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後期揚州的發展和外國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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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後期揚州的發展和外國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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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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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安史之亂以後，揚州利用其地理優勢，發展成為最繁華的商業都市。各地的富商、貴族、移住民等聚集於此，盛況空前。隨著揚州消費環境的形成，從南海路經由廣州而來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以及過去經由絲綢之路停留在長安一帶的粟特人都來到了揚州，從事高價奢侈品的買賣活動。他們主要是一些珠寶商和香藥商，集體居住在揚州市場附近，還結成商業組織，每年舉辦寶石展覽會。他們持有相當雄厚的財力，對地方政府的捐助要求予以積極地回應和配合，和地方政府維持著友好關係。當時的揚州還是主導東北亞貿易的新羅人的據點城市。同時，對積極派遣遣唐使的日本而言，揚州是供給商品最為齊全的購買線路和資訊搜集處。在貿易活動中，他們不僅可以接觸到從南海進來的高價奢侈品，還與西域商人有著直接的交流，甚至還邀請西域商人到本國。關鍵詞：揚州、運河、波斯人、大食人、閱寶物 *_{本論文承蒙韓國外國語大學校校內硏究費的資助而完成。} **_{韓國外國語大學校史學科助敎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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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唐昭宗大順元年（890），楊行密深感孫儒大軍的威脅，結果率軍撤離揚州退守西南方的宣州，於是揚州被孫儒佔領。此後，楊孫兩軍戰火不息。第二年，江淮全域疫疾盛行，許多士兵和百姓染病身亡，孫儒也被傳染。景福元年（892）6 月，在楊行密的持續進攻下，孫儒遭麾下部將背叛，被生擒獻給楊行密，後來被殺。於是，楊行密的軍隊重返揚州。1但此時的揚州已今非昔比，再也不是詩句「十裡長街市井連，月明橋上看神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中詩人所描述的繁華都市了。2《舊唐書》〈秦彥傳〉對 9 世紀末揚州的沒落作了如下記載。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自畢師鐸，秦彥之後，孫儒，（楊）行密繼縱相攻。四五年間，連兵不息，廬舍焚蕩，民戶喪亡。廣陵之雄富掃地矣。3 此後 12 年的天佑元年（904）正月 26 日，在朱全忠的催促之下，昭宗離開長安前往洛陽。「壬戌，車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范為禦營史，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廬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此隨丘墟矣。」4被譽為唐代政治和經濟中心的長安和揚州，作為中世紀中國衰落的象徵，就此沒落在歷史的長河中。5 1_{《資治通鑒》（臺北：西南書局，1982），卷259，唐紀75 昭宗景福元年，頁} 8429-8430。有關孫儒被捕和被殺的時間，《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9）本紀、《實錄》和《十國紀年》依據《吳錄》記載為昭宗景福元年（892），而《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9）本紀、《唐補紀》、薛居正的《舊五代史》〈楊行密傳〉則誤記為大順2年（891）6月。 2_{《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511，張祜「縱遊淮南」，頁5846。} 3_{《舊唐書》，卷182，〈秦彥傳〉。《資治通鑒》也對此內容作了相應了記載。} 「先是，揚州富庶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揚兵火之余，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資治通鑒》，卷259，唐紀75，昭宗景福元年，頁 8430-8431）。 4_{《資治通鑒》，卷264，唐紀80，昭宗天佑元年（904），頁8626。} 5_{揚州的衰落和戰亂有直接的關聯。然而，唐末以來，隨著真州即過去的白沙鎮的興} 起，真州逐漸取代了揚州作為連通運河和長江的交通樞紐的地位，這是揚州衰落的一個主要原因。此外，揚州海岸線的延長導致其逐漸遠離海岸，其作為國內貿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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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通常用「國際性」和「開放性」等詞彙來表述唐文化的特徵，並冠於其「大唐帝國」的稱謂。從歷史上來看，唐長期維持著遼闊的統治疆域，通過冊封和羈縻的方式對周邊國家進行著管轄，不僅如此，唐開放、寬容的對外政策營造了外國人自由往來和多種文化交融的社會氛圍。因此，除陸地和海上絲綢之路的關門敦煌和廣州外，長安、洛陽和揚州也有大批外國人往來。向達的研究表明，突厥人、波斯人、粟特人、龜茲人、回鶻人以長安的西市為中心，積極開展著生業活動。開元年間前後，胡風盛行於服飾、傢俱、食物、歌舞等多個領域，湧現出不少成功的胡商。這些被稱為西域人的外國人，他們把祅教、摩尼教、景教等當時中東和中亞地區流行的宗教帶到了長安，還在西市附近的布政坊、醴泉坊、普寧坊、義寧坊等地修建了這些西傳宗教的寺院。對他們而言，這些禮拜堂不僅是信仰的空間，還是同族集會的場所，偶爾還在此上演西域的胡戲。6當然，長安坊牆制封閉的城郭構造制約著西域人的活動。7從對粟特人實行薩寶制上可以看出，唐政府在允許長安的外國人實行自治的同時，也在無形之中對其進行統制。8 關於廣州外國人的研究已取得相當程度的進展。初期的南海貿易在稱為崑崙商的馬來裔商人的主導下進行，到 8 世紀中葉前後，波斯和阿拉伯商人則發展成核心勢力。儘管來自薩珊王朝（Sassanid Empire）的商人和船員先在此出入，但這一時期，尤其在阿拉伯滅亡波斯之後，阿拉伯商人作為中轉商壟斷了南海貿轉港口的條件也日益惡化，這也是揚州衰落的原因之一。參見於全漢昇，〈唐宋時代揚州經濟景況的繁榮與衰落〉，《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1 卷（上海：中央研究院，1947）；這篇論文此後收錄在全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1972），頁22-26。儘管宋代的揚州呈現出一時的衰落現象，但在明清時期，揚州再次發展成繁華的鹽商都市。 6_{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臺北：明文書局，1988），頁1-39。石田軒之} 助，《長安之春》（東京：平凡社，1967）。 7_{朴漢濟，〈唐代長安的空間構造和蕃人生活〉，西江大東洋史研究室編，《東亞歷} 史的還流》（首爾：知識產業社，2000）。 8_{崔宰榮，〈唐前期長安內的粟特人對策〉，《首爾大學東洋史學科論集》，23（首} 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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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9為防止外國人和本國人混居，唐政府特意在城內設立蕃坊供外國人居住。由此一來，這些外國人便滯留於蕃坊。唐政府在他們中間選出蕃長令其擔任行政業務，給予其一定程度的自治權。阿拉伯裔的鉅賈以蕃坊和懷恩寺為據點掌握著貿易的主導權。10有關居住在敦煌的外國人，池田溫的研究較具代表性。他通過分析敦煌文書，對位於敦煌縣東邊的粟特人居住地—安城的居民構成、農業和商業等生業問題、漢化問題、信仰生活等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進行了詳細的考察。11與對長安、廣州、敦煌地區的外國人社會的研究相比，對揚州外國人集團的研究不過處於初步階段。當然，全漢昇12、日野開三郎13、史念海14、愛宕元15、徐明德 16 、李廷先17等學者從經濟史或歷史地理及城市史等角度出發對揚州進行過研究，並取得了豐碩的成果。儘管這些研究反映出揚州外國人的生活大概面貌，但由於考察角度的差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安史之亂餘波殘存的肅宗上元元年（760），淮南節度使鄧景山邀田神功前來揚州幫助鎮壓劉展的叛亂，結果卻導致外國 9_{王賡武著，姚楠編譯，〈居間商與香料〉，《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香港：中華} 書局，1988），頁146-147。此外，甘正猛的〈唐宋時代大食蕃客禮俗考略〉和陳學軍的〈宋代廣州的蕃性海商〉等對唐代廣州的外國人社會有詳細的說明，值得參考。本論文登載于蔡鴻生主編的《廣州與海洋文明》（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1997）一書中。 10_{唐代太和年間（827-835），方千里在《投荒雜錄》中對廣州的蕃坊有詳細的說} 明。此書現已流失，相關內容在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中有記載。 11_{池田溫，〈八世紀中葉敦煌的粟特人聚落〉，《唐研究論文選集》（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1990）。此外，還有張廣達，〈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大學報》，1986.2。鄭炳林〈唐五代敦煌粟特人與歸義軍政權〉，《敦煌研究》，1996.4。楊際平、郭鋒、張和平，《5-10世紀敦煌的家庭與家族關係》（長沙：嶽麓書社，1997）等研究成果。 12_{全漢昇，〈唐末時代揚州經濟狀況的繁榮與衰落〉，頁146-179；〈唐宋帝國與運} 河〉，《中國經濟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頁265-392。 13_{日野開三郎，〈唐代商業史概說〉，《東洋史學研究》，第20卷，頁225-237。} 14_{史念海，〈唐代揚州和長江下游的經濟地區〉，《唐代歷史地理研究》(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235-249。 15_{愛宕元，〈唐代の揚州城とその郊區〉，《唐代地域社會史研究》（京都：同朋} 社，1997），頁333-413。 16_{徐明德，〈論唐代揚州國際大港的繁榮與歷史地位〉，收入於馮爾康等，《揚州研} 究─江都陳軼群先生百齡冥誕紀念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6）。 17_{李廷先，《唐代揚州史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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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屠殺事件爆發。這一事件值得引起關注，具體內容如下：居職四年，會劉展作亂，引平盧副大使田神功兵馬討賊。神功至揚州，大掠居人資產，鞭笞發掘略盡，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數千人。18 平定叛亂而來的田神功軍隊進駐揚州後，把揚州城洗劫一空，殺害了上千阿拉伯、波斯等西域商人。因此，有必要對揚州外國人集團的情況集中進行研究。本研究首先對唐朝的外國人政策和揚州的地理條件、發展情況等進行考察，從而探討揚州外國人社會的形成背景。其次，本文把揚州的外國人集團劃分為包含阿拉伯人和波斯人在內的西域人集團和新羅人、日本人集團，並分別對各集團的活動情況進行考察。關於西域商人，本文將利用豐富的筆記小說對其居住形態、社會組織、商業活動以及與地方政府的關係等進行研究。同時，本文還着眼於兩大勢力間的貿易，試圖對南海貿易圈和東北亞貿易圈的接觸及其意義進行考察。

