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粹主義者對戊戌變法之看法－以福本日南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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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粹主義者對戊戌變法之

看法——

以福本日南為中心的考察

羅皓星

* 本文主要通過日本國粹主義者福本日南對戊戌變法的看法，作為研究近代中日交流史的一個側面。明治維新的成功，造成明治政府的西化傾向愈加嚴重。這引起一些知識份子的反省。他們憂慮過度的西化會造成日本國民精神的喪失，故提倡國粹主義。他們雖提倡保持日本傳統的價值觀，但對西化亦非全然抗拒。而他們在對待亞洲各國的態度上，亦出現與前人有所不同的轉變。由於西方列強打開中、日等國的大門，使得東亞傳統的天朝體系崩解。日本知識份子亦開始重新思考國家在亞洲該如何定位的問題，亦提出不少應對之法。如福澤諭吉提倡脫亞論，主張把日本自外於亞洲之外；而另一些人(即國粹主義者)則主張亞洲各國之間要有緊密的聯繫，以對抗白種人。在國粹主義者看來，確保鄰國的安全，是日本的責任，亦是他們的要務。所以，通過在中國進行長時期的遊歷、結交中國的上流社會人物，從中收集中國各方面之情報，且促進兩國人士之間的良好關係，就成為一些國粹主義者自許之任務。福本日南就是其中之一。福本日南和中國的政治人物有緊密之接觸，並有一定程度的交情。而他們的記載，亦成為日本知識份子認識戊戌變法的重要根據。不過，在他們的看法中，無疑會受到自身思想環境的影響，從而作為他們評價人物的標準。而在他們的論述，亦因應局勢的變化而有所轉變。而通過日本報刊的報導和日人言論上之動向，可以成為觀察晚清政治史和近代東亞史的一個重要面向。關鍵詞：戊戌變法日本國粹主義福本日南亞細亞主義 *_{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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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戊戌維新，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深遠之影響力。誠如張灝所言，戊戌維新運動是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開端。1_因此，學界對於戊戌維新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不勝枚舉。而在戊戌變法思潮的形成過程，外國人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實不容忽略。因此，通過外國人的記載，的確能使我們對戊戌變法有著不一樣的理解。不過，戊戌維新作為一個中國的大事件，其在亞洲其他地區所引起的影響，實不容忽視。如在同時期的新加坡地區，《天南新報》就作為宣傳中國維新運動的喉舌，讓海外華人得以知曉中國變法之情形。2_由此可見，戊戌變法在亞洲各國的回響，實值得加以研究。本文把目光放在與中國一水之隔的日本，試圖探討日本知識份子對戊戌維新的態度與看法。就現今的研究而言，大都注重他們如何介入戊戌變法運動，忽略日本人對戊戌變法的看法。3_{事實上，討論日} 1_{張灝，〈一個劃時代的政治運動——再認戊戌維新的歷史意義〉，收入氏} 著，《時代的探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頁 259。 2 見段雲章，〈戊戌維新在新加坡的反響—— 以《天南新報》〉和邱菽園為中心〉，收入王曉秋主編，《戊戌維新與近代中國的改革》，頁 457-472。關於《天南新報》之介紹，可參看崔貴強，〈戰前新加坡的華文報刊〉，收入氏著，《新加坡華文報刊與報人》(新加坡：海天文化，1993)，頁 9-12。 3 廖梅在其有關汪康年之研究，特別運用日本報刊之評論，以作為日本人評價汪康年對戊戌維新運動的影響。見廖梅，《汪康年—— 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167-169。惟本文所引用之史料，廖梅多未引用。至於 Joshua A. Fogel 在其對內藤湖南的研究專著中，有專章討論內藤湖南的游清經歷與其對中國變法之看法。見 Joshua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o Konan (1866-1934)(Cambridge & London: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pp. 57-110. 最新的研究成果則為 Urs Matthias Zachmann 所著的 China and Japa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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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對戊戌變法的看法，不應忽略明治時期日本對中國的長期觀察。尤其是一些政界團體(如政教社等)，他們對中國的關注，並不是全然出自對中國領土的野心或自身政治利益的需要。但在許多研究中，都把日本人對中國的觀察與介入視為別有居心的。這種論述，往往以中國自身的立場出發，用以強化近代中國走向自立自強的主旋律。但是，卻沒法讓人得窺歷史的全面事實。日本與中國有著密切的關係，故中、日之間的局勢亦相互的產生影響。當中國的天朝體系受到嚴重的衝擊時，日本亦不能自外於這股風潮之中。由於鴉片戰爭的關係，中國門戶大開，同時亦使日本進入列強的視線。4_{1853 年，美國海軍艦隊在培理}_{(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海軍准將的率領下到達日本，並提出開港之要求，史稱「黑船事件」。黑船事件宣告德川時代的結束，自此日本開始與外界接觸。與此同時，德川幕府的統治亦受到衝擊。以薩摩與長州為首的藩鎮力量，讓天皇得以重新掌握實權。明治天皇就任以來，實行一連串的改革措施，令國力大增。自此以後，漸漸成為一個現代國家。以往的「中華帝國體制」已經不復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國家的統治體制。5 就當時的局勢而言，中、日兩國處於激烈變化之階段，不約而同的採取變革之手段，以圖適應其所面臨的新局面。他們開始瞭解周遭

Late Meji Period: China Policy and the Japanese Discourse on National Identity,1895-1904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此書以明治時期

日本的報刊作為史料基礎，意圖從中探討明治後期之中日關係，並以陸羯南、福澤諭吉、三宅雪嶺等人作例子，其對史料之搜集，足為後人之研究打下良好之基礎。惟本文所探討之福本日南，此書則沒有討論。

4 Jon Halliday, A Political History of Japanese Capi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5), pp. 15-18.

5_{歴史研究、日本史研究編，《講座日本歴史 7：近代 1》(東京：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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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情況，以圖作為己國之借鏡。在中國，對於明治維新，也作出一些研究，如黃遵憲(1848-1905)的《日本國志》就是一例。6對日本來說，戊戌維新運動不只是中國的大事，同時亦是東亞地區的一件大事。而在戊戌變法中所要面對的課題，同時亦能給予日本維新志士一些啟示。另一方面，日本人士對中國時事的密切關注，背後亦隱含著亞細亞主義的思想因素。因此，要探討日本人士如何觀察與評價戊戌維新，必先對於亞細亞主義之思想脈絡有所掌握，方能察覺其看法隱含之真意。中、日兩國在遭遇外力衝擊時，各有不同之回應方式。由於兩國之思想文化有許多相似之處，是以，兩國之變法志士，如何相互借鏡，以作為推行變革時的參考，值得加以探討。而日本人對於戊戌維新的觀察與評價，則可以作為重新認識戊戌維新的一個重要面向。本文所關注的焦點，特放在國粹主義者對中國變法的觀察上，國粹主義者對中國之關懷，實與日本近代的亞細亞主義思潮有所關聯。因此，本文以福本日南作為例子，探討他對於中國變法之論說，以作為研究戊戌變法的一個側面。

