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安全與健康議題的風險中的危機傳播：訊息產製、媒體表現、專家與民眾的風險感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期末報告

環境、安全與健康議題的風險中的危機傳播：訊息產製、

媒體表現、專家與民眾的風險感知(第 2 年)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99-2410-H-004-165-MY2 執 行 期 間 ： 100 年 08 月 01 日至 101 年 10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 計 畫 主 持 人 ： 陳憶寧 共 同 主 持 人 ： 陳陸輝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梅衍儂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陳雅妤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洪嘉蓮 報 告 附 件 ： 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公 開 資 訊 ： 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 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03 月 07 日

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在福島核災之後，檢視民眾對核能議題之風險感知與 態度。於核災爆發後一周之內，進行全國 1,093 位民眾的電 話調查。結果顯示，政治信任程度愈低，愈是認為核能風險 重要性高；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愈高，則愈支持核能。在 傳播層面上，對核災的電視新聞愈注意，則愈覺得風險重要 性高，也愈反對核能。客觀知識程度較高者，愈支持核能， 也較接受核能風險。在性別差異上，男性較女性較接受核能 風險。在政黨差異上，泛藍較泛綠支持核能。 中文關鍵詞： 知識、信任、政黨傾向、核能、傳播、福島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people in Taiwan perceived risk toward nuclear power during the Fukushima disaster in March 2011. We conducted an island-wide telephone survey of 1, 093 residents in Taiwan within one week right after the disaster happened. Results showed that political trust mostly determined people＇s perception of the risk. People who had lower political trust tended to have more concern about the risk, and those who trusted in government more tended to have more support for nuclear energy. In terms of communication, TV news atten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isk

perception. However, those who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V news were likely to oppose to nuclear energy more. People with more objective knowledge about nuclear energy were likely to be in favor of nuclear energy, and also tended to accept the risk of nuclear power. Male respondents showed more tolerance of the risk than the female counterpart. Consistent with the past literature, pan-blue party supporters were more in favor of nuclear energy than pan-green party

supporters.

英文關鍵詞： communication, Fukushima, knowledge, nuclear power, party identification,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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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期中進度報告

■期末報告

環境、安全與健康議題的風險中的危機傳播：訊息產製、

媒體表現、專家與民眾的風險感知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 99-2410-H-004-165-MY2

執行期間： 2010 年 8 月 1 日至 2012 年 7 月 31 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廣告學系

計畫主持人：陳憶寧

共同主持人：陳陸輝

計畫參與人員：梅衍儂、洪嘉蓮、陳雅妤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含下列出國報告，共 ___ 份：

□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

處理方式：除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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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危機中台灣民眾對核能的風險感知與態度：

政黨傾向、知識、信任與傳播的角色

【摘要】 本研究在福島核災之後，檢視民眾對核能議題之風險感知與態度。於核災爆發後一周之內，進行 全國 1,093 位民眾的電話調查。結果顯示，政治信任程度愈低，愈是認為核能風險重要性高；民眾對 政府的信任程度愈高，則愈支持核能。在傳播層面上，對核災的電視新聞愈注意，則愈覺得風險重要 性高，也愈反對核能。客觀知識程度較高者，愈支持核能，也較接受核能風險。在性別差異上，男性 較女性較接受核能風險。在政黨差異上，泛藍較泛綠支持核能。 關鍵詞：知識、信任、政黨傾向、核能、傳播、福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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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

二十一世紀先進國家多致力於促進國民健康與環境安全，民眾也或多或少比過往關切風險，但諷 刺的是大型風險事件，包括自然與人為風險接連發生。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發生地震觀測史上 第四大芮氏規模 9.0 大地震並引發大海嘯，進而引發福島核電廠危機，據稱是繼美國三浬島與烏克蘭 車諾比事件以來，史上發生的第三件大型核能電廠事件。 地震後福島第一核電廠的一號反應爐爆炸，堆心有熔毀情況，燃料棒 70%受損。隨後台灣最關心 的是輻射汙染會不會影響台灣。兩天之後台灣行政院原能會表示，由於日本風向往東，福島輻射「完 全不可能」飄向台灣（林進修，2011.03.13）。[1]_{之後台灣媒體話題始終圍繞在日本核災對台灣的警示，} 延伸出重新檢視核四的必要性，而輿論中呈現出核能安全是否可以控制的討論，並論及核能作為減碳 工具是否合理，以及就算是民眾是否願意為了減碳成果，而冒著毀滅性的風險等相關討論。[2]_雖然當 時國內尚未檢測出放射性懸浮物質，但福島核災使得台灣廢核行動紛紛開展，各地反核趨勢再起，並 連結核四廠的抗爭活動，之後各個反核運動接連發生，形成一股風潮。[3] 自 1955 年 6 月 2 日行政院成立原子能委員會以來，我國至今有三座核能電廠正式運轉，分別是 新北市石門鄉的第一核能發電廠、新北市萬里鄉的第二核能發電廠以及位於屏東縣恆春鎮的第三核能 發電廠。而第四核能發電廠位於新北市貢寮鄉，仍處施工階段，原預計 2010 年年底完工，但目前為 止進度遠落後於預期。 核能電廠的風險，其發生機 率雖然不高，但是評估風險的大小，除了風險的發生機率外，必須乘 上此事件後果的嚴重性（劉祥熹、莊慶達與陳均龍，2007）。核能風險高度不確定且有可能致人於死， 一旦爆發民眾都可能暴露在輻射當中。王榮德（2000）指出核能在台灣的風險機率與嚴重性主要有人 口密度過高、位處地震帶、管制與監督制度不全，以及核廢料處理之問題。[4] 此次福島核電廠危機不僅讓日本民眾對於核電的支持大幅下降（Ramana, 2011），台灣民眾對核 電廠安全的質疑再度被喚醒。過去幾年來，台電屢屢被踢爆核電廠違規變更設計、施工現場起火等工 安問題，尤其是核四廠，經歷預算凍結、解凍、停工、復工等一連串波折，其所面臨的危機較其他的 三座核廠更為甚（羅弘旭，2011）。[5] 日本向來就是以施工嚴謹和要求高規格工安而著稱的國家， 但面臨突如其來的天災，福島核電廠還是釀成巨大的災害，原能會或是台電公司的保證安全的說法與 態度雖然藉由新聞媒體傳播，民眾似乎並不能因此被說服。 核電安全風險的議題基於各種因素，如媒體報導、民眾知識、對社會與機構的信任，對於引發對 於核電風險感知與態度均有所影響。其中，常常被提出討論的是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程度，對學者專 家的可信度亦是重要因素（Lews & Tyshenko, 2009）。除此之外，民眾的相關知識對於風險感知的影 響亦是值得探索。