二、唐朝的外國人政策

本章以唐政府的外國人政策為主對其海外交易的開展和外國人居住地形成的背景進行考察。外交、留學、貿易、戰爭俘虜等眾多因素的作用下，致使很多外國人居住在唐朝。雖說明確區分本國人和外國人在當時並不容易，但推算起來，唐初外國人的數量大概在 120 萬到 200 萬之間。19以 120 萬為下限來算，大約占開 18_{鄧景山從至德2載（757）到上元2年（761）期間擔任淮南節度使。《舊唐書》，卷} 110，〈鄧景山傳〉，頁3313。外國人屠殺事件又見於《資治通鑒》，卷221，唐紀 37 肅宗上元元年（760），頁7102。 19_{「大唐貞觀中，戶部奏言，中國人自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為州縣者，男} 女百二十余萬口」。《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200，邊方，北狄7，頁5494。《舊唐書》，卷2，〈太宗紀（上）〉第37頁有類似的記載，提到貞觀年間北方歸順或征服突厥時的降服者達到120萬。《資治通鑒》，卷193，頁6078記載到，「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對此，傅樂成認為，貞觀4年（630）到天寶4歲（745）近115年期間，唐的戰俘或歸降唐的突厥、高麗、鐵勒、土穀渾、吐蕃、黨項人中，僅是入住中國的人已經超過了170萬；此外，波斯、大食等前往中國從事貿易的人也相當多。參見於傅樂成，〈唐代夷夏觀念之演變〉，《漢唐史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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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年間全國總人口的 2.5%。20 這一趨勢持續到唐代後期，甚至「天寶末，西域朝貢酋長及長安西‧北庭校吏歲集京師者數千人。」21德宗貞元年間（785-804），歷任宰相李泌就曾上奏說，「胡客有長安者舊者，或四十餘年，皆有妻子，買田宅，居質取利，安居不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宅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將停其給。……其友外國朝貢使者，有京師數十年不聽歸乎！」22 詳細記載唐玄宗到肅宗時期的社會狀況的《東城老父傳》中就寫到，「今北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年有胡心矣」。23 這些外國人多半滯留在長安和關中一帶。乾符 8 年（879）黃巢之亂爆發時，黃巢叛軍殺害了廣州的伊斯蘭、猶太教和祅教等教徒 12 萬名。由此可見，在唐代最大的對外貿易港口廣州也居住了相當數量的外國人。24上文提到田神功的軍隊屠殺阿拉伯和波斯商人達數千，由此可推測，揚州也居住著不少外國人。很明顯，外國人紛紛湧入揚州這樣的商業城市，其根本原因是揚州可以滿足他們追求經濟利益的欲望。然而，唐政府對外國人的法律規定也在一定程度上反映出國家對外國人的政策和態度，因此，它對揚州外國人社會的形成勢必產生過影響。一般而言，對唐朝外國人政策的初期研究一直將其解釋為以世界帝國為指向的唐政府的開放和包容政策。25 在談論唐朝寬鬆的外國人政策時，他依據的是唐律〈名例〉48〈化外人相犯〉條「諸化外人，同類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異類自相犯者，以法（臺北：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頁213。 20_{邱添生認爲當時外國人的比率以貞觀年間為基準來算大概是佔8%，以開元年間為} 基準來算大概是佔2.5%。邱添生，〈唐朝起用外族人士的研究〉，《大陸雜誌》 38:4（1969）。 21_{《新唐書》，卷170，〈王鍔傳〉，p.5169。} 22_{《資治通鑒》，卷232，唐紀9 太宗貞觀四年（630），頁6078。} 23_{《東城老父傳》的相關內容參照《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9），卷} 485，頁3995。 24_{崔宰榮，〈8-9世紀唐朝的蕃坊運營和在唐新羅人社會-唐朝外來人集團居住地的統} 制形式比較〉，《對外文物交流研究3》（首爾：海上王張保皋紀念事業會， 2004），頁217。

25_{較具代表性的研究是 Edwin O. Reischauer 的論文。Edwin O. Reischauer, “Not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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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論」的內容。居住在唐朝的外國人在發生違法犯罪行為時，如發生在同一國籍的外國人之間，則依據相應國家的法律來處罰；如發生在不同國籍的外國人之間或外國人和唐人之間，則按照屬地主義的原則依據唐律來處罰。這一條目被認定最初出現在《貞觀律》，相關內容在前代不曾有，到後代則變為不分同流和異流一律依照中國法律來處罰。26 因此，這一條目被看作是對批判前代的差別待遇且主張「華夷一家」的唐太宗的華夷觀27以及唐帝國文化的普遍性和包容力的反映。外國人同族間的犯罪依據該國法律來處理的規定，是對法律習慣差異的尊重，也意味著一定程度上的自治。至於施行與否，可以參考《萍州可談》的相關內容，具體如下：廣州蕃坊，海外諸國人聚居，置蕃長一人，管句蕃坊公私。蕃人有罪，詣廣州鞠實，送蕃坊行遣。28 綜合考察上述內容和〈外化人相犯〉條目，從中可知，唐代外國人居住在享有一定程度自治的蕃坊內，並在本國人蕃長的管理下生活。同時，本國人間的犯罪行為發生之時，先把案件送到州治進行審查，地方政府在對是否有唐人介入等案件性質進行調查之後，如果屬於種族內部的問題，則交由蕃坊的蕃長來處理。29 此種情況在阿拉伯文獻裡也得到了確認，廣州地方官委任穆斯林指導者處理穆斯林間的糾紛，依照伊斯蘭法律制度下達的判決紀錄流傳了下來。30 唐政府在法律規定上尊重外國人的相對性並予以特殊照顧， 26_{明律廢除了「同流相犯依本俗法」的規定，改為「以國家法律論」。參見於劉俊} 文，《唐律疏議箋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478-480。 27_{「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資治通鑒》，卷198，唐紀14，太} 宗貞觀21年5月，頁6247）。傅樂成指出，唐人和前代的人不同，他們沒有區分華夷的意識，對外國人也沒有防備，這種社會氛圍是外國人得已在中國政界嶄露頭角的原因。傅樂成，〈唐代夷夏觀念之演變〉，頁212. 28_{朱彧，《萍洲可談》（北京：中華書局，1985）。} 29_{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1051-1052。} 30_{《中國印度見聞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1，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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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國留學生和僧侶支付生活費31、開設比一般科舉考試相對容易的賓貢科並錄用外國人為官32、從宰相到蕃將無論文武重用外國人等，這些措施都表明了唐帝國寬大的外國人政策。33新羅最初派遣留學生到中國是善德王 9 年（640），《三國史記》記載了「王送子弟入唐，請入國學。」《新唐書》選舉制對此亦有所言及。不僅如此，高句麗和百濟等也在相同時期派遣留學生來唐學習，34由此可見，留學可能是唐推進開放的文化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舉措。然而，最近的研究則主張，唐的外國人政策並不一定完全是包容的，實際上唐對外國人的政策和態度極其複雜35，包容和管制並存。這一主張也正被學術界所接受和認同。謝弗以「回紇留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偽服以雜居者又倍之」和「回紇，諸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不得效華人」為例36，他指出，與其說包括蕃坊在內的唐朝的外國人政策是給予外國人自治權，還不如說是為了實現防止混居的政策目標。他還表明，市舶使也是為了防止走私和壟斷進口貨物而仿照鹽鐵使來設置的。在交易制度上，外國商人實際上首先考慮到的是現實利益。儘管如此，他們時常須向朝廷捐獻部分商品，而這對確保其自由代理商的地位和交易的安定而言沒有絲毫的幫助。37部分學者從城市構造的封閉性的角度來考察外國人的自治。雖說當時外國人集團聚居並獲取自治，但在長安 31_{堀敏一，《中國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岩波書店，1993），頁261-262。} 32_{高明士，〈賓貢科的起源與發展─兼述科舉的起源與東亞士人出身之路〉，《唐史} 論叢》，6（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頁108-109。 33_{唐代起用的蕃將達31個種族72名；及第科舉和賓貢科的外國人文官共有98姓369} 名，其中位居宰相者達12姓23名。參見於朴漢濟，〈唐代長安的空間構造和蕃人生活〉，頁71-72。 34_{「貞觀13年，東宮置崇文館，自天下初定，增築學舍至千二百區，雖匕營飛騎，亦} 置生遣博士為授經，夷若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相繼遣子弟入學，逐至八千餘人」。《新唐書》，卷44，〈選舉志〉。相關內容參見申瀅植，《統一新羅史研究》（首爾：韓國學術資訊，2004），頁267-269。 35_{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38（原書名}

