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生產、媒介呈現與言論表達：當前中國大陸公共議題建構的一種考察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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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生產、媒介呈現與言論表達：

當前中國大陸公共議題建構的一種考察路徑

徐桂權

* 投稿日期：2009 年 1 月 7 日；通過日期：2009 年 2 月 27 日。 * 作者徐桂權為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博士生， 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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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從知識社會學的觀點出發，基於兩個經驗研究——中國大陸報紙醫療改革報導的文本分析以及時評作者的訪談研究，對社會結構與傳媒話語生產的關聯進行了考察。通過對傳媒的「新聞呈現」與「言論表達」兩個功能的分析，本文嘗試就中國大陸民意研究提出理論層次的思考。研究發現：一方面，自中國大陸改革以來，媒體的角色已不僅是意識形態宣傳的喉舌，社會轉型亦正從經濟領域的釋放走向「社會的生產」；另一方面，由於政治領域的改革仍相對滯後，威權政體的性質並未發生根本的改變，因而傳媒生產的「社會知識」依然具有形塑「強制性合意」進而鞏固威權政體的功能。從目前的現實語境來看，輿論表達的機制是隨機的和不確定的，但隨著公共事件的累積，國家、社會與市場關係的逐漸調整，媒介生產的權力網路可能逐漸發生變化，媒介的表達仍具有在象徵意義上改變社會政治語境的潛能。關鍵詞：社會生產、媒介呈現、言論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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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的提出：傳播空間與民意表達

在當代中國大陸傳播研究中，媒體、民意與政治變遷的關係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一般認為，在西方民主國家，人們可以通過選舉來探討民意和政策制定之間的關係，例如議程設置研究是與選舉民主的政治、社會背景密切相關的（Dearing & Rogers, 1996）。而在中國大陸，選舉過程的缺失則構成研究民意和政策制定之間關係的最大難題（唐文方，2008: 176）。因此，如何描述與解釋中國大陸社會變革中的民意表達及其傳播空間，是研究者必須面對和反思的課題。從中國大陸 30 年改革開放的過程來看，我們所要考慮的問題框架可以分析為兩點：第一是從經濟改革到社會改革、從經濟政策到社會政策的歷史性轉變（王紹光，2007；胡鞍鋼、王磊，2007）；第二是媒介的性質和功能轉換問題，在基本趨勢上表現為：「從生產主體多元化到利益主體多元化的媒介化過程中去尋找一個社會意識多元互動的傳播網路」，「在大眾傳媒自身加入市場經濟以後，增加了社會的厚度，大眾傳媒在調解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同時本身也被國家調解（管理和調控）的對象」，其權力性質也「由簡單的政治權力而向經濟權力和政治權力的重迭」（陳衛星，2008: 294-295）。這些複雜的變化過程「體現出新與舊以及不同意識形態的相互依存，使得學者們難以用簡單的詞彙概括中國的現狀」（潘忠黨，2007），進而要求我們對中國大陸的媒體改革和社會轉型進行動態的分析與更深刻的理論抽象。在此背景下，本文嘗試從兩個經驗研究入手，對當下中國大陸的媒介話語生產的方式與過程進行探討。本文進一步的目的是在這兩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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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基礎上，探尋更一般層次的有關民意與傳播空間的理論解釋。為此，本文嘗試引用知識社會學的理論視角與關係主義的方法論，對社會結構轉型（社會存在）與媒介話語（社會知識）的關聯展開分析，並由此就中國大陸民意研究提出一些理論層次的思考。

