於明代北京的書坊刻書，可考者約有七、八家，如北京永順書堂（永順堂）、金臺 魯氏、國子監前趙舖、正陽門內大街東下小石橋第一巷內金臺岳家、京都壽堂（刑部街部 陳氏）、北京宣武門里鐵匠胡同葉鋪、正陽門內西第一巡警更舖對門汪諒金臺書舖和隆福 寺等（陳昭珍，1984）。其中，「永順堂」（註 1）於 1967 年上海嘉定縣城東公社平整土地 時，才在明代古墓中發現了成化 7 年（西元 1471）至 14 年（西元 1478）用竹紙刊印了 11 種的說唱詞話，和一種南戲《白兔記》，當中記載了「永順堂」（張秀民，1979）。至於 金臺魯氏，成化間曾經刊印了《四季五更駐雲飛》、《題西廂記詠十二月賽駐雲飛》、《太平 時賽賽駐雲飛》與《新編寡婦烈女詩曲》等四種曲本，都是薄薄的冊子，頗能藉以了解當 時流行的俗曲冊子的真面目（鄭振鐸，1954）。而「國子監前趙鋪，弘治丁巳十年（西元 1497）刻《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前集》十卷、《須溪精選後集》八卷、《別集》一卷。」還 有「正陽門內巡警鋪對門金臺書鋪。嘉靖元年（西元 1522）翻刻元張伯顏《文選》六十 卷」（葉德輝，1999，卷 5，頁 117）。金臺書鋪主人名叫汪諒，所刻《文選》的題識云道： 「金臺書舖汪諒，見居正陽門內西第一巡警更舖對面，今將所刻古書目錄列於左，及家藏 今古書籍。不能悉載，願市者覽焉。」開列自家的地址和書肆販售的書目，可以說是最早 出現的圖書商業廣告。隆福寺為東城第一大廟，與西城的白塔寺、護國寺等京華名剎，都 是人潮嚷往，攤肆林立，且均有廟會（張秀民，1979）。護國寺、白塔寺主要是以經營日 用小百貨和衣著用品的攤位居多；而隆福寺則以飾物、古玩、舊籍等著名（北京市東城區 園林局，2002）。 總之，由於政策的鼓勵，以及經濟的復甦與快速成長，加上社會穩定、交通便利、文 化教育事業鼎盛等諸多條件的成熟，使得明代產生許多知名全國的書籍市場，販售著來自 各地的圖書，為藏書家提供了便利的購書管道（陳冠至，2014）。明代北京的刻書業雖不 若江南興盛，然因官商雲集、人文薈萃，書籍市場亦顯得十分活絡。正如胡應麟所言：北 京自明朝永樂 19 年定為首都後，便成為全國的政治與文化中心，同時也是全國各地士子 參加會試、殿試的唯一場所，全國科舉精英匯集於此。加上當地達官貴人比比皆是，士商 名流紛紜眾多，當中也不乏喜歡收藏圖書者。由於這些人對於圖書的需求量很大，所以明 代北京的書肆極為發達。再者，著述家在此風雲際會，並透過本地刻書事業的活泛，更促 使了書籍的大量產生。書源既然充足，便吸引了各地的書賈前來販賣圖書，終於形成了大 規模的書市中心（傅璇琮、謝灼華，2001）。
དྷăځΔִ३ᚱξಞ۞ᓄၷপҒ
北京書肆興起於遼代，最初是由於佛教的傳播所推動的。當時，北京的佛教極為發達， 許多高僧在朝廷和貴族的支持下，有組織的進行各種藏經的整理、刻印及發行的活動，大 大的推動了北京雕版印刷業和書肆的發展，直到明代，北京的書肆進入了發展的新階段， 包括書籍的種類、活動方法與經營方式都有了新的轉變（馬建農，1988）。尤其北京作為 主要的皇家都城，吸引了來自全國的主要書商，使得藏書家們想要看到大量或珍稀的圖 書，皆不得不造訪北京。明中葉松江藏書家陸深（西元 1477-1544）就曾說：「余家學時喜 收書，然覼覼屑屑不能舉群有也。壯遊兩都，多見載籍，然限於力不能舉群聚也。間有殘 本不售者，往往廉取之，故余之書多斷闕」（陸深，1986，卷 28，頁 5 上）。明代松江文 學家陳繼儒（西元 1558-1639）也曾描述山西降州的藏書家韓霖云： 孝廉韓雨公（韓霖）自絳州來訪余，長七尺，議論英偉。雨公好遊，復好書，其遊也， 亦以訪書。韓之先京兆、司空，多秘籍，鴻臚景伯繼之，合得萬餘卷。雨公悉推與景伯， 而身則重購之四方。每遊都邑及委巷小市中，輒下車徒步，反覆搜詰，必窮其耳目之所 未睹。或見之他所，莫能得，則忽忽悵嘆，為轉展抄錄而後已，其勤于購書如此。因建 三十乘樓藏焉，取張茂先語也。