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崛起對當前國際體系的衝擊
陳重成
（育達商業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唐欣偉
（美國克萊蒙研究大學政治與政策學系博士生）摘
要
本文試圖以世界銀行提供的國內生產毛額數據作為測量一國國力 之指標，並依各國過去的經濟成長率，推估至 2025 年時，世界與亞洲 體系內各主要強權之相對國力的可能消長。由於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 速度遠超過其他強權，因此，未來其國際地位將持續提升，甚至可能 趕上美國。根據新現實主義的論述，當兩個主要強國的權力達到均衡 時，將有利於維持國際體系的和平與穩定。然而，「權力移轉理論」 卻聲稱當後進的挑戰者趕上既有霸權時，衝突爆發的可能性將大幅上 升，此際能否避免衝突，得視新興強權是否願意接受既有的國際秩序 而定。依此而論，美國可否成功地協助中國大陸融入現有的國際社 會，並將其納入形塑國際秩序的「最小獲勝聯盟」，將是維繫和平的 關鍵。 關鍵詞：國內生產毛額、權力移轉、美國、中國大陸、最小獲勝聯盟壹、前言
對於美國的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與我國的陳水扁政府而言， 2005年是其第二任期一個全新的開始。再往後推 20 年，21 世紀的「第 一季」就要結束。從現在（2005 年）起到 2025 年，國際政治體系將會 發生什麼重大變化？這種長期預測涉及的變數太多，再加上民主國家 政治人物易受短期競選周期的制約，1使之不易成為決策者最關切的議 題。然而，若不及早對未來的局勢進行推估，日後在面對一連串看似 突發，而實際上卻早已有跡可循的重大事件時，就會措手不及。因 此，如何運用現有的知識理論和有效的資料來勾勒出未來的長期變化 趨勢，便成為當前各國政府和學術界必須面臨的重大挑戰。 長期以來，試圖對國際體系的長期變化發展進行預測的知名學者 不乏其人。早在冷戰結束前，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甘迺迪(Paul Kenn-edy)便認定中國大陸、日本、歐洲經濟共同體、蘇聯與美國可望保持強 權地位直到 21 世紀，儘管首強美國會因「帝國過度擴張」而「相對衰 落」。2 然而，側重經濟面的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及經濟學教授梭羅(Les-ter C. Thurow)則認為，未來的國際體系仍將呈美國、日本和歐洲三 足鼎立的格局，其給予後兩者高度評價，甚至斷言 21 世紀將是歐洲的 世紀。3此外，以世界體系理論著稱的社會學家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主張，未來在經濟上將是美日歐三強爭霸，軍事上則是 美國獨強，但日、歐、中、俄有可能趕上美國。4基本上，這些學者都 吳玉山，〈臺灣總統大選對於兩岸關係產生的影響：選票極大化模式與戰略 三角途徑〉，《遠景季刊》，第 1 卷第 3 期，2000 年 7 月，頁 1-31。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p. 438-535.
Lester C. Thurow, Head to Head (New York: Morrow, 1992), pp. 247, 257-258.
認為後冷戰時期的國際體系將呈現多元格局，並對主要強權的清單有 相當程度的共識。5 在 2005 年回顧這些早先的預測可以發現，中國大陸長期、持續快 速的經濟成長，以及日本的長期停滯，都令人大出意表。6然而，2000 年以後的研究對中國大陸的發展則有較高的評價，特別是芝加哥大學 政治學系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強調，中國大陸將於 21世紀初成為對美國最危險的潛在威脅；7哈佛大學教授奈伊(Joseph S. Nye, Jr.)也將中共列為頭號潛在的挑戰者，排名在日、俄、印、歐 之上。8此外，美國國家戰院國際戰略系主任譚門(Ronald L. Tammen) 還預測，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將
& Immanuel Wallerstein, eds., The Age of Transition-Trajectory of the World-System, 1945-2025 (London & New Jersey: Pluto Press, 1996), pp. 229-232.
關於 1990 年前後，對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各種預測之綜整，請見明居正， 《國際政治體系之變遷》（臺北：五南出版社，1992 年）。
甘迺迪教授大致指出了各強權相對升降的方向，然而對於相對實力變化的速 度之估計略嫌保守，請見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pp. 447-471。稍後他又表示，中國大陸（與印度）在 1990 年左右
起算的數十年內，能夠每年成長 5%就算不錯了；由於自然環境的限制，這 兩個後進的亞洲巨人的經濟發展可能遭遇種種困難，請見 Paul Kennedy,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p.164, 192；至於梭羅和華勒斯坦都曾認為日本很有機會取代美國的地位，
前者當年完全忽視中國大陸，而後者也不認為中國大陸是經濟中心，僅是一 個有潛力的國家。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 362.
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7-35.
於 2015 年左右超越美國。9
實務界的研究也顯示出同樣的發展趨向：2003 年 10 月高盛公司
(Goldman Sachs)預測中國大陸的 GDP 將於 2041 年超越美國，10而
2005年初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所作的 報告指出，21 世紀可能是亞洲－－中國大陸與印度－－的世紀，就如同 20世紀是美國世紀一樣。11以上這些研究和預測如果是有意義的話， 那麼中國大陸的成長趨勢對於未來 20 年的國際體系將會產生什麼影響 或衝擊？本文擬運用當今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界通行的理論，以國家為 基本分析單位，透過最簡要的方式進行初步探討。 儘管國際關係學者們對國際組織、多國籍企業與恐怖團體等非國 家行為者也甚為關切，但國家仍是國際體系中最主要的行為者。12即便 是以體系本身作為主要分析單位的新現實主義學者，也必須以主要國 譚門除了比較各家各派的不同評估之外，還引述了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於 1995 年做的研究，該研究顯示出中國大陸的 GDP 於 2015 年時可
能比美國的數值高出 27%，請見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pp. 154-155, 210；主張 攻勢現實主義的米爾斯海默與提倡權力移轉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 的譚門對於中國大陸的崛起沒有歧見，差別僅在於前者建議美國政府採用遏 制策略，而後者則認為應以交往策略為主。
譚門對 GDP 的計算是以購買力平價(Parity Purchase Power, PPP)為準，而 高盛公司則是以匯率為準。請見 Dominic Wilson & Roopa Purushothaman,
Global Economics Paper No. 99: Dreaming with the BRICs: the Path to 2050 (NY: Goldman Sachs, 2003), p. 3, <http://www.gs.com/insight/ research/reports/99.pdf>。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 2004, p. 13, <http://www.foia.cia.gov/2020/2020.pdf>，該報告對經濟成長的預測乃是 以高盛公司之研究為準。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 361-362； 李英明，《國際關係理論的啟蒙與反思》（臺北：揚智出版社，2004 年），
家的數目作為體系分類的標準。但本文在聚焦於主要國家之際，也將 日益重要的某些區域性政治經濟整合組織視為「準國家行為者」，一 併加以討論。當前全球的獨立國家，以及具有類似國家地位的政治經 濟實體（如香港、格陵蘭或法屬波里尼西亞等）約有兩百個之多，然 而力足以影響世界大勢者屈指可數。為了決定哪些國家（以及準國家 行為者）有資格納入本文討論的範疇，必須先對衡量權力的標準加以 界定。
貳、衡量國家權力對比的標準
許多國際政治學者認為「權力」乃是此一學門中最核心的概念。13 由於國家間的權力對比乃是決定政治領袖之意志能否貫徹的關鍵因 素，因此，如何將各國的權力，納入一個統一的標準下予以量化評 估，就成為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課題，惟目前學界對此議題尚未達成 共識。部分學者僅採用軍事性指標，14另外，一些學者則偏好使用經濟 性指標；有些學者運用單一指標，有些學者則採用多項指標並將之綜 合衡量。15 頁 13。2004 年全世界最大的跨國公司沃爾瑪(Wal-Mart Stores)之營業額約 2,882億美元，介於印尼的 GDP（依當期美元匯率計算約為 2,576 億美元） 與奧地利的 GDP（約 2,910 億美元）之間，這樣的力量還不足以對國際體系 造成重大影響。沃爾瑪的營業額請見“Largest U.S. Corporations,” Fortune,April 18, 2005, p. F-1，相關國家之 GDP 請見 World Bank, World
D e v e l o p m e n t I n d i c a t o r s D a t a b a s e (Washington, DC: IRBD, 2005), <http://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Richard J. Stoll & Michael D. Ward, eds., Power in World Politics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9), p. 1.