貳、社會的生產與傳媒的生產：知識社會學的理解

儘管用簡單的詞彙概括中國大陸媒體的現狀是困難的，但是作為一種理論研究，我們又不得不選取某種特定視角以及相應的邏輯起點來引導敘述的線索。本研究在理論構築方面受到張讚國教授和他的同事提出的「中國新聞作為社會知識」之觀點的啟發（Chang, Wang & Chen, 1994）。他們認為，自中國大陸實行改革開放以來，在國家、市場與社會的複雜作用下，原來作為黨政機關宣傳喉舌的新聞媒介，其自身運作和所承擔的社會角色與功能都已經發生多重的變化，原有的「新聞作為意識形態宣傳」的理論模式已經不能充分有效地闡釋當下的社會現實。他們提出的新觀點則認為：中國大陸的新聞媒介使公眾獲得變動的國內和國際環境的認知，乃至形成強制性的合意（forced consensus），因而已經成為社會知識的倉儲。本文認為，該論述的意義不僅在於提出了這樣一個關於中國大陸媒介角色的全新認識，而且其所採用的研究框架，即知識社會學的框架，也是相當具有啟發性的。如今，面對仍在不斷推進的社會變革，這一分析思路以及由此推出的「新聞作為社會知識」的命題是否依然具有解釋力，或者能否通過經驗研究而得到進一步的檢驗和發展，並給予新聞從業者和研究者思維的啟迪？這也是本文嘗試探討的問題。從知識社會學的視角出發，我們將其與本研究相關的基本認識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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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1）知識社會學的方法強調一種整體的理解，從而超越某個團體或黨派的意識，「這樣，思想社會學史的任務便是：不帶黨派偏見地分析實際存在的社會狀況中的一切可能影響思想的因素。這種以社會學為方向的思想史註定為現代人提供經過修正的關於整個歷史進程的觀點」（Mannheim, 1936∕黎鳴、李書磊譯，2000: 79）。（2）知識社會學認為社會的各種力量決定著在特定的時間點上何種知識類型如何在社會中得以培養。在一個社會當中，不同知識的形成取決於人們觀看事物的視角，以及影響其立場的社會方位。在新聞領域中，新聞採集與呈現是通過許多新聞工作的協作而進行的社會活動，國家或資本並不必然地控制著媒體，但國家與市場作為一種宏觀的社會結構，在一定程度上決定著新聞從業人員的認知和行為（Park, 1940; Berger & Lucmann, 1967; Tuchman, 1978; Neuman, Just & Crigler, 1992; Chang, Wang & Chen, 1994）。（3）知識社會學認為一個社會必須通過有效的傳播方式而恰當地發揮功能。新聞提供了一種作為文化邊界和社會建構的知識，從而維持著社會關係的整合；它必須根植於社會化的宏觀實踐，而非微觀的個體偏好。從政治意義而言，我們也可以將這種文化形式稱為「公共知識」：在民主國家，「新聞的力量不是從它對受眾的直接影響中獲取的，而是從一種認為公民從它那裡獲得的認識總是有效的信念中獲得的。這種信念被可行的民主政治證明是正確的。新聞界的力量在一種以此信念為特徵的政治文化中發展」（Schudson, 1995: 21）。對於中國大陸改革和社會轉型的研究來說，知識社會學的視角提示我們在進行傳媒生產的分析時，需要在國家、社會、市場相互作用的結構性背景下來考察媒介內容是如何呈現的，即中國大陸新聞是如何成為社會知識的。依照知識社會學的思路，新聞從業者與公眾所處的社會方位將影響到他們對於新聞內容的判斷以及對於自身所處的社會的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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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分析中國大陸新聞媒介在當下社會中的角色，就必須從社會結構的探究著手。社會學家的研究認為：1949 年後中國內地建立起來的是一個總體性社會，即一種結構分化程度很低的社會。在這種社會中，國家對經濟以及各種社會資源實行全面的壟斷，政治，經濟和意識形態三個中心高度重迭，國家對政權實行全面控制。在改革近 30 年的時間裡，中國從一個計劃經濟國家轉變為一個市場導向國家，經濟的發展的同時也引發了大量新的社會問題和矛盾。國家、壟斷集團精英、民間精英與社會大眾之間的角逐，以及各種新舊社會要素的尖銳對立和衝突。長期積蓄的社會矛盾將在當下和未來一段時期隨時找到突破口而爆發，中國社會因此被推向了所謂的「高風險社會」（孫立平、李強、沈原，2004）。根據這樣的觀察，有學者進而提出，「社會的生產」作為中國大陸基本的「轉型問題」。用社會學的術語來說，中國大陸的市場改革指從「再分配」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變。市場轉型必定引發基本社會群體（階級結構）的演變，也促成「社會」的發育和成長。如何從改革前的體制，即國家吞沒市場和國家吞沒社會的狀態，走向國家、市場和社會三者分立、相互協調乃至以社會為最終目標，約束國家與市場的狀態，是改革必須面對的基本任務（沈原，2007；Polany, 1944∕馮鋼、劉陽譯，2007；Burawoy, 2003）。儘管社會學中有多種社會概念，但在這個闡釋路徑中，「公民社會」的優先是一個不爭的事實（郭于華、史雲桐，2008；Janoski, 1998）。與此同時，「公民權」的概念（Marshall, 1992）正在中國大陸語境中凸顯，每個階級都在通過爭取自己的公民權而培育自己的公民社會（沈原，2007）。張讚國等以「後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結構分析為依據，認為媒體是形成強制性的合意的場域（Chang, Wang & Chen, 1994）。但從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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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來看，本文認為：新聞作為社會知識，不僅「強制性」地形塑「合意」，同時也是醞釀著某種「參與性」乃至「抗爭性」的潛能。事實上，由於經濟發展與社會「斷裂」、「失衡」兩方面因素的結合，中國大地上每天都在上演著個體性或集體性的抗爭（於建嶸，2005；趙鼎新，2006）。傳播的政治經濟邏輯也表明：「（權力的）收編與合法化過程並非總是一帆風順的，相反地，溝壑與矛盾存在於預想與現實、承諾與兌現之間。在這些裂口和縫隙中，流動著批評的洪流和抗爭運動。」（Golding & Murdock, 1978）。對於中國大陸的維權運動，他們的實踐意義就在於：「通過主張社會權利和基本民權，中國大陸社會的公民意識開始復甦，公民權利正在被逐漸爭取和實現」（吳強， 2007）。然而，這種參與或抗爭如何在傳媒的舞臺上得以呈現，仍需要具體的考慮。為此，本文嘗試從「呈現—表達」兩個向面進行經驗性的考察。所謂「呈現」（presentation），是從知識社會學中社會建構的觀點出發，考察傳媒的報導呈現了何種社會現實（reality）；在新聞議題的呈現過程中，媒介身處的社會結構及各種社會力量是如何產生作用的。所謂「表達」（expression），則是探討公眾如何通過傳媒參與公共事務的言論表達，及其更深層的輿論發生與控制機制。本文提出這兩個向面，在一定程度上受到社會學家派克對傳播的「參考」（referential）與「表達」（expressional）兩種功能的區分的啟發（Park, 1940）。這種區分無疑帶有理想類型的色彩，實際的傳媒話語生產中並非截然分開，因而在此只是權宜的研究策略。本文選取2005 至 2007 年間國內報刊的醫療改革報導作為新聞呈現的個案，並根據時評作者群體的訪談材料，進行言論表達的經驗分析。本文之所以將這兩個研究並列於此，是考慮到它們在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互補性。本文的最終目的是以這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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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研究為入口，在中國大陸社會轉型與國家、社會與市場關係的背景下，探討當下傳媒話語生產與社會知識建構的實踐邏輯。為明白起見，我們將上述基本要素之間的關係展示如下圖，作為本節的小結。社會知識∕公共知識新聞∕言論傳媒社會——國家——市場

