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澎湖西嶼新發現之「皇明洪門楊氏」墓

(1)

論澎湖西嶼新發現之「皇明洪門楊氏」墓

∗

奧利華

國立高雄大學西洋語文學系副教授國立政治大學亞太時空資訊研究室副研究員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email protected]

林莉倫

國立高雄大學西洋語文學系學士生 [email protected]

陳乃瑜

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學士生 [email protected]

莫詹姆

國立政治大學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生 [email protected]

詹雅晴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學士生 [email protected]

摘要

明代保留至今的墓在澎湖及台灣本島相當稀少。在澎湖西嶼發現一個可能為明代女性的墓洪氏之墓，若這塊墓碑上所刻的日期正確，此發現將提供民族學家及歷史學家洞察 17 世紀時祖先所使用的材料、定位、文體選擇、測量及建築等面向。然而，此古墓所透露的具體細節相當少，幾乎都已被侵蝕至無法辨讀，再加上同一時期的古墓幾乎都已 ◎ 收稿日期：2016 年 4 月 30 日；審查通過日期：2016 年 6 月 24 日。

(2)

消失殆盡。此研究旨致力於透過比較相同時代台灣及澎湖之墓碑，確認此洪門楊氏之墓設立於鄭氏時代之機率。洪氏家族的墓碑也已經過實地考察、拍攝，並針對其方位、大小、形狀等資訊進行歸檔。透過數位化的保存方式，我們更意識到了早期研究中的知識缺口，促使我們盡可能地重新記錄、歸檔這些墓碑以補足先前不足的資訊區塊。透過數位化紀錄，這樣具有一致性且系統性地記錄轉變，為台灣墓碑研究展開了新的序頁，使學者能更完善保存台灣歷史。此「洪門楊氏之墓」，透過本團隊的研究，因為其本身所設立的位置，方向及被沙子所掩埋，此墓得以完好地被保存，推測極為可能是鄭氏時代後期所保存下來之墓。關鍵字：澎湖、西嶼、墓地、明代墓碑、數位人文

(3)

1. 前言：「讀墓」（Thakbong）研究計畫

「讀墓」研究計畫（Streiter, Goudin & Lin, 2008; Streiter, Goudin & Huang, 2011），旨於以數位人文資訊系統及語料庫記錄台灣墓碑，目前已累積 570 餘天的田野工作，資料庫中收錄來自超過七百座墓園，六萬五千萬多座墳墓的二十二萬多張照片，每張皆附有 GPS資訊。當大多數的墓已被本計畫透過照片作為記錄，但對於古墓而言，多數已經遺失而不可尋。本研究有時引用前人的數位化檔案與較早之前的文件、文章，主要的資訊來源為：〈台灣的明墓雜考〉（朱鋒，1953）、〈台灣明墓考〉（石暘睢，1953）、〈台灣現存的名墓〉（林衡道，1969）、〈記新出土的明墓碑〉（石萬壽，1975）。大多數明代的墓碑記錄文件是在上一個世代被錄下來，但非常遺憾的是這些資料並沒有影像的紀錄，是不完整的，有些甚至模糊且前後不一致。例如：朱鋒的資料紀錄中第 7 個墓碑與石萬壽的第 23 個紀錄是同一個墓碑，石萬壽多了一個「門」而朱鋒沒有；朱鋒第 10 個墓碑為石萬壽紀錄的第 62 個墓碑，石萬壽在此紀錄中多了一個「考」而朱鋒沒有。單從這兩本書籍紀錄無法得知究竟哪一筆資料是正確的，若有相片能夠佐證，這種情況就不會發生。這些書籍中可能有更多的錯誤只是我們還沒有發現。因此，透過數位化的方式重新記錄這些墓碑將允許我們獲得更新更可靠的特徵資料。表一為此研究所參考的墓碑數量統計及地點分布，這次的研究地點範圍分成台灣地區包含澎湖金門、澎湖地區包含澎湖列嶼，及西嶼。「讀墓」研究計畫所涵蓋的範圍甚廣，其中包含台灣本島、離島如馬祖、金門、澎湖等，以及亞洲地區如日本、福建、廣東等地區。透過資料的收集及分析，此研究希望透過墓碑型式的改變了解不同地區文化轉型的原因及釋義。墓園及各式墓碑型式可為台灣多元文化的見證：每一個墓碑都有屬於自己的一段故事。墳墓，是收納台灣記憶的場所。如今卻遭受無情的怪手及推土機大肆破壞，一個又一個的坑洞，把不同族群不同家庭的記憶都鏟平後再雜亂地堆疊在一起。就這樣，台灣的墳墓以及其所涵蓋的歷史和記憶正以極快的速度在消失當中。透過數位化的方式記錄及保存墓碑，團隊已蒐集了二十二萬多筆的墓碑資料，希望透過墓碑的樣式、時間及分布地點闡釋當地習俗的起源。其中探訪過的眾多地區中，澎湖是個相當特殊的研究地點。由於澎湖的離島皆由海所相隔，天然的地理位置使得文化的流傳及演變有時間性。透過對於澎湖深入的研究，可推測出墓碑文化對於台灣等地區文化的影響。

