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75-226 頁 2009 年 12 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世變與權衡：張元濟的政治立場析論
劉怡伶
*摘 要
此一專題研究的重點在考探張元濟於維新運動、立憲運動、辛亥革命、國共 之爭等歷史轉折處，所持的政治立場各自為何？其間有無矛盾？進而釐清其歷史 定位。本文從歷史文獻出發，針對張元濟所持的觀點，並對照其實際作為，以分 析張元濟在幾個重要時期對政治的思考與基本態度。 本文探索得知：張元濟自從被革職，遠離官場而致力文教後，儘量避免涉入 現實政治，但不減對國內政局的關心。從維新失敗至辛亥革命成功，張元濟的政 治基調由溫和漸進的改良派轉為革命派，革命成功後，其立場又轉為溫和，至其 晚年，目睹政局動盪造成的民不聊生、貪污舞弊現象，張元濟痛心而屢屢呼籲維 持和平。張元濟的政治立場迭有變化，但其所關切的主軸始終在於民眾的福祉， 從傳統「民本」到現代「民主」，兩者交集的「民」是其恆然的優位考量，這同 時體證了其愛國、人道、民族主義的一面。 關鍵詞：張元濟、維新、革命、共產黨、國民黨 *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專任助理教授。壹、前言
清光緒壬辰進士、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張元濟（1867-1959），字筱齋， 號菊生，原籍浙江海鹽，廣東出生，生值近代中國變動最為劇烈的時期。他曾任 刑部貴州司主事、總理衙門章京，戊戌年間創辦了通藝學堂，後因同情變法而被 革職永不錄用。仕途受挫之後，他進入南洋公學與商務印書館工作，推動文教及 出版事業，是中國近代新式出版業的奠基者。 學界對張元濟的相關研究，在親友回憶以及紀念性文字外，涉論較多是關於 張元濟在古籍校理與文教出版事業的作為，如：葉宋曼瑛《從翰林到出版家⎯⎯ 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1、王紹曾《近代出版家張元濟》2、汪家熔《大變動時代 的建設者⎯⎯張元濟傳》3、吳方《仁智的山水⎯⎯張元濟傳》4、陳建民《智民 之夢⎯⎯張元濟傳》5、柳和城《張元濟傳》6、張榮華《張元濟評傳》7、張人鳳 《智民之師⎯⎯張元濟》8、李西寧《人淡如菊⎯⎯張元濟》9、周武《張元濟⎯⎯ 書卷人生》等10。這些專著以傳記式研究為主，不乏細密的探討，在不同程度上 觸及了張元濟在維新、立憲、辛亥革命以及四、五○年代動盪及兩岸分治階段的 角色，唯對張元濟政治立場方面的探析，仍有未臻詳瞻或失察之處。以葉宋曼瑛 著作為例，作者掌握許多的一手資料，詳細論述了張元濟生平及事業，是八○年 代具啟發的研究，該著雖不專就政治方面而寫，但葉宋曼瑛也說： 王雲五提出了數萬言詳細材料，說明他為甚麼和怎樣選擇了追隨蔣介 石政府的道路，而張元濟卻沒有直接聲明或公開闡述他留在中國的決 定。11 1 葉宋曼瑛著，張人鳳、鄒振環譯，《從翰林到出版家⎯⎯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香港：商務 印書館，1992 年）。 2 王紹曾，《近代出版家張元濟》（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年）。 3 汪家熔，《大變動時代的建設者⎯⎯張元濟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年）。 4 吳方，《仁智的山水⎯⎯張元濟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 年）。另有繁體版，由 臺北業強出版社於 1995 年出版。 5 陳建民，《智民之夢⎯⎯張元濟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 6 柳和城，《張元濟傳》（南京：南京大學，1996 年）。 7 張榮華，《張元濟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 年）。 8 張人鳳，《智民之師⎯⎯張元濟》（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8 年）。 9 李西寧，《人淡如菊⎯⎯張元濟》（香港：中華書局，1999 年）。 10周武，《張元濟⎯⎯書卷人生》（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年）。 11葉宋曼瑛著，張人鳳、鄒振環譯：《從翰林到出版家⎯⎯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頁 7-8。葉著成書於 1983 年，是其英文版的博士論文，距今已逾二十多載，當時受 限文獻，未及徵引新出史料，故針對張元濟留在中國的底蘊，未全面的討論；又， 王紹曾等人對張元濟致蔣介石的歸順書也感興趣，但張信存在之錯認史實問題卻 也未加釐清、甚至受特定的意識侷限，如王紹曾云： 這裡值得大書特書的是：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張先生以浙中父老的 身分給負隅臺、澎、金、馬的蔣介石寫信，勸告他效法五代末「踞有 全浙八都，軍威著於一時」的吳越統治者錢鏐（武肅）（筆者按：應 為錢鏐之孫錢俶，詳本文後述），「默察時勢」歸順宋王朝那樣地投 效祖國，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這是一篇擲地作金石聲的巨文，足以 傳頌千古。12 職是之故，晚年的張元濟究竟如何看待國、共之爭，這方面的考析仍可填補 罅。至於其他零星篇什，則多半側重張元濟某一時期之表現，例如張人鳳〈戊戌 到辛亥期間的張元濟〉13、茅海建〈戊戌變法期間光緒帝召見張元濟〉14、承載 與王恩重〈張元濟和清末立憲運動〉15，其中又以張於戊戌時期之作為討論居多， 然而張元濟一生經歷晚清、民國、臺海兩岸分治的世變，在幾度政權交替之際， 如何自處及回應，就現有的研究成果，中國大陸及海外學界，或因限於當時的史 料不足、政治氛圍，致若干內容及說法有商榷之虞。 臺灣學界對張元濟的瞭解，由於兩岸隔膜的政治因素，故早期對他的生平與 事蹟顯得陌生，1990 年後始出版張元濟與友人往來的書信集與張元濟簡譜，而 以張元濟為題的學位論文、專書及單篇文章則在 1999 年後陸續出現，如吳栢青 《張元濟及其輯印四部叢刊之研究》16、劉怡伶《張元濟思想研究》17、蔡崇安 《張元濟經營商務印書館之研究》18、孫慧敏〈翰林從商⎯⎯張元濟的資源與實 踐（1892-1926）〉等19，吳著屬張氏古籍整理研究、劉著論及張元濟生平志業的 12 王紹曾，《近代出版家張元濟》，頁 18。 13 張人鳳，〈戊戌到辛亥期間的張元濟〉，《史林》，第 2 期（2001 年）。 14 茅海建，〈戊戌變法期間光緒帝召見張元濟〉，《社會科學研究》，第 5 期（2008 年）。 15承載與王恩重：〈張元濟和清末立憲運動〉，《浙江大學學報》，第 12 卷第 4 期（1996 年 12 月）。 16吳栢青，《張元濟及其輯印四部叢刊之研究》（臺北：私立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9 年）。 17劉怡伶，《張元濟思想研究》（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9 年）。 18蔡崇安，《張元濟經營商務印書館之研究》（臺北：私立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9 年）。 19孫慧敏，〈翰林從商⎯⎯張元濟的資源與實踐（1892-1926）〉，《思與言》，第 43 卷第 3 期 （2005 年 9 月）。