參、「意識形態迷霧」中傳播訴求：一個公共議題的

媒介呈現

本文選擇醫療改革報導作為研究個案，其問題意識源於 2004 年以來國內媒體與輿論關於中國大陸改革反思的報導和討論。據媒體回顧：「這場爭論由國企產權改革發端，從經濟學界迅速擴展到整個學界，並通過網路等媒介，上升為全社會廣泛參與的一場關於改革開放何處去的大討論。輿論普遍認為，這次大討論是繼1982 年到 1984 年的第一次大爭論、1989 年到 1992 年第二次大爭論之後的『第三次改革爭論』。與前兩次不同的是，這次爭論全面走向公開，化為全社會的一次反思，並引起海外對中國大陸改革方向和力度的爭論和解讀。大多數人認為，這是一次有益的爭論，當真理和誤解都暴露在陽光下時，社會發展的前路逐漸清晰」（李梁、許桐琿，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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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一些學者看來，這場爭論的過程和參與者的態度卻並不那麼讓人樂觀。例如，社會學者孫立平教授認為：「目前改革的共識已經基本破裂，改革動力在很大程度上已經喪失；從某種意義上說，中國的改革已經到了一個十字路口」（孫立平，2005）。同時，他還指出：「當前改革反思的爭論蒙上了一種很強的意識形態的色彩；過於意識形態化的爭論會將對改革的反思引向一種危險的方向。這是因為，意識形態化的討論不僅會使本來可以澄清的問題複雜化，給實踐留下的選擇空間和彈性也越來越小，而且會導致社會中主要斷裂帶的形成，從而使得形成新的改革共識和動力更為困難」（孫立平，2006）。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追問：在中國大陸改革反思的討論中，新聞媒介在這種「意識形態迷霧」當中是否負有責任？媒介內容是如何呈現的？媒介的角色應當何為？而實際的表現又是如何？媒體、輿論與中國大陸改革之間的勾聯，無疑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話題。因此，本文只選取其中一個具體議題，即醫療改革及其報導和相關輿論作為分析對象——這也是媒體所稱的關涉公眾利益的三大民生話題之一（教育、醫療、住房）。中國大陸醫療改革的爭議始於 2005 年夏季，先有衛生部一位司長表態「市場化非醫改方向」，後有國務院研究機構稱「醫改基本不成功」。醫改基調突然變奏，立即引起媒體和社會輿論的普遍關注和持久討論，並促使整個改革的反思進一步浮出水面。雖然醫療改革失敗的爭議始於 2005 年夏季，但是至此，醫療體制改革已有 20 多年的歷史（《財經》2007 年 24 期對這一段歷史有專門的回顧）。綜觀這場醫改爭論，其核心問題便是：二十多年醫療體制得了什麼「病」？這個生病的「身體」就是醫療衛生體制，實際上更是國家、市場與社會的關係，「如果將向所有社會成員提供醫療保障這一社會政策，視為國家能否有效地進行社會控制的一種政策技術手段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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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國家以何種方式介入其中、最終效果如何，是醫改『中國病』在當前所面臨的最重大的政治經濟學問題。」（羽良，2005）。從輿論傳播的角度來看，當前關於醫療改革及其失敗的爭論，一個基本的事實是人們認為從效率的目的出發失去了公平和正義，從而引起輿論反彈。在此過程中，大眾傳媒其作為一個社會衝突與調解的場所，對於輿論的嬗變具有不可忽視的作用。在知識社會學的視野下，社會結構的變化與新聞、輿論的發生正是息息相關的。由此我們提出了如下的研究問題：國內報刊醫改報導呈現了何種「現實」，具有何種特徵？在此議題的呈現過程中，媒介身處的社會結構如何產生作用？其發生機制是怎樣的？為解答以上問題，本部分採用質化的文本分析進行研究。在材料收集方面，本研究選取的對象包括：（1）《人民日報》、《中國青年報》和《北京青年報》三家日報。這種選樣能夠涵蓋不同類型的日報，並對它們的表現進行系統的比較：《人民日報》是黨中央的機關報，是絕對權威的官方媒體，帶有顯著的政治色彩；《中國青年報》是共青團中央的機關報，是具有重大影響力的傳統大報，在醫改報導中尤其表現出積極的參與姿態；《北京青年報》可以作為一個都市報的代表，在當地具有較大的市場和影響力。（2）《經濟觀察報》、《南方週末》、《財經》等有較大影響力的財經類、時政類週報和期刊。這類選樣與第一類相比，出版週期更長，更可能進行有一定深度的調查性報導，因此，本研究可以涵蓋多樣的報導文類。以上報刊的總體特徵是都對輿論有較大的影響力，往往還承擔了設置媒介議程的角色，也就是說，它們的報導往往被其他報紙或網站大量轉載，因此，通過對它們的研究較能夠把握醫改議題的整體傳播過程。本研究將上述材料的時間範圍限定為2005 年 6 月 20 日「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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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化非醫改方向」開始至2007 年 12 月。在這期間，媒體和官方多次流傳醫改方案將於「年內」（2006∕2007）出臺，直到 2007 年 12 月 26 日，醫改方案報告才首次在人大常委會會議上進行審議，但這仍然只是一個框架性的報告。從現實情況來看，兩年多的醫改討論可能也僅僅是個「開端」。對於這個事關民生的重大公共議題，媒介與輿論一定會持續關注下去，政府有關部門也稱會在更大範圍內徵求各界意見。在這個意義上，本文也僅僅是從新聞傳播研究的角度對該議題進行階段性的初步探討。在媒介文本之外，本研究還採用了深度訪談法和文獻研究法作為輔助。本研究的受訪者包括相關媒體的記者、編輯、評論員，以及相關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本文也參考了在出版物和互聯網上公開發表的文獻資料，以及相關的研討會的記錄，從而力圖通過對多方面資料的分析來呈現這個傳播過程。醫療改革作為一個公共議題，牽涉到政府、媒體、公眾以及不同利益群體之間的複雜關係，因此，本文嘗試引入政治話語分析的進路，對其政治過程中的行為者、話語類型及話語秩序進行梳理（Fairclough, 1998 ）。按照公共政策研究中多源流框架（ The Multiple-Streams Framework）的觀點，代議制國家的公共議程建立過程包括三個方面：（1）問題的識別，即政府官員和公眾如何將其注意力集中到需要解決的問題上；（2）政策建議的產生，即政策建議在專業人員中產生、討論、重新設計以及受到重視的過程；（3）政治事件，包括公眾情緒、壓力集團間的競爭、選舉結果、政黨或者意識形態在國會的分佈狀態等。當問題、政策和政治三條「溪流」在關鍵的時候彙聚在一起，並與「政策之窗」即表達建議的最好機會相吻合時，專案就有可能提上決策議程（Kingdon, 2006）。考慮到中國大陸語境下媒介與政治的差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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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並不先驗地認為上述「問題」、「政策」、「政治」三條「溪流」可以自然地融合起來，而只是嘗試沿著這三條可能存在的線索，考察媒體話語實踐的具體特徵，以及各種社會力量在其中的作用與過程。

一、問題聚焦與公正訴求

首先在「問題溪流」中，一般認為，新聞媒體可以通過使用「衝突框架」報導爭議性的議題，這既是媒體依據基本的新聞價值觀選擇報導的內在要求，也是新聞作為「公共知識」必須擔當的呈現出全面的社會真相的義務。在現實語境中，衝突框架在新聞報導與評論中都得到呈現。例如，2005 年 6 月 20 日，《中國青年報》發表〈市場化不是改革方向我國醫改悄然轉舵？〉的報導，其傳達的資訊與之前一直占主導的市場化改革的口號迥然相悖，引起輿論的巨大反應和媒體跟進報導、評論，可被視為醫改討論的開端。即使在語調向來較為平穩的《人民日報》，也於 2005 年 6 月 30 日〈廣東醫療聽證激辯四大焦點〉的報導中，對「激辯」中的各方意見逐一進行敘述。這些報導顯然對於問題的聚焦起到積極的作用。「悲情敘事」的敘述手法在近年媒體對社會問題的報導中頻繁出現，儘管無法排除媒體為贏得市場而有意操作的可能，但從文本的論述邏輯來看，「悲情主義」的框選確實只是一種策略手段，「苦難故事」背後真正的價值取向乃是對社會公正的訴求，新聞媒體甚至在其中擔當了「社會」向「國家」公開表達的仲介。這一手法在醫療改革報導中使用卻導致較大的負面效果，一定程度上要歸因於媒體在問題聚焦上的偏頗。無論是醫改方向還是醫患關係，根本的問題都在於制度，但醫院和醫生往往在報導成為被動的行為者，從文本接受的角度來看，對醫院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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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負面理解也就容易成為讀者的優先解讀方式。從 2007 年起，媒體開始更多地關注醫患關係的調整。例如《中國青年報》發表了〈醫患關係何日不再是社會痛點〉（2007 年 3 月 9 日）等多篇相關報導。該報醫改報導主要策劃人告訴筆者，他們的報導重點確實從醫改方向轉向醫患關係，因為這是現實形勢與公眾利益的需要。2007 年 11 月 22 日，《南方周末》也發表了題為〈醫院院長：從醫改對象到醫改參與者〉的報導，也同樣表現了在媒介話語權配置方面對公正性的考慮。

