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 1950-2010 年國定假日的社會學分析
薛佩玉
1、李力昌
2、宋維倫
3、陳靜怡
3 1 《中時電子報》責任編輯，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畢 2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觀光管理系所 助理教授 3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研究生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國定假日政策、活動與儀式的形成與變化，與其影響全民 集體記憶的過程。研究採用歷史文獻資料比較法，分析台灣自民國 39 年至 99 年期間 國定假日的變化狀況。研究發現，國定假日裡包含對「偉人」的崇拜與緬懷的情緒， 隨著時光流逝，終將轉為一種愛國精神表現的心靈動源；然而，由政治與宗教力量操 控國定假日集體記憶的創製並非全然能夠隨心所欲，我國自李登輝執政開始，全面性 的「假日顛覆」現象於焉展開。影響變化的力量包括幾種相互抗衡的因素，包含經濟 因素、政黨意識與休閒文化。在此三大因素對國定假日的變遷扮演要角之際，不變的 是文化傳統的因素。這三種抗衡力量本身崛起於社會變遷，也反映了社會變遷。在休 閒權力意識的自覺、經濟成長、以及全球文化快速流通的影響下，國定假日的時空場 域開始嘗試走出政治與宗教設定的假日框架，不同的力量在國定假日詮釋權力正當性 的爭奪中，運用假日本身的特質與其特殊的時空場域，創製出於行動者自身有利的集 體記憶。 關鍵字：國定假日、集體記憶、神聖傘蓋一、前 言
(一) 研究背景及動機
假日對多數人來說，充滿著期待的情緒，無論是慶祝、哀悼、團聚或紀念，假日 的特殊時空，構築出一種屬於社會整體的亢奮，而這樣類似宗教經驗的集體意識 （Durkheim, 1992：28），轉而成為凝聚社會成員的力量來源之一（Inglis, 2002：9）。假日運用時間的斷裂以及其所營造出的特殊情緒，導引社會進入特殊的社會氛圍。假 日的慶祝儀典與活動年復一年地流轉，究竟透過了儀典活動訴說了什麼歷史、文化及 人類社會活動的結果？何種歷史力量帶領、形塑了今日的國定假日？
(二) 研究目的
自九十年代起，許多國內外學者針對假日著手研究，不少學者將焦點置放在與國 定假日有關的「紀念」特質上，其中針對「集體記憶」或國家認同的發展方向分析者， 包括吳金鏞之《國族建構、歷史記憶與紀念空間：二二八紀念碑的建構》（1993）、 Gills 之《紀念：國家認同中的政治》（1994）、Spillman 的《國家與紀念》（1997）、張 瑞德的《紀念與政治－台海兩岸抗戰勝利五十週年紀念活動的比較》（1998）、Corcuff 的《未來的記憶：國家認同議題及新台灣人研究》（2002）。 本研究目的在於討論多元力量對國定假日制定結果的影響，方向不僅限於政治力 對假日的影響或產製的集體記憶、意識型態的操作，而是從台灣國定假日的政策及儀 式、活動等變遷中，探討權力運作競逐的背後意義。假日政策的變動是否反映社會變 遷與權力競逐？不同階段的假日政策究竟反映了何種社會結構？是本研究的主要關 切。二、相關文獻探討
國定假日被視為統治者正當性的主張，也是社會集體意識的呈現，隨著時代需求 與變遷而變，在不同社會背景脈絡下顯出風貌。本研究的文獻集中在正當性、集體意 識與集體記憶，以及對國定假日制定爭奪發言權的主要因素的討論上。這些因素包括 文化傳統、政治因素、宗教力量、資本主義下的生活型態、社會變遷以及女性主義的 流變。(一) 正當性與國定假日
國定假日作為一社會制度，假日政策的行使必然是權力運作的結果。過程中「正 當性」1（legitimacy，見Weber, 1996：28）的建立成為制度是否為人民所接受，從而 達致長久維持之關鍵基礎。 1 權力必須具有正當性才能夠獲得群眾的支持，也因此群眾的支持是權力正當性的來源。根據 Weber， 「支配的類型」有三種，也就是權力正當性的來源，包括傳統、理性、與卡理斯馬 (魅力型) 三種。1. 正當性 正當性的概念由韋伯所提出，意指：「權力的行使被視為合理和有效而言」（瞿 海源、王振寰，2003：394）。經由正當性的建立，「在法律效力的基礎上，能夠自 圓一己的立場」（韋伯，1996：177）。他更說：「經驗層面的正當化工作是在事實 層面上不斷地自圓其說；這種正當化的工作是在一涉及規範，並不斷證實、肯定規 範的形式下所展開的社會行為」（如上引）。 韋伯的三種正當性支配的純粹類型（ideal type），可以用來檢視國定假日：其 一為「傳統型權威」諸如農曆春節、中秋及端午節的傳統節慶所依賴的傳統基礎（傳 統型支配），及各政治人物的紀念日中所依賴的傳統基礎，便是依靠韋伯所稱的「淵 源悠久的傳統之神聖性」（如上引：7）作為存在的正當性基石。其二，便是魅力型 基礎（即卡理斯瑪，charisma），乃是「對個人、及他所啟示或制定的道德規範或社 會秩序之超凡、神聖性、英雄氣慨或非凡特質的獻身和效忠」（如上引）。