多面向、蔡著鎖定張元濟經營商務印書館事業、孫文則論證張元濟成功轉型為出 版業者之過程，其他亦有散見專書之章節者，如：蘇精〈張元濟涉園〉20、劉兆 祐〈以文化報國的張元濟〉等21。這些研究不專就張元濟的政治立場而發，但檢 視相關資料，其實張在經營商務印書館時，雖與現實政治保持相當距離，依舊關 心時局，換言之，系統地考察張元濟在近代中國的政治立場及其思想底蘊，可再 深掘。 本文即從所見相關文獻及新出檔案資料，如張元濟之嫡長孫張人鳳新編《張 元濟全集》書信部分，對於已發現的張元濟晚年數通致中共統戰官員管易文的函 札22，其中僅一函列入全集。檢視這幾封信，有請求中共當局為他延請醫師治眼 疾、認購公債、捐獻私產等內容，這對瞭解張元濟晚年與共產黨的關係是頗重要 的文獻。又，張元濟之孫女張瓏對於祖父在職工大會的受辱情況隻字未提，僅略 言： 祖父是在出席商務印書館的工會大會發言時突發腦血拴中風的，當時 商務人員把他緊急送往中美醫院搶救。23 這受辱背後的原因，實牽涉了晚年張元濟在大環境中的複雜處境，張元濟子 孫對此略而不提或隱而不顯，應有現實顧慮。是故，本文在新出資料以及前人的 研究基礎上，進一步耙梳若干史實，探索張元濟在維新、立憲、革命、國共之爭 的近代重要幾個時期的思考及作為，然不擬進行評議百日維新、立憲運動、辛亥 革命等大論述，而鎖定於張元濟投入其中的若干具體作為、觀點，藉由問題式的 釐清，一則精確解讀張元濟在這幾個重要時期的政治思想與傾向，另則從張元濟 的角度去理解這些政治活動，並與同時代人物諸多對公眾輿論有影響的意見領袖 （opinion leaders），如光緒皇帝、李鴻章、盛宣懷、嚴復、康有為、梁啟超、 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胡適等之意見對辨，也聚焦張元濟政治立場之轉折及 其權衡建言的底蘊，這部分較為過去所忽略，也是張元濟較不為人知的一面。 20 蘇精，〈張元濟涉園〉，《近代藏書三十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 年）。 21劉兆祐，〈以文化報國的張元濟〉，《認識古籍版刻與藏書家》（臺北：臺灣書店，1997 年）。 22 張元濟著，張愛平整理，〈張元濟晚年軼札七通〉，《檔案與史學》，第 5 期（1996 年 10 月）。 23 張瓏，《水流雲在：張元濟孫女的自述》（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出版社，2007 年），頁 43。
貳、從維新到革命
一、期待清室振作的維新之士
維新運動，一般之界定分廣、狹兩義：狹者指光緒 1898 年 6 月下詔國是到 同年 9 月政變為止的「百日維新」；廣者指自 1895 年甲午戰敗後一連串的改革 運動至戊戌政變。張元濟在此役的具體作為與立場，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焦點：（一）上書光緒皇帝的動機
某些研究張元濟的學者認為張元濟上書光緒的動機無法理解，所據的理由 是：在上書之前，張元濟已感覺變法恐生變化卻仍有上書之舉，此令人「難以理 解其動機」、「他的動機實在是個謎」24、「百日維新上奏的動機，……，至今 仍存在著謎團」25。張元濟上書光緒的動機果真是「謎」嗎？仔細審視張元濟呈 奏的內容以及辨析張元濟對光緒的情感，不難推尋其原委。張元濟分別在 1898 年 9 月 5 日與 9 月 18 日呈遞〈痛除本病，統籌全局，以救危亡摺〉、〈為新政 衙門酌設額缺，亟宜慎選賢能，以理要政而袪積習摺〉兩份奏摺26。前摺針對詔 定國是以來的種種弊端提出抨擊，並提出五條總綱與四十條細目所構成的變法措 施；後摺因清廷有意將裁撤的冗官安插到新成立而由張元濟所兼管的路礦局，張 元濟認為不妥而再度上奏。檢視這兩份奏摺內容，康有為、梁啟超、李端棻、宋 伯魯、楊深秀等人早在他之前即有類似的奏摺呈遞，如〈請改八股為策論摺〉、 〈敬謝天恩並統籌全局摺〉、〈請開學校摺〉、〈條陳商務摺〉、〈請君民合治 滿漢不分摺〉、〈請開制度局議行新政摺〉、〈請裁撤釐金片〉等，張元濟再度 強調的用意何在？除了剖析推行新政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之外，並提出更具體可 行的「正本清源」之道27，在〈痛除本病，統籌全局，以救危亡摺〉裡有五項總 24汪家熔，《大變動時代的建設者⎯⎯張元濟傳》，頁 22-23。 25鄒振環，〈張元濟研究概述〉，《浙江學刊》，總第 42 期（1987 年 1 月）。 26關於〈痛除本病，統籌全局，以救危亡摺〉，《張元濟詩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年）， 孔祥吉質疑此摺作者應為張元濟與康有為兩人，非張元濟一人包攬，其言：「此摺正文部分， 從內容與文句觀之，係由張元濟本人草擬，而其所附管見總綱及細目部分，則可能由康氏代擬。」 其舉數例康有為代人草擬奏摺為證，並指出「融滿漢之見」、「通上下之情」等係康有為一貫 之變法建議與思想。見孔祥吉編著《救亡圖存的藍圖⎯⎯康有為變法奏議輯證》（臺北：聯合 報系文化基金會，1998 年），頁 306-315。今暫存該說以備參。 27 〈痛除本病，統籌全局，以救危亡摺〉，《張元濟詩文》，頁 110。按：《張元濟詩文》誤植 該摺呈遞時間為「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日」，應為「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或「一八九八綱：一、設議政局以總變法之事；二、融滿漢之見；三、通上下之情；四、定用 人之格；五、善理財之策。以設置議政局的觀點為例，張摺認為： 泰西各國行政與議政判為兩事，意至良，法至美也，中國則不然，以 行政之人操議政之權，今日我議之，明日即我行之，豈能不預留地步， 以為自便之計，故政為彼之所慣行者，必不廢，廢則無以抑新進之輩 矣，政為彼之所未行者，必不興，興則顯形其前事之非矣。我皇上欲 去一舊法，則多方阻撓，欲舉一新政，則故意延宕，未始不由於此， 且變法之事亦非可易為也，必將徹究其終始，融貫其往來，斟酌其後 先，權衡其緩急，而後能施之無弊，行之有功。28 至於議政局如何運作，張於摺中進一步指出：「此局宜仿懋勤殿南書房之例， 設內廷」、「以年富力強，通達事務，奮發有為者充局員，統請特旨簡派」、「局 事至繁，約以二十人為額。如不足請旨添派」、「在局諸員每日輪流，以數人一 班，隨軍機大臣之後，聽後召見」、「請皇上於萬機之暇，隨時臨幸局中，考核 各員所辦之事」、「遇有要事，諭知在局各員全數齊集，屆日請皇上駕幸局中， 聽諸臣詳細核議」、「臣工調陳時事及各衙門請旨之件，概行交局核議，准駁各 隨所見，議上請旨施行，至士民條陳，以後必多，亦可先交該局閱看」29以上張 摺論點，與康有為向來主張相似之處，如康有為的〈請設議政處疏〉（代宋伯魯 草擬），也提及了議政局之組織架構，康謂： 今擬略師泰西議院之制，仍用議政名目，設立議政處一區，與軍機、 軍務兩處並重。令各省督撫舉實系博古通今、動曉時務，體用兼宏者 各一人？令京官一品以上，共舉十人，無論已仕未仕，務限一月內出 具考語，咨送吏部，引見後即充當議政員，以三十員為限。月給薪水， 輪流住班，有事則集，不足則缺。凡國家大政大疑，皆先下議政處， 以十日為限，急則三、五日議成，上之軍機王大臣；不可，則再議， 軍機覆覈無異，乃上之皇上，而裁斷施行焉。蓋合眾通才而議一事， 可決其算無遺策矣。30 年九月五日」。又，〈為新政衙門酌設額缺，亟宜慎選賢能，以理要政而袪積習摺〉誤植為「一 八九八年八月三日」，應為「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或「一八九八年九月十八日」。 28〈痛除本病，統籌全局，以救危亡摺〉，《張元濟詩文》，頁 111。 29〈痛除本病，統籌全局，以救危亡摺〉，《張元濟詩文》，頁 112。 30〈請設議政處疏〉，收入孔祥吉編著《救亡圖存的藍圖⎯⎯康有為變法奏議輯證》，頁 25-26。