經史子集皆櫝而庋之，而不喜佛道兩藏，直謂橐金而求 之南北都，立辦矣！（陳繼儒，明崇禎間華亭陳氏家刊本，卷 23，頁 23 下） 除了知道韓霖喜愛於京師購書外，也可了解到明代南、北兩京是全國佛道圖書的銷售 中心。 由於往來的文人名士極多，帶動了圖書的銷售與流通的榮景，刻書家們刊刻大量的圖 書典籍，除部分用作藏書外，大部份也是為了進行交流和銷售。透過縝密發達的水陸交通， 以及繁華鼎盛的市場通路，各地經濟往來日益頻繁，遂使販書業迅速的興旺起來（張民服， 1993）。由於其特有的政治地位，北京作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其書市 榮景，可謂一時鼎沸，天下書商，莫不奔走匯集此處，求書者亦如過江之鯽，塞滿都門。 一般說來，明代全國的圖書市場主要分佈於北京地區和東南吳越一帶，遍及福建、湖 廣、雲南、貴州、四川、陝西、山西、河南各地。而南、北二京，是明代圖書市場當中最 為發達的兩個地方。胡應麟說： 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閶闔也、臨安也。…海內舟車輻輳，筐篚 走趨，巨賈所携，故家之蓄，錯出其間，故特盛於他處。…楚、蜀、交、廣，便道所攜， 間得新異；關、洛、燕、秦，仕宦橐裝所挾，往往寄鬻市中，省試之歲，甚可觀也。（胡 應麟，1988，卷 4，頁 55）明代北京地區刻書雖然不如南方，但因是全國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交通十分便利。 透過商賈，大批書籍由各地運送至此，為本地藏書家在圖書徵集上，提供主要的來源。圖 書市場，形式靈活，既有固定書鋪，又有流動書攤。王鍾翰指出：「有明一代，京師鬻書， 在舊刑部街之城隍廟、棋盤街、燈市三處：刻書則在宣武門內之鐵匠營與西河沿兩處」（葉 德輝，1972，頁 39）。胡應麟亦嘗謂： 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宸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 於場前，每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每朔望并下澣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極東， 城隍廟極西，皆日中貿易所也。燈市歲三日，城隍廟月三日，至期百貨萃焉，書其一也。 （胡應麟，1988，卷 4，頁 56） 依胡氏所稱，明代北京書肆的地點多在大明門之右，禮部門外，及拱辰門之西，這一 帶也是明代北京重要的商業區，每當會試期間，全國舉子聚集京城，成為書賈大量銷售圖 書的極好機會，於是紛紛將書肆開列於考場之前，或是設立流動書攤。流動書攤是介於商 店零售和上門零售之間的。當商店零售者在為商店選址時往往已經充分考慮到如何盡可能 往較多的消費者建立起直接聯繫，商店選址確定後，要遷移就很麻煩，但在古代城市中， 隨著時令、節序的不同，人群聚集地往往也會跟著發生變遷。因此，為了追隨這些移動的 人群，書肆很自然就想到一個辦法，即流動售書。明代北京的書肆是這樣流動的：「凡徙， 非徙其肆也。輦肆中所有，稅地張幕列架，而書置焉，若綦繡錯也。日昃，複輦歸肆中」 （胡應麟，1988，卷 4，頁 56）。即他們用車裝載肆中的圖書，在某地交稅租地，支架賣 圖書，正如今天的沿街臨時設地攤書舖，他們白天賣書，夜晚則收攤回店，且只有在會試 考場前，書賈租用附近居民房屋，設肆賣書，但時間也只有一個月，等考試結束後，他們 就會回歸店中（胡文華、陳恒芬，2004）。明代的流動售書和我們今天在一些旅遊景點看 見的流動售貨車不太一樣。古代的流動售書過程中，車子只是充當了運載工具，圖書商品 的陳列還是得租一塊場地專門用書架擺放（李鹏，2014）。 此外，京師的書肆還有一種習俗，即每年二月花朝（註 2）後三天，書市多移至燈市； 每月初一、十五及二十五這三天，則在城隍廟設攤賣書。清人于敏中（西元 1714-1779） 《日下舊聞考》記載著： 正月十日至十六日結燈者，各持所有，貨於東安門外，名曰：「燈市」。價有至千金者， 商賈輳集，技藝畢陳，冠蓋相屬，男婦交錯。市樓賃價騰湧。十四日夜試燈，十五正燈， 十六日罷燈。（于敏中，1983，卷 147，頁 2348） 又載：