是Schafer, E. H.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California: Univ. Press, 1963）。

36_{《唐會要》，卷100，頁1789。《資治通鑒》，卷225，頁20。} 37_{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頁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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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坊制這一封閉的城市構造下，時間和空間受著嚴格的管制。城郭內有欄以及其他內部城郭坊牆存在的情況下，他們被安置在同一場所，這本身就意味著強烈的居民統制。38大部分商人比一般人出入得要頻繁。外國人和本國人一樣，在移動時受著相當大的約束。僧人圓仁在入唐求法的過程中，為了獲取公驗，不得不接受四次複審。文宗開成 4 年（839）3 月 5 日，圓仁在向朝貢使呈遞的書信中表達了要繼續留在唐朝的想法，朝貢使無法勸阻他求法的決心，卻告訴圓仁：「如要留住，是爲佛道，不敢違意，要住卽留。但此國之政極峻，官家知聞，便導違勅之罪，有擾惱歟。但能思量耳」39，讓他再三考慮。40 綜上可知，唐朝表面上像是堅持開放的外國人政策，實際上卻利用封閉的城郭構造和森嚴的制度對外國人的舉手投足進行著嚴格的控制。既然有如此森嚴的法規政策和血腥的外國人屠殺事件，但為何外國人還一如既往地湧入揚州？經濟利益無疑是前提條件，但唐的法規和政策僅僅是一種管轄外國人的工具嗎？與留學生、求法僧、質子、外交官、士兵、政治家等形形色色的人員構成的長安外國人社會相比，從揚州的城市特性上來看，外國人大部分在此從事商業活動。因此，重點考察對外國人的商業活動產生直接影響的通商活動和財產權的相關規定則更有意義。朴漢濟把唐法對外國人的規定概括為了四類，並指出，儘管外國人在當時並沒有依據具體的法律規定獲得通商權的保護，但只要是允許通商的國家或部族的商人，便在法律上享有和中國人相應的權利。41 當然，也有觀點表示，對本國人的邊境關塞的越渡、與外國人進行私貿易、通婚禁止等法令是約束外國人通商活動的間接措施，42但可以把對本國人的立法看作是監督禁製品的 38_{朴漢濟，〈唐代長安的空間構造和蕃人生活〉，頁61-62。} 39_{圓仁著，金文經譯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首爾：中心，2001），卷1，頁} 123-124。 40_{有關外國人公驗的獲取，參見於金鐸敏，〈在唐新羅人的活動和公驗〉，《對外文} 物交流研究》（首爾：海上王張保皋紀念事業會，2002），頁195-197。 41_{朴漢濟，〈唐代長安的空間構造和蕃人生活〉，頁74-75。}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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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時外國法的多種解釋在崔宰榮，〈8-9世紀唐朝的蕃坊運營和在唐新羅人社會-進出以及試圖壟斷貿易利益的國家政策。43 財產權得到保證這點對外國商人也是適用的。儘管外國人被禁止買賣土地和佔有奴隸，但在古代社會裏，外國人在死亡後，其財產繼承得到了保障，這點值得引起注意。《宋刑統》卷 12 「死商錢物」條之後，收錄了兩條唐文宗太和 8 年（853）8 月 22 日下達的敕節文，這是唐代關於涉外財産繼承方面重要的法律規定。44《新唐書》〈孔戣傳〉記載道：「舊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戣以海道歲一往復，苟有驗者不為限，悉推與」。45保護財產繼承權的法律此前就存在，但元和 12 年（817）孔戣擔任嶺南節度使之後，出於海商立場的考慮，他徹底廢除了時間限制。事實上，唐朝相關條項的寬大與否，通過比較便可確認。五代時期，外國人財產法保障便已發生了變化；後周顯德 5 年（958）7 月 7 日下達的敕書中就明確記載道：「其蕃人，波斯身死財物，如灼然有同居親的骨肉在中國者，並可給付。其在本土者，雖來識認，不在給付」。46同時，在宗教信仰方面，外商也能體會到唐朝的方便和自由。筆者在前言中曾提過，唐朝對外國人的宗教生活予以尊重，長安西市附近和廣州等地還設有西傳宗教的禮拜場所。儘管玄宗在開元 20 年（732）7 月嚴令禁止本國人信封摩尼教，但卻將其看作是外國人的習慣並允許其信奉，47依舊予以外國人宗教信仰的自由。48 唐對外國人宗教唐朝的外來人集團居住地的統制形式比較〉中得到了較好的整理。 43_{中田薰，〈唐代法に於ける外國人の地位〉，《法制史論集》第3卷（東京：岩波} 書店，1943），頁1376。 44_{《宋刑統》（臺北：仁愛書局，1985），卷12，頁199-200。關於唐代涉外法律，} 可參見鄭顯文，《唐代律令制硏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222-249。 45_{《新唐書》，卷163，〈孔戣傳〉，頁5009。} 46_{《宋刑統》，卷12，「死商錢物諸蕃人及波斯附」，頁200。} 47_{《通典》，卷40，〈職官22〉，視從七品：薩寶祅正條，頁1103。} 48_{此外，葬禮方面，唐律在原則上是禁止火葬和水葬的；但對外國人而言，則允許其} 按照本國的習慣舉行火葬，還對外交使節和質子葬禮的所需物品予以供給。「（唐）主客式，諸蕃客及使蕃人宿衛子弟，欲依鄉法燒葬者聽，緣葬所須官給。」這些內容雖沒收錄於《唐律疏議》裡，而相關規定被記載于《宋刑統》裏。《宋刑統》，卷18，「殘害死屍」，頁28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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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自由的承認至少持續到了會昌年間（841-846）。49 以上通過對與外商有直接關聯的法規的考察，可以把握到揚州外國人活動的背景。然而，除這種正規法令之外，從古代國家的特徵上來看，皇帝的詔令甚至超越法規有著更為重要的意義。在此需注意的是，正如上文唐太宗華夷觀中所體現的內容一樣，唐代皇帝為了誇示帝國文化的包容力，他們堅持著對外國商人的寬大立場。文宗太和 8 年（834）2 月頒佈的詔令如下：南海蕃船，本以慕化而來，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悅。如聞，比年長吏多務徵求，嗟怨之聲，達於殊俗。……其嶺南、福建及揚州的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來往，自爲交通，不得重加率稅。50 該詔令是為了紀念文宗病癒而頒佈的，皇帝通過赦免和免稅等政治措施來表明愛民之心。結果，廣州、泉州和揚州的外來商人也納入到皇帝恩賞的對象，除關稅、供品獻納等之外，其他稅金一律免徵，並下令保障其在蕃坊內的自由往來和交易。這些措施為往來於揚州的外國商人的交易提供了安全保障，也為其積極開展商業活動提供了可能。