張之〈痛除本病，統籌全局，以救危亡摺〉、康之〈請設議政處疏〉兩摺， 均主仿設國外議院機構，無論選才辦法、要求通才抑或機構運作，不無相近之處。 張元濟呈遞奏摺，以與康、梁等人呼應，擴大改革力量，形成眾議。 張元濟形容自己上書的舉動是「冒死上陳」31，其所以如此，主因有二： 第一、張元濟看出了變法受阻的癥結所在，其基於知識分子的使命感，認為 有必要上達意見。張元濟說：「臣嘗悉心體察，知其中有受病最深之處，非洞見 癥結，抉發掃除，雖日言變法，終涉皮毛而不能得其實際也。」32他窺悉了哪些 癥結呢？例如光緒沒有運籌帷幄的幕僚，張氏言： 凡有交議，廷臣多不能仰體聖意，切實議行，或詭稱已辦，或極稱不 便，無非欲暗行駁斥，即有一二議准，亦復支吾影射，貌合神離，迥 失原奏本意，蓋諸臣賢愚不一，新舊殊途，各懷一兩不相下之心，而 又不能獨行其是，故成此不痛不癢之公事。33 守舊諸臣或年邁或敷衍塞責或基於既得利益而不願配合，再加上沒有統籌變 法的機構，致新政推行困難。又如滿、漢不洽，進以一氣對外，造成「海外各國， 莫不聯群合盟以攻我」34，卻無法共同抵抗的窘境，滿、漢之分對於中國的傷害 至大，其即云：「此為我國家受病最深之處，而又痛在廷諸臣只知忌諱，罔顧大 局，莫肯一言，痛憤既久，不能復隱，謹昧死直陳。」35張元濟敢言別人所不敢 言，冒死建言的精神有如其先祖螺浮公的翻版。這些尖銳的議題，早在三個月前 張元濟受召時就有機會面陳，然當時「御座後窗外似有人影」36，為謹慎起見而 未多言，然而隨著變法的進行，諸多弊端一一浮現，是故，張元濟強烈的使命感 讓他無法緘口。 第二、張元濟深受光緒有心推動變法的精神感動，對光緒抱有信心，奏摺裡 張元濟即言：「臣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蒙恩召見，仰見皇上憂國傷時，達於辭色。 近又疊頒明詔，除舊更新，不惑於浮言，不撓於舊黨，竊以為聖明在上，提綱挈 領，必能振已廢之人心，扶將衰之國運矣。」、「臣嘗讀五月二十八日上諭：至 每待臣下以誠，而竟不以誠相應二語，未嘗不痛哭流涕。以為有君如此，臣雖粉 31〈痛除本病，統籌全局，以救危亡摺〉，《張元濟詩文》，頁 110。 32同前註。 33同前註，頁 111。 34同前註，頁 113。 35同前註。 36〈追述戊戌政變雜詠〉其三之自註，《張元濟詩文》，頁 59。
身碎骨，亦何足以為報。諸臣乃置若罔聞，其心抑何忍耶？」37就個人情感言， 光緒曾破格召見張元濟，其對光緒應有某種知遇情愫，因此對光緒有心革政卻得 不到相對的回應格外同情，他的上書之舉實際也蘊含了對光緒之支持，希望皇帝 能堅持改革的道路。在張元濟眼中，光緒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張元濟評道：「最 難得的是這位生於深宮，長於阿保之手的專制皇帝，居然有新思想新見解。」38 他曾舉兩件事例證明光緒「對於中國是有希望的人」39，說道： 德宗喜歡看新書，差不多天天都有條子到衙門裡要書，都是我承辦 的，這是一件。那時我們已經承認朝鮮國自主，派公使去，要遞國書， 總理衙門進呈國書的稿子，將大清大皇帝高一格寫，朝鮮國國王低一 格寫，被德宗批駁，斥為腐敗，不合對自主國的體制，這硃批是我目 睹的，這又是一件。40 「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光緒，在長期處在慈禧威權底下，雖然找到「變法」 這一個宣洩出口41，但終究迫於「強勢母后，弱勢皇帝」的懸殊對比，一個沒有 實權的年輕皇帝自己也坦言「舊黨之阻撓，八股試帖之無用，部議之因循扞格， 大臣之不明新學」42，像這樣艱困的局面，又如何能期待光緒在日趨僵化的國家 機制下有所作為呢？誠如余英時所云：「光緒連自保的力量都沒有，最後尚須乞 援於康有為等，他怎麼可能主持變法，推行從上到下的全面政治改革呢？他只是 滿洲統治階級中一個游離出來的分子，是國家機器中脫落下來的零件。」43因此， 就變法能否成功的意義來說，張元濟寄望光緒，並把他當作政治上的核心人物， 不免流於主觀，但若提升到救亡的愛國層次論，張元濟上書之舉實不難理解。 37按：張元濟誤記，此諭應為陰曆五月二十七日而非二十八日，即 1898 年 7 月 15 日。光緒命各 省督撫確實查察裁兵狀況，然而各督撫均不當一回事，光緒則下此諭而重令之，希望督撫們能 配合，此見《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70 年），第 420 卷。另 參《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 8 種：戊戌變法」，第 2 冊，頁 39。 38〈在國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開幕式上致詞〉，《張元濟詩文》，頁 226。 39同前註。 40同前註。 41 有關光緒的個人意志被慈禧摧殘的具體事例，參見余英時〈戊戌政變今讀〉，收入《二十一世 紀》第 45 期（1998 年 2 月），頁 4-14。按：在權威下成長的人格，就心理學分析，表面服從， 但背地反對最甚，斐魯恂（Lucian W. Pye）說：「年輕人反抗父母威權的另一個方式是：一方 面在表面上順從地接受父母的權威，另一方面又盡力在父母控制以外的地方追尋個人的人格發 展。」見 Pye, Lucian W.著、艾思明譯《中國人的政治心理》（臺北：洞察出版社，1988 年）， 頁 96。 42〈致汪康年〉，《張元濟書札》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年），中冊，頁 652。 43余英時，〈戊戌政變今讀〉，《二十一世紀》，第 45 期（1998 年 2 月），頁 12。
（二）「漸進」或「急進」的變革選項
張元濟之投入維新運動採取了務實、漸進的方式，以康有為奏議設置「制度 局」為例44，張、康二人的看法即有差異，康主張「制度局」設立的前提是盡廢 軍機、內閣等單位以利統一事權，然而這種動搖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其受到強大 抵制是可以預見的，張明白指出康過於躁進且不得要法，他認為設局之事不可驟 行，應該先由總理衙門統籌，並於署中編制數股以專理新政，漸進實施，雖無制 度局之名而有制度局之實，待時機成熟、各方面有頭緒時，再正式開局45，此種 不 貿 然 以 新 代 舊 的 階 段 性 改 良 主 張 ， 即 張 元 濟 反 對 非 輸 即 贏 的 「 零 和 」 （zero-sum）思考模式⎯⎯即一方（新黨）要贏就必須減損另方（舊黨）的利益， 因為，這兩種極端的總和為「零」。為追求最大的變革效益，張元濟認為必須將 施行步驟及相關配套措施周密規劃，否則易遭反彈。46 康有為力吹「速變、全變」，在光緒還沒下詔定國是之前，曾在京師組織保 國會，先後至廣東、廣西等會館發表保國及保種的演說，張元濟曾前往聽講，對 康有為留下這樣的印象： 其意在聳動人心，使其思亂，其如何發憤，如何辦法，其勢不能告 人，……，康在桂管刻俚言書多冊分送，其中說話亦無甚奇，惟每說 及己，則稱康子，而康字必大於餘字數倍。47 另一同期人物汪大燮也在寫給汪康年的信中，提到康有為宣講的狀況：「同 人有赴者，聞其言，自始自終無非謂國家將亡，危亟之至，大家必須發憤。而從 無一言說到辦法，亦無一言說到發憤之所從。」48極明顯，在他們眼中，康有為 是位熱情且過度自信的改革者，同時似乎予人光說不練的「不實在」感覺，簡言 之，其有「抽象的感性」卻乏具體的落實49，就連他親近的胞弟康廣仁也說他「規 44 參康有為，〈應詔統籌全局摺〉，《康南海自編年譜》（臺北：廣文書局，1971 年），頁 43。 45〈致沈曾植〉，《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中冊，頁 676。 46例軍機大臣甚至揚言「開制度局，是廢我軍機也，我寧忤旨而已，必不可開。」見《康南海自 編年譜》，頁 58。 47 張樹年主編，《張元濟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年），頁 25；另參《汪康年師友書 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1 冊，頁 782-783。 48汪大燮，〈致汪康年書〉，《汪康年師友書札》，第 1 冊，頁 782。 49「抽象的感性」一語借自林安梧，見其〈「抽象的感性」下的變革論者⎯⎯以康有為為例的精 神現象學式的哲學解析〉，《中國近現代思想觀念史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 年）， 頁 207-232。模太廣，志氣太銳」50，而門弟子梁啟超則言「先生最富於自信力之人也，其所 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動搖之」51。 相較康有為的虛浮自大與激情，張元濟在衡量政局變化與改進之道方面，就 顯得冷靜、溫和、務實，以開設學堂之事而言，張元濟與康有為均主張廢科舉、 開學堂，在兩人各自上奏的意見中也都做了宣示，但特別的是，張元濟躬自實踐 辦了西學堂，而康有為卻一再只對高層暢揚其言，既無視大環境的變化，亦少紮 實的動能，1898 年 8 月前後張元濟曾勸康有為趁皇帝下詔各省廣開學堂之際， 暫離政壇以避風頭（時維新大員翁同龢已被逐回籍），並藉辦學以培養更多的變 法人才，張元濟對康有為說：「出京回籍，韜晦一時，免攖眾忌，到粵專辦學堂， 搜羅才智，講求種種學術，俟風氣大開，新進盈廷，人才蔚起，再圖出山，則變 法之事不難迎刃而解。」