福島危機及相關 核能 議題能在台灣家 喻戶 曉是因媒體大幅 報導 ，根據 Fischoff, Slovic, & Lichtenstein（1978），民眾直接經驗到風險本身機會不多，多有賴於媒體告知所以媒體報導的角色不 可忽略，例如媒體報導影響了民眾對風險的了解程度、不確定感、恐懼程度等。過去媒介效果研究一 向聚焦於媒介內容對於民眾的社會的、心理的、行為的影響（Bryanty & Zillmann, 2002），例如同樣 以風險議題狂牛症來看，Reilly（1999）的研究檢驗狂牛症的新聞報導是否影響民眾。他發現新聞報 導會導致消費者認為狂牛症是貨真價實的風險，而後影響了他們面對食用牛肉的態度與消費牛肉的行 為。由此，可以推論民眾對於核能風險認知與態度應與媒體的使用有所關聯。 現代社會中對核能發電的依賴程度一時之間難以降低，而民主政體中對於該風險議題的管理常常 必須以民意為最重要考量，因此民眾的風險感知對風險管理決策者而言必然是重要的參考依據 （Krewski, 1993；Slovic, 1999）。福島核災似乎又提醒了台灣民眾與政府當局，該重新檢視核能安全 的風險。為了解此次核災對台灣民眾的影響，本研究於 2011 年福島危機發生之後的一週內，調查台 灣民眾對核能議題的風險認知與態度。在風險議題的認知中，信任程度向來與民眾的風險認知有關。 另外，由於核能議題在過去發展歷史中也與台灣的藍綠政治密不可分，因此本研究一併探討信任、政 黨認同與民眾風險認知與態度的關係。

貳、文獻探討

4 一、風險與認知 Hansson（2002）認為「風險」概念包含了三個面向，第一，「風險」指涉無法確定某一不受歡迎 事物是否會發生；第二，在某些情況下「風險」所指涉者是不受歡迎事物發生之機率（probability）； 第三，「風險」通常指稱計算不受歡迎事物或行動發生之機率乘上其嚴重程度，例如核能發電出錯的 機率不高，但一旦出事，則危害甚鉅，所以風險高。以上可歸結風險包括災害（hazards）於未來發生 的可能性、包含不確定性，以及涉及個人在各種理性計算與考量之後的行為決策。 然而，人們面對資訊時，來自社會心理學的證據顯示，人們通常是認知的吝嗇鬼（cognitive misers）， 只會使用部分的心智資源處理所獲得的資訊（Fiske & Taylor, 1991）。風險主題，如核能、奈米科學、 基因改良食物、幹細胞研究等，含有大量人們難以理解的知識。為了對這些新知識有所認知與形成態 度，或者也因為人們面對難以理解的科學風險必須降低不確定性，因此會進行實質的認知努力來理解 這些科學議題。但是不可否認，認知捷徑 (heuristics)也會形成對科學的想法與意見。雖然許多研究發 現在科學爭議中，學者認為提高公眾的科學認知或知識可以讓民眾更了解科學，但實際操作時卻不是 如此簡單。人們面對科學仍不可避免地摻雜了價值觀和主觀的期待，而非只有知識性的討論 （Priest, 1995； Nisbet, 2005）。在許多議題討論中，非專家背景的公眾，往往會轉向認知捷徑，譬如透過社 會意識型態、心智基模、宗教價值、信任、情感，或媒體呈現等，來形塑自己的判斷。譬如 Scheufele & Lewenstein（2005）研究公眾對奈米科學的感知，發現媒體大量強調正面訊息，間接導致公眾對這 項新科技的正面反應。常對新科技發表言論的熟面孔，譬如科學家、經濟領袖等等，由於公眾對這些 人的信任，形成了提供認知捷徑的因素，因此可以用來形塑自己的態度或情緒反應（Cobb & Macoubrie, 2004）。本研究認為「認知吝嗇鬼」模式尤其與公眾對核能安全的態度形成有關，因為這個議題複雜 地綜合了核子物理與道德價值，以及環境與經濟發展的相互辯論，民眾在認知過程中不免負擔沉重， 因而可能走上認知捷徑。

二、風險與傳播

McComas（2006）檢視風險傳播相關研究時，指出新聞往往缺乏可幫助閱聽眾評估風險的重要 資訊。Rowe, Frewer, & Sjoberg（2000）比較英國和瑞典的報紙關於兩國對車諾比核電事故的報導如 何報導風險，發現新聞中能幫助人們了解風險的統計資料和數據比較相當不足，且報導中的負面語氣 多於正面。Frost, Frank, & Maibach（1997）研究媒體報導死亡的原因，研究發現，媒體報導中較少呈 現慢性的傷害，如吸煙和心臟病的報導，但過度報導其他死亡原因，如由車禍造成死亡或有毒藥物， 這樣的比例和實際的情形不同。Dudo, Dahlstrom, & Brossard（2007）以五個面向檢視四家美國主要報 紙有關禽流感的報導品質，包括風險程度、風險比較、自我效能、聳動題材和主題，以及新聞框架。 研究結果發現報導較多屬於個人故事性的情節（episodic）框架；內容偏向聳動，而且沒有太多可提 升民眾自我效能的資訊。新聞內容呈現禽流感的高風險，例如清楚地指出其遠高於其他如流感等風險 的機率。總而言之，禽流感的風險被高估，但對於民眾面對禽流感的恐慌幫助卻有限。

研究民眾風險感知的學者 Singer & Endreny（1987）蒐集美國電視和報紙從 1960 到 1984 年之間 的報導，研究發現媒體關注於事件的程度和因事件而死亡的人數無關，因此可以推論，媒體並不根據 風險（risks）大小而報導，媒體是根據所猜測的損害（harms）程度而報導（Singer & Endreny, 1987: 14）。 大眾媒體平時提供了民眾日常生活所需資，也提供了生存上所需的安全感與信任感（Giddens, 1990, 1991）。媒體之重要性在於充滿不確定的風險社會中，媒體幾乎是民眾主要的資訊來源，風險溝通不 可忽視影響是因媒體是傳遞訊息，影響社會大眾感知的重要管道（Lichtenberg & MacLean, 1991）。 Verbeke, Viaene, & Guiot（1999）研究比利時的大眾媒體對於肉類資訊的報導於消費者感知、態度和 行為的影響，發現大眾媒體有時候比人際間的傳播更能影響人們對風險感知，尤其當媒體報導大量增 加時，影響程度更大。