三、唐代揚州的地理條件和發展趨勢

8-9 世紀外國人聚集揚州的最重要原因是，揚州不僅是全國最繁華的城市，而且它還富有極為誘人的經濟魅力。關於揚州當時的經濟地位，《資治通鑒》有「揚一益二」的評價。51 這一認識也 49_{對祅教、摩尼教和景教等所謂的西傳三夷教，唐政府的寬容態度一直持續到會昌初} 年。武宗即位後，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武宗在實行廢佛政策之前，便已開始對摩尼教進行打壓。唐朝對西傳宗教的政策，林悟殊在〈唐朝三夷教政策論略〉，《唐朝景教再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115-119有詳細的說明。 50 《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91，〈帝王部·赦宥〉，頁1086-1087；《全唐文》，卷75，文宗皇帝〈太和八年疾愈德音〉，頁784-785。 51_{「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余，江} 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資治通鑒》，卷259，唐紀75，昭宗景福元年，頁83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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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多數唐人所認同，《廣陵志》在談到天下富貴之時，指出了揚州第一成都第二；被考證為《元和郡縣圖志》逸文的內容也表示，唐代後半期，揚州和益州是最繁華的城市，稱之為「揚益」。 52 本章首先對揚州發展成唐朝的經濟中心的原因及其發展軌跡進行考察，從而探討揚州吸引外國人的經濟環境及其變化趨勢。揚州之所以成為全國經濟中心，與它優越的地理條件是分不開的。安史之亂後，揚州位於一躍成為全國生產力最發達的江淮地區的中心，還位於長江和運河的交叉處，並且靠近大海，是陸海交通要地。總之，揚州周邊地區本身是生產力較高的經濟繁榮地區，還是全國交通網的中心。53 唐代主要的經濟區域大概分為三個部分，以關內、河東為中心的關中平原地區，包括河北、河南和河東南部在內的黃河下游地區和江淮流域。如果以唐代初期倉庫儲蓄的穀糧為基準來排列生產量順序，黃河下游地區第一，關中平原居第二，江淮地區不過排第三。54 長安、洛陽等政治軍事中心地區的穀物主要依靠河南、河北和包括河東道在內的黃河下流平原地區來供給。天寶初期，掌管漕運的水陸運使韋堅把江淮義倉儲藏的糧食轉賣出去，用來大肆購買各地的特產。由此可見，至少到當時為止，關中平原和黃河下游地區的糧食足以解決長安人口的生計問題。55 然而，安史之亂結束後，所有的情況有了轉變，地區間的經濟結構也發生了巨變。戰禍導致中原地區的農業基礎遭到破壞，河北的藩鎮對抗中央政府呈現半獨立的趨勢，政府也不得不開始依靠浙江東西、淮南、江西、鄂岳、福建、湖南等東南八道。其中，江淮地區左右著國家的命運，成為國家的經濟中心。56尤其是 52_{現存的《元和郡縣圖志》淮南道部分的內容流失，但在《大明一統志》卷12〈揚州} 府風俗〉中，提及「號為繁侈。唐元和志，揚與成都，號為天下繁侈。故稱揚益。又廣陵志，天下富貴，一揚二益」，這被考證是《元和郡縣圖志》和《廣陵志》的逸文。 53_{徐明德，〈論唐代揚州國際大港的繁榮與歷史地位〉，頁141。} 54_{史念海，〈唐代揚州河長江下游的經濟地區〉，頁238-239。} 55_{《舊唐書》，卷105，〈韋堅傳〉，頁3222-3224。} 56_{杜牧，《樊川文集》，卷16，〈上宰相求杭州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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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西地區，正如白居易、韓愈、杜牧、顧況等著名詩人筆下所描述的那樣57，成為了全國最大的糧倉。當然，浙西地區確保「蘇湖熟，天下足」的安定生產是在宋代以後，但 8、9 世紀以來，積極的開發使得其生產力急速增長。58揚州處於潤州、蘇州、湖州、常州、杭州等浙西地區交叉的中心。運往長安的無數農產品自然而然集結於揚州，商品、商人、運輸業者等人力、物力資源聚集於此，從而推動了揚州的發展。不僅是大米，絲綢生產的中心也從黃河下游地區南移到了江淮地區。特別是太湖流域，隨著北方人口的流入，生產力急速上升。因此，揚州的絲織業逐漸發展起來，絲綢還成為了主要的地方特產。59為揚州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產業當屬鹽業。揚州、楚州地區是唐朝重要的鹽業生產基地。當時，揚州海陵縣處處都是鹽田。圓仁的求法日記中記載道，「半夜發行，鹽官船積鹽，或三四船，或四五船，雙結續編，不絕數十裡，相隨而行，乍見難記，甚為大奇」。60揚州附近不僅是龐大的海鹽產地，同時，廣東等各地的鹽的紛紛流入揚州，因此在揚州設立了鹽鐵轉運使，責其總管全國鹽業的流通。鹽鐵轉運使偶爾兼任淮南節度使，他們位高權重，數十名直屬判官介入的事態時有發生。61因此，從事運輸和販賣的鹽商大規模湧入揚州，使揚州從鹽業生產中心轉變成全國鹽業的流通中心。此外，揚州的各種工業也有著相當的水準，尤其是青銅製造業極為發達。揚州銅鏡以神秘而聞名天下，成為了皇室的貢品。 57_{白居易表明，「目前國家的稅收大部分出自江南；江南的各州中，蘇州最好，不乏} 兵力，稅額龐大」。顧況稱讚湖州是交通中心和茶葉盛產地，物產豐富數楚越地區為首。杜牧還表示，江淮左右國家的命運，特別是杭州戶口達10萬，稅錢也達到了 50萬。朱金城箋校，《白居易箋校》，〈蘇州刺史謝上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文苑英華》，卷801，〈湖州刺史聽壁記〉；杜牧，《樊川文集》，卷 16，〈上宰相求杭州啟〉。 58_{對這一時期淮南和浙西地區的休整和開發，陳勇，《唐代長江下游經濟開發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45-54有詳細的說明。 59_{《唐六典》卷3記載說細紵是揚州的貢品，《新唐書》，卷134，〈韋堅傳〉亦記錄} 了揚州的特產有錦、銅、官端、綾繡。 60_{圓仁著，金文經譯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1，頁37。} 61_{《唐會要》，卷87，〈轉運鹽鐵總敍〉，頁1587-1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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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揚州不僅保有極高水準的鑄造技術，作為流通的中心地區，貨幣的使用量也極高，因此在錢坊設置了鑄錢工房，並對其進行集中管理。天寶年間，全國鑄造銅錢的高爐共有 99 個，揚州便設立了 10 個高爐。62從每個高爐安排 30 名工匠的史實來看，63 揚州當時至少有三百餘名專業技術人員從事著與鑄錢有關的事務，如果加上一般勞動者，人數應該會更多。1975 年起，位於揚州羅城西南部的工房遺址被發掘，出土了大量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64揚州的其他製造業也相當有名，特別是用獸毛製作的氊帽成為長安的時尚。65揚州傢俱以精巧著稱，贏得了不少貴族的親睞。揚州製糖業也頗爲聞名，剛開始時，進口印度技術, 而後來居上「色味逾於西域所出。」66此外，揚州作為海上交通要地，其造船業也相當發達。由此可見，揚州不僅是糧食、絲綢、海鹽的產地，也是工業水準最高的城市。城市自身在多方面具備了極高的生產力，這是揚州成長為經濟中心的動力。