米爾斯海默主要從軍事層面來界定權力，其中又以陸軍的規模與強度為主， 空海軍為輔。不過，他和甘迺迪皆未提出一套可供統一比較的量化標準，請 見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56。 同註 13，頁 1-28。
德國學者法克斯(Wilhelm Fucks)於 1965 年提出以人口規模、能 源生產與鋼鐵生產三項要素綜合而成的國力指標，其將 1960 年的世界 首強美國之國力值定為 100，並估計其將於 2040 年前增為 200。然而， 他估算中國大陸的國力會在 1975 年左右趕過美國，並於 2040 年時增 至 3,000，16只是這個估算顯然與事實相差甚遠。 國人比較熟悉的克萊恩(Ray S. Cline)指標在較低程度上也有誤差 過大的問題。曾任職於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的克萊恩之國力計算公式如下： 國力＝（基本體積＋經濟能量＋軍事能量）×（策略目標＋貫徹意志） 依此，其於 1980 年與 1994 年分別列出世界前 12 強名單： 表 1 依據克萊恩指標排列的世界前 12 強國及其國力值 1978年 1991年 名次 國家 國力值 國家 國力值 1 蘇聯 458 美國 550 2 美國 304 日本 434 3 巴西 137 德國 364 4 西德 116 俄國 328 5 日本 108 加拿大 250 6 澳洲 88 中國大陸 240 7 中國大陸 83 英國 240 8 法國 74 法國 240 9 英國 68 義大利 220 10 加拿大 61 巴西 216 11 印尼 55 臺灣 195 12 臺灣 49 南韓 180
資料來源：Ray S. Cline, World Power Trends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80s
(Boulder, CO: Westview, 1980), p. 173; Ray S. Cline, The Power of Nations
in the 1990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4), p. 107。
克萊恩將非物質要素納入考量的方向是正確的。在這兩次評比 中，臺灣的策略目標＋貫徹意志數值高居世界第一，因此，將臺灣先 天上略顯單薄的權力大幅提升，成為凌駕於南韓、印度、西班牙之上 的強權。相形之下，中國大陸在這方面的得分則是前 12 強中最低的。 然而，他對策略目標與貫徹意志的評分方式未能提出具有說服力的客 觀標準，甚至在可以具體測量的有形物質力量項目上也出現嚴重扭 曲。17他在冷戰時期認為蘇聯的實力遠超過美國，其 1978 年之國力數 值甚至比美國與第三強權之和更高，似乎「料敵過寬」。事實上，只 要就策略目標＋貫徹意志的數值作些微調整，就可以得出一份比較接 近實況的列強國力排行榜。 了解釋韓戰與越戰中，共產黨國家為何能夠與擁有壓倒性物質 力量的美國抗衡，古格勒(Jacek Kugler)等人提出了「相對政治能力」
(Relative Political Capacity, RPC)這項非物質性的概念：
RPC ＝國家實際汲取之收入／預期可汲取之收入 如此一來，便得以更客觀地計算抽象的國力要素。18然而，若用此 一指標來衡量中共的實力，便會發現中國大陸在高度政治動員的動盪 時期，其 RPC 值遠高於將部分經濟決策權下放地方後的改革開放時 期。也就是說，大躍進或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共之抽象國力比 1990 年 代時更高，這恐怕會引起不小的爭議。 目前學界大致上比較常用的權力指標有二：一為辛格(J. David
Sin-ger)的戰爭關連(Correlates of War, COW)綜合指標；二為單一經濟
例如蘇聯的面積超過澳洲兩倍以上，但兩者在這方面的得分相同；阿根廷的 面積僅比蘇丹略大一點點，但其得分是後者的兩倍。請見 Ray S. Cline, The
Power of Nations in the 1990s, p. 41。
Jacek Kugler & Marina Arbetman, “Choosing among Measures of Power,” in Richard J. Stoll & Michael D. Ward, eds., Power in World Politics, pp. 68-69.
指標：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或 GDP。COW 指標包含了人口、工業化程度與軍力等三大領域，計算方式較為繁 複，但實際上該指標與 GNP 指標之間的相關性非常高。COW 與 GNP 或 GDP 指標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將軍力要素納入考量。19不 過，GNP 或 GDP 高的國家，其軍費支出也隨之增高。若以世界各國 2001-2003年間之軍事開支作為依變數，GDP（PPP 基準）作為自變 數進行簡單回歸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的結果： 表 2 2001-2003年間世界各國軍事開支與 GDP 間之關係 係數 截距 -2312.081 GDP（PPP 基準） 0.0262265* R-squared=0.7963,* P < 0.001, N=441
資料來源：軍費數據引自 The Military Balance, Vol. 101, No. 1, 2004, p. 351-358；
GDP數據引自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世界 銀行之計價標準為 2000 年之國際美元幣值。 實際上，各國軍費開支與 GDP 間之關係顯然非常密切。臺灣近年 來的國防開支與經濟成長率同步下降，也反映了「國富而後兵強」的 規律。事實上，軍費作為政府開支的一部分，已經被納入 GDP 的計 算。而且經濟實力強大的國家，在感受到外來威脅時，便可以增加軍 事開支，因此，將軍力要素獨立討論的意義不大。 了同時衡量政治 與經濟的實力，並簡化分析程序，本文僅採用當前最常被引用的單一 量化指標－－ GDP －－作為衡量國力的標準。20
Jacek Kugler & Marina Arbetman, “Choosing among Measures of Power,” pp. 54-67.
