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魔都到夢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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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秀萍同志情欲、異國離散與家國想像 135

從魔都到夢土：

《紐約客》的同志情欲、「異國」離散與

家國想像

*

曾秀萍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本文分析《紐約客》兩篇同志小說中性傾向與離散經驗、身分認同、家國想像間的關連，以補充當前離散研究偏重種族、國族而忽略情欲政治的傾向。紐約在白先勇筆下由「魔都」轉為「夢土」，成為離散同志的「安樂鄉」。「根」與「家」在此產生新的連結與辯證迴路，國族身分屬性與建構變得游移不定、內涵可疑。一向被國族論述所貶抑的情欲，反倒成為對國族認同最基進的質疑。但需注意在跨國越界積極意涵下所隱藏的危險，不僅是認同、文化的衝擊，更可能是關乎越界者的切身安危，在開拓迂迴、流動的認同策略中不可忽視現實的基礎。此外，小說流露救贖、淨化傾向及其對父親、原生家族的執著，恐有再度鞏固父權、中產階級價值之虞，值得進一步思考、商榷。關鍵字：白先勇、同志、紐約客、家國想像、離散 *_{本文原為〈跨時代／世代的越界流離：白先勇小說的「異國」離散與認同轉變〉之部份內容，最初發表} 於「白先勇的文學與藝術國際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所主辦，2008.10.17-18）。另一部份為〈流離愛欲與家國想像：白先勇同志小說的「異國」離散與認同轉變（1969-1981）〉，刊於台灣文學學報，14 期（2009）：171-204。本文為其續篇。感謝特約討論人張雪媃教授和匿名審查人惠賜諸多寶貴意見。通訊作者：曾秀萍，E-mail: [email protected] 收稿日期：2008/01/10；修正日期：2008/05/19；接受日期：200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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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同志情欲、異國離散與家國想像曾秀萍

壹、緒論

過去同志小說研究多集中於同志族群於臺灣的在地流亡，鮮少觀照其「異國」離散的面向；1_{而從事離散研究的學者則多從種族、國族、經濟等觀點出發，鮮少關注情欲認同與離散}

經驗的關連性，2_{然而，離散認同果真與情欲無關嗎？本文試圖以白先勇《紐約客》中的兩篇}

同志小說〈Danny Boy〉、〈Tea for Two〉為例，分析性／別、性傾向在離散經驗、身分認同與回憶、敘事等連結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探討其如何影響離散經驗與敘事形態？情欲傾向是否可能有別於其他社會面向，形塑個人的離散認同？3

倘若對位居主流地位的異性戀者而言，離鄉背井、空間地域、社會文化的改變，對其認同都已是重大的衝擊，那麼位處邊緣的同志又該如何面對「異國」離散的處境？〈Danny Boy〉、〈Tea for Two〉如何呈現同志族群從身心、情欲到家國、社會文化的多重離散，與〈謫仙記〉、 1_{本文針對同志小說所言的「異國」有雙重意涵：一、指不同於母國的其他國家；二、指以異性戀為主流} 的國度。因而同志小說在「異國」離散的涵意也至少有此雙重層次。而「離散」（diaspora）一詞或譯為「流離」、「族裔散居」、「族裔離散」，本指西元前六世紀，猶太人遭到驅逐、被迫離開家園，放逐到巴比倫和其他各地的狀態，成為猶太文化與政治敘事的主軸之一。因而離散的古典形式乃關係到受迫性遷移、放逐和一種繼起的失落感，這種感覺來自對歸返的無能為力。後來被應用到非洲人經由奴隸制度而移往美洲各地的大規模移動，透過非洲研究學者在 1960 年代的使用，「離散」一詞進入學術場域。對離散傳統模式的評論關注焦點在於把移動、遷徙與創傷結合，包含一股恆常的失落，以及對一個可得的家鄉之企盼。其重要特性是「歸返」的障礙，至少也存有一種困難。即便在歸返障礙被解除，其歸返行動也是不尋常的。近來對此詞的使用更廣，柯恩（Robin Cohen）根據撒弗蘭（William Safran）發展的框架，提供幾個條件：一、散播與分散；二、集體創傷；三、文化繁衍；四、與多數族群的關係不睦；五、跨越國家界域的社群感；六、促成歸返的運動。然而，並非所有離散族群都符合此些條件，因而離散族群的分類、條件與邊界依然是學界廣泛討論的課題。參見 Kakra Virinder S., Raminder Kaur, and John Hutnyk, eds. Diaspora and Hybridity, 陳以新譯，離散與混雜（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8），15-21。過去離散課題的研究多以種族、國族為出發點，近來有些學者開始關注離散與性別、性傾向間的關係，如前述《離散與混雜》第三章〈離散的性別界線〉和 Martin F. Manalansan IV, “Queer Interesections: Sexuality and Gender in Migration Stud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0.1 (2006): 224-249。目前國內較少學者涉及此課題，紀大偉於「帶餓思潑辣：《荒人手記》的酷兒閱讀」中曾以離散一詞對同志在現實與隱喻層面的意涵，載於中外文學，279 期（1995）：153-160。此外，社會學者趙彥寧的兩篇論文曾觸及此議題的思考「老 T 搬家：全球化狀態下的酷兒文化公民身分初探」，臺灣社會研究，57 期（2005）： 41-85，「往生送死、親屬倫理與同志友誼：老 T 搬家續探」，文化研究，6 期（2008）：153-194。劉亮雅，「在全球化與在地化的交錯之中：白先勇、李昂、朱天文和紀大偉小說中的男同性戀呈現」是眾多文學研究中對此面向著墨較多者，該文以各文本當中的性政治與種族、族群政治的交疊，闡明男同志小說中全球化與在地化交錯的狀態，載於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臺灣小說專論，劉亮雅（主編）（臺北市：麥田，2006）。本文將在這些研究基礎之上，思考情欲與離散族群認同間的關係。 2_{如侯作珍，「臺灣海外小說的離散書寫與身分認同的追尋──以六○到八○年代為探討中心」〉，文學新} 鑰，6 期（2007）：27-41；林家綺，「華文文學中的離散主題：六、七○年代『臺灣留學生文學』研究──以白先勇、張系國、李永平為例」（碩士論文，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2008）、林鎮山，「飄『萍』與『斷蓬』 ──白先勇和保真的『離散』書寫」，載於離散‧家國‧敘述：當代臺灣小說論述，林鎮山（主編）（臺北市：前衛，2006），107-137。 3_{此問題的啟發來自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試論中國流亡、女性主體、與記憶間的建構關係」所} 給予的啟發，載於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趙彥寧（主編）（臺北市：巨流，2001），203。此文將 diaspora 翻譯為「流亡」，對中國來臺的離散女性族群（即外省第一代）有非常仔細的田野調查與分析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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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之死〉的失根狀態有何不同？這些情欲越界的族群是如何跨越國族、種族、文化的多重邊界，展演此一跨地域、跨文化的圖譜？另一方面，過去的同志論述著重於青春鳥，而忽略中老年。〈Danny Boy〉、〈Tea for Two〉對中老年同志的描寫，又透露出哪些不同於青春鳥所面臨的課題？在《流離愛欲與家國想像：白先勇同志小說的「異國」離散與認同轉變（1969～1981）》這篇論文中，4_{我曾經指出：1969 年到 1981 年間為白先勇小說國族與地方認同的轉折期。由} 〈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孤戀花〉以及《孽子》等同志小說所再現的臺北、紐約地景、氛圍與人事變化，可發現其認同已由中國大陸轉向臺灣、臺北。此階段的臺灣雖有悲情卻也甜美，而另一個異域之城──紐約，卻是充滿黑暗危險之處。在此階段，其小說不只對紐約的描寫偏於負面情緒與記憶，也對美國的人事物充滿非正向的描寫，反映出流亡來臺的外省世代和孽子們對臺北與紐約不同的情感、記憶與認同，臺北已成了名符其實的家園、鄉土。本文將續探白先勇同志小說城市、國族認同的轉變，試圖追問：到了《紐約客》，其「異國」離散與家國想像有何不同？對紐約的描寫、認同有何轉變？同志情欲與離散、家國想像間有何關連？小說中所再現的跨國願景，在提供了新希望的同時，亦可能產生哪些矛盾與弔詭？

我認為《紐約客》中的兩篇同志小說〈Danny Boy〉、〈Tea for Two〉一方面提供了情欲身分與國族認同連結的思考面向，產生多重文化認同與家國想像的可能，另一方面卻也揭示了在跨國離散與全球「同盟」間所隱藏的危險；而其同志小說透露的救贖與淨化傾向，亦可能成為另一種迷思，值得進一步思考、商榷。以下分為四節討論：一、暗櫃裡的老靈魂；二、異域裡的「安樂鄉」；三、救贖與淨化下的家園想像；四、結語。