一、明治前期日本對中國現狀之認識

在日本近代化的過程中，西方文化不斷進入日本，造成相當深遠的影響。幕府後期，佐久間象山(1811-1864)、箕作阮甫(1799-1863)等知識份子經由《海國圖志》等書，接收不少西方知識，從傳統的華夷觀念 6參見呂萬和，《明治維新と中》(東京：六興出版，1988)。關於黃遵憲の對日本之觀察，可參見張偉雄，《文人外交官明治日本——中初代駐日公使の異文化体験》(東京：柏書房，1999)，頁 17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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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逐漸孕育出一種新的世界觀，從而形成他們的開國主張。7_這亦造成明治前期歐化主義的興起。最典型的例子是福澤諭吉(1835-1901)在《文明論概略》中所提出的「脫亞入歐」說。「脫亞入歐」的實際象徵則表現在鹿鳴館。這些現象反映歐化主義在日本的興起。8_這對日本造成很大的衝擊，如在明治初年興辦的明六社，致力使日本成為服膺西方式文明(資本主義)的近代國家。9 在歐化思潮之下，日本與中國的關係亦出現變化。由於地緣與歷史等因素，日本自古以來深受中國文化的深遠影響。日本儒者大多精通漢籍，對於中國有一種「文化＝民族」的一體感。對於中日關係，亦有一些討論。幕府後期的會澤正志齋(1782-1863)就提出「日清提攜論」，這影響到明治前期日本對中國的外交方針。10_{明治時期「歐化主義」的} 興起，雖為維新的推行提供合理性，但真正受到歐化洗禮者，多只限於菁英階層。就平民百姓而言，他們所接受的仍為傳統的漢學思想，在明治初年，漢學的傳播途徑亦相當廣泛，其影響實不能忽視。11_由於日本受儒家思想影響深刻，許多人士自然對於中國有一些憧憬。因 7 徐興慶，〈德川幕末知識人吸收西洋文化的思想變遷〉，《臺大歷史學報》，40(臺北，2007.12)，頁 149-199。 8 鹿鳴館建於 1883 年，專以接待西方國家賓客、並供政府高官玩樂為主。其建築方式亦仿照歐式建築而成。見宮川透、土方和雄，《現代日本思想史‧第二卷——自由民権思想と日本のロマン主義》(東京：青木書店， 1971)，頁 104-111。 9 李永熾，〈明六社的社會思想〉，收入氏著，《日本近代思想論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8)，頁 1-73。 10 三輪公忠，〈アジア主義の歴史的考察〉，收入平野健一郎編，《総合講座日本の社文化史‧第四卷——日本文化の変容》(東京：講談社，1973)，頁 399-404。 11 村山吉廣，《漢者はいかに生きたか—— 近代日本と漢》(東京：大修館書店，1999)，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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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日本雖受到西化的嚴重衝擊，但是在大多數日本人的行事上，仍然深受中國文化之影響。西化之衝擊，引起他們之反思，進而有明治二十年代國粹主義的思潮出現。其具體之影響，體現在政教社的成立與其所創辦的《日本》、《日本人》等雜誌。由於日本與中國一水之隔，兩國之間的交流相當頻繁。幕末以來，日本不少文人前往中國遊歷，留下不少記錄。如海軍少尉曾根俊虎 (1847-1910)於 1874 年「嘗航清國，漫游有年，到處詳寫其風土民俗，傍及名山勝區，細大無遺，積為若干卷，題曰《漫遊志》」。12_由於當時正值牡丹社事件，中、日兩國關係緊張。因此，在書中他曾慨言：「兩國為同文同種唇齒之國，為何甘受歐美之凌辱，而徒釀成一家之爭鬥耶？」13_{這種想法，亦是許多日本人士之心聲，而這亦促使他創} 辦興亞會，以作為中日兩國友好之媒介。又例如有「日本議會政治之父」之稱的尾崎行雄(1858-1954)在遊歷中國以後，認為中國與其從古書中所得到的印象完全不同，有「茫然自失」之感，對於當時中國的現況感到失望。14_{這些觀察，又寫成遊記性質的文字。這些遊記，就成} 為日本人士認識中國近況的途徑之一。在一些日本人士看來，中國在連串挫敗後，已開始步入衰敗。例如維新志士高杉晉作(1839-1867)在 1862 年遊歷上海，對當時中國的情 12_{曾根俊虎著，范建明譯，《北中國紀行——}_{清國漫游志》(北京：中華書} 局，2007)，頁 343。 13 曾根俊虎著，范建明譯，《北中國紀行—— 清國漫游志》，頁 346。 14 原文為：「明治十七年(1884)の夏、余始清國てに遊、ひ熟其形勢觀察らをして、茫然自失したり。盖し事實支那、のは曾書史因見聞てにてせる者も、全其形勢異くをにすれはなり。」見尾崎行雄，《支那處分案》(東京：博文館，1895)，頁 72-73。尾崎行雄的《游清記》，收於《尾崎行雄全集》第二集，惟筆者尚未得見此一版本。本文所引用之版本為：小島晉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第 3 卷(東京：ゆまに書房，1997)，頁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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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有以下的觀察：「支那人盡為外國人之使役，英法之人士步行街市，清人皆避傍讓道。實上海之地雖屬支那，謂英佛屬地，又可也。」15_他曾總結中國衰亡的原因，認為中國人因循苟且，浪費改革之時光，把《海國圖志》這些有助於認識西方的著作束之高閣。以承平時代的態度去製造軍艦大炮，對抗敵之策毫無方法，是為中國衰微之因。日本已有重蹈中國覆轍之徵兆，故要以有如蒸汽船的速度對國家進行變革。16_{在他們心目中，中國已經不是天朝上國，而淪為歐美列強的殖} 民地，是一個亟需外力援助的國家。因此，對於兩國之間的關係，亦要作出調整。明治十八年(1885)，福澤諭吉於《時事新報》中所發表的〈脫亞論〉一文中，對於中國和朝鮮有以下的看法：現在的支那、朝鮮對於我日本卻沒有絲毫的幫助。不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來看，由於三國地理相接，常常把這三國同樣看待。因此對支、韓的批評，也就等價於對我日本的批評。因此，作為當今之策，我國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與壞朋友親近的人也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17 此段文字，可以看出福澤諭吉對於東亞地區秩序的想法。就福澤諭吉而言，由於中國、朝鮮的政局尚由封建君王所統治，故日本對中國等東亞國家過於關注，只會拖延日本進入列強之林的時間。因此，在關 15_{高杉晉作，〈日記及手錄—— 遊清五錄〉，收入東行先生五十年祭紀念會} 編，《東行先生遺文》(東京：民友社，1916)，頁 79。 16 高杉晉作，〈日記及手錄—— 遊清五錄〉，頁 95。 17 譯自福澤諭吉，〈脫亞論(時事新報)〉，收入於田中彰等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13—— 歴史認識》(東京：岩波書店，1991)，頁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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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日本之力量能否自保的前提下，對於「壞朋友」需加以抗拒。不過，一旦中國與朝鮮的政治由開明派所把持，則日本應該再度負起復興亞細亞之責任。故有論者認為：從〈脫亞論〉一文中，可以體現出福澤諭吉的東洋連帶論。18_{與福澤諭吉不同，對某些人而言，不管中國之} 狀態如何惡劣，日本都有幫助中國的義務，這是日本的責任。如樽井藤吉(1850-1922)在他所著的《大東合邦論》一書中，就對於中國有以下的看法：漢土風習，自古傲慢不遜，常以他邦為夷狄、禽獸，而不知有富強文化優己者。然兵制、兵器、軍艦、電信等，業已學于禽獸視之者，是亦由外交之刺激。而變動者，蓋不可免之數也。數十百年後，必有其國漸開，而為東國益友者。19 對樽井而言，中國不是壞朋友，而是日本的「益友」。一旦中國遭受侵略，日本亦難倖免。故「望清國之富強開明，而清國不望之於我東方以相親，則共受永遠不測之禍矣。」20_{他並主張「大東合邦說」，} 主張把中國、日本、朝鮮等國共同組成一個大東連邦國，認為：「此舉而成，其感不利者，非清國，而必泰西白人也。何者？彼窺窬清國，業已久矣。若使日韓致盛大，則是為清國之强援也。」21_{樽井的看法，} 正代表同時代中一些日本人士之想法。對於如何援助中國的問題，不少人士都提出一些建議。如尾崎行雄在《支那處分案》一書中，提出 18關於福澤諭吉的觀點，參見平石直昭，〈近代日本「アジア主義」——ののをに明治期諸理念中心〉，收入溝口雄三等編，《アジアから考える(5) —— 近代化像》(東京：東京大出版，1994)，頁 268-270。 19_{樽井藤吉，〈萬國情況〉，收入森本藤吉著，《大東合邦論》(東京：森} 本藤吉，1893)，頁 44。 20 樽井藤吉，〈論清國宜與東國合縱〉，收入森本藤吉著，《大東合邦論》，頁 133。 21 樽井藤吉，〈論清國宜與東國合縱〉，頁 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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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中國政策的七種可能，以作為日本政府的參考。22_{而曾根俊虎、} 岸田吟香(1833-1905)等志士，則與一些中國、朝鮮人士共組興亞會，其中亦有包括何如璋(1838-1891)等人。興亞會的宗旨為「挽回亞細亞衰頹萎靡之大局」，故以「興亞」二字取名。興亞會其中一位成員高橋基一，就曾認為日本當前之要務，是「要把中國的開化程度稍為與其(指日本)拉近」。23_{他們之目標，由此可見一斑。雖然由於時局的變化，使} 得中國士人對興亞會不抱好感，如王韜(1828-1897)就曾在《循環日報》上發表文章批評興亞會。24_{不過，興亞會等組織所主張的「日清提攜} 論」，的確引起一些中日人士的共鳴。隨著甲午戰爭的結束，「日清提攜論」又成為了中國士人革新國政之選項。