(4)

表一本研究使用的墓碑數量台灣，澎湖，金門澎湖西嶼萬曆 2 崇禎 4 永曆 1 鄭氏王朝 59 2 1 康熙 6 雍正 1 1 乾隆 54 11 5 嘉慶 46 5 1 道光 145 25 6 咸豐 57 7 2 同治 79 12 4 光緒 168 94 59 明治 342 28 15 大正 653 41 28 昭和 2,418 239 108 民國 39,333 1,460 285

2. 澎湖墓碑的研究

澎湖在歷史的位置：南宋時期，將澎湖群島劃歸為泉州晉江縣管轄，有漢民移居。元末因人口增多，設立巡檢司。至明末天啟年間，曾以防倭寇曾於澎湖建城戎兵。澎湖的地理位置成為漢人進出台灣的軍事與移墾首站，更顯其歷史重要性。2009 至 2015年間，研究團隊至澎湖進行了前後 7 次之田野調查，走訪 9 座島嶼、55 座墓地，為 2,579座墓拍攝了 12,582 張相片。 2.1 淺談澎湖之墓碑特性澎湖，之所以成為研究目的最主要因素為澎湖的地域性特殊：澎湖地區島與島之間皆有海作為天然屏障所區隔，歷史背景及影響較為單一。有其特性，澎湖島與島間的語言及方言也受到相當的影響。根據陳正祥教授的研究，澎湖平均 10％的土地是被墓地所覆蓋，一些面積較小的島

(5)

嶼墓地所占比例更超過 40％（Chen, 1953）。如此驚人的比例，對於人口數過剩的澎湖而言，人們更期待其土地的生產力。儘管如此，由於澎湖地區受到強烈的侵蝕及接受鹽分過高的海水，經統計後得知，一年中僅有四個月有農業生產來滋養人口（Chen, 1953）。有另一個解釋可推測為僅有部分生命力較強的植物如仙人掌及龍舌蘭可存活在此貧瘠的土地。甚至連山羊都沒辦法存活於這片土地中。島嶼越小，海岸邊受到侵蝕及洪水的比例就越高，導致其農業發展其實並沒有受到太大的損傷。島嶼間文化及地理位置的差異造就了墓碑分散程度及被侵蝕程度的顯著差異。小釣魚諸島的墓碑集散是非常系統化的，而較大的島嶼上墓碑的分布就可能位處較嚴格控管的地方，或者相當廣泛地形成土葬連墓。在連墓形式的墓地中，往生者朝著相同方向一個接著一個地平行排列且被祭拜，即便墓碑上所刻的文字早已因為風化而不可辨識。根據本團隊的釋義，連墓的形成策略應當是想在傳統喪葬文化要求及經濟考量：是否放棄墓碑中取得平衡。透過觀察墓碑的數量、親戚之間埋葬的距離及親戚間墓碑風化的程度，連墓形式是相當好辨別的。此外，似乎因為連墓在社會中沒有一定的製作規範，不同家族的連墓常使用不同材質、大小、外觀造型以及雕刻風格。每一個連墓都形成獨特的形態特徵，可以不需要修復已風化的連墓，藉由外觀及特徵推測出屬於自己的歷代祖先並進行祭拜儀式。 2.2 澎湖、金門所發現之明代墓碑儘管漢人移居澎湖許久，但目前已知的明代墳墓僅有 2 座。目前僅能透過留存下來的文獻資料查證此 2 座墓碑，墓碑已不復存在。術語「連墓」，是指一組一字排開，像珍珠鏈的墓葬形式。連墓所代表的意義及功用在不同的社群團體有著不一樣的意思。位於台南南山公墓的連墓所代表的意義多為第二次下葬（經過撿骨後再次入土）；僅入土一次（墓設立於撿骨之前）大多不是連墓。在澎湖，連墓皆有可能為第一次入土或第二次入土之墓。在 Streiter 的文章中表示，本團隊假設不同的連墓有自己獨特的模式，即便墓碑上的文字已無法辨別，不同的家族仍然能夠辨識出不同家族的墓（Streiter, 2015: 6）。本團隊雖對連墓的安排（依照性別、家族輩分、死亡日期）尚未研究，但我們推測連墓的設置安排並沒有統一的模式，不同的家庭或不同的社群對於連墓有著不同的安排做法。其中一個已記錄的墓，目前已移至金門的墓碑「有明自許先生盧公之墓」。「盧若騰墓碑今在金門之賢住鄉，而澎湖太武山，遺墓完固，倚山面海，形勢頗佳，土人傳為軍門墓。意者公子於遷葬後……今澎邑盧姓人士均奉為祖墳，年年祭掃不絕。」（石暘睢，