52張元濟的提醒，所得的回應是：「長素不聽，且陳奏 不已，益急進，致遂有八月六日之變。」53 思慮欠周密、一意孤行、躁進，若說是康有為人格上的一大特徵，似不悖實， 張與康同屬維新志士，以裁汰冗官、改官制、廢科舉的立場為例，張元濟認為： 「現在宜多裁舊衙門，增設新政衙門。有軍機處何必有內閣？有大學堂何必有國 子監？皆重沓無謂。翰林院人員最眾，所辦事件與國計民生毫無關係，太帝（筆 者按：「帝」應為「常」字之誤）寺專司祀典，亦可併入禮部，或恐此項人員廢 棄可惜，則拔其才可用者，入新政衙門當差。」、「舊存暨新設各衙門，所有官 制，應請飭下議政局，重加釐定，請旨施行。」、「今之裁官為人冗糜帑也，若 科舉不停，三年之後，文武又增數百人矣，何必多此一番裁撤哉？或謂科舉廢， 則賢才無由表現，不知已奉旨設立學堂，明明有進身之路，此本疊牀架屋之事也。 故裁冗員，不能不廢常科。」54再對照康有為於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1898 年 8 月 29 日）呈奏的〈為釐定官制分別官差，以高秩優耆舊，以差使任賢能摺〉， 其云： 竊聞朝議紛紜，多有議釐定官制並裁冗署者，臣以為言之是也，而今 行之，非其時也。夫立政變法，有先後輕重之序，若欲釐定新制，須 總籌全局，若者宜增，若者宜改，若者宜栽，若者宜併，草定憲法， 酌定典章，令新政無遺，議擬安善，然後明詔大舉，乃有實益，若稍 50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世界書局，1972 年），上冊，頁 58。另見收 入張元濟主編《戊戌六君子遺集》之康廣仁《康幼博茂才遺稿》。 51 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飲冰室文集》之六（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 年），第 2 冊，頁 87。 52〈追述戊戌政變雜詠〉之五自註，《張元濟詩文》，頁 57。 53〈戊戌奏稿跋〉，《涉園序跋集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頁 128。 54以上〈痛除本病，統籌全局，以救危亡摺〉，《張元濟詩文》，頁 114-115。
革一二，無補實政，似非變法先後輕重之序也。然統籌全局，改定官 制，事體重大，不能速舉也。……兵、財、學校皆非改官制，別官差， 無由整頓也。《論語》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昔光武以高秩 厚禮，允答元勛，峻文深憲，責成吏職，故開國功臣，皆予特進奉朝 請，雖以鄧禹之才，亦不任職。宋太祖亦用此道，故當時功臣皆不掛 吏議，保全始終。既有勞於前，亦當恩禮於後，論者以為君臣交得焉。 今法弊至此，欲行新政，臣以為采用三代官爵分途之制、宋及日本專 用差使之法、漢、宋優待功臣之義。伏祈皇上推行新政，先注意差使， 令各政皆別設局差，如軍機、議署之列，選通才行走，如宋及日本法。 自朝官以上，不拘資格任之，去卿貳大臣，方任專差之例。若以積習 相沿，驟難變易。則凡此專差人員，皆賞給京卿、御史職銜，准其專 摺奏事，自辟僚佐。其每直省亦派通才一人，辦理新政，體制亦同。 若不設新局，則每衙門皆派人行走。其帶本衙門之官，照各部實缺郎 中、員外例。其無掌印、主稿之差者，不到署辦事者聽。凡官不得兼 差，其有樞垣、譯署、管學等差者，亦無庸到本衙門辦事。其年較耆 老者，不必勞以事任，賞給全俸，令奉朝請。如此則耆舊得所，人才 見用，新政能行，而自強可望。55 裁撤舊署及冗員問題上，張、康的態度略見差異，張元濟力主裁舊新增，而 康有為則認為新增為宜、不輕易裁撤、妥善安排耆舊。裁汰冗署，勢必波及多人 生計，張元濟的速裁立場，顯然較康有為緩裁或不裁的態度激烈，據此，若謂張 元濟是漸變而康有為是急變之二分法，確嫌粗略。但整體而論，張元濟顯然是相 對的溫和漸進派，張元濟的理解中，變法的挫敗與康之躁進脫不了干係，康有為 沒有接受張元濟「勿再進言，姑出京，盡力於教育」的建議56，致使變法夭折。 弔詭的是，這好比一體的兩面，就因為此種衝動的性格，所以康有為能義無 反顧掀起變法運動，然而也因這種思前不顧後的過度自信，讓變法成功的希望更 加渺茫，張元濟評道：「康固非平正人，然風氣之開，不可謂非彼力。」57張元 55〈為釐定官制分別官差，以高秩優耆舊，以差使任賢能摺〉，收入孔祥吉編著《救亡圖存的藍 圖⎯康有為變法奏議輯證》，頁 225。 56 〈戊戌奏稿跋〉，《涉園序跋集錄》，頁 128。按：張元濟於 1944 年 10 月為陳思明得三十二 通康有為於復辟前後致沈增植書信題詞中說道：「余與長素政見不盡相合。戊戌變法，詔罷科 舉、設學堂，余勸其南下一意興學，長素不從，急進不已，卒釀八月六日之變，至日落虞淵， 余以為絕似日揮一戈之事，故復辟之事一無所知。然二公惓惓於故國故君之意，至可敬、亦可 悲也。」（〈為陳思明題康長素書札〉，《張元濟詩文》，頁 350）這段話透顯了幾個意義： 一、張元濟有責怪康有為因急進而使變法失敗之意；二、張元濟自陳沒有捲涉復辟事件；三、 對於復辟之事，張元濟是持同情康有為與沈曾植之立場。於此可見，張元濟與康輩已非同道， 審查人表示這可能是張元濟見到康有為復闢的事後之詞，筆者同意。 57〈致汪康年〉，《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中冊，頁 652。
濟對於康有為本人的氣性並不很肯定，嚴復也曾說康有為「輕舉妄動，慮事不周」 58，錢穆則謂「領袖慾至高、自信力至強之人」59，但在康有為推動變法的領導 之功方面，不管是張元濟還是後世素以研究康有為著稱的蕭公權、汪榮祖、湯志 鈞等人，評價倒是趨向一致，亦即多肯定康在維新時期所掀起的改革風氣60。
（三）對戊戌政變的思考
張元濟所留存下來的文獻中，有兩處較詳細地提及他對政變發生的看法，一 是： 夫以數千年之古國，一旦欲效歐、美，變易一切，誠非易事。然使無 孝欽后之頑梗，又無庸劣守舊之大臣助長其燄，有君如此，上下一心， 何至釀成庚子之役。即辛亥之革命，亦何常不可避免，和平改革，勿 傷元氣，雖不能驟躋強盛，要決不至有今日分崩之禍。61 又： 假使沒有這政變，就不會有庚子的義和團，因為這義和團完全是西太 后和那些頑固昏庸的大臣製造出來的，倘然沒有戊戌的政變、庚子的 義和團，人民對朝廷的觀念不同，也許不會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 不會造成一個袁世凱，演出那一套洪憲的笑話，更不會有後來各省軍 閥的火併和割據。62 這兩段文字乃是張元濟晚年對「戊戌政變」的總看法，自之可以看出張元濟 變法思想的底蘊：一、政變發生對中國政局影響深遠，可以說是中國一連串災難 混亂的啟端，簡言之，他認為政變的發生與否，實為中國近代政治轉折的關鍵點。 二、在既有的國家機制上進行和平改革，不主張打倒滿清政府，亦即對清廷仍抱 希望，換言之，他對中國政體的態度傾向君主立憲制。 58嚴復，〈與張元濟書〉，收入嚴復著、王栻《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3 冊，頁 533。 59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下冊，頁 785。 60 詳參蕭公權《康有為思想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 年）、汪榮祖《康有為》（臺 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湯志鈞《康有為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 年）等書。按：蕭、汪、湯三人雖多肯定康有為維新時期的作為，但在變法失敗後的評價就較 為分歧，蕭、汪持同情理解，湯則視事件不同給予正負兩面評判。 61〈戊戌奏稿跋〉，《涉園序跋集錄》，頁 128。 62〈在國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開幕式上致詞〉，《張元濟詩文》，頁 227。究柢而論，張元濟基於對光緒的信任，對變法運動抱以高度期望，然而即使 排除慈禧等守舊勢力頑抗這項主因，其他維新人物能否真的「上下一心」共同推 動新政？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單就維新一派，就有漸進與急進之分，同樣訴求卻 常兩樣步驟，尤其急進的康有為「操之過急」，未慮及因制度、規範的全面改定 所引起的不安與不適，致使改革橫生枝節，職是之故，變法充滿了變數。