燈市在東華門王府街東，崇文街西，亙二里許，南北兩廛，凡珠玉寳器以逮日用微物， 無不悉具。衢中列市棋置，數行相對，俱髙樓。樓設氍毺簾幕，為宴飲地。一樓每日賃 直至有數百緡者。夜則燃燈於上，望如星衢。市自正月初八日起，至十八日始罷。（于 敏中，1983，卷 45，頁 707-708） 每當燈市開始時，夜晚燈火通明，市民紛紛湧入此地。燈市的商品五花八門，書籍亦 是其中之一，許多書坊和書商都會趁這個銷售圖書的好時機在這裡擺攤。而燈市從正月初 八開始，十五日時進入高潮，一直到十八日結束。各種商品貿易非常熱絡，許多京城的文 人名士，多有逛燈市購書的習慣。明末福建長樂藏書家謝肇淛（西元 1567-1624）曾云：「余 在燕都，四度燈市，日日游戲，欲覓一古書、古畫竟不可得，真所謂入寶山而空手卻回， 良以自笑也」（謝肇淛，2001，卷 3，頁 61）。 廟會（或稱廟市）亦是明代北京重要的集市之一。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廟 會是「舊時設在寺廟裡邊或附近的集市，在節日或固定的日子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語 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1978）。由於北京是一個古老的城市，所以廟會這種特殊的商業活 動形式，在北京就特別多。從地區上來分，可分為市區或郊區的；從性質上來分，也可以 分為定期的商業集市和以燒香供佛為主的廟會集市（北京市東城區園林局，2002）。而其 中又以北京的城隍廟為最早，也是最熱鬧的廟會之一，《宸垣識略》收錄明末清初北京廟 市的記載云： 廟市者，以市於城西之都城隍廟而名也，西自廟，東至刑部街止，亘三里許，其市肆大 略與燈市同。第每月以初一、十五、二十五開市，較多燈市一日耳。（吳長元，1983， 卷 7，頁 138） 城隍廟廟會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開市。其熱鬧程度和燈市相當。《日下舊聞考》 也載： 城隍廟市，月朔、望，念五日，東弼教坊，西逮廟墀廡，列肆三里。圖籍之曰古今，彝 鼎之曰商周，匜鏡之曰秦漢，書畫之曰唐宋，珠寶象玉珍錯綾緞之曰滇粵閩楚吳越者， 集市族族，行而觀者六，貿遷者三，謁乎廟者一。（于敏中，1983，卷 50，頁 796） 這裡詳細的記載了廟會出售鐘鼎、書畫、珠寶、玉器、錦緞、文玩等商品的熱鬧景象。 《萬曆野獲編》也載：「城隍廟開市在貫城以西，每月亦三日，陳設甚夥，人生日用所需， 精粗畢備」（沈德符，2012，卷 24，頁 514）。每到開市之日便商販雲集，不僅販售一般的 日常用品，還匯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名產，書籍就是其中之一，胡應麟說：「城隍廟月三 日，至期百貨萃焉，書其一也」（胡應麟，1988，卷 4，頁 56）。許多愛書的的文人名士， 都會到城隍廟市蒐購圖書。