貳、暗櫃裡的老靈魂：同志教師的流亡之旅

在〈孤戀花〉、〈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與《孽子》中，臺北是同志心中名符其實的家園、鄉土，而在〈Danny Boy〉、〈Tea for Two〉中，臺北卻是流亡的起點，一個同志亟欲逃離的所在。〈Danny Boy〉裡的中年教師雲哥，便是在性向曝光後倉皇地逃離臺北，而紐約的流亡之旅則成為他認同與接受自我的最後旅程。雲哥的情欲認同恐怕是白先勇筆下的同志人物中最曲折坎坷的，他在臺灣本是個人人稱許、學生愛戴的模範老師，然而這樣孜孜不倦努力為人師表的背後乃是為了極力掩蓋他「內心一項最隱秘的痼疾」──「對那些大孩子的迷戀」。每年他總會暗戀班上一個最悒鬱、孤單的學生，日日夜夜背負著熱情與罪疚的煎熬，唯有在短短五十分鐘的課堂上看到這「青春的 4_{曾秀萍，「流離愛欲與家國想像：白先勇同志小說的『異國』離散與認同轉變（1969～1981）」，臺灣文} 學學報，14 期（2009）：17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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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同志情欲、異國離散與家國想像曾秀萍剪影」時能稍獲緩解，那便是他一整天「生存的意義」，然而那卻是個「咫只天涯遙不可及的幻象」：有時我領著全班朗讀課文，眾聲中我只聽得到他一個人年輕的聲音對我的迴應，那就是我跟他最親近的接觸，也就是我唯一獲得的片刻慰藉，直到下課鈴響，把我從暫短的沉溺中驚醒。直到學期末了，驪歌奏起，在我心中生根已久了的那個少年影像，驟然拔除，那一陣劇痛就好像胸口上的一塊皮肉被利器猛地揭起，而我心中那個孩子，從此便從我生命中消逝無蹤。他永遠不會知道，有一個人的心曾經為他滴血。（130-131）5 同性戀已是社會的禁忌，而這個「模範教師」竟是對學生產生了「非分之想」，更涉及了師生倫理，因而雲哥承受同性戀與師生戀雙重禁忌的煎熬。中老年同志對青少年的迷戀與模式在白先勇的小說中並不罕見，然而其內在掙扎、壓抑，卻是獨一無二的，因為他不僅生活在暗櫃之中，更懷著罪疚與自我否定，每每以「痼疾」、「邪火」等字眼敘述自我，難以接受自身的同性情欲；更令他恐懼的是即使年華漸老，但肉身的衰頹並不能熄止他心中熊熊的慾火──「每天我還得經歷煉獄中邪火的焚燒」。他不僅看不到希望、未來，更沒有可供憑弔的過去，若說〈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中的教主朱燄還曾有過他的「白馬公子」姜青、6_{《孽子》中的體育老師也有「情同父子」的籃球} 隊隊長，7_{盛公則有不少想當大明星的青春鳥「承歡膝下」，他們至少都還「曾經擁有」，或有} 個可供追憶的「美少年」，或曾擁有相處的機會（不論對方知不知悉其曖昧情愫），或擁有一群可以「講古」的青春鳥社群，在新公園尋找情欲的出口。而雲哥卻是完全將同性情欲封鎖，不僅無法對心上人傾吐，也沒有社群同伴可以相濡以沫，相對於《孽子》「黑暗王國」的青春鳥和老鳥，雲哥無疑是一隻「孤鳥」，課堂上的課文朗誦就是他與心上人唯一「親近的接觸」。他必須全力掩護，不讓任何人察覺他內心的翻攪，死守著這個「把人煎熬得骨枯髓盡的執迷」，讓它「一天天在腐蝕著心臟」。於是，他成了白先勇筆下壓抑最久、「出道」最晚的同志，年近四十才因一時衝動而「告白」： 5_{白先勇，紐約客（臺北市：爾雅，2007），以下引文將直接標明頁數，不另附註。} 6_{〈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裡朱燄曾說：「我咬緊了牙關對我的白馬公子說：『孩子，你一定要替我爭這口} 氣。』姜青是個好孩子，我實在不能怨他。…為了重拍《洛陽橋》，我傾家蕩產，導演他的時候，有一次，我把他的臉上打出了五條血印子來。可是有誰知道我心中多麼疼惜他？『朱燄的白馬公子』，人家都叫他。」白先勇，臺北人（臺北市：爾雅，1997），199-200。 7_{《孽子》：「第一次跟我到瑤臺旅社來的，是一個中學體育老師，北方人，…他說他那個北平太太是個好} 女人，對他很體貼，他卻偏偏不能愛她。他心中暗戀的，是他們學校高中籃球校隊的隊長。那個校隊隊長，是他一手訓練出來的，跟了他三年，情同父子。可是他卻無法對那個孩子表露他的心意。那種暗戀，使他發狂。」白先勇，孽子（臺北市：允晨，19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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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秀萍同志情欲、異國離散與家國想像 139 他雙手捧起作文簿遞給我，眼睛望著我，囁嚅的向我求情。他濕透了的頭髮上雨水一條條流到他的面頰。就在那一刻，我將 K 一把擁入懷裡，緊緊的摟住他那瘦弱的身子，我的臉抵住他濡濕的頭髮，開始熱切的對他傾訴我對他的愛憐、疼惜，一整年來對他的渴念、嚮往，不只是一整年，我是在訴說我積壓了十幾年來絕望的執迷，我懷中摟住的不是 K，是那一個個從我心中拔除得無影無蹤的孩子們。…他去告了校長，他說「吳老師精神錯亂了。」沒有說錯，韶華，那一刻，我想我真的瘋掉了。（132-133）也因此雲哥觸犯學校「第一禁條」犯下「悖德的醜行」，這「醜行」雖被冠以「精神錯亂」之名，卻是白先勇同志小說中唯一的「告白」場景，這場告白宣示著雲哥的出櫃，卻也被視為出軌，雲哥不得不在倉皇中逃離臺北。然而即使到了紐約，這場「告白」對他而言無疑還是「悖德的醜行」，所以他隱姓埋名、銷聲匿跡，「必須斬斷過去，在泯滅掉記憶的真空中，才能苟活下去」。相較於龍子被放逐紐約的 1960 年代，雲哥 1985 年所置身的紐約一樣「龐大而又冷漠無情」，中央公園也一樣的「蠻荒」，雲哥宛如另一個龍子般處在「分裂的世界」裡，一方面在暗無天日的地下室工作，另一方面在中央公園摸黑進行著「集體噬人的儀式」。然而不同的是，此時紐約已面臨愛滋威脅成為「死亡之都」，死亡的陰影幾乎無所不在：不論是「在人擠人的酒吧裡，在肉身碰撞的土耳浴室中，還是在公園叢林的幽深處」，「都可以敏銳的感覺到牠那吼吼的存在」。但情欲無法得到安頓的雲哥卻和其他人一樣猶如「中了蠱的群族，在集體參與這場死亡的遊戲」。甚至在得知他也成為帶原者後，下意識裡反而「還期望著這一天的匆匆來臨」，以提早結束「這荒蕪而又顛倒的一生」。從這些自白與自述中，可察覺雲哥初到紐約時也還無法接受自身性傾向的種種，縱使能和中央公園的人以肉體相互取暖，但他卻依然沒有歸屬感，其關鍵或許不在家鄉與異鄉之別，而在於這「顛倒的一生」中，竟是「荒蕪」的！他無法接受自己「連一次也沒活過」──從未曾跟自己心所繫的少年彼此相屬（即使如〈遊園驚夢〉連守寡的錢夫人也「活過那麼一次」）。因而當他再次聽到〈Danny Boy〉這首古老的愛爾蘭民謠時，深深地觸動他的內心：唱到半夜，美麗安宣布，她要唱一首〈Danny Boy〉收場…那晚美麗安唱得特別動情： But when ye come and all the flow'rs are dying,

If I am dead, as dead I well may be,

You'll come and find the place where I am lying, And kneel and say an “Ave” there for me.