二、中日民間人士在戊戌前後之互動

由於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使得許多中國士人開始注意到日本變法的成效。康有為在〈日本變政考〉中，對日本變法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認為，日本為「變法開新君主能與民通之國也」，其「外有英美之禍，內為將軍柄政，封建偏國，人主僅以虛名守府，欲舉國而變之，其勢至難也」。然而日本能「一朝桓撥」，而使得國內「氣 22_{尾崎行雄，《支那處分案》，頁 72-99。} 23原文為：「興亞の事に関し我邦の協心戮力すべき者は、清を舎きて復たあるなきなり……然らば日清二をして真実に恊力戮力せしむ法ありや。曰く、其開化の度をして稍や同じからしむべきのみ。」譯自高橋基一，〈日清兩協力の前提条件〉，《興亞報告》，8(1880.7.29)；後收入田中彰等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13—— 歴史認識》，頁 193-194。 24 關於此事，參見狹間直樹，〈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東亞》，413(東京，2001.11)，頁 78-87；張偉雄，《文人外交官の明治日本——中初代駐日公使の異文化体験》，頁 11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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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維新，舉國奮躍矣」。因此，在康有為眼中，「泰西以五百年講求之者，日本以二十餘年成之。治效之速，蓋地球所未有也」。25_日後康有為把〈日本變政考〉上呈與光緒皇帝，意圖使光緒能加以參詳，以作為變法之借鏡。從康有為的例子，可以看到中國士人對日本態度的轉變。故此，中、日人士之間，開始有着共同謀劃興亞大計之念頭。戊戌時期，實為日本人士介入中國政治的活躍時期。就當時而言，日本人士與中國變法之關聯甚深，對於中國之有名人士，他們也迫切的希望對其有所瞭解。尤其是推行新政之官紳，更是日人意欲接觸之目標，湖南就是很好的例子。自 1895 年以後，陳寶箴(1831-1900)、江標(1860-1899)等地方官員在湖南推行一系列的改革措施，深受當地士人之肯定。湖南一地，更被學者視為戊戌變法時的兩大據點之一。26_{由於湖南位處長江中游，是為重要的交通樞紐。故受} 到各國所注目，日本亦是其中之一。早在 1873 年時，已有日本官員進入湖南，視察當地之民情。27_{甲午戰爭後，日本勢力開始進入中國} 內地。日本資本在 1898 年起開始致力於長江航線的經營。28_在變法思潮盛行之時，湖南新政亦受到日本人士的注目。日本人士認識湖南新政的途徑有兩種：人際網絡與閱讀報刊上的 25_{康有為，〈日本變政考序〉(1898 年 4 月 10 日)，收入姜義華、張榮華編，} 《康有為全集》(北京：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2007)，第 4 集，頁 103。 26 林能士，〈清季湖南新政運動的發韌〉，收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第 12 編，頁 473。 27_{中村義，〈辛亥革命期間的湖南省與日本〉，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辛} 亥革命與近代中國——紀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4)，冊 2，頁 1224-1225。 28 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編，《對支回顧錄》(東京：東亞同文會內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1936)，上卷，頁 62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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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介紹。推動湖南新政的主力，如黃遵憲、江標等都與日本人士有所來往，日人能從交往中知曉中國以至湖南推行新政之情況。其次則是通過報刊等傳播媒體，從其報導中以理解湖南的情形。而中國士人亦能通過日本報刊，知曉外人對湖南新政之評價。《時務報》主編汪康年(1860-1911)於 1898 年訪問日本，接受記者訪問時，就把湖南新政中所創辦的《湘報》、《湘學新報》列為當時中國最具影響力的報紙之一。29_{日人通過報刊，得以使他們足不出戶，亦能從中得知湖南新} 政之狀況。而中國之趨新士紳，通過汪康年等報人之關係，全國士人就可以通過種種途徑看到《日本人》等日本報刊。日本人士對於推行新政的官員或士人，多有意與之聯絡，並為其出謀獻策，以達成政治上的目的。漢學家西村天囚(1865-1924)於 1897 年至 1898 年曾造訪中國，並與張之洞、江標等人會面。西村建言張之洞：「然貴國楷梯於敝國，而取西學之長適切於我者，以棄舊補短，一新庶績，誠為便法」，並認為「故今日之急，在內聘敝國教官，外派貴國學生，其人愈多，則其功愈大。不朞年而風氣維新，不三年而禦侮稱雄，何難之有。」30_{而在 1898 年 1 月，日本參謀部派遣神尾光臣} (1855-1927)等三人到漢口，與譚嗣同、唐才常(1867-1900)等見面，密商中日結盟。31_{神尾向譚嗣同等人獻計，「以湖南為起點，振興中國」。}32 日本人士更與中國人士組織一些團體，以作為促進兩國人士友好之媒 29_{〈支那新聞記者の支那報紙談〉，《大阪每日新聞》(大阪)，1898 年 1 月} 11 日，第 1 版。 30_{西村天囚，〈聯交私議〉，《碩園先生文集》，卷 1，六丁；轉引自陶德} のと民，《明治漢學者中—— 安繹‧天囚‧湖南の外交論策》(大阪：関西大學出版社，2007)，頁 82。 31 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編，《對支回顧錄》，下卷，頁 798。 32 楊延福，《譚嗣同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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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如在 1898 年，唐才常與江標等人參加在上海所籌辦的興亞會，33 此會被公認為中日民間人士聯合挽救危局並進而振興東亞的團體。興亞會雖然存在時間不長，但有助於趨新士人的整合，以推動勤王運動；34_{又由中國與日本人士在上海創辦《東亞報》，招聘樊錐}_(1872-1905) 與畢永年(1869-1902)為主筆，35可見當時維新人士與日本關係之密切。戊戌時期不少中國變法相關的著作，都在日本出版流通。如在戊戌變法進行的時間，被後人視為反對變法的《勸學篇》，就受到日本人的注意。在戊戌政變發生的同年，《勸學篇》在日本重新印刷。36_而在日本的報刊亦注意到《勸學篇》的重要性。如在當時於日本相當普及的《太陽》雜誌，亦有文章介紹《勸學篇》。此文章為國粹主義者中西牛郎(1859-1930)所著。中西牛郎在此文中，對於張之洞的《勸學篇》大加讚賞，稱讚其為「當今東亞數一數二之名士」。37_{可見《勸學篇》} 在日本廣受注目之程度。