二、政策爭論與話語分裂

2005 年 07 月 29 日，《中國青年報》的報導〈國務院研究機構最新報告說「中國醫改不成功」〉是引發醫改討論的又一導火索。該報當日還有三篇同一主題的報導，對報告課題組參與者葛延風等進行了採訪，以及對報告進行解讀。從次日起，該報告迅速被《北京青年報》等媒體報導，引起公眾強烈的反響。經過一年多的報導和討論後，2006 年 6 月 22 日和 23 日，《中國青年報》發表北京大學李玲教授主筆的《北大課題組宿遷醫改調研報告》，再一次引發輿論的高潮。據瞭解，這是中青報發表了宿遷醫改的報導後，李玲向該報編輯表示要親自進行調查，最後的報告也首先交給該報發表。該報編輯特意在《編者按》中作出說明：「宿遷醫改一直在全國媒體和專家的爭議中進行。如果宿遷的改革被肯定，那麼這種以產權改革為核心的、市場化為主導的醫療衛生改革模式，將會成為『市場派』的有力說辭。反之，『政府主導派』則在這場爭論中找到批判的靶子。也就是說，對宿遷醫改的評價，事關我國的醫改方向的選擇……對於醫改這樣一件涉及國計民生的大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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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媒體、專家學者都應該持更謹慎的態度。」縱觀近兩年的醫改報導，這兩份報告最有組織性地傳達了政策分析專家的研究結果。此外，不少專家學者通過接受媒體採訪或撰寫評論，發表個人對於醫改政策的分析與建議。例如，北京大學周其仁迅速在《經濟觀察報》上對同事李玲的報告提出質疑，後來又在該報專欄上連續發表了 41 篇醫改系列評論。2006 年 12 月 7 日，清華大學公共管理學院博士後研究員魏鳳春在《21 世紀經濟報導》上發表了一份《宿遷醫療體制改革考察報告》，對宿遷醫改給予積極評價。「清華版」與「北大版」結論的迥然差異使醫改爭議進一步延續。另一方面，儘管各方的觀點都在媒體中得以呈現，卻未必能與政府決策者真正有效地溝通。在輿論已形成高潮之時，主管部門依然「三緘其口」，其後官方承認公立醫院失位等問題，但更希望輿論「來點具體建議」。與之相比，具有一定民意表達性質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甚至更有機會向決策者進言，但從媒體報導來看，這些分散的表達比較缺乏「政策共同體」或「話語社群」所要求的組織性。因此，我們難以對現實語境中的「政策溪流」進行確認。就政策爭論本身的話語而言，有學者批評報導爭論本身存在片面的「框選」和過多市場化與反市場化對立的「意識形態」因素，而應當將現實的利益關係作為理性反思和討論的對象。醫療改革失敗及其爭論，是公眾對改革以來決策者試圖以經濟方式解決所有問題的反彈。公眾通過媒介表達出強烈的公正訴求，而將原先主導的經濟邏輯置於邊緣，但價值層面的簡單對立顯然無法推進事實層面的問題解決。按照一些學者對爭論本身的批評，對於現實社會中的利益博弈，媒介更有必要對問題本身採取「實用」的話語表達姿態，才有可能在官方話語與民間話語作出調解、以及不同群體的利益訴求之間找到一個存在共識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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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方面，在業內被視為專業主義實踐典範的《財經》雜誌在醫改報導中延續了其「獨立採訪、獨家報導、追求翔實公正」的風格。例如在〈九套方案博弈〉（2007 年 11 月 16 日）一文中，記者明白地寫道：「九套醫改方案調動了國內外的資源和智慧，也反映了來自不同方向的權力和利益之爭」。這一判斷十分犀利，卻是有充分的資訊支撐的，包括醫改方案涉及的各個層面的格局和爭議，並且還有「一位醫改課題承擔者」的引語：「大家都在努力推動儘早向社會公示方案，但直到今天在很多問題上仍然還未達成一致，多方博弈背後是各自利益的捍衛。」此外，《財經》也以評論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例如在 2007 年最後一期（12 月 24 日）中，該刊推出了「新醫改期待」的「年度特別話題」，主編胡舒立在〈醫改需要「人和」〉一文中強調「冷靜辨析體制之弊，公正地看待醫生的貢獻、作用與職業困境，當為啟動醫療改革的重要起點」。作為言論，該文直抒胸臆，不但無損雜誌客觀、公正的風格，也表現了其應有的社會關懷。