三、信任與風險

5 （Hardin, 2001；T. Yamagushi & M. Yamagushi , 1994）。信任關係發生的基本前提是要有不確定性以 及無法預測的情境，亦即因此無法確定對方的反應，而自己又處於潛在受損的劣勢下，仍相信對方會 有自己預期的正向作為 （Mcknight, Cummings, & Chervany, 1998）。廣泛地說，信任是個人對於他人 有正面意圖的信念，也就是相信對方不會意圖傷害自己、會尊重自己的權益、會履行責任與義務（T. Yamagishi & M. Yamagishi, 1994），信任會加強合作的可能性（Rotter, 1971），所以對於社會運作是 心理上的潤滑劑。至於不信任，乃是對於對方有負面的期待，認為對方可能會傷害自己。在政治的範 疇中，所謂的政治信任是政權合法性的重要基礎，也是政治體制順利運作的重要保障，不論是危機或 是非危機時期皆是如此，然而，危機時期的信任更顯重要。在此所討論的「政治信任」指民眾對政府 的信心（faith）：若民眾認為政府效率不彰或對政府所作所為缺乏信心，就易產生政治不信任感（Citrin & Muste, 1999），賦予政府的執政自由就會縮小，且會處處設法限制政府，以確保自身利益不受侵犯。 反之，當民眾對政府有相當程度的信任時，則傾向相信政府為人民謀福利並遵守法律，也可能使民眾 支持國政支出（Chanley, 2002），並誠實納稅（Scholz & Lubell, 1998）。政治信任低落導致民眾對國家 政策不滿，影響民主政體的生存。Cappella & Jamieson（1997: 142）認為，政治信任意謂著人民認為 「政治領袖會採取可能的行動來維護大眾的利益，而非其個人的利益」。當民眾對於政治權威具有相 當程度的信任時，民眾相信權威當局會遵守法律並為人民謀福利；相對地，當政治權威當局的行為不 是以民眾為依歸，而是圖個人自我之利益時，民眾自然會對於政府產生懷疑（Dennis & Webster, 1975）。 根據 Slovic（1999）的說法，要達到有效的風險傳播必須考量侷限，所謂的侷限常指公眾對於有 關單位缺乏信任。民眾對機構的信賴是主觀意願，指願意信賴那些與科技、環境管理有關，或其他公 共健康安全領域負有決策和採取行動的人士。因為意願的高低，因而形成的信任程度也有高低。信任 過程中有兩個主要的元素：依賴（reliance）和風險（risk）。多數人沒有足夠的科學和科技知識以判 別風險和利益，因此必須仰賴專家提供的資訊，以專家的評估和判斷為準。民眾對於自我在控制風險 的能力缺乏，導致個人效能感偏低，讓個人感到無助，因而更仰賴管理機構。若不能信任機構，則無 法面對風險產生正向的態度與行為，因此本研究認為在核能議題上，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會影響個人對 於風險的反應。由以上討論可以推論個人的政治信任程度可能影響到對於核電安全的風險判斷。政治 信任程度高者，認為政府在核電議題上會保障民眾的權益，會盡力提供完整資訊，所以對於核電風險 較不擔心。 四、對科學家的信任 大體而言，風險傳播學者認為信任在公眾對於科學爭議的態度上，是非常有預測力的指標（Lee, Scheufele, & Lewenstein, 2005；Priest, 1995, 2001, 2006; Priest, Bonfadelli, & Rusanen, 2003），但信任 的對象卻必須釐清。Lee et al.（2005）整理過去研究，發現所謂的信任包含對經濟領袖或政府的信任、 對消息來源的信任、對法律與規範的信任、對科學家的信任、對公民團體的信任等，公眾對於科技的 風險與利益感知，通常與誰是信任對象有關。

美國民眾將科學和科技的進步視為資本主義之正確性的證明（Gans, 1980），認為科學即為理想 政權之最高指導（Nelkin, 1995: 25）。即使與科學相關的行為失當與欺騙經常出現在媒體之中，也不 足以影響科學「純淨而理性的專業」的形象（Nelkin, 1995: 26）。Cobb & Macoubrie（2004）在對《紐 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的科學報導進行內容分析的研究中，發現科學家比政府官員有更正面的描 繪。他們也指出，科學家通常被視為有說服力的消息來源。而 Macoubrie （2006）發現，就奈米科技 風險來看，信任是形塑公眾信任奈米科學的重要因素。當人們對於某一項科技擁有有限的知識時，會 依賴社會信任來評估科技所帶來的風險與利益。由於知識不足，人們會倚賴可信賴的專家來做出對於 科技的決定（Siegrist & Cvetkovich, 2000）。

基於以上討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研究假設 1：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愈高，則風險感知程度愈低。 研究假設 2：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愈高，則愈是支持核能。

6 研究假設 4：民眾對科學家的信任程度愈高，則愈是支持核能。 五、媒體使用與風險感知效果 風險溝通是一個相當複雜的過程，過去在風險溝通討論中，經常侷限在風險科學的本質（nature of risk science）或公眾風險感知本身（Arkin, 1989；轉引自周桂田，2003），但媒體所經手的風險資訊， 也影響公眾對風險的感知（周桂田，2003）。 媒體與民意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受關注的討論主題之一。Ten Eyck（2005）整理了詮釋兩者關係 時，致使觀點相左的兩個重要論點。第一個論點源自所謂的「大眾社會學派」，認為社會大眾對於轟 炸式的媒體訊息無抵抗力，將媒體和公眾視為單向關係。光譜另一端的觀點，則認為媒體訊息在影響 或形成輿論的同時，也會反映已存在的民意觀點。由於記者不論是反映或迎合公眾，公眾不再是社會 學理論所假設的被動接收者，而是主動的閱聽人，也就是對相同的資訊會進行不同的詮釋（Priest, 2006），這類型的論點主張，媒體和輿論之間的關係並非純然、簡單的單向關係。 然而，媒體在高度科學性或科技性議題上形塑公眾觀點時，可以展現強烈的作用，因為大多數的 公眾在這些議題上缺乏專業知識，因而增加了對媒體資訊的依賴性（Ball-Rokeach & DeFleur, 1976）。 譬如 Gamson 與 Modigliani（1989）發現，媒體論述在核能發電輿論之形塑上，提供了重要的情境脈 絡。其他的研究也證實，媒體在公眾理解科學相關議題時，扮演關鍵的角色（Dunwoody & Peters, 1992； Mazur, 1981；Nisbet, 2005；Nisbet & Goidel, 2007；Scheufele & Lewenstein, 2005；Ten Eyck, 2005； Ten Eyck & Williment, 2003）。

一般而言，由於電視的方便與普及，影響力不可忽視。根據一項 2004 年由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調查，有 41%的美國人，其科學與科技知識來自電視，只有 14% 把報紙視為重要資訊來源（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06）。

再進一步觀察媒體呈現的訊息，根據研究發現，科學議題中記者依賴科學家作為提供資訊的消息 來源，因此並不意外這些媒體報導框架會以正面態度來詮釋科學議題，然而，由於媒體框架可能影響 閱聽人的態度和意見，所以是否呈現適當的正面報導值得我們關心。雖然過去文獻指出電視通常更正 面的呈現科學和科學家觀點（Miller, Augenbraun, Schulhof, & Kimmel, 2006；Miller & Kimmel, 2001； Priest, 1990），但不可否認此次由於核災期間重點在於災難，關於核能科學議題的討論可能較少，呈 現的災難畫面及資訊高過於日本政府、核能電廠代表以及學者專家的說法，正面的呈現觀點應該較少， 帶給觀眾對於科學議題的感知應該趨向負面。 根據過去研究，印刷媒體與電子媒體的框架效果是不同的，電視新聞報導有短篇回合式的本質， 無法提供充分的相關背景知識或分析資料（Iyengar, 1991），因此對於風險的感知程度會不同於報紙。 Eveland（2003）指出，報紙是文本型（textuality）媒介，而電視是線性（linear）媒介，且如 Iyengar （1991）所指出，電視新聞多以個別事件框架（episodic frame）描述議題，由於敘事手法上採取故事 的角度，所以報紙較電視使閱聽人有機會仔細反芻，後者會使得觀眾花費較少的心智努力理解議題， 因此閱聽人對於風險的理解不同於報紙讀者。 另外，媒介注意這個概念一向在研究媒介效果上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注意所指的是閱聽人在進行 訊息處理時，其感知的集中程度(Jeffres, 1997: 27-28)。注意可以幫助研究者更加瞭解不同的媒介效果。 Chaffee & Schleuder（1986）認為閱聽眾在處理電視資訊時，通常並沒有太多的涉入，電視可能只是 打開但並未真的注意，但就報紙而言，一旦讀報就必定注意。但基於電視的特質，越是注意電視新聞， 讓觀眾越加擔心。而陳憶寧（2011）探討美國牛肉進口爭議時，也發現不同媒介新聞的注意程度引發 的效果有別，她的研究發現越是注意報紙新聞，狂牛症知識越多；越是注意電視新聞，則越是擔心。 本研究探討不同媒體的效果，並將網路使用也包含進來。基於以上的文獻討論，本研究提出以下 假設： 研究假設 5：民眾在核災的電視新聞注意程度對於風險感知與立場的效 果不同於其他媒介的注意程度。 六、人際傳播與風險感知

