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立兩岸事件資料庫之方法論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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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9-341 頁 2009 年 12 月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建立兩岸事件資料庫之方法論初探

賴文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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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針對建立兩岸事件資料庫申論以下四點：一、將質化事件轉為量化數據，必然會產生許多偏見，因此資料庫的數量應該要擴大。二、為了避免概念的過度延伸，擴大選取資料數量的工作需要人為的判斷，而不是以電腦軟體進行機械選取。三、事件資料庫的功用不一定集中在統計方法，資料庫可以同時是假設驗證、假設產生、以及假設解釋的根據。四、雖然質變量的工作充滿本體論上的難題，但是可以用方法論的技巧給予改善。關鍵詞：事件資料庫、兩岸關係、海峽兩岸、和平與衝突、台灣海峽 * 文藻外語學院國際事務系專任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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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多年來，社會科學界在追求研究精確性的目標之下，統計學方法普遍被使用，統計方法也日新月異的進化。在國際關係學界，建立事件資料庫，提供研究者充分的數據資料以進行統計分析，在國際上已經累積出豐富的經驗與學術成果。筆者以兩岸關係作為研究主題，試圖將此關係加以量化，在建立兩岸事件資料庫的工作上，累積出若干心得。本文將從以下四點作為主軸，申論建立資料庫的方法中重要的盲點以及克服的方法。第一，將以言語、動作、政策為主體的事件本身加以選取（Selecting）、編號（Numbering）、分類（Sorting）、定義（Defining），辨別給分（Coding）是一件相當冒險的概念延伸（Concept Stretching），每一個環節都極有可能出錯。整體來說，既然錯誤或偏見不可能完全避免，那麼資料庫的數量應該是大量優於少量。第二，然而，擴大選取資料數量的工作，需要更複雜精巧的腦力判斷，而不是籠統的以電腦軟體進行機械選取，才能避免過度的概念延伸。建立資料庫的工作是大量的個人判斷與多人辯論所構成，這種判斷與辯論雖然充滿不確定性，卻是將言語、動作、政策等等模糊概念加以精確化與量化的重要方法。第三，建立事件資料庫的功用不一定集中在可以作為統計方法之素材。在進行紀錄、過濾、瞭解、比較、判斷各種政治事件的過程中，沿途的風景已經是對科學知識累積的有意義貢獻。事件資料庫的價值可以同時是假設驗證（Hypothesis-testing），假設產生（Hypothesis-generating），以及假設解釋（Hypothesis-explaining）。第四，學者傾向不信任事件資料庫的主因來自於辨別並給分的程序（Coding Process）充滿太多個人判斷，難以避免系統性的偏見。本文認為，社會科學本身就是充滿個人判斷，吾人對於資料庫的分析與應用工作，正如同任何其它的社科工作一樣，要深入、要廣泛、要克服問題，本體論的難題可以用方法論的技巧給予改善，本文將以實例加以解釋。本文將先討論中外事件資料庫的歷史，比較中外有關事件資料庫建立的經驗、與相關的問題。接下來討論建立兩岸關係資料庫的特別狀況，以及多位研究者的嘗試、成果、與挑戰。而後將針對四個主軸的結論與建議，根據筆者在 2007 到 2008 與研究團隊建立之兩岸關係事件資料庫為例1_{，逐項說明本工作之困境與} 可能的因應方案。最後，本文將舉例三種方法來試圖為事件資料庫辨別與給分工作提供可能的加強方案。 1 事件資料庫之建立在財政上感謝國家科學委員會的支持，在工作上感謝國立暨南國際大學的紀淑菁、柯馨淳，與文藻外語學院的張安晴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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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事件資料庫作為一個概念與方法

事件資料庫（Event Dataset）的建立，是國際關係研究領域中一個概念延伸的大膽嘗試。這個大膽嘗試，目的在解決眾多研究題目中缺乏可以數字化測量的具體依變數（Dependent Variable）。舉例來說，在戰爭與和平的研究中，如何具體化和與戰的概念？戰爭本身發生的頻率不高，變化度在長時間之內極低，如何產生具有較高變化度的變因（Variable）？早期密西根大學辛格（David Singer）創立的「戰爭相關計畫」資料庫中（COW：Correlates of War）的國際戰爭部分（International Wars）2_{，收納了自 1823 年到 1990 年發生的 79 次戰爭。這個依} 變數的問題是，第一，「戰爭」本身的定義見仁見智，例如傷亡人數的標準要多少、交戰國數目次是否重複計算、非西方民族國家的傳統戰爭（或稱之為部落戰爭）是否包含等等問題；第二，在 COW 的定義之下，戰爭數總量稀少，難以沖淡定義戰爭時不可避免的偏見。因此，以此有限資料所完成的戰爭和平研究，遭受到學界的批評3_{。之後，COW 的原始資料庫逐漸成為質化研究的案件分析來} 源，而非原本設定的量化研究的依變數。由此原因，為了擴大資料庫數量，COW 資料庫逐漸發展出「跨國武力衝突資料庫」（MID：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資料庫工作者藉由對「戰爭」概念的放寬，加入所有包含部分武力與威脅使用武力的類似衝突，讓依變數的數量加大到 5603，而且時序都在二十世紀，讓另一頭的自變數資料蒐集，也變得相對容易4_{。自此，國際關係與和平研究相關領域開始大量利用該資料庫來作計} 量分析，在各種敵對狀態的個案中，獲致完整而有趣的假說驗證。然而，除了資料庫建立者關注的特定主題之外，「跨國武力衝突資料庫」的選取數目仍然不夠。舉例來說，如果我們希望理解美國與蘇聯在冷戰期間的整體局勢、關係的緊張程度為何，我們無法以 COW 或 MID 的資料庫進行計量分析，因為美蘇之間根本沒有發生國對國的正面武裝衝突。如果我們希望理解南韓與北 2