陳秉璋 將此類型翻譯為「神聖權威」」2。韋伯談到，神聖權威通常短暫，它往往是權力過 渡時期的產物；由此推敲國定假日的訂定，即是韋伯所言－卡理斯瑪權威終將轉型 成例行性的理性化、合法化的權威過程。其三，則是理性基礎（法制型支配）。無 論是理性、傳統或卡理斯瑪權威，最終皆須進入法制化權威下，以符合國定假日的 制定程序。韋伯認為，這是一種全然服膺於法律的支配方式，支配者必須在法律規 定下才有發號施令的權力（韋伯，1996：7）。這三種正當性基礎，其性質不同，但 能並存。 2. 國定假日 一切經由法律或風俗習慣途徑所標示出的特定日，人們暫停或延緩一般事務、 工作，遠離責任與評估，以彰顯某種特殊價值、意義，或藉以紀念某事件或人物， 包括對假日賦予合法化意義，才能稱為國定假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2010）。
(二) 集體記憶
國定假日可被視為具有正當性的集體記憶。所謂集體記憶乃指：「一個團體或組員 所具有的獨特記憶，它的存在和建構使團體成員擁有一個命運共同體的經常感受，同 時也可以增強團體成員的社會和政治認同」（瞿海源、王振寰，2003：63）。 2 這種權威具有神聖、天啟的品質，並依傳統習俗和做法推選出統治者，如國王、教宗。1. 涂爾幹的集體意識 涂爾幹認為集體意識乃是「社會一般成員所擁有的整套信仰與情感，稱之為集 體意識，可做為社會延續的重要原因」」（Aron, 1975：15；轉引自瞿海源、王振寰， 2003）。國定假日透過特定的時空場域，以成文或不成文的政治、社會力量，讓人 們聚合，以從事相關的活動或儀式。國定假日具有娛樂與切身的雙重特質，從真實 感到精神認同的過程。瞿海源、王振寰認為：「國定節日的制定和相關的儀式活動， 也是製造和保留集體記憶不可或缺的管道。」（同上引） 2. 哈伯瓦克的集體記憶 哈伯瓦克認為，集體記憶並非與生俱有，它是由社會所構成的概念。它並非某 種神秘的團體記憶，正如他在《集體記憶》書中詳述：「當集體記憶持續，且將力 量從記憶的底層延伸到人類群體時，對那些存在記憶的團體成員，集體記憶是不可 分的。它緊跟著存在於社會中，許多團體、機構中的集體記憶。諸如社會階級、家 庭、協會、公司、軍隊和貿易單位，都有該所屬成員所創造出的特殊記憶，集體記 憶通常都必須經過一段長久的時間才能形成」（Halbwachs, 1992：22）。集體記憶 讓人們記得歷史，再現了與歷史記憶的連結。 哈伯瓦克（Halbwachs）更深入討論集體記憶的競逐過程：「人之所以能記事並 進行回憶是因為個人的記憶是被定位於所屬社會對記憶的集體架構（collective framework of memory）。而這種記憶的集體架構（或稱集體記憶）所建構的記憶往 往依靠社會有關記憶對象的主導思想（Predominant thoughts），社會的主導思想又 有可能受到統治集團的支配」（引自何立慧，2003：網路版）。哈伯瓦克清楚闡明 人的記憶受到社會安排的集體記憶架構所影響，並認為集體記憶的架構可能受到社 會的「統治集團」支配。 3. 巴特列的集體記憶 國定假日作為一集體記憶，其建構與創造不完全操控在個人思想，而是受到權 力所掌控。正如涂爾幹及哈伯瓦克所言，巴特列特（Bartlett）也認為，集體記憶的 製造中聯結了歷史，並對歷史加以詮釋。巴特列特清楚說明集體記憶的「社會選擇 性」，與哈伯瓦克的看法一致，他們認為集體記憶並非與生俱存，而是人為由社會 集體打造的記憶架構，也說明了「日常生活的社會行動」即是集體記憶創造、選擇 的規則來源（Shotter, 1990：128），故集體記憶必須符合當下的需求，才有發展的 機會與條件。
(三) 社會變遷與社會力量的競逐
另一力量便是來自於人類基本的休憩需求。我國在實施週休二日制度後，國人對 於休閒生活的重視直接影響國定假日政策的擬定。「休閒社會學」中累積了諸多分析的 休閒研究，但卻鮮少針對假日做討論，多半僅於探討休閒文化的轉變；大眾對休閒態 度的轉變而使休閒需求產生變化，對假日影響甚鉅，而態度與需求的改變，反映出我 國在經濟發展、工作與休閒的價值觀改變，從早期認為勤有功、嬉無益，到現在重視 個人的休閒生活，並從中享受樂趣的「休閒權利」3的觀念轉變，呈現出我國社會改變 的過程（李力昌，2005：10）。 1. 文化傳統 舉凡固有的傳統節日（官方稱做「民俗節日」）之農曆除夕、春節、中秋、端 午及清明五節日，自民國 39 年至今，甚至在我國實施週休二日辦法大幅更動國定假 日之際均保持不變。非但如此，國定假日的決策結果顯示對傳統節日的重視，傳統 節日成為我國長久以來維繫家庭、社會的根脈，構成其存在的正當性。 2. 政治掛帥 在夏春祥《文化象徵與集體記憶競逐－從台北市凱達格蘭大道談起》一文中， 研究者找到了上述集體記憶選擇現象的佐證。夏春祥對集體記憶的分析及空間符號 的關係討論中，認為記憶受到社會因素影響，集體記憶的運作在社會資源中納入中 央權力的掌控下，「與政治權力相關的集體記憶完全展現，與之對立的其他記憶則 缺乏發展的空間」（夏春祥，1998：124）。 