三、象徵秩序與社會博弈

對於官方「不爭論」的態度和「來點具體建議」的要求，在醫改討論中一直有積極表現的《中國青年報》曾組織一系列全國各地較有特色的醫療改革嘗試的調查報導作為回應，包括以平價為特點的「新疆模式」、以公立醫院私有化為特點的「宿遷模式」、以「社區化」為特點的「大慶模式」等。該報在《編者按》中聲明，「每種模式都有自己的優點，也都有自己的缺點」，「供讀者判斷，給決策者參考」。綜觀《中國青年報》在醫改討論中的表現，既有相當比重的批評報導，也對決策層提供建設性的意見，顯示出其努力「擔當這個特殊歷史時期的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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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記錄者」的角色定位。作為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和市場化媒體的《北京青年報》則更多地按照各自「常規」的新聞價值標準進行報導，例如《人民日報》比另兩家報紙更重視傳達國家新農村建設與發展農村醫療衛生的資訊，而《北京青年報》比另兩家報紙更關心社區醫療服務方面的政策，以滿足當地市場的資訊需求。但是，以上差異只是國內不同類型媒體間的比較。與西方媒體保守的「新聞常規」相比，中國媒體幾乎對社會上出現的任何問題都有很強的從社會結構和社會深層原因分析的傾向，各報對醫療改革的報導大體也是如此。追究其中的原因，是由於中國社會目前處於轉型過程之中，各種社會矛盾較為突出，政府與政治制度的合法性很大程度上建立在其對實際問題的解決能力之上，即「績效合法性」（趙鼎新，2006: 283-284）。在現實的局限條件下，媒體報導的組織性既是執政者約束的結果，也是媒體在有限空間內發揮能動性的表現。從目前來看，雖然媒介話語能夠建構出民意表達的集體想像，對決策者施加輿論的壓力，但仍難以凝聚「政治溪流」所需要的動員力量。比如，雖然有些媒體對一些地方性的實驗進行了報導，但中央的權威是至上的，地方媒體的話語資源比較有限。並且，按照民主政治的要求，醫療衛生體系建設作為一項關係國計民生的社會政策必需經過公共選擇的過程；即是不僅僅限於公共討論，而更強調要將公共討論的內容納入立法過程當中，最終形成具有充分合法性的法律規範。雖然《中國青年報》和《北京青年報》都曾報導過出臺《衛生法》的建議，但這樣的呼聲並沒有得到積極的回應。衛生部的框架性的醫改方案也經過相當長時間的「利益協調」後才於 2007 年年底進入人大審議，「供需兼補」的方案即是其「協商」的初步結論。由此來看，媒體的報導以及在社會利益「博弈」過程中參與討論，很大程度上構成了一種象徵性的話語秩序，其主要功能是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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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合，但尚不具有實質的參與決策能力。不過，從為時兩年多的醫改討論來看，政府方面對這個公共政策的制度已經表現出罕見的審慎，這不能不說是大陸公眾參與史上的一個積極的變化了。至此，本部分的基本發現是：現實語境中的媒體醫改報導能夠採用衝突框架揭露公共問題，引發輿論的關注；新聞媒體為公眾與政策分析專家提供了一定程度的公共表達空間，在社會博弈中傳達出社會公正與利益均衡的訴求，其中，注重問題本身的「實用」的話語姿態對於利益關係的分析和共識的重建顯得尤為重要；醫改議題的媒介話語所建構的象徵秩序體現了社會博弈中話語權力的分配格局，並為進一步的社會參與創造了可能條件。但是從總體而言，媒介話語並未真正達到進入「政策之窗」的效果。從知識社會學的角度來看，我們不僅要瞭解不同社會方位、社會場域對人們認知的影響，更試圖超越不同社會團體的意識，從而獲得一種總體性的認識。《中國青年報》經濟部主任董時女士雖然較早地策劃了該報的醫改報導，但她強調各個媒體在這場醫改討論中都有貢獻，包括與政府、公眾之間的互動都是有機的運動過程（董時，2007）。問題在於，這種「有機運動」的具體過程和發生機制是怎樣的呢？從「新聞作為社會知識」來看，這種有機運動就是一種社會知識的建構過程，即「社會的各種力量決定著在特定的時間點上何種知識類型如何在社會中得以培養；在新聞領域中，新聞採集與呈現是通過許多新聞工作的協作而進行的社會活動」。在這個意義上，媒體的「呈現」功能在醫改報導中已得到凸顯。在新聞實踐當中，記者對「盲人摸象」的寓言有切身的體會和困惑：「我們的採訪往往就是瞎子摸象，怎麼知道這個事情的起末到底是什麼樣的情況？」董時認為：「記者在報導這個事件的過程中最後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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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跟事件同步發展，不是一次就能把事情報導清楚，另外還有一個編采的互動。所有媒體的出版都是連續性的，所有新聞事件本身也是發展的，可以通過連續報導彌補前面報導的不足。你要儘量靠近事實，真相沒有人敢說，只要儘量靠近真相，儘量還原新聞事實，你相當於讀者的心態、讀者的眼睛」（董時，2007）。這也是對新聞的社會建構過程的直觀體會，只不過，知識社會學在解釋新聞生產過程時更強調社會結構與實踐邏輯的關聯性的分析。事實上，在這場改革討論中，媒體也會不斷地反思自身的社會角色和社會方位，從而為自身的行為提供正當的依據。例如《經濟觀察報》總編輯仲偉志對該報的報導立場作出了如下闡述：「我們的讀者以專業財經人士和商務人士為主，兼有各類具良好教育背景的讀者群，他們是這個社會的精英，我們的方向、定位必須與這個讀者群的需求相匹配。問題在於，『公平』和『效率』究竟誰先誰後，困擾了中國三十年的改革開放，這也是本報所有報導與評論必須面對的課題。我們對個體有悲憫，對強權要抨擊。這種中間偏左的立場，使我們與大部分成長中的中產階級站在一起。但是，我們也應該更富專業精神，我們一貫是主張所謂好的市場化改革的，不能有『劫富濟貧』的傾向，不能讓『強勢與精英總是有錯』的觀念先行，不能使主觀情緒影響事實的陳述與理性的分析。我們需要梳理所有對國家和社會進步有貢獻的人們應得的權益分配。我們希望這種中間偏右的姿態，能夠保證我們成為一張有高度的報紙．我們對包括醫療改革在內的所有報導，都是這個立場．我們的基本立場，在周其仁的文章裡得到了體現」（仲偉志，2008）。立足於更宏觀的社會變遷的背景，我們認為，「傳播的表現要義是在社會轉型當中尋求新的調解形式，重新定義政治與經濟、國家與社會、個人與社會共同體的關係，多元化的利益主體和多元化的資訊需求是對應的。調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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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是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把既定社會的公共空間加以結構，建立一個傳播體制意味著在傳播活動的參與者之間培育一種相互理解的主體間性」（陳衛星，2008: 268-269）。