67 除發達的生產力外，作為交通要地的地理位置是推動揚州發展的又一重要條件。揚州位於南北交通的交叉中心，大量的物品聚集於此。68朴根七對唐代江淮運河的功能和新羅商人的關係進行過研究。他指出，安史之亂以後，中央政府對江淮地區的依存度上升，運河作為貫通南北經濟的橋樑作用也日益得到重視，這也 62_{「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中心憤惋。……皆會於揚州……於是開府庫，令} 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徒、工匠，授以甲。」《資治通鑒》，卷203，光宅元年 9月條。 63_{《通典》，卷9，〈錢幣〉。} 64_{羅宗真，〈揚州唐城遺址一九七五年考古工作簡報〉，《文物》，9（1977）；劉} 惠英，〈揚州唐城手工業作坊遺址第二·三次發掘簡報〉，《文物》，3（1980）。前面的內容參照愛宕元〈唐代の揚州城とその郊區〉，頁376。 65_{「是時（憲宗時），京師時重揚州氊帽。」《太平廣記》，卷153，〈裴度〉，頁} 1101。「此間，甚難得揚州氊帽子。」《太平廣記》，卷157，〈李敏求〉，頁 1128。 66_{「西蕃胡國，出石密，中國貴之。帝遣使至摩伽陀國取其法，令揚州煎諸薦之汁，} 於中廚自造。色味逾於西域所出。」《册府元龜》，卷970，〈外臣部〉「朝貢三」，頁11400。 67_{唐代揚州的工業發展情況參照全漢昇，〈唐末時代揚州經濟景況的繁榮與衰落〉，} 頁146-179。 68_{「廣陵當南北之衢，百貨所集。」《唐會要》，卷86，〈市〉，頁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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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以新羅商人為首的外國商人的活動範圍產生了巨大影響。經濟中心的南移致使江淮地區成為核心經濟區域，因此，對連接汴河、江淮運河和江南河的運河網的管理和整頓自然成為了唐政府優先實施的政策。唐朝後期推行的有關運河使用和漕運方法的改革措施中，對揚州的蕃坊和外國人社會影響最為深遠的是代宗廣德元年（763）實施的劉晏的改革方案。主要內容包括，「晏以為江、汴、河、渭，水力不同，各隨便宜，造運船，教漕卒」。69由此一來，運河順理成章地分為揚州─山陽瀆─淮水─泗州、泗州 ─汴河─河陰、河陰─黃河─渭口以及渭口─關中漕渠─長安這四個區間。由於各區間使用的船舶和人力都不相同，因此，在揚州、河陰、永豐等交接處設置了大規模的貨倉。70通過改革，安史之亂後未能發揮其作用的漕運重新運轉起來，促使新經濟中心江淮的物資得以迅速地運送到首都長安。71當然，伴隨這一措施的施行，在政府漕運貨物聚集的交接處，直接的設施投資和人力需求增加，同一路徑上民間商品流通活躍，因而促進了商業城市的迅速成長。8 世紀後期唐朝經濟發展的新形勢下崛起的江南地區，揚州作為浙西地區糧食和商品的流通和再積載的要衝，比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要更快。這一時期，長江中上游地區的物品經由江淮漕運路返回的情況頻繁發生，四川或湖南豐富的物質也集結於揚州72，令這座城市煥發出無限生機。綜上所述，揚州周邊環糧倉，本身是具備高水準手工業技術的生產城市，也是八方物質聚集的交通運輸樞紐，經濟取得了巨大的發展，人口也開始激增。貞觀年間（627-649），揚州的戶數 69_{《資治通鑒》，卷226，唐紀42，建中元年7月條。} 70_{「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 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新唐書》，卷53，〈食貨3〉，頁1368。 71_{該部分內容參見朴根七，〈唐代漕運路和外商活動─以江淮運河和新羅商的活動為} 中心〉，頁262-264。 72_{當時長安到巴蜀得通過散關秦嶺路，從長安到荊襄必須經過商洛武關路，這兩個區} 間存有一條險峻的山路，不易於大量運輸物品。因此，戴叔倫在詩「廣陵送趙主簿自歸蜀」中提到，從四川去河東，取道由揚州再返回；尤其是貨物經由水路返回的情況較為頻繁。史念海，〈唐代揚州河長江下游的經濟地區〉，頁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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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23,199 戶，口數不過 9 萬 4,347 口。然而，到了天寶年間（742-755），戶數達到 77,105 戶，口數增加到了 46 萬 7,857 口，大概是貞觀年間的五倍。值得矚目的是，安史之亂結束後的貞元年間（785-804），戶數是 73,381 戶，與此前相比略有減少，但口數 46 萬 9594，相反卻有所增加。73 這一上升趨勢持續到了 9 世紀，依據元和年間的記載，戶數增加到了 87,647 戶。每戶以平均 6 人的基準來計算，人數總數大約是 52 萬 5,882 名。天寶年間以後，唐朝人口基本呈現衰減的趨勢，揚州卻反而增加了 6 萬餘名。對此可作如下解釋，揚州發展為交通和經濟的核心地帶的同時，吸納了包括官吏、商人以及不少為逃避安史之亂和藩鎮割據的北方人口。八年戰亂導致國土大面積荒廢，而揚州的繁榮和發展對富豪而言，無疑有著巨大的誘惑和刺激。揚州城內滿街都是大商人的店鋪，甚至還有官僚加入到此行列。安史之亂結束不到 20 年的大曆 14 年（779），剛卽位的德宗，下令禁止高官豪爵和諸道節度觀察使在揚州開邸店。74《唐會要》對禁止理由作了如下記載：（大曆）十四年七月，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長吏，無得與人爭利。先于揚州置邸肆貿易者，罷之。先是，諸道節度觀察使，以廣陵當南北大街，百貨所集，多以軍儲貨販，列置邸肆。名托軍用，實私其利息，至是乃絕。75 人口激增致使羅城周圍大約 40 里的揚州城內的街市面貌也逐漸發生了變化。興元元年（784）就任淮南節度使的杜亞，其列傳對揚州城內的情況作了如下描述：「揚州官河填淤，漕輓堙塞，又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宅，行旅擁弊。」76一般而言，唐朝前半 73_{葛劍雄主編，《中國人口史(第二卷，隋唐五代時期，凍國棟著)》（上海：復旦大} 學出版社，2002），頁248-253。 74_{「己卯，詔王公卿士不得與民爭利，諸節度觀察使於揚州置迴易邸，並罷之。」} 《舊唐書》，卷12，〈德宗上〉，頁322。 75_{《唐會要》，卷86，〈市〉，頁1582。} 76_{《舊唐書》，卷146，〈杜亞傳〉，頁3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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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城市構造被稱之為城坊制或坊市制。城坊制再次把城內的空間細分為坊這樣的小城，將居住地、市場、骨幹道等分開，並通過門、街鼓、夜間通行禁止制度等設施和措施對其進行時間和空間上的管制，從而強化對居民的掌控。然而，此時揚州的建築物已是屋簷頂屋簷，相當密集，有些甚至還超出了街道。這基本意味著坊牆的破壞，也是城坊制度崩潰的象徵。同時還必須注意到，住宅和市場逐漸破壞坊牆和侵犯街道，是今後街市即市場城市形成的開始。77 總之，在唐朝後期，與其他地區相比，揚州的繁榮以及持續性的人口增長不僅促使都市向城郭外擴張，還導致都市的內部結構發生了變化。揚州人口之中，富商巨賈就達到了數百之多78，鉅賈或高官豪爵這些具備高消費能力人口的流入，這類人數量的增加對遠途而來的外商而言也是個重要的誘因。下一章將在這種法制和物質背景下繼續探討揚州外國人的活動。