韶華，那首古老的愛爾蘭民謠我曾聽過多次，但那晚美麗安那微帶顫抖的悽惋歌聲，卻深深觸動了我自己的哀思，我哀輓我心中那些一去不返的孩子，他們帶走了我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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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我的生命。

〈Danny Boy〉這首歌在小說裡不僅是「哀悼所有愛滋亡魂的輓歌」，8_{更是首哀悼中老年}

同志的歌曲，雲哥看似哀輓著那些「一去不返的孩子」，其實更是哀輓著自己再也喚不回的青春、生命，在喚不回的青春、生命裡飽含他苦苦壓抑的情感，因而這首歌毋寧也是首情歌，〈Danny Boy〉裡還有句歌詞是：Danny boy, I love you so──，9_{這句小說未引的歌詞，正如同}

其潛藏在心裡無法對少年們說出口的情愛，道出了像雲哥這般深情卻無處話淒涼的中老年同志心聲。雲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渴望與絕望間無盡輪迴」，卻「過盡千帆皆不是」的心境，竟可能是《紐約客》裡最符合卷首題詞：「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之悲愴感的一個「遊子」──不曾有人與他同時存在、同情共感。因為他不只遊蕩在他鄉異國，更是飄蕩在「異性戀國度」。對他心儀的少年而言他只是過客，這份癡情無人能解，更無人領受，不論在時間軸上，空間軸上他都是空虛的存在。因而在發病前，雲哥便選擇以自殺來了結荒蕪的殘生，卻也在這絕望的當口遇到轉機，自殺獲救後，他在愛滋互助機構「香提之家」當義工，遇見了他渴盼一生的 Danny Boy。香提之家專門收容一些「無家可歸的末期病人」，因而它不只是「中途之家」，也是「終途之家」。相較於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和廣漠陰森的中央公園充滿了死亡的威脅與恐懼，這裡的「終途之家」非但沒有死亡的陰影，小說敘述中還充滿祥和之氣。同樣是多種族的場景，小說敘述 8_{參見劉俊，「跨越與救贖」，載於紐約客，白先勇（主編）（臺北市：爾雅，2007），241。} 9_{〈Danny Boy〉的歌詞全文是：}

Oh Danny boy, the pipes, the pipes are calling, From glen to glen, and down the mountain side The summer’s gone, and all the flowers are dying 'Tis you, ’tis you must go and I must bide

But come ye back when summer’s in the meadow Or when the valley’s hushed and white with snow 'Tis I'll be here in sunshine or in shadow

Oh Danny boy, oh Danny boy, I love you so.

But when ye come and all the flow’rs are dying, If I am dead, as dead I well may be,

You'll come and find the place where I am lying, And kneel and say an “Ave” there for me.

And I shall hear, tho’ soft you tread above me And all my dreams will warm and sweeter be If you'll not fail to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I'll simply sleep in peace until you come to me. I'll simply sleep in peace until you come to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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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秀萍同志情欲、異國離散與家國想像 141 一開始的混雜、衝擊不見了，如龍子般越界流離的衝突也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和諧的美感。不僅各種族互助合作，黑人的形象由中央公園裡的餓狼變成白衣天使，雲哥也因照顧愛爾蘭裔的少年 Danny 而不再感到孤單，能平靜的面對死亡。對雲哥而言，不僅是因為照顧更脆弱的丹尼而讓他產生力量，更是透過照顧讓雲哥獲得一段專屬於他的「關係」，使他自以為荒蕪又虛無的人生，終也有了愛的內涵與踏實感，他感覺到：我失去的那些孩子好像一下子又都回來了，回來而且得了絕症垂垂待斃，在等著我的慰撫和救援。…望著床上那個一身千瘡百孔的孩子，我的痛惜之情竟不能自己。那晚獨行在聖馬可廣場的風雪中，我感到我那早已燒成灰燼的殘餘生命，竟又開始閃閃冒出火苗來。（138-139）透過照護而產生與過去的連結、重啟新生，是白先勇（同志）小說常見的模式，但除了情感、慾望的投射、轉移等共同點外，雲哥和其他照顧者（如：龍子、傅老爺、阿青）不同之處在於：由於從不曾擁有，所以他希望獲得一段專屬關係的渴望更高。不僅要愛，而且要能將這份愛給出去、付諸實踐，才不枉此生。由此看來，縱使過去雲哥似乎愛過許多少年，毋寧只是更多錯過的遺憾與創傷；他只能單戀，其情感愛欲不被孩子們需要，而現在這孩子需要他的「慰撫和救援」。一種被需要的滿足，無須再迴避悲憐的眼神、熱切的關愛，讓他「奮不顧身，到了狂熱的地步」，照顧丹尼的兩星期是他「一生最緊張最勞累的日子」卻也是他「一生中最充實的十四天」，只因他擁有了屬於他的 Danny Boy。在寫給表妹韶華的書信中，雲哥不斷地強調「『我的』Danny Boy」，10_{這種修辭在白先勇的同志小說中頗為少見，代表了} 一種對情感關係的專屬、佔有與宣示；換句話說，不同於其他照顧者無私的付出，雲哥更須要一種私心的佔有。因而〈Danny Boy〉除了顯而易見的愛滋關懷外，11_{毋寧也同時思索著中老年同志的未來，} 當青春消逝、情感無著時，在缺乏原生家庭支持、社會資源、國家律法保障後，又該如何面對自己的人生？讓我們注意到其實不只是青春鳥被放逐，年華逐漸老去的老鳥也依然「在最深最深的黑夜裡，獨自徬徨街頭、無所依歸」，他們又該何去何從？也因此在〈Danny Boy〉 10_{小說中有多段如此的敘述，如 134、140、143 頁等等。} 11_{由於白先勇親身參與許多愛滋防治座談、募款等活動，如〈防治愛滋──醫學治療 vs.人文關懷〉座談} 會，而且二十年來持續撰寫多篇專題報導，如：〈世紀末最大的挑戰──愛滋病對人類的襲擊〉、〈醞釀中的風暴──愛滋（AIDS）在臺灣的蔓延〉、〈山之子──一個愛滋感染者出死入生的心路歷程〉，上述專文均載於樹猶如此（臺北市：聯合文學，2002），358-383、327-340、341-345、346-357。不論在文章中或座談會上，白先勇多次公開呼籲、強調：愛滋病人也是人，不應在同性戀、異性戀族群問題上糾纏。因此〈Danny Boy〉、〈Tea for Two〉中的愛滋議題很容易引人注目。然而，若只從人道主義關懷角度出發，也可能淡化對同志處境的特殊理解，容易令人產生迴避的疑慮，因而本文特別強調其愛滋與同志污名的雙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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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同志情欲、異國離散與家國想像曾秀萍中，白先勇選擇讓中老年同志發聲，透過一封自白的書信，讓其直抒胸臆，重新省視過往的人生困境並思考突破僵局的可能，而且不只是和社群之內的人對話，也是和社群之外的韶華對話，展現走出暗櫃，彼此跨越與理解的可能。在這封書信長長的獨白裡，第一次的對話出現在「香提之家」的護士對雲哥說：「你現在不能走，還有人需要你的照顧」，這一道「聖諭」開啟了雲哥在紐約跨越人我界線的可能，至此雲哥才融入社群，並和另一個天涯淪落人產生對話與情感交流，消除了他者與自我的界線，雲哥不僅跨越了異國流亡的認同困擾，還因此接受自我，在另一個異鄉人身上找到情感的寄託與安定的力量。雲哥「為愛瘋魔，因病得救」，「愛滋」與「愛的滋潤」在小說中相互表裡，讓他「荒蕪又顛倒的一生」得到滋養，病與愛的界線消除並產生新的可能。因為這段專屬的情感關係，即使丹尼病逝了，雲哥在自述裡卻沒有多大的遺憾，反而有一種滿足，即使他也面臨死亡的威脅，但「那曾經一輩子嚙噬著我緊緊不放的孤絕感，突然消逝」，「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孤絕感，在此化為「前所未有的寧靜」。不論愛滋病友或中老年同志的未來，小說思考給予的答案毋寧是看似簡單，其實也最難的「愛與被愛」，尤其在「同志無祖國」與愛滋歧視的雙重困境裡。白先勇在〈Dannny Boy〉中不拘泥於一國之內，將希望的觸角延伸到國境之外讓暗櫃同志卑微卻重要的願望終也如願以償。一個平凡的願望，或許可在離鄉背井後繞道而行，透過無國界的愛與互助得到實現。在此基礎之上，〈Tea for Two〉展現了另一種「世界大同」的願景。

參、異域裡的「安樂鄉」：同志離散與家國辯證

「安樂鄉」本是《孽子》中的重要場景，乃是青春鳥和老鳥在臺北合力經營的同志酒吧，然而幾經記者、群眾偷窺，終究關門大吉。而這個寄託同志情感與願景的小天地，在白先勇筆下於紐約還魂。在〈Tea for Two〉裡，以「羅」這個留美後定居紐約的「臺北人」為第一人稱觀點，敘述以 Tea for Two 酒吧和 Fairyland 餐廳為中心展開的同志社群生活與情愛故事：

Fairyland，一週七天天天滿座，排隊都要排上個把小時，但一些「歡樂男」、「歡樂女」開始幽會總喜歡約在這裡。由於東尼本人是華人，引來不少亞裔的「歡樂族」，日裔、韓裔、泰國幫、菲律賓幫都有。當然，也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歡樂炎黃子孫。因此，幽會的情侶，東西配特別多。東尼說 Tea for Two 是「東方遇見西方」的最佳歡樂地。（152）

