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明初《四書大全》的纂修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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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華文文學系 2013 年 12 月

論明初《四書大全》的纂修意義

王志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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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成祖下詔纂修《大全》，其後《大全》更成為學校教育、科舉考試的一環，使得明代士人無一不深受影響，不過隨著朝代的更替，清儒多認為《大全》是造成明代學術衰敗的關鍵，因而多責難纂修人員的編纂態度。事實上，《大全》之纂修，乃是明成祖藉此展示個人治統對道統的主宰，並非真正有意推尊道統，在此前提下，纂修人員被迫快速編成，產生的訛誤也就在所難免，此非戰之罪也。此外，本文考察《四書大全》的纂修背景與體系架構，發現明成祖的態度與纂修人員的思索，並非一致，各有不同的思維方式，儘管明成祖欲以治統收納道統，但纂修人員仍以儒者的角度，企圖表彰朱熹，推尊道統，展現儒者風範，因而《四書大全》一書，恐非以抄襲、講章之角度所能道盡，此書實是明初道統與治統之間的激盪結果。關鍵詞：《四書大全》、道統、治統、《四書》、朱熹

∗_{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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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永樂十二年（1414）十一月，明成祖（1360-1424）下詔敕修《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三書，明年（1415）九月書成，成祖親自作序，並於永樂十五年（1417）三月，下詔頒行於六部、兩京國子監以及天下郡縣學1，其後《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更成為科舉考試標準2，明代士人莫不深受影響。三部《大全》的編纂，主要以程、朱之學為宗，而頒行於天下，則確立程、朱之學的官學地位，官學權威與定於一尊的結合，雖使程、朱之學的流傳更為普及，但士人為取得功名而人云亦云、莫敢有異的陋習，卻讓原本具有體證性與批判性的學術，不免失去原有精神3，故屢為後人所批判。就經學史而言，《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出於官修且為科舉定式，具有以官方之力統合前儒經說，進而成為當代學術標準的意義，因此論者也經常把《大全》與唐代官修《五經正義》相較而論，如皮錫瑞（1850-1908）指出：「官修之書，多勦舊說，唐修《正義》，已不免此。惟唐所因者，六朝舊籍，故該洽猶可觀。明所因者，元人遺書，故譾陋為尤甚。此《五經正義》至今不得不鑽研，《五經大全》入後遂盡遭唾棄也。」4皮氏比較二者，雖同情「官修之書，多剿舊說」的不得已情形，

1_{參見明•楊士奇等，《明太宗實錄》，《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所校印，1966），冊 13，卷一五八至一八六，頁 1803-1991。 2_{參見清•張廷玉等，〈選舉志二〉，《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第6 冊，卷七○，頁 1694。 3_{葛兆光表示：「本來是批判性相當深刻的程朱學說，一方面深入社會生活，} 成了一般思想世界普遍接受的知識和原則，另一方面漸漸地失去了站在政治體制外的超越和自由立場，成了政治權力與意識型態的詮釋文本。」參見氏著，《中國思想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第二卷，「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頁291-292。 4_{清•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4），「經學積衰時代」，} 頁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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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力持漢學經說專門的立場，因而貶抑宋學的經說風格5，否定《大全》的經學成就。又如本田成之表示：「唐之《五經正義》後來雖成為必要的書，然王安石等底《三經新義》與明底《四書五經大全》其後卻被唾棄，其所以然，是從其內容價值底空疏而來的。」6本田成之亦是以漢、宋相對的立場，肯定《五經正義》而直斥宋學經說為「空疏」，連帶貶抑《大全》的學術價值。馬宗霍（1897-1976）則認為：「《大全》所據者，乃僅元人之遺耳。其去《正義》所據，已不可以道里計。而又不及一年，書即告成。無暇甄擇，自亦勢所必至，宜朱彝尊亦有《大全》乃至不全之譏也。」7馬氏援引清儒之說，比較《五經正義》與《四書大全》、《五經大全》的纂修情形，得出《大全》倉促成書，不及《五經正義》嚴謹，且《大全》所據，墨守宋、元經說之糟粕，故學術價值自然等而下之。諸如此類的高下評判，林林總總而已為成說，顯示近代以來學者對於《大全》的見解，仍延續清代漢、宋對立的觀點，透過治學方法的對比，貶抑《大全》的學術價值，進而達到批判宋學、推舉漢學的目的。事實上，顧炎武（1613-1682）早已大力批判三部《大全》的編纂，更將明代經學衰弱的現象歸罪於此，其曰：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啟百氏儒林之續，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

5_{皮錫瑞於《經學歷史》一書，大力批判宋、元、明人之經學風氣，如其言：} 「宋人不信注疏，馴至疑經；疑經不已，遂至改經、刪經、移義經文以就己說，此不可為訓者也……宋、元、明人說經之書，若此者多，而實宋人為之俑始。」參同前註，「經學變古時代」，頁189-190。又曰：「且宋以後，非獨科舉文字蹈空而已，說經之書，亦多空衍義裡，橫發議論，與漢、唐注疏全異……故論經學，宋以後為積衰時代。」參「經學積衰時代」，頁198。 6_{日•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臺北：廣文書局，1979），頁 254。} 7_{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頁 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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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其為力矣！8 顧氏指出，明初朝廷飭資千萬官修《大全》，但纂修者僅將元儒之書照抄一遍，並未細加審訂，其輕率的態度，不僅降低《大全》的學術價值，士人為求得功名更不敢有異，在此前提下，明儒的學術成就僅是墨守宋、元儒經說之糟粕，因而明代經學自然趨衰不振，於是顧氏以「經學之廢，實自此始」一語，直指《大全》的纂修是明代經學敗壞的始作俑者。無獨有偶，在《明史•儒林傳》裡，纂修儒臣亦以「科舉盛而儒術微」9一語，將明代學術衰弱的原因，歸罪於《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成為科舉標準的負面影響。然就明代科舉而言，儘管《五經大全》較《四書大全》龐大，但由於《四書》為第一場必考的科目，五經則是只選一經應試即可，因而《四書大全》對明代士人的影響較《五經大全》來得深遠與關鍵，坊肆間也大量出現《四書》類的講章書籍，供學子應試之準備，對此，《四庫總目》表示：初與《五經大全》並頒，然當時程式以《四書》義為重，故五經率皆庋閣，所研究者，惟《四書》；所辨訂者，亦惟《四書》。後來《四書》講章，浩如烟海，皆是編為之濫觴，由漢至宋之經術，於是始盡變矣。特錄存之，以著有明一代士大夫，學問根柢，具在於斯，亦足以資考鏡焉。10 由於科舉第一場必考《四書》義，士子為了應舉而莫不看重《四書》，影響所及，遂形成《四書》重於五經的觀念。同時，科舉的推行，使得士子多以科舉講章為要，疏離對經書原典的探究，治經風氣由是而更加