四、唐代揚州外國人社會的形成及其意義

如前所述，8、9 世紀的揚州作為溝通新興的經濟中心和以長安為首的北方政治中心的交通要道一躍而成為全國最繁華的經濟城市。貞觀 7-8 年（633-634），歷任揚州大都督府長史的李襲譽已曾說，「江都俗好商賈，不事農耕」，79而如前文所言，到了 8 世紀末連諸道觀察節度使也在揚州開店，如此揚州的商業更加繁榮。當時，揚州下端的長江上巨型船舶川流不息，阿拉伯、東南亞以及往返于東北亞的船舶堆滿了象牙、龜甲、檀香木、香料等南海產的珍貴物品，船舶數量多到對正常漕運造成了負擔和困擾。8、 9 世紀的揚州有著東方威尼斯之稱，這直接表明了揚州的繁華。80 77_{參見於寧欣，〈不可忽視的都市的社會空間─唐宋都市變革中的線性空間〉，《通} 過都市看中國史─中國史學會第6屆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頁115-119。 78_{當時揚州城內的鉅賈日益增加，《廣陵妖亂志》裡記載為「富商巨賈，動逾百} 數。」《太平廣記》，卷290，〈呂用之〉，頁2304。 79_{《舊唐書》，卷59，〈李襲譽傳〉，頁2332。} 80_{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頁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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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將以西域人、新羅人和日本人為中心，對揚州外國人的生活面貌進行描述，並對他們的社會組織、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外國人之間的交流及意義等問題進行考察。（一）揚州的西域人和西域人社會在唐代，訪問或定居揚州的外國人中，西域人、新羅人和日本人等占大多數。當然，西域人當中波斯和阿拉伯人占多數，但被稱為商胡的粟特人和來歷不明的西域人、印度和東南亞人也不少。他們來揚州的路徑大體有兩條。第一是通過絲綢之路，經由長安後到達揚州；第二是由印度、東南亞入境廣州，經由珠江、西江、桂江、漓水、湘水和洞庭湖到達長江，再通過白沙或瓜州抵達揚州。81 一般來說，安史之亂以後，在吐蕃佔領敦煌、經濟中心的南移、交易商品的變化等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路上通道日漸衰落。因此可以推測，在唐代後期，西域商人主要是經由廣州進入揚州的。和由外交官、政治家、士兵、留學生、求法僧、商人等多種階層構成的長安西域人的社會相比，揚州的西域人社會大多數是由從事商業的人員構成。82從種族上來看，在長安和洛陽，突厥、粟特等北方系列的西域人占大多數；相反，揚州的西域人則大部分是阿拉伯和波斯人，北方西域人只占少數。他們主要從事買賣寶石、香料等貴族和各國使節使用的高級奢侈品。《唐大和尚東征傳》記載了鑒真和尚離開揚州前往廣州的內容，對當時西域商人的奢侈品經由廣州進口的情況作了生動的描述，具體如下：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真寶，積載如山。其舶深六、七丈。獅子國、大石國、骨 81_{全漢昇，前揭文，頁9-10。} 82_{當然，在揚州從事傳敎等其他行業的西域人也不少，比如當時阿拉伯穆斯林來揚州} 已達到頂峰，何喬遠《閩書》〈方域志〉記載說默德那國有嗎喊德聖人，門徒有大賢四人，唐武德中來朝，遂傳敎中國，一賢傳敎廣州，二賢傳敎揚州，三賢四賢傳敎泉州。1980年在揚州城東北郊的一座唐墓中，發掘了一件燒有阿拉伯文「眞主最偉大」銘文的背水扁瓷壺，這反映了阿拉伯人在唐代傳敎於揚州的歷史事實。參見於徐明德，〈論唐代揚州國際大港的繁榮與歷史地位〉，頁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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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國、白蠻、赤蠻83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84 很明顯，這些商品是通過廣州市舶使的例行檢查之後入關，然後經由河川和運河抵達揚州，一部分商品再從揚州運往長安和洛陽。揚州的西域人中有不少從事寶石買賣的珠寶商。在大量運輸貨物的巨船出現之前，遠洋貿易者熱衷於販賣量少利豐的商品85，這也是揚州的西域商人之所以選擇從事販賣寶石、香料86等高價商品的原因所在。在唐代筆記小說中，講述神秘寶石的故事中多有胡人出現。當然小說的內容是虛構的，其具體的史料價値亦有限制, 但不少故事建立在現實的基礎上, 間接反映現實生活的諸多面貌，値得參考。首先考察《廣異記》中有關珠寶商的記載。安史之亂的乾元年間（758-759），江淮度支康云間為籌備長安和洛陽的軍糧，打算向江淮一帶的商人和百姓徵收賦稅。那時，突然出現了一名僧人，他從腋下掏出一個拳頭大小的小瓶子給了康云間。波斯商人看見那個瓶子，出價百萬錢購下，便去了揚州。87時人對外國人的稱呼中，流行「富波斯，黑崑崙，裸林邑」一說。這裡也把波斯商人描述成財力雄厚的富翁。《原化記》也有類似的記載。元和初期（806-820），蘇州華亭縣的陸四官廟前停泊著數十艘鹽船，有名守船人在那守護船隻。某個雨夜，守船人發現廟宇前有個像火團似的物體，走近一看，原來是一顆口徑一寸左右的明珠。結果，守船人去揚州的胡人商店以高價出售了明珠。88 從守船人為 83_{骨唐國、白蠻、赤蠻等種族的來歷不明。《經音義》卷80對骨唐國作了「南海洲島} 中夷人矣」的記載，後亦稱之為甘棠，被看作是菲律賓或印尼地區的兩種說法。基本上可以看作崑崙裔即馬來裔民族。陳佳榮等，《古代南海地名匯釋》（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250、590。 84_{（日）真人元開著，汪向榮校注，《唐大和尚東征傳》（北京：中華書局，} 2000），頁74-75。 85_{日野開三郎，〈唐代商業史概說〉，頁230-231。} 86_{胡商除珠寶商以外，還有不少販賣珍貴香料和藥材的香藥商。《廣異記》，《太平} 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220，頁1689，〈句容佐史〉條目記載了關於香藥商的傳說。 87_{《太平廣記》，卷403，〈紫䍪羯〉，頁3251-3252。} 88_{《太平廣記》，卷402，〈守船者〉，頁3241-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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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明珠投奔揚州的胡人商店來看，反映了當代人心理中普遍存在這樣一種意識，即珠寶商是西域人以及這樣的胡人商店大部分位於揚州。89 既然如此，當時的波斯、阿拉伯以及從絲綢之路而來的胡人們，他們是以哪種形態居住在哪些地區呢？他們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展開的呢？和揚州的當地社會又有著何種聯繫呢？首先可以將當時經由廣州或直接由海路到達揚州的胡人劃分為臨時居住者和長期居住者兩個部分。臨時居住者主要是供給珠寶商店物品的貿易業者；在揚州經營珠寶商店的胡商，他們長年居住於此，甚至還在當地育有子女。可以參考《集異記》的部分記載，具體如下：司徒李勉，開元初，作尉浚儀，秩滿，沿汴將遊廣陵。行及睢陽，忽有波斯胡老疾，杖策詣勉曰：「異鄉子抱恙甚殆，思歸江都。知公長者，願托仁蔭，……。」勉哀之，因命登艫。……胡人極懷慙愧，因曰：「我本王貴種也，商販於此，已逾二十年。家有三子，計必有求吾來者。」不日，舟止泗上，其人疾亟，因屛人告勉曰：「……其珠價當百萬。今將死矣，感公恩義，敬以相奉。」…… 即抽刀決股，珠出而絶。勉遂資其衣衾，瘞於淮上。掩坎之際，因密以珠含之而去。即抵維揚，寓目旗亭。忽與羣胡左右依隨，因得言語相接，傍有胡雛，質貌肖逝者。勉即詢訪，果與逝者所叙契會。勉即究問事迹，乃亡胡之子。告瘞其所，胡雛號泣，發墓取而去。90 上述內容首先表明了年老胡人的家族是在揚州生活達二十年且從事商業貿易的長期居住者。儘管也有不少胡人與漢人雜居在一起 91 ，但「胡群」這個複數概念暗示了當時波斯裔胡人社會共同體的 89_{《太平廣記》，卷421，〈任頊〉，頁3430-3431。《太平廣記》，卷65，〈趙} 旭〉，頁404-406。 90_{《太平廣記》，卷402，〈李勉〉，頁3240。} 91_{《原化記》的〈粥餅胡〉中記載道，某人在到達都城時，鄰居住著一個賣餅的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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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或他們居住在同一區域的可能性。92為了更詳細地瞭解當時胡人的居住地和社會關係，可以參考《原化記》所載魏生的故事，如下：唐安史定後。有魏生者，少以勲戚，歷任王友，家財累萬。然其交結不軌之徒，由是窮匱，為士旅所擯。因避亂……及至家，故舊蕩盡，無財賄以求叙錄，假屋以居。市肆多賈客胡人等。舊相識者哀之，皆分以財帛。嘗因胡客自為寶會，胡客法，每年一度與鄉人大會。名「閲寶物」，寶物多者，戴帽居於坐上，其餘以次分列。召生觀焉，生忽憶所拾得物，取懷之而去。亦不敢先言之，坐於席末。食訖，諸胡出寶。 …… 「君亦有寶否？」生曰：「有之。」遂所出懷以示之，而自笑。三十餘胡皆起，扶生於座首，禮拜各足。……93 上述內容中，當時市場附近的胡人很多這一點值得注意。唐代揚州劃分為三個縣，位於羅城內部運河官河左邊的江都縣和右邊的江陽縣，隨著江岸縣的南移，因與江南河相連而重要性日益上升的楊子鎮升格為楊子縣。8、9 世紀以來，羅城內兩縣的建築物日益增加，甚至侵犯到坊牆的空間，儘管如此，其基本構造依然屬於坊市制的城市結構。儘管還沒有完全復原，但依據愛宕元的研究可知，西邊的江都縣設有太平坊、贊賢坊、來鳳坊、會同坊、通閏坊、馴瞿坊等，東邊的江陽縣設有瑞芝坊、臨灣坊、弦歌坊、崇儒坊、孝儒坊、仁鳳坊、布政坊、慶年坊、道仁坊、清平坊、道化坊、延喜坊、集賢坊、德政坊、會義坊等。到目前為止，得到確認的揚州市場名稱有楊都大市、揚州市、廣陵市和江人。胡人沒有妻子，一個人生活，幾年後，染病身亡。由此可見，當時也存在胡人和漢人雜居的情況。 92_{徐明德亦在前揭文中指出，揚州的波斯人多以數千計，有他們聚居的村落「波斯} 莊」，有他們開設的珠寶商店「波斯店」，揚州是波斯商人的樂園。徐明德，〈論唐代揚州國際大港的繁榮與歷史地位〉，頁177。 93_{《太平廣記》，卷403，〈魏生〉，頁3252-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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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縣市等。從唐代對稱的城市結構來看，如果左邊有江都縣市，很明顯右邊有江陽縣市。同時，江陽縣市場附近的佛塔被稱之為東市塔，由此一來，和長安一樣，江陽縣市是東市，江都縣市是西市的可能性則較大。