7 即使大眾媒體被認為是極重要的資訊提供者，形塑了民眾對社會議題的觀點，但是，當我們面對 與科學相關的重大爭議議題時，由於資訊特質，媒體報導之外的人際資訊交流的重要性不可忽視。人 際傳播的影響力有時相當的強。舉廣告為例子，人際傳播可能影響三分之二的消費者購物決策 （Solomon, 2004），因為來自熟識者所提供的資訊，通常會被一般人認為較可靠與值得信任。

研究媒體依賴理論學者 Ball-Rokeach & DeFleur（1976）指出，有效的人際傳播會抑制媒體效果。 另一方面，刺激強化模式則認為媒體內容可以提供民眾對話與討論的話題，因而促進人際傳播的進行。 譬如有研究指出，媒體報導在政治事件的討論中具有主導性的力量（Lenart, 1994）。根據這個觀點， 刺激強化模式可以被理解成議題設定的變化形式，假設了人際討論大多來自媒體議題的設定。Chaffee （1986）則主張，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在公眾形塑輿論上有互補的作用，但他並不認為人際消息來 源的影響力一定會大過媒體。

目前，將人際傳播視為科學傳播與風險的變項的研究並不多。Mazur & Hall （1990）指出，家 人之間的人際傳播有較強的影響力。Dunwoody & Neuwirth （1991）發現學生會透過多重管道獲取愛 滋病的資訊並形成風險判斷，其中大眾媒體與人際傳播具有不同的功用，人際傳播清楚地影響風險判 斷的情感和認知面向，而大眾媒體則影響認知面向。 基於初探的理由，本研究以研究問題形式探討人際傳播與個人對於核電爭議的關係： 研究問題 1：核電風險感知上，核電議題的人際討論影響力為何？ 七、知識與風險感知 學界認為知識多寡與對於科技風險的理解有關，也因為知識較多者對於科技的利弊有較多的理解， 因此對於科技會產生比較正面的態度，相對的，對於科技的懷疑通常是起因於缺乏科技的知識（Miller & Kimmel, 2001）。除了 Sturgis & Allum（2004）發現科學知識程度與正面科學態度有關，以及 Cobb & Macourbrie （2004）發現對於奈米知識的熟悉程度與對於其利弊感知有正向關係兩項研究發現知識 與態度的正向關係之外，大部份的研究都發現知識對於科技的正面態度影響相當有限（Allum, Boy, & Bauer, 2002；Lee et al., 2005；Nisbet & Goidel, 2007；Priest, 2001, 2006；Priest et al., 2003）。

但是知識是影響意見形成的關鍵，無論意見是正面或負面的（Gaskell, 1998）。一般而言，非專業 的一般大眾會從各種媒體得到知識，並形塑對於科學議題的意見（Maeseele & Schuurman, 2008； McInerney, Bird, & Nucci, 2004；陳憶寧，2011）。大眾媒體不盡然可以對人們產生強大、直接的影響， 但經過長期的潛移默化，仍是有可能影響人們的思考（Priest, 1995）。民眾長期下來接收到媒體對於 核電議題的描述，不僅從其中獲得所謂客觀存在的核電知識，也可能產生自己是否了解這個議題的主 觀態度。

過去研究顯示科學與科技的知識將會導致對科技較高的接受程度，以具有風險的基因科技為例， 研究發現知識多寡與科學、科技的接受程度呈現正相關（Evans & Durant, 1995；Hayes & Tariq, 2000； Sturgis & Allum, 2004）。另一方面，也有其他研究指出知識多寡對於科技的接受程度無關（Bredahl, 1999；Frewer, Howard, & Shepherd, 1995；Klerck & Sweeney, 2007；Scholderer & Frewer, 2003）。除 此之外也發現，知識與態度的關係可以 U 型曲線表示，即高度支持者與高度反對者，比起持中立態 度者，擁有更高的知識程度（Christoph, Bruhn, & Roosen, 2007）。因此，知識在科技的接受程度中扮 演的角色仍充滿爭議性。

知識可以被衡量為主觀上的知識，也就是人們認為他們自己了解多少，或是可以客觀的知識，也 就是實際測量人們到底對科學議題了解了多少，研究顯示主觀知識會對一般態度造成影響（Costa-Font, Gil, & Traill, 2008）。也有研究指出，兩種類型的知識皆對科學議題的態度形成的過程扮演重要的角色； 然而，這兩種類型的知識可能會發揮不同的影響性（House, Hanges, Javidan, Dorfman, & Gupta, 2004）。 Cobb & Macoubrie（2004）在針對奈米科技的調查中發現非常多的受訪者對於有關該項科技的是非題 都無法正確回答，但是也發現缺乏事實知識並不代表不會對科學爭議議題有意見。他們指出，相較於 客觀的知識，民眾主觀認為自己是否了解反而對於態度形成更有解釋力。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研究假設 6：核電議題上，主觀知識較客觀知識較能預測對核電議題的 態度。

8 八、性別、政黨、教育程度與風險感知

社會人口變項如性別、政黨與教育程度皆會對人們的風險感知造成影響。像是人們對於科學的態 度。女性比起男性更易於察覺科技與環境上的風險（Davidson & Freudenberg, 1996）。一般而言，男 性比起女性更不擔心科技風險，男性對科技有更為正面、風險感知低，而不論是否為特定的科技應用， 皆比女性展現更大的接納與容忍的程度（Hallman, Hebden, Aquino, Cuite, & Lang, 2003； Magnusson & Hursti Koivisto, 2002；Verdurme & Viaene, 2003）。