8_{清•顧炎武，〈四書五經大全〉，收入氏著、清•黃汝成輯釋，《日知錄} 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中冊，卷一八，頁 1043。 9_{〈儒林傳〉云：「至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則二百七十餘年間，未聞以此名} 家者。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參見清•張廷玉等，《明史》，第24 冊，卷二八二，頁 7221。 10_{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第 1} 冊，卷三六，《四書》類二，「《四書大全》」，頁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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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壞，直至明中葉後，治經風氣方稍有所改變。11在此前提下，《四庫》館臣認為《大全》對明代學術的影響，不僅止於延續宋、元經說的層面，更重要的是，科舉講章取代了經學研究，更是造成明代經學衰弱的重要關鍵，於是《四庫全書》收錄此書的用意，乃具有借鑑的意味。綜上所述，前人從漢、宋對立與科舉影響的角度出發，將明代經學衰弱之因，導向明初三部《大全》的纂修，儼然已成定說，不過檢視這些說法，發現過去似乎看輕了《大全》與宋、元經學之間的承衍關係，僅批判「抄書」的陋習而未加細究其間的銜接意義。事實上，《四書大全》以元儒倪士毅（1303-1348）《四書輯釋》為藍本，再經增飾、調整而成，其間不但具有匯整宋、元諸儒經說的價值，更有著儒者道統傳承的使命思考，同時亦展現明成祖的治統思維與用意，在承上啟下之間，實具有關鍵性的地位，因而《四庫全書》於《四書大全》書前〈提要〉指出：惟是倪氏原書最為審要，其義理明備，采擇精醇，實迥出他家之上，則當日諸臣據以編訂，亦不為無因。且明世解《四書》者，如蔡清之《蒙引》、陳琛之《淺說》，其折衷是正，皆以此書為宗，故著之於錄，以見一代學校定制之所在焉。12 儘管《四庫總目》對《四書大全》採取負面的評價，收錄此書以示借鑑，但在書前〈提要〉裡，四庫館臣仍認為《四書大全》以《四書輯釋》為藍本有其獨到之處。同時，《四書大全》透過皇權之力，頒行於各級學校後，儼然已成一代學術教育的典範，非徒科舉功名之利祿功用而已，由此可見四庫館臣對於《四書大全》的評價，未必全然否定，只是揚抑之間，仍就明代學術、科舉層面立說，對於元、明之際的學術銜接與轉

11_{林慶彰指出，明中葉時期的漢學復興運動，為一種具有系統、全面性的學} 術活動，並成為清代學術的源頭之一。參見氏著，〈晚明經學的復興運動〉，《明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 79-145。 12_{清•紀昀等，〈四書大全提要〉，《四書大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205 冊，經部一九九，四書類，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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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未有深入的討論。職是之故，本文嘗試以回歸文獻的方式，透過《四書大全》的纂修及體系架構，梳理其間的發展脈絡，企圖從中探究《四書大全》在元、明之際的纂修意義。

二、《四書大全》的纂修背景

明成祖以靖難之名，行篡位之實，即位後，斥擁護惠帝（1377-?）之百官為奸臣，誅殺逾萬，殘酷至極。13其後雖推動纂修《永樂大典》、三部《大全》等典籍，似有功於學術，博得「稽古右文」之美名，卻也難掩背後的政治意圖。當明成祖下詔纂修《大全》時，業已即位十二年，就時空條件而言，與即位之初的「壬午殉難」有別，因而《大全》的纂修，除了以往認為是明成祖用來掩飾靖難之禍外，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理當還有其他纂修目的的可能性。此外，《四書大全》以《四書輯釋》為藍本，所代表的意義，也非僅是「抄書」的表象，事實上，《四書大全》的纂修，仍為《四書》注疏發展史中的一環，其意義更是值得關注。

（一）纂修緣起

明成祖下詔纂修《大全》的動因與目的，一般而言，學者多認為與靖難之役及明成祖〈御製序〉有關，如侯外廬（1903-1987）等主編《宋明理學史》指出：「明成祖朱棣，是一個凶殘酷毒的君主，但是在這場纂修《大全》的事業中，卻儼然以發揚道統的聖王兼教主面貌出現。」14 林慶彰先生認為：「成祖是要以修書來繼承道統；能繼承道統的，自然

13_{參見清•谷應泰，〈壬午殉難〉，《明史紀事本末》（臺北：三民書局，} 1985），卷一八，頁 206-219。 14_{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宋明理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下卷，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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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取得『正統』之地位……另一種動機，當然就像永樂元年（一四○ 三）修撰《永樂大典》一樣，也有澆平士人不平之氣的作用在內。」15陳恆嵩先生表示：「因此效法唐太宗、宋太宗之故技，藉纂修典籍來博取『稽古右文』的美名，也可以藉此消除士人對篡位之舉的普遍反感心理。」16李焯然先生亦言：「其目的是希望把自己塑造成儒家聖王的形象，以改變『靖難之役』給知識份子所留下的陰影。」17以上所舉可知，學者對於明成祖下詔纂修《大全》一事，不約而同指向明成祖想藉由修書，企圖修補得位不正及誅殺儒臣的殘酷事實，並在〈御製序〉中將自己塑造成聖王的形象，以宣示自己得位的正當性。這樣的推論，不無道理，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此時明成祖已在位十二年，國家處於相對穩定之狀；同時，明成祖即位後按時舉行科舉，強化士人依附新朝廷的心態，因而此時特別以纂修《大全》來籠絡士人，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應已無絕對地迫切性。不過，由於纂修《大全》是出於明成祖的旨意，因而從〈御製序〉中，確實可以看出明成祖一方面自稱「朕纘承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18，刻意泯除惠帝繼位的事實，同時又有意將自己納入古代聖王「以道治天下」19的行列裡，儼然將纂修《大全》視為自己行道的正當使命，不但加深了以治統收納道統的個人意志，同時也淡化了籠絡士人的層次意義。20