Sarkees, Meredith Reid, “The Correlates of War Data on War: An Update to 1997,”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18, No. 1, January 2000, pp. 123-144. Singer, J. David,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Interim Report and Rationale,” World Politics, Vol. 24, No. 2, January 1972, pp. 243-270. 資料部分請參閱 COW 網站資料於：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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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在 Singer 與其學生 Wallace 合作的和平研究中，使用過少的戰爭數目作為依變數，使的研究結果的統計顯著性薄弱。請見 Singer, J. David and Michael Wallace,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Peace, 1816-1964: Some Bivariate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4, No. 3, July 1970, pp. 52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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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osn, Faten, Glenn Palmer, and Stuart Bremer, “The MID3 Data Set, 1993–2001: Procedures, Coding Rules, and Description,”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1, March 2004, pp. 133-154. 資料部分請參閱 MID 網站資料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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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日本與中國大陸等等彼此敵視的國家之間關係的變化，還是無法以戰爭或武裝衝突作為依變數來進行分析，因為它們彼此之間將近五十年沒有任何實質武力接觸。回到台灣與中國大陸的兩岸關係，在 1999 年賈伯，萊利伯特，與瓦利斯利用「跨國武力衝突資料庫」作的研究中，作者們以 1949 年到 1996 年之間 18 個兩岸之間的衝突，來導論出「兩岸關係持續保持高度緊張」的結論5_。這個量化實證研究的案例選取數目實在是偏低。但是，從本體論的角度看來，數目字大就是好研究嗎？學者史柯普在她討論政治革命的名著中提到，歷史上的革命發生機率非常低，大數量的研究很難被採行。而且所謂的隨機選取也是有問題，有可能我們研究革命，而因為「隨機」而略過法國大革命嗎？6 筆者在這兩種不同的方法論看法中認為，賈伯等人的研究，雖然謹慎而宏觀，但是在統計資料上來說，正好顯示出學界依賴稀少資料所導致研究的不完整與結論不顯著問題。如果資料庫只有給研究者 18 個樣本，那也許研究者要考慮不採取計量方法來理解兩岸關係，改而採取史柯普對於歷史文獻資料鉅細靡遺的嚴謹態度，對個案進行深入的研讀。這裡提出本文申論的第一點。因為其本質是脆弱的（將質化的事件進行量化），主觀意念容易進入選取過程中，所以在建立事件資料庫之時，要盡量將選取量擴大，如果選取量大，那原本案例不足的實務面問題，可以用方法論加以改善。舉例來說，史科普所面對的政治革命問題，光是研究法國、中國大陸、俄羅斯的個案可以理解革命的細節與意涵，但是無法證明革命發生的時機都是在各國局勢在好轉趨勢上所出現的挫折時機（而非普遍所認為的局勢最糟之時）。雖然史科普的著作已經將「革命」一詞的概念、歷史與意涵都充分的說明，但是，如果有量化數據支持她的說法，她的理論可以進一步得到驗證。我們可以將革命概念延伸來增加依變數的數量。譬如說，我們可以將歷史上透過人民街頭抗議而導致的軍事政變粗略的定義為「非全面性武裝衝突所導致的政權變化」，那數目字就會增加，之後再以統計方法驗證政權變化與經濟指數之間的關係，這樣的實證研究對於史科普的研究、對於社會科學對於革命概念的認識，都有很大的幫助。回到戰爭與衝突的概念上來。我們仔細去思考，在國與國的關係之中，如何具體化相對敵意的投射？即使在沒有，或者很少發生衝突的個案中？如果將敵意的概念延伸出去，那麼兩國之間有針對性的言語、動作、政策都應該有敵意或善意的因子在其中，這些「事件」（Event）本身的發生頻率與幅度，應該可以代表敵意的增加或消減，並且成為一個大數目的準備（或消彌）戰爭的前兆指標。 5

Job, Brian, Andre Laliberte, and Michael D. Wallace, “Assessing the Risks of Conflict in the PRC-ROC Enduring Rivalry,” Pacific Affairs, Vol. 72, No. 4, October 1999, Special Issue: Taiwan Strait?pp. 51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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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ocpol, Theda,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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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這個延伸的概念出發，西方國際關係學界發展出「衝突與和平資料庫」COPDAB （Conflict and Peace Data Bank）7_、_{「堪薩斯事件資料庫」KEDS（Kansas Event Data} System）8、世界事件與互動調查計畫 WEIS（World Event/Interaction Survey Project）9等等以事件為主的事件資料庫，也就是本文要深入分析的一種依變數資料庫建立方式。以上事件資料庫不同於戰爭與衝突資料庫（COW 與 MID）的最大優勢是在於其超級大的事件數目字，尤其是在引進電腦軟體的選取（Automated Information Extraction），甚至是辨別給分（Machine Coding）都是以機器進行之後，十年之間的事件資料選取可以超過一千多萬。雖然這個大數目（Large Sample）給專精計量方法學者極大的滿足與信心感，其中仍然存在概念上的問題，列舉三端。第一，廣泛型事件資料庫將戰爭或衝突的概念延展到敵意、外交、來往、互動等等事件上，研究者面對許多選取資料，如果沒有針對特定研究主題的話，許多事件將呈現強烈的無關聯性（Irrelevance）。因為這個性質，事件資料庫本身不能自身成為研究的主題，其工具性特質更加強烈。如果以比喻來說，原本 COW 與 MID 至少本身就是一個人類衝突歷史記錄簿，而新的事件資料庫只是超大型圖書館，沒有主軸與方向。資料庫不只是儲存資料的檔案室，應該是更有方向性的資料索引機制。第二，戰爭與衝突的發生，相對來說，比敵意外交來往互動事件的發生來的客觀。中印在 1962 年發生的邊境問題，是戰爭或者是小型武裝衝突，可以定義之。但是在事件發生之前與之後中國大陸的官方媒體人民日報、新華社，以及在香港的大公報、文匯報連篇贅述的反印言論，是否每一次刊登的文字都是與敵意相關連的事件，就有很大的爭辯空間。也因為幾乎無止盡的擴大資料庫，COPDAB、KEDS、與 WEIS 三個資料庫之間，幾乎無法相互印證，因為各自選擇資料的標準與方法都不同10_{，學者有時候必須要同時檢證兩個資料庫，來} 7

COPDAB 的建立方式與運作本質請參考 Azar, Edward E, “Conflict Escalation and Conflict Reduction in an International Crisis: Suez, 1956,”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16, No. 2, December 1972, pp. 183-201. 實際資料請參考 ICPSR 網站：

<http://www.icpsr.umich.edu/cocoon/ICPSR/STUDY/07767.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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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的資料庫模式請參考網站：<http://web.ku.edu/keds/index.html>。最近的應用研究請參考 Goldstein, Joshua S., Jon C. Pevehouse, Deborah J. Gerner, and Shibley Telhami, “Dynamics of middle East Conflict and U.S. Influence, 1979-97,”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5, No. 5, October 2004, pp. 59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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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的資料庫模式請參考網站：

<http://webapp.icpsr.umich.edu/cocoon/ICPSR-STUDY/05211.xml>。同時應用 COPDAB 與 WEIS 檢證美國外交政策之研究請見Fordham, Benjamin O, “Strategic Conflict Avoidance and the Diversionary Use of Forc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7, No. 1, February 2005, pp. 13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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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互不相容之問題，請見：Vincent, Jack E, “WEIS vs. COPDAB: Correspondence Proble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7, No. 2, June 1983, pp. 16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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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其中的不相容問題11_{。第三，如前所述，既然事件本身被不被選取的標準不} 一，那麼從哪個新聞資源選取就變的很重要，因為該媒體報導一個事件的頻繁度、措辭方法、立場、當下政治環境，都會影響原始資料源的公正度。舉例來說，三大事件資料庫一開始的研究重心各自不同，例如美蘇之間的冷戰進展、以色列與阿拉伯國家的長久衝突、或者巴爾幹半島在 90 年代的和戰，不過大部分的文字資料來源在路透社（Reuters）與紐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就算我們假設媒體的公正性，或者同意美國學者對於紐時崇高的知識份子報紙地位，仍然不能忽略紐時的老闆是堅定支持以色列的猶太家族、以及長期聲援自由派與民主黨的事實，這將無可避免的產生系統性偏見。因為選取事件資料是這樣一件主觀的事情，所以不能隨機性選擇少數媒體，或者是因為研究方便或研究者自我政治傾向而決定資料來源。來源必須被分散，但是這個分散就會造成資料數目增大，數目增大對統計是好事，但是對於研究概念的集中性是一件壞事。總的說，上面所提到的三個問題，改善任何其中一個就會惡化其他，新的事件資料庫無論如何，都有在「概念上過份延伸」的本體論問題。

以堪薩斯 KEDS 研究者施洛特與蓋墨在 ”Cluster-Based Early Warning Indicator for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Contemporary Levant”一文 805 頁中的圖一作為解釋12_。

圖 1：概念延伸之解釋

資料來源：Schrodt, Philip A. and Deborah J. Gerner, “Cluster-Based Early Warning Indicator for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Contemporary Leva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4, December 2000, pp. 805.