後來張 元濟檢討失敗的原因也坦承說：「在當時環境之下，戊戌變法的失敗是必然的， 斷斷無成功的可能，當時我們這些人要借變法來挽回我們的國運，到後來才知道 是一個夢想。」63又說：「時機全未成熟，當時頑固勢力尚盛，同志諸人知其不 可而為，至今思之，真可謂痴心妄想耳。」64此外，張元濟從制度面「變法」而 不根本「變政」的想法，實有深意存焉。蓋在原有的清政府框架上，逐步進行改 革，是顧全大局且付出代價最少的方式，對中國最為有利，行政革新已屬不易之 事，伊藤博文也曾對張元濟說：「一個國家要變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65如 果連政體都一併改易，那麼勢必要重新建立新的公認權威中心，然而麻煩的是， 清廷推倒了，誰能繼之？屆時各方又因爭奪「君位」致社會動盪不安66，中國已 窮於應付外患，若內爭再啟，不啻雪上加霜，遑論挽救國勢。再者他主張滿、漢 一家，滿、漢二族對外而言都是中國人，因此無論誰當家，他認為並不是那麼重 要，重要的是救國強國的關鍵點在於全國國民素質程度之優劣，亦即要使中國脫 離內憂外患，啟民智才屬當務之急。張元濟這種傾向不改政體的信念在辛亥革命 前為止，一直堅持，雖然中經庚子事變，張元濟一度對清廷失望，也曾勸李鴻章 不要再替清廷效力67，但基本上，張元濟從維新到立憲時期，出於安定大局考量 而沒有排斥清廷，甚至對它還存有若干幻想與期待。
二、辛亥前後的兩種變革取向：從改良到革命的轉變
從光緒二十四年到宣統三年（1898-1911），此逾十年的時間，張元濟的政 治傾向是有所調整的，以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為分水嶺，大致而言，辛亥革命 之前的立憲活動是一個立場，革命成功後則移轉了。不論何者，被革職後的張元 63 〈戊戌政變的回憶〉，《張元濟詩文》，頁 237。 64 〈致李廷燮〉，《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中冊，頁 517。 65 〈戊戌政變的回憶〉，《張元濟詩文》，頁 235。 66 劉再復說：「一旦去掉『君』這個符號，中國就爭鬥個沒完沒了。」見劉再復與李澤厚合著《告 別革命⎯⎯二十世紀中國對談錄》（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頁 98。 67張元濟說：「庚子年議和團事變發生時，李鴻章任兩廣總督，當時西太后殺了五大臣，兵部尚 書徐用儀、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後八國聯軍陷 北京，西太后和光緒避難到西安，一面叫李鴻章北上議和，李經過上海時我去見他，勸他不必 再替清朝效力了。他對我說，你們小孩子懂得什麼呀，又說我這條老命還拼得過。後來議和未 竟，他就去世，未能觀成。」〈戊戌政變的回憶〉，《張元濟詩文》，頁 237。濟，在這個時期已不在政治舞臺上，然而他仍然充滿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意識， 關注時局的發展與人民的福祉，他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並起過何種作用？他的態 度有何值得注意之處？
（一）辛亥革命前主張君主立憲
君主立憲運動，依一般之界定，乃起於 1905 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外國 政治以至辛亥革命為止。然而嚴格溯源，其實君主立憲的醞釀與倡導，在甲午之 前即已出現，例如：王韜、鄭觀應等人主張的「君民共治」、「君民共主」，到 了維新運動，康、梁已有立憲召開國會的建議，而張元濟主張設置「議政院」改 良政府行政的職能，實含西方行政、立法、監督三權分立的概念，隱然指向君主 立憲體制。 戊戌維新失敗後，中國內憂外患有增無減，1900 年正值中國多事之秋，北 方教案、庚子拳亂、八國聯軍直搗京師，而慈禧以光緒名義所推動的新政對於危 在旦夕的中國，也未發生具體的成效，於是一連串以立憲取代專制的呼聲漸大， 包含張元濟、嚴復、康有為、梁啟超、張謇在內的許多志士一方面痛心清廷的腐 敗專制，另方面又對暴力革命有所戒懼，遂傾向折衷的立場⎯⎯主張君主立憲。 在國內，以實業家張謇為倡導最力；在國外，以戊戌政變後奔走日本的梁啟超和 康有為鼓吹最勤。 1.促成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 戊戌時期，張元濟在上呈的奏摺中，已有憲政思想的體現，例如他主張當時 已推行的新政，應「垂為國憲」，以利事權劃一，並「令在局各員詳考西國制度」 以為參考。而 1903 年末，日、俄兩國為了奪取中國東三省與朝鮮利益，在中國 境內開戰，清政府卻宣布中立，不予聞問，對於要求中國獨立自主以及關心東三 省人民安危的志士，此無疑是一項大刺激，張元濟遂同張美翊、趙鳳昌、張鶴齡、 夏曾佑、呂景端等江、浙士人提出遣使各國的建議⎯⎯一則聲明東三省主權，二 則考察憲政，先後向盛宣懷、岑春煊、張之洞、瞿鴻禨等有力人士陳請上奏，促 成了 1905 年載澤、李盛鐸、尚其亨、戴鴻慈、端方五人出洋考察。68 68 關於五大臣出洋始末，參見伊杰〈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動因及其演變過程〉，《近代史研究》， 總第 51 期（1989 年），頁 102-115。2.對督撫勤王及東南自保的看法 1900 年清廷下詔對各國宣戰，北方動亂不已，慈禧通諭各省督撫「保守疆 土，接濟京師，聯合一氣，共挽危局」69，針對此事，張元濟認為拳亂致「北方 糜爛至此，咎實在我頑固政府」70。時張元濟正逢母喪71，卻仍憂心國是，曾約 友人吳綬卿、陳錦濤、溫宗堯諸君至寓所謀「安定之策」72，唯自八國聯軍攻陷 大沽口後，南方亦惶惶無日，張元濟指出雖然南方督撫有保護中央之義而且也是 應盡之職，但畢竟此禍係由慈禧偽政府惹起，北方局勢複雜已恐難善了，若再牽 扯南方督撫勢必擴大爭端，故張元濟認為「目前實無可以入京之勢」73，另一方 面他從務實面考慮廣大民眾的利益指出： 南方今日交涉似不宜僅以保護為事。各國何以徵兵，為我殄孽也，則 宜有以饗勞之。外人何以受困，由我之無道也，則宜有以撫恤之。南 方各省，似宜勉力互籌數百萬金充此兩項之用。明知巨款虛糜，然未 始不可少平外人之氣。將來洋兵入京辦理各事，於極不和平之中，或 可望其稍留體面。即至不堪設想之時，而東南遺民亦可稍免壓抑之 苦。至各國調兵，現以日本為最多，似宜暗與聯絡，由是而英，而美， 以為外交之根基，以為後日斡旋之地步。74 簡言之，張元濟主張督撫不要與外人交惡，甚至友善待之，以預留中國戰敗 後的談判空間。至於督撫勤王與否的看法，張元濟認為中央製造出的問題，由地 方協助收拾，反而會引發更複雜的局面，他說： 此勤王之舉，非徒無益，而又有害者也。徒博一時之美名，而不顧後 來之禍變。元濟誠不解主此事者之出於何心！此時此事禍猶未甚，數 月而後朝局一變，各省疆臣有一於此，由南方必大擾亂。裕壽帥（筆 者按：李鴻章）尚非全無知識之人，且有攻擊租借之事，況南方督撫 固明明有媚嫉洋人者乎。彼時再假忠義之名，以泄其一時之忿，則官 軍、洋兵、土匪必至融成一片，參互錯綜，亂無已時。75 69轉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臺北：曉園出版社，1994 年），頁 385。 70〈致盛宣懷〉，《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下冊，頁 1006。 71「母謝太夫人病歿，終年 55 歲」，見《張元濟年譜》，1900 年 6 月 27 日條，頁 34。 72 張元濟說：「拳亂方熾，綬卿與陳君錦濤、溫君宗堯會於余居，謀所以安定之策。」見其〈吳 綬卿先生遺詩序〉，《張元濟詩文》，頁 292。 73〈致盛宣懷〉，《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下冊，頁 1007。 74同前註，頁 1006-1007。 75同前註，頁 1006。