儘管 GDP 是最能代表國力之單一指標，但此一度量單位仍無法完美地反映 實際國力。將經濟實力轉換成軍力與政治影響力，通常需要一段過渡期間。 美國的 GDP 於 1879 年便已超越英國，此後一直穩居世界第一位，然而它還 要再過數十年，才成為無可爭議的世界第一強權。Mearsheimer 認為單單採
過去 GDP 的跨國比較估算向來是以匯率為標準，但是這往往會低 估物價較低的開發中國家之經濟活動規模，因此，現在比較常以 PPP 為準。表 3 列出了以匯率與 PPP 算出的 2004 年世界前 10 名經濟大國 與歐洲貨幣聯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 EMU)21之 GDP：
表 3 世界前 10 名經濟大國、EMU 暨全世界之 GDP GDP（匯率基準） GDP（PPP 基準） 全球 34,908 全球 51,770 美國 10,798 美國 10,762 EMU 6,372 EMU 7,995 日本 5,008 中國大陸 6,593 德國 1,918 日本 3,493 英國 1,575 印度 3,112 中國大陸22 1,506 德國 2,153 法國 1,389 英國 1,696 義大利 1,114 法國 1,614 加拿大 788 義大利 1,501 巴西 657 巴西 1,372 西班牙 623 俄國 1,304 產值單位：10 億美元（除非另有註明，否則下文中之美元皆為 Constant 2000 年國際美元） 資料來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用 GNP 來作為比較中國大陸與美國、日本的國力指標，將會高估前者的實 力，因為中國大陸相對較低的發展水平，對其經濟潛能的發揮構成了一定程 度的限制。然而，隨著中國大陸人均產值持續提升，這種扭曲的現象便會逐 漸消失。請見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65。另外，世界銀行已用 GDP 取代 GNP，本文從之。
歐洲貨幣聯盟係指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中採用歐元之國家組成 的貨幣聯盟，也被稱為歐元區。1999 年時之原始成員包括德國、法國、義 大利、西班牙、荷蘭、比利時、奧地利、葡萄牙、愛爾蘭、芬蘭、盧森堡， 希臘於 2001 年加入後，共有 12 個會員國。
從表 3 中可以發現，不論採用匯率或 PPP 為基準，美國、中國大 陸、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與巴西這八個國家，其 GDP 都 居世界前 10 名，強權地位無可爭議。23若以匯率為基準，加拿大與西 班牙會擠入 10 強末尾；若以 PPP 為基準，則印度與俄羅斯可以列入前 10名。高盛公司的報告乃是採匯率基準計算 GDP，然而在比較世界 10 大經濟強權時，卻捨西班牙與加拿大而取印度與俄羅斯。24
從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與 EU 的章程中，可以看出以 PPP 為基準排列的前 10 強之地位特殊：美、法、英、俄與中國大陸為 UN 安全理事會之常任理事國，並擁有否決權；而德、法、英、義四國在 歐盟部長理事會中各擁有 29 票，高於其他各國。此外，日本、德國、 印度與巴西也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席位的有力候選者。西班牙與加拿大 雖然實力不弱，但顯然不及俄國與印度。採用匯率基準估算國力會將 西班牙和加拿大的地位推到印度與俄國之上，造成明顯的扭曲。此 外，美國 CIA 對世界各國的 GDP 是以 PPP 而非匯率為計算基準，25而 且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美國商業部(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蘭德公司與譚門等也都運用 PPP 法， 故下文對 GDP 的計算皆以 PPP 為準。26
將表 3 與表 1 所列之 1990 年代 10 大強國相較，可以發現兩者重合率達 90%， 這再次凸顯出採用單一指標之可靠性不下於複雜的綜合指標。
同註 10，頁 9。
CIA, The World Factbook, 2005,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 factbook/index.html>.
關於 IMF 等單位對 GDP 之計算與評估，請見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p. 210。高盛公司的報告不以 PPP 法 準，不過，該公
司所要衡量的並非具有政治意涵的「國力」，而是具有商業利益意涵的經濟 規模，與本文目的有別。CIA 對各國 GDP 的估算大致與世界銀行相若，但 其畢竟僅為特定國家機關所作之估算，未必符合客觀學術討論之需要，因 此，本文仍以世界銀行的數據為準。
參、後冷戰時期的世界新秩序
1990年兩德統一、1991 年蘇聯瓦解，此後世界局勢發生了重大變 化。統一後的德國實力提升，而新獨立的俄羅斯之國力則遠不及前蘇 聯。在 1992 年，世界 GDP 最高的 10 國依序為美國、日本、中國大 陸、德國、印度、法國、義大利、英國、俄國與巴西。我們可以將這 10個國家加上 EMU，以及全世界在該年的 GDP 與 2004 年的數據進行 比較： 表 4 後冷戰時期世界 10 大強國與 EMU 之 GDP 成長比較 A B B/A 1992年 GDP 2004年 GDP 成長倍數 全球 34,477 51,770 1.50 美國 7,355 10,762 1.46 EMU 6,384 7,995 1.25 日本 3,016 3,493 1.16 中國大陸 2,265 6,593 2.91 德國 1,842 2,153 1.17 印度 1,539 3,112 2.02 法國 1,311 1,614 1.23 義大利 1,274 1,501 1.18 英國 1,241 1,696 1.34 俄國 1,223 1,304 1.07 巴西 958 1,372 1.43 產值單位：10 億美元。 資料來源：1992 年與 2004 年 GDP 數據來源同表 3，成長倍數由作者依世界銀行數據計算 得出。 表 4 透露出下列訊息： 第一，1992 與 2004 年的前 10 強完全相同，僅在排名方面發生了 些許變化，可知後冷戰時期的重要角色就是這些國家。第二，10 強之間的實力差距甚大：美國穩居權力金字塔頂端，日 本與中國大陸居於第二層，德國與印度排在第三層，至於法、英、 義、俄等傳統歐洲列強與南美第一大國巴西，則遠遠落後於前段領先 群。 第三，10 強中僅有原本發展程度最落後的中國大陸與印度之成長 速度高於世界的成長速度，其他八國則呈現相對衰退之勢。而美國相 對衰退的趨勢則較不明顯，但後冷戰初期甚被看好的日本與德國的成 長速度，在列強中僅略高於俄國。 在這 10 個大國中，作為頭號強權的美國自然是我們最關切的對象 之一。依據新現實主義，美國當然是國際體系中的一「極」；若由權 力移轉理論的觀點來看，美國也是當前無可置疑的主宰國家(Dominant Power)，至於其他九國則未必都足以影響世界格局。在決定哪些國家 真正夠資格被列入主要強權之前，必須先處理一個重要問題，即究竟 應否將歐洲當作一個「準國家單位」？前文提及的甘迺迪、梭羅與華 勒斯坦等人皆如是想。EU 25 國當前的 GDP 總值與美國相若，而羅馬 尼亞與保加利亞還將於 2007 年入盟，屆時將進一步增強其整體實力。 然而，EU 能否被視為如同美國或日本一樣的國際政治經濟實體， 仍很有疑問。以 2003 年的第二次波灣戰爭爭議為例，德法旗幟鮮明地 反對美國貿然出兵，而英國則堅決支持美國，使 EU 分裂為兩大陣營， 無法協商出一項共同的對外政策。因此，本文僅將採用歐元的 EMU 12 國視為一個「準國家行為者」，將經常與歐陸意見分歧，依違於美歐 之間的英國排除在外，提高此單元的內部一致性。27
世界銀行已經將 EMU 當作一個獨立單位進行統計，而 IMF 與 CIA 則是將