三、福本日南與《日本》、《日本人》雜誌

在同時期的日本報刊中，《太陽》並不是唯一刊登中國變法消息的報刊，還有不少報刊對於中國變法運動，亦有許多探討之文章。《日 33_{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編，《對支回顧錄》，下卷，頁 876-877。} 34 桑兵，〈「興亞會」與戊戌庚子間的中日民間結盟〉，《近代史研究》， 2006：3(北京，2006.6)，頁 41-53。 35 〈日本聘請湘人主筆〉，《湘報》(湖南)，66 號，1898 年 5 月 21 日，頁 262b(總頁 578)：「粵東富商在日本者，與該國士人集貲設立《東亞報》，專論中日時事。函託時務學堂教習，在湘聘請主筆二人，赴日襄贊。現定議：公推丁酉拔貢畢君永年、樊君錐前往，日內即須啟程云。」 36 《勸學篇》日本刊本(京都：田中文求堂，1898)。 37 中西牛郎，〈論說—— 張之洞氏の新著を讀む〉，《太陽》，4：20(東京， 1898.10.5)，頁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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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本人》就是其中之一，但其類型與《太陽》有所不同。就報刊的特質而言，《太陽》雜誌具有總合雜誌(general magazine)的特質，其讀者群為社會大眾。38_{而《日本》、《日本人》這兩份刊物，其讀} 者群則以知識人、具有政治傾向的大眾為主。《日本》、《日本人》與國粹主義思潮亦有密切之聯繫。39 《日本人》的創辦者志賀重昂(1863-1927)在其發刊詞，就認為《日本人》雜誌的責任，在於提醒國人，不要忘記自己作為日本人的身分與文化傳統；為了防止少數政治人物削弱多數國民應有之幸福、權利、勢力，進而破壞日本立國的傳統基礎，所以，他期許自己跟著良心而行，以滿腹經綸去讓日本能走回正道。40_{所以，在當時的評價來} 說，《日本人》的特色是「排歐化主義而說國粹之當保存，鼓吹東邦思想過於西邦思想」。41_{至於《日本》亦是由政教社所創辦的，雖為} 姊妹報的關係，但深究其編輯群，兩報稍有不同。42 在《日本》的發刊辭中，陸羯南(1857-1907)就宣示《日本》，「雖然以恢揚國民精神為己任，但我們不能不知曉泰西文明之美善。我們重視泰西的權利、自由、平等等學說」。陸羯南強調：「《日本》並 38鈴木貞美，〈明治期《太陽》沿革のおよび位置〉，收入氏編，《雑誌《太陽》と民文化の形成》(京都：思文閣出版，2001)，頁 16。 39山本武利，《近代日本_の新聞読者層》(東京：法政大出版局，1981)，頁 141-149。 40 志賀重昂，〈「日本人」上途のを餞す〉，《日本人》(東京)，1 號，1888 年 4 月 3 日，收入松本三之介、山室信一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11—— とメデイア言論》(東京：岩波書店，2000)，頁 222-225。 41_{副島五十六編修，《開國五十年史》(東京：開國五十年史發行所，1908)，} 下卷，頁 400。 42參見佐藤能丸，《明治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研究—— 政教社成立のとその周 》(東京：芙蓉書房，1998)，頁 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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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復興狹隘的攘夷論，而是藉由它來發揚充滿博愛的國民精神。」43 在當時人而言，《日本》是「倡勤儉尚武，反對歐化之說。其立言時或偏狹，而主筆兼社長陸實(即陸羯南)之文才及人格，能使其紙為言論界之一重鎮。是紙主論說，其記報亦具論文之體，自標置頗高，以高等批評為其務，不似他紙之為雜報，此可以為珍矣。」44_{如參照兩份} 刊物出版之時間，則都在日本建立近代國家體制的階段。就此時機而言，《日本》的編輯群就希望通過媒體，向民眾表達團體的思想。通過媒體的宣傳(如報刊上的論說、評論類文章)，進而形成日本人的國民意識。45_{並通過言論上的影響力，左右明治政府的決策，以確保「國民} 之統一與特立」。46_{從以上的介紹中，可以得知這兩份刊物的辦報方} 針，都以提倡國粹主義，意圖讓日本不致於過度西化。至於他們對於中國事務的討論，其觀點就值得多所注意。在前面就討論過，在明治時期有不少日本人士前往中國遊歷，且結交不少中國人士。其中有不少即為新聞記者，例如著名漢學家內藤湖南(1866-1934)，就曾多次遊歷中國，了解中國的近況，並且就此有諸多報導。這些報導多發表在《萬朝報》與《日本人》等報刊上。與內藤湖南情況近似的，就是福本日南。福本日南(1857-1921)，幼名巴，又名誠，福岡縣人。自小深受日本與中國學問之訓練，曾師從岡千仞(1832-1913)、副島蒼海(1828-1925)等 43 陸羯南，〈創刊辞〉，《日本》(東京)，明治 22 年(1889)2 月 11 日，收入植手通有編集解說，《陸羯南集》(東京：筑摩書房，1987)，頁 204-205。 44_{副島五十六編修，《開國五十年史》，下卷，頁 386。} 45佐藤能丸，《明治_{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研究—— 政教社の成立とその周》，頁 71；中野目徹，《政教社の研究》(京都：思文閣，1993)，頁 105。 46松本三之介，《明治精神の構造》(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1981)，頁 119-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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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時人有謂其學問可謂和、漢、洋三學兼通。47_{他曾修讀於司法省} 法學校(東京大學法學部的前身)，後致力於開發北海道，並參加自由民權運動。福本日南於 1879 年出版《普通民權論》一書，介紹西方代議政制等理論的發展，並論說日本建立立憲政治之必要。48_{福本日南因此} 書而得到資金，得以遊學法國，接受西方教育。49_{他曾前往東南亞、} 中國一帶進行考察，對於亞洲的情況有相當程度的認識。他就曾二度往菲律賓訪問，並在《內外新報》、《東京電信》等報刊中撰寫文章，介紹其風土人情。福本回國後，參加其法學校同學陸羯南所開辦的《日本》之編輯工作，為其中之活躍分子。同時，又參與東邦協會的籌備工作，以促進國民注意東洋，並促進海外發展之機遇。50_{他亦作為玄洋社的骨幹} 成員，在東學黨之變時，與荒尾精等人前往朝鮮，協助朝鮮之內政，51 並於日清戰爭時擔任《日本》的隨軍記者。1898 年初前往歐洲觀察各國之情況，並在日本國內之新聞雜誌撰文介紹歐洲政治。在他前往歐洲途中，途經中國訪問，與汪康年、江標、曾廣銓等人於上海會面， 47 雑賀鹿野，〈文豪としての福本日南翁〉，收入瀨沼茂樹等編，《明治文學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77)，冊 90，頁 376。 48_{本文所引用之版本為：福本巴，《普通民權論》，收入明治文化編集，} 《明治文化全集‧第五卷——自由民權篇(上)》(東京：日本評論社，1992)，頁 199-212。對《普通民權論》之解說，可參閱今中次磨，〈《普通民権論》解題〉，收入明治文化編集，《明治文化全集‧第五卷——自由民權篇(上)》，頁 29-32。 49_大熊浅次郎，〈文豪福本日南の十周年を追懐す〉，收入瀨沼茂樹等編，《明治文學全集》，冊 90，頁 373。 50 關於東邦協會之成立，參見狹間直樹，〈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東亞》，414(東京，2001.12)，頁 68-87。 51 葛生能久編，《東亞先覺志士記傳》(東京：黑龍會，1936)，下卷，頁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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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協助康有為進行變法活動。52_{回國後曾出任眾議院議員等職，又出} 任《九州日報》編輯。大正十年(1921)因病去世，得年六十九。其著作甚多，著有《日南集》、《元祿快舉錄》等書。比起陸羯南、志賀重昂、三宅雪嶺(1860-1945)等人，學界對他之研究不多，多著重在他的日本中古史研究，而缺乏對其個人作深入之研究。53_{究其原因，在於他並非政教社的領導群，且有關其政治理念或} 拓殖論說的文章，多散布於明治大正時期日本一些報刊之中，蒐集不易。54_{因此，要了解其思想，必定要先從當時期之報刊入手。就當時} 的日本國粹主義者而言，他有其特別之處。福本日南在《日本》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且積極於宣揚南進政策。他對中國之觀察，亦值得加以探討。