張元濟贊成君憲制，卻不主張南方包含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諸督撫北上 勤王，可見在庚子之際，張元濟對清室相當失望。而在保護東南省民的安全上， 張元濟主張要積極，他說：「政府一蹶，東南各省必亂事蜂起。哀我生民何堪遭 此荼毒。竊謂禍亂之來，雖關天意，人力未始不可小有挽回。」76於是他向督辦 鐵路大臣盛宣懷建議：「我公負天下重望，且為各國所引重，似宜速興各省有識 督撫聯絡，亟定大計，以維持東南大局。」77張元濟呼籲應有所作為以挽回局面， 冀由盛宣懷出面整合南方督撫，以保護省民。 3.支持清廷「預備立憲」 在清政府下詔「預備立憲」前，有一段的醞釀推動的過程，1899 年康有為 由日轉赴加拿大創「保救大清皇帝會」（保皇會、中國維新會、國民憲政會）， 梁啟超則先後在日本、檀香山等地辦報撰文鼓吹君主立憲，著名者有《清議報》、 《新民叢報》，梁並與另一變革團體「革命派」所辦《民報》進行立憲共和、改 良革命等議題之筆戰。 張元濟正式投入這場立憲運動前也曾於 1900 年 7 月參加正氣會（自立會） 召開的「中國議會」，該會主張不承認通匪矯詔以慈禧為首的偽政府、聯絡外交、 平內亂、保全中國自立、推廣中國未來之文明進化，而與會人士多為維新時期的 支持者，雖然維新宣告流產，但這群有志者卻未因此消散，反而組會尋求另一改 變中國政治的機會78。 1903 年張謇遊歷日本回國後，對日本實行君主立憲深刻印象，他說：「日、 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79日本明治十四年（1881）宣布立憲，結果 日俄戰爭打下來，立憲的日本打敗專制的俄國，顯然日本行君憲獲致成效，更鼓 舞立憲人士的信心，而五大臣考察歸國後，對於君憲制也有了更深的認識，載澤 即呈奏〈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載澤奏請宣布立憲密摺〉舉列立憲好處：一、皇 位永固，二、外患漸輕，三、內亂可弭。80終於 1906 年 9 月清廷下詔「預備立 76同前註，頁 1005。 77同前註。 78另須指出，該會成立自立軍，有主起義後宣布民主，有主仍擁光緒，有主擁張之洞獨立，識見 不一。 79 轉見伊杰，〈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動因及其演變過程〉，頁 107。 80 載澤，〈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載澤奏請宣布立憲密摺〉，收入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主編《清 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上冊，頁 173-176。另見方學堯譯註《清 末立憲運動文選譯》（四川：巴蜀書社，1997 年），頁 114-124。載澤又指出君主立憲政體， 有利國家人民但最不利於官吏，因既得利益勢必受到剝奪，有些官員基於保護個人私慾，反製 造言論，認為君主立憲是損害君主的權力。戴澤認為這些言論不察立憲真義，因立憲的本意即 在尊崇國體、鞏固君主權力，而非損害君權。
憲」，同年 12 月，張元濟與商務印書館同仁高夢旦、夏瑞芳、李拔可、印有模、 高鳳岐等人參加張謇、湯壽潛、鄭孝胥等紳商在上海所發起之「預備立憲公會」 81，張元濟擔任該會董事，倡議地方自治、設宣講所「宣講憲法，以多造成立憲 國民之資格」82，為君憲制進行催生。 4.對清廷頒布「憲法大綱」的論點 1908 年 8 月清廷頒布「憲法大綱」，訂定預備立憲時間為期九年，然而此 綱領在時間以及內容方面，引起張謇、湯壽潛、梁啟超等立憲派的反彈，認為預 備時間過長，且內容重君權輕民權，質疑清廷沒有立憲的誠意。時在日本考察的 張元濟得知清廷頒布「憲法大綱」後，寫信給商務印書館同仁談到他對這件事的 看法： 購得《朝日新聞》、《時事新報》。讀之知開設國會期限已定九年， 議院法及選舉法亦已宣布，皇上並於今日誓廟。在海外聞此消息，不 覺欣喜。但不知其言果可恃否？報中又有「欽定憲法」字樣，此事恐 為將來禍根。然能為禍與否，究視吾民之如何自待。平心而論，九年 之說誠不為遲，但求上下一心。實力準備，庶免為各國所嘲笑耳。國 內與論若何？鄙見此時國民不必再與政府抗爭，姑且返求諸己，將應 辦之事一一舉行，二三年後稍有端緒，若得機會再行爭辯未為失時， 未知諸公以為如何？預備立憲公會現在定何方針？鄙見不宜隨聲附 和，宜時時從高一層著想，以為國民之嚮導。83 要明瞭張元濟對立憲運動的態度，這是一件很重要的資料，其中透露了幾個 訊息：一、懷疑清廷施行的誠意，但卻又不反對清廷的做法；二、延續維新時期 的溫和漸進方式，主張躬自實踐；三、從大局處著眼，認為預備立憲公會不宜跟 著其他急進立憲派起舞，憲法大綱「九年之說誠不為遲」。極明顯，雖然他對清 廷變革的決心有所保留，然而基本上張元濟乃站在清廷一方說話。 仔細分析張元濟此一立場，隱含了兩種矛盾的心態：一方面他看出清廷頒布 「憲法大綱」之冠以「欽定」二字，意味著清廷仍以專制自居，擔心引起反彈； 另方面著眼政局安定，寬容清廷，而對施行立憲進程的時間，他認為「九年之說 誠不為遲」，甚至要民眾配合「不必再與政府抗爭」。張元濟這樣的態度與新運 動時期大體一致，依舊是溫和、漸進，但若放在大環境觀之，相較張謇、梁啟超 81該會「以發憤為學，合群進化為宗旨」、「使紳民明悉國政，以預備立憲為基礎」，《張元濟 年譜》，頁 34。 82〈法學協會雜誌序〉，《張元濟詩文》，頁 291。 83〈致高鳳謙、陶惺存、杜亞泉〉，《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下冊，頁 962-963。
等立憲派人士的積極，似乎是「前進中的保守」84，在頒布「憲法大綱」前，清 廷查禁了梁啟超所創辦以速開國會為主訴求的政聞社，意圖打壓立憲人士，而張 元濟卻認為不要再與政府抗爭，當然這是他出自避免與清廷正面衝突、降低社會 成本而發，然而，在人心思變日亟的彼時，張元濟持續對清廷寬容，反映了他與 客觀時代潮流背反的保守與侷限。 5.透過出版以宣揚立憲 張元濟的業師朱福詵曾上奏〈請開設議會以維國勢而固人心摺〉，指出內政 外交上種種亂象乃緣自於沒有健全的法律規範，而改善的根本之道在速開國會， 使中國成為法治國家，其言：「夫惟法治之國，用人行政，一一皆在法律之內， 而欲為法治之國，則非開設議會不為功。」朱福詵並從中國的獨立自主、解決財 政、監督政府、協助國務、人民責任感等方面論說開議會的好處。85成立國會必 先要具備相關的法律知識，但這些知識如何取得？張元濟以出版法政書籍的方 式，解決了這個問題。張元濟對圖書出版有著細密的考量，他說： 政法書籍亟宜著手編譯，為公為私均不可緩。……，鄙意尤重在先編 淺近諸書，層層解說，如何為議院，何為選舉，每類一冊（如條目過 繁者即分數冊亦可），排列次第，如第幾集第幾編之類，成一叢書， 專備內地紳士入門研究之用，文字宜稍優美而解釋務宜明晰，理想切 戒過高。86 秉持循序漸進、切實可行的方式，張元濟編印有關憲政與地方自治新書，先 後在南洋公學譯書院以及商務印書館推出，例如出版《日本法規大全》87、《立 憲國民讀本》、《十六國議院典例》、《日本議會法規》、《自治論》、《地方 自治淺說》等書88，此外，張元濟也邀人撰文宣說，如請嚴復撰〈論英國憲政兩 權未嘗分立〉89；又創辦了以「冀上助憲政之進行，下為社會謀幸福」為宗旨的 《法政雜誌》等等90，此皆張元濟在推廣憲政思想方面所做的努力。 84此借吳方語，見吳方《仁智的山水⎯⎯張元濟傳》（臺北：業強出版社，1995 年），頁 97。 85 朱福詵：〈侍講學士朱福詵請開設議會以維國勢而固人心摺〉，《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 頁 623-626；另見方學堯譯註《清末立憲運動文選譯》，頁 125-136。 86〈致高鳳謙、陶惺存、杜亞泉〉，《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下冊，頁 962-963。 87 1907 年初商務印書館出版《日本法規大全》，凡八十一冊，四百萬字，張元濟並親撰序文。 88見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年），頁 52-54。 89 該文連載於《外交報》，而文末有編者按語曰：「自七月十三日奉預備立憲之明詔以來，舉國 上下，喁喁望治，乃特商之侯官嚴先生，撰登此文焉。」見《嚴復集》，第 1 冊，頁 218。 90〈法學協會雜誌序〉，《張元濟詩文》，頁 291。