15_{林慶彰，〈《五經大全》之修纂及其相關問題探究〉，《明代經學研究論} 集》，頁38-39。 16_{陳恆嵩，《《五經大全》纂修研究》（臺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09），頁 21。 17_{李焯然，〈治國之道─明成祖及其「聖學心法」〉，《漢學研究》，第 9} 卷第1 期（1991.6），頁 214。 18_{明•朱棣，〈御製性理大全書序〉，明•胡廣等纂修，《性理大全》，收} 入《孔子文化大全》（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頁 11。 19_{明•朱棣〈御製性理大全書序〉云：「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 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參見同前註，頁9。 20_{陳逢源指出：「文中著重帝位『纘承』，比對朱熹〈大學章句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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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永樂十二年（1414）十一月，明成祖下詔表示：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編。二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仍命舉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纂修，開館東華門外，命光祿寺給朝夕饌。21 就下詔的內容來看，有三個面向值得注意：其一，《大全》的內涵屬性，包含五經、《四書》注疏之經學體系，以及周、程、張、朱等性理之言的理學體系，由此可知，宋代以來的經學、理學成就，實是三部《大全》內容的基調。其二，《大全》所採錄的經說內容，除傳注之外，更及於諸儒議論之言，提升宋、元諸儒的經說地位。其三，三部《大全》的編纂，具有學術典範的功能。這些面向所代表的意義，不僅涉及經學注疏的釐訂，更有著明初儒學尤重程、朱之學的價值取捨，於是明成祖下詔纂修《大全》，實是皇權對於學術制約的結果，並非單純用以籠絡士人、澆不平之氣為目的。而明初的儒學，自明太祖（1328-1398）起，程、朱之學已為顯學22，明成祖即位後，仍舊尊程、朱之學，故當永樂二年（1404）饒州朱季友進書謗毀程、朱之學時，不但旋即被黜，明成祖更下令焚燬其所著之文字23，由此可見明成祖對於程、朱之學的態度。

庸章句序〉列舉聖賢系譜，略去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道統』之傳，《四書大全》乃純就帝王世系以及遂行政教的思考，以『政』領『學』立場鮮明。」參見氏著，〈官學進程與詮釋脈絡：《四書大全》纂修體例芻議〉，《2010 年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南京師範大學， 2010.11.15-16），下冊，頁 836。 21_{明•楊士奇等，《明太宗實錄》，《明實錄》，冊 13，卷一五八，頁 1803。} 22_{陳寒鳴指出：「元、明之際，襄助朱元璋成就帝業的儒士多出自浙江金華，} 如宋濂、王禕、胡翰、蘇伯衡、許元、吳沉、章溢等……金華朱學的確堪稱洪武儒學的主流。」參見氏著，〈金華朱學：洪武儒學的主流〉，《朱子學刊》，1995 年第 1 輯（1995.12），頁 356。 23_{參見明•楊士奇等，《明太宗實錄》，《明實錄》，冊 10，卷三三，頁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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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七年（1409），明成祖編成《聖學心法》一書，雖仿效唐太宗（599-649）作《帝範》以訓太子，為帝王學之書，但內容仍取法乎六經與儒者之言，故明成祖於〈聖學心法序〉云：朕常欲立言，以訓子孫。顧所聞者，不越乎六經、聖賢之道。舍是，則無以為教，尚何言哉？故於幾務之隙，采古聖賢嘉言，編輯為書，名之曰《聖學心法》。以為上智，則生而知之。其次，則必學而後能。學之之至，則可以為聖人。學不至於聖人，則不足謂之學。然萬事必根於一心，先明諸心，力求其至，使本體之明，貫通透徹，無毫髮之蔽，裁制萬物，各得其宜，則體周而用備。以是為訓，或庶幾乎其可矣。24 此書的內容分為君道、父道、子道、臣道四類，為帝王學之架構，但明成祖認為古代帝王治天下之道存於經傳之中25，因而太子所學，必及於六經，故以「學至於聖、萬事根於心」儒家成德之學的概念命名，將儒學納入帝王學之中。不過，《聖學心法》所指的儒學，乃是歷代聖賢諸儒智慧之集合，但仍以濂、洛、關、閩為宗，故明成祖又自注云：古者列聖相傳，言雖非一，而理未嘗不同。堯、舜、禹之授受，曰「允執厥中」、曰「惟精惟一」，此萬世帝王之心法也。若湯之「建中于民」，武王之「皇建有其極」，孔子之「一以貫之」，子思之言「中和」，孟子之言「仁義」，又豈外乎精一執中之旨哉！下逮濂、洛、關、閩諸子，皆倡明道學，而究夫性命道德之原，探賾抉蘊，以續不傳之緒於千載之下，亦莫非明乎前聖之心法也。至若荀、揚、賈、董、韓、歐諸儒，其析經辨理，立言著論，有裨於名教者，今悉取其要，語類而集之。26

24_{明•朱棣，〈聖學心法序〉，《聖學心法》（臺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 印基金會，1978，明永樂七年內府刊本），頁 5-6。 25_{明•朱棣〈聖學心法序〉云：「朕惟古之帝王，平治天下，有至要之道，} 詒訓子孫，有不易之法，載於經傳為可見矣。」參見同前註，頁1。 26_{明•朱棣，《聖學心法》，卷 2，「君道上•學問」，頁 24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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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明成祖此自注之語，與程、朱學者所論相似，尤其借用朱熹（1130-1200）〈中庸章句序〉的「心法」概念，將古代聖賢相傳之旨，融攝於「精一執中」的心法裡，和〈聖學心法序〉所言萬事根於心之說，遙相呼應。其次，明成祖又借用堯、舜以降的道統、孔子以降的道學之二分概念27，外加荀、揚諸儒有益於名教之言，全數融於《聖學心法》之中，因而所論雖似於程、朱之學，但又非專主程、朱之說，凡是有益於名教，悉納其中，使得原本程、朱學者所倡明的道統之傳，轉而成為明成祖個人的治統之傳。由是觀之，永樂七年（1409）《聖學心法》一書的完成，標示明成祖企圖將道統納於治統的想法，有了初步的成果。於是永樂十二年（1414）明成祖下詔纂修《大全》，便是在此基礎上，藉由三部《大全》的編纂，一舉將經學與理學的道統全面涵攝在個人的治統之中，並將之推行於天下，達到以政領學的目的。

（二）疏解朱注的延續

元儒的學術取向，雖以尊朱為大宗，然亦非全然墨守成說而無所創獲，近人黃孝光先生〈元代的四書學〉28、王明蓀先生〈略述元代朱學之盛〉29指出，在元人的著作裡，不乏見到述朱、補朱、疑朱等不同層面的學術成果，尤其考訂名物，更展現出元儒嚴謹的治學態度。此外，在元儒的著作中，無論其立場是述朱、補朱或疑朱，經常採用「纂疏」或「旁通」的疏解方式30，因而「疏解朱注」的經說樣態，成為元儒解經的特色之一。