在不同的研究中發現教育程度影響了人們對於科技的態度（Gaskell, 1998；Hallman et al., 2003； Hoban, 1998），指出擁有較高教育程度者，比起教育程度較低者，會對風險科技抱持較為正面的態度 （Gaskell, 1998；Hoban, 1998）。 在政黨上，核能存亡與否的爭議隨著台灣民眾民主意識抬頭而浮現，然而，根據林群智（2006） 的觀點，由於族群意識型態被操弄、為政者未依歸專業建言而做決策、媒體報導肇因於整體核知識之 不足，使得民眾在媒體與人際傳播中對於「核電」產生了恐懼或是誤解。此外，反核運動在民進黨加 入後，某種程度上潛藏了統獨與族群立場的痕跡，選擇了反核立場，等於選擇了某種族群與統獨的意 識型態（程詩郁，2001）。而整個反核四運動是一個目前在台灣持續最久的社會運動，其不但隨著政 治轉型而發展，更在不同階段深刻影響社會的衝突與政黨的對抗，因此政黨傾向似乎無可避免的成為 影響民眾對核能態度的重要因素。 由以上討論，本研究發展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 7：男性對核能風險的重要性評估較女性為低，且對於核能風 險的接受度高於女性。 研究假設 8：教育程度愈高者，愈是支持核能。 研究假設 9：泛藍較泛綠支持核能。

参、研究方法

一、調查執行 本研究在調查執行上，委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採取電腦輔助電話號碼的隨機抽樣的訪問 （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簡稱 CATI）。抽樣方法為電話簿抽樣法。即以「中華電信住 宅部 97-98 年版電話號碼簿」為母體清冊，依據各縣市電話簿所刊電話數佔台灣地區所刊電話總數比 例，決定各縣市抽出之電話個數，再以等距抽樣法抽出各縣市電話樣本。為求完整的涵蓋性，隨機修 正最後二碼及四碼電話號碼，以求接觸到未登錄電話的住宅戶。電話接通後再由訪員按照戶中抽樣的 原則，抽出應受訪的對象進行訪問。以電話訪問之方式進行獨立樣本訪問，並於 2011 年 3 月 17 日（星 期四）先行針對初定稿之問卷進行測試訪問。正式訪問自 2011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至 3 月 21 日 （星期一）為期四天執行完成。 二、樣本描述 本次訪問預定完成 1,068 個樣本，經實際訪問完成 1,093 個有效樣本，訪問成功率為 27.20%。以 百分之九十五之信賴度估計，最大可能抽樣誤差為：±2.96%。為了瞭解 1,093 份有效樣本的代表性如 何，分別就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市議員選舉區域（不含原住民選區人口數）等四方面予以檢定。 樣本代表性檢定顯示：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的樣本結構與母體並不一致。為了使樣本與母體結構更 符合，本研究對樣本的分布特性使用多變數「反覆加權法」（raking）進行加權。而性別、年齡、教育 程度、市議員選舉區域之母體參數，是依據內政部出版之「中華民國閩南地區人口統計（2008 年）」。 加權後的樣本代表性檢定結果，顯示加權後的樣本結構和母體並無差異。 受訪者中，男性有 544 人（49.8%），女性有 549 人（50.2%）；年齡在 20 至 29 歲者有 214 人（19.9%）， 30 至 39 歲者有 229 人（21.3%），在 40 至 49 歲者有 229 人（21.3%），在 50 至 59 歲者有 198 人（18.4%）， 60 歲及以上有 206 人（19.1%）；教育程度在國小或以下者有 204 人（18.8%），國中程度有 155 人（14.2%），

9 高中程度有 320 人（29.4%），專科程度有 145 人（13.3%），大學程度及以上有 265 人（24.3%）；省 籍為本省客家人有 114 人（10.8%），本省閩南人有 817 人（77.7%），大陸各省市有 102 人（9.7%）， 原住民有 18 人（1.7%）；政黨認同為國民黨有 278 人（25.4%），民進黨有 226 人（20.7%），新黨有 6 人（0.6%），親民黨有 17 人（1.5%），台灣團結聯盟有 4 人（0.4%），中立及看情形有 499 人（45.7%）， 無反應及其他政黨有 63 人（5.7%）。 三、變項測量 依前述相關文獻，本研究包含的變項包括媒介新聞注意程度、風險容忍、政治信任、對科學家的 信任、核能風險感知、核能知識與其他人口學變項。變項測量方法如下（詳細題項請見附錄）： (一) 新聞注意變項 分別以 Likert 五點量表的同意度，詢問民眾於核能危機中對於相關電視、報紙與網路新聞的注意 程度。 (二) 知識變項 本研究測量民眾的主觀知識與客觀知識。前者詢問「您對核能發電的安全性瞭不瞭解」；後者參 考 Sjöberg & Drottz-Sjöberg （1991） 的關於核能之是測量題項詢問「有人說：「相較於火力發電，核 能發電比較乾淨」，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三) 政府信任變項

題項參考 Huurne, Griggin, & Gutteling （2009），包括：「請問，您相不相信政府有能力維護核 能電廠的安全？」、「有人說：『政府對於核能電廠的風險，都會向民眾公開說明』，請問您同不同意這 種說法？」。建構測量政府信任參與指標的方式，也是將這 2 個題項加起來除以 2；受訪者得分愈高， 信任愈強（M = 2.28，SD = 1.15），信度檢測 Pearson 相關係數 r = 0.49 （p < .001），為顯著相關。 (四) 科學家信任變項

題項參考 Liu & Priest（2009），在對科學家的信任上，詢問「當科學家說：『核能是安全的發電 方式』，請問您相不相信這種說法？」。 (五) 核能風險感知變項 題項參考 Sjöberg（2003），本研究將核能風險感知區分為兩個面向，第一為風險的重要程度，第 二為接受程度。前者題項包括：「有人說：『台灣如果發類似的事件，不論事前有沒有準備好，都會造 成重大損失』，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以及「核能安全對您個人而言是很重要的事情」，請問 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等 2 題。建構測量核能風險重要程度指標的方式，也是將這 2 個題項加起來除 以 2；得分愈高，愈是認為核能風險重要程度高（M = 4.07，SD = 0.97），信度檢測 Pearson 相關係數 r = .26 （p < 0.001），為顯著相關。 在風險接受程度題項，本研究題項詢問「根據研究，100 座核能電廠發生事故造成死亡的機率和 慧星撞地球造成傷亡的機率一樣低。請問您對核能電廠發生事故的機率接受的程度如何？是非常能接 受、能接受、不能接受，還是非常不能接受？」 （六） 核能立場題項 題項參考 Sjöberg（2003），包括：「有人說：「核能發電符合台灣能源的需求」，請問您同不同意 這種說法？」，以及「整體來說，請問您贊不贊成台灣用核能發電？」。建構測量核能立場指標的方式， 也是將這 2 個題項加起來除以 2；受訪者得分愈高，愈是同意核能發電（M = 2.04，SD = 1.28），信度 檢測 Pearson 相關係數 r = 0.68 （p < 0.001），為顯著相關。 （七）人口變項

10 本研究的人口變項與其他控制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態、族群與政黨傾向。年 齡的類別從 20-29 歲、30-39 歲、40-49 歲、50-59 歲、60-69 歲到 70 歲及以上；教育程度類別包括小 學及以下（包括不識字及未入學）、國初中、高中職、大專與大學、研究所及以上。族群包括本省閩 南、本省客家、大陸各省以及原住民；政黨分為泛藍與泛綠。