EU作為一個獨立單位。事實上，EMU 的第三與四大經濟體－－義大利與西 班牙，在 2003 年是否出兵伊拉克一事的立場上，仍與德法相左。只是將
EMU 視為一個單位，造成的扭曲比將 EU 視為一個單位，或完全不考慮歐 洲整合的趨勢，要來得小。
確定將 EMU 當作一個單位之後，就可以繼續考慮主要強權名單的 問題。現實主義學者對於「極」或主要強權的資格，並未提出一項被 廣泛接受的具體量化條件；而「權力移轉理論」則主張，當可能挑戰 主宰國家的第二號強國之權力，達到前者的 80%之際，戰爭爆發的機 率將會大幅提高，28此際擁有主宰國家 20%力量的國家若加入挑戰者 陣營，對未來發展可能造成重大影響。因此，擁有第一強權 20%的實 力，可以被當作主要強權的門檻。29 不論是 1992 年或 2004 年，除美國之外，僅 EMU、日本、中國大 陸與印度跨越了這道門檻，30後冷戰時期的世界新秩序也是由這些權力 中心來決定。31在此，可將這五強從 1992-2004 年間之 GDP 占世界生 產總值的百分比之變化繪製成圖 1：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A. F. K. Organski &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符合這項標準還未必可以被稱為國際體系中的一「極」。
德國勉強符合此條件，但將之視為 EMU 的一部分來處理。此外，縱使假設
10強後段中的俄國能將獨立國家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整合成一個像前蘇聯一樣的國家，其 2004 年的 GDP 也僅約 19,000 億 美元。同樣地，巴西若能克服萬難，將南錐共同市場（Mercado Comundel Sur, Mercosur，成員包括巴西、阿根廷、巴拉圭與烏拉圭）整合成一個準 國家單位，其 2004 年的 GDP 也僅約 18,800 億美元。不論獨立國協 12 國或 南錐 4 國，2004 年之 GDP 總值都不及美國的 18%。 美國早在冷戰剛結束時便將東亞的日本、西歐的德國與南亞的印度界定為潛 在威脅來源，這也反映出它們的實力可觀，請見 Karen A. Rasler & William
R. Thompson, The Great Power and Global Struggle 1490-1990 (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4), p. xv。假如 UN 安理會要純依 實力原則選出 21 世紀的五席常任理事，那僅有美國與中國大陸可以留任， 而日本與印度得以與 EMU 一同取代俄、英、法的地位。
圖 1 世界五強 GDP 占全球份額比例變化圖（1992-2004 年）
資料來源：筆者依據世界銀行 2005 年數據整理後繪製。
如果從「最小獲勝聯盟」(Minimum Winning Coalition, MWC) 的角度來分析圖 1 的資訊，32那麼美歐兩強在這段期間穩居世界前兩 名，並且為 MWC 之當然成員，然其 GDP 之和不及全球之四成，必須 與其他強權共組 MWC。由於日本在冷戰結束之際乃是排名第三的強 權，又與美歐同為已開發的民主國家，故通常被納為 MWC 成員。1992 最小獲勝聯盟意指由最少數目的體系成員所組成，力足以支配整個體系的聯 盟。組成這種聯盟的成員可以將它們的利益極大化，不必與多餘的盟友分 享。 %
年時美國、EMU 與日本 GDP 之和幾達世界總產值的 49%，再加上英 國或加拿大，便高於全球之半。七大工業國集團(G7)、北大西洋公約 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簡稱北約）與美 日安保同盟33可以被視為美歐日 MWC 的正式建制。此一聯盟在美國 的領導下，在 20 世紀末期對國際政治發揮支配性的作用。北約於 1999 年克服了中共、俄國與印度的反彈，空襲正在進行種族屠殺的塞爾維 亞，甚至炸燬中共駐貝爾格勒的使館，還造成人員傷亡，說明了美歐 日 MWC 足以壓倒任何其他強權的反抗。 進入 21 世紀後，美國一心要對伊拉克用兵，卻遭到歐陸的德法 （以及俄國）之強烈反對，雖然日本和英國堅決支持美國，但仍不足 以組成 MWC。這時中共的態度顯得非常重要，若北京明確支持美國， 那麼歐陸的反對便無足輕重；若北京明確支持歐陸，美國可能考慮暫 緩動武。最後，北京不願與美國正面對立，後者便得以放手進軍。然 而，北大西洋聯盟的裂痕卻使得美國日後組織 MWC 或範圍更廣之聯 盟的難度比以往更高。G7 邀請俄國與中國大陸與會的動作，也可以解 釋為相對衰落的美歐日集團試圖尋找新成員以鞏固支配地位的舉措。 圖 1 顯示出美國大致維持著全球 21%左右的實力，然而自 2000 年 起持續緩慢下跌。EMU 下降的速度比美國更快，但仍較日本為佳－－ 後者已快被印度趕上。傳統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論者，很難解釋後冷 戰時期為何沒有出現一個反美同盟，因為美國的實力顯然遠超過其他 強權甚多，呈現「失衡」的局面。更何況實力與美國最接近的 EMU 畢 竟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它在 1999 年才正式成立，而且這 12 國 GDP 總和占美國 GDP 之值的比例，由 1992 年時的 86.8%降至 2004 年時的 74.0%。因此，權力移轉理論比較能說明這個現象－－美國壓倒性的實 這個同盟在東亞扮演著支配者的角色。關於《美日安保條約》的功能，請見 楊永明，〈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政治科學論叢》，第 9 期，1998 年 6月，頁 275-304。
力使得沒有任何國家願意冒險挑戰現狀。
圖 1 中最顯眼的現象便是中國大陸相對實力的提升，並於 1995 年 趕過日本，這一點對亞洲國際秩序有顯著影響。假如我們以美國 GDP 的 20%為篩選亞洲主要強權之門檻，那麼僅有日本、中國大陸和印度
可以入選。在此，我們先稍稍放寬條件，將俄國和東協自由貿易區(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34這兩個力量稍遜的單位一併納入考 量，35並繪製出它們在 1992-2004 年間相對實力的變化：
由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10 國 中，原先是 6 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之成員組成的自由貿易區，成員包括印 尼、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與汶萊。由於 ASEAN 在亞洲事務中 已然占有一席之地，本文在此比照處理 EU 的做法，將 ASEAN 中整合程度 較高的 AFTA 6 國視為一個主要的準國家行為者，不過，AFTA 遠比 EMU， 甚至 EU 要鬆散得多。關於 AESAN 與亞洲的相關討論，請見蕭全政，〈東 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臺灣的角色〉，《政治科學論叢》，第 14 期，2001 年 6 月，頁 201-222；楊永明，〈東協區域論壇：亞太安全之政府間多邊對 話機制〉，《政治科學論叢》，第 11 期，1999 年 12 月，頁 145-180。 汶萊以外的 AFTA 五國 2004 年 GDP 總值約為美國的 17.4%，中國大陸的 28.5%；俄國 2004 年 GDP 相當於美國的 12.1%，中國大陸的 19.8%；南韓 與臺灣雖然皆有可觀的實力，但遠不及亞洲各主要強權，統一後的韓國或許 得以參與亞洲的強權競逐，但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南韓 2004 年之 GDP 僅相當 於美國的 8.41%，中國大陸的 13.8%；世界銀行並未統計臺灣之 GDP，但 依 CIA 之估計，如今臺灣的 GDP 約為中國大陸的 8%，也就是說大陸一年 的增長量比臺灣的總產值還高，請見 CIA, The World Factbook, 2005。