(6)

1953）盧若騰原為金門賢聚人，卒於澎湖，葬於太武山，後遷葬回原故鄉金門。「有明自許先生盧公之墓」材質不詳，位置不詳，方位不詳（圖一）。圖一有明自許先生盧公之墓（資料來源：石萬壽，1975）特別的是，兩個在澎湖所發現明代的墓碑上皆刻有「旹」（時字異體字）。其中有一個墓碑已移至金門（「有明許先生盧公之墓」）。刻有「皇明」字樣之墓碑位於正中，左側碑文讀「昔太歲甲寅年花月日吉置」11 字，中讀「□代顯考□公□一位之佳城」12 字，右讀「□孫□章仝立石」5 字。此墓材質不詳，文字變體不詳。「顯」在同時期的老墓中並不是這樣的刻法。「旹」的寫法有錯誤，並不是一般的寫法。已經沒有辦法重新檢視這墓碑且再次確認那些不可讀的文字。此碑的位置及方向不詳（圖二）。圖二澎湖縣西嶼鄉小池角發現之明墓（資料來源：石萬壽，1975）

(7)

2.3 澎湖田野調查，發現一座明代墓碑 2014年 1 月 18 到 22 日，團隊第六次至澎湖田調，參與成員有奧利華、陳乃瑜、林莉倫。22 日行經西嶼鄉東北部，於竹灣村考察墓地。圖三黑點即為竹灣村南面靠海墓地。當天記錄了 145 座墓、195 座墓碑。其中有一珊瑚礁連墓（圖四），墓碑幾多沉入地底，但左方碑石露出部分仍可辨「皇明」字樣於碑頂橫額（圖五）。稍加挖掘後，出土部分左側讀「旹在己酉年孟」，中間銘文讀「三代顯祖妣洪門楊氏墓」（圖六）。無奈行程安排使然，當時並無機會對此墓更加深探，但攝有 6 張墓碑照片帶回。圖三西嶼鄉 12 座已考察墓地分布1 圖四竹灣村南面靠海墓地空拍2 1_{黑點即為竹灣村南面靠海墓地。共有 12 座墓園，812 個墓。} 2_{白色圈號為做記錄的墓，珊瑚礁連墓（皇明洪門楊氏墓）所在地。}

(8)

圖五部分出土碑文（資料來源：奧利華攝，2014.01）圖六完整出土洪門楊氏墓碑（資料來源：奧利華攝，2015.05） 2015年 5 月 1 日，團隊進行第七次澎湖田調，參與成員為奧利華與莫詹姆。於竹灣村南邊同地點尋得該連墓，並發現連墓由至少 5 座碑石並列組成，前段提及刻有「皇明」字樣之墓碑位於正中，碑後可見唯一墳塚（圖七）。重新發掘後，左側碑文讀「旹在己酉年孟冬月旦」9 字，中讀「三代顯祖妣洪門楊氏墓」10 字，右讀「孝孫媽拳立」5 字（圖六）。經測量得知碑寬 34.8 公分，長 72.5 公分（圖八、圖九），面南向崖，座標為（E119.517381, N23.625395）。共攝得連墓照片計 38 張，墓碑照片計 17 張。

(9)

圖七西嶼鄉珊瑚礁連墓，左墓可見皇明橫額（資料來源：奧利華攝，2014.01）圖八碑寬 34.8 公分（資料來源：奧利華攝，2015.05）圖九碑長 72.5 公分（資料來源：奧利華攝，2015.05）

(10)