11_{如 Benjamin O. Fordham 在文章中同時使用 COPDAB 與 WEIS。請見Fordham, Benjamin O,}

“Strategic Conflict Avoidance and the Diversionary Use of Forc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7, No. 1, February 2005, pp. 13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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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rodt, Philip A. and Deborah J. Gerner, “Cluster-Based Early Warning Indicator for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Contemporary Leva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4, December 2000, p.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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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顯示，在「概念上」，一個危機事件（Crisis Event）的產生有兩種模式建立的方法。第一個是簡單的線性因果關係（文中稱之為結構性模型 Structural Modeling，如圖左側），各種外在事件（Exogenous Variables）會導致一個危機事件的產生。或者第二，如作者所要建議的多層次迴歸模型（稱之為動態模型），在自變數部分，加上許多之前發生事件的影響性，以及說減掉許多因為時間序列所產生的加成效果，來豐富化造成一件事情變化的變因可能性。我們把這個修正方式具體化以兩岸台灣與中國大陸關係來解釋，假設 1995 年 4、5、6 月台灣各自發生 A、B、C 對中國的敵意事件（我們可以分別假設為總統對中國大陸的批評、限制兩岸貿易、海基會停止與中國大陸的對談），最後在 7 月中國大陸人民解放軍二砲部隊在台灣海峽試射導彈（假設這個事件代號 D），進行實質的軍事威脅。我們如何看待 ABC 三個事件對於 D 事件的影響？第一，ABC 一起導致 D（施洛特與蓋墨的第一模型）。在概念形成與因果律運作的本體論之上，這是合理的推論，放到實例上，就是：「總統對中國大陸的批評、增加兩岸貿易限制、海基會停止與中國大陸的對談等等事件，最後導致中國大陸對台灣實施充滿敵意的軍事演習。」然而，這樣的答案明顯的不能滿足研究者的好奇心，而且在選取事件上，如何選就一點都不重要，因為可以說 A 到 Z 都造成 D，最後研究會變成「什麼都有可能」，同時也無法指出主因、提供政策建議、預測未來。雖然，在本體論上，這個模糊的看法是正確的。一個政治事件的發生，當然不會只有一個原因、不會只有外在或內在原因、也很難分辨出何者為更重要、有時候連建立因果關係都有問題。雖然這個哲學上的答案很令社會科學研究者挫折，卻是合理的邏輯。第二，如施洛特與蓋墨的第二分析模型（如圖右側），ABC 事件中影響有大有小，時間前後也很重要，AB 也許單獨發生的效果不大，但是因為與 C 的連續發生，產生乘數效果。或者說 A 的效果很大，但是因為 BC 有緩和之味道，所以最後 D 只是軍事演習，並非戰爭。這種對 ABC 之間各種關係的加減乘除，能夠讓我們更接近準確的科學答案。譬如，以時間序列方法來說，要檢證 B 與 D 之關係，必須在自變數端加列 A 之參數，以洗刷掉時間上上一個事件所造成的影響。那就是說，我們以數學方法：「增加兩岸貿易限制」－「總統對中國大陸的批評」＝B－A。這個式子看起來正常，不過仔細的在概念世界中思考，這樣正常嗎？一個政策要如何去減掉人說的話？這個將基本的命題一路往外拉扯以期達成大數量化的運作，就是「概念上過份延伸」的問題。過份的延伸，最後得到的結論也會沒有概念上的合理性。譬如說，剛剛的檢證完成之後，我們或許會發現總統對中國大陸的批評言論與中國大陸採取軍事手段對付台灣有顯著的正相關，結論是：「每當總統多批評中國大陸 1.7 個字，中國大陸動武的機率升高 4.9%。」這個研究成果，符合我們對於概念或者知識本身的認識、使用、與珍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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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國際上有關政治事件資料庫普遍所面對的盲點，就是這種概念過度延伸的問題。這裡我提出本文申論的第二點，擴大選取資料數量的工作，需要更複雜精巧的腦力判斷工作，而不是籠統的以電腦軟體進行機械選取，以避免過度的概念延伸。而如何修正國際上事件資料庫的基本性問題，以及設計與製作適合台灣與中國大陸之間兩岸關係的敵意善意事件資料庫，以下繼續析論。