6.促請奕劻速訂立憲補救辦法 1910 年張元濟進行了一次環球之旅，途中寫信回國內給友人沈曾桐，提到 在倫敦時遇到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生病以及去世的事情： 到倫敦後不數日即遇英王之喪。先一日元濟偶經其宮門，見民人之踵 門問疾者，絡繹不絕。醫官頻頻宣布病狀，聞一凶訊，則嗟嘆之聲相 續。立憲國君民之相親固如是乎！91 由此看來，在革命前一年張元濟還是心慕君主立憲制度，對於英國君憲制能 施行成功以及英國君王與子民之間的情感深厚，印象深刻，回觀中國立憲的未 來，他抱著更深的期望，辛亥革命發生前的半年，張元濟曾上書慶親王奕劻，他 說：「我國採用立憲政體，無非為救亡圖存起見。然三年以來，舉行憲政，大都 有名無實。為今日計，惟有速定方針，以為補救之策。」92此摺呈奏時間已是立 憲運動末期，張元濟提出了五項「行政宗旨」以及理財、外交、民政、教育、實 業、交通、司法、軍備等八方面政策93，然而奕劻並未接受。 從維新運動到立憲運動，張元濟先後兩次上書，向清政府高層提出改革之 道，陳說對象一為光緒，一為奕劻，兩次呈遞的時間也都在運動末期，可見他對 清廷仍抱希望，然而兩番試圖挽回的努力皆未獲支持，這使他尊清的情感遭到了 嚴重的挫折，清廷組皇族內閣實行假立憲、真專制，讓期待清廷挽救國運的張元 濟徹底失望，於是，他做了調整⎯⎯傾向革命。
（二）辛亥後的民主共和傾向
長期對清廷存有期望的張元濟，在上書奕劻後，由於得不到善意回應，遂重 新思考當初所堅持的看法，雖然他不認同革命派以激烈暴力手段，然而 1905 至 1910 年間清廷出賣路權向外人借款之舉，卻讓張失望至極，依其看來，滿清確 實已無可救藥，且客觀環境已形成一股不可抑遏的革命浪潮，試圖挽救清廷的努 力既已無效，原本主觀期待清廷改革的立場，遂有了轉向，在繼續擁護清室與建 立新的政權之間，他選擇了後者。 91〈致沈曾桐〉，《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中冊，頁 679。 92〈上慶親王手摺〉，《張元濟詩文》，頁 163-167。 93五項行政之宗旨為：宜審察國情以握行政之綱、宜劃定區域以作行政之標準、宜掃除舊習以清 行政之根源、宜表明誠意以結國民之感情、剛斷行之以示政府之威信。見張元濟〈上慶親王手 摺〉，《張元濟詩文》，頁 163-167。張元濟政治立場之改變，皆出自於對全民福祉的考量，立場的轉換並不代表 他心中那個挽救中國最高的理念一併改易，如前辨析，他對中國體制並無一定的 堅持，何者能真正帶領人民脫離危亡的深淵，何者就是可以接受的政體，而從他 晚年的〈新治家格言〉當中對於民主體制的肯定來看94，能實行法治的民主體制 之政體應該是他理想中的範型。 當初許多堅持君主立憲的人，如：康有為、鄭孝胥、張謇、梁啟超、沈曾植 等人，在革命成功後仍戀棧清皇，而張元濟卻不再回頭，例如康有為輩復辟事件， 張元濟雖同情他們，但與其劃清關係，指出自己與復辟無涉。又，張元濟於 1917 年拒捐款給孔教會、1918 年拒代售康有為的《不忍雜誌》，可見張元濟與保皇 立憲派已持不同的政治立場。再者，1918 年 11 月 27 日，張元濟於家中宴請嚴 復父子，擬邀立憲派鄭孝胥作陪，鄭不受邀，嚴復揣測是鄭「持高節」以尊清而 不願為伍。95 調整立場的張元濟雖傾向革命，但態度卻是在開放中帶有謹慎，這種態度使 張元濟招致不少批評，被質疑仍有保皇思想、對革命持觀望96，例如曾和張元濟 共事編纂教科書的蔣維喬說： 是時革命聲勢，日增月盛，商務同人有遠見者，均勸菊生，應預備一 套適用於革命後之教科書。菊生向來精明強幹，一切措施，罔不中肯。 然聖人千慮，必有一失，彼本有保皇黨臭味，提及革命，總是搖首。 遂肯定的下斷語，以為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書不必改。97 蔣維喬以張元濟一時錯誤評估局勢而沒有即時變更僅適用帝制的教科書為 由，認為這是因張元濟對清室還抱希望，故對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存有猶豫。仔細 辨析，這樣的評論是不完整的，因為，張元濟一時的出版方針失察，讓中華書局 94張元濟云：「民主無任再落伍，在選舉場中，勿為威脅利誘所動，至會議席上，卻以心平氣和 自持，不尚黨爭，尊重對方意見，取決公論，服從多數主張，行動固可自由，必須遵奉國法， 信仰各有主義，應當順應輿情。」見〈新治家格言〉，《張元濟詩文》，頁 224-225。 95此見嚴復 1918 年 11 月 27 日記，載道：「菊生請晚飯，坐有夢旦、伯訓，獨蘇堪（筆者按： 即鄭孝胥）不至，想持高節，以我為污耳。」嚴復著、王栻主編《嚴復集》，第 5 冊，頁 1527。 又，鄭孝胥於同日亦載：「張菊生宴嚴又陵及其子叔夏，約余作陪，辭之。」見鄭孝胥著、中 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第 3 冊，頁 1756。辛亥成功後，嚴復和張元濟一樣雖不太認同暴力性的革命，但亦未眷戀清室，然嚴復後 涉入籌安會被擁袁派利用，而張元濟卻是持反袁稱帝的立場。有關嚴復對中國體制的見解，尤 其君憲制，詳見高大威〈嚴復對中國體制的見解〉，《嚴復的再發現》（臺北：五南圖書出版 有限公司，1998 年），頁 107-148。 96 評論張元濟在清末還有保皇氣味的學者有蔣維喬、林熙、葉宋曼瑛等。 97 蔣維喬，〈創辦初期之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收入張靜廬輯註：《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年），第 8 冊，現代丁編，下卷，頁 398。
捷足先登98，使公司蒙受了不少損失，但是，在另一出版方向的評斷，又顯示出 他對革命成功的信心，據汪家熔考辨： 八月十九日武昌新軍起義，二十一日起義消息傳到上海，二十三日， 張元濟通知商務印書館各部門，除掉英語和漢語讀物外，其他一切在 編、在排、在印書稿全部停止進行，是對政治形勢的估計。二十七日， 他和高夢旦一起，要蔣維喬、莊俞……立即收集材料，編寫出版辛亥 年粵、鄂、川三省革命紀，接著又編寫革命黨小傳（均見蔣維喬日記）， 如果我們考慮在八月二十七日，除了武漢新軍在孤軍苦戰，還沒有第 二個起義城市的話，組織編寫三省當時革命史實，同時還出版其他有 關書籍，表明他已和清廷決裂。99 又，革命成功後張元濟首先做了兩件事：一是剪辮、掛旗，二是出版印有革 命領袖頭像的月份牌（即月曆）。據張元濟之子樹年說：「父親請了一位剃頭師 傅來家剪辮子，父親第一個剪。」100「男子留辮」是大清帝國傳統，長辮幾乎是 「清朝」的代碼標記，張元濟率先剪辮無異是與清朝劃清界限的一種宣示101，此 外張家也掛起象徵革命成功的白旗，表達對新局面的歡迎，而張元濟更透過商務 98原任商務印書館《教育雜誌》主編的陸費逵，看準革命會成功，遂於辛亥年脫離公司另組「中 華書局」，出版一系列中華民國的教科書與商務印書館競爭。 99汪家熔，《大變動時代的建設者⎯⎯張元濟傳》，頁 142-143。 100 《我的父親張元濟》，頁 14-16。 101 早在 1900 年章太炎參加自立會舉辦「中國國會」時，因「會章中有『務合海內仁人志士共講 忠君救國之實』一語，既宣言獨立，又以勤王為名，是首鼠兩端，憤極，乃當眾宣布脫離『國 會』，並自剪其髮辮以示與清廷絕。」（轉引王汎森書），章氏也以「割辮」方式表達與反 對滿清的決心。參見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臺北：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2 年），頁 5。審查人謂：「革命前剪辮與革命成功之後剪辮，意 義不盡相同。」筆者按：革命成功之前的 1910 年，當時才四歲的張元濟之子張樹年，即由母 親剪下辮子，張樹年回憶道：「作為『大清臣民』的標誌，男子個個留辮子。我從小就留。 大約四歲時，我向母親鬧著要剪去那小辮子，母親不許。說來好笑，我不知從何處見到人家 做佛事，晚上放焰口，和尚披著袈裟，手執佛珠、念念有詞，很是好玩。我想學和尚放焰口， 而和尚是沒有辮子的。我一再向母親鬧著要剪，母親拗不過我，就說：『小孩子剪辮，剃個 和尚頭還可以，大人就不行，剪了要犯王法，要殺頭的。』於是母親把我的小辮子剪了下來， 用一條手帕包好，放在一只竹籃裡。」（以上見《我的父親張元濟》，頁 14-15）張元濟之妻 以「犯法」、「殺頭」回應兒子剪辮的嚴重後果云云，可以想見革命尚未竟功之前，剪辮是 件嚴重的事情。1910 年張元濟赴歐美考察教育及出版事業之前，因出國須穿西裝之故，特地 製作一髮套遮掩長辮，張樹年說：「最棘手的是辮子，穿了西裝豈可拖長辮子？又不許剪。 經與福利公司研究，做了一個髮套，把辮子盤在頭上，戴上髮套，還過得去。父親特地穿了 西服拍了張照。」（見《我的父親張元濟》，頁 14）。張元濟以髮套掩飾辮子，無非想避免 辮子為洋人所恥笑，礙於當時不准剪辮，只能如此權宜。章太炎於 1900 年、張樹年於 1911 年、張元濟則於 1912 年剪辮，三人均剪辮，辛亥革命成功之前的剪辮，不無風險，張妻之說、 張元濟戴髮套，正呼應審查人稱革命前剪辮與革命成功後剪辮，意義不同。