若〈Danny Boy〉因雲哥的流亡與愛滋籠罩的陰影，敘事腔調中仍帶有不少哀輓、愁緒，那麼〈Tea for Two〉便是從深受死亡陰影籠罩的「gay bar」到名符其實的「歡樂吧」，從篇名到小說內的中英文使用可窺見其意涵。〈Danny Boy〉和〈Tea for Two〉是白先勇首度以英文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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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題取代中文篇名的小說，相較於《臺北人》以〈遊園驚夢〉、〈一把青〉、〈孤戀花〉等中國古典戲曲、現代歌曲、臺語歌曲為題，其篇名的訂定與歌曲的選擇，不僅代表了地理空間與文化脈絡的轉變，也可窺視其從小說到個人認同的混雜與轉變。

而〈Tea for Two〉雖以英文名篇，但在內文中幾乎刻意選用中文來取代英文詞彙，如通篇使用「歡樂吧」取代「gay bar」，取 gay 意涵中歡快之解，因而全文充滿了諸如「歡樂男」、「歡樂女」、「歡樂族」、「歡樂地」、「歡樂天國」、「歡樂魂」等用語，honey 也翻成較少見的「蜜糖」，白先勇刻意運用這些中文語境裡並不常見的字眼詞彙，無疑是希望在小說語境中強調其歡樂氣氛、渲染其甜蜜的氣息，擺脫過去悲情的色彩。

相較於《孽子》中時時受到公權力、媒體暴力威脅與異性戀偷窺的同志酒吧「安樂鄉」， Tea for Two對各國的青春鳥、老鳥而言不僅是真正的「安樂之鄉」，讓他們擁有不受拘束、自在開懷的空間，也是「東方遇見西方的最佳歡樂地」。換言之，這裡不只是個商業資本運作下的場所，還是個「遇見愛情」的「仙境」。在這個異類空間裡，產生種種異質混雜的可能性，不僅食物、酒菜、擺設呈現「東西配」的特質，主要人物的伴侶組合也無一不是「東西配」的狀態：酒吧、餐廳的負責人是一對男同志伴侶──東尼為華人，而大偉是俄裔猶太人，菲律賓人費南度則是金諾的伴侶、日裔第三代的仔仔和歌劇院導演米開蘭基諾配對，而羅和中美混血兒安弟在此邂逅、成家，「黑裡俏的臺山妹」黑珍珠和德州來的百合是對拉子，可以發現白先勇在「配對」上煞費苦工，刻意打破種族、國族和階級的界線，旁及不同族裔和離散背景者；這也是白先勇小說中，男同志與女同志首度「同臺演出」，足見白先勇在強調「歡樂」之餘，也著重破除各種疆界，不只是外部疆界，還有同志族群內部的分野。這種混雜的狀態，固然體現了紐約為名符其實的「大熔爐」，12_{更重要的是和小說所展現} 的酷兒情調相表裡。小說一改《孽子》裡的晦暗，以鮮明的色調再現這個自成一格的「新安樂鄉」：酒是富有同志意涵的彩虹酒、東尼和大偉家中不僅「東西配」，更充滿繽紛的童話色彩，極力營造光彩斑斕的景象和東西融合的美感。而這種酷兒情調不只在物質層面，更在彼此的對話、表演之中。如在酒吧裡大偉和東尼以絕佳的默契演繹男男版的《Tea for Two》踢躂舞片段，戲仿五○年代電影中的男女主角桃樂絲黛和戈登麥克瑞共舞的著名橋段，引得觀眾呼叫歡騰，異口同聲地歡唱〈Tea for Two〉這首老歌。不僅兩位男主人有性別越界的表演，眾人的合唱也改寫異性戀版的〈Tea for Two〉腳本，召喚出以 Tea for Two 酒吧為中心的同志社

12_{在《紐約客‧後記》中，白先勇寫到剛到美國的前幾年落腳紐約，閒暇之餘，「便在曼哈頓上四處遊蕩，} 踏遍大街小巷，第五大道從頭走到尾。紐約曼哈頓像棋盤似的街道，最有意思的是，每條街道個性分明，文化各殊，跨一條街，有時連居民的人種也變掉了，倏地由白轉黑，由黃轉棕。紐約是一個道道地地的移民大都會，全世界各色人等都匯集於此，羼雜在這個人種大熔爐內，很容易便消失了自我，因為紐約是一個無限大、無限深，是一個太上無情的大千世界，個人的悲歡離合，飄浮其中，如滄海一粟，翻轉便被淹沒了。」（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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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同志情欲、異國離散與家國想像曾秀萍群與主體。這種酷兒歡騰的氛圍不僅止於酒吧，更延伸到私領域中，進一步呈現敢曝（camp）招搖的姿態：擺在中間一張放大的黑白照，是個赤身露體十來歲的男孩背影，男孩圓滾滾的屁股翹得高高的，背景是一片湖水，燦爛的陽光把湖水都照亮了。大偉笑咪咪的指著那張照片說，那是東尼在紐約州上面的奇普西參加童子軍露營時，他偷偷替東尼拍下來的。我們都湊近去看，仔仔指著東尼那張圓滾滾的翹屁股驚呼道：「哇！這張屁屁迷死人哩！」「這就是我迷戀他四十年的主要原因，」大偉頗自得的嘿嘿笑道。「你的也不差喲！」那座肉山導演伸出他那熊掌似的大手在仔仔的後面摩娑了一下，摸得仔仔咯咯的騷笑起來。（165-166）以一張露出屁股的照片，放在臥房正中央，凸顯了臥房除了睡覺之外，進行親密關係、性行為的功能性。不僅不避諱眾人的「參觀」，還引以為豪，而觀者也藉此相互調笑，這不但是白先勇小說性暗示與性展演最顯著的一回，也是最具愉悅／逾越性的一次：「講講你們的『第一次』吧！」仔仔促狹道，我們都鼓譟起來。… 大偉說他們兩人上初三那年暑假參加童子軍夏令營，在奇普西的一個森林裡露營，他和東尼睡在一個帳篷裡，而且睡在一起。「睡到半夜，我突然感到一團暖呼呼圓滾滾的肉屁股湊了過來──」「別聽他胡說，」東尼急忙打斷大偉的話，「真相是這樣的：那晚我已經睡著了，突然一隻手伸進我褲子裡亂摸一陣，把我弄醒了。」大偉繼續興致勃勃的描述他和東尼的「第一次」。他說那晚他和東尼藉故出去小便，爬出帳篷兩人連跑帶跳穿過一片野杉林，飛奔到湖邊去。…「我們兩人就在湖邊的草地上，脫得精光─嚄，我敢說，那晚整個湖都在翻騰呢！」… 「我敢打賭，你們兩人那時毛還沒有長齊呢！」仔仔笑著調侃道。… 大偉說那整個夏天他和東尼都在狂熱做愛，兩人趁人一不注意就溜出去親嘴打野炮。有時兩人鑽進山洞裡，有時爬進排水溝裡，…那是他們一生最難忘懷的一個夏天，兩個人，同一天，度過了十五歲的生日。（169-170）東尼和大偉在軍事教育性質濃厚的童子軍露營開始了他們的「第一次」，也是白先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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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在同志小說中正面使用「做愛」一詞，將「露營」轉化為名符其實的「露淫」，13_他們「爬