3. 「皇明洪門楊氏墓」碑的性能

此段落闡述這座墓碑的屬性特質，提供這三座一組的連墓之於西嶼、台灣（包含西嶼和澎湖）、澎湖及金門相對頻率的分析。此比較的目的在於如何建立一個顯著判斷墓碑是否為明墓的基準。 3.1 「皇明洪門楊氏墓」碑的定向及方位一般墓碑定向及方位會根據各自家族的宗教、信仰、風水等不同變數而決定不同的方向，大多的墓碑會因上述等考量採用「背山面水」的定位，方向則不一定。從琅琅上口的兒歌——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廟宇的設計——前有池塘後有山，以及人們今日用來比喻強大支援的「靠山」不難得知，會選用「背山面水」的原因是除了擁有好風水外，更希望祖先們能成為子孫的靠山庇蔭子孫。連墓，常見於澎湖的一種墓碑排列方式：墓碑一個接一個整齊的排列於墓地中，其墓碑的定位皆朝自相同方向。特別的是在澎湖的連墓時常是「背水面山」，和風水上的論點相牴觸，這不禁也令人懷疑，澎湖的連墓選擇「背水面山」的方式是否具有獨特的意義？「洪門楊氏墓」碑與左右側之連墓所屬的方位就是牴觸風水的「背水面山」。在白沙相同地區其他採用一般風水定位「背山面水」的墓碑大多都因強風長時間的侵蝕而無法辨讀。也許也因「洪門楊氏墓」碑特殊的墓碑方位走向，讓她得以保存至今。此墓碑坐落於竹灣一個地勢低平的墓地，由於較新的墓皆設立於較高處，由此可知同為低處的墓即為同時設立的。此墓特別講究於方位而不是方向，且相反於一般風水所推崇的背山面海，而是面山背海。這個方位的選擇產生了新的問題：究竟違背於習俗方位有何考量？但另一方面而言，也因為是方位選擇的不同才使此墓免於嚴重風化，得以受到良好保存。此墓面南西向崖（121°），座標為（E119.517381, N23.625395）。 3.2 墓碑的材質屬性 3.2.1 墓碑材料「洪門楊氏墓」碑為珊瑚礁石刻製而成。珊瑚礁石為石灰岩的一種，日日在海風洗禮之下表面痕跡易被侵蝕，導致模糊無法辨識。由圖十也可以得知海風侵蝕的強度。然而相較於左右側連墓之同石材的墓碑可以發現「洪門楊氏墓」碑上的文字清晰可見，而左右兩者則已無法辨讀，其此墓上的文字如此清晰的原因則有待考查。這種以珊瑚礁石

(11)

材質的墓是相當特殊，除了澎湖地區以外的地方目前尚未發現有以珊瑚礁石作為墓碑石材的墳墓，可說是相當具有鑑別度的指標。因此若以墓碑材料為比較標準是不可行的，在澎湖以外的地區就無法使用此標準。然而，除了澎湖以外的地區，所有明代的墓碑都是由花崗岩所製成，這顯現了所謂堅硬石頭所應具備的條件，造墓的考量上必須使墓碑上的文字經歷 300 年之久仍可辨識。圖十「洪門楊氏墓」之頂部，較於表面風化的程度嚴重許多（資料來源：奧利華攝，2014.01）透過本團隊的數位資料庫可得知（圖十一），在台灣地區不論年份使用珊瑚礁作為墓碑的比例趨近於 0，若將澎湖地區獨立出來看（黑色短虛線），可得約從 1700 年後使用珊瑚礁作為墓碑材料的比例逐漸增加；若再將西嶼地區從澎湖地區獨立出來（黑色短長虛線）可見 1650-1700 年間有使用珊瑚礁石作為墓碑之案例。圖十一珊瑚礁比例與年代關係

(12)

3.2.2 矩形墓碑本團隊認為透過墓碑的形狀辨別年代是一個非常顯著的指標。墓碑的形狀可以反映出抽象性代表（例如像風水或宗教等）、種族及國情差異、技術技能等，墓碑的形狀也可以顯現出此家族後代的經濟狀況。圖十二為方形墓碑比例及時間年代圖。可以透過此圖發現矩形墓碑使用比例的差異。在此圖中，橫軸 1.0 位置上的灰色虛線為「洪門楊氏墓」碑；灰點為使用矩形墓碑的百分比；縱軸為百分比；橫軸為年度，1800 年以前至 1650 年台灣、澎湖及金門地區越早的年代使用矩形墓的比例越大，1650 至 1700 年間更是達到百分之百，1850 年後台灣、澎湖及金門地區使用矩型墓碑的比例只剩約 20％。圖十二墓碑的方形比例與年代關係 3.2.3 墓碑大小制定墓碑的尺寸、大小不僅能透漏此家族子孫的社經地位，更能透過對於墓碑形式的觀推測其墓碑是否為專業師傅所刻製。其中一項重要的形式指標為墓碑的尺寸是否實行魯班尺對於墓碑的習俗規範。魯班尺最早出現於文獻是記載於南宋的《事林廣記》中，而台灣最早記載以魯班尺作為造墓參考為 15 世紀，魯班尺為古代木匠測量尺度所用。長約 1尺 4 吋 1 分，劃分為 8 格，為：財、病、離、義、官、劫、害、本（圖十三）。「洪門楊氏墓」長、寬尺寸在魯班尺中陰與陽皆為黑色部分，「沒字」（圖十四、圖十五）。