參、兩岸敵意資料庫建立

90 年代之後，兩岸關係逐漸和緩，各項交流熱烈，政治學者研究的主題與資料大增。除了傳統兩岸關係領域中質化的研究之外，許多學者試圖以國際學界之行為科學、計量經濟、賽局理論等等研究方法切入這個熱門的主題。學者關弘昌在 2008 的研究心得中介紹台灣學界嘗試以事件資料庫法進行研究的學者，包括黃紀教授、遠景基金會，以及其他學者試圖以 COPDAB 或 WEIS 來對兩岸關係進行假說驗證13_{。不過以上資料庫都沒有讓外界研究者公開使用，其選取標} 準、方法、過程，還沒有獲得足夠的討論與精進。除了這些大規模的以長時間為基準建立資料庫或利用資料庫的研究者之外，許多研究以較小的規模進行資料庫的利用14_{。總的問題是，不論大型或小型資料庫，都是為了特定一篇或兩篇期刊} 文章寫作而建立，文章寫完時，資料庫也結束。在兩岸關係的資料庫方面，比較起選舉研究資料庫的成果，相對是比較缺乏的。以上研究的嘗試，在缺乏長時間大量人力物力的投資之下，同時也面對若干結構性問題。前文提及，首先，兩岸事件資料庫會面對國際上事件資料庫的本體論問題，而且，因為兩岸關係研究的特殊性，面對三種挑戰，第一，兩岸之間敵意善意的交流應該是互動性的，所以政府之間互相的言語、動作、政策的選取常常要在交叉比對的情形下才能取捨。然而，到文章撰寫的當下，中國大陸政治資訊相對是不開放的，許多外界對其報導存在很大成分的推測與主觀判斷，即使是中國大陸官方的正式資訊，也需要「專家判讀」，才能分辨其真偽虛實。如果缺乏中國大陸互動的資訊，會讓控制變因資料變少、使得台灣部分的資訊也變得不完整。第二，不只中國大陸部分的資訊誨澀不明，台灣部分在解嚴之前，政治資訊相對也是缺乏的、經過篩選的、或者帶著深深的威權政府偏見，大部分當前的資料庫都是從 90 年代開始，其來有自。第三，各個研究者對於該資料庫的規模、標準、用途、型態、方法，皆莫衷一是。要解決以上問題需要大量的研究成本與 13 關弘昌，〈談兩岸關係量化研究的事件資料庫〉，《中國大陸大陸研究教學通訊》，第 86 期（2008 年 6 月），頁 9-11。 14_{例如以 1994 年第 4 季到 1998 年第 2 季充滿衝突的時區作為檢證根據。代表作品請參考：吳重} 禮、嚴淑芬，〈誡急用忍或大膽西進？我國對於大陸投資的影響因素評估〉。《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7 期（1999 年 7 月），頁 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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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力，也因為這些原因，二十年來，雖然國內政治科學研究進展神速，仍然沒有完整的集體力量來推動這個大型計畫。數年來筆者以個人力量開始進行事件資料庫登錄與實證研究的過程中，理解到兩岸事件資料庫的建立在眾多研究者心中，不是一件有共識的作法。其一，學者覺得這樣數據化政府的言語、動作、政策，似乎將計量方法的延展性拉的過大，他們認為有些主題，就是不能用「算」的。不過從另一個角度來思考，社會科學的本質就是要面對概念延伸的問題。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的資料庫建立在隨選受訪者的看法、口吻、瞬間對於複雜問題的回應與選擇，那概念上又如何與受訪者的真正行為與態度進行連結？在統計算式中，人的隨機看法也變成代號以及可供運算的單位，因此，兩岸資料庫需要注意的，是建立過程與應用方法中謹慎預防概念過度延伸，而不是否定其存在的意義。其二，研究者們認為選取資料的過程中，主觀性佔的位置太大。不同的判讀者會有不同的選取標準與登錄方式，重複性實驗所能得到同樣結果的機率太低 15_{。回到與選舉研究資料庫的比較。選研資料中問題的選詞用字、問卷的設計、} 處理過程中多人的反覆驗證，都是避免主觀的方法。事實上，兩岸研究本身在台灣學界被大多數人認為有需要、卻建立不起來的部分原因就是來自於研究者在這個議題上有太強烈的主觀。相關研究在措辭上，選擇「台灣與大陸」、「ROC 與 PRC」、「台灣與中國」、「中華民國與中共」等等，背後都有不同統獨立場的指涉，筆者甚至被研究者詢問過，為何將台灣放前面，中國放後面？兩岸關係研究有其需要規範看法的地方，不過長期忽略其實證部分，必然會面對領域退化的結果。第三，學者們認為兩岸關係的研究已經汗牛充棟，實在不需要重複去做一樣的主題，應該要開發「新領域」。我認為，兩岸關係研究的數量應該要多，正如同美國學界研究恐怖份子、歐洲學界研究歐盟一樣，重要的話題希望有更多的人關心。學者們認為該研究領域已經「太多作品」的真正意涵，其實是因為缺乏實證力量，所以各吹其號。選研的領域，即使預測結果不準、對於同一個選舉事件的研究過多、對太小的細節進行太多的注意，研究者們依舊孜孜不倦，原因就在於一直有新的資料出現，可供驗證與發展。在這裡我提出本文的第三點看法，我認為國內在兩岸關係研究的部門中，基本的、系統性的資料收集與整理仍然是相對缺乏。建立事件資料庫的功用不一定集中在可以作為統計方法之素材，所以即使目的是量化研究，也可以在資料庫中得到豐富的質化研究資材。不論是以量化或者質化進行紀錄、過濾、瞭解、比較、 15 在 2009 年中國政治學會的場合上，與會者提出資料庫的建立是「詮釋中還要再詮釋」，因此困難重重。很精闢的見解，可以說明建立資料庫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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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各種政治事件的過程中，都已經是對科學知識累積的有意義貢獻。事件資料庫的價值可以同時是假設驗證（ Hypothesis-testing ），假設產生（Hypothesis-generating），以及假設解釋（Hypothesis-explaining）。接下來，先介紹筆者與研究團隊的兩岸事件資料庫建立，其建議使用方法、再提出若干問題，以及解決方案。一、時間選取：筆者之前曾進行以三十年（1975~2005）為期的資料庫收集，原因是希望將自變數的選擇擴大。舉例來說，如果要分析台灣的民主化、以及中國改革開放，與兩岸敵意之關係，那麼資料庫中應該要包括台灣還是威權時代、中國尚未開放時代的資料。不過當時蒐集資料時遇到的困難是，90 年代之前除了資訊缺乏外，兩岸之間很少「公開的事件」發生。政府很少互相評論、沒有實際互動、衝突或者指涉性的批評也罕見，這樣的情況，讓選取資料非常缺乏，相對的，選取或解讀那些事件的工作就會變得很主觀。因此，此次計畫將時間先集中在 1993 第一次與 1998 第二次辜汪會談之中。二、資料來源：資料庫的標準是，第一，以中文為主。因為解讀資料庫需要以事件製造者使用語言為主，因此以台灣、中國、香港、新加坡、海外華人媒體為選擇。第二，報導媒體在當時（90 年代）必須要有基本的新聞自由度，因此排除中國的媒體，需要嚴肅性，因此專注於報紙。第三，該媒體對兩岸關係報導的頻率與幅度應該要高，而且維持度也高。因此排除台灣之外的媒體，也排除台灣地方性的媒體。第四，希望盡量排除媒體本身特殊政治立場所造成的偏見。我的作法是把台灣重要的文字新聞來源納入。第四，該資訊來源供應穩定豐富。最後我選定聯合報、中國時報、以及中央社。遺憾的是政治立場與前述來源相左的自由時報並沒有建立電子資料庫，如果未來有供應，或者研究人力增加，可以直接閱讀紙本的作法（相當耗費人力），必然會對資料庫建立的中立性有巨大的幫助。第四，雖然選取的都是台灣部分的報紙媒體，但是既然兩岸關係是台灣輿論界極度關心的話題，在新聞版面上的資料數量應該是足夠。三、登錄類別：首先，資料庫檔案分為 2×3 一共六類，就是中國對台灣、台灣對中國兩大總類，並以中央社、聯合資料庫、中時新聞資料庫三個資訊來源。各別檔案分別以編號、時間、發出者、發出環境與背景、對象、類型、內容、敵意層級，理由、問題、分別登錄。「編號」是登錄方便之用，「時間」以西元為準，「發出者」以人與單位為主，仔細記錄其中的細微差別。例如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以及中國外交部長的發言，或者人民日報的社論與新華社「特殊撰稿人」發的電訊稿，其中的差別可能都有解讀的空間。發出之後的接受端，分為「發出環境與背景」以及「對象」。前者是指發出者在行使發出動作時的環境背景，譬如在剪綵活動、與友人的閒談後經轉述、媒體專訪、公務機關會議、書面報告、記者追問、中外記者會等等，都可能有不一樣的意涵。至於對象，要有更複雜的判讀，需要交叉檢證。例如，發出者為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第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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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象」是所有中外媒體記者，第二層「對象」是廣大接收這些中外媒體報導的民眾，第三層「對象」則是專注在台灣政府、政治人物、以及台灣人民所接受到的訊息，這三層之間的差別，在於發出者到底有多大的意圖讓該資訊被接收到，舉例來說，以中國對台灣的敵意為例，同樣是發出者表達反獨促統、和平統一、一國兩制等陳年老調，由解放軍總參謀長發表，或由海峽關係協會秘書長發表，或由國家主席兼總書記發表，都是不一樣的敵意指數。而對象雖然總的來說總是台灣政治人物，但是直接對象為台灣記者、美國國務卿、埃及國防部長、或者新華社通訊員，也通通不一樣。所有的發出者、環境背景與對象的配對，都透露著一定的訊息，需要登錄者與研究者去解讀釐清。登錄多層次接受者的目的是為了增加研究者判讀時的資訊。「類型」的部分在資料庫中分為言語、動作、政策三大類。一個事件的類型本質，將有效率的讓資料庫使用者辨識出事件的敵意指數，普遍來說政策比動作更具含意、動作比言語更具含意，然而事件本身的分類不見得不證自明。舉例來說，許多重要的政治宣言，比如說台灣方面宣佈的兩國論，一中一台，一邊一國等傾向台灣獨立，嚴重惹惱支持統一回歸的中國，這些政治宣言的敵意指數，遠遠比大部分政治行動還要嚴重，所以，這些事件算是「言語」，或者是「政策」？類別的功能是在提供更多資訊，而不是確定的敵意層級。類別的判定，要與其他資訊同時分析，而且與資料庫中上下左右的事件比較之，才會有較為準確的分類。「內容」部分詳細登錄該篇報導中的所有文字。「敵意層級、理由、問題」部分處理如何將各事件的敵意（善意）層級加以合理的數量化，登錄者必需在給予數量化的號碼之後，附上理由，以及如果有疑義，在「問題」欄留下記錄。由於登錄敵意層級的複雜性較高，下面獨立出來討論。四、敵意層級：COPDAB 對事件的定義，由最接近和平到最接近衝突分為十五類，如表 1：表 1：COPDAB 衝突與和平層級表衝突與和平層級事件描述 1 自願統一成為一個國家 2 結合為主要的戰略聯盟 3 軍事經濟或戰略上的支持 4 非軍事的經濟技術或產業協議 5 非戰略性的文化或科技協議或支持 6 官方口頭上對目標價值與協議的支持 7 輕微的官方交談或政策溝通 8 在國際關係中中性或不顯著的行動 9 口頭上輕微的表達關係上的不和諧 10 口頭上強烈的表達關係上的敵意 11 外交及經濟上的敵意行為 12 政治及軍事上的敵意行為 13 小規模軍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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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局部戰爭行為 15 全面戰爭行為