誠如前文所述，北京既為全國知名的書籍市場，前往購求圖書之人，自然多如過江之 鯽。顧客來自全國各地，往往皆能在此各飽所欲，滿足自己的典籍嗜癖。譬如明代藏書家 葉盛（西元 1420-1474）就曾在京師購買各式書籍，嘗謂： 往年在京師購求《五經正文》、《四書》、《小學》、《十九史略》、《楚辭》、《三 子風雅翼》、《李杜韓柳集》、《性理群書》、《唐音篇韻》等數書，少者集為一冊， 多不過二冊，蓋將以為行篋之需，便收拾也。（葉盛，1997，卷 7，頁 20 下-21 下） 明代蘇州府常熟縣藏書家孫樓（西元 1515-1584）也自稱嗜愛文籍，經常到南、北兩 京旅遊兼逛書肆，曾說： 余髫不喜美雅，嗜文籍，暨長而嗜益甚，似有癖者。乃屈于貲，不克致重購者，致之尤 難。…宜間米家船來，余先眾以往，摧蓬恣搜，賈亦苦之。或赴試，薄遊兩都，日遨列 肆間，一覩所未覩，輒大叫，喜不自禁。若一旦獲拱璧，恨相遇之晚，與之直或倍其索 弗恡，寧縮衣食費以佐之，期必獲乃已。（孫樓，1997，卷 1，頁 14 下） 可見他愛書成癡，只要在逛書肆的途中，遇到自己沒看過的稀有書籍，就會非常開心 的大叫，寧願縮衣節食也要將書買下來，孫樓可謂明代愛書者的典型之一。明末京官李清 （西元 1602-1683）在其大作《三垣筆記》當中，也自述一段在北京書肆買書的軼事，曰： 予過長安書肆，見《皇明泳化編》一部，命買歸，書客故高其價，予曰：「緩之。」及 旋騎再訪，則云賣去，問之，乃鞏駙馬永固也。因心識之，曰：「帝婿皆豪華自喜，渠 知讀書耶?」。（李清，1982，頁 231） 李清於崇禎年間先後任職北京吏、刑、工部等給事中，由以上故事可以瞭解到當時北 京書市的許多真實面向。首先，明末政局黑暗，世道紛攘，流寇與滿清嚴重地威脅著京師 的安全。然而，北京書市似乎沒有受到明末亂世的影響，市場上生意照常營運，顧客亦頻 頻光臨選購。其二，官員們似乎仍然喜歡買書，且極可能是市場的常客，例如李清便是其 一；甚至連當時世人普遍認為不尚問學的皇親國戚如駙馬等，竟也癖嗜購書，可以略窺明 末北京藏書風氣的繁盛與書籍市場的榮景之一隅。其三，市面上書籍的流通速度很快，欲 購者必須從速，更加證實當時北京文化市場上商品貿易之發達。其四，書肆主人賣書往往 因人或因書而異，所以書籍的價格並不固定。 另一方面，當時北京的書籍也深受外國使者所愛。明末清初山東藏書家王士禎（西元 1634-1711）曾說：「近朝鮮入貢使臣至京，亦多購宋、元文集，往往不惜重價，祕本漸出， 亦風會使然」（王士禎，1994，卷 16，頁 387）。當他們入貢到京師時，也會逛逛書肆，購 買奇書異典，只要是稀有珍貴的秘本，這些外使們都會不惜重價地購買回國。由此可見，
明朝北京的書肆是海內外各地書籍愛好者購書的主要市場。明末山陰藏書家祁承㸁（西元 1562-1628）曾經說道： 丁酉冬夕，小奴不戒于火，先世所遺及半生所購，無片楮存者，因歎造物善幻，故欲鍛 鍊人性情乃爾！遂北入成均燕市（註 3），雖經籍淵藪，然行囊蕭索，力不能及此，每 向市門倚櫝看書。（祁承 ，1964，頁 2 上） 由以上可知，北京國子監不但是中央政府的重要刻書場所，其前方大街也是重要的書 市，與朝前市、燈市和廟市等處，都是明代北京重要的文化商業、書籍市集之所在。《春 明夢餘錄》也有一段描述明代北京的集市云： 宫闕之制，前朝後市。市在元武門外，每月逢四則開市，聽商賈易，謂之内市。燈市自 正月初旬起，至月半止，嵗惟一舉。每月逢朔望及二十五，則城隍廟市，每月逢三則土 地廟市，謂之外市，然外市係士夫庶民之所用，若竒珍異寳進入尚方者，咸於内市萃之。 （孫承澤，1983，卷 6，頁 74 上） 就棋盤街朝前市而論，其為明代北京城最重要商業區，終日市集林立，熱鬧非凡，而 皇族、官宦士大夫等城內主要的書籍消費者，亦多居於此處。這些因素使得朝前市商業區， 成為明代北京城最主要的書籍市場。此外，燈市或廟市中，書籍市場的出現與成形，亦在 於其熱絡的商機吸引了大量的書籍消費者畢集於此，最終得以成行成市。除以上所舉外， 還有貢院前的流動書攤，取決於會試時期來自全國各地的舉子等書籍消費者的高度聚集， 與城市商業的發展關係較淺（廖振旺，2006），書商「惟會試則稅民舍於場前。月餘，試 畢賈歸，地可羅雀」（胡應麟，1988，卷 4，頁 56）。
Ёăඕኢ