(13)

圖十三魯班尺「陰」的部分，用來測量墓及墓碑之尺寸（資料來源：詹雅晴攝，2015.04）圖十四 34.8 公分，在魯班尺中陰與陽皆為黑色部分，「沒字」（資料來源：奧利華攝，2015.05）圖十五 72.5 公分，在魯班尺當中陰與陽皆為黑色部分，「沒字」（資料來源：奧利華攝，2015.05）台灣、澎湖、金門墓碑高與寬的比例與年代關係並不能作為一個判斷「洪門楊氏墓」碑是否為明墓的有效指標。由此指標只得知清代之後墓碑開始標準化。圖十六為 1650 年至 1950 年資料庫中台灣、澎湖、金門墓碑高與寬的比例與年代關係圖；每一點灰點代表一個墓碑，橫軸的灰色虛線為「洪門楊氏墓」碑之高與寬的比例（約 2：1）；縱軸為墓碑之高與寬的比例；橫軸為年代。從此圖可得知，在台灣、澎湖及金門地區墓碑高與寬之比例與年代並無顯著關係。只單看澎湖地區無法從「洪門楊氏墓」碑之高與寬的比例推測其年代。圖十七、圖十八下方之灰色線為「皇明洪門楊氏墓」碑；最上方灰色點為墓碑寬度採用魯班「有字」的墓碑；黑點為墓碑寬度採用「沒字」的墓碑；縱軸為百分比；橫軸為年份；代表澎湖的黑色虛線平均值自 1650 年至 1800 年墓碑寬度採用有字的平均值大約為 83。主管「陽」事之魯班尺上尺「文公尺」的部分，「有字」的寬度代表對陽間生者吉祥之意（圖十九）。在圖十八中顯示：以「陽」也有字為測量在一開始並未被使用在墓碑上。然而，隨著造墓在澎湖與台灣的專業化和商業化，能提供「陽」也有字的刻墓師比

(14)

起無法提供者較有競爭力。這樣的結果造成今日的墓大多也關注「陽」也有字的做法。有趣的是，數據顯示在造墓時關注「陽」也有字的議題上，澎湖商業化比起台灣更早。這樣的假設我們將在未來的研究中校驗。圖十六墓碑高與寬的比例與年代關係圖十七台灣地區（包含澎湖列嶼）、澎湖、西嶼之墓碑寬度採用魯班陰「有字」（1）比「沒字」（0）的比例與年代關係3 3_{陰（丁蘭尺部分）有字（吉祥）V.S.沒字（不吉祥）之墓碑寬度。}

(15)

圖十八台灣地區（包含澎湖列嶼）、澎湖、西嶼之墓碑寬度採用魯班陽「有字」（1）比「沒字」（0）的比例與年代關係4 圖十九魯班尺「陽」的部分，用來測量桌子、椅子、窗戶、門口（資料來源：詹雅晴攝，2015.04） 3.3 題詞：橫額、主人、年代推測、後代由「洪門楊氏墓」橫額刻「皇明」，年代落款刻「己酉年」而未刻年號可見，該墓符合鄭氏時期明墓慣式（石萬壽，1975）。推斷其於明永曆 23 年（清康熙 8 年），即西元 1669年修建。這個連墓中，至少由 5 個以上墓碑組成，此洪門楊氏墓陳列在中間，左右各有兩個幾乎被沙子所掩埋，風化嚴重的墓碑。唯有此墓可讀性甚高，為連墓中碑文最完整者，故不排除為後朝重修之可能，但碑石頂端風化程度與同墓園的清墓相較下較為嚴重（圖十），亦可作為其年代久遠的依據之一。碑文左列「孟冬月旦」則指農曆冬季第一個月（10 月）初一。中款「三代」則為立碑子孫（見左側落款：孝孫）與墓主間隔代數。而此墓在年代部分使用的「旹」字，如 4_{陽（文公尺部分）有字（吉祥）V.S.沒字（不吉祥）之墓碑寬度。}