肆、 資料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一） 新聞注意程度 樣本中回答對電視新聞注意程度的有效樣本為 1,042 人，其中表示對電視新聞報導非常注意的有 386 人（37.0%）；注意的有 511 人（49.0%）；普通的有 30 人（2.9%）；不注意的有 102 人（9.8%）； 非常不注意的有 13 人（1.3%）。回答對報紙新聞注意程度的有效樣本為 709 人，其中表示對報紙新聞 報導非常注意的有 231 人（32.6%）；注意的有 301 人（42.4%）；普通的有 11 人（1.5%）；不注意的 有 126 人（17.8%）；非常不注意的有 41 人（5.7%）。回答對網路新聞注意程度的有效樣本為 636 人， 其中表示對網路新聞報導非常注意的有 176 人（27.6%）；注意的有 262 人（41.2%）；普通的有 15 人 （2.3%）；不注意的有 132 人（20.8%）；非常不注意的有 52 人（8.1%）。 （二） 人際傳播 樣本中回答這一段時間有沒有跟家人朋友鄰居同事討論核能電廠的有效樣本為 1,087 人，其中表 示經常討論的有 251 人（23.1%）；有時討論的有 507 人（46.7%）；普通的有 3 人（0.3%）；不太討論 的有 155 人（14.3%）；完全沒有討論的有 170 人（15.7%）。 （三） 核能知識 在知識的題項上，本研究區分為主觀知識與客觀知識。前者詢問其自認是否了解核能發電，後者 詢問「相較於火力發電，核能發電比較乾淨」是否同意。回答對於核能發電的了解程度的有效樣本為 1,085 人，其中表示非常了解的有 40 人（3.7%）；了解的有 186 人（17.2%）；普通的有 9 人（0.8%）； 不了解的有 397 人（36.6%）；非常不了解的有 454 人（41.8%）。「相較於火力發電，核能發電比較乾 淨」上，有效樣本中回答「同意」即表示答案正確的有 442 人（53.6%）；回答「不同意」即表示答案 不正確的有 382 人（46.4%）。 （四） 科學家信任 在科學家信任上，回答相信科學家說核能是安全的發電方式上，回答非常不相信者有 273 人 （25.0%）；不相信者有 358 人（32.8%）；普通有 9 人（0.8%）；相信者有 277 人（25.8%）；很相信者 有 67 人（6.2%）。不相信者接近六成，遠超過相信者（約三成）。 （五） 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兩題中，詢問相不相信政府有能力維護核能電廠的安全上，回答非常不相信者有 380 人（25.5%）；不相信者有 358 人（32.8%）；普通有 9 人（0.8%）；相信者有 277 人（25.8%）；很相信 者有 67 人（6.2%）。第二題詢問同不同意政府對於核能電廠的風險都會向民眾公開說明上，回答非常 不同意有 353 人（32.3%）；不同意者有 336 人（30.7%）；普通有 9 人（0.9%）；同意者有 245 人（22.4%）； 非常同意者有 88 人（8.1%）。由以上可以發現，不相信政府的民眾遠高於相信者，前者約佔六成，後 者約三成。 （六） 核能風險程度重要性 核能風險程度重要性上回答非常不同意『台灣如果發生類似的事件，不論事前有沒有準備好，都 會造成重大損失』者有 44 人（4.0%）；不同意有 113 人（10.3%）；普通有 4 人（0.4%）；同意有 384 人（35.1%）；非常同意有 490 人（44.8%）。回答非常不同意「核能安全對您個人而言是很重要的事 情」有 18 人（1.6%）；不同意有 55 人（5.1%）；普通有 7 人（0.7%）；同意有 354 人（32.4%）；非常

11 同意有 612 人（56.0%）。以上可以發現民眾對於核能風險的感知程度相當高。 （七） 風險接受程度 風險接受程度的題項詢問 100 座核能電廠發生事故的機率和慧星撞地球的機率一樣低，對此覺得 機率上為非常能接受的有 53 人（4.9%）；能接受者有 327 人（29.9%）；普通的有 7 人（0.6%）；不能 接受的有 383 人（35.7%）；非常不能接受的有 216 人，佔 19.70%。可以發現不能接受者超過一半（54.7%）， 可以接受的只佔 34.8%。 （八） 核能立場 在有關核能立場的兩題上，回答贊不贊成台灣用核能發電的有效樣本中，表示非常贊成的有 93 人（9.4%）；贊成的有 420 人（42.2%）；普通的有 21 人（2.1%）；不贊成的有 243 人（24.3%）；非常 不贊成的有 220 人（22.1%）。回答核能發電符合台灣能源的需求的有效樣本中，表示非常同意的有 147 人（15.2%）；同意的有 411 人（42.4%）；普通的有 10 人（1.0%）；不同意的有 221 人（22.8%）； 非常不同意的有 179 人（18.5%）。 二、研究問題與假設驗證 為了回答研究假設與研究問題，本研究進行兩次迴歸分析，整理如表一。 研究假設 1：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愈高，則風險重要性感知程度愈低。 迴歸分析檢視民眾的政府信任程度對風險感知的預測力上，可以發現信任程度負面預測風險感知 （β = -0.28 , p < 0.001）。也就是信任程度愈低，愈是認為核能風險程度高。假設 1 獲得支持。 研究假設 2：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愈高，則愈是支持核能。 迴歸分析檢視民眾的政府信任程度對與核能立場的預測力上，可以發現信任程度正面預測核能立 場（β= 0.19 , p < 0.001）。也就是信任程度愈高，愈是支持核能發電。假設 2 獲得支持。 研究假設 3：民眾對科學家的信任程度愈高，則風險重要性感知程度愈低。 迴歸分析檢視民眾的科學家信任程度對風險感知的預測力上，可以發現信任程度無法預測風險重 要性感知（β = 0.01 , p = 0.91），亦即兩者之間沒有顯著關係，因此假設 3 無法獲得支持。 研究假設 4：民眾對科學家的信任程度愈高，則愈是支持核能。 迴歸分析檢視民眾的科學家信任程度對與核能立場的預測力上，可以發現信任程度正面預測核能 立場（β= 0.36 , p < 0.001）。也就是信任程度愈高，愈是支持核能發電。假設 4 獲得支持。 研究假設 5：民眾在核災的電視新聞注意程度對於風險重要性感知與立場的效果不同於其他媒介的注 意程度。 迴歸分析檢視民眾的三種媒介新聞注意程度對與核能風險重要性感知與支持核能發電立場的預 測力上，發現除了電視新聞注意程度正面預測核能風險重要性感知（β= 0.22 , p < 0.001）以及負面預 測核能立場之外 （β = -0.11 , p < 0.05），其餘的媒介新聞注意程度都無法預測風險重要性感知與立場。 研究假設 5 成立。 研究問題 1：核電議題上，核電議題的人際討論影響力為何？ 迴歸分析發現民眾的人際傳播程度對與核能風險重要性感知與支持核能發電立場均無法預測（風 險感知β = 0.04 , p = 0.46；核能立場 β = -0.06, p = 0.18）。 研究假設 6：核電議題上，主觀知識較客觀知識較能預測對核電議題的態度。 迴歸分析發現民眾的主觀知識程度無法預測風險重要性感知（β = -0.08 , p = .15），也無法預測核 能立場（β = -0.02 , p = 0.68）以及容忍程度（β = 0.02 , p = 0.65）；客觀知識程度雖然無法預測風險重