肆、權力網路中的時評作者：「公共知識」的艱難表

述

在以上醫改報導的個案分析中，本文有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經過社會力量的影響以及媒體生產的把關之後，呈現在公眾面前的內容在多大程度上反映了民意？這個問題無論通過媒體內容的分析還是對新聞從業者的訪談，都不能得到完滿的解釋。我們只能說，有社會責任感的媒體根據職業要求以及公共利益的考慮，盡可能地呈現事實的真相。按照舒德森的闡釋，「新聞媒體應當向公民提供公正與全面的資訊，應當提供條理分明的框架來幫助公民理解複雜的政治世界，應當以能使公民獲得理解與採取行動的方式來分析和解釋政治」（Schudson, 1995: 28-29）。這些要求與「意識形態化」的表達正是迥然相異的，並且應當成為我們行動的導向。但在目前的現實語境中，媒介議題的呈現只能成為社會利益博弈過程中一種有限的傳播行為，上述意義上的「公共知識」只能得到碎片與局部的體現。為對民意表達過程有更真切地把握，我們的一個研究策略是採用深度訪談法，對當下的時評作者群體進行調研，從而直接接觸輿論主體中的一個較有影響力的人群。1 通常來說，時評是通過對新近發生的新聞的資訊來傳達見解、思想以影響他人的一種新聞評論樣式。時評其實是新聞的深化和延伸，它體現了傳媒的言論表達功能。自上個世紀 90 年代末以來，時評在中國大陸再度興起，直至今天已是空前繁榮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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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然不僅是一種文體的興起或媒介內容形式的呈現，它的背後是正是深刻而複雜的社會轉型。尤其耐人尋味的是，目前出現了「新聞蕭條下的時評繁榮」：在政治性批評受到限制的環境中，以市場取向報紙和部分電視臺為主的媒體利用時評開展另一種輿論監督，目前形成了較大氣候，主要批評對象包括政府的公共政策和壟斷行業的行為等（展江， 2008）。與此相應的是，新聞記者的悲觀心態與時評作者的相對樂觀態度形成了對照。因此，本研究的關注點就不再針對一種文體本身，而更重要的意義是透過該現象及這一作者群體的眼睛，對「社會生產」語境下的公民話語表達進行再觀察與再思考。在社會群體中，時評作者與其他社會成員顯著區別的是，他們每天通過報紙、雜誌、電視、網路等媒體，給我們提供了資以觀察和思考我們的世界的觀點，因而對於當下中國大陸急速的社會變動來說，他們的角色擔當就格外值得關注了。並且，我們選擇的訪談對象有不同的職業身份（媒體編輯、評論員、教師、律師、自由撰稿人）、不同的學科背景（經濟學、法學、中文、藝術等）和不同的言論表達平臺（黨報、都市類媒體、網路媒體），並考慮到體制內與體制外、職業寫作與「公民寫作」、表達者與行動者等各種關係。他們站在不同的社會方位上，觀察社會現象的角度與理解方式是有所不同的，因而這樣的訪談對象選擇使研究者能夠看到更豐富的社會圖景。如果說媒體本身是社會自我觀察與參照的產物（Luhmann, 2000），那麼，我們對時評作者的訪談研究就是對他們的社會觀察的再觀察。因為在時評的生產、傳播過程中，就包含了作者從媒體當中閱讀社會、然後參與媒體的表達、通過媒體的傳播融入到「社會知識」再生產的全過程。在田野調查中，我們先從以下基本問題出發：如何認識當下的時評熱？在媒體呈現出基本的新聞事實——「社會知識」之後，言論表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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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產生的？在新聞報導空間相對有限的現實條件下，言論表達的機會空間相對擴大意味著什麼？通過對二十來位時評作者的訪談，我們總結出以下一些可能的解答：第一，從宏觀的社會背景來看，當下中國大陸時評勃興呈現的正是改革開放持續推進中民眾對自身利益的思考和訴求，言說本身是利益博弈過程中對話語權的爭奪，折射出的是國家、社會、個人之間關係和力量的動態變化。受訪者普遍認為，社會處於制度轉軌之中、社會問題叢生，是時評熱出現的基本原因。「各方競相提出自己的方案，社會中存在著廣泛而激烈的觀念、價值之爭，政府也一直面臨重大的政策、戰略、策略等方面的抉擇。在這樣的社會與觀念環境中，媒體的作用相對突出，具有不同理念、價值的知識份子通過時評這樣一種觀念速食品，將自己所認同的理念、價值及據此形成的解決具體問題的方案，傳達給公眾，在公共空間進行競爭」（秋風，2008）。從時間段來看，「在 1990 年代，時評主要運用經濟學話語，強調政府和社會的關係，要求政府劃出一個邊界、有一定的規則；2000 年之後，法學、政治學話語越來越多，主要關注權利和權力、利益調整」（莫之許，2008）。另一方面，儘管作者們對「公民寫作」的說法有不同的理解，但他們基本認可「時評寫作的公共取向」（何雪峰，2006），就此而言，公民觀念正通過媒介的平臺向更大的社會空間擴散。第二，在社會結構中，市場的力量也不可不察。范以錦先生認為：「理想、抱負和責任是其繁榮的內在動力，市場力量則是其內在的驅動力」（范以錦，2006）。媒體一方面在有限的政治空間中生存，同時出於贏得市場的考慮，在經營上全面導入「受眾」中心理念，因此客觀上的需求導致了傳媒在編輯和經營上的「意見」內容安排考慮。在訪談中，一部分人坦言稿費是寫作的重要驅動力甚至是生存的經濟支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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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則在經濟自足的條件下認為稿費並不足以刺激表達的欲望。第三，從傳媒本身的操作來看，客觀性報導理念近年在國內得到長足發展，這就要求新聞與評論分離，包括內容和版面的雙重分離。在這種情況下，「觀點競爭」成為市場化媒體生存發展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媒體必然需要對言論走向進行把關，「目前很多作者對於編輯的這種把關有很多意見，但從媒體體制性生存的角度，這是很難說是誰的責任的問題」（畢詩成，2008）。一些受訪者表示對言論的尺度或者「曲筆」的方式心中有數。在作者與媒體之間，可以說既有「默契」又在「博弈」。第四，從言論內容與形式來看，時評基本針對的都是一個個具體的問題，並且具有「可解決性」，從中把握社會的趨勢。「制度上具有可解決性，而不是說現實中馬上可以解決的。這是兩回事。因為你畢竟不是執政者」（秋風，2008）。就總體而言，媒體的發言在社會利益博弈過程中很大程度上構成了一種象徵性的話語秩序，但就某個具體問題的時評中，都要求具體的觀察、理性的分析乃至指出可能的解決途徑。在這個過程中，象徵性的公民觀念通過具體的表達而與現實世界形成互動。同時，時評作者表示會考慮文章的可讀性，採用「適合讀者閱讀也適合自己表達」的文體（吳祚來，2008），因為「傳播就是路徑越快地讓人接受你的東西越好」（十年砍柴，2008）。他們十分清楚，言論的內容必須直指社會利益、社會分歧的要害，才能在讀者當中獲得迴響。以上是我們從訪談中所得的關於時評繁榮的原因的初步理解。沿著一種「關係主義」的方法論路線（Bourdieu & Wacquan, 1992∕李猛、李康譯，1998；Mennell & Goudsblom [Eds.], 1998∕劉佳林譯，2005），我們進一步的問題是：在一系列公共事件中，輿論與權力的關係如何？時評作者在微觀的編輯部場域以及宏觀的國家、社會與市場的權力網路中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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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的制約，又是如何發揮個體的能動性、進行意見的表達？在社會學中，社會是由多重交疊和交錯的社會空間的權力網路構成的（Mann, 1986∕陳海宏等譯，2007）。