3. 宗教力量 國定假日的時間分割性在社會功能上與宗教有其相似處。涂爾幹說，透過參與 宗教儀式，人「忘卻現實社會，將他們的想像力引到了另一個世界，在那裡它們更 為輕鬆」（Durkheim, 1992：427）。由於人性對休息的生理需求，假日也與宗教儀 式異曲同工：抽離現實。宗教與假日對人心而言皆含有積極的心靈力量。涂爾幹認 為：「在我們履行了宗教職責回到世俗生活中來時，我們的勇氣和熱情增加了，不 僅是因為我們與一崇高的力量源泉建立了聯繫，而且也因為我們過了一小段不太緊 張、更加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體力也恢復了」（如上引：430）。 3 人們擁有的閒暇時間長短及其所處時代的社會關係性質、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生活條件，與閒暇活動 的內容與科學的興盛、社會文明程度、生活方式變化、人的自身狀況與追求的目標之間的關係。4. 資本主義的生活型態 Veblen於 1899 年所著的《有閒階級論》中，分析了休閒與社會階層的關係。他 認為，休閒所展示出的社會階層結構，將消費與休閒時間合而為一，「閒暇」即人 類在生產之外剩餘的可自由支配的消費時間。有閒階級也是「懶富者」（The Idle Rich）4。社會型態的變遷，使得資本主義的生活型態中的「休閒」與「消費文化」， 成為影響國定假日政策的重要因素：雖然社會當中並非人人皆富，但是中產階級的 休閒與消費文化確然已經成為整體社會的典範。 馬克思主義及文化研究者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們指出休閒的階級化現象，階級 明顯差異造就了對休閒的新擁有者，而經濟窘迫的一般人，只能短暫享受，並無法 擁有富者的休閒生活，形成反對休閒商品化、標準化的批判，認為休閒生活變項成 為人際競爭的角力場。 而 Dawson 更指出「休閒」形成階層分化與抗衡的對立現象。休閒活動強化了 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及階層的不平等，令勞工社會組織化，階層逐漸區分而邁入穩定； 相對地，勞工階級藉由「休閒」擺脫資本家的控制，形成反抗（Dawson, 1988：193）， 人類的休閒形式夾雜意識型態的運作並非如原初立意那樣單純。值此，勞工對休閒 時間的需求與要求，便與資本家對生產與產值的要求，往往形成了緊張的對立關係。 5. 社會變遷 假日的研究不僅與個人行為有關，更牽涉到整體社會變遷。其中包含社會結構 的變化，就政治與社會結構的關係討論，政治社會學者 Braungart 將社會和政治視為 整體的交互體系，以此圖表示： 4 嘲諷、指社會中有愈來愈多將財富轉化成炫耀性消費行為的族群，Veblen 稱之為「炫耀性消費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圖 1-1l 布蘭卡特的社會與政治之交互體系圖 資料來源：Braungart, 1976：38. 社會變遷，許多學者認為是社會結構的顯著改變（Smelser, 1984；Moore, 1988; 彭懷恩，1989；蔡文輝，1982），包括社會關係、社會互動、社會制度、文化型態， 及意識價值的轉型。Laguer 對社會變遷的描述，則從更寬廣的角度去審視社會變 遷：「個人到全球人類生活層次上各種社會現象的改變」（O’Connell, 1991：797）。 社會環境與時代的文化變遷對假日的制定決策產生影響，可從近年來我國實施週休 二日的假日變化思考。經濟型態的變遷及資源的充裕構成國定假日發展的變化因 素。從我國國民所得穩定，對休閒文化與閒暇活動的愈加重視，取代了以往只重工 作、滿足於工作的需求。 6. 女性主義 德國社會民主黨創始人 August Bebel 在《婦女與社會主義》中提到：「女性的 地位是衡量一個民族文明成度的最好尺度，這是女性主義的重要觀點」，社會物質 條件和生產關係的改變已經使性別不平等成為不必要的、過時的制度和觀念（李銀 河，2004：7），而「女權主義」（Feminism）一詞，自 1837 年起成為法語的詞彙， 《羅貝爾字典》定義為：「提倡婦女在社會中伸張其角色及權利的一種主張」（Michel, 1989：1）；以台灣女性主義發展自 1970 年呂秀蓮「新女性運動」以來，以女性觀 點為主體所組織的婦女團體、刊物、演講、請願因應而生，透過政治、經濟、教育 的提升，立法以改善婦女處境（林麗珊，2006：34）。
我國原將婦女節訂於每年的三月八日，後將其與兒童節整合為「婦幼節」，一 起安置於每年的四月四日，且在某些執政者時期為放假，其他則僅慶祝不放假。女 性主義者對於將婦女與兒童強迫連結表示異議，經過多年研議，終於在 2011 年又將 兩個節日分開，婦女節維持三月八日，不放假，兒童節則為四月四日，但是放假， 究其因應為與四月五日民俗掃墓以及蔣中正總統逝世紀念結合，求其方便。但這畢 竟也顯示了女性主義者的聲音對於假日政策的影響。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歷史研究法（Neuman, 2000）分析國定假日政策的演變，以歷史脈絡 分析我國自民國 39 年到 99 年的國定假日政策變化，及其與社會環境的關係。歷史資 料與文獻為主要蒐集及評估對象，包括相關文獻、歷年報紙，及政府官方相關公報。(二) 研究範圍