印書館出版印有黃興、黎元洪像的五彩月曆，以慶祝革命的勝利，另檢視他在民 國建立後寫信給友人的日期註明之改變：從原本的清朝紀年改為民國紀年。由是 以觀，對於革命的勝利，張元濟是抱認同態度，而對帝制已無眷念102。職是之故， 看待張元濟在辛亥年前後的表現，較合理的評判應該是：在辛亥年，他確實在保 清和革命之間有過掙扎，但於革命進行之際，他即有響應的動作而不排斥革命， 至於革命成功後則轉而支持。
參、國、共之間
革命成功後，各省紛紛獨立，革命黨另籌組南京臨時政府，首度以民主投票 方式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為副總統，並組成內閣，而大勢 已去的清廷，為了挽回頹勢又再度起用罷廢三年的袁世凱，目的是想利用他的北 洋軍力對付革命軍，狡詐的袁氏卻徘徊清廷與革命黨之間，以遂其個人權慾，民 初的政局就在袁世凱的攪亂中，產生後面洪憲帝制、軍閥割據內戰、復辟事件以 及北伐等一連串的混戰與紛爭，之後，國民黨內部爭鬥：清黨與分共、中原大戰， 最後竟衍成了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爭奪戰。其間日本逼侵，中國還花了八年時間抗 日，中國可謂內憂外患無斷，張元濟就形容中國近代是「一部傷心史」103，認為 這些人禍造成了中國的無窮災難。一、和平籲求
1948 年張元濟已是八十二歲的垂暮老人，他在出席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 會議開幕式中發表了演說，「中央研究院」是國家最高的學術研究機構，身為首 屆院士的張元濟卻在這個公開場合發出了沉痛的和平呼籲： 內戰，這不是外禦其侮，竟是兄弟鬩於牆，我以為這戰爭實在是可以 不必的，根本上說來都是想把國家好好的改造，替人民謀些福利，但 是看法不同，取徑不同，都是一家的人，有什麼不可以坐下來商量的， 但是戰端一開，完全意氣用事，非拼個你死我活不可，這是多麼痛心 的事情。……，倘若再打下去，別的不用說，我恐怕這個中央研究院 也就免不了要關門。……，我們要保全我們的國家，要和平；我們要 102張元濟曾捐款革命黨人聲討稱帝的袁世凱。 103〈在國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開幕式上致詞〉，《張元濟詩文》，頁 227。復興我們的民族，要和平；我們為國家為民族要研究種種的學術，更 要和平。104 為了爭生存、爭自主，中國人砲口朝外；可是「內戰」卻是將災難施諸於國 人自己，造成民不聊生四海困窮的局面，戰爭摧毀了文化與研究，也讓中國一再 陷入烽火歲月。「內戰」有無開打的必要？張元濟認為根本沒有必要，因為「都 是一家的人」105，而目的亦是為了改造國家，既然同屬「生命共同體」之一部分， 彼此即應捐棄成見地進行「協商」106，替人民創造最大利益。張元濟以「人民」 為最高考量的呼籲、以溫和方式解決爭端的主張107，這是他政治思維中一個很突 出的堅持。 要強調的是，蔣介石、何應欽等國民政府高層亦列席該會108，想當然耳，張 元濟此番愷切陳詞有其用意：希望引起相關人士正視這個嚴重的問題。此外，張 元濟也期盼在座院士發揮知識分子之責任感，他說： 元濟幼年讀過的書記得春秋左傳有個向戌，孟子上有個宋牼，這兩位 和平使者有很大的志願，流傳了很高尚的道德，元濟有無窮的期望， 寄託在今天在座的諸位學術大家。109 知識分子的角色與功能，中外歷來的規範大致不差，如金耀基說：「知識分 子是社會時代的眼睛與代言人。」110喬姆斯基（N. Chomsky）亦說：「知識分子 的責任是說出真理，暴露謊言。」111張元濟公開呼籲和平、撻伐內戰互殘的舉措， 不僅為知識分子的批判性格做了註腳，同時也激起了漣漪而與其他有志者串連成 一股和平浪潮，如王芸生指其言「正是人間正氣、人民心聲」112，而費孝通則發 表〈讀張菊生先生芻蕘之言〉呼應之： 104同前註，頁 227-228。 105同前註，頁 227。 106張元濟〈和陳叔通出國紀事俚言〉七絕二十四首之九〈兩國間分歧協商解決〉：「果能講信 同修睦，更好排難共解紛，談笑從容消浩劫，協商兩字是真言。」《張元濟詩文》，頁 63。 107 例如國民黨內部分裂爆發戰爭，張元濟即有這樣的期盼：「甚望世界友邦與以嚴重之勸告， 並停止勿售軍火，一面由國民督促，或可漸漸消弭戰事，組成正軌之政府。」見〈致普林頓〉， 《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下冊，頁 1305。 108蔣介石曾於中央研究院開會期間，宴請諸院士，但是張元濟卻謝絕赴宴，此即對蔣有所不滿 的表示。 109 〈在國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開幕式上致詞〉，《張元濟詩文》，頁 228。 110金耀基：〈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角色〉，《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臺北：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有限公司，1988 年），頁 68。 111轉引自金耀基：《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頁 69。 112《張元濟年譜》，頁 536。
這是一篇大家應當讀而不易讀到的重要文獻，因為張先生在這短短的 致詞裡，說出了現在生活在水深火熱裡的人民大眾要想說的話；同時 也以他學術先進，年高德劭的資格，對我們這些廁身文化界的後進發 出他衷心的警告和期待。他警告我們：學術不能在戰火遍地中存在象 牙之塔裡。警告我們：不應當做埋頭在沙土裡的鴕鳥，不看看血淋淋 的現實。……他對我們有期待、有號召，就是效法向戌和宋牼做時代 的和平使者。113 張的正義之聲獲得了迴響，文化界人士聲援他，而傳播媒體也大幅報導此事 114，不過，張元濟認為外界傳播與其原意未盡符合，遂「追憶所言，印成小冊」 115，並請薩本棟轉分送中央研究院院士，如此一來，書面的流通，更加乘了他的 呼籲效果。 宣說和平理念，張元濟表達出對時局的關心，但在落實方面，其仍如從前之 謹慎，比方他不欲列名「自救救國會」發起人，以身體年邁、不參與公共事務為 由給予婉拒，然而此一婉拒動作卻被有心人抹黑攻詰成「滿清遺老張元濟」、「預 備創造奇蹟，在蘇維埃朝代中再顯身手」116。自救救國會由杜月笙等發起，旨在 「團結愛國人士，發揚人民力量，保障社會安全，督促政治與社會革新，展開全 國同胞自救救國反侵略運動」117，這些訴求基本上與張元濟素來所倡者相合，按 理彼此目標接近，張元濟應無辭卻之由而拒絕，無怪乎遭人質疑其愛國救國的誠 意。不過，須加以釐清的是，指控張元濟仍以滿清遺老自居而不思救國，這是有 失公允，何以其婉拒列名？除他所言健康主因外，深入析之，應另有二因：一、 該會未經張元濟同意而擅自盜名，此行為既不光明亦不尊重當事人；二、張元濟 一向以謹慎態度看待黨派會社，而該會人士複雜，例如他對杜月笙的評價就不高 118，當然其不欲涉足之。是故，拒絕擔任該會發起人，應是張元濟個人單純意願 因素，無關陰險的權謀。 113 此文寫於 1948 年 10 月 25 日，載於《中國建設》雜誌，收入費孝通《費孝通人物隨筆》（北 京：群言出版社，2000 年），頁 53-62。按：《張元濟年譜》亦節錄是文（頁 537），唯該年 譜所引費文有幾處錯漏。 114如美聯社即以「內戰破壞文化，張元濟痛責陳詞」為題加以報導。參見《張元濟年譜》，頁 536。 115 《張元濟年譜》，頁 536。按：小冊即指〈芻蕘之言〉。 116《張元濟年譜》，頁 538。 117 同前註。 118 張元濟評杜：「此君聲名不佳，且其門徒甚多。」見《張元濟日記》（河北教育本），下卷， 頁 12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