圖 2 亞太六大強權相對實力消長圖（1992-2004 年） 資料來源：筆者依據世界銀行 2005 年數據整理後繪製。由於世界銀行無汶萊之相關數據， 故圖中之 AFTA 僅含五個國家。 圖 2 顯示，美國獨霸亞太的態勢非常明顯。在歐洲缺席的情形下， 美國獨占了六強 GDP 總和的四成左右。從權力移轉理論的觀點來看， 美國的實力乃是亞太穩定的一個要素。若是把美日安保同盟視為一 體，那它更擁有六強一半以上的實力，足以成為區域性的 MWC。 就日本而言，即使沒有美國的協助，其在亞洲地區也是名列前矛 的強權。無論在與南韓的獨島（竹島）爭端，或與中國大陸、臺灣之 間的釣魚臺列嶼（尖閣群島）爭端，甚至在與俄國的南千島群島（北 方四島）的爭端中，日方的立場都相當堅定，沒有任何讓步妥協的跡 象。當蘇聯瓦解之際，日本力足以獨步東亞，因而乃有美國學者認為 %
日本將成為新的挑戰者。36 然而，中國大陸經濟實力的迅速成長與日本的停滯不前，很快地 改變了此一局面。前者的 GDP 於 1995 年時趕上日本，並於 1995-1996 年展開了針對臺灣的軍事演習，這可說是後冷戰時期最接近引爆大國 衝突的危機之一。37最後，在柯林頓(William J. Clinton)派遣航母艦 隊進入臺灣附近海域，整個事件方才和平落幕。這再次提醒了亞洲各 國：美國才是這個區域的霸主。問題是，這個地位可以維持到何時？
肆、未來廿年全球體系之可能變遷
從蘇聯瓦解次年的 1992 年起到 2004 年為止，世界 GDP 的年均增 長率為 3.45%。美國的年均增長率為 3.22%、EMU 為 1.89%、中國大 陸為 9.31%、日本為 1.23%，而印度為 6.04%。38其中，中國大陸的成 長率顯然遠高過其他強權，幾乎是美國的三倍。然而，如果假設中國 大陸的年均經濟成長率還能再繼續保持 9.31%長達 20 年，顯然是不切 實際。中國大陸學者胡鞍鋼引述經濟史學家梅迪森(Angus Maddison) 的研究，指出中國大陸 GDP 將於 2015 年趕上美國，這也顯示出其預 估的中國大陸年增率低於 9.31%。39再者，關於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統 計數字，向來存有爭議。梅迪森便主張中國大陸 1980-1999 年間的實 際年均經濟成長率僅有 7.6%，而非官方公布的 9.8%。40G. Friedman & M. LeBard, The Coming War with Jap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此一事件也印證了權力轉移理論的命題：當挑戰者（中共）的實力接近或剛 好超過原有的主導性強權（日本）時，衝突發生的機率特別高。 此為幾何平均值。由表 4 中的成長倍數開 12 次方(2004-1992=12)求得。 胡鞍鋼主編，《中國戰略構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9。胡鞍剛的估計與譚門相似，若中國大陸與美國皆維持 1992-2004 年間之 增長速度，那麼前者在 2013 年便可趕上後者，並於 2022 年時超過後者的兩 倍。
由於大多數學者對中國大陸在 21 世紀初期的經濟成長率之估計， 皆在 5-7%之間，41本文便採折衷立場，假設其 2004-2014 年間之年均 成長率為 6.5%，2015-2025 年間之年均成長率為 5.5%。再假定全世 界，以及美歐日印從 2005-2025 年的年均成長率與 1992-2004 年期間 相同，並依此繪出圖 3： 圖 3 世界五強 GDP 占全球份額比例變化預測圖（2005-2025 年） 資料來源：筆者依據世界銀行 2005 年數據整理後繪製。
Vaclav Smil, China’s Past, China’s Future—Energy, Food, Environment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 p. 7.
胡鞍鋼主編，《中國戰略構想》，頁 305-306。
我們可以從圖 3 中解讀出下列重要訊息： 第一，先進強權美國、EMU 和日本，都呈現相對衰落的趨勢，而 原本落後的中國大陸與印度則將快速趕上，後者甚至早在 2007 年就可 超越日本，進而於 2025 年逼近 EMU。從 19 世紀到 20 世紀 70 年代， 美歐日也曾經持續高速成長，因此，才擁有今天的地位。如今它們的 人均 GDP 水平已高，自難再維持過去的成長速度。而中國大陸與印度 在放棄純粹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後，就比較容易循著美歐日過去的成 長道路前進。 第二，中國大陸的 GDP 先於 2009 年超越 EMU，再於 2023 年趕 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依據前述的權力移轉理論，從 2013 年起世界 將進入爆發戰爭的危險時期，因為自該年起中國大陸的 GDP 將超越美 國的 80%。42 第三，美國、EMU 與日本三者之 GDP 的加總占全球份額的比例 從 43%左右一路下滑到約 35%。即使再加上同為民主國家的印度，仍 不及全球之半。但美歐若捨棄日本而改與中國大陸聯手，便可於 2004 年擁有全球 GDP 的 49%。自 2012 年起，美歐與中國大陸 GDP 之和， 便可超過全球總產值之半。 第四，假如將擁有第一強權 50%的實力定為國際體系中稱「極」 的門檻，那麼未來 20 年的世界局勢都將呈現美國、EMU 與中國大陸 三極體系的局面。這三極至少各自擁有全球 11%以上之 GDP，而印度 直到 2025 年方才突破 10%的界線。維持 MWC 的邏輯將促成美、歐、 中的合作，但三者（尤其是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仍然有爆發衝突的 風險。43 中國大陸趕超歐洲並不會引發兩者間的戰爭。一來美國仍然是世界霸主，二 來中國大陸與歐洲並不在同一個區域國際體系內。 儘管歐洲國家與美國間的摩擦似乎正趨上升，但 EMU 的 GDP 不及美國的 80%，而且增長率也低於美國，實際上無力對美國構成嚴重的挑戰。何況美
然而，我們可以更進一步觀察下列兩項指標，以推斷中共與美國 爆發衝突的可能性： 第一，中國大陸的民主化程度：「民主和平理論」認為民主國家 之間不會爆發戰爭，44包括柯林頓與布希在內的美國領袖都公開支持此 一論述，而「現代化理論」則主張經濟發展乃是促成民主化的重要因 素。因此，如果拿中國大陸與巴西和俄羅斯這兩個新興民主大國相 比，可以發現巴西在出現民主轉型的 1980 年代之人均 GDP 約為 6,500 美元，而俄羅斯在出現民主轉型的 1990 年代之人均 GDP 約為 7,000 美 元。假設人均 GDP 跨越 6,500 美元意味著中國大陸民主化的萌芽，則 後者很可能在力足以挑戰美國之前就已經展露出民主化的曙光，而大 大地降低了與美國爆發大規模衝突的可能。45 第二，中國大陸軍事開支占 GDP 的比例之增減程度：如果中共在 權力即將趕上美國之際，仍然願意接受既存的國際秩序，那麼就沒有 增加國防開支比例的必要。中共在 2001-2003 年間國防開支占 GDP 之 比例分別為 3.7%、4.1%、3.9%，同期間美國之比例則為 3.0%、3.3%、 3.7%。46惟目前中國大陸之 GDP 仍遠低於美國，但國防開支占 GDP 歐皆擁有民主政體與市場經濟，因而它們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甚低。
Steve Chan, “In Search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Problems and Promise,”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1, No. 1, 1997, pp. 59-92.