四、福本日南對中國維新事業之觀察

在福本日南早年的事業中，就曾遠渡中國，且在上海等地遊歷。 52 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編，《對支回顧錄》，頁 878-879；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頁 166。 53 對福本日南之思想作出深入研究的，為広瀨玲子，《粹主義者の際認と識 家構想—— 福本日南中心をとして》(東京：芙蓉書房，2004)。她就曾指出：在學界之研究中，對於福本日南的研究有所不足。而其運用政教社其他人物與福本日南的學說作比較，以圖刻劃出國粹主義者的不同思想面向。 54 福本日南在報刊中所發表的文章目錄，參見：http://www5e.biglobe.ne.jp/ ~isitaki/index.html (2008 年 12 月 23 日檢索)。福本日南之論著，亦有轉載於《時務報》上。如在第 40 期所刊載之〈東文報譯——論太平洋形勢〉，の即轉載自福本誠，〈太平洋上形勢〉，《日本》，1897 年 8 月 25 日， 1 版。見《時務報》，冊 40(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1897 年 9 月 26 日])，景本冊 3，總頁 2731-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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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 年他曾因事被中國當局逮捕，囚於監獄之中。55_{其後，他在日本} 發表一些文章，表達他對中國近情之觀察。在 1896 年 12 月 12 日所發表的論說類文章〈對隣邦觀察之必要—— 讀故荒尾精君〈對清辨妄〉之感〉文中，開宗明義的說：在現今的世界中，有兩個國家足以牽動今後世界之大局，在西方有土耳其，在東方則為支那。其中支那是泰西眼中所謂「二十世紀之獵物」，列國對其一直垂涎不已。而在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之戰役，偶爾由我國證明了支那黔驢技窮的事實。這挑撥了列強對支那之野心，使得其局勢更為惡劣，可以想像支那從此日益多事。而支那的興亡與否，大大影響到我國之前途，此自不待言。因此，平常對於支那國內外形勢之觀察，無論在外交、軍事，以至於經濟等方面，掌握其真實情形，可以說是一大急務。56 接著，他引述荒尾精〈對清辨妄〉中的論說，以佐證自己的說法。他認為荒尾精的論說中肯，且對中國內外之形勢有精確的分析。57_他認為：要鼓勵更多有為之士從事觀察中國之工作，以期對日本外交、軍事、經濟等方面有所建言。一旦東亞再啓事端之時，即能發揮作用。因此，一方面民間志士要促進此種風氣，政府當局亦要引三國干涉還遼之事為鑑。58_{從這篇論說之中，可以看到福本日南對中國內情之認} 識。 55 其事可見三宅桃子，〈福本日南論——「遭厄紀事」中心をとして〉，《季刊日本思想史》，30(東京，1988)，頁 72-87。 56_{福本日南，〈}邦觀察の必要—— 故荒尾精君が對清辨妄を讀む〉，《日本》，1896 年 12 月 12 日，1 版。 57 荒尾精的〈對清辨妄〉，全文見於井上雅二，《巨人荒尾精》(東京：佐久良書房，1919)，頁 203-207。 58 福本日南，〈邦觀察の必要—— 故荒尾精君が對清辨妄を讀む〉，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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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後，他亦曾多次進入中國，與不少中國朝野人士接觸，對於中國政情有著更多的認識。翌年(1897)在《日本》所發表的〈一道光明— — 支那之近狀〉，則對於中國在戊戌政變前的政治局面有著詳盡的分析。〈一道光明〉一文共分三期，以論說類形式發表在《日本》的第一版上。59_{在上篇中，福本日南首先指出中國現在所面臨的外患：列} 強對中國領土與經濟利益虎視眈眈，每個國家都有意從中國身上分取一點利益。對列強而言，中國就是「二十世紀之獵物」，俄國、英國、法國、德國，無一不想從中國身上得到巨大之利益。而當日清戰爭中，日本把中國強大的外表拆穿以後，列強都在討論如何分配中國的利益。因此，中國的處境可以說是岌岌可危的。而在這時，福本日南觀察到中國出現「一道光明」。接著，把當時中國在野的主要力量分為「安徽黨」與「湖南黨」。「安徽黨」以李鴻章為首，「湖南黨」則以張之洞為首。福本日南認為，以日本的例子而言，「安徽黨」類似於日本的「開化黨」，「湖南黨」則類似於日本的「頑固黨」。「安徽黨」在李鴻章之下有李經方、袁世凱、伍廷芳等人，他們素來都願意接受歐美之事物，這點是「頑固黨」所不能比的。然而福本日南對他們不抱信心，認為他們就如日本之所謂當世才子一樣，其志向在於「周旋於官場社會之中，以得到富貴榮華，缺乏國士之風，故不能委之以復興國運復活之責任」。60 至於「湖南黨」，福本日南認為其具有支那固有的學術思想，亦具有華夷之別的想法。他們認為支那是華夏中國的正統，且把外國全視為蠻夷戎狄，而這亦是清國多數官員的想法。可是，「國運日窘，社運月危」之際，他們也不得不加以調整，故他們近來興建鐵路、架 59福本日南，〈一道の光明——支那の近狀〉，《日本》，1897 年 11 月 14-17 日，1 版。 60 福本日南，〈一道の光明——支那の近狀〉，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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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電線等。「安徽黨」把「湖南黨」視之為神風連，「湖南黨」則視「安徽黨」為素町人。福本日南舉出一個例子，去說明他欣賞張之洞的原因：在前年日清戰爭之際，(張之洞)始終反對和議，在清軍連戰連敗之際，仍堅持背城一戰。張之洞的見解，符合他一貫之思想。所以，福本日南認為中國復興之責任，在於「湖南黨」而非「安徽黨」。在該文章的結論部分，福本日南借用日本與朝鮮的歷史經驗去為他的論點加以佐證：回顧我國之往昔，維新之大業是由所謂的「開港黨」所為之。就知識而言，「開港黨」或許在「攘夷黨」之上，但在對拯救國家於存亡之際的意念上，「攘夷黨」則在「開港黨」之上。因此，一旦世界之大勢有所和緩，則「攘夷黨」之精神更能適應時局的需求，以作為立足世界的支柱。故「攘夷黨」的首領西鄉隆盛等能作為維繫維新基業的根基，亦是可以不言而喻的。近來朝鮮亦有類似之狀態，在三、四年間前仆後繼的眾多內閣官員之中，真的能具有大將之風，以身許國，在千鈞一髮之際拯救國家社稷於危難之中的，則非魚允中、金弘集等人莫屬。而他們在往日，是被視為頑固的「事大黨」的。而一向被視為「開化黨」、「日本黨」之稱的金嘉鎮、安駉壽等人，恐怕他們沒法擔當國之大任。既然有日、韓的歷史在前，那麼在支那被稱為「頑固黨」的，才是真正具有支那之精髓，那又何怪之有呢？61 在第二部分，福本日南說明「湖南黨」與新興的革命黨，福本日南把他們統稱為愛國黨。在文中，張之洞、陳寶箴、胡燏棻、文廷式、康有為、童廻、安維峻、黃慶澄、黃紹第、鍾德祥、楊崇伊、易順鼎 61福本日南，〈一道の光明——支那の近狀〉，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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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十八學士」，全歸類於「湖南黨」。福本日南認為張之洞是「現任湖廣總督，又為『湖南黨』之領袖，以復興支那、維持亞細亞的大局為己任。」他並列舉幾個例子來證明他的觀點：在前年日清戰爭之際，(張之洞)始終反對和議，在清軍連戰連敗之際，依然堅持背城一戰之主張。此與當日開港時我先輩的攘夷主張暗合，不然沒法使國人從長夜之昏睡中醒來，亦不足以使人心復活；而一旦媾和成功，東三省之地復歸清國，滿朝大臣主張與俄德簽訂同盟密約時，上疏力陳其害的也是此人。另外主張在戰後內地之經營方針，以盧漢鐵路為急務的，也是張之洞。62 福本日南對於湖南巡撫陳寶箴父子之評價不低，認為陳寶箴「人有大志，以持張之洞復興支那為己任」；至於陳三立(1859-1937)則「通曉歐美事務，曉英文，聽說亦是能文有志之士，現於翰林院任職」。而康有為則被視為「張之洞之幕僚，戰後設立的有名的强學會，實為康所主導。而側聞此會之經費來源為張之洞」，近年來在中國最有名的時務館主筆汪康年與梁啟超，則被視為「康有為之門下」。福本日南認為，這些人志趣相投，以復興中國為己任，但他們無意變更國體，故可以視之為温和的愛國黨。革命黨則被歸類為激烈的愛國黨，他們之意志相當激進，以革命的方式變更現有之國體，以換得國家之復興。其中代表人物為孫文。革命黨之組織，較接近於秘密會社，故無法得知其成員之身分。孫文因眼見國運日漸衰落，因而成立興中會，以推翻清朝，建立共和國為己任。後因起義事敗，故流亡英國，曾為清廷所誘捕，後因英政府施 62福本日南，〈一道の光明——支那の近狀〉，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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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迫使清政府予以釋放。63_{孫文在檀香山聚眾開講，籌集經費以密} 謀起事。興中會的目的，是推翻清朝，並在中國建立一個共和國。一切政事都以西洋學說作為範本。興中會主張把中國分成十八州，設置官員分別管理，大權則歸於大統領。福本日南認為，興中會等革命黨，就政治光譜而言，屬激烈的愛國黨。如果能把所有愛國黨聯合起來，則不能不視為中國之「一道光明」。64 在文章的最後一部分連載中，福本日南把中國之國運與日本作一比較。三、四十年以來，日本人民一直希望能政權統一，再加上外力的影響，更激起國民的愛國心。中國之情形亦然，促使中國人民感到需要改變的，有以下幾個原因：由於甲午戰爭的失敗，讓他們感到羞恥，因而產生雪恥的念頭；又或是對清朝的退縮感到失望；又或是察覺各強國對中國的威脅；又或是歐洲的輿論令人民對前途感到驚恐。志士們拯救國家的手段不同，所走的方法亦不同，但他們的動機都是要讓國家復興。