具體來說，「任何一個現實、具體的權力關係都同時涉及制度、組織、和這些制度組織交織在一起的日常生活以及作為這些場合中的實踐活動的前提和產物的自我－主體型態……權力分析所能夠探索的正是這些成為技術的權力運作方式，它雖然只是權力運作的冰山所露出的小小尖角，卻使我們可以感受到在話語的水面之下所隱藏的權力運作的無窮無盡的可能性」（李猛，1996: 27）。因此，在田野調查的深入過程中，關於輿論和權力關係的探索成為我們進一步分析社會結構與傳媒話語生產的關聯的重點。目前，已有不少學者和業界人士看到，參與型的公民文化的塑造，「應當」成為制度轉型與建設方向。但是言論表達對社會的實際影響有多大，時評作者們的看法各異。有的認為：「雖然在公民社會方面出現了相當程度的多元化，但這種多元化並沒有形成足夠強大的力量，去挑戰政治社會的封閉和強權，至少目前還缺乏足夠的力量」（羽良， 2008）。在他們看來，目前時評的「繁榮」只是一種缺乏報導自由的條件下的虛假繁榮。另一些樂觀的人士，如《南方周末》評論部主任笑蜀則認為，「中國公民社會正在成長壯大，並且媒體在社會轉型中將起越來越大的作用，將起著博弈的主導力量」（笑蜀，2007）。這些判斷各有其角度和依據，那麼，我們如何對其社會觀察進行再觀察？在前文中，我們試圖對媒體「強制性」地形塑「合意」的觀點提出修正，即目前的傳媒話語中已存在一定的公眾參與及抗爭，但這還只是一種表像的描述，我們還需要從社會結構與傳媒話語的關聯分析中給出進一步的說明。我們可以推論，這種「強制性合意」其實是「威權主義政權」的內在特徵（Linz & Stepan, 1996∕孫龍等譯，2008: 41），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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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多元」的制度性產物。儘管改革以來，媒體的角色已不僅是「意識形態宣傳的喉舌」，特別是近年公眾的參與和抗爭正在增加，社會轉型亦正從經濟領域的釋放走向「社會的生產」，但由於政治領域的改革相對滯後，「威權主義政體」的性質並未發生根本的改變，因而傳媒生產的「社會知識」依然具有形塑「強制性合意」進而鞏固威權政體的功能。從理性化表達的專業要求出發，言論者的獨立觀察與多元立場是「觀點競爭」的前提條件。但在現實環境當中，「一方面，每個媒體要取悅於它所定位的讀者，這本身也是一種責任，媒體必須對他的讀者負責，像商品一樣滿足讀者的需求；另一方面也不可能不受官意的影響。有時候黨的宣傳部門會發通知給你，某個事件應該怎麼報，某個題材不許報，或者某個題材媒體不想報但必須報。在媒體市場化之後，特別是都市報的興起，這樣的問題經常讓媒體感到尷尬。雖然輿論管制相比較過去是放開了很多，但是宣傳主管部門還是要調控的，媒體只能在特定的範圍內自行發揮」（椿樺，2008）。不過，正如有受訪者所指出的，這種把關的意識形態底線正變得越來越含糊（莫之許，2008），這表明官意、民意與媒意的「強制性」統一與象徵主體的多元化之間存在一種「權力」與「權利」的反覆博弈。進一步地，我們曾希望通過這些「局內人」的敘述確切地瞭解當下輿論表達的運作機制，然而，時評作者們更多的看法是：輿論的機制是隨機的、不確定的，民意傳遞的管道是不透明、非常規的。對於具體的事件，官方往往根據具體的利害關係與可能後果作出反應。一位時評編輯就此認為，「在當前的政體下，由於制度化的利益表達機制不暢，僅有的制度化表達機制（人大和政協）也只是覆蓋了既得利益群體，那麼人們表達意見的方式，就只能選擇非制度化的管道。媒體評論，可以說是一種『制度化的非制度表達』：『制度化』是因為它屬於現行的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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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所固有的部分；『非制度化表達』則是說，本身它所表達的內容，很多應該是首先選擇在政治社會中去表達的，由於政治社會對他們是封閉的，所以只能選擇公民社會中的媒體來進行表達」（羽良，2008）。周澤律師也表達了類似的看法：「任何一個社會和國家的健康發展，都是制度性評價（司法裁判）與自發性評價（媒體報導和輿論）良性互動的結果。」而在現實當中，我們的不少自發性評價往往得不到制度性的保障。例如周澤律師發起的挑戰養路費事件，雖然得到不少民意支持，但仍不了了之。對此他認為：「對我們來說，已經批評了，問題已經提出來了，讓老百姓認識到了這個問題。這就是表達者的作用。如果能觸動制度的變革，當然令人欣喜。但即使沒有觸動制度的變革，讓人們慢慢認識到這個問題，也可以欣然了」（周澤，2008）。延著關係主義的思路，我們仍試圖尋找一種「過程的結構」，以助於人們更好地理解自身與社會。這就需要對其具體關係及事件進行持續的觀察，乃至一種歷史的眼光。將眼界放到過去十多年的範圍來看，時評從無到有到興盛的過程，本身仍反映出社會的進步。也有受訪者很苦惱地告訴我們，「有些重複勞動的感覺，我剛說過的東西，馬上又出現了，或過幾年還出現」（十年砍柴，2008），這說明瞭社會進步之緩慢。對於這種情況，另一些受訪者則認為社會的進步必須經過人們反覆推動、各種力量反覆較量的過程（莫之許，2008；潘洪其，2008）。隨著公共事件的累積，國家、社會與市場關係的逐漸調整，媒介生產的權力網路可能逐漸發生變化。一些受訪者認為，儘管言論的自由度依然有限，過去一些成功的例子如孫志剛事件、廈門 PX 事件都有具體的偶然因素，但通過一點一點的努力，總有改變的時候。獨立學者秋風談到：「現在說的『維權』，其實就是我們幾個朋友 03 年的時候提倡的，比如新民權運動。現在『維權』成了最基本的政治話語，連政府都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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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時評作者如果有足夠的力量、判斷力的話，其實是可以塑造一個社會的公共話語，讓大家都來觀察社會，這些事情具有怎麼樣的意義」（秋風，2008）。從政治語境的層面來說，學者吳稼祥認為，「公共評論人是影響語境的。謀劃改革那是政治家的事，但政治家的決策和備選方案如果和政治語境相差太大，這個事情就不好辦。政治語境就像水土和血型：你要移栽一種政治植物，不能水土不服；你要移植政治肢體，不能血型不對。所以我認為公共評論人就是要使我們國家的語境發生實質性的或緩慢的變化，使它適合水土，使它具有民主的氣息。這是公共評論要面對的事情」（吳稼祥，2008）。此外，儘管本研究是以時評作者個人為提問對象，但受訪者往往以群體性的眼光來觀察社會，認為社會的進步、權力格局的調整需要社會各群體的配合與共同作用。經濟學家茅於軾認為：「最後中國要走向民主法治社會，這個憲法也說了。但是現實生活，不是一步能到的，要靠各方面的積累、努力。全國加起來，國家就有前途了」（茅於軾， 2008）。更具體地來看，近年來法律界與新聞界的合作日漸增多，維權律師許志永認為：「其實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離不開輿論的支持。因為我們過去的政治習慣於暗箱操作。一個現代民主的社會應該是公開透明的。我們現在離不開輿論，因為司法不獨立。只有通過輿論的壓力，使當權者稍微收斂一點，使司法更有尊嚴，使社會成為更公正的社會」（許志永，2008）。再者，不少時評作者透過都市類媒體的繁榮，看到的是背後的中產階層與市民階層的成長及其利益訴求，這對於言論生態的變化具有重要的影響（吳祚來，2008；椿樺，2008）。還有受訪者認為，「社會真正基礎的變化是緩慢的；社會結構單一就導致使少數經濟壟斷者利益勾結，這種勾結很難被打破；與其說是社會力量，不如用制度經濟學的話，就是社會要產生一個主導集團，改革的行動集團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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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改的契機要出現」（黨國英，2008）。其中的耦合關係與權力—利益結構，難以用簡單的線性思維來概括。