27_{宋•朱熹，〈中庸章句序〉：「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 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參見氏著，《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頁 20。 28_{參見黃孝光，〈元代的四書學〉，《木鐸》，第 7 期（1978.3），頁 223-289。} 29_{參見王明蓀，〈略述元代朱學之盛〉，收入氏著，《遼金元史學與思想論} 稿》（永和：花木蘭出版社，2009），頁 271-286。 30_{林登昱指出元人著作中，多有以此二種疏解方式命其書名，就內容而言，} 則包含了義理與名物訓釋兩種的疏解成果。見氏著，〈論元代經學著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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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朱門弟子而言，疏解朱注的風氣，肇始於黃榦（1152-1221）《論語通釋》一書的撰作。儘管《四書章句集注》在朱熹生前已流傳於世，但由於《集注》的文字簡約，初學者不易領略，為了讓朱注文字更淺顯易懂，方便初學者閱讀與朱學傳授，因而黃榦自嘉定十二年（1219）開始，融合了朱熹所撰之《集注》、《集義》、《或問》三書的文字，再加上自己多年來研讀的心得，嘗試為《四書章句集注》作注。31黃榦原本想要全面通釋《四書》，可惜生前僅完成《論語》的部分，不過《論語通釋》一書的形式及內容，卻也成為朱門後學疏解朱注時，所效法的對象以及徵引說法的重要依據。黃榦開風氣之先，影響了朱門弟子及後學對朱注的疏解方式，最常見的情形便是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底本，結合朱熹《文集》、《或問》、《語錄》中的言論，或再加上朱門弟子對於《集注》的見解以及自己的研讀心得，全面疏解朱注。雖不盡然每本著作都按此步驟而作，但整體而言，無論同意或修正朱熹注解，疏解朱注的方式，已成為南宋朱門後學及元儒注經時所採用的方法，影響所及，明初儒臣在編纂《大全》時，亦沿用這種方法，足見其影響及脈絡淵源之深，因而顧炎武援引元儒汪克寬（1301-1372）歷敘其間的發展脈絡，並加以補充說明：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之後，黃氏（黃榦）有《論語通釋》。而其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於真氏（真德秀），名曰《集義》，止於《大學》一書。祝氏（祝洙）乃仿而足之，為《四書附錄》。後有蔡氏（蔡模）《四書集疏》、趙氏（趙順孫）《四書纂疏》、吳氏（吳真子）《四書集成》。昔之

發展趨勢〉，《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8 卷第 2 期（1998.6），頁 88-89。 31_{宋•陳宓，〈論語通釋題敘〉云：「先生合文公《集注》、《集義》、《或} 問》三書而通釋之……然《集注》、《或問》間有去取之不同，發揮之未盡，先生追憶向日親炙之語，附以己意，名曰《通釋》，於是始無遺憾矣。」參見氏著，《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拾遺》，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第 1319 冊，集部，別集類，頁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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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病其泛濫，於是陳氏（陳櫟）作《四書發明》，胡氏（胡炳文）作《四書通》。而定宇（陳櫟）之門人倪氏（倪士毅）合二書為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頒之學官，而諸書皆廢。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章所刻《四書通義》中。永樂中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32 歷敘黃榦以下的簡明疏解發展後，顧氏認為時間愈後，疏解的文字也就層層疊疊愈龐雜，雖然《四書輯釋》「頗有刪正」，但其書亦不免有此現象，更甚者，《四書大全》的編纂，承襲《四書輯釋》一書，僅「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於是《四書大全》雖為後出，但卻非轉精，因而其學術價值自然備受質疑。話語之間，可以看出顧氏一方面批判《大全》的編纂，另一方面則順勢對元儒這種疏解朱注的方式，提出治學方法上的質疑。不過，《四書輯釋》的編纂所據，主要來自於胡炳文（1250-1333）《四書通》與陳櫟（1252-1334）《四書發明》二書，此二書雖亦為疏解朱注的著作，但卻是有意識地透過去蕪存菁的方式，企圖回歸朱熹注解用意的成果，因而就撰作目的來說，實具有推尊道統的意義，故元儒汪克寬於〈重訂四書輯釋序〉中云：比年以來，家自為學，人自為書，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爭奇衒異，竊自附作者之列，鋟於木而傳，諸人不知其幾，益可嘆矣！同郡定宇陳先生、雲峰胡先生，睹《集成》之書行於東南，輾轉承誤，莫知所擇，乃各摭其精純，刊剔繁複，缺略者足以己意。陳先生著《四書發明》、胡先生著《四書通考》，皆足以摩刮向者之敝。而陳先生晚年且欲合二書而一之，而未遂也。33

32_{清•顧炎武，〈四書五經大全〉，收入氏著、清•黃汝成輯釋，《日知錄} 集釋》，中冊，卷一八，頁1041-1042。 33_{元•汪克寬，〈重訂四書輯釋序〉，《環谷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集部一五九，別集類，第 1220 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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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汪氏之語，有兩個訊息值得注意：其一，因科舉施行而有商業利益考量下，坊肆間出現各種疏解朱注的著作，為求銷售，拼湊衒異，於是品質良莠不齊。其二，吳真子（1271-1368）《四書集成》廣為流行，但所輯之內容，未必合於朱熹注解之用意，且過於繁瑣，於是陳櫟與胡炳文基於徽州為朱熹祖籍之故，深有以道自任的宗族情懷34，以數十年的研讀心得，另撰作《四書發明》、《四書通》，改正《四書集成》之誤，以發明朱熹注解的用意。其後，倪士毅接續陳櫟的遺願，以《四書發明》為底本，融合《四書通》之說解，撰成《四書輯釋》一書，因而若只把《四書輯釋》視為眾多疏解朱注的著作之一，而不釐清其間的撰作意圖，則容易忽略此書具有推尊朱熹、表彰道統的意義。於是就內容而言，由於經過去蕪存菁的篩選，《四書輯釋》的學術價值，頗為後人所肯定。35更重要的是，從胡炳文、陳櫟、倪士毅的撰作態度，可以看出儘管疏解朱注的風氣方興未艾，坊間著作參差不齊，但朱門後學基於道統的使命，透過疏解朱注的方式，企圖從諸多說解中，辨析汰除不合於朱注之說解，逐步歸返朱熹注解《四書》的用意，於是對道統的推尊，實為這些朱門後學撰作的最大的意圖。其後，明成祖下詔纂修《大全》，明確宣示將諸儒議論之言納入《大全》之中，對於《四書大全》的纂修者來說，以《四書輯釋》為藍本，一方面有其便