資料來源：事件描述由筆者翻譯為中文，論述請見 Azar, Edward E, “Conflict Escalation and Conflict Reduction in an International Crisis: Suez, 1956,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16, No. 2, December 1972, pp. 183-201. 實際資料請參考 ICPSR 網站： <http://www.icpsr.umich.edu/cocoon/ICPSR/STUDY/07767.xml>。 COPDAB 事件資料庫意在針對全球政治事件作搜集與定義，因此十五個範疇的標準算是傾向普遍化，然而應用此標準於特定區域的事件，數目較小的配對時，就失去了其精確性。要增加精確性，就會失去普遍性，在我的資料庫中，既然我的案件選取已經狹小到台灣與中國之間，因此我將個別事件描述縮小到根據兩岸關係之中「可能」以及已經發生的各種事件，根據 COPDAB 的原則來加以分類。另外我參考黃紀的「台海衝突資料庫」之中的敵意層級分類。「台海衝突資料庫」採行將案例縮小以及具體化，將兩岸衝突與合作的層級劃分為二十一個，如表 2：表 2：台海衝突資料庫合作與衝突層級表（黃紀）善意與敵意層級事件描述 1 積極幫助台灣加入國際組織 2 承認台灣獨立的國家主權 3 消極的默認台灣外交行動 4 高層會談 5 主動誠意的展開政治性談判 6 三通 7 積極具體的經貿政策優惠 8 消極的解除經貿障礙管制與限制 9 具體指標的口頭示惠承諾 10 無具體指標的口頭示惠 11 中間值 12 無具體指標條件的口頭警告指責抗議批評 13 具體指標條件的口頭警告指責抗議批評 14 經貿政策管制（對台商施壓、不公平經貿政策） 15 兩岸交流停擺禁止（包括不願意對台灣談判） 16 阻礙台灣外交活動擴展 17 演習（軍隊調動） 18 人質威嚇（扣留台商記者） 19 軍事封鎖 20 有限戰爭 21 全面戰爭資料來源：吳世昌，《海峽兩岸的衝突與合作: 1995 年 1 月至 2000 年 5 月》，（嘉義：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1），頁 143。台海衝突資料庫中敵意指數表已經針對兩岸個案進行量身定做，既然要適應個案，就應該在能夠發生的情況下進行事件判定，如果部分事件描述沒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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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發生的可能性也太低的話，那就應該要進行調整，而且希望可以對比均衡、符合邏輯、並且拉長使用時間、拉大使用範圍、盡量減少登錄資料庫者的偏見疏忽。本文修改的理由來自兩端，第一，以上的指數表中，指數五到一，從主動誠意展開政治性談判到積極幫助台灣加入國際組織，代表兩岸較為合作的範圍中，事實上在 90 年代的兩岸關係中都沒有出現過，那麼應該不需要將指數表延伸到二十一個層次。在另一個方向，對比的指數十六阻礙台灣外交活動拓展，指數十七軍事演習部隊調動，以及指數十八人質威嚇扣留台商記者，其實都發生過，那這樣一來整個指數表就不均衡。這個不均衡是因為指數十一中間值是設在普遍情況的「國與國關係」，也就是不好不壞，於是衝突狀況出現而合作狀況沒有出現正代表兩岸關係傾向不合作，而這也是事實。這樣不均衡是應該要改正的。我們在建立兩岸資料庫時，既然已經將關注點放到這個特殊案例中，就不能將普遍的交往標準當作中間點，我們必須尋找兩岸關係在時空停止的狀態下的中性點，我們如果找的到，指數表就應該是上下平均。台灣與中國，原本就有矛盾存在，原本就是對立的，所以他的中間值應該設定為中國想統一台灣，台灣抗拒統一，也就是說，略微的敵意已經存在，以這個前提去設定指數表，兩邊極端指數就會平均，我並不是說沒有發生過的事情或預計不會發生的事情就不該設為指數，相反的，它們必須存在，因為資料庫還要繼續登錄，我認為中間點出發往兩邊方向前進應該要均衡對比，這樣的調整的目的就是讓整個定義事件能夠更符合兩岸關係的特殊性。這個兩岸事件資料庫的指數表會讓整個觀察結果變成兩岸關係是對立多合作少，當然這是事實，不過以事實甲來證明事實甲似乎沒有意義，我希望把兩岸本來就對立多的事實內化到資料庫中，方法是將中間值往衝突方向拉，目的是更能公正不帶偏見的補捉細微的敵意變化。另外在迴歸分析的應用上，如果敵意善意層級的變化較大，在解釋案情或圖表都會有較為顯著的效果。第二，COPDAB 的事件描述是針對國與國傳統戰爭之升高（Escalation）狀況作分類，譬如代表最高衝突事件的指數十三到十五分別是「小規模、局部、全面戰爭」，這樣分類的優勢是，由於定義的相對模糊，所以各式各樣不同的敵意戰鬥行為都可以歸類其中，這個層級表可以適用的時間較長、範圍較廣。黃紀所指導的「台海衝突資料庫」針對兩岸關係的特殊性做調整，但是事件描述的獨特性太高，會使個別層級的差異與排序產生爭議，也使得層級表的適應力降低。舉例來說，根據該層級表，指數五的「主動誠意的展開政治性談判」比指數六「三通」還要有和平性，但是三通本身的實施，既然對各自來說都是國家層級需要立法的政策，不就是要通過充滿政治意涵的對談才可能達成？如果層級表能夠避免過度的針對性，譬如以主要事件描述，加上列舉事件描述，應該可以加大層級表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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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修改後的敵意善意層級表，從中間值向外各自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言語上的批評、抗議或威脅，第二階段為進行負面的政策或動作，第三階段為牽涉到主權讓渡或獨立的政治外交軍事之言語政策動作，最後階段則是兩岸關係的最終可能性，獨立或統一。我在更詳細的資料庫文件中有提供個別事件描述的眾多列舉事件，但非本文討論重心，所以在簡單介紹完兩岸事件資料庫的基本特色之後，接下來的段落將處理本文提出的第四點，對於辨別與給分的程序（Coding Process）充滿太多個人判斷以及系統性的偏見之問題，提供建議的方法給予改善。調整之後的敵意指數表如下頁表 3。表 3：兩岸事件資料庫善意與敵意層級表（本研究）善意與敵意層級事件描述 1 台灣與中國共同以一個中國為前提，以中國統一為目標，開始政治協商 2 在不完全接受中國設定的政治前提下，台灣與中國高層政治人物進行政治或事務協商 3 在不完全接受中國設定的政治前提下，台灣與中國中層政治人物進行政治或事務協商 4 在不完全接受中國設定的政治前提下，台灣與中國低層政治人物進行政治或事務協商 5 國內性或國際性的對中國積極進行正面的政策或動作 6 國內性或國際性的對中國消極進行正面的政策或動作 7 口頭上有實質內容的支持、幫助或承諾中國 8 口頭上沒有實質內容的支持、幫助或承諾中國 9 中性的動作或談話 10 口頭上沒有實質內容的批評、抗議或威脅中國 11 口頭上有實質內容的批評、抗議或威脅中國 12 國內性或國際性的對中國消極進行負面的政策或動作 13 國內性或國際性的對中國積極進行負面的政策或動作 14 不必然具台灣獨立意涵的政治外交或軍事敵意行為 15 具台灣主權獨立意涵的政治外交或軍事敵意行為 16 以台灣主權獨立為目的的政治外交或軍事敵意行為 17 台灣進行直接代表台灣獨立的政治外交或軍事敵意行為 *在登錄中國對台灣、或者台灣對中國的事件時，以上事件描述中的兩個主詞「台灣」與「中國」可以互相調換。