(16)

前所言，僅在澎湖地區有發現。 3.3.1 橫額：「皇明」墓碑橫額上刻有「皇明」是一個對於政權忠誠度的表現，使用「皇明」之後接著是清朝所使用的「皇清」；皇日、皇恩、皇民則用於日治時代；民國之後墓碑上的橫額就幾乎刻製民國。即便橫額上所刻的字能完整的表達自己對於國家的政治忠誠度，但是有時歷史已經改朝換代了居民卻仍刻製舊的年號。因此便有了一個新的疑問，刻有「皇明」是否就是代表著此碑為明代之墓？在〈記新出土的明墓碑〉（石萬壽，1975）中提到，皇明標記了政治體，而非家鄉籍貫名。依此顯示皇明代表鄭氏時期（1662-1683）漢人墓對反清復明的效忠。鄭氏政權的消逝也可解釋「皇明」刻法於 1680 年後比例減少的原因。圖二十橫額提及明代關係的比例與年代關係圖二十中，灰色的線為「皇明洪門楊氏墓」碑；灰點為墓碑橫額刻有皇明數量的百分比；黑線為平均值；縱軸為百分比；橫軸為年份。從中可見，1647 年至 1683 年間，墓碑橫額刻有皇明字樣的比例頗高，從 1683 年後比例則急劇下降。由此可推斷刻有皇明字樣的「皇明洪門楊氏墓」碑有可能為明朝的墓碑。

(17)

3.3.2 主人明代的墓碑碑文普遍只僅記載人名亦或人名和時間兩列；只有重要之人如將軍才會有完整的碑文記載（上額有地名，下額由左至右有立碑時間，名字以及立碑子孫）。然而這次團隊所發現的「洪門楊氏墓」碑不但為女性墓碑，且擁有完整的碑文記載。由此可推斷此洪門楊氏應為一位相當重要的人物。 3.3.2.1 澎湖的家族與台灣家族代數關係（表二）表二澎湖的家族與台灣家族代數關係5 地區家族代數平均澎湖，西嶼 4.3 澎湖 4.5 台南 5.2 高雄 10.6 嘉義 14.5 苗栗 18.7 屏東 19.7 高雄，美濃 19.8 屏東，高樹 20.4 3.3.2.2 澎湖的女性墓碑明鄭時期因為清廷對台的海禁政策，使得地理位置優越的澎湖群島更顯重要，澎湖群島成為明鄭時期海上貿易重要的一個據點。當時航海技術不佳，家中男子時常因需出海捕魚、貿易，或至台灣本島發展等途中遭遇天災，女子則多在家料理家務等待丈夫歸來，1946 年澎湖的性別比為 0.93（顏尚文編纂、許雪姬總編纂，2005），男女性別比之比例失衡相當嚴重。因此當時的澎湖女性人數遠多於男性。有趣的是，男性明代墓碑的數量則遠大於女性的墓碑為 1.25（圖二十一）。 5_{兩種不同的計算方式：客家人從移民來台灣的祖先開始計算；河洛人從仍然存活的最年輕輩開始計算。刻} 在澎湖墓碑上的代數並不為此家族真正的代數，不是完整的被記錄在墓碑上。

(18)

圖二十一女性比例與年代關係 3.3.3 年份推測：「」、天干地支與季節「旹」的使用可作為一個有時間性的指標。「旹」，時的異體字，經常在澎湖地區被使用。其他墓碑上也見「旹在」，意思相同於「歲次」，可用來當作天干地支的起源。在我們的資料庫當中，使用「旹」的地區除了在台灣本島有一個之外，其他都在澎湖地區，尤其是西嶼。「旹」出現在西嶼的時間早於出現於馬公或望安（圖二十二、圖二十三）。相同地，月份的表示可以用數字表示，如一月或正月；用季節表示，如孟春；用月令表示，如端月。此「洪門楊氏墓」使用刻季節的表示方法，碑上刻有孟冬。然而單以此並不足以作為一個確切的判斷標準，利用季節的表示方法能排除一些在一定程度上現代化的墓碑。見以圖二十四可得知，在日治時期時，幾乎沒有人在使用季節作為表示方法。如果沒有使用年號，那麼利用農曆紀年法（天干地支）就幾乎為必要（圖二十五）。在世代交替的政局下沒有使用一個記錄的基準，年份的表示將會非常混亂及模糊。正如本團隊所預期地，使用農曆紀年法的墓碑急遽下降，這也顯現了在現代化及工業化的時間行走中，對於農曆紀年法使用的取代。