4，頁 684。 34_{元•胡炳文云，「我輩居文公鄉，熟文公書，自是本分中事。今能使舟車} 所至，人力所通者，皆家傳而人習，斯道一大幸也。」參見氏著，〈答定宇陳先生櫟并辭求遺逸詔〉，《雲峰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集部一三八，別集類，第1199 冊，卷 1，頁742。 35_{清•朱彝尊，《經義考》載明•楊士奇所言：「朱子集注《四書》之後，} 儒先君子推廣發明之者，無慮數十家，而今讀《集注》者，獨資《集成》及此書為多，他不能悉得也。《集成》博而雜，不若此書，多醇少疵。」、又載清•萬授一曰：「由宋迄元，不下數十家。而義理明備，采擇精當，莫如道川倪氏之《輯釋》。」參見氏著、林慶彰等主編，《經義考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 9 冊，卷二五五，頁 4569-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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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之處，但同時也意謂著《四書輯釋》所展現的道統意識，已被纂修儒臣納入《四書大全》的體系之中。

三、《四書大全》的體系架構

《四書大全》自永樂十五年（1417）由禮部頒布後，官刻、坊刻、私刻不斷，同時亦傳入日本、朝鮮、越南等地。即便清代繼起，由《四書大全》衍生而出的訂正本，仍持續流傳著。官刻本由明代內廷司禮監下設的經廠負責刊行，故又稱「內府本」、「經廠本」。36而頒布天下後，《四書大全》成為學校教育的一環，其後又為科舉考試的標準，因而民間亦流傳有坊刻、私刻本的《四書大全》。在篇目安排方面，《四書大全》雖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倪士毅《四書輯釋》為基本架構，但纂修時也有所擴增與調整，大抵而言，《四書大全》的篇目安排，刻意突顯朱熹在《四書大全》中的指標性意義。與此同時，《四書大全》納入諸儒議論之言，因而在經注的結構上，形成「經―注―疏」三層的結構關係，雖形式為元儒疏解朱注的延續，但《四書大全》亦非全盤照抄，反而有意思索諸儒疏解與朱注之間的層次性關係，於是《四書大全》就大方向來說，看似為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內容的擴大37，但從細節上來看，《四書大全》卻有著自身的體系思索。

（一）篇目安排

《四書大全》的著錄，《明史•藝文志》載記曰：「永樂中敕修《四書大全》三十六卷」38，此處所載之《四書大全》，應為三十六卷之內府

36_{參見嚴佐之，《古籍版本學概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頁56。 37_{參見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宋明理學史》，下冊，頁 21。} 38_{清•張廷玉等撰，〈藝文志一〉，《明史》，第 8 冊，卷九六，頁 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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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本，但此本《四書大全》的篇目，則不見於此條目之著錄。不過，從《中國古籍善本總目》39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40的匯整來看，有關《四書大全》卷數及篇目的著錄情形，略有差異。大抵而言，內府本三十六卷的篇目與卷數為：「《大學章句大全》一卷、《中庸章句大全》一卷、《論語集注大全》二十卷、《孟子集注大全》十四卷」，由此來看，《四書大全》三十六卷內府本的著錄，是依類取其總數而言，即分為《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類，四類之中不再細分各類底下所包含的篇目及卷數，故為三十六卷。至於另一種內府本著錄的情形，則在此四類的架構下，細分出各類所包含的篇目及卷數，於是從原本的三十六卷，可細分成四十三卷，其篇目與卷數為：「《大學章句大全》一卷、《或問》一卷、〈讀大學法〉一卷、《中庸章句大全》一卷、《或問》一卷、〈讀中庸法〉一卷、《論語集注大全》二十卷、〈序說〉一卷、〈讀論語孟子法〉一卷、《孟子集注大全》十四卷、〈序說〉一卷」。比較特別的是，由於科舉考試盛行的關係，明中葉後的坊刻本，在內容上也有所調整，如明趙敬山刻本的《四書大全》，即在《論語》、《孟子》之後加上王應麟（1223-1296）《論語孟子考異》41_{的內容，其目的便是提供學子應舉模} 擬答題之用。內府本的《四書大全》，在《四書》的排序上，則依《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順序排列，此種排序方式，其來有自，大抵而言，乃純粹因為《大學》、《中庸》篇幅較小，書商為了刊刻方便而移於

39_{參見翁連溪編校，《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北京：線裝書局，2005），第 1} 冊，頁129-130。 40_{參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 327-329。 41_{《四庫全書總目》表示：「舊本題王應麟撰。凡注疏諸儒之說，與《集注》} 互異者，各為考訂。然應麟著作傳世者多，而此書諸家皆不著錄。今考所載，實皆採之《困學紀聞》中，蓋書肆作偽之本也。」參見清•紀昀等，「《論語孟子考異》卷二」，《四庫全書總目》，第 1 冊，卷三七，「經部•《四書》類存目」，頁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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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之故42，明初編纂儒臣遂因此而沿用之。不過，與《四書章句集注》相較，《四書大全》的篇目多了《大學或問》、〈讀大學法〉、《中庸或問》、〈讀中庸法〉四卷，此四卷的增加，雖沿襲《四書輯釋》的作法43，但《四書大全》在內容上也有所增刪調整，因而《四書大全》不全然盡依《四書輯釋》編排之內容。就《大學或問》與《中庸或問》來說，朱熹最初撰作之用意在於彰顯《四書章句集注》中的注解文字，《集注》文字簡約，而《或問》則用以明去取之意44，故《或問》與《集注》本存在相互參看的關係，不過之後《集注》屢修而《或問》不暇更定，故朱熹晚年多以《集注》為重。然而，受到疏解朱注風氣的影響，南宋末、元代刊刻《四書章句集注》時，經常將《大學或問》、《中庸或問》附於《大學》、《中庸》之後45，影響所及，倪士毅遂亦將之編入《四書輯釋》之中，其後明初纂修儒臣也習以為常，故編纂《四書大全》時，亦將《大學或問》、《中庸或問》附於《大學》、《中庸》之後，由此以見其間的延續性脈絡。