世界銀行從 1975 年開始統計以 PPP 為基礎之人均 GDP，而中國大陸 1975-2004年間之人均 GDP 年增率為 7.68%，並於 1990 年代超越印度與印 尼這兩個廣土眾民的亞洲國家。依此速率，到 2008 年便可超過 6,500 美元， 達到 6,836 美元。即使人均 GDP 年增率僅為 5%，也可在 2010 年達到 6,814 美元。相較之下，巴西軍政府於 1985 年還政於民時，該國人均 GDP 為 6,594 美元；俄羅斯於 1996 年舉行新憲實施後之首次總統大選時，人均 GDP 為 6,136美元。不過，一個正在進行民主化的國家，也可能更加好戰，請見
Edward D. Mansfield & Jack Snyder, “Democratization and War,”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3, May/June 1995, pp. 79-97。
之比例卻有過之，這對其自身的長遠發展未必有利。倘若到了兩國 GDP 值相近的時刻，中國大陸的軍事投資占 GDP 的比例出現顯著揚 升，甚至展開以美國為對手的軍備競賽，那就表示中共對國際秩序相 當不滿意，並積極準備以武力來改變現狀。 針對中國大陸的迅速崛起，美國將如何因應這種局面？我們不妨 簡短地回顧一下世界現代史：德國的 GDP 於 1907 年趕上歐洲霸主英 國，而 1914 年便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雖然協助英國擊敗了德 國，但後者迅速復興，其 GDP 於 1936 年再次超越英國，1939 年時又 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47看來新興強權的確頗具危險性。 但是，若以 GDP 來衡量，美國早在 1879 年便已超越了原霸主英 國，並一直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迄今。這也是一個半世紀以來，世界 第一大國地位轉手的唯一案例。然而，美英間卻沒有爆發類似一戰或 二戰那樣的衝突，反而日趨和睦。支持權力移轉理論的學者認為，昔 年的德國對英國領導的世界秩序甚感不滿，而美國卻感到滿意，這就 是它們有無掀起戰爭之意願的關鍵差別。48 因此，假如美國想要避免與中國大陸之間爆發衝突，只有兩種選 擇：一是設法保持與後者之間的實力差距；二是設法讓中國大陸接納 目前（在美國領導之下）的世界秩序。這也正是當前美國對北京政策 之「遏制派」與「交往派」的分歧之所在。 試想美國採用了遏制政策，並且出現下列對中國大陸發展不利的 情形：
The Military Balance, Vol. 101, No. 1, p. 353, 355。不過，在此依據 的是依匯率計算的名目之 GDP，而非經過 PPP 調整之數值。若依世界銀行 的資料，2001-2003 年中國大陸軍事支出占 GDP 比例分別為 2%、2%、
2%，低於美國的 3%、3%、4%。由於世界銀行並非研究軍事支出之專門機 構，故本文採用 The Military Balance 的數據。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p. 51.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p. 9, 49.
第一，美國成功地將包含加拿大與墨西哥在內的北美自由貿易區
(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rea, NAFTA)整合成為一個準國家單 位，且保持 1992-2004 年間 3.18%的 GDP 年均增長率，並針對中國大 陸採行貿易保護政策；第二，EU 順利整合，成為包含羅馬尼亞與保加 利亞在內的一個準國家單位，保持 1992-2004 年間 2.16%的年均增長 率，並針對中國大陸採行貿易保護政策；第三，全世界依循原有速度 增長，但中國大陸受到美歐敵意影響，每年僅增長 5.5%，甚至在進行 民主轉型的 2010 年發生重大危機，經濟負成長 11%，49那就會出現如 下局面： 圖 4 美歐與中國大陸 GDP 占世界份額比例推估圖（2005-2025 年） （對中國大陸不利之情況想定） 資料來源：筆者依據世界銀行 2005 年數據整理估算後繪製。 %
首先，北美、歐洲與中國大陸分居世界第一、二、三位。2025 年 時，中國大陸之 GDP 僅達北美的 70.4%，不及 80%的挑戰者門檻，但 已經接近歐盟的數值。 其次，北美與 EU 的 GDP 占世界比例將從 46.2%降至 39.8%。若 再參考圖 3 中日本與印度的資料可知，在 2010 年前美歐還可與日本共 組 MWC，掌握超過全球半數的 GDP，然而此後日本便力有未迨。北 美與歐洲若與印度共組 MWC，也只能維持到 2022 年。但美歐若與中 國大陸合作，三者共有的 GDP 至少占全球總量的 55%以上。 最後，倘若北美與歐洲放棄將獲勝聯盟最小化，同時與日本和印 度合作，組成民主強權的聯盟而將中國大陸排除在外，這將是對中國 大陸發展最為不利的情境。 然而，前述情形發生的可能性不高。第一，5.5%的成長率近似於 日本在 1970-80 年間的水平，但中國大陸現在的人均產值還不及當年 日本的三分之一，成長潛力當不只如此；50第二，整合北美要付出很高 的代價，美國內部必然出現反彈聲浪，而且整合後的實力能提升多少 也有爭議；51第三，順利整合的 EU27 國之實力可能凌駕於美國之上， 且超過 NATFA 的 80%，如此一來，EU 很可能步上俄國、日本與中國 大陸的後塵，成為華府最新的頭號假想敵；52第四，中國大陸若被美歐 與中國大陸基本條件較為近似的俄羅斯、巴西與印尼都曾於 1990 年代出現 金融危機，其中又以印尼受到的打擊最大，1998 年該國經濟負成長 10.7%， 危機期間爆發血腥族群衝突，華人等少數族群遭到大屠殺，原有的威權政府 崩潰，東帝汶也脫幅而去。在此暫假設中國大陸在北京奧運後之危機年遭到 比印尼更嚴重之損害，經濟負成長 11%。 假如歐盟 27 國維持 2.16%的年均成長率，那麼中國大陸的年均成長率只要 超過 4.84%，便足以在 2025 年前趕上歐盟。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Hispanic Challenge,” Foreign Policy, March/ April 2004, pp. 30-45.