伍、小結

本文從知識社會學的觀點出發，通過兩個經驗研究考察社會結構與傳媒話語生產的關聯，包括對傳媒的「新聞呈現」與「言論表達」兩個向面進行分析。我們之所以將這兩個研究按照目前的次序來敘述，是出於理論構築的需要。在中國大陸民意研究領域，儘管社會變動下激發的公共問題層出不窮，但已有的研究對於民意過程、機制依然罕有理論的整合而顯得零敲碎散。本研究依據知識社會學的思路，嘗試將傳媒話語生產置於國家、社會與市場關係的背景中進行關聯的考察，最後從政治與社會結構的角度對當下傳媒話語表達的局限作出解釋，從而試圖獲得「拓展個案」的理論意義。進一步的研究除了要求研究者在理論與經驗層面有更深入開掘外，現實語境中社會實踐的進步更是根本的推動力。

註釋

1 時評作者的訪談調研是筆者與西安外國語大學教師王錦東合作進行的，相關成果可參見王錦東（2008）：〈言說的力量、困境與出路——對當前輿論與權力運行關係的一種考察路徑〉，第八屆「新世紀新聞輿論監督研討會」，北京；徐桂權、王錦東（2009）：〈關係視角下的媒介、言論與權力網路——對時評作者的社會觀察之觀察〉，《國際新聞界》2009 年第 1 期，北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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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文獻

陳海宏等譯（2007）。《社會權力的來源》（第一卷）。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原書Mann, M. [1986].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1: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陳衛星（2007）。〈社會調解的話語光斑（序）〉。載椿樺著《輿論尖刀》。廣州：花城出版社。陳衛星（2008）。《傳播的觀念》。北京：人民出版社。范以錦（2006）。〈責任感使然！市場驅動使然！〉，載何雪峰主編《熱言中國— —中國新聞時評精選（第一輯）》。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馮鋼、劉陽譯（2007）。《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原書Polany, K.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Beacon Press.）

郭于華，史雲桐（2008）。《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布洛維〈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啟示》。廣州：《開放時代》，3: 141-151。何雪峰（2006）。〈公民寫作時代與中國時評〉，載何雪峰主編《熱言中國——中國新聞時評精選（第一輯）》。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胡鞍鋼、王磊（2007）。〈從經濟改革到社會改革，從經濟建設到社會建設〉，載周建明、胡鞍鋼、王紹光主編《和諧社會構建：歐洲的經驗與中國的探索》。北京：清華大學出版社。李梁、許桐琿（2006 年 3 月 16 日）。〈2004-2006『第三次改革論爭』始末〉。廣州：《南方週末》，第1 版。李猛（1996）。《日常生活中的權力技術：邁向一種關係∕事件的社會學分析》。北京大學社會學系碩士論文。李猛、李康譯（1998 ）。《實踐與反思》。北京：中央編譯出版社。（原書 Bourdieu P., & Wacquan L.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劉佳林譯（2005）。《論文明、權力與知識：諾貝特‧埃利亞斯文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Mennell, S., & Goudsblom, J. [Eds.] [1998]. Norbert

Elias on civilization, power and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9)

Mannheim K. [1936]. Ideology and utopi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潘忠黨（2007）。〈有限創新與媒介變遷：改革中的中國新聞業〉，載陶東風、周憲主編《文化研究》，7: 7-25。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王紹光（2007）。〈從經濟政策到社會政策的歷史性轉變〉，載周建明、胡鞍鋼、王紹光主編《和諧社會構建：歐洲的經驗與中國的探索》。北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吳強（2007 年 4 月 16 日）。〈社會權利的由來——讀馬歇爾的『公民權與社會階級』〉。廣州：《21 世紀經濟報導》，第 35 版。沈原（2008）。《市場、階級與社會：轉型社會的關鍵議題》。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孫龍等譯（2008）。《民主與鞏固的問題：南歐、南美和後共產主義歐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原書 Linz, J., & Stepan, A.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孫立平、李強、沈原（2004）。〈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近中期趨勢與潛在危機〉，載李培林、李強、孫立平等著《中國社會分層》。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孫立平（2005 年 10 月 11 日）。〈改革到了哪一步？〉。北京：《經濟觀察報》，第43 版。孫立平（2006 年 3 月 21 日）。〈破解改革反思的意識形態迷霧〉。廣州：《南方都市報》，個論版。唐文方（2008）。《中國民意與公民社會》。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於建嶸（2006）。〈轉型中國的社會衝突——對當代工農維權抗爭活動的觀察〉。北京：《理論參考》，5: 58-60。羽良（2005）。〈醫改之痛——轉型中國面臨的社會政策危機〉。南京：《董事會》，9: 70-71。展江（2008）。〈時評為什麼會持續繁榮〉。濟南：《青年記者》，6 月上，40-41。趙鼎新（2006）：《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Berger, P. L., & Luckmann, T.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Burawoy, M. (2003). 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any. Politics & Society, 31(2), 193-261.

Chang, T. K., Wang, J., & Chen, C. H. (1994). News as social knowledge in China: The changing worldview of Chinese national medi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4(3),

(30)

pp. 52-69.

Dearing, J. W. & Rogers, E. M. (1996). Agenda-Setting.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Fairclough, N. (1998).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media: An Analysis Framework. In A.

Bell & P. Garrett (Eds). 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 pp. 142-162.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Golding, P., & Murdock, G. (1978).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ories of societ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5(3), 339-356.

Janoski, T. (1998). Citizenship and Civil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ingdon, J. W. (1995). 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 (2nd e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

Luhmann, N. (2000). The reality of the mass media. Polity Press. Marshall, T. H. (1992).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London: Pluto Press.

Neuman, W. R., Just, M. R. & Crigler, A. N. (1992). Common knowledge: New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ea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rk, R. (1940). 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5(5), pp. 669-686.

Schudson, M. (1995). The power of new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31)

訪談名單

醫改報導訪談：

董時，《中國青年報》經濟部主任，2007 年 12 月 21 日，北京仲偉志，《經濟觀察報》總編輯，2007 年 12 月 23 日，郵件訪談

時評作者訪談：

笑蜀，《南方週末》評論部主任，2007 年 12 月 18 日，北京畢詩成，《華商報》評論版編輯，2008 年 2 月 29 日，西安羽良，搜狐網評論頻道編輯，2008 年 4 月 24 日，郵件訪談秋風，學者，2008 年 5 月 6 日，北京十年砍柴，專欄作家，2008 年 5 月 6 日，北京吳祚來，學者，2008 年 5 月 7 日，北京許志永，律師，2008 年 5 月 7 日，北京周澤，律師，2008 年 5 月 11 日，北京莫之許，策劃人，2008 年 6 月 10 日，北京潘洪其，《北京青年報》評論員，2008 年 6 月 12 日，北京吳稼祥，學者，2008 年 6 月 13 日，北京党國英，學者，2008 年 6 月 13 日，北京茅於軾，學者，2008 年 6 月 15 日，北京椿樺，《信息時報》評論版主編，2008 年 7 月 18 日，廣州

(32)

Producing Society, Media Presentation and

Opinion Expression:

An Approach to Public Issues Building in

Mainland China

Guiquan Xu

*

ABSTRACT

Based on the text analysis of the newspaper coverage of health care reform and interviews with commentary authors, this article is aimed to examine the linkage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media discourses production in Mainland China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edia’s function of public presentation and expression of opin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think the China’s public opinion studies at a theoretical level, that is, a dua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and power networks, which includes emerging civic discourse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party-state authoritarianism on the other hand. In other words, China’s media production has an unclear vision.

Keywords: Producing society, Media presentation, Opinion expr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