12 要性感知（β = 0.05 , p = 0.32），卻預測核能立場（β = 0.21 , p < 0.001）以及風險接受程度（β = 0.13 , p < 0.01 ）。總結來看，客觀知識程度較高者，愈是支持核能，也較接受核能風險，因此假設 6 未獲得 支持。 研究假設 7：男性對核能風險的重要性評估較女性為低，且對於核能風險的接受 度高於女性。 迴歸分析發現女性與男性的風險重要性評估無差異（β = 0.08 , p = 0.11）；但男性較女性較接受核 能風險（β = 0.11 , p < 0.05），因此假設 7 只獲得部分支持。 研究假設 8：教育程度愈高者，愈是支持核能。 迴歸分析發現教育程度愈高，則愈是支持核能（β = 0.11 , p < 0.05）。假設 8 獲得支持。 研究假設 9：泛藍較泛綠支持核能。 表一的迴歸分析顯示泛藍較其他政黨支持者贊成核能（β = 0.11 , p < 0.05）；泛綠支持者則與其他 政黨支持者在立場上無顯著差異（β = -0.02 , p = 0.67）。以 t 檢驗比較兩黨支持者則發現，泛藍較泛綠 顯著地較為支持核能（t = -7.21, df = 421, p < 0.001；泛藍 N = 241，M = 3.45，SD = 1.14；泛綠 N= 183， M = 2.57，SD = 1.32）。假設 8 獲得支持。 表 1：風險重要性感知、核能立場以及風險接受度的迴歸分析 風險重要性感知 核能立場 風險接受程度 預測變項 第一階層 人口變項 性別（男=1，女=0） 0.08 0.10* 0.11* 年齡 -0.15** -0.04 -0.05 教育程度 -0.11 0.11* 0.08 族群（閩南=1，其他=0） 0.02 0.13*** 0.01 Adjusted R2 0.02 0.06 0.04 第二階層 政黨支持 泛藍（泛藍=1，其他=0） -0.01 0.11* 0.04 泛綠（泛綠=1，其他=0） -0.03 -0.02 0.04 Adjusted R2增加 0.00 0.05 0.00 第三階層 核能知識 主觀知識 -0.08 -0.02 0.02 客觀知識 0.01 0.21*** 0.13** Adjusted R2_{增加 0.00 0.13 0.05} 第四階層

13 媒介注意 電視新聞注意程度 0.22*** -0.11* 0.04 報紙新聞注意程度 -0.10 0.01 -0.08 網路新聞注意程度 0.00 0.01 0.02 Adjusted R2增加 0.03 0.00 0.00 第五階層 人際討論程度 0.04 0.06 -0.06 Adjusted R2增加 0.01 0.00 0.05 第六階層 信任 科學家信任 0.01 0.36*** 0.25*** 政治信任 -0.28*** 0.19*** 0.10 Adjusted R2增加 0.06 0.18 0.07 全部可解釋變異量 0.12 0.41 0.17 註：表格中之係數為最後迴歸方程式之標準化迴歸係數 *p < 0.05, ** p < 0.01, ***p < 0.001

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發現政治信任程度愈低者，愈認為核能風險重要性程度高。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愈高， 則愈支持核能。但對科學家的信任程度與核能風險重要性感知無關。對科學家的信任程度愈高者，則 愈支持核能。 在傳播層面上，本研究發現民眾在核災的電視新聞注意程度對於風險重要性感知與立場的效果不 同於其他媒介的注意程度，對核災的電視新聞愈注意，則愈覺得風險重要性高，也愈反對核能，但其 餘的媒介新聞注意程度都無法預測風險感知與立場。過去文獻強調了大眾媒體提供民眾日常生活所需 資訊，也提供了生存上所需的安全感的角色（Giddens, 1990, 1991），而當風險 來臨時也理當扮演引導 民眾處理風險（Beck, 1999；顧忠華，2001, 2003）。媒體是風險溝通中，傳遞訊息、影響社會大眾感 知的重要管道（Lichtenberg & MacLean, 1991）。唯必須了解的是，當重大風險災害發生時，媒體報導 量可能更加放大風險，強化民眾對於風險的感知。本研究結果顯示，電視新聞在這一點上比其他的媒 體更有影響力。 與過去科學風險文獻相左，本研究發現主觀知識程度無法預測風險感知，也無法預測核能立場以 及風險接受程度，但是客觀知識程度較高者，愈支持核能，也較接受核能風險。在性別差異上，女性 與男性的風險感知無差異，但男性較女性能接受核能風險。研究也發現教育程度愈高者，愈支持核能。 在政黨差異上，與過去觀察相同，泛藍較泛綠支持核能。 本研究強化過去關於科學與風險文獻上關於信任程度對於風險感知的預測。而傳播媒介上，證實 電視新聞在傳遞風險的影響力。在核能的脈絡裡來看，可以發現政黨與支持核能的關係相當清楚。另 外客觀知識多者，也支持核能。必須注意的是此次日本核災過後，核能專家過去對民眾提出的種種核 電安全保證應該已經失去可信度（Ramana, 2011），但是本研究中仍發現民眾對於科學家的信任程度， 也發現對科學家的信任與支持核能的關係的存在，顯見台灣民眾對科學家的支持度。台灣社會對於科 學與科學家的崇尚是否影響對科學議題的討論，值得往後進一步深究。 本研究的最大貢獻在於調查期間是在福島核災發生後的一周，所以受訪者較容易評估台灣發生類 似狀況的可能性，對於風險的感知非來自空想，尤其是對於未經歷三浬島與車諾比核災的年輕受訪者 而言。另外，由於調查期間，後續災害仍持續傳出，受訪者對於核災的印象應該記憶猶新。這樣的研 究設計所得到的結論，也許推論到民眾平時的態度時要謹慎，也就是關於「風險意識」以及跟傳播兩 者之間的發現，以保留在災害期間較佳。 另外，本研究並不能證實是否因為民眾本身就擔心核災，所以收看 更多相關新聞？然後更為反對 核能？不過在傳播效果相關文獻當中，觀看新聞一向是重要的引發認知態度與行為效果的自變項，未