明代北京因其特有的政治地位，作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其書市之 大，雄冠江北各地，無一可比。尤其明初統治者對圖書事業的重視，中葉以後農業、手工 業和商業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準，城市經濟空前發達，為書籍市場的開展，創造出許多 更加有利的條件，促使專門從事圖書買賣的書商群體，日益壯大。 此外，刻書事業的興旺發達，也增添了圖書市場的生機與活力。在中國出版史上，明 代的刻書事業是以往無可比擬的，尤其北京，更為當時全國重要的書坊集中地，刻書內容 十分豐富，品項繁多，除了當時為了適應科舉考試需要的《四書》、《五經》外，也供應滿 足普通大眾的生活與知識崇尚等讀物，不但有醫書和日常用書，還有狀元論策、童蒙讀物 和八股時文等，亦包括小說、戲曲、雜劇等書籍。這些圖書迎合了朝野的興趣和愛好，便於快速銷售，以致刻書發達的地區，很自然的就形成了圖書市場（胡文華、陳恒芬，2004）。 私家藏書活動的熱絡也對圖書市場的發展大有助益，在喜好藏書的明代文士引導之 下，創造出相當優質而雅俗共賞的藏書生活文化。綜觀明代文人的生活，可說是多采多姿 的，北京自然也不例外，其藏書活動和當時文人的生活，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文人大 多喜好藏書，以故藏書家輩出，代有其人（陳冠至，2014）。他們的生活崇尚既多又奇， 喜好以能喚引美感及興趣的事物與心態，來裝點悠閒無擾的日常起居生活（毛文芳， 2000）。另一方面，各階層民眾對圖書的需求也日益高漲，特別在明朝中後期，伴隨著經 濟的高度發展，社會風氣產生了許多變化，人們的思想觀念受到某種程度的衝擊，當他們 在物質生活得到滿足後，便會開始去尋求精神上的慰藉與寄託。於是，反映社會上各階層 思想觀念的小說、戲曲等市民文學和工藝美術品，便因此大量出現，尤其是以市井小民為 主要讀者的明代俗文學的發展，更是刺激了尋常百姓養成閱讀風氣，使得市場上對圖書的 需求量大幅上升，這無形地造就了廣泛的圖書消費者群體，使得明代的圖書市場也順應了 這股潮流，不斷地成長壯大（胡文華、陳恒芬，2004）。 總之，圖書事業與經濟的發展狀況具有密切的關連性，而刻書業與圖書流通業的發 展，更是圖書事業得以繁榮的必要條件之一；同時，明代私人藏書風氣的發達與否，也與 刻書、販書活動密不可分。由於明代北京的刻書業相當繁盛，又為全國政治中心，科舉考 試的最高考場，加上區域市場的經濟活絡，以及人文薈萃，作家雲集等因素的交互影響， 使得文物市場上圖書充斥，滿目琳瑯，配合四通八達的圖書流通業，文人學士們在此得書 更顯容易與便捷，而普天之下的圖書愛好者，亦莫不群集至此蒐羅訪購，飽其所欲而去。 凡此種種，都是明代北京圖書銷售事業發達的真實像貌，在中國古代的藏書歷史上，綻放 著耀眼的光芒。 （收稿日期：2015 年 6 月 5 日）
註釋
註 1：考據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永順堂刊本大約有 14 本，內容包括：《新刊全相鶯哥 孝義傳》、《新刊全相唐薛仁貴跨海征遼故事》、《新編說唱包龍圖公案斷歪烏盆傳》…… 等。上網日期：2015 年 11 月 7 日。網址： 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List?whereString=ICLmsLjpoIbloILliIrmnKwiIA2&source WhereString=ICYgQHNvdXJjZV9zb3VyY2UgICLlnIvlrrblnJbmm7jppKgg5Lit5paH5Y-k57GN6I Gv5ZCI55uu6YyEIg2&SourceID=2。 註 2：明時以農歷二月十二或二月十五日為百花生日，稱花朝。見申士垚、傅美琳主編（1991）。 《中國風俗大辭典》。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頁 223。註 3：成均燕市，指北京國子監外的書市。
ણ҂͛ᚥ!