出帳篷」到處「打野炮」，被規訓的身體翻轉為越界的身體，逾越男性社交的界線成為愉悅的「男性性交」，也逾越了性交的「標準」場地，有時「鑽進煽動、有時爬進排水溝，在月夜裡「脫得精光」、在湖裡「翻騰」。〈月夢〉中纏綿湧翠湖畔卻也不幸早逝的美少年在此還魂，東尼、大偉兩人從十五歲相伴到老，〈月夢〉的「曾經擁有」在〈Tea for Two〉裡終於成為「天長地久」，合演了一齣名符其實的《四十年來了又過去》：偉和東尼兩人手攙手走到蛋糕面前，倏地向我們一鞠躬，你一句我一句連唱帶做，表演了一齣迷你歌舞劇：《四十年來了又過去》。大偉：蜜糖，我足足聽了你四十年的打鼾聲，東尼：甜心，我也足足聞了你四十年的響臭屁。大偉：我為你洗了四十年的髒廁所，東尼：別忘了我也替你洗了四十年的髒襪子髒內衣。… 東尼：甜心，四十年我何曾忘記每晚親一下你的大雞雞！東尼突然伸一隻胖拳頭一拳打到大偉胸上，恨恨唱道：有一點、最可恨，老山羊看見漂亮孩子就流口水色迷迷！大偉趕快摟住東尼的肩膀涎著臉唱道：可是蜜糖，最後我還不都是乖乖回來擁抱你的胖屁屁！大偉、東尼合唱：四十年來了又過去，為甚麼我還跟你廝混在一起？因為我們同年同月同日生，兩人在一起，真有趣。大偉和東尼還沒演唱完，我們老早笑成了一團。…大家笑著笑著不約而同一齊拍手唱起了〈Tea for Two〉，於是很自然的，大偉和東尼，兩人一齊甩手、一齊翹屁股，跳起他們的踢躂舞來。（171-172）這齣歌舞劇更是充滿酷兒露淫的精神，把生活瑣事煞有其事的以高調、誇張的歌舞劇方式演出，並把各種原本被視為穢物的東西編寫入詞，「臭響屁」、「髒內衣」反成了甜蜜的表徵；全然不避諱的以「大雞雞」、「胖屁屁」這些男性性器官與性暗示大做文章，以下半身的 13_{此處借用紀大偉和葉德宣的翻譯。葉德宣在「兩種『露營／淫』的方法：〈永遠的尹雪豔〉與《孽子》} 中的性別越界演出」〉中題為「露淫」，又譯為「敢曝」，「乃取其『擺姿態』涵意中搔首弄姿、誇大造作、玩世不恭且不畏旁人側目的戲劇性意象…側重其反布爾喬亞／雅端莊身體美學的猥褻意涵」，見中外文學，312 期（1998）：84-85。紀大偉在《酷兒啟示錄》中將 camp 譯為「露淫」，意指：「故意露出淫相，三八不要臉地。露淫出自法文『se camper』」，指『擺出姿態』，後來轉化成英文的 camp，在當代西方酷兒／同志文化之中非常常見。在多數人的想法中，每種人／事／物都有『理當如此』的模樣──不過，如果妳／你別出心裁，讓人／事／物不以『理當如此』的面目出現，就有資格成為露淫的一員。…露淫是酷兒／同志享受幽默感的方式之一。」參見紀大偉（主編），酷兒啟示錄（臺北市：元尊，1997），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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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耍，隱隱批判標榜上半身思考、壓抑肉體歡愉的偽善社會；把「獨樂樂」化為「眾樂樂」，兩人親密關係的表述變成一場召喚群體的嘉年華。

這些極力凸顯的嘉年華場景與歡樂的氣氛，也與後來的災難形成強烈的反差。但不同於《臺北人》式今昔之比的落差與無可挽回的撼恨，〈Tea for Two〉中雖也經歷安弟意外身亡、羅的崩潰不告而別，更經歷愛滋風暴、傷亡慘重，歡樂吧人事全非無以為繼，但縱使有這些今非昔比、物換星移之嘆，歡樂吧的精神已從有形的場所、聚會、生活場景中，融注到生死大事的哲思中，即使在臨終前，大偉依然以歡樂的口吻撫慰眾人：「歡樂族」昇天後便成了「歡樂魂」，又可在「歡樂天國」聚首。並在臨終前大開筵席讓眾人痛快的吃喝，送他們跳踢躂舞上天堂，一份自信、昂揚的生命姿態從生前延續到死後。