94「市肆多賈客胡人」，卻沒指明是東市還是西市，但綜合上述引文的內容、揚州城內的坊市構造以及唐代長安城西市附近外國人集團居住的事實來考慮，揚州的西域人應是集體居住在市場的附近。顯然，他們居住的坊附近也和長安一樣設有拜火教或伊斯蘭寺院。更有趣的是，胡商每年舉辦一次稱謂“閲寶物”的寶石展覽會。這種展覽會的舉辦暗示了當時胡人具備著和漢族的行會一樣的商人組織的可能性。引文所指出，給魏生行禮的胡人有 30 餘名，這說明組織的成員數至少超過 30 餘名。他們邀請唐人一起舉辦展覽會，可以說是一種高明的生意策略。唐人和胡人相互交流，對彼此的文化也產生了不小的影響。最近出土的揚州銅鏡上就刻有馬球競技的場面，這反映了波斯文化對商品製作以及唐人審美意識產生了深遠的影響。95 最後對這些西域人和揚州地方政府間的關係進行考察。揚州作為當時的交通要地，富商大賈聚集揚州，珍珠、翡翠等珍貴商品多得無以計數。《唐闕史》記載了杜牧對此場景的描寫，如下：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羅燿列空中。九里三十歩街中，珠翠塡咽，邈若仙境96。很明顯，當時西域商人最重要的顧客是大商人和高官豪爵，但在妓院和酒樓盛行的商業都市揚州，高級奢侈品的普及度相當高。確保了固定的客源，波斯和阿拉伯出身的胡商得以積累大筆的財富。揚州的地方官對胡商的富裕瞭若指掌。因此，當有超過預算的公務或其他地方行政所需事務發生時，地方官要求外國商人予以協助的可能性較高。圓仁的行記中記載了開成 4 年（839）1 月 94_{愛宕元，〈唐代の揚州城とその郊區〉，頁375-376。} 95_{李廷先，《唐代揚州史考》，頁400。} 96_{《太平廣記》，卷273，〈杜牧〉《唐闕史》，頁2151-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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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州都督兼淮南節度使李德裕為修理開元寺的瑞像閣而要求外商捐錢的內容。波斯商人被要求捐 1,000 貫，占波商人是 200 貫，日本商人是 50 貫。97 總預算是一萬貫，波斯商人則被要求捐付其中的 10%，這反映出西域商人在揚州持有相當雄厚的財力。從波斯商人的立場來看，處理好與官府之間的關係也有助於他們自由從事商業活動以及穩固其在地區社會的地位，因此，他們也積極地配合地方官的要求進行捐助。總之，西域商人與揚州地方政府之間維持著緊密的相互協助關係。（二）揚州的新羅人和日本人的活動 8、9 世紀往返于揚州的東北亞人中，新羅人的數量居首位。在揚州的新羅人同樣也可以劃分為短期滯留者和長期居住者。短期滯留者主要有遣唐留學生和求法僧等，但史料上並沒有關於這些人的詳細記載。當時，遣唐留學生是跟隨新羅使節一起入唐修學且獲得新羅政府援助的國費留學生。新羅是當時派遣留學生入長安學習最多的國家。僖康王 2 年（837），進入長安國子監學習的新羅學生數就達到了 216 名，新羅派遣留學生的總數達到了兩千餘名。98 7 世紀中期，以金春秋、金庾信為首的新興勢力與唐保持緊密的外交關係，並力圖吸收先進的唐文化，派遣留學生入唐正是在這種政治意圖下實施的。新羅留學生的大批入唐，也是倚靠吸收儒家政治理念和先進文明的意志才得以維持。遣唐留學生中，唐朝賓貢科合格的學生數達到 58 名，其中涉及與揚州有淵源的人物，則當屬崔致遠。崔致遠 18 歲賓貢科及第之後，到宣州溧水任縣尉，後來為準備應試博學鴻詞科，辭去了縣尉官職。結果卻未能得償所願。僖宗廣明元年（880），崔致遠成為淮南節度使高駢麾下的從事官，在揚州任職 4 年，其間和江南文人之間保持著密切的來往。與崔致遠交往甚密的張喬還給金夷魚、朴球、 97_{圓仁著，金文經譯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1，頁94-95。} 98_{嚴耕望，〈新羅留學生與僧徒〉，《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四種）─慶祝董} 作賓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1），頁 643-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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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充、雅覺、頭陀僧等新羅文人和僧侶寫過送別詩，與他們之間有著深厚的交情。儘管史料沒有明確的說明，但這些人滯留或經過揚州的可能性極大。99 當時，揚州居住著西域人和東南亞人，當地不僅聚集了豐富的中國商品，甚至還有來自阿拉伯、印度、東南亞等地的物品，揚州是當時物品最為齊全、購買最為便利的城市。由此可推測，當時有不少新羅人在回國前來揚州購物，儘管史料對此沒有明確的記載。朱景玄的《唐朝名畫錄》中記載了貞元末（804）新羅商人在揚州購買了幾十幅名畫的內容，這在某種程度上反映了新羅商人的財力。100《三國史記》志二色服、車騎、器用、屋舍條中記載了孔雀尾、翡翠毛、玳瑁、瑟瑟等物品，前三種物品產自東南亞，後面的物品指的是產自於塔什干的壁石。車騎條中發現了產自於瞻波和蘇門答臘島的紫丹和沈香。此外，在釋迦塔發現的乳香主要產自于阿拉伯半島的南端，這些商品大一般從原產地經由巨港（Palembang）或占波直接達到廣州。101 這些南海貿易商品後來經由珠江、長江運送到揚州，而揚州不僅有從事短期貿易的新羅商人，還有長期居住的貿易從事者，他們通過和西域商人的接觸，從而把西域物品運送到新羅的可能性極高。統一之後，新羅王室和貴族開設個人工房直接生產奢侈品，但無論是品質還是種類，都無法得到滿足，於是他們把目光投向了世界商品的彙集地中國。當時從中國進口的東南亞和西南亞的奢侈品深受新羅貴族的親睞。由此一來，新羅商人也開始和西域商人直接進行接觸和貿易。接下來有必要對長期居住於揚州的新羅人進行考察。當時涉海而來的新羅人一般居住在離本國較近且便於利用大海和運河來 99_{有關崔致遠等新羅文人與中國文人之間的交友關係，參照金文經，〈7-10世紀新羅} 和江南的文化交涉〉，收錄於《中國的江南社會和韓中交涉》（首爾：集文堂， 1997 ），頁 141-143 。權德永，《在唐新羅人社會研究》（首爾：一潮閣， 2005），頁138。 100_{李侑珍，〈8-9世紀東亞的對外關係與交易〉，金亨根編，《海上王張保皋的國際} 貿易活動和物流》（首爾：海上王張保皋紀念事業會，2001），頁99-100。 101_{李侑珍，〈8-9世紀東亞的對外關係與貿易〉，頁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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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生計的淮海沿岸一帶。較具代表性的地方有揚州、楚州、漣水縣等江淮一帶和台州黃岩縣地區以及山東半島的登州、萊州、密州等地。當時，從揚州到楚州一帶，形成了新羅人集團居住的新羅坊，居住於揚州的國際貿易商有王請和王宗等人。開成 4 年（839），圓仁到達揚州後，王請和王宗等人直接找到圓仁，用熟練的日語和他進行交流。王請講述了 20 年前漂流去出州島的事情，這表明他以揚州為據點從事海上貿易達二十年之久。102 會昌 6 年（846），日本政府派遣的“圓仁搜索隊”中的性海的書信通過新羅人王宗得到了傳遞，這反映出了當時揚州新羅商人的地位。103 同一時期以揚州為中心從事對日貿易的在唐新羅人還有李少貞。他們不僅把西域商品和揚州的奢侈品運送到新羅，而且還轉送到日本的大宰府。揚州及其附近的新羅人當中，從事運輸業的人不在少數，他們主要在揚州到泗州的江淮運河路線和從楚州經由淮水下游到海州、密州、萊州、登州等地區活動。如果經由汴水連接洛陽和長安的航路是唐朝當時的經濟命脈，那麼，經由山東去往朝鮮半島和日本的航路則是唐政府統治力相對鬆懈的區域。新羅商人以該區域為中心積極開展著海上貿易活動。在從事運輸業的新羅人中，存在運送木炭的苦力。在煤炭未作為燃料使用之前，木炭作為冬季燃料，在當時是極為重要的商品。104此外，揚州新羅人還用紙、雨傘等新羅商品來交換唐的絲綢、銅鏡和瓷器等物品。105 8、9 世紀訪問揚州的日本人基本上與遣唐使有著關聯。與新羅人的活躍相比，在唐日本人不僅人數有限，而且大部分都是臨時居住者。在唐日本人的代表是遣唐使，日本從 630 年到 894 年共派遣遣唐使 20 次，其中海難事故的次數就達到了三分之一。儘管海路艱險，日本政府卻在 264 年間持續派遣遣唐使入唐，由此 102_{圓仁著，金文經譯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1，頁94-96。} 103_{圓仁著，金文經譯註，《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頁149。} 104_{參見於劉章璋，《唐代長安的居民生計與城市政策》（臺北：文津出版社，} 2006），頁112-113。 105_{張澤咸，《唐代手工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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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派遣遣唐使是一項超長期且龐大的國家事業。日本也因此得以積極地攝取和吸收發達的中國文明和成功地獲取利益。645 年，日本通過大化革新成功地建立了中央集權制的律令國家。在日本，受唐影響的文化稱之為唐風文化。此後，日本並沒有停止對唐文明的吸納和借鑒；他們成功地將唐文化本土化，開啟了平安時代的國風文化時代。106同時，遣唐使可以推薦高僧或留學生入唐學習；在回國時，他們還網羅人才說服其回國效力。回國之前，日本遣唐使為購買書籍、香料、藥材等物品，會專門安排時間去揚州。開成 4 年（839）2 月 20 日，圓仁打算離開揚州前往楚州，碰巧遇上了從楚州而來的遣唐使一行。他們在長安買不到所需的物品，於是來到了揚州。第二天開始，他們受到官府的詢問並遭到關押。即便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做著購買所需物品的努力。四個人為購買香藥去了市場，不幸遭遇官兵的追捕，於是丟下 200 余貫現金逃走了。總之，在回日本之前，遣唐使一行為購買所需物品跑遍了整個揚州一帶。除遣唐使的物品購買和新羅商人間接的仲介以外，日本還以何種方式接觸日漸擴大的南海貿易圈？大概從 8、9 世紀開始，海上貿易在質和量的層面超越了從前陸路交易的範圍，取得了空前的發展。尤其在阿拔斯王朝的支援下，擁有先進航海技術的阿拉伯人開始主導遠距離的海上貿易，從而使得地中海貿易圈和經由中東、印度、東南亞到達中國的南海貿易圈連接起來。在東北亞地區，連通中國、朝鮮半島和日本的新羅商人把東北亞貿易圈和日益擴張的世界貿易網連接起來。對此，愛德溫·賴肖爾表示，新羅人參與著世界史的新天地。107 然而，《唐大和尚東征》中記載的內容暗示著日本逐漸確保了與南海貿易圈直接交流的路徑。天寶 12 載（753），鑒真和尚率領 24 名隨從東渡日本。值得注意的是，24 名隨從中有胡國人安如 106_{李成市，《東亞的王權和交易─新羅、渤海和正滄院寶物》（首爾：青年社，} 1999）。