42_{參見陳逢源，〈道統與進程：論朱熹四書之編次〉，《朱熹與四書章句集} 注》（臺北：里仁書局，2006），頁 138。 43_{據顧永新的研究，透過現存諸版本《四書輯釋》的比對，《四書輯釋》初} 稿本已存有此四卷的內容。參見氏著，〈從《四書輯釋》的編刻看《四書》學學術史〉，《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3 卷第 2 期（2006.3），頁105-106。 44_{清•王懋竑云：「先生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訓蒙口義》，既而約} 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於縣官追索其板，故惟學者私傳錄之。」參見氏著，「四年丁酉，四十八歲，夏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朱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76-77。 45_{黃珅指出，現存宋、元刻本之《四書或問》，只見《大學或問》、《中庸} 或問》附於《大學》、《中庸》之後，不見《論語或問》、《孟子或問》，直至明弘治七年，《四書或問》方才又重新合刻。參見氏著，〈《四書或問》校點說明〉，收入宋•朱熹撰、黃珅校點，《四書或問》，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等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 6 冊，頁 493-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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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學或問》、《中庸或問》相較，《四書大全》中的〈讀大學法〉、〈讀中庸法〉，雖亦是沿襲《四書輯釋》的作法，增列〈讀法〉於《大學》、《中庸》之中，使之與〈讀論語孟子法〉等量齊觀，不過在內容上，卻重新調整與編排，故不盡然全依《四書輯釋》而具有變化。就《四書大全》而言，其間的〈讀大學法〉、〈讀中庸法〉，只選取朱熹對於《大學》、《中庸》的相關言論，但《四書輯釋》則是在朱熹的言論之外，另又增加二程及朱門弟子的言論，顯示《四書輯釋》的編排方式有意依照朱熹編列〈讀論語孟子法〉選取二程之言論的作法，以及受到疏解朱注的影響，因而加入朱熹及朱門弟子的言論，故其編排思維較具有原始性。然而，《四書大全》卻有意刊落二程及朱門弟子的相關言論，並重新編排選取朱熹對於《大學》、《中庸》的言論，內容已不同於《四書輯釋》，推究其用意，無非是有意標榜朱熹在《四書大全》中的宗主性地位46，因而《四書大全》的編排思維則較具有純粹性。

（二）

「經

―注―疏」結構

《四書大全》內容的編纂，一方面以朱注為宗，同時又要納入諸儒議論之言，為了讓體例統一又兼具標榜朱熹的地位，內容編排勢必有所取捨與調整，故纂修儒臣於〈四書集註大全凡例〉中表示：一、《四書》大書，朱子《集註》、諸家之說，分行、小書。凡《集成》、《輯釋》所取諸儒之說，有相發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凡諸家《語錄》、《文集》，內有發明經註，而《集成》、《輯釋》遺漏者，今悉增入。一、註文下，凡訓釋一二字、或二三句者，多取新安陳氏之說。47

46_{陳逢源表示：「增加《大學》、《中庸》篇幅，並補充朱熹指引讀法，有} 意求其篇幅均衡，以及有效引讀。」參見氏著，〈四書「官學化」進程：《四書大全》纂修及其體例〉，《長崎中國學會會刊：東亞漢學回顧與展望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創刊號（2010.7），頁 93。 47_{明•胡廣等纂修，〈四書集註大全凡例〉，《四書大全》，收入《孔子文} 化大全》（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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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二條凡例而言，可分成兩方面說明：其一，《四書大全》的經注體例。其二，《四書大全》的取材依據。就經注體例來說，為了區分經、注、疏三者之層次，《四書大全》首先以字體大小作為分判的標準，故曰「《四書》大書，朱子《集註》、諸家之說，分行、小書」。應說明的是，以內府本《四書大全》為例，四書經的字體最大，其次是朱熹注的字體，最末是諸家疏的字體，因而〈凡例〉所謂「朱子《集註》、諸家之說，分行、小書」，實際上是包含兩種不同字體，只不過相對四書經的大書文字來說，此二者皆是小書文字。此外，《四書大全》又以書寫位置之不同區分經、注、疏三者的層次意義。舉例言之，內府本《四書大全》中的四書經文字，頂格書寫，字體最大；朱熹注的文字，則是另起一行且低一格書寫，字體適中；而諸家疏的文字，則於朱熹注文字之下，分兩行小字書寫，字體為最小，透過字體大小及書寫位置差異的安排，纂修儒臣便初步區分《四書大全》中「經―注―疏」的結構關係。不過，《四書大全》仍承襲《四書輯釋》疏解朱注的形式，同時也保留「以朱證朱」的方法，故於諸家疏的位置裡，首列《四書輯釋》所採錄的朱熹《文集》、《或問》、《語錄》之文字，但《四書大全》對其他諸家疏解的材料，則在先後順序的排列上，略有調整，故此處與《四書輯釋》的編排順序不同。大抵而言，《四書大全》在諸家疏的編排方式為：首列朱熹《文集》、《或問》、《語錄》文字，其後再按時代先後，羅列朱門弟子、南宋諸儒、元代諸儒的相關言論。這樣的安排方式，陳逢源先生認為：「小注編排常以朱熹《語類》、《或問》內容為主，或是溯其學術淵源，或是摘錄用意所在；後文輔以弟子門人意見，最末則以『雲峰胡氏』、『新安陳氏』等元儒為結，前後次序井然。」48為了彰顯朱熹的宗主地位，因而《四書大全》刻意將朱熹提於前、諸儒列於後，以明學術淵源之先後主從關係。

48_{陳逢源，〈四書「官學化」進程：《四書大全》纂修及其體例〉，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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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取材依據方面，〈凡例〉指出《四書大全》以《四書集成》、《四書輯釋》為主要取材對象，間或增加部份諸儒於他處的言論，而這些眾多的材料，皆必須以合於朱注說解方能採錄，由此可見纂修儒臣有意透過眾多諸儒疏解的取捨，彰顯朱注解經的權威性地位。不過，從疏解朱注的發展脈絡來看，《四書集成》與《四書輯釋》之間，除了具有先後的發展脈絡關係之外，更重要的是，《四書輯釋》的成書背景，本是針對《四書集成》之誤而撰作，因而就學術價值而言，《四書輯釋》乃較《四書集成》更具有推尊朱注之純粹性，故《四書大全》以《四書輯釋》為藍本，為其必然的結果，並非如顧炎武所言毫無所擇的草率態度。於是纂修儒臣於〈凡例〉中，又列一條說明《四書大全》中對於朱注文字的字句說解，多採新安陳氏（陳櫟）之說，也就不足為奇了。然則，何以《四書大全》既以《四書輯釋》為藍本，同時又羅列《四書集成》一書為取材來源，推究其因，恐是《四書集成》一書在元代的流傳度頗高，纂修儒臣之中亦必然有人熟悉此書，因而成為纂修儒臣取材的來源之一。