因而〈Tea for Two〉雖是白先勇小說中死亡事件和死亡人數最多的一篇，卻是最有希望與尊嚴的一篇，受愛滋襲擊而離去的親友也都如「陣亡將士」；而東尼與大偉則是選擇在「尋根」之旅後，一齊自殺結伴上歡樂天國，重溫他們年少時露營／露淫的舊夢，那才是屬於他們倆的「Fairyland」。〈Tea for Two〉不僅創造了「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巧合，更編織了幾經流離遷徙還能「白頭到老」、「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一段佳話，比《孽子》裡的「龍鳳神話」更具傳奇與希望、夢想，呼應其 Fairyland 的仙境色彩。在這個異域的「安樂鄉」中，不論是國族認同或個人的情欲認同課題都被淡化，眾多中老年同志雖幾經戰亂流離、輾轉遷徙多處，卻少有認同障礙，唯一例外的反倒是最年輕的中美混血兒安弟：安弟叫我羅大哥，他說他很高興終於找到了一位中國哥哥。…安弟對我說，他一直有著身分認同的困擾，大概他幼年時他與他的中國母親便遭到他美國父親的遺棄，所以他覺得他身體裡中國那一半總好像一直在飄泊、在尋覓、在找依歸。我把安弟緊緊摟入懷裡，撫摸著他那一頭柔順的黑髮，在耳邊輕輕說道：「安弟，讓我來照顧你一輩子吧。」（162）安弟搬進來與我同住後，我才開始有了「成家」的感受，…春風撩動著安弟一頭墨濃的黑髮，面對著坐在花叢裡的這個美少年，我心中充滿了憐惜，恨不得將安弟幼年時遭父遺棄所受的委屈統統彌補起來。對安弟，我是在溺愛他。（174-175）由於被美國父親遺棄，讓安弟始終認為從母親那裡繼承的「中國」命脈飄泊而無所依歸，直到遇見羅，才終於找到他的「中國哥哥」，兩人定情同居始有「成家」之感。而羅雖是「大哥」，卻也「扮演父親」，從〈青春〉、〈月夢〉到〈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孽子》裡一直延宕、未完成的中老年同志與美少年間「哥弟關係」與「父子之愛」終於有了美好的結局。有趣的是：安弟視羅這個「臺北人」為「中國哥哥」，而羅則「恨不得將安弟幼年時遭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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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秀萍同志情欲、異國離散與家國想像 147 遺棄所受的委屈統統彌補起來」，若以國族寓言的方式解讀，那麼羅這「臺北人」成了「中國」的替代，並且以「扮演父親」的方式彌補「美國父親」的缺席，同時也接收了「中國母親」所給予的意義（安弟的母親將安弟鄭重的託付給羅時，也象徵了某種國族位置的連結）。然而這些意義之所以能縫合乃建立在（羅對於安弟）「溺愛」的基礎之上，換句話說，在小說裡國族認同被情欲關係所置換，「成家」的重要性遠遠超越了國族。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父系所代表的美國，安弟這個中美混血兒似乎更認同母系的中國，朱偉誠曾論證《孽子》中的怪胎情欲與國族認同間的關係，有一部分乃是透過母親中介，14_{在安弟身上這模式也依然存在，只是由《孽子》中的臺灣母親，變成中國母親。但《孽} 子》中阿青所認同的是卑賤逃亡的母親，而安弟認同的則是母親貴族後裔的身分，由於曾外祖母曾「奉召到熱河行宮參見過慈禧太后」，因而他念茲在茲的是有朝一日「到中國熱河的承德去拍攝滿清王朝的避暑山莊」。這沒落貴族的身分即使歷經亡國之痛，輾轉遷徙臺灣、美國卻依然被高度強調著。不僅是安弟母親一再津津樂道於母系家族「近乎神話的傳說軼事」，並強調安弟身體裡「流著中國人的『藍血』」。而且小說中不斷強調他們母子講得一口「標準中文」：葉吟秋女士是位長相高雅，談吐溫文的婦人，尤其是她那一口京片子，悅耳中聽。安弟雖然只會說一些簡單的中文，但標準的發音卻是從他母親那裡學的。…她眉眼間的一份貴氣，大概是她正黃旗的老祖宗代代相傳下來的。（173-174）一個中美混血兒、一個臺北人卻都在彼此身上找到「中國性」，那便是──「標準中文」。相當不同於《孽子》描述新公園播音臺所發出的「咄咄逼人的京腔」，〈Tea for Two〉不論是對安弟母子標準中文發音、京片子的注目或是貴氣的強調，甚至從安弟用標準中文自我介紹的那一刻起便產生石破天驚的改變、扭轉了彼此一生的命運。這種近乎誇張浪漫化的描寫背後，固然凸顯了他鄉遇知音的驚喜，但也流露出從發音與血統純正性的執迷。這些「優良傳統」是他們即使幾經遷徙，流離臺灣、美國仍「代代相傳」的。因而小說中對安弟身世再三強調的是其旗人貴族血統的「藍血」，而非「混血」，是其「標準的發音」，而不是「一些簡單的中文」。然而需注意的是旗人也非正統的「中國人」，中文也非旗人的母語，他們也曾長期被大漢民族主義者視為「異族」。故而這些「中國化」的符碼都是再建構的，強調其「標準」的同時，或許也將忽略其混種、雜化、遷徙流變的過程。白先勇用滿清末裔這沒落貴族象徵中國正統性，與其說是擺脫不了中國國族認同與想像共同體的糾纏，毋寧說是更擺脫不了家族血統的 14_{朱偉誠，「（白先勇同志的）女人、怪胎、國族：一個家庭羅曼史的連接」，中外文學，312 期（1998）：} 47-66；及其續篇「父親中國‧母親（怪胎）臺灣？──白先勇同志的家庭羅曼史與國族想像」，中外文學，350 期（2001）：10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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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同志情欲、異國離散與家國想像曾秀萍迷思──尤其對貴族或上層階級而言。再證諸大偉、東尼不斷強調其顯赫的家族史，不難發現白先勇這個貴族後裔雖可跨越國族、種族的疆界，卻難以擺脫家族傳統幽靈式的召喚，即使所謂「傳統」也是可疑的與可變異的。因而縱使酷兒孽子已可在外「成家」，而這無生殖性的家「無根絕後」地顛覆了傳統家庭定義，但安弟依然要「尋根」──到中國熱河的承德去拍攝滿清王朝的避暑山莊。東尼和大偉生前最後一趟旅程，也名之為「尋根之旅」，重新造訪上海：很難想像六十年前八月十六日的那一天，我和你們胖爹爹雙雙同時來到這個世上，誕生在這座古堡式的法國醫院裡。…我對東尼說：「說不定我們一出世就睡在一起了呢，可能你就睡在我的旁邊，大概我那時已迷戀上你那張可愛的胖屁屁了！」上海又擠、又髒，連中國飯還不如紐約的好吃，可是我們偏愛這個城市，因為這是我們兩人的出生地，我們對它有一份原始的感情。我終於找到我父親從前開的那家餐廳「卡夫卡斯」了，現在變成了一家擁擠骯髒的公共食堂。… 你們胖爹爹對上海的記憶比我更深了，他到了上海一直在奮亢的狀態中，我還擔心他過度興奮，身體吃不消，誰知他精神格外好，不肯休息。…我的上帝，上海的公廁髒得驚人哪！我與胖爹爹兩人都給臭昏了，差點暈倒在廁所裡，不過，感謝上天，我們總算活著回到了紐約。（202-203）但東尼與大偉的「尋根之旅」所尋的並非家族之根，而是兩人「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醫院、出生地與成長經驗的回憶等等浪漫愛情的最初。這趟有別於安弟想望的「尋根之旅」，也質疑了「根」的想像與定義，不見得是種族、國族或家族的，而可能是個人的、情感的（否則大偉豈不是該重回俄羅斯，甚至探尋其猶太血統的根）；而所謂「最初」、「起源」的根，又豈是這些漂泊離散的族裔所能尋到的？值得注意的是：不論他們對上海有怎樣「原始的感情」、擺脫不了的「尋根」夢想，紐約才是他們的家──「感謝上帝，我們總算活著回到了紐約」。在此，兩人相伴終老的「家」是更勝於「根」的。這樣的狀況放在羅身上就更為明顯了：我在臺北的父母親本來盼望我在美國一念完書就回去的，父親在臺灣有一家蒸蒸日上的大企業，他鼓勵我念企管就是希望我學成回去幫助他，…母親卻另有打算，她經常提醒我：都已經三十出頭了！她在敦化南路三六九巷看中了一層公寓，三房二廳，五十坪，我回去成家住正好。當我告訴父母親我在紐約找到了一份好差事，暫時不會回臺北，當然令他們大失所望。我不忍心告訴他們，我遠走美國就是要逃離臺北，逃離臺北那個家，逃離他們替我安排的一切。我根本無法告訴他們，是在紐約，我找到了新生，因為在 Tea for Two 裡，我遇見了安弟。（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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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秀萍同志情欲、異國離散與家國想像 149 羅的留學、工作、乃至定居美國，都是為了「逃離臺北那個家」，逃離父母所安排的異性戀成家立業的標準化模式，逃離原生家庭對同志的壓力與壓迫。已有論者指出，性傾向成為國際遷徙直接或間接的動力，這種「性遷徙」不同於有些移民為了生殖繁衍所做的考量，乃是透過跨國遷徙促使酷兒認同與主體性的實踐。15_{因而羅揮別了臺北的家，在紐約找到新生，} 這一切都是因為安弟──一個情欲投射對象的存在與情欲實踐的可能：在紐約成家。因此，當他面臨安弟被搶、橫屍地鐵站的意外衝擊後，雖暫時逃離了紐約這個把安弟吞噬掉的「惡魔城市」，「逃離那群鬼影幢幢的摩天大樓」，然而，當他多年後重拾記憶、要把「斷裂的過去銜接起來」時，連結與回返的並不是臺北，也還是紐約。若說雲哥在生命將盡時，在紐約找到屬於他的 Danny Boy，卻依然是個異鄉人與「紐約客」，但在〈Tea for Two〉中這群離散的同志在紐約「成家」立業、落地生根，從「紐約客」變成了「紐約人」，紐約是他們身心最終的依歸。「根」與「家」在此有了新的連結與辯證的迴路，在「離」的面向之外，也開起了「散」的積極性意義，而此處的「散」毋寧是以怪胎家庭為依歸的，紐約則從龍子眼中黑暗陰森的「魔都」16_{轉為「夢土」成為同志們的「安樂鄉」，} 相當程度改寫了《孽子》裡郭老的慨嘆：「總是這樣的，你們以為外面的世界很大麼？有一天，總有那麼一天，你們仍舊會乖乖的飛回到咱們自己這個老窩裡來。」（5）在《紐約客》裡的青春鳥和老鳥，不一定得飛回新公園這個老窩，他們已在他方有了新的家園。在這兩篇小說裡凸顯了一個嚴肅的課題：這些多半失去原生家庭奧援的中老年同志，該如何面對疾病與死亡？不論是自己的死亡，還是伴侶的死亡。在愛滋與死亡面前，無種族、國族、性別、性傾向、人我、貴賤之別，人人是平等的。至此，國族、種族疆界都不再重要，「家」──不論是親密伴侶之家或社群之家──毋寧才是白先勇小說中最關注的核心。值得一提的是，這樣的現象雖在同志小說中尤其突出，然而在其他小說裡也相當值得注意，如〈謫仙記〉的李彤、〈芝加哥之死〉的吳漢魂，也都是在「失家」之後「失魂」。或許在白先勇筆下跨國離散並不一定會成為問題，但去國離鄉，是否還有一個可以「散居」、寄託的「家園」才是問題核心。因而其小說中的海外華人非死即瘋，關鍵的因素或許不是國族認同，而是家園認同。白先勇雖關懷民族文化課題，但其小說對國族的質疑很早便開始（如〈安樂鄉的一日〉），17_{若能與同志小說合觀當可更明顯的看出其人其作對相關議題的思考。}

15_{Martin F. Manalansan IV, Queer Interesections: Sexuality and Gender in Migration Studies, 224-249.} 16_{白先勇在《紐約客》〈後記〉中寫道：「紐約是一個道道地地的移民大都會，全世界各色人等都匯集於} 此，羼雜在這個人種大熔爐內，很容易便消失了自我，因為紐約是一個無限大、無限深，是一個太上無情的大千世界，個人的悲歡離合，飄浮其中，如滄海一粟，翻轉便被淹沒了。…當時我把這篇小說定為《紐約客》系列的首篇，並引了陳子昂〈登幽州臺歌〉作為題跋，大概我覺得李彤最後的孤絕之感，有「天地之悠悠」那樣深遠吧。接著又寫〈謫仙怨〉，其實同時我也在進行《臺北人》系列，把時間及注意力都轉到那個集子去了，於是《紐約客》一拖便是數十年，中間偶爾冒出一兩篇，可是悠悠忽忽已跨過了一個世紀，「紐約」在我心中漸漸退隱成一個遙遠的「魔都」，城門仍舊敞開，在接納許多魚貫而入的飄蕩靈魂。」（212-213） 17_{參見曾秀萍，孤臣‧孽子‧臺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說論，283-288 中第八章第二節：「我是『中國人』？} ──『紐約客』的猶疑與認同焦慮」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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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救贖與淨化下的家國想像

不同於其他小說中海外華人跨國遷徙後非死即傷／瘋的景況，白先勇的同志小說往往透露了一股於異地獲得救贖、開展新生的可能，不論從中國到臺灣，抑或從南島到東西洋；換言之，同志竟是這些離散族群裡最有可能開枝散葉的。這固然可說是白先勇特地為在「異國」漂流的同志「留下一線生機」，但更重要的或許是同志無祖國的狀態，反而讓其打破國族認同的絕對性，接受混雜與差異，在情欲流離的同時，也鬆動認同的本質與固著，跨越省籍、階級、種族與國族疆界，開展新家園認同的可能性與家國想像的流變性。