（漢）揚雄（1983）。揚子法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宋）范曄（1997）。後漢書。臺北市：洪氏出版社。 （明）李清（1982）。三垣筆記（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市：中華書局。 （明）沈德符（2012）。萬曆野獲編（歷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祁承㸁（1964）。澹生堂藏書約（知不足齋叢書）。臺北市：興中書局。 （明）胡應麟（1988）。少室山房筆叢。北京市：中華書局。 （明）孫樓（1997）。刻孫百川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市：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明）張瀚（1999）。松窗夢語（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市：中華書局。 （明）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明崇禎間華亭陳氏家刊本）。 （明）陸深（1986）。儼山外集。臺北市：臺北商務印書館。 （明）葉盛（1997）。菉竹堂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市：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明）葉權（1959）。賢博編（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市：中華書局。 （明）劉侗（1983）。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叢書）。北京市：北京古籍出版社。 （明）蔣一葵（1994）。長安客話（北京古籍叢書）。北京市：北京古籍出版社。 （明）謝肇淛（2001）。五雜俎。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 （清）于敏中（1983）。日下舊聞考（北京古籍叢書）。北京市：北京古籍出版社。 （清）王士禎（1994）。池北偶談（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市：中華書局。 （清）吳長元（1983）。宸垣識略（北京古籍叢書）。北京市：北京古籍出版社。 （清）孫承澤（1983）。春明夢餘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清）張廷玉（1988）。明史（百衲本二十四史）。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清）陳元龍（1987）。歷代賦彙。上海市：江蘇古籍出版社。 （清）葉德輝（1972）。書林掌故。九龍市：中山圖書公司。 （清）葉德輝（1999）。書林清話。湖南市：岳麓書社。 （清）龍文彬（1956）。明會要。北京市：中華書局。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1978）。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毛文芳（2000）。晚明閒賞美學。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 北京市東城區園林局（2002）。北京廟會史料通考。北京市：北京燕山出版社。 申士垚、傅美琳主編（1991）。中國風俗大辭典。北京市：中國和平出版社。 任繼愈（2001）。中國藏書樓。瀋陽市：遼寧人民出版社。 吳宣德（2009）。明代進士的地理分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李瑞良（2000）。中國古代圖書流通史。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鹏（2014）。中國古代的圖書零售。文史天地，3，27-28。肖東發（2009）。中國官府藏書。貴陽市：貴州人民出版社。 胡文華（2003）。明朝書市繁榮的特色。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5-97。 胡文華、陳恒芬（2004）。明朝書市探微。歷史教學問題，4，68-71。 徐凌志（2004）。中國歷代藏書史。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 翁燕珍（2010）。董應舉《皇都賦》與《皇都積勝圖》圖文關係研究兼《皇都積勝圖題跋》考。書畫 藝術學刊，1，253-282。 馬建農（1988）。北京書肆發展史考略。北京社會科學，2，108-116。 高松凡（1989）。歷史上北京城市場變遷及其區位研究。地理學報，44(2)，129-139。 張民服（1993）。明清時期的私人刻書、販書及藏書活動。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 101-102。 張秀民（1979）。明代北京的刻書。文獻，1，298-309。 陳冠至（2014）。明代南京的書籍市場。國家圖書館館刊，103年2期，153-172。 陳昭珍（1984）。明代書坊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臺北市。 傅璇琮、謝灼華主編（2001）。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市：寧波出版社。 廖振旺（2006）。初論乾隆朝北京城書籍市場的分布與貨源－以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為中心的探 討。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6，53-100。 鄭振鐸（1954）。中國俗文學（下冊）。北京市：新華書店。 繆咏禾（2000）。明代出版史稿。南京市：江蘇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