(19)

圖二十二使用「」字之墓碑年代與地點分布圖

(20)

圖二十四墓碑刻有季節的比例與年代關係圖二十五墓碑使用天干地支的比例與年代關係 3.3.4 後代由墓碑右側的「孝孫媽拳立」5 字推測立墓碑的人為洪氏子孫名媽拳。根據族譜，以「媽」字為泛字的家族只在澎湖地區一鄉當中的土地公廟內捐獻表中查得，而該家人為陳氏家族。澎湖群島地區經濟環境困窘，人又時常生育過多孩子導致無能力扶養等情

(21)

況，大多將孩子過繼到其他經濟能力較好的人家作為養子。由此推斷「孝孫媽拳立」此子孫洪媽拳有可能為陳家小孩過繼給洪家作為養子之例。

4. 使用貝氏定理估算此墓為明墓之機率

（1） 6 在考古學範疇中，使用條件機率估算其可能性是相當常見的（Barcelo, 2009）。在某特定條件下，此情況（此墓碑為明代之墓）發生的機率為何，見算式（1）。除了此公式外，有另外一個延伸的公式允許我們算出特定獨立事件，我們利用此公式估算在台澎金馬的明墓中，此「皇明洪媽楊氏墓」碑為明墓的機率為何，並再與第一個算式的結果作估算討論。（2）7 在此某特定條件下因為樣本數過少，時常為 0 或趨近於 0，於是利用一個擴大範圍的算式使得其他的墓也能被計算，只有明墓作為一個獨立事件（〈貝氏定理〉，2016）。我們透過上述討論的台澎金馬的墓碑屬性估算此墓為明墓之可能性，首先獨立算出單一條件的機率值，再以算式（2）估算綜合條件之機率。由於明代之墓所保存的樣本數量相當稀少，數值皆可能為 0 或趨近於 0，導致機率算出來為 0 或無意義，因此採用拉普拉斯平滑處理法（Wikipedia Contributors, 2016）（用 α=0.001），使得計算上較便利。估算的機率值列於表三。 6_{方程式（1）是透過兩個算式演化成方程式（2）。方程式（1）可算出在變數 X 為單一條件 1-8 的狀況下，} 此墓為明墓的機率為何。 7_{方程式（2）可算出變數 X 為 1-8 的綜合條件機率。}

(22)

5. 結論與延伸

本團隊於此論文發表一個發現於澎湖西嶼的墓碑。此「洪門楊氏墓」碑橫額刻有皇明，能作為證實此墓為明墓之證據。目前僅有極少數在澎湖的明墓有被記錄；台灣本島對於明代墓碑的紀錄也是寥寥無幾。新增一個明代所建立的墓碑資料進入資料庫將是台灣喪葬文化研究及銘刻領域往前邁進非常重要的一大步。為了證實此墓碑是明代之墓，本團隊建立一套經由已確立為明墓所訂定的檢測標準檢視此「洪門楊氏墓」碑。我們推測此墓是一個於明代所建立的墓，但曾經被整修過。此墓的表面被重新磨製、字也被重新刻過。重修的日期可能就在不久之前，當最後一代洪姓家族的人離開澎湖時所整修。這樣的情況習俗在澎湖並不少見，當人們離開澎湖後，就至少會有數年甚至是數十年不會再有人去墓地翻新之前的墓。單一條件所發生的機率雖然趨近於零（如條件 7，此墓被設立於澎湖；或條件 8，此墓材質為珊瑚礁岩），以綜合條件機率而言，不論是考慮第 1 點至第 8 點其中某幾項，此「洪門楊氏墓」碑為明墓之機率相當高。綜觀這些判斷標準，此墓極可能為明代之墓。最核心的問題：究竟此「洪門楊氏墓」碑是否為明代之墓，透過本團隊所建立的檢視標準機制，主張此墓為明代之墓。本團隊仍會持續耕耘，期盼能聯絡上洪氏家族，此研究便可增加其延展性，得到更完整的結論。（責任校對：邱比特）

(23)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貝氏定理〉，2016，《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http://zh.wikipedia.org/wiki/貝氏定理，瀏覽日期： 2016.04.29 。 [Bayes’ Theorem. (2016).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Retrieved April 29, 2016, from http://zh.wikipedia.org/wiki/貝氏定理.] 石暘睢，1953，〈台灣明墓考〉，《臺南文化》，第 3 卷第 1 期，頁 25-27。[Shi, Yang-sui.