Hun-抵制，印度獲利最大，然而依目前的發展趨勢，印度也有潛力超歐趕 美，成為新的世界霸主，美國不可能不防，而且新德里與北京間的關 係近來已大幅改善，未必會一面倒向美國；第五，美歐抵制中國大陸 也會損及自身利益，而且此舉只能延緩中國大陸趕超的時間，這非但 不能從根本解決問題，反而會讓後者更感憤怒，對現狀更不滿意，使 得未來的衝突更難避免，強度也可能更高。因此，美國雖然不會將自 身的安全寄託在中共的善意之上，但也不至於純然採用遏制中國大陸 的政策。 事實上，設法透過交往讓中國大陸成為現狀的接受者，甚至是維 護者，一直是自 1990 年代以來美國努力的目標。柯林頓政府先是給予 中國大陸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 PNTR) 的待遇，繼而又協助後者順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可說已經讓中國 大陸融入了目前的世界經濟體系。然而，北京與華府對當前國際政治 秩序仍存有歧見，並在布希政府上臺後一度劍拔弩張。不過，在 911 事 件之後，美國的對華政策大致上仍走回了遏制與交往雙管齊下的道 路。 至於如何引導來勢洶洶的新興強權轉變成溫和而穩定的現狀國， 美國應當非常清楚，因為 19 世紀後期的美國自己就曾歷經過這種轉 變，而英國則成功地解決了美國挑戰的危機，甚至讓後者成為自己最 堅強的盟友持續百年以上。 實際上，英美兩國的早期關係其實非常惡劣：美國獨立戰爭就是 因部分人士對倫敦不滿才發起的，隨後英軍又在 1812 年攻下美國首
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2, 1999, pp. 35-49; 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p. 169; T. R. Reid,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The New Superpower and the End of American Supremac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4)。
都，甚至火燒白宮。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英國支持脫離聯邦的南 方，替後者建造軍艦，使北方付出更為慘重的代價才再重新統一。此 外，美國與隸屬英帝國的加拿大時有糾紛，不僅對之發起提高關稅的 貿易戰，更數度侵入加拿大，幾乎釀成第三次英美戰爭。雖然，英國 對美國相當不滿，但仍持續大量投資，對後者的開發作出積極貢獻， 也讓美國的商界人士起而要求政府改善對英關係。最後，英國為了專 心與德、俄、法等歐陸強權競爭，而在 19 世紀末與美國達成諒解，承 認其為美洲霸主，以換取後者的友誼。53 倘若 21 世紀初的美國仿效 19 世紀末的英國，放棄跨海爭霸，而 承認東亞秩序由中國大陸主導，以換取後者對自身全球霸權地位的支 持，那麼其他亞洲國家將很難與中國大陸抗衡。
伍、結論－－亞洲局勢的展望
目前中國大陸在世界列強中已經穩居前三名，並有機會在 2025 年 前成為世界頭號強國。至於未來亞洲會呈現華府－－北京的兩極體系， 或是中國大陸獨強的結構，則端視華府的決策而定。 若美國退出亞洲，則中國大陸便成為此區域的第一強國。在 2004 年，GDP 超過中國大陸 20%的其他亞洲國家，只有日本與印度。縱使 中國大陸的鄰近國家紛紛強化區域政治經濟整合，形成了以新德里為 首 的 南 亞 區 域 合 作 協 會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以美國為基地的愛爾蘭獨立運動人士於 1866 年與 1870-1871 年兩次入侵加 拿大，與美國之 GDP 趕上英國的時間相當接近，這和權力移轉理論若合符 節。關於 19 世紀下半葉，美英之間的摩擦與轉圜過程，請見 Chareles S.
Campbell, From Revolution to Rapproche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1783-1900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74), pp. 95-189; Jerald A. Combs,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Two
Centuries of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35-71。
Cooperation, SAARC)54、以莫斯科為首的 CIS 和東南亞 10 國組成的
ASEAN等三大集團來競逐亞洲霸權，也不足以改變北京的領先態勢：
圖 5 亞洲五強相對實力變遷推估圖（2005-2025 年）
資料來源：筆者依據世界銀行數據整理估算後繪製（假設中國大陸的年均成長率受到鄰國 經濟壁壘的影響下跌到 5.5%，而 SAARC55、日本、ASEAN56與 CIS 皆保持
1992-2004間的年均經濟成長率，分別為 5.71%、1.23%、4.15%與 0.37%）。 SAARC成立於 1985 年，成員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 尼泊爾、不丹與馬爾地夫等七國。然而，南亞諸國之間與各國內部的衝突對 立仍甚激烈，使得此一組織所能發揮的功能十分有限。 世界銀行並無不丹與馬爾地夫之 GDP 數據，但將這兩國略去不計造成的影 響不大。 世界銀行並無緬甸與汶萊之 GDP 數據，但將這兩國略去不計造成的影響不 大。 %
一個脫離了美國干預的亞洲，與從前脫離了英國干預的美洲之結 構十分類似：中國大陸扮演如同美國一般的頭號本土強權；印度（或 SAARC）就像巴西（或 Mercosur）一樣是未來最具潛力的區域霸權挑 戰者；日本則與加拿大相似，而可能得選擇向舊霸權或新霸權靠攏。 由於所有可能的挑戰者與頭號強權的實力差距都在 20%以上，爆發大 國戰爭的可能性不高。然而，中國大陸尚不足以壓倒所有其他強權的 聯合，但它隨時可以與 SAARC 或日本組成亞洲的 MWC。隨著後者逐 漸從與印度比肩跌落到和 ASEAN 相若的地位，北京甚至可以選擇與 ASEAN（自 2007 年起）或 CIS（自 2020 年起）組成 MWC。57不過， 自 2007 年起，SAARC 與 ASEAN 也有足夠實力組成 MWC，而這是 唯一可能將中國大陸排除在外的組合。 其他亞洲國家將會組織合縱同盟對抗中共？還是採連橫策略，爭 相向北京靠攏以保障己身的政治經濟利益？這主要得視中國大陸的表 現而定。如果北京願意像二戰後的日本一樣，進行民主改革並透過經 貿手段而非武力來提升國力，那麼其他國家自然沒有必要承擔戰爭的 風險，組織對抗性的同盟。若北京不幸重蹈 20 世紀初期德國的覆轍， 想用軍事手段快速地改變國際秩序，那麼美日等國也很可能以武力回 應，並且讓中共遭到重大挫折。58 也就是說，那時的「東協加一」或擴大後的上海合作組織，就足以扮演美日 安保同盟所曾承擔過的角色。 由於美國累積的軍事投資遠遠超過世上任何其他國家，因此，中共幾乎不可 能在 21 世紀前期取得對美的軍事優勢，請見 Keith Crane, Roger Cliff,
Evan Medeiros, James Mulvenon & William Overholt,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CA,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05),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s/2005/
RAND_MG260-1.pdf>。在短期內，甚至日本航空與海上自衛隊的實力都可
能仍在中共海空軍之上，請見 Jennifer M. Lind, “Pacifism or Passing the
中國大陸能夠在改革開放後的 20 年內一舉趕超俄國、日本等曾經 遙遙領先的國家，的確令人驚訝。但若將視野從最近數十年放長到數 百年，就會發現這種現象並不特別。從 16 世紀中期到 18 世紀中期， 東亞與南亞大致就在中國與印度兩大勢力的控制之下；18 世紀末到 19 世紀中的工業革命讓擁有二、三千萬人口的英法兩國躍居世界頂尖強 國；19 世紀末期人口逾四千萬的德國與日本縮短了與英法的技術差 距，成為新興強權；而後人口上億的美俄一舉趕超西歐列強，成為 20 世紀的超強；到了 21 世紀，人口逾 10 億的中國大陸和印度只要將生 產力提升到歐美先進國家三分之一以上的水準，總產值就足以凌駕所 有其他的競爭對手。當工業革命造成的生產力差距消弭之後，人口數 量再次成為決定性因素，而亞洲的新國際結構很可能只不過是歷史的 重現而已。 在此不妨回顧一下 1800、1900、2000 年時，世界各主要地區的產 值占全球之比例：
圖 6 五大權力中心占世界產值比例的跨世紀比較圖
資料來源：1800 年與 1900 年之數據引自 Paul Bairoch,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ol. 11, No. 2, Fall 1982, p. 296。2000 年數據則由世界銀行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中之資料計算而得。印度之數據包含巴基斯坦在內，而 2000年的歐洲之數據，包含俄羅斯及其西側的所有歐洲國家，不含土耳其。 中國在 1800 年時產值穩居世界第一，甚至超過歐美的總和。考慮 到中國大陸的人口總數遠高於歐洲、美國或日本，大致與印度、巴基 斯坦之和相若，目前的經濟表現其實還有進步的空間。即使中國大陸 能依圖 3 的成長趨勢，於 2023 年恢復世界第一的地位，其 GDP 也僅 占全球的 20.32%，相當於清朝道光年間的水平，而不如清初盛世或 20 世紀的美國。59中國大陸從改革開放以來持續至今的快速成長，或可看 作自 1840 年鴉片戰爭以降，長達一百三十餘年嚴重衰退期後出現的反 彈，並可能再持續一段時間。未來中國大陸能否成功地避免動亂，逐
相關數據請見 Paul Bairoch,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p. 296。
漸恢復明清盛世在東亞的地位，還得視其社會內部的發展情勢，以及 其政治精英對於社會議題的回應方式而定，這些動向也值得美國與臺 灣的政府與人民密切關注。 本研究指出了未來 20 年內世界與亞洲國際體系可能發生的變遷， 而各國政治領袖仍然可以依據其對自身利益的不同詮釋而做出抉擇： 美國可以選擇與中國大陸合作或對抗、中國大陸可以選擇與周邊國家 合作或對抗、臺灣也可以選擇與中國大陸合作或對抗。基本上，任何 行動者均依據自身的利益偏好採取最適當的行動，惟其在進行決策之 前，必須注意到環境結構的限制，否則其目標將很難達成。 （收件：2005 年 2 月 4 日，修正：2005 年 9 月 21 日，採用：2005 年 10月 7 日）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李英明，2004。《國際關係理論的啟蒙與反思》。臺北：揚智文化。 明居正，1992。《國際政治體系之變遷》。臺北：五南出版社。 胡鞍鋼主編，2002。《中國戰略構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期刊論文 吳玉山，2000/7。〈臺灣總統大選對於兩岸關係產生的影響：選票極大 化模式與戰略三角途徑〉，《遠景季刊》，第 1 卷第 3 期，頁 1-31。 楊永明，1998/6。〈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政治科學論叢》，第 9 期，頁 275-304。 楊永明，1999/12。〈東協區域論壇：亞太安全之政府間多邊對話機 制〉，《政治科學論叢》，第 11 期，頁 145-180。 蕭全政，2001/6。〈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臺灣的角色〉，《政 治科學論叢》，第 14 期，頁 201-222。英文部分