14 來可朝向探討擔心程度作為自變項的設計。也由於民眾可能還處於福島災害期間的恐慌，所以政黨傾 向的影響力在本研究中不如預期的強。另外，本研究由於採用電話訪問，所以在題數上限制較多，尤 其是核能知識題上雖有兩題，但分別測量主觀知識與客觀知識則略顯不足。 在有關核能接受度的相關研究中，指出了兩個主要途徑以探討民眾對於何能的接受度，分別是理 性的核能的成本效益評估以及風險感知。除此之外，也有以政治過程（例如核電廠為何設在我家後院） 來探討的民眾的接受程度的，若未來研究能將上述三者深入比較，則更可能了解民眾的核能態度形成 模式。 過去核能廠並不是一直那麼不受歡迎。1977 年美國電視新聞網 CBS 第一次從事關於核能發電的 民調，發現 69%的受訪民眾表示支持核電廠，但兩年後三浬島輻射外洩事件發生，民眾的支持立刻掉 到只剩 46%，到 1986 年發生車諾比爾核電廠爆炸事件後，更是只剩下 34%支持。整個 1980 年代美 國大抵是反對建造核子反應爐的（Rosa & Dunlap, 1994；Bolsen & Cook, 2008），而或許是基於民意， 也可能是巧合，在三浬島事件之後，美國也再未興建核電廠了。為何大眾反核？一般認為反對者通常 是基於別在我家後院的心態 （Not in My Backyard, NIMBY），而且民調中也發現一般民眾反對核電的 立場不如核電廠預設地附近的居民堅定，然而以上只能解釋部分的事實，另有許多人是無論地點在何 處都反對的，所以 NIMBY 並不能完全解釋人們反核電的心態。如果我們將所有人們所面臨的環境災 害放進來一起比較，例如垃圾掩埋場、焚化爐、煉油廠、化工廠與核能電廠一起考量，就會發現反對 這些科技並不是因為是否在我家後院，而是基於任何社區都不應該獨自承受科技所帶來的傷害的道德 考量（Burningham, 2000）。民眾並非同質，反核的理由可能也不盡相同，當許多民眾都核能產生懷疑 時 （如本研究中所顯示的約四到五成），可以發現肇因於當時發生了大型核災、核廢料處理不當、對 專家與政府的不信任 （Whitfield, Reid, Waworth, Madders, Marquiss, Tingay, & Fielding, 2009）。

曾經擔任 Oak Ridge 國家實驗室主任的 Weinberg 在 1976 年曾經說大眾對於核能風險的接受程度 已經成為核能是否繼續發展的最大關鍵（Weinberg, 1976: 19）。這個問題到今天仍持續，成為電力供 應的重大選擇考量。福島核災的發生迫使大眾必須思考重大災害的確可能發生，而體驗到核災對人體 與環境造成永久性的傷害。從美國、日本、台灣以及世界各國陸續發現的核能安全問題當中，可以發 現在核能工業當中，社會大眾不再對核能專家於核能安全上的保證給予百分之百的信任，所以關於反 核的論辯看起來會是個不消失的社會運動。

註釋

［1］原能會呼籲民眾放心，也保證將持續加強環境偵測，確保台灣民眾免受輻射的威脅。爾後 4 號 反應爐也於 15 日上午爆炸，外牆破洞造成置放廢燃料棒的儲水池曝露於大氣中。2 號反應爐也於當 日爆炸，堆心亦有熔毀情況，燃料棒 30%受損。5 號及 6 號反應爐 15 日出現溫度微升，東京電力公 司以灌水進入反應爐中來冷卻降溫。3 月 30 日台灣各大報均指出福島核電廠輻射外洩汙染，已逐漸 擴散到美歐和亞洲多個國家，包括南韓、中國、菲律賓、越南都測到微量放射物質。此現象引發社會 大眾關心，而氣象局預報中心主任鄭明典推估，「研判輻射污染已經抵達台灣，經大氣稀釋，可能是 對人體無害的低劑量，但呼籲監測單位應公布監測數值，讓民眾安心。」原能會主任黃景鐘回應，自 核變至今，在全國五十個偵測站所測得的總輻射劑量，都在自然背景值範圍內。3 月 31 日東京電力 宣布 1 至 4 號機組報廢。 ［2］以公視節目「有話好說」2011 年 3 月 21 日的內容為例，該節目邀請四位專家學者與環保團體 代表談論「日本哪裡出錯？台灣該學什麼教訓？」於節目中簡介台灣核電廠的構造、機電廠商，防震 防海嘯設計、疏散範圍評估及規定，強調核災若發生於台灣，台灣的因應措施定要比日本周全。 ［3］2011 年 4 月 30 日核四廠前鹽寮反核自救會約兩百人，宜蘭人文基金會董事長陳錫南和台大化 工系施信民教授參與這場反核遊行，要求廢核救台灣。反核團體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也為「430 向日葵 廢核行動」邀請來自福島此次受災的居民大賀絢子來台現身說法，呼籲台灣社會勿重演福島核災悲劇。 「430 向日葵廢核行動」在台中、高雄、台東等地同步舉行遊行活動，逾萬名反核民眾參加向日葵廢

15 核大遊行，高呼「為了孩子，不要核子」、「核電除役，世代正義」等口號，高雄反核遊行民眾當中有 人躺在最繁華的巨蛋商圈馬路上，表達核災發生橫屍遍野的恐怖意象，呼籲全民反核，不要重蹈車諾 比、福島核災覆轍。 ［4］王榮德（2000）指出以下四點考慮： （一） 核災的後果台灣承受不起，輻射致癌，緊急應變極端困難。核災對直接的傷害是輻射污染所 引起，事實上 輻射引發白血病至少需要等兩年才發病，而其他癌症更需要至少五至十年以上才會發病。 此外，台灣的人口密 度高居世界第二，萬一發生爐心融毀，核電廠方圓三十公里地區需要疏散，但根 本無處可去。 （二） 爐心融毀的機率在多地震的台灣 台灣地處環太平洋板塊多地震帶，核四的防震設計最多只能抵抗芮氏規模 六級的地震。而核四廠也位 於雙溪河斷層及石碇溪斷層的一公里處。 （三）核能安全之管制與監督制度不健全 核能具有高度風險，它的安全性需要有一個周全的管制與監督制度及執行之機構。但根據台灣的原子 能法，原能會的首要任務是發展核能，管制與監督是次要功能。在國際上，由於台灣未能簽署 IAEA 核能安全公約，台灣的核能安全未被國際社會納入考量。 （四）核廢料對子孫的影響 核燃料使用的化學物大多需要很長的半衰期，例如毒性大的鈽 239，半衰期為兩萬四千年，因此，台 灣為了享受幾十年的能源，卻必須讓後代子孫承擔上萬年。 ［5］原因包括政府為提高發電廠自製能力，讓核四廠成了「拼裝產品」。台灣電力公司將興建核四工 程原先的統包規畫改成分包，將最重要的核島區分包給數十個包商，許多零件設備由台電自行採購， 導致工程介面的複雜與不同調。因此使得核四在施工過程中，頻頻傳出各種意外案例；另外，核四廠 建在活火山和地震斷層附近 ，距該廠 20 公里處的海底，活火山分布數量驚人，這些火山的異動，對 核四安全頗遭疑慮；除此之外，「枋腳斷層」距離核四原子爐的爐心，只有不到兩公里。經濟部中央 地質調查所不否認這些斷層的存在。台電副總經理黃憲章說：「核電廠如果遇到火山爆發，會停止機 組運轉，機組停止後的散熱電力供應調度，也不會造成問題。」他更強調：「核四已經把防海嘯的設 計都考慮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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