(1953). Ming Tombs in Taiwan. Tainan Culture, 3(1), 25-27.]

石萬壽，1975，〈記新出土的明墓碑〉，《臺灣文獻》，第 26 卷第 1 期，頁 37-47。[Shi, Wan-shou. (1975). On Recently Unearthed Ming Period Tombstones. Taiwan Wen Hsien, 26(1), 37-47.]

朱鋒，1953，〈台灣的明墓雜考〉，《臺南文化》，第 3 卷第 2 期，頁 44-54。[Zhu, Feng. (1953). Studies on Ming Tombs inTaiwan. Tainan Culture, 3(2), 44-54.]

林衡道，1969，〈台灣現存的名墓〉，《臺灣風物》，第 19 卷第 3-4 期，頁 54-55。[Lin, Heng-dao. (1969). Famous Tombs Preserved in Taiwan. The Taiwan Folkways, 19(3-4), 54-55.]

顏尚文編纂、許雪姬總編纂，2005，《續修澎湖縣志（卷 3-4）人民志、政事志》，澎湖縣：澎湖縣政府。[Yan, Shang-wen & Hsu, Hsueh-chi. (Eds.). (2005). Sequel of Penghu County Annals, Volume III & IV: Demography & Administration. Penghu: Penghu County Government.]

二、英文書目

Additive Smoothing. (2016).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Retrieved July 20, 2016,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Additive_smoothing&oldid=726075825. Barcelo, J. A. (2009).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in Archeology. Henshey, VA: IGI Global. Chen, Cheng-siang. (1953). The Pescadores. Geographical Review of Japan, 26(1), 77-88. Streiter, O. (2015). Wind, Stones and Armed Forces: A Digital Reconstruction of Epigraphic

Practices on the Penghu Archipelago. In O. Streiter (Ed.), Documenting and Researching Graveyards in Taiwan (DRGT) 2015: Reaching out to the Han Sphere (pp. 1-37). Kaohsiu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24)

Streiter, O., Goudin Y. & Huang, Chun. (2011). Thakbong, Digitizing Taiwan’s Tombstones for Teaching,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In S. C. Lin (Ed.), TELDAP 2010 -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iwan E-Learning and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pp. 146-157). Taipei: TELDAP Agency.

Streiter, O., Goudin Y. & Lin, A. Mei-fang. (2008). Building a Corpus in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The Example of Thakbo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 of Languages or Dialects in Taiwan and Racial Migration. Taipei, Taiwan. December 27.

(25)

On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Huang Ming Hong Men Yang Shi”

Tomb in Xiyu, Penghu

Streiter, Oliver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West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Associate Researcher, Asia-Pacific Spatio Temporal Institut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ssociate Researcher, French Centre for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a

Lin, Li-lun Sandy

Bachelor Student, Department of West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Chen, Nai-yu

Bachelor Stud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Morris, James X.

Master Student,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Asia-Pacific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Zhan, Ya-ching

Bachelor Student,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Managemen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Ming tombs are particularly rare in Penghu and Taiwan. The island of Xiyu potentially contains one such tomb belonging to a woman with the surname Hong (洪). This tomb, if reliably dated, might give ethnographers and historians a special insight into the cultural practices of Penghu, and perhaps Taiwan, in the 17th century through its material, carving,

(26)

orientation, stylistic choices, measurements, and architecture. Details surrounding this tomb are scarce, however, as contemporary Ming tombs have eroded or been removed, this research seeks to situate the Hong tombstone into Zheng Era through a comparison with other temporally related tombstones in Penghu and Taiwan. Measurements of the Hong tombstone have been taken from site visits including its orientation, size, shape, material, character variants and placement. In our attempts to compare these data to previous digital and non-digital tombstone studies, we become aware of the many knowledge gaps that exist within earlier studies, which force us to re-document as many of these earlier findings as possible. The regularities and systematic shifts discovered in this digital documentation lend themselv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methods for tombstone research while digitally preserving a piece of Taiwanese history. We conclude on the basis of our comparison that the Hong tomb is very likely to be a construction of the late Zheng Era, and its well-preserved state is due to its location, orientation, and burial within the coastal sand dunes.

論澎湖西嶼新發現之「皇明洪門楊氏」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