這就如同幕末時水戶流、山陽流等學說的興起，促成維新大業的成功一樣。因此，文中所提及之諸股中國的革新力量，都如同一股光明，照耀著中國，使中國免於遭到列強瓜分的命運。而日本與中國為同一人種，故日本應視拯救中國於危急存亡之中，是為「日本之天職」。福本日南寄望日本的每一人，都能盡其一分力，為支那以至東亞的興盛盡其一分力。65 從這篇報導中，可以看到福本日南論說背後所隱藏的亞細亞主義思維。在福本而言，日本因與中國為同一人種，故日本有幫助中國之義務，而不限於政府層面，故福本日南有意建立「志士個人之集合 63_{此事可參見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 上冊，頁 107-129。 64福本日南，〈一道の光明——支那の近狀〉，1 版。 65福本日南，〈一道の光明——支那の近狀〉，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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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以協助整個亞洲之再生。66_{而福本對於中國朝野之看法，亦可} 得見他的國粹主義的影響。從他對於「湖南黨」與「安徽黨」的評價，可見一斑。前者比喻為日本的「攘夷黨」，「安徽黨」則喻之為日本的「開港黨」。「湖南黨」與「攘夷黨」一樣，都能審時度勢，作出有限的變化，但是他們同樣的堅守國家的傳統價值，拒絕讓國家全盤西化。在他看來，「湖南黨」雖為時人目為保守，但在當時的中國之中，實為最足以拯救局面的一種力量，而張之洞作為「湖南黨」的領導人，更被福本視為中國復興之希望。隨著戊戌變法的進行，日本對中國變法的介入亦愈深，在《日本》上對於中國變法的評論文章亦愈來愈多。如有一篇文章，專門介紹戊戌時期所實行的科舉制度改革，認為清廷改革科舉，把原有科舉之精神徹底打破，是一「驚魂動魄破天荒之改革」，並視之為「清國大革新之徵兆」。67_{而這些文章大多是在中國實地觀察而寫，福本日南} 的〈日漢之時局〉，就是其中一篇。此文是福本日南在中國遊歷途中所寫，並寄回日本發表。68_{故其對戊戌變法中各方情形之觀察，實值} 得加以探討。在文中，福本日南對中國維新有一些特別的見解。他認為，除了張之洞，劉坤一亦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劉坤一作為兩江總督，與張之洞同為「湖南黨」的領袖，且他又是一個熱心提倡日清同盟論的地方大吏。他還指出，在戊戌變法之中，有不少日本明治維新之影子。在福本看來，日本所取得之成就，並不配得到太多的稱讚。但日清戰 66 広瀨玲子，《粹主義者の際認識と家構想—— 福本日南を中心として》，頁 82。 67佚名，〈清國大革新の兆〉，《日本》，1898 年 2 月 20 日，1 版。 68 見福本日南，〈日漢の時局—— 四月八日南迂夫東吳申江の客館に記す〉，《日本》，1898 年 4 月 15 日，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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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的成功，使得中國臣民重視日本明治維新的成果，並予以效法。福本以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五書〉和汪康年在《時務報》中之論點加以佐證。值得注意的是，他強調報刊雜誌在戊戌變法中所起的作用：革新的氣運既然興起，亦得到作為親友與良師的日本大力支持。所以，提倡革新主義的新聞(報刊)、雜誌、新著、學校、協會(學會)等，恰如雨後春筍般在全國各地成立。就我所見所聞得知，在澳門有《知新報》、在廣東有《嶺學報》、在福州有《閩報》、在上海有《時務報》、《時務日報》，《譯書公會報》亦將於近期創刊。至於從長江往上游，在武昌有《湘報》、在漢口有《漢報》。在北方則有天津的《國聞報》。而回首日本，在橫濱有《東亞報》，在神戶的《興亞報》亦已經準備出刊，它們亦是由漢人所籌辦的報刊。就以上這些報刊、雜誌而言，都是由一脈之同情所連貫起來的，而隱約成為了革新運動的領導者。其他的日報、月報等，屈指可數，雖然其所佔之地位不重，但仍然是作為革新運動得以潛移默化的一種誘因。69 接著，他介紹了近年中國所開設之新式學堂和譯書館，前者教授科目都設有日文，以供學生學習，如武昌的自強學堂、上海的大同學校、日清英語學館等；後者則翻譯「日東新書」，以傳播新知識，如橫濱的大同譯書館等。福本日南認為這有助於中日兩國之間的和諧。不過，他認為雜誌、報刊、學校、譯書等對中國而言，猶如以牛奶與肉羹餵食久病在床之人一樣，牛奶與肉羹固然可以維持病人的生命，但病人仍需施行手術以治理病源。而中國有識之士亦明白此一道理，因此實行一系列的革新運動。如康有為在乙未和約簽訂之時，在張之 69福本日南，〈日漢の時局〉，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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洞的援助下創立強學會，以期能開革新之風氣。但因觸及清朝之忌諱而暫避其鋒芒，但隱約可見其革新精神。接著，廣東的聖學會及湖南的強學會便應運而生，前者由康有為所主導，後者則由梁啟超所策劃。福本認為，康有為因强學會受壓，故只好在廣東另創新天地；而梁啟超與汪康年號稱為「康門之雙雋」，南學會之精神與聖學會類似，且其得到張之洞與陳寶箴等人支持。福本日南把康有為比作長州藩士吉田松陰(1830-1859)、梁啟超則比作吉田之弟子—— 維新志士高杉東行(晉作)、汪康年則比作為另一名長州藩士久坂玄瑞(1840-1864)，以表示他們對戊戌變法中的重要影響力。福本日南認為這些學會的成立，都能發揮鼓舞人心之功效。福本日南坐言起行，在上海組織亞細亞協會，70_在其下則發行會報、設立日漢語學館等，且得到劉坤一與張之洞等人的支持。亞細亞協會之成員，遍及中國與日本人士，有人認為此會為日本東邦協會之再造、興亞會之復興。71_{福本認為此會可為中國之變法} 運動盡一分力。72 福本日南對於易姓革命的暗流亦有所觀察：如果要觀察清國革新的趨勢，那應該是在江蘇、浙江、湖廣一帶，革新之形勢相當熱烈。特別是在廣東、湖南、河南、江西 70_{1898 年 5 月 20 日(清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一日)鄭觀應與日本總領事小田} 切萬壽之助等人創辦亞細亞協會，小田切為會長，鄭觀應為副會長。鄭觀應在他所擬〈亞細亞協會創辦大旨〉中說：「本會以聯絡同洲、開通民智、研究學術為主，凡我亞洲諸邦士商人等皆可入會。」「官商名譽中人」捐資入會者百餘位。俄、法領事聞之，「頗生疑忌」。不數月，因戊戌政變而解散。參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下冊，〈鄭觀應年譜簡編〉，頁 1555。 71福本日南，〈日漢の時局〉，1 版。 72 關於他們的活動，參見桑兵，〈「興亞會」與戊戌庚子間的中日民間結盟〉，頁 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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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附近為動力之發源地。其中廣東一省來說，其重要性可以與王政維新時期的水戶藩相提並論，更遑論是長、薩兩藩。革新黨以此為基地，因其年紀而為光緒所起用。他們公然以孔子紀年書寫，且自稱為漢人，與清國人同樣使用，這有什麼徵兆呢？以前讀到福州發行的《閩報》，有注意到井上文部的文章，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支那歷朝的運勢約三百年便會有一次變革，而支那的興盛就在這易姓革命之間，而愛新覺羅氏的命運亦快要三百年了。」梧陰氏的論說亦與其相類似。漢人在漢土發行的新聞報導中，公然有這樣的不避諱的言論，那一朝(清朝) 之氣運大概亦可想而知。73 從以上的話來說，種族革命的因子，因為滿人不振、漢族官吏活躍的緣故，而又慢慢在民間活躍起來。而就福本的觀察而言，滿、漢之間的衝突亦存在於官場之中，即以張之洞等人為首的漢族地方官吏與由滿州官吏所把持的中央政權之間，似在許多問題上存有歧見。故福本日南聽到上海地方之流言云：張之洞、陳寶箴、劉坤一等人曾簽訂組成三角同盟之密約，將會在南方創立一個獨立之新王國。福本認為這種流言所代表的，就是滿、漢之間的矛盾。74 最後，福本認為變法運動的興起，將使中國愈加傾向日本。他把此時之中國與明治前的日本相提並論。他認為在幕府末年的日本，各種思想相互衝突，造成人民對變革的渴望。而日本志士所要作的，就是要使中國革新之氣運與幕府後期日本的思想氛圍相接近，以達到維持東洋大局的目的。 73福本日南，〈日漢_の時局〉，1 版。 74 在福本日南辛亥革命時期所發表的〈支那再造論〉中，就把滿漢之間的衝突，視之為中國國民主義誕生的誘因。詳見福本日南，《日南草廬集》(東京：岡部春秋堂發行，1912)，頁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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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福本日南對中國變法的言論，他往往把中國變法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相提並論，且在其中寄託了國粹主義者對建設國家的期望。在其筆下，往往可以看到他援引日本史事作為例子，以讓日本讀者了解中國變法之狀況。對他而言，中國既然走上與日本同樣的道路，那麼基於同文同種之誼與穩定東亞大局的前提，日本必定要對中國的革新運動加以援助。因為，只有中國強盛，日本和整個東亞才能避免受到西方列強之侵略。就這一點而言，可見福本日南之思想亦有亞細亞主義之色彩。而在對中國朝野諸黨派的評價中，對於外表行為較能接受西化的李鴻章等人，多予以較為負面的評價，認為他們所代表的「安徽黨」並不能真正解決中國的困境，並把他們的作為與明治政府的西化官僚相提並論，認為兩者都不能真正把中、日兩國變成強國。對福本而言，真正能解決中國問題的，只有能固守中國固有典章的張之洞等「湖南黨」。而福本日南論說中的觀點，亦為同時期的佐藤宏所沿襲，並基於中國政情之變化，而作出一些調整。