專書Campbell, Chareles S., 1974. From Revolution to Rapproche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1783-1900.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Cline, Ray S., 1980. World Power Trends and U.S. Foreign Policy
Cline, Ray S., 1994. The Power of Nations in the 1990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Combs, Jerald A., 1983.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Two Centuries
of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riedman, G. & M. LeBard, 1991. The Coming War with Jap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Kennedy, Paul, 1987.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Kennedy, Paul, 1994.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Mearsheimer, John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Nye, Joseph S., Jr., 2002.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ganski, A. F. K. & Jacek Kugler, 1980.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asler, Karen A. & William R. Thompson, 1994. The Great Power
and Global Struggle 1490-1990. 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Reid, T. R., 2004.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The New Superpower
and the End of American Supremac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Smil, Vaclav, 2004. China’s Past, China’s Future－ Energy, Food,
Environment.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Stoll, Richard J. & Michael D. Ward, 1989. Power in World Politics.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Tammen, Ronald L., et al., 2000. Power Transitions.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Thurow, Lester C., 1992. Head to Head. New York: Morrow.
專書論文
Kugler, Jacek & Marina Arbetman, 1989. “Choosing among Measures of Power,” in Richard J. Stoll & Michael D. Ward, eds., Power
in World Politics.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pp. 68-69.
Wallerstein, Immanuel, 1996. “The Global Possibilities,” in Terence K. Hopkins & Immanuel Wallerstein, eds., The Age of
Transition-Trajectory of the World-System, 1945-2025. London & New
Jersey: Pluto Press. pp. 229-232.
期刊論文
2005/4/18. “Largest U.S. Corporations,” Fortune, p. F-1.
Bairoch, Paul, 1982.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ol. 11, No. 2, pp. 269-333.
Chan, Steve, 1999. “In Search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Problems and Promise,”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1, No. 1, pp. 59-92.
Huntington, Samuel P., 1999.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2, pp. 35-49.
Huntington, Samuel P., 2004/3-4. “The Hispanic Challenge,” Foreign
Policy, pp. 30-45.
Lind, Jennifer M., 2004. “Pacifism or Passing the Bu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1, pp. 92-121.
Mansfield, Edward D. & Jack Snyder, 1995. “Democratization and War,”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3, pp. 79-97.
網際網路
CIA, The World Factbook, 2005.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 factbook/index.html>.
Crane, Keith, Roger Cliff, Evan Medeiros, James Mulvenon & William Overholt, 2005.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Santa Monica, CA: RAND, <http://www.rand.
org/pubs/monographs/2005/RAND_MG260-1.pdf>.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2004. 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 < http://www.foia.cia.gov/2020/2020.pdf>.
Wilson, Dominic & Roopa Purushothaman, 2003. Global Economics
Paper No. 99: Dreaming with the BRICs: the Path to 2050. NY:
Goldman Sachs, <http://www.gs.com/insight/research/reports/99. pdf>.
World Bank, 2005.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Washington, DC: IRBD, <http://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The Trend of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 A Rising China’s Impact
Chung-cheng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Yu Da College of Business)
Hsin-wei Tang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Policy,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USA)
Abstract
Based on World Bank’s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and previous economic growth rates, the authors estimate the relative rise and fall of all major powers in the global and Asian international systems from now to 2025. Since the PRC grows faster than any other ones, it will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probably overtake the United States. Neo-realists believe that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two major powers can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but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ists argue that when a rising challenger reaches power parity with the original dominant power, a war between them is likely. Conflict can be avoided if the challenger accepts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oday. Therefore, if the U.S. successfully helps China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minimum winning coalition”
will be the key to peace.
Keywords: GDP, Power Transition, U.S., PRC, Minimum Win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