本研究期間為：民國 39 年到民國 99 年（1950~2010），以政府遷台後至今作為本 研究的時間範圍。民國 89 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亦是關鍵的轉變，民國 97 年我國 又歷經二次政黨輪替，其中政治變化因素與本研究目的相合。(三) 研究時期
由於本研究在探討假日的制定變化，而國家決策權力亦來自於政府，遂以執政者 的更迭為劃分依據。自民國 39 年以來，我國歷任總統上任與卸任任期如下表 1： 以民國 39 年至 99 年（1950~2010）間之國定假日做為研究對象。假日制定的決策 權力來自於政府，故以執政者的更迭作為劃分依據。(四) 研究架構
圖 1-2 研究架構圖 社會變遷，包含了多種社會結構的顯著改變，包括政治結構、社會結構、文化結 構、社會制度與意識價值的改變。將社會變遷作為本研究架構最外圍的概念，含括本 研究提到的主要變項，這些變項乃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主要自變項，亦即影響我國國 定假日政策的主要因素。 將政治力量與社會力量設定為自變項，討論其如何影響國定假日的制定決策過 程，可以從政治學者 Braungart 等人的理論中獲得支持。Braungart 表示政治系統中的 領袖代表、政綱及法律的制定與服務影響了社會系統，而社會系統予以社會文化的需 求，從中產生的政治支持與經濟資源會影響政治系統。整體而言，政治力量的自變項 中包含以下四個面向：國家類型、政治環境、領袖風格及決策文化。探討領導者與國 家從威權邁向民主的過程中，國定假日的政策如何變化，乃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 就國家類型與政治環境而言，大體上以國家民主化程度及政治言論自由的開放程 度為主要觀察。政治環境則以解嚴前後的言論環境為變因。「社會力量」的自變項則包 含：社會文化的需求、社會經濟型態及經濟條件資源。前兩者是以整體環境為考量。 由於國定假日與社會生活習習相關，故分析上述變因十分重要，由此可見國定假日與 社會變遷的關係。一國的經濟條件提供了發展基礎，將此因素放入國定假日的決策過程，包括：影 響假日決策過程的重要機構或個人、假日文化生產者及其論述、規章、辦法要點，作 為社會變遷影響國定假日的觀察。兩者主要討論假日政策由誰決定，透過決策機構或 個人與文化生產者的討論，更能清楚制定假日的權力來源。 「集體意識與集體記憶」變項中，主要探討國定假日的決策與活動改變國人的集 體情感與信仰，由於集體記憶改變再變成政治或社會結構變化的原因，故將集體記憶 與政治結構、社會結構作為關聯的假設。
四、結果與討論
(一) 國定假日的政策變化
1. 國定假日變化的總體觀察 國定假日變化觀察到三個部分，一為政治事件與人物之紀念、二為文化人物與 節日紀念、三為宗教性節日的紀念；在政治事件中的節日除了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在 李登輝執政時期增設外，其他的假日在蔣中正時期已存在，直至民國 82 年，政府才 將 228 列為國定紀念日，經過多次政治力量競逐後，228 紀念日也經過重新詮釋和 定位，並在民國 86 年正式成為國定假日。在「文化人物紀念日」中，即使實施周休 二日大幅更動國定假日，固有的傳統文化節日仍保持不變，傳統節日為我國長久以 來連繫家庭、社會的主力，構成存在的正當性。宗教節日紀念在「蔣中正時期」尚 未發展，但宗教節日的定假過程卻和政治權力操作息息相關，如民國 88 年 9 月，前 李登輝總統在星雲法師誕辰上，宣布將農曆 4 月 8 日「佛陀誕辰紀念日」列為國定 假日，雖人事行政局後來說明，佛誕節的決策早在六月間已有共識，總統卻選在宗 教領袖的生日當天發布，不難嗅出總統將「國定假日」做為選舉的「獻禮」聯想。 表 2 可看出各時期假日數量變化表：七、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1] 于曉等譯，Weber, M.，《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台北：左岸文化，2001)。 [2] 朱柔若譯，Neuman, W. L.，《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研究取向》(台北：揚 智，2000)。 [3] 何立慧，《許子東：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章》(二十一世紀網路版，第三 期，2003 年)。 [4] 吳金鏞，《國族建構、歷史記憶與紀念空間：二二八紀念碑的建構》(台北：國 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 [5] 李力昌，《休閒社會學》(台北：偉華，2005 年)。 [6] 李銀河，《女性主義》(台北：遠流，2003 年)。 [7] 林麗珊，《女性主義與兩性關係》(台北：五南，2003 年)。 [8] 芮傳明、趙學元譯，Durkheim, E.，《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台北：桂冠，1992 年)。 [9] 俞景蘧譯，Moore, W. E.，《社會變遷》(台北：巨流，1988 年)。 [10] 夏春祥，(文化象徵與集體記憶競逐－從台北市凱達格蘭大道談起)《文化與權 利：台灣新文化史》(台北：麥田，1998 年)，頁 107-140。 [11] 孫鎮東，《中國紀念節日手冊》(臺北市：東華，1987 年)。 [12] 康樂、吳乃德、簡惠美、張炎憲、胡昌智譯，Weber, M.，《支配的類型：韋伯 選集(Ⅲ)》(台北：遠流，1996 年)。 [13] 張南星譯，Michel, A.，《女權主義》(台北：遠流，1989 年)。 [14] 張瑞德，《紀念與政治－台海兩岸抗戰勝利五十週年紀念活動的比較，(盧建榮 編)文化與權利：台灣新文化史》(台北：麥田，1998 年)，頁 149-206。 [15] 彭懷恩，《當代社會學概論》(台北：風雲論壇，2004 年)。 [16] 彭懷真等譯，O’Connell, P. J.，《社會學辭典》(台北：五南，1991 年)。 [17] 劉浚泉，《節日記實》(台北：國家，1983 年)。 [18] 蔡文輝，《社會變遷》(台北：三民，1982 年)。 [19] 鄭宇君譯，Inglis, F.，《假期：愉悅的歷史》(台北：韋伯文化，2002 年)。 [20] 瞿海源、王振寰，《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2003 年)。 [21] 簡惠美譯，Giddens, A., 《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馬克思、涂爾幹、韋伯》(台北：遠流，1989 年)。
英文部分
[1] Berger, P. L., (1990), 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MA: Random House Inc.
[2] Braungart, R. G., (1976), Society and Politics: Reading in Political Soci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3] Corcuff, S., (2002), Memories of the future: national identity issue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Taiwan, NY: ME Sharpe.
[4] Dawson, D., (1988), Social class in leisure: reproduction and resistance, Leisure Sciences, 193-202.
[5] Gills, J. R., (1994), Commemoration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6] Shotter, J., (1990)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In Middleton, D. & Edwards D. (Eds.). Collective Remembering. London: Sage.Halbwachs., M.,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 trans. by Coser, L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 Smelser, N. J., (1984), Soci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8] Spillman, L., (1997), Nation and Commemoration: Creating National Ident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 Veblen, T., (1899),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study of Institution, London : Unwin Books.