五、福本日南論點的延續

佐藤宏(1864-1899)，平戶(今長崎縣)出生，後遷到東京。他在大學時攻讀國際法，於 1896 年加入《日本》的編輯工作，「總掌外事一般」，75 且亦常投稿《日本人》等刊物。其論著以筆鋒銳利見稱，1898 年曾參與東亞同文會的籌辦。1899 年因病去世，得年三十五。其所著有《條約實施論》、《西洋交通論》、《支那新論》、《臺灣事情》等書。佐藤宏與福本日南一樣，都有相當強烈的亞細亞主義色彩。福本日南在悼念佐藤宏的文章中提到： 75 佐藤宏，〈佐藤宏函(一)〉，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 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 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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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歐美控制全世界，權力盡歸於其國民，只有白人才能稱之為人。君(即佐藤宏)常言道：「他們與我們同是人，都是由天所生的子民，豈會有輕重之分？我們就算不能對其表示憤怒，亦不能不表現出來；(就算)不能表現出來，也不能不發作。所以，惟有伸張黃種人之權利，壓抑白種人之專橫，才能讓人人得到公平的對待。」所以，君在國內致力發揚日本之國權，在國外則扶助鄰邦於傾覆之中，以此二事為己任。76 基於種族鬥爭的前提，佐藤宏對於中國之事務也有所關注。他曾與汪康年通信，並對其論說表示欣賞之意。如汪康年 1898 年到日本訪問之時，佐藤宏便慨歎：「(其)來東之際，不得面晤。雖然新報紙上樂見君卓見，願不負異域知音。」77_{可見他對中國報刊上之言論多所關} 注，而他亦有一些評論中國變法之文章。如他在《日本人》所寫的論說類文章〈說支那朝野之真相以論改造支那為日本人之責任〉，78_對於戊戌前中國朝野的情況多加介紹。〈說支那朝野之真相以論改造支那為日本人之責任〉一文共分為四部分。第一節說明中日兩國在甲午戰爭以後的關係，雖然在戰爭中日本打敗中國，但對於日本來說，將中國改造為東邦之一大雄邦，以遏止歐洲國家的侵略，是日本的要務，他並引用黃慶蘭的文章去說明清國可以從戰爭中得到教訓。79_{雖然清朝有意改革，但仍在半夢半醒} 76 福本日南，〈佐藤宏〉，收入氏著，《日南集》(東京：東亞堂，1911)，卷 4，頁 334-335。 77 佐藤宏，〈佐藤宏函(一)〉，頁 3325。 78佐藤宏，〈支那朝野の真相を說きて同國を改造するは日本人の責なる所をす以論〉，《日本人》，63(東京，1898.3.20)，頁 18-28。本文所用之版本為：《日本人(復刻版)》(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83-1984)。 79 黃慶蘭，〈論倭事為中國之福〉，收入阿英編，《中日戰爭文學集》(上海：北新書局，1948)，頁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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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因此，要對清國政府進行改造，要先對中國的政治狀況有所觀察，才能得到成功。80_{故佐藤宏從政治外交的角度出發，有為日本當} 局建言之味道。佐藤宏在參詳福本日南的論述之外，亦注意到中央政府的重要性。他認為，中國是一個專制君主國家，主權者(即皇帝)及其統治機關仍能左右中國之國運，而皇帝、西太后、內閣、軍機處及總理衙門，可視為中央政府之機軸。81_{他對於光緒皇帝並沒好評，認為若他是明} 君，則中國不會受到列強之瓜分。而朝臣的意見與皇帝相左之時，則只能依賴西太后之決定。而在內閣方面，恭親王的角色重要，但已年老；禮親王對西方缺乏認識，且與外國人避免接觸；翁同龢雖為帝師，自日清戰爭以來對外界事物多所注意，但其才能仍不足以擔任皇帝之顧問；榮祿則主張對外開戰，但其見解仍有不足。82_{總理衙門則類似} 於日本之外務省，但其權力更接近於核心。其成員以李鴻章和張蔭桓有其能耐，前者有能力但處於頑固黨之中，有志難伸。後者通曉外國事務，但其操守使其無所作為。佐藤宏認為，就清朝的中央政府而言，多為平庸之徒，沒法讓中國革新。83_{第三節「朝野之勢力：安徽黨、} 湖南黨以及民間的革命黨」，則摘引自福本日南的〈一道光明〉的部分內容，只稍作修改。佐藤宏引用福本的文章時，認為日本人可在這幾股勢力之中起著 80 佐藤宏，〈支那朝野の真相を說きて同國を改造するは日本人の責なる所をす以論〉，頁 18-20。 81佐藤宏，〈支那朝野の真相を說きて同國を改造するは日本人の責なる所をす以論〉，頁 21。 82佐藤宏，〈支那朝野_の真相_を說_{きて}同國を改造するは日本人の責なる所をす以論〉，頁 21-22。 83佐藤宏，〈支那朝野の真相を說きて同國を改造するは日本人の責なる所をす以論〉，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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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的角色。在此文章中，福本日南的關懷點放在東亞的格局而對中國的局面進行申論。在福本日南的文章中，他把中、日兩國的狀況加以連結。他把支那的政爭狀況與日、韓兩國相提並論。福本認為三國的狀況有許多共同之處。如支那有「湖南黨」、「安徽黨」，日本有「攘夷黨」、「開港黨」等：朝鮮則有「事大黨」、「開化黨」等。福本日南讚揚「湖南黨」、「安徽黨」以至於採取激烈頑強手段的孫文等人，都把其視為支那之「一道光明」。佐藤宏和福本日南一樣，認為「湖南黨」可作為日本與之合作，以共同改造清國之伙伴，兩方互有需求。因此，對於湖南黨之要求，該給予充分配合，如該資助盧漢鐵路與粵漢鐵路，並應派遣技師協助之。教育方面，應以日人教師進入各學堂任教職，其他實業方面的措施亦然。相比之下，佐藤宏對興中會等革命黨的態度，則相對謹慎。他認為革命黨人羽翼未豐，關鍵在於缺乏資金，一旦資金得手，則革命黨能造成昔日陳勝、吳廣起義之效果。佐藤宏強調：扶植清國為日本之天職。若清國一旦遭到歐洲列強瓜分，日本亦自難倖免。因此，讓支那這個半死亡之帝國復興，是日本人的義務。84 佐藤宏的文章，雖刊登在《日本人》上，但亦為中國報刊所轉載。例如同年於上海出版的《東亞報》第一期(1898 年 6 月 29 日)，標題為〈政治—— 湖南維新〉，並註明此篇譯自同年 3 月 20 日出版之《日本人》報，故此文應為佐藤宏文章之摘譯。85_{中國士人亦有機會接觸到《日} 本人》，唐才常就曾說：才常又見日人新出一報，名其端曰《日本人》(以《日本人》三字名報，甚奇)，所言多中國事。其臚中國名大臣，則首督部張公、撫 84佐藤宏，〈支那朝野の真相を說きて同國を改造するは日本人の責なる所をす以論〉，頁 26-28。 85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編》，卷 1，頁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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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陳公，稱陳公振湘政，尤津津不一二談，又從而幟之曰湖南黨。自餘則艷稱南海康工部門下諸君為獅子吼，於是湖南之名重五洲，泰西泰東則莫不引領望之，曰振支那者惟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氣，而可俠可仁者惟湖南。唐才常喟然而嘆曰：微日本言，吾幾忘吾湘人之大有為至於如此，吾幾忘吾湘人之受撫部賜與，一時捄世君子恢復能力，以存種教之功，至於如此！86 如按照出刊時間看來，唐才常在文中所說的文章，應為佐藤宏的文章。隨著戊戌政變的發生，日本人對於戊戌政變的見解亦有不同。康有為等人逃到日本，並以日本為基地，發行《清議報》、《戊戌政變記》等書，並廣為流傳。87_{康有為等人通過這些書籍與報刊，對於戊} 戌政變的經過亦有說明，以提供對他們有利的解釋。梁啟超就曾向日本友人分析戊戌政變之起因，「約有四端：一曰帝與后之爭；二曰新與舊之爭；三曰滿與漢之爭；四曰英與露之爭。」88_{與此同時，畢永} 年亦逃亡到日本，並把譚嗣同給予其之信件送至日本各報社刊登。譚嗣同之書信揭露不少戊戌政變的內幕，對於日本讀者有很大的影響。 86 唐才常，〈論興亞義會〉，《湘報》，65 號，1898 年 5 月 20 日，頁 257a(總頁 565)。 87 對於康有為等人在日的行蹤，日本政府早有所掌握。根據日本政府外務省的檔案表示：「由清國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從橫濱居留地一百三十九號《清議報》館發行的《清議報》中精選並編纂成冊的《戊戌政變記》分卷一、二、三，共三部，專門論述清國政治之得失，包括國體如何的討論。該書已於本月二十三日前後向歐美、香港、新加坡等清國人居留地發行。」見神奈川縣知事淺田德則致外務大臣青木周藏子爵，〈關於清國人書籍出版一事的報告(明治 32 年 5 月 26 日)〉，收於章開沅、羅福惠等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卷 6，頁 21。 88 〈梁啟超、王照致日本外務大臣大隈〉，《日本外務省檔案》，轉引自清華大學歷史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繫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8)，頁 1193-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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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亦令日本人了解政變前後的狀況。89_{因此，對戊戌變法的看法} 亦有不同。佐藤宏的《支那新論》，就在這個時機下成書的。如他在自序中說：「我在今年七月下旬寫了本書的草稿，九月中旬以來逐漸完成本書之各篇章。然而同月二十一日北京的政變，使清國的形勢有所變化。」90_{由於康有為等人的失敗，證明温和革新路線的失敗。但是，} 這使清朝更為接近滅亡。所以佐藤宏的方向為之一變，贊同在中國實行激烈的變革行動。《支那新論》一書共分為十一章，章次如下：第一章支那最近形勢之一斑第二章朝野的真相第三章革新的諸會第四章清國的改造第五章露國對滿州方面的侵略第六章露國對帢克圖、伊犁、巴密爾地方的蠶食第七章露國的運動第八章英國的經營第九章列國的態度第十章我邦的措置第十一章日本的對清策略從以上篇章，可以看到佐藤宏因應中國變法失敗後的局面，對於中國進行全面分析，以作為今後日本中國政策之參考。在對支那朝野的分 89_{藤谷浩悅，〈}戊戌變法_と畢永年—— 湖南維新派の思想と行動〉，《駒 史》，64(東京，2004)，頁 76-77。 90 佐藤宏，〈自序〉，收入氏著，《支那新論》(東京：六興書店，1898)，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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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亦與他在《日本人》中的論調有所不同。在本書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可以說是〈說支那朝野之真相以論改造支那為日本人之責任〉一文的延伸。以下列出第二章和第三章的章節：第二章朝野的真相 1.中央政府樞軸 (1)光緒皇帝 (2)西太后 (3)內閣 (4)軍機處 (5)總理衙門 2.朝野的諸黨派 (1)守舊黨 a.宦官派 b.京官派 (2)開化黨 a.安徽黨 b.江浙黨 c.湖南黨 d.粵黨第三章革新的諸會 1.溫和之革新會 (1)保國會 (2)革新的諸會 (3)中東聯合諸會 a.大東協助會 b.亞細亞協會 c.東亞同文會 2.激烈之革新會 (1)興中會