相對於《臺北人》終篇〈國葬〉感嘆一個時代／世代的消逝，《紐約客》的終篇〈Tea for Two〉則是預言另一個時代的開始與到來，許給同志一個美好的未來。白先勇從早期的憂國，轉變到近期的憂民，從對華人的觀照，延伸到世界其他離散族群的關懷，打破國族邊界，直指人心。而其在〈Tea for Two〉裡展現的和樂願景不僅是「大同」世界，同時也隱含了世界大同的理想：老有所終，少有所養。因而在〈Danny Boy〉〈Tea for Two〉裡，愛滋非但不是危機，而是轉機，讓大家不分彼此、族裔的相互扶持、照護，因而小說裡中西文化融合的傾向大於中西文化衝突，18_{兩代之間與異／同性戀和解的氛圍大於衝突。但在看似希望和樂的敘事腔調背} 後仍有些課題值得深思。首先，已有論者指出這些小說中的救贖傾向，19_{白先勇本人也再三強調同志救贖的重要} 性，在〈第三性、原罪與救贖〉這篇訪談中他表示：同性戀若能被救贖的話，救贖的力量就是愛。這種愛，包括異性戀的愛情，也包括同性戀的愛，以及親情或其他一切愛的概念。這一種跨越異性戀的『大寫』的愛，才是當代世界最大的一種教贖力量。…同性戀者本身個人都要尋求自己救贖的方式。各種外在的、枝枝節節的東西恐怕都不是最決定性的問題，最關鍵的是個人自己的救贖。」20 而白先勇果真在小說中創造了一些救贖的契機與圓滿的結果，讓同志在流亡、離散的處境中看到另一種可能。即或悲觀宿命，卻也不至於絕望；或覓得相愛相伴的人得以「成家」，或擁有相互扶持的社群、怪胎家族，或者透過照顧弱小，產生移情作用得到自我救贖，而最終則尋求（替代）父親、母親的支持認同或照護。 18_{陳今屏，「白先勇《紐約客》系列小說研究：1964~2003」（碩士論文，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2008），} 142。 19_{劉俊，「從國族立場到世界主義」、「跨越與救贖──論白先勇的“Danny Boy”」，兩文均載於紐約客，白} 先勇（主編）（臺北市：爾雅，2007），1-12，227-243。 20_{林幸謙，「第三性、原罪與救贖─白先勇談同性戀者的時代挑戰」，文學世紀 3 卷，8 期（20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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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秀萍同志情欲、異國離散與家國想像 151 然而弔詭的是：救贖的前提毋寧是有罪疚的，其他的小說或許沒有救贖的希望，但也沒有負罪的問題，那麼為何同志小說會一再強調救贖呢？觀察白先勇同志小說的流變，可以發現在早期的〈青春〉、〈月夢〉、〈寂寞的十七歲〉或中期的〈孤戀花〉、〈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中，其同志主體即使含蓄曖昧，卻倒也理直氣壯，沒有絲毫的恥辱感或罪疚感。但到了《孽子》、〈Danny Boy〉其羞恥感與罪疚感卻驟然加劇，若說乃因《孽子》難脫父親的眼光，那為何〈Danny Boy〉裡形同孤兒的雲哥又是情慾認同最艱難的呢？而即使是〈Tea for Two〉這篇最具光明與希望的小說，還是不脫救贖的色彩，可見這罪疚是原罪式的。為何同志的救贖需要特別被強調呢？在給予希望的同時，是否也存在著某些矛盾呢？對照白先勇過去與最近的意見，他認為「同志是天生的」並對自己的同志身分、認同感到自信，21_{那為何近來小說涉及相關議題時，他總不忘強調救贖的面向呢？難道是《孽子》以} 降的性交易令其主人翁們感到不潔與羞恥嗎？但對照其他觸及性工作的小說，不論是〈孤戀花〉或〈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卻少見類似的負面情緒與評價，若此癥結是否就是同性性交本身？因而即使小說不斷觸及性交易與雜交等課題，卻也充滿了「潔淨化」的傾向與淨化不去的焦慮。不論是具有罪疚意識強烈的《孽子》，或是同志認同主體確切的〈Tea for Two〉，不論是島上的青春鳥，抑或是異鄉的「紐約客」，「救贖」與「淨化」同時存在，兩者互為表裡、相互連結：從阿青深層的污穢感，無法忍受連最聊得來最正派的俞先生都對他有性慾，22_到龍

子即使一再被騙，也明知「引狼入室」的危險，還是義無反顧地照顧病痛的孩子；乃至雲哥幫 Danny 洗澡、清洗穢物，是洗淨少年從內到外的瘡傷，更是洗滌自己由內而外的創傷與罪疚；連愛滋病發身亡，也要強調雲哥是「走得最乾淨的一個」。

即或是〈Tea for Two〉也以浪漫化的情調，包裝著這種潔淨化的傾向：「Tea for Two 沒有迪斯可，也從不放硬搖滾」，即使跳舞也「都是貼面舞，最多插幾曲拉丁的恰恰和倫巴」，「比起格林威治村那些狂野的『歡樂吧』來，多了幾分雅馴和溫柔」（158）。從舞蹈、音樂到燈光，〈Tea for Two〉一再凸顯其與其他狂野歡樂吧的不同，重點不只在硬體，更在心態──「到 Tea for Two的『歡樂族』，尋找羅曼史多於一夜情」，羅在 Tea for Two 邂逅安弟時剛好就「坐在酒吧檯那顆心的尖端」，其隱藏的「重情」傾向更不言而喻。對照 Tea for Two 結束營業後，羅對新酒吧「End Up」表現了更明顯的好惡： 21_{參見曾秀萍：「從同志書寫到人生觀照：白先勇談創作與生活」，載於孤臣‧孽子‧臺北人：白先勇同} 志小說論，335-351、林幸謙，「第三性、原罪與救贖─白先勇談同性戀者的時代挑戰」，文學世紀 3 卷，8 期（2003）：23-31、何榮幸，「忠於自己寫《孽子》同志運動已有成」，中國時報，2008 年 10 月 5 日，第 A8 版。 22_{白先勇《孽子》：「俞先生恐怕是我遇見的這些人中，最正派、最可親、最談得來的一個了。可是剛才} 他摟住我的肩膀那一刻時，我感到的卻是莫名的羞恥，好像自己身上長滿了疥瘡，生怕人碰到似的。我無法告訴他，在那些又深又黑的夜裡，在後車站那些下流客棧的閣樓上，在西門町中華商場那些悶臭的廁所中，那一個個面目模糊的人，在我身體上留下來的污穢。」白先勇，臺北人，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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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洗好澡，換上乾淨衣服，便步行到第八大道去，我去尋找 Tea for Two… 原來亮黃色的霓虹招牌不見了，卻換上紫巍巍 End Up 兩個大字。我遲疑了一下，推門進去，迎面沖來一流震耳欲聾的硬搖滾，…整間酒吧變成了空蕩蕩的一個大舞池，心形的吧檯也被拆掉了，…四面牆上那些老牌明星照統統無影無蹤，幸虧他們把嘉寶的玉照也拆走了，「歡樂女皇」受不了這份噪雜。牆上換上大幅大幅壯男半裸的畫像，陽具和臀部的部位畫得特別誇大。硬搖滾敲打得如此猛烈，好像虛張聲勢在鎮壓、在掩蓋甚麼。…我繞到後面去找 Fairyland，餐廳已改裝成電視間，牆上一面巨大的螢屏幕正在放映男色春宮，一群赤身露體的漢子交疊在一堆，在拚命重複著同一個動作。…Fairyland 不見了，Tea for Two 被銷毀得連半點遺跡都尋找不到。（185-186）

浪漫的「雙人茶」世界被「End up」所終結，充滿仙境色彩的 Fairyland 也變成放映男色春宮的所在，此刻的歡樂吧充滿了肉體，卻是個無心的所在──「心形的吧檯也被拆掉了」。從店家的命名，乃至對音樂、燈光的描繪，不難看出其從天堂墮入地獄之感。一方面雖然凸顯其重回紐約人事全非的失落，但另一方面這失落卻也充滿了隱藏的道德評判，狂野與浪漫，肉體與心靈再度形成對立。Tea for Two 酷異招搖的姿態終是以愛情為依歸，誇張的肉體與慾望還是難被主角所認同。

我認為這不僅是對往日記憶的懷念而產生今不如昔之嘆，更重要的或許還在藉由主導的敘事聲音來區隔社群內部的差異，透過各種次文化來凸顯 Tea for Two 的獨特性，淡化同志賣淫、性濫交的刻板印象與愛滋的連結。然而這樣的潔淨化傾向，是否隱藏了對各種性少數位階的評判與危險呢？23_{如同《孽子》中的男妓主角們對同樣從事性交易的長老和三水街么兒也}