報紙部分
[1] 黃士榮，「國定假日專題 過節放假中央立法總攬大權『周休二日制』創痛未癒 決明訂罰則以絕後患」，民生報，2001 年 2 月 26 日，第 13 版 ) [2] 梁玉芳，「首屆佛誕假日北中南浴佛祈福」，聯合報，2000 年 5 月 15 日，第 5 版。網站
[1]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http://www.cpa.gov.tw/mp1.html，摘取日期：2010/08/02。 [2] 聯合國http://www.un.org/ecosocdev/geninfo/women/womday97.htm，摘取日期： 2010/09/15。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National Holidays in
Taiwan from 1950 to 2010
Pei-yu Hsueh
1, Lichang Lee
2, Wei-lung Sung
3, Chin-I Chen
31 ChinaTimes Editor, Graduate of Sun Yat-sen Institute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2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3 Graduate student, Institute of Tourism & Hospitality Management,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and trends for the official policies, celebration activities, and ceremonies of national holidays in Taiwan over the period from 1950 to 2010. The interactions and confrontations among competing authorities in defining the time and space for national holidays, and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y influence Taiwanese people’s collective memory are further studied. The method applied is literature review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are competing forces in the pursuit of legitimacy, including economic, ideological, as well as social ones. They are the driving factors in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holidays. They result from and also reflect social changes. It is also clear that the “the holiday overset phenomenon” has started since the Lee Deng Huei period. Th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national holidays’ are the consequences of struggles between political and other social powers. Utilizing the uniqueness and the special sphere of time and space, politicians and other groups co-construct a collective memory that serves their own interests. There are affinities between national holidays and religions, as the legitimacy of their existence, activities and ceremonies all come from the “sacred canopy ” provided by the belief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