四、道統與治統的思索

明成祖透過纂修《大全》，企圖以治統收納道統的想法，其來有自，不過纂修儒臣在篇目及內容的安排上，有意推尊朱熹、標舉道統，亦有脈絡可尋，因而《大全》雖為明初朝廷推尊程、朱之學風氣下的產物，但同時又具有道統與治統相互激盪、妥協的色彩，故楊榮（1371-1440）於〈恭題四書性理大全後〉表示：欽惟太宗皇帝臨御之日，宵旰孜孜，誕興文教，以斯道為己任。萬機之暇，嘗與儒臣論議，以為《四書》雖有宋儒朱熹為之《集註》，以便學者，然而群儒之說，頗有異同，純駁不一，至今幾三百餘年，紛紜楺雜，莫知適從。茲欲會而通之，去其駁而錄其純，庶幾聖賢之道昭然大明。臣榮忝居侍從，恭奉德音，於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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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謹率四方學者，彙以成編，上親商確，以定去取。書成，賜名曰《四書性理大全》，即以刊布天下學校。49 楊榮以纂修者的身份，回憶明成祖編纂《大全》的動機，從文中可以看出楊氏將明成祖纂修《大全》的政治意圖，掩飾在推尊程、朱之學的風氣下，故表面上明成祖欲「去其駁而錄其純」，表彰朱熹的學術成就，實際上是「上親商確，以定去取」，直白地道出明成祖欲以治統之力裁定道統內涵的想法，由此可見明成祖對《大全》編纂的影響力甚為重大。而三部《大全》的卷帙繁多，內容十分龐雜，然而卻不及一年就編纂完成，後儒每每責難纂修儒臣草率行事，實未必公允。事實上，《大全》之所以不及一年就編纂完成，仍與明成祖的態度有關，故談遷（1593-1657）於《國榷》中明確指出：「臨海陳燧常曰：『始欲詳，緩為之。後被詔促成，諸儒之言，間有不暇精擇，未免牴牾。虛心觀理，自當得之，不可泥也。』」50由「被詔促成」四字可以得知，明成祖真正的用意並不在於追求諸家說辭之釐定，而是藉由《大全》的編纂，展示個人治統權威凌駕於道統之上的影響力，故對於明成祖而言，《大全》的編纂在於追求速成而不在於學術之精當，於是《大全》的內容訛誤也就在所難免。《大全》編纂完成後，明成祖於〈御製序〉中，更清楚地展現以治統收納道統的想法，故〈御製序〉一開始便言：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為治也。下及秦、漢以來，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無善治，人不得以蒙至治之澤，可勝嘆

49_{明•楊榮，〈恭題四書性理大全後〉，《文敏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6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集部一七九，別集類，第 1240 冊，卷15，頁 237。 50_{明•談遷，《國榷》（臺北：鼎文書局，1978），第 2 冊，卷一六，頁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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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夫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殊，人之稟受於天者，亦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亂得失與古昔相距之遼絕歟？此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51 明成祖這一段〈序〉文，實包含兩個部分：其一，對於道的定義。明成祖首先指出道與聖王之間的關係為「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因此明成祖所謂的道，乃是指政教合一的聖王治統而言。52其二，對秦、漢以降更革的解釋。明成祖認為歷朝之所以盛衰更革頻仍，關鍵在於統治者沒有確切推行此道之故，於是自己身為明太祖之後的統治者，理當有責任使聖王之道推行於天下。如此一來，纂修《大全》一事，在這篇〈序〉文中，被明成祖定位成不得不然的聖王事業使命，實際上是明成祖個人治統欲望的展現。於是明成祖進一步論及此道與六經的關係，故又曰：切思帝王之治，一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六經者，聖人為治之跡也。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經之道不明，則人之心術不正，而邪說暴行，侵尋蠧害，欲求善治，烏可得乎？53 在「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的前提下，明成祖試圖將六經的道統納入聖王治統之中，因而宣稱此道既存於六經，更不外乎人倫日用之理，於是道、聖人、六經的關係是：「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應說明的是，此處所謂的「聖人」，並非專指孔子，而是古代聖王及孔子的總稱，雖孔子有德無位，但明成祖將之納入「聖人」行列，主要原因在於明成祖認為六經所代表的，就

51_{明•朱棣，〈御製性理大全書序〉，明•胡廣等纂修：《性理大全》，頁} 9-10。 52_{陳逢源指出：「《大全》之作，所謂之『道』，乃是純就帝王世系以及遂} 行政教的思考，關切所在，其實是『皇權』地位。」參見氏著，〈四書「官學化」進程：《四書大全》纂修及其體例〉，頁90。 53_{明•朱棣，〈御製性理大全書序〉，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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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聖人為治之跡，是就典章制度的層面立說。於是此處所謂的道，如同前面〈序〉文所言，為統治者政教合一的意思，因而六經所彰顯的，亦無非著重在教化的意義層面，順此以下，纂修《大全》不但是聖王事業，更具有教化的正當使命，故明成祖接著表示：「乃者命儒臣編修五經、《四書》，集諸家傳註而為《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者，去之。又輯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類編為帙。」54去取之間的依據，雖表面以六經聖賢之言為準的，但在道、聖人、六經的架構下，其標準無非專指明成祖的治統意志而言，與楊榮所稱「上親商確，以定去取」的意思不謀而合。由此可知，對明成祖個人而言，纂修《大全》的意義，乃在於展現個人的治統權力，企圖透過《大全》的纂修，合理化收納道統，並頒行於天下，達到以政領學的教化目的。相對於明成祖〈御製序〉，纂修儒臣所進呈的〈進書表〉55，就寫作完成之時間來說，不但早於〈御製序〉，更在內容上，有著不同的思維方式。大抵而言，〈進書表〉是就儒者的角度來撰寫，尤其是從程、朱之學的脈絡立說，因而對於纂修《大全》一事的看法，展現出儒者對道統之傳的殷切期盼，故〈進書表〉指出：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修，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治理者也。56 相較於明成祖將六經視為聖王為治之跡，纂修儒臣則延續程、朱之學的脈絡，將六經之道融入《四書》的體系中，並以《大學》八目之工夫統