肆、資料庫問題與解決建議方案

本文提出三個最主要的資料庫問題，以下分別以例證介紹，並且分別提出解決建議方案。

一、漣漪效應問題

1994 年 3 月 31 日半夜發生千島湖事件，來自台灣的遊客搭船遊覽浙江省淳安縣的千島湖風景區，不幸被歹徒登船搶劫並縱火燒船，造成三十二名包括台灣遊客、中國導遊、與工作人員的死亡。由於事件本質的震撼性，以及事發之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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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官方採取掩飾的態度與動作，引起台灣的官方與民間強烈的反感，在 1994 年 4 月之後到該年年底的兩岸關係，幾乎都是圍繞在該事件之後的敵意投射以及善意重建之中。16 在重大敵意或者善意事件發生之時，將產生嚴重的漣漪效應，也就是說，同質性事件會大量發生，在頻率上加重了該事件的嚴重性，並且，關鍵事件發生之後，各種原本與事件本身無關的政府談話、會議、政策，都會加入對該事件的評價，會加乘敵意或善意的效應，造成一個事件敵意或善意深度廣度的擴大。在資料庫中登錄的狀況，中央社部分，4 月份有關千島湖事件引起的台灣各個官方單位以及政治人物發言總共 41 件，佔全年事件總數的 18%，是其正常的事件數量的 2.2 倍。另外，在事件發生之後，原本一到三月善意事件佔 31%，4 月 1 日之後到年底，善意事件平均只有 15%，可見得單一千島湖事件對於整個善意敵意指數的漣漪效應。以歷史事件觀之，千島湖事件確實是兩岸關係由積極轉趨消極的分水嶺，但是，事件資料庫的登錄，有沒有被誇大？我們觀察資料庫中在台灣幾乎重要的文武百官都對該事件發表對中國的敵意言論，上自總統、行政院長、外交部長、國防部長、新聞局長、陸委會主委、與海基會會長，下至各單位副首長、秘書長、相關次級單位主官、執政黨各級單位主管例如陸工會、文工會甚至組工會，或者非主管機關如蒙藏委員會、僑務委員會、出入境管理局等等。這些發言的動機必然不是只有基於國家立場而對於中國方面表達敵意，同時也有政治風潮使然、上行下效、民意所趨，甚至自抬身價之嫌，這些表現雖然依舊是一國對外敵意之展現，但是其頻率與強度卻被非國與國關係所影響，更多的，是個人因素（選舉將近之時，政治人物針對外交政策之發言會傾向極端）、政府組織（黨國體制會導致對該事件發言的人數增為一倍，或者政治勢力強大的首都市長、省長也都會針對國與國關係發言，暗示著未來的政府政策方向）或者是發達的媒體產業所共構的現象。兩岸事件資料庫應該要預設政府決策者以及其互相治理架構的理性來調整登錄與判讀事件，即使現實政治中有不理性因素，也應該由利用資料庫的研究者來驗證。本文的建議是，第一，當某一相關事件的漣漪現象明顯之時（可以將全資料庫中反應過度超過均數的事件都列舉出來並演算出如何定義漣漪現象），應當要獨立處理。將該事件的發生、後續發展、政策結論做三階段的分類，其中分類為言語、動作、政策三部分，將時間點限制在一個月之內，平均分配敵意善意發生的日期。以千島湖事件來說，筆者會選取總統、行政院長、與新聞局長三人作為政治發言的代表，評估發言的敵意強烈度，選取陸委會與海基會事務人員的交涉或不交涉作為動作，而同樣兩個單位的政令宣布作為最後的政府政策。其他眾多 16 請見兩岸事件資料庫，MKL 中央部分的 40-82 項。請參考： <http://spreadsheets.google.com/pub?key=pMk-m1pjxh8_kYZolPZLx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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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物在這個時間之間的發言，重要性不會比以上選取的高，而主管單位的行動，代表政府機關對於該事件結論性的反應。第二，如果研究者是以時間序列作為分析模型，本文建議該月的（或者任何時間單位）敵意善意指數應該換算為所有事件的平均數，這樣就可以去除掉單一事件有太多相關「漣漪」的問題。或者，直接檢驗每個時間單位之中的敵意事件數目，讓漣漪效應本身就變成依變數，然後去對照每月的敵意善意平均數，看其中有沒有不相稱的地方，即可測驗資料庫判定與登錄有沒有偏見。舉例來說，我們演算中央社資料庫中，1994 年度 3、4 月份的平均指數為 11.2，12.2，發生事件前後的敵意指數成長率為 9%，但是兩月份的敵意事件數卻分別是 12 件與 41 件，事件成長率為 240%，由此看來，四月本身的敵意明顯是被誇大，所以在這樣的案例中，可以採取以敵意平均數作為依變數，而非事件發生頻率。