(2)Friends of China Society

(以下略) 從以上章節中，可以看出戊戌政變以後中國朝野政治重新「洗牌」以後的格局。如與〈說支那朝野之真相以論改造支那為日本人之責任〉一文比較起來，朝野之諸黨派不再只有「湖南黨」或「安徽黨」之分，而是分為「守舊黨」與「開化黨」。而在其中，亦有諸多分派。佐藤宏認為：「這些黨多建基於利益關係之上，且很難把它們清楚分辨，故只有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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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粗略分為『守舊黨』與『開化黨』。」91_{「守舊黨」之中，可分「宦} 官派」與「京官派」；前者指的是西太后及其在宮中之力量，後者指的是翁同龢等人。他們以祖宗之法反對變法，阻撓李鴻章和張之洞的變法措施。他們坐擁清國權力的最高端，但他們的好日子不會過得太久。至於「開化黨」則分為「安徽黨」、「江浙黨」、「湖南黨」、「粵黨」等，「江浙黨」以左宗棠等人為代表，至於「湖南黨」、「粵黨」則被稱為清國之薩(摩)、長(州)，中國改革之成敗在他們手中。其中張之洞為「湖南黨」之領導人，康有為則為「粵黨」的嚮導。佐藤宏稱讚張之洞為一溫厚篤實之君子，且深得士人所愛戴。他亦有高深的學術素養，著有《勸學篇》等書。他在外交上拒不讓步，如在膠州教案上抗拒德國之要挾；在內政上則以建設「開化之利器」為要務，如興建鐵路，以新式機械開採礦產等。因此，張之洞可以擔當維持亞細亞大局之角色。92_{其餘重要人物如黃遵憲、王之春、譚嗣同等人，} 並特別提到譚嗣同殉難之事，對其之死感到惋惜；康有為雖變法失敗，但流亡在外，仍有回朝執政的可能。93_{佐藤宏總結中國變法失敗} 的原因，認為變法家只在文字上用功，以言語去說服別人。但他們缺乏實務經驗，故一旦進行改革的實施，則未幾會重施舊政，或流於形式上的改革。因此，若要真正的實行新政，則「湖南黨」會力不從心，故佐藤宏對於「粵黨」較具信心。94_{至於在革命黨人方面，則其論調} 與〈說支那朝野之真相以論改造支那為日本人之責任〉一樣，認為只要得到資金作為起事之經費，則能在中國有所作為。95 91_{佐藤宏，《支那新論》，頁 97。} 92_{佐藤宏，《支那新論》，頁 98-99。} 93 佐藤宏，《支那新論》，頁 100-101。 94 佐藤宏，《支那新論》，頁 100-101。 95 佐藤宏，《支那新論》，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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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由於中國情勢之不同，加上戊戌政變的發生，讓佐藤宏改變他對於中國變法運動的認識。而他那沿襲自福本日南對中國朝野的看法，亦不得不加以調整。如在福本日南的論述之中，並沒有所謂「守舊黨」的說法。但在《支那新論》中，就有「守舊黨」的劃分。而他亦有修正福本日南的一些說法。例如福本在〈日漢之時局〉中，描述汪康年為康有為之弟子，與梁啟超為康門之雙傑。96_{此報導一出，} 引起汪康年之不快。福本日南曾為此作出更正。97_{在《支那新論》中，} 對汪康年之記述為「近來與康有為有所爭執，手下的人相互對罵」。98 從這個例子之中，似可看出日人對中國變法運動看法之轉變。

結論

對日本國粹主義者而言，確保鄰國的安全是他們的要務；觀察鄰國的情形，對他們來說也是必要的。所以，在中國進行長時期的遊歷，與結交中國的上流社會人物，從中收集中國之情報，且促進兩國之間的和好，就成為一些國粹主義者自許之任務。99_{福本日南正是其中之} 一。福本日南和中國的政治人物都有一定程度的交情，且共同進行一 96福本日南，〈日漢の時局〉，1 版。 97_{〈主客問答(三)〉云：「〈日漢的時局〉記云汪康年為康有為之弟子，此} 為誤聞所致。查穰卿比長素年長，故特聲明之，並感謝穰卿之放寬恕。」滬上客舍青天翁，〈主客問答(三)〉，《日本》，1898 年 4 月 15 日，2 版。在此文中並介紹汪康年之生平：「浙江之汪康年，字穰卿，漢人中罕見的憂國之士，他不僅興辦學校、發行新報、培育人才，以開民智為己任。他的學說為當局所誇獎，並自勉能矯正國家之弊政。」按寫作時間推測，此文作者應為福本日南。 98 佐藤宏，《支那新論》，頁 101。 99 近衛篤，〈論說——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の必要〉，《太陽》， 4：1 (東京，明治 31 年[1898]1 月 1 日)，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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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政治行動。他的記載，亦成為日本知識份子認識戊戌變法的重要根據。 Zachmann 分析戊戌變法時期日本報刊對中國情況的相關報導後，指出：日本輿論對戊戌變法多抱持著樂觀其成的態度。100_比照福本之言論，則大可作為 Zachmann 觀點之佐證。不過，在福本的看法中，無疑會受到自身思想環境(如人際網絡)的影響，從而作為他們評價人物的標準。就福本日南而言，張之洞等人雖不精通西方學問，但他們才是引領中國走向富强的領導人物。如深究他們對張之洞等人的描述，則隱藏自身政治團體的寫照。而隨著他們與中國士人的交往愈深，對政治人物之間的隱情愈加洞悉，故會修正本身之說法。福本日南對汪康年的描述的轉變就是一例。又如在福本日南的論述中，把康有為和張之洞等一併稱之為「湖南黨」，但在其後佐藤宏的論說中，「粵黨」開始與「湖南黨」有所劃分。由此可見，他們亦了解到中國變法人士之間的分歧。所以，通過日本報刊的報導和日人的動向，可以成為觀察晚清政治史和近代東亞史的一個重要面向。通過日本報刊的描寫，以及中國報刊的中介，讓中、日兩國人士得以把戊戌維新與明治維新有所聯結。正如當初高杉晉作等人以中國狀況激勵國人變法一樣，明治維新中的一些「名詞」，亦成為中、日兩國士人的共通語言，以刺激中國人士變革圖強之決心。如在戊戌政變後，作為湖南新政的推動者之一的畢永年，就曾向日人犬養毅(1855-1932)表示：「湘人素稱勇悍，仿佛貴邦薩摩。」101_{而梁啟超在時務學堂的學} 生蔡鍔(1882-1916)，就曾認為湖南人在推動中國變革的過程中，並沒法

100 Urs Matthias Zachman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Late Meji Period: China

Policy and the Japanese Discourse on National Identity,1895-1904, p. 80.

101 〈畢永年與犬養毅筆談〉，收入湯志鈞，《乘桴新獲—— 從戊戌到辛亥》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頁 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