懷有嘲諷的眼光與評價，是否社群內部依然是無可避免的排除與層級區分？是否破除各種國族、種族、階級的疆界，挑戰了家庭的組成結構，最終還是需要保留最後的底線：一份天長地久的愛情關係和「家庭」（不論原生家庭或怪胎家庭）顛撲不破的核心價值──專情與倫理？

是以〈Tea for Two〉縱使擺脫了罪咎與恥辱感，對父親的認同也已由原生家庭與父權秩序的「陽物父親」轉向同志的「肛門父親」，24_{同時也曲曲折折地認同母親，}25_{然而仍舊脫離不} 了各種父親的籠罩：黑珍珠有三個爹地：親生父親、胖爹爹、大爹爹，大爹爹與胖爹爹也視 23_{關於臺灣同志運動與同志研究上潔淨化現象與危險，請參見趙彥寧在「臺灣同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一個關於文化生產的分析」，載於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趙彥寧（主編）（臺北市：巨流，2001），90-92 與曾秀萍，孤臣‧臺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說論，和黃道明，「從玻璃圈到同志國：認同形構與羞恥的性/別政治──一個《孽子》的連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62 期（2006）：1-36。 24_{「陽物父親」、「肛門父親」是張小虹在「不肖文學妖孽史──以《孽子》為例」一文中所提出的說法，} 載於怪胎家庭羅曼史，張小虹（主編）（臺北市：時報，2000），27-73。 25_{如朱偉誠於，「（白先勇同志的）女人、怪胎、國族：一個家庭羅曼史的連接」，47-66及其續篇「父親中} 國‧母親（怪胎）臺灣？─白先勇同志的家庭羅曼史與國族想像」，中外文學，350 期（2001）：106-123 與拙作孤臣‧孽子‧臺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說論所做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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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秀萍同志情欲、異國離散與家國想像 153 羅等為孩子，而羅一方面得「化身」為安弟的「監護人」，26_{另一方面還要寫信給臺北的父親} 告解：二月十二日的晚上，我正在擬稿寫我一生中最難下筆的一封信，向父母報平安，對他們告白，和盤托出我這幾年的遭遇經過。這封信我磨到半夜還只起了一個頭，突然珍珠打電話來，她的語調急切而嚴肅，只簡短的說：「羅，請你馬上過來，到大爹爹、胖爹爹家，他們有要緊事要交代你。」（199）羅這封隱而未現的書信，是白先勇小說中首度向父親出櫃的舉動，然而這場對陽物父親的告解，依然被肛門父親的雙亡所打斷，這種敘事的「中斷」又再一次地以延宕的方式「終結」這棘手的問題。相對於給子輩的一封信──〈寫給阿青的一封信〉早已寫就多年，27_對父親的告解無疑遲來許多，這延宕了二十年的一封信又談何容易，依然透露了對父親難以擺脫的牽掛與牽絆。不管在故鄉或異國，白先勇同志小說中的「父親」似乎成了一種無可替代的救贖，不論其在不在場，不論是在原生家庭或怪胎家庭之中，以陽物父親或肛門父親的形象出現，都依然是「家庭」實際運作與精神象徵的重要關鍵。「父親」似乎已經成了一種比情人或母親更深的執念與幽靈，美少年或好母親（安弟之親）、「壞母親」（阿青之母）都還是無法與「老父親」相提並論。因而「父親」在小說中雖然逐漸隱去，但其潛在力量仍不容小覷，尤其是大父所代表的象徵秩序與權力壓迫依然充斥其間。當染上愛滋的丹尼表示要回家過聖誕時，家人斷然拒絕並要其「向上帝懺悔」（141），而珍珠的「臺山廚子爹卻不認她了，他逼她嫁人」（153）。家人的驅趕、壓迫依舊，甚至連醫院也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恐懼，28_{更遑論在個個角落裡，還存在} 著各種有形無形的暴力，雲哥縱使得到自我救贖的機會，卻也擺脫不了親友斷絕、客死異鄉的結局，他並非不想或不屑回返，而是家鄉無立足之地。Tea for Two 歡樂吧與怪胎家庭看似不受外界干預，然而其封閉性與烏托邦色彩，不正也反映其邊緣處境？跨國離散與全球「同盟」（同志聯盟）竟是一體的兩面，換句話說，沒有跨國的離散，就無須全球「同盟」。除了外部困境，同志社群內部也有反思的空間，如內部歧視的問題、龍子與丹尼所遭受的暴力與性侵，抑或如跨國移動中的階級與邊界問題，當龍子可以買假身分偷渡、雲哥可以 26_{小說原文是：「電話是警察局打來的，警官先問我安弟是不是住在這裡，我說是。他又問我是安弟的甚} 麼人，我脫口道出我是他的監護人。警官告訴我，安弟出事了，他在布魯克林的地鐵站裡遭了搶劫，有人看見一個黑人強盜搶他揹著的皮箱，安弟和那個強盜扭打，被強盜一把推落到鐵軌坑道，給開來的快車撞個正著。」（179） 27_{白先勇，「寫給阿青的一封信」，載於第六指手指，白先勇（主編）（臺北市：爾雅，1995），57-64。} 28_{〈Danny Boy〉中當護士的韶華曾表示：「前個月有一位病人死在我們醫院裡，那是我們醫院頭一宗病} 例，醫院如臨大敵，去病房消毒的清潔人員戴上面罩穿紮得如同太空人一般。大概消毒水用得特別多，一股嗆鼻的藥水氣久久不散，走近那間病房遠遠便可聞到。」（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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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同志情欲、異國離散與家國想像曾秀萍靠其專業在圖書館工作，小玉卻是冒著被「爛水手姦掉」的危險、割盲腸、被日本政府逮捕的危險跳船，母親擔憂小玉流落異國，還得褪下定情手鐲給小玉作為他返鄉的盤纏；而紐約街頭也還有無數的哥樂士在流浪，甚至被凌虐與分屍。換言之，其跨國所需的資本──不論是經濟資本或文化、象徵資本都是有待討論的課題，其重點倒不是在合法與否，而是安全與否，這些跨越疆界之舉在小說中看似「安全通關」，實則生死存亡往往只有一線之隔。

伍、結語

相對於《孽子》裡的晦暗，紐約在近期小說〈Danny Boy〉與〈Tea for Two〉中則相對明亮，可說是白先勇小說到目前為止最柔美的背景與城市，從《孽子》中幽暗恐怖的「魔都」轉變為足以安定人心、展望未來的夢土與家園。

白先勇在書寫同志異國離散狀態時，不僅打開了新的視野、給予新的希望，也同時觀照了現實可能遭逢的困境與挑戰。從〈孤戀花〉、〈滿天亮晶晶的星星〉、《孽子》到〈Danny Boy〉、〈Tea for Two〉開展出一條有別於〈謫仙記〉、〈謫仙怨〉、〈芝加哥之死〉等的思考路線，跨越了國族認同的僵局與困境，以情慾越界的方式介入身分認同的思考，不僅因國、因地而變，恐怕更是因情而變。流離情欲能否再生，成了個人乃至這些離散族群認同的重要關鍵。因而朱天心長期被奉為外省族群認同的名言：「清明節的時候，他們並無墳可上…原來，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是無法叫作家鄉的」，29_{在另一個被視為外省作家的白先勇寫來，竟是「沒有情} 人所在的土地，無法叫做家鄉」。若說「個人的即政治的」，那麼白先勇小說結集眾多同志的情欲流離，也必然是政治的。因而或許在思考族裔與離散認同時，不只應該思考國族、種族、文化的邊界，也必得考慮情欲對跨界遷徙的影響與多重關係，重新界定個人與族群、文化間位置。從中國到臺灣，從臺北到紐約，白先勇譜寫了一道情欲與國族、身分、文化認同間的看似綿密，卻也游離／游移的關係。國族身分屬性的建構變得更加游移不定，甚至內涵可疑。一種看似最溫和、最基本的人性關懷的情欲流離，反倒成了一種對國族認同穩定性最基進的質疑。然而，另一方面也需留意，從離鄉到散居，跨國遷徙固然可以開展同志的新認同與族群資源，但隱藏在跨界積極意涵下的，卻也可能是越界的危險。那不僅是個人乃至家國認同文化與象徵層次的衝擊，更是切身生命財產的安危，這是在開拓迂迴、流動的認同策略中無法忽視現實的基礎。而小說在跨國離散與全球「同盟」中所透露的救贖、淨化傾向，及其對父親、原生家族的執著，恐有再度鞏固父權與中產階級價值之虞。因而在《紐約客》的同志小 29_{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載於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朱天心（主編）（臺北市：麥田，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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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中，他鄉（紐約）固然可以作為實現同志家園、跨國結盟的夢想之地，但在這「美夢」中也隱藏了種種被合理化、浪漫化的迷思與危險，值得進一步思考、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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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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