54_{明•朱棣，〈御製性理大全書序〉，頁 12。} 55_{〈進書表〉雖為胡廣領銜進呈，但實際上內容為纂修儒臣陳道潛代擬。參} 見明•陳道潛，《淇園編》（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影印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清康熙九年刊本），卷一，頁1-4。本文所引之〈進書表〉，為求體例統一，仍以《孔子文化大全》本所刊為準。 56_{明•陳道潛，〈進書表〉，明•胡廣等纂修，《性理大全》，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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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之，於是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必須躬行窮經，如此才能彰顯六經之道，因而有別於明成祖以治統收納道統的方式，此處〈進書表〉則透露出以道統引領治統的氣魄。其次，對秦、漢以降更革的解釋，〈進書表〉仍以程、朱學者的角度立說，因而所重在於道統之傳的憂患意識上，故其又曰：自王道既衰，異說蠭起，燔烈秦火之餘，穿鑿漢儒之弊，其間存者不絕如絲，莫能究其指歸。一切趨於苟且，夤緣故習，鮮克正之。於乎！聖人之道不行，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而千載無真儒。遂令往轍之難尋，益發前修之永嘆。夫否必有泰，晦必有明。繇夫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著。57 程、朱學者一貫認為，孔、孟之後，道統便失其傳，直至中唐韓、李、北宋諸儒等人繼起，而道統之傳才又再度復明，這樣的道統憂患意識，尤見於朱熹〈大學章句序〉與〈中庸章句序〉中。隨著朱學的傳衍，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流傳更為普及，加上元儒疏解朱注風氣的影響，纂修儒臣自然將此種道統論述順理成章地放入〈進書表〉中，將道統之傳與六經之道緊密連繫一起，於是纂修《大全》對於儒者而言，遂成為繼承道統的不二法門。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區分道統之傳與道統之學自孔子之後二分的概念，表彰孔子雖不得其位，但卻延續了道統之學的功績，這樣的看法，亦被纂修儒臣運用在〈進書表〉中，故曰「聖人之道不行，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而千載無真儒」。從話語中可以看出纂修儒臣認為延續道統之傳，必須從兩方面著手，其一是行聖人之道，其二是傳聖人之學，在現實環境中，儒者的使命是發揚聖人之學，而聖人之道的推行，則有待明君來推動。在此前提下，纂修儒臣遂筆鋒一轉，接著歌頌明太祖、明成祖之功勳，並不忘勸諫君王要倡明六

57_{明•陳道潛，〈進書表〉，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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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以續聖人之道，故〈進書表〉又曰：「竊嘗觀之，周衰道廢，汲汲皇皇，以斯道維持世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為之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統如今日者。」58儘管〈進書表〉的內容不得不歌頌當權者，不過纂修儒臣也非流於表象的歌頌，在話語中適時加入儒者的勸諫，透過聖人之學與聖人之道的概念，巧妙將勸諫與歌頌融合一起，因而對於纂修儒臣來說，《大全》的纂修實為道統之傳的延續，只是儒者與君王在其間各行其事，相輔相成。

五、結語

《大全》的編纂與頒行，對於明代的學術影響甚鉅，除了後人以漢、宋之爭或科舉影響的角度批判外，學者也指出《大全》的編纂，對推尊程、朱之學有著關鍵性的意願，如侯外廬等主編《宋明理學史》表示：「《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的頒行，標志著朱學統治地位的最終確立。」59究其所以，一來《大全》的取材來源多是程、朱之學風氣下的學術成果，更重要的是，《大全》在匯整編纂時，亦有意推尊程、朱之學，於是《大全》成為推尊程、朱之學重要的典籍之一。本文透過分析《四書大全》的纂修背景及體系架構，認為《四書大全》雖以《四書輯釋》為藍本，但纂修儒臣非如後儒所稱「上欺朝廷，下誑士子」，而是透過編纂企圖彰顯朱熹的學術成就與地位。然而，《大全》的編纂亦受明成祖治統權力的制約，因而比對〈進書表〉和〈御製序〉的文字，亦能清楚地察覺道統與治統在其間的角力妥協，於是《大全》的纂修，實不能因抄襲及科舉講章標準而忽略其間的價值與意義。經由上述文獻的分析，於茲簡述成果大要：

58_{明•陳道潛，〈進書表〉，頁 19-20。} 59_{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宋明理學史》，下冊，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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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以來的《經學史》相關論著，對於《四書大全》的評價，仍受清儒漢、宋學對峙的影響，因而推尊《五經正義》而貶抑《四書大全》。事實上，此二書各有不同的經學發展脈絡，只以治學方法斷其優劣，恐未必公允。即便乾嘉之學風氣下的《四庫全書》，亦對於《四書大全》以《四書輯釋》為藍本，給予適度地肯定，因而本文認為應從《大全》自身的文獻語脈著手，方能釐清其間的纂修意義。（二）明成祖下詔纂修《大全》，實是有意透過治統收納道統，展示個人的治統權威，溯其淵源，則與永樂七年（1409）完成《聖學心法》一書的編纂有關，只不過《聖學心法》為帝王學之書，僅適用於太子，但《大全》的編纂，則是頒行於天下，其用意無非盡使天下讀書人皆臣服於個人的治統權威之下。（三）就《四書》注疏發展的脈絡來看，《四書大全》以《四書輯釋》為藍本，有其歷史的必然性，關鍵在於《四書輯釋》的成書背景，具有推尊朱熹、標舉道統的意義，因而被纂修儒臣選為取材的依據。不過，經由文獻的比對，可以察覺《四書大全》無論在篇目及內容上，也非全盤照抄虛應故事，而是透過體例的調整，企圖彰顯朱熹在《四書大全》中的宗主性地位。（四）比對纂修儒臣所撰之〈進書表〉與明成祖所撰之〈御製序〉，可以看出這兩篇文字各自透過纂修《大全》一事，闡述道統與治統之間的關係。就明成祖而言，無非證明儒家道統是可以被收編在個人的治統之中；但對於纂修儒臣而言，道統之傳的延續，有賴儒者與君王共同努力，因而《大全》的纂修，實為明成祖與纂修儒臣在道統與治統之間激盪、妥協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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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徵引書目與參考文獻

一、古籍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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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人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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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ing of Compiling

Encyclopaedia of the Four Books in Ming Dynasty

Chih-Wei Wang∗

Abstract

Encyclopaedia of the Four Books has not only become a segment of education and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but also affected all scholars since Yongle Emperor gave the edict of compiling this work. As time goes on, however, most scholars in Qing Dynasty thought that Encyclopaedia of the Four Books was the main cause of the decay of the academics in Ming Dynasty and then condemned the compiling staffs’ attitude. In fact, the purpose of compiling the work was to display Yongle Emperor’s own royal authority. The staffs, therefore, could not help but compile it quickly. Quick speed made many errors in the work. In this study, I will reveal the different thinking styles of Yongle Emperor and the compiling staffs through analyzing the editing background and framework of Encyclopaedia of the Four Books. Although Yongle Emperor longed for restraining the Succession to the Way (daotong) by the Succession to the Dominion (zhitong), the compiling staffs still tried to take Confucianist’s viewpoint to commend Zhu Xi. In fact, the process of compiling Encyclopaedia of the Four Books is the debate on the Succession to the Way and Succession to the Dominion.

Keywords: Encyclopaedia of the Four Books, Succession to the Way

(daotong), Succession to the Dominion (zhitong), Four Books, Zhu Xi

∗_{Adjunct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