二、單日多事件問題

資料庫的第二個問題，就是當敵意與善意事件發生在同一天、或者是時間序列中的同一個時間單位之中時，要如何處理概念上的過度延伸？可以把總統的敵意發言「減掉」陸委會的善意政策嗎？這樣會不會造成概念的過度延伸？舉例來說，根據聯合資料庫登錄資料，1994 年 10 月 22 日，有三個事件，17 第一，早上，陸委會（副主委蘇起）宣布將於近期內協調有關單位，放寬大陸記者來台採訪新聞的申請規定。以政府政策對兩岸關係進行擴大交流促進了解，這是一個台灣對中國積極進行正面的政策或動作的事件，在事件指數為傾向善意的 5。第二，中午，總統李登輝在接見英國下院議員的國際場合中，因應訪客為台灣模糊的國際地位抱不平，發言：「中共卻仍然昧於事實，甚至一味的打壓我在國際活動的空間，處處壓制我們的存在發展，這種作法對國家的統一自然有負面的影響。」這個言論是口頭上沒有實質內容的批評中國，雖然有暗示對於中國統一的反感，但是沒有實質的威脅舉措，判定為略帶敵意的指數 10。第三，下午，行政院長在立法院質詢場合中，先澄清有關政府以兩岸三通為條件，要求中國准許總統李登輝出席日本廣島亞運的傳言，後來再度表示：「政府一定堅持國統綱領揭櫫的立場，在中共仍然對我全面打擊、矮化，而且還不時以武力隱約威脅的情況下，我們不可能進入建立政治性溝通管道的國統綱領中程階段。」登錄事件的研究人員認為，這項發言主要是針對立法委員（趙少康）的質詢而回應並且是有關國內政治傳言的澄清，因此主要指涉對象不是中國。雖然連戰再度確認中共對我的敵意行為，並且否定當下兩岸關係有往善意方向移動的可能，沒有構成對 17 請見兩岸事件資料庫，KSC 聯合部分的 80-82 項。請參考： <http://spreadsheets.google.com/pub?key=pMk-m1pjxh8_kYZolPZLx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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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負面的投射（只要設想我們是中國方面解讀連戰言論的分析人員，就可以理解敵意的不存在性），指數給予中性的 9。以上三個事件的事件指數判定我都同意，理由充分，但是發生在同一天的早、中、晚，如果是要以時間序列的「日」作為分析單位的話，如何去定義該日台灣有沒有投射敵意於中國呢？從單純統計方法的思考上，我們有很多選擇。譬如，求三者平均數為 8，因為陸委會政策的善意度很高，所以抵銷掉總統的敵意言論。當日「平均」敵意的概念，暗示了台灣政府整體的敵意投射是經過精心設計，總統扮黑臉、行政院長中立、執行單位扮白臉，每天都有計劃性的投射善意或敵意。事實上，這種協調性的大陸政策，不容易出現，至少不是以每天為基礎來做調控。我們如果認為這樣的有規劃性大陸政策存在於台灣政府，那就應該將時間序列的單位延長到一個月或者一季，這樣做的話不需要去對單日事件指數做加減乘除的動作，以防止概念過度延伸的問題。我們可以在一個月內計算敵意或善意事件的總數、可以算出整個月的敵意善意平均數、可以算出敵意善意事件的比例、可以針對某一位極具指標性的政治人物或者政府單位的各種發言做跨月追蹤，以它的敵善意比較整個資料庫的敵善意變化來檢證其平行性。由這個例子回到概念過度延伸的討論上。把人的言論、人與人的互動、團體整體作為簡化成數目字，已經是大膽的概念嘗試。如果將這些指數加以演算，會不會造成研究結果與研究設計不協同的本體論問題？以本文所討論的標準，我認為將五個事件加起來除五或者開根號去小數點等等做法是概念過度延伸，因為最後的數目字能夠代表的意義與研究的初衷離得太遠。但是許多遊走在過度延伸邊緣的做法是合理的，也是研究必要。譬如之前所建議的，如果本月發生的敵意事件的絕對數目比上個月高、敵意平均數也較高、敵善事件比例也較高，由這些數目字來推論本月兩岸關係比上個月敵意來的高，應該是合理的研究方法。

三、單事件敵善意交雜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判讀事件的基本謎題，是研究助理與筆者不斷進行辯論的主因，也是建立資料庫最困難的一部分，放在本文最後一段來探討。要如何判定事件的敵善意，並沒有清楚的判準。即使事件資料庫有詳細的條目、事件本質分類等等標準，很多案例中仍然需要判讀者與判讀者之間的討論，這也是為何本文不支持電腦軟體進行的自動檢字判讀法（譬如只要言論中出現有負面相關的三十多種片語其中一個，就判定為敵意事件）。舉例說明，1994 年 2 月初，兩岸在北京舉辦焦唐會，由台灣方面海基會秘書長焦仁和與中國海協會副會長唐樹備主談。事件發生之後的 2 月 5 日在兩岸事件資料庫中三個判讀人員有不同的見解，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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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判讀比較分析來源事件描述判定 MKL 中央社行政院大陸委員會今天就海峽兩岸關係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四日的談話及書面文稿發表書面聲明指出，唐樹備這份書面文稿，內容不僅嚴重偏離了會談主旨，更透露了海協會的角色與本質特性。陸委會指出，兩岸關係應該持續的向前推展下去，在未來一定時日，海峽交流基金會與海協會將扮演重要角色，因此，兩會應深切體會責任的重大，並以真誠的心平等相待。陸委會深信，兩會的相互尊重，可為兩岸民間互動提供良好典範，為兩岸良性互動作出貢獻。基於這一體認，兩會之間的任何談話都應審慎、負責，如此才是兩岸人民之福。 11 KSC 聯合報陸委會指出，昨天的會談是有進展，例如：一事不再理原則、調處具有執行力、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的文字表述等，都獲得初步共識，至於正式的文字，要等第四次商談才能敲定。不過，對於一些關鍵性問題，例如：己方人民不遣返、司法程序、實地查核、遣返發生傷殘者賠償等問題，則仍未解決，所以昨天的會談，不能算是重大突破。至於有關唐樹備昨天中午發表的聲明，陸委會認為聲明的立論與這次會談主題並不合適。他舉例說，對方曾在前年三月、十一月堅持要談「一個中國」問題，現在卻要求迴避政治問題，是否代表對方授權可以隨時因需要改變，令人無法理解。又如「邱唐會談」的共識雖提及台商保障等三項議題，但唐樹備現在卻又將勞務輸出、雙向經貿交流、海協會理事訪台等問題提出來，陸委會認為這些說法不僅不必要，而且已偏離會談主題，對兩岸氣氛造成不必要的影響。「焦唐會談」昨天被視為有重大突破，陸委會企畫處長詹志宏卻認為，這僅表示兩岸會談可以繼續談下去，對於關鍵性的敏感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可是有此發展，已較原先評估有進步。詹志宏透露，在昨天上午的商談中，海協會方面曾將「台北會談」沒有提到的問題仔細的挑出來，特別是一切可能涉及主權的爭議，例如：司法程序、偵查、審理、執行、罪刑抵免等問題。他強調，司法程序涉及三項議題，但在這方面似乎還看不出來有什麼突破，對方仍守得相當緊。詹志宏也承認，中共自去年底一再放出不利會談的談話，使陸委會對這次會談原已不抱任何期望，可是昨天仍能取得進展，已比陸委會原來的預期為佳。 9 GSG 中國時報陸委會企劃處處長詹志宏表示，昨晚海陸兩會的「焦唐會談」工作會議進行了兩個小時，其中大部分的時間在解讀這篇洋洋灑灑的書面談話。他指出這份書面談話內容對整個「焦唐會談」是不必要的，陸委會將在今天做適當的回應。詹志宏並透露，這份談話內容顯示海協會對政治與法律的觀點有時是一回事，有時卻是兩個分隔的觀念，例如在八十一年三月及十一月兩會會談中，海協會堅持要談一個中國的問題，而今又要迴避政治問題，叫我方如何配合。詹志宏又舉例說，在「邱唐預備性磋商」時，商談台商權益保障，經貿人士互訪，兩岸經濟交流會議，大陸半成品輸入台灣；現在他們又擴大議題，甚至要求海協會理事到台灣訪問，而海協會理事很多是具有高度政治敏感身份的人士。 6 *資料來自兩岸事件資料庫，MKL 中央第 17 項，KSC 聯合第 21 項，GSG 中時第 19 項。請參考：《http://spreadsheets.google.com/pub?key=pMk-m1pjxh8_kYZolPZLxPw》根據當時三人討論所得到的結果，分析如下。中央社判定該事件為指數 11，根據中央社新聞內容，陸委會對於中國方面單方面定義焦唐會談的結論是「嚴重偏離了會談主旨」，陸委會還彷彿是海基會與海協會的共同上司一般，說「兩會將扮演重要角色」，「兩會之間的任何談話都應審慎、負責。」研究人員 M 認為陸委會的語氣似乎不只是對中國海協會有不滿，對於半民間的直屬單位海基會也不滿，尤其是海基會秘書長焦仁和以個人名義與擔當對唐樹備讓步特別感到不妥。根據陸委會負面定義此次會談，還說這是對岸的「本質特性」，所以這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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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投射敵意，而且 M 認為是有實質內容的對中國進行威脅，就是對於未來兩會是否能夠繼續進行協商打上問號，所以這是指數 11：口頭上有實質內容的批評、抗議或威脅中國。M 在判定本事件的問題在於，他過度詮釋陸委會的發言。即使陸委會話中有話，判讀者應該根據言談本身的內容進行分析，而不是「它應該是如何」。就字面上陸委會的發言，應該是在不同意對岸海協會專斷的作法以及不滿意海基會稍嫌軟弱的反應之中，希望未來仍然能夠繼續協商。根據再評估，這個事件的指數可以落在中立的 9 與不帶實質內容的負面批評，指數 10。聯合資料庫的判讀是中立的 9，研究者 K 認為陸委會雖然對於會談內容與過程多有批評，譬如「令人無法理解」等句，但是同時也肯定議題的深入與擴大：「沒有提到的問題仔細的挑出來」，而且陸委會對於會議進展表示滿意，甚至超出預期，因此綜合敵意與善意，K 認為這是一個中立的事件。判讀者能不能在心中對一段話語或動作做加減的運算？我們認為這樣的考量是合理的，但是應該要加上對發言的整體評估，陸委會的發言方向，對於收受訊息的對方傳達哪一種訊息？如果是「不滿意，但是可以接受，而且希望未來繼續」的整體訊息，那判讀的指數應該落在中立的 9，甚至是傾向指數 8，不帶實質意涵的正面言論。最後中國時報資料庫，研究人員 G 認為，陸委會的發言中許多內容隱誨不明，不過基於整個事件（焦唐會談的會後工作會議）仍然算是兩岸之間的會談，這個動作本身是正面的事件，雖然過程中許多技術阻擾或者心態不成熟的插曲，所以即使不是積極的（焦唐會談是積極的，但是事前與事後的工作會議是消極的），仍然符合指數 6 的「國內性或國際性的對中國消極進行正面的政策或動作」。我們認為，G 的看法就是將焦唐會談的重要性投入水中，產生漣漪效應。關於該會談在兩岸關係中所展現的正面意涵，已經在前一年宣布北京會面時已經出現，在 2 月 4 日該會議發生時，也已經登錄，其他時段所產生的對話，不應該誇大該事件的善意影響力，應該針對該時間談話或動作的本質進行判讀。根據三個新聞來源以及三位研究人員的看法，我們最後認為該事件的指數應該是位於 9，中立性。 1994 年距今已遠，我們放遠來看，許多兩岸關係的歷史資料都指出18，當時的焦唐會談前後的政治氣氛是，台灣的總統李登輝不希望政府政策過度向中國傾斜，所以政府的機關陸委會是在踩煞車，但是也希望兩岸關係能夠緩慢的繼續前進。那這個陸委會在 1994 年 2 月 5 日的關鍵談話，正代表它不能肯定進展也不 18_{最直接的歷史資料，請見各種李登輝先生的傳記與政治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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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定進展的中立性質，這種守以待變的情緒，正如同海基會秘書長焦仁和在 2 月 5 日返台之後引屈原於離騷所言：「路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索。」19 資料庫的判讀能不能逐條逐項的，像這樣對 1994 年 2 月 5 日的談話精耕，而且「上下而求索」？如果只有稀少的資源來說，不行，如果沒有學界共同的參與，不行。然而這樣的資料庫建立與概念溝通，必然會對整體的兩岸關係知識累積有幫助，這就是本文強調的耗時耗力，但是終將值得，有經驗的判讀者、研究人員，透過反覆的研討，雖然「路漫漫其修遠兮」，終將建立完整的兩岸事件資料庫。