107_{Edwin O. Reischauer，趙誠乙譯，《旅行於中國中世社會- Reischauer 所解說的圓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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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昆侖人軍法力、占波人善聽等 4 名外國人得到確認。108 他們都是鑒真的弟子，同時還是商人或技術高超的匠人。特別是胡國人安如寶，當時胡人姓氏中姓安的人大多是像安祿山一樣的布哈拉出身的粟特人，由此可見，安如寶極有可能是曾經支配陸路貿易的粟特人的後裔。109 日本正是在和粟特人、東南亞商人的交流中逐漸確保了海上交易的通路。

五、結論

本文以 8、9 世紀唐朝的經濟中心揚州的發展情況和外國人的活動為主，對當時國際貿易的開展和意義進行了考察。結論有以下幾點。唐朝時期，國家在對外國人居住者進行嚴格管理的同時，還基本上執行著對外國人的生活習慣和財產權予以尊重和保護的包容性政策。因此，初期通過絲綢之路以及 8 世紀之後通過海上通路來唐的粟特人、突厥人、波斯人、阿拉伯人等得以積極地開展著貿易活動。漢代以後，以冊封這一政治倫理為中心所形成的東亞世界秩序逐漸遭到瓦解，經濟在地區發展中的重要性日益增強。此外，在與西域人頻繁的接觸和交流中，東亞人的世界觀較之從前變得開闊。安史之亂以後，揚州利用其連接唐政府財政來源地江南地區和長安、洛陽等傳統政治軍事中心這一重要的地理優勢，發展成為最繁華的商業都市。因此，當時各地的富商、貴族、移住民等聚集於此，盛況空前。隨著揚州消費環境的形成，從南海路經由廣州而來的波斯和阿拉伯商人以及過去經由絲綢之路停留在長安一帶的粟特人都來到了揚州，從事著高價奢侈品的買賣活動。他 108_{日‧真人元開著，汪向榮校注，《唐大和尚東征傳》（北京：中華書局，2000），} 頁85。 109_{對當時粟特商人進入中國東北部的研究，參見於鄭炳俊，〈從李師道藩镇的滅亡到} 張保皋的登場〉，《對外文物交流研究2》（首爾：海上王張保皋纪念事業會， 2003），頁235-247。唐代粟特人和東北亞的交流參考福島惠，〈唐代的粟特人與東亞海交流〉，《中國史研究》，第46集（大邱，200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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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主要是一些珠寶商和香藥商，集體居住在揚州市場附近，還結成與行會類似的商業組織，每年舉辦寶石展覽會。他們持有相當雄厚的財力，對地方政府的捐助要求予以積極地回應和配合，和地方政府維持著友好關係。當時的揚州還是主導東北亞貿易的新羅人的據點城市。同時，對積極派遣遣唐使的日本而言，揚州是供給商品最為齊全的購買線路和資訊搜集處。在貿易活動中，他們不僅可以接觸到從南海進來的高價奢侈品，還與粟特人等西域商人有著直接的交流，甚至還邀請西域商人到本國。由此一來，東北亞人和西域人的交流以及商人間的貿易開始展開，從阿拉伯經由印度和東南亞從而到中國的“南海貿易圈”和“東北貿易圈”相互交流和融合，形成了新的貿易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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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rity of Yangzhou and Its the Foreign Community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Kim Sang-bum

Abstract

After An Lu-shan rebellion, Yangzhou (揚州) was shored up as the largest commercial city using its geographical advantage to connect Jiangnan (江南) province, which became a new economic hub, and traditional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enter including Changan ( 長安 ), Luoyang ( 洛陽 ). Accordingly, Yangzhou enjoyed unprecedented economic boom as merchant, noble man and immigrant gathered here. Persian and Arabian merchants, who had landed through Gwangzhou (廣州), as well as Sogdian merchants, who had moved around Changan through the Silk Road, were advancing into Yangzhou area and led expensive, luxurious product market. They were mainly engaged in jewel and species, and formed foreign community nearby Yangzhou-market and used to hold jewel exhibition every year by organizing a commercial body. They had enough capital strength even to be required donation by local government and kept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m by responding to the requirement

Yangzhou was a base for Silla merchants who had lead trading in Northeast Asia by connecting Dengzhou (登州), Ningbo (寧波) in China, Wando in Silla and Dazaifu (大宰府) in Kyushu Japan at that time. Additionally, Yangzhou was the largest place for purchasing for various products and gathering information for Japanese who had dispatched delegation earnestly in spite of frequent shipwreck to import advanced culture and Japanese could not only meet expensive, luxurious products introduced through Nanhai sea route (南海路), but also invite Arabian merchants as well as Sogidian merchants to Japan by directly meeting with them. In the midst of this situation, meeting between people in Northeast and Persia and trading between merchants started, and Yangzhou became a place to construct network between ' Nanhai trading area' and ' 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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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trading area'.

Key words: Yangzhou, Grand Canal, Persian merchants, Arabian mercha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