伍、結論

本文第四點指出，本體論上的問題可以由方法論上的嘗試與精進來進行修正，本文的主要內容就是在重複的證實這一個工作的可能性與基本意義。根據孔恩的看法，社會科學的最重要原則建立在研究行為裡對於「適當過程」的鑽研與重視，在學者們不斷的挑戰固有理論與實證研究之時，其實研究的結果已經變成一時一地暫時的答案，這個科學社群對於典範不斷的挑戰與再造，是推動進步的主要力量20_{。既然如此，面對概念過度延伸的本體論問題，本文認為只要資料庫} 建立的過程中能夠步步謹慎，將資料庫的每個單一事件都當成是一個研究主題，而不是一個數目字，將研究時間拉長、付出更多，那麼科學化數據化兩岸關係研究的可能性就會更高。最後，期待未來有更多的研究者與更多的資源能夠投入兩岸事件資料庫的建立，越多的參與，越能有客觀的標準，這也是方法論修正工作的一環21_。 19_{請見兩岸事件資料庫，KSC 聯合部分的 19 項。請參考：} <http://spreadsheets.google.com/pub?key=pMk-m1pjxh8_kYZolPZLxPw>。 20

Kuhn, T.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pp. 34.

21

感謝兩位匿名審查者對本工作的指正與鼓勵，也感謝劭宗海老師與黃國敏老師在 2009 年中國政治學會中的評論，希望兩岸事件資料庫工作能夠逐漸在眾人的參與中開展。

(21)

參考文獻

中文部分一、期刊論文吳重禮、嚴淑芬，〈誡急用忍或大膽西進？我國對於大陸投資的影響因素評估〉，《問題與研究》，第 38 期第 7 卷，1999/7，頁 43-62。關弘昌，〈談兩岸關係量化研究的事件資料庫〉，《中國大陸大陸研究教學通訊》，第 86 卷，2008/6，頁 9-11。二、學位論文吳世昌，《海峽兩岸的衝突與合作：1995 年 1 月至 2000 年 5 月》，嘉義：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1。三、網際網路賴文儀，〈兩岸事件資料庫〉，2008/10。〈http://spreadsheets.google.com/pub?key=pMk-m1pjxh8_kYZolPZLxPw〉。英文部分一、專書

Kuhn, T.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Skocpol, Theda,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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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319-341, No.19, Dec. 2009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Methodological Discussion of Cross-Strait

Event Dataset Establishment

Mark W. Lai

*

Abstract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ross-Strait Event Dataset, this paper argued that first, because of the inevitable structural bias within the dataset selecting and coding process from qualitative to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size of the event database should be expanded. Second, to avoid the possible problem of over-stretching the concept, the selecting and coding work of the dataset should be processed by researchers instead of machine-coded computer software. Third, the function of the event dataset is not necessarily limited to statistical methodology; the dataset can be utilized for hypothesis-testing, hypothesis-generating and hypothesis-explaining as well, which are also crucial to the accumulation of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Fourth, the ontological problem of the practice of event dataset establishment can be resolved by methodological attempts.

Keywords: Event Dataset, Cross-Strait Relations, Taiwan and China, Peace and Conflict, Taiwan Strait

*